当今学术界已经确认：壮族是土著民族，主要是从百越中的西瓯和骆越人发展而来。学术界关于“壮族土著说”和“壮族外来说”的争执已经基本平息。
关于“壮族外来说”，主要受土官族谱影响，而土官族谱关于始祖是外来的汉族的说法，多为误传，主要是为了接受中央政权的册封而为之。有一半壮族血统的学者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第十二章“壮人的姓氏”中就推测，壮族韦姓起源于牧牛群体，可以从壮语相关发音上去考虑。还有“莫”姓，可从黄牛的壮语发音上去联想。粟冠昌教授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1963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1981年）中通过严谨考证指出，壮族土官族谱在族源上普遍不真实，多属附会。他着重考证了曾经被认为是土官族谱中最为完整的岑氏族谱，然后旁及其他，认为岑氏族谱所谓始祖“随狄青来”的说法纯属后人附会误传，广西土官绝大多数是广西壮族的上层分子，土官即土酋。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和强迫同化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压榨，教育上受排斥，壮人或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或为了在权利上能与汉族平等，慌报自己是说土话的汉人，特别是要接受册封的土官，恐怕空口无凭，编造出有字有据的族谱。
在历史上，在炎黄时期，壮族的先人就已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先人诸部地望，自东而西，自北而南，依次如下：
仓吾，又作苍悟，，战国末年加盟于瓯。居地动到广东肇庆一带，西迫桂江，南到西江及浔江南岸，北至湘南宁远，道县，江华一带，即古零陵地。《史记。五帝纪本》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悟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九嶷山今在湖南宁远县东南。
瓯，又作西瓯，是岭南百越中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大约夏代就名闻中原，在伊尹的四方令里正南第一个提到的遍是她。战国末年，西瓯已相当强大，在秦瓯战争中，能够把横扫中原的秦军围困3年之久，使秦军陷于“三年不解甲弛弩”，“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困境，并击毙秦军统帅尉屠雎，打得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瓯之地望，北接桂国，东与仓吾为邻，西迄桂西，桂西北，南到郁江，邕江，右江一线而与骆越交错，红水河，柳江沿岸为其聚族之地。
骆，即骆越，与瓯齐名，也是岭南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当年骆越与西瓯的交错线，也就是玉林往西经南宁到右江一线，大约正成为当今壮语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分界线。骆越南到中南半岛中部，东到番禺西南，西接句町，夜郎。
桂国：《山海经》说：“桂林八树，在番禺之西”因多产桂树而得名，其地位于桂北，北到湘南，南到桂江，西至融江，东接仓吾，战国末年，并入西瓯。
其他还有许多，因为有篇专业论文赶着要完成，只好暂时休笔，容后补充，下面具体讲一下壮族先民与炎黄的并存之证据：
在壮族神话史诗《布伯》里可以看出，斗争的雷王和布伯两个壮族先民部落联合了许多其他部落，甚至华夏的伏羲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布伯，支持其中的。战争十分激烈，以至几乎造成当地人类灭绝，重新换世，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代表雷氏部落的雷王让步了，而另一方的布伯则牺牲了，壮族先民的神谱世系被拦腰砍断，而从伏羲那里重新开始，以伏羲女娲为繁衍后代的始祖。
因为神话史诗往往是历史上部落事件的夸张化，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壮族先民在炎黄时代就已经和中原一样的地位而且已经是个独立发展的民族（伏羲在有些书籍里被认为他就是炎帝，具体分歧和解说见《中国神话传说》），而且相互有往来，所以在战争发生时，中原的炎黄一脉的伏羲才会出兵助战。而可以肯定的是，战争使壮族的发展大大被延缓了，以至要靠结盟的华夏伏羲部落来帮助以后的发展。但我们中断的仅仅是神话的谱系，在本民族文化和血脉上，显然是继续发展下来了，否则就不会与今天的汉族有足于划分民族的差别，另外也可以看出，壮族和汉族自上古以来就有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
大概是因为那次战争的缘故，壮族先民的正常发展被破坏，当中原已经进入秦汉时代时，壮族先民的一个个部落还在争斗，汉朝皇帝曾经想用兵制止，而朝臣谏曰：“越人……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这句话意思我不太理解，大概是要皇帝不要干涉越人内政的意思吧，由此也可见当时岭南越人对中国影响之大，太史公曾经叹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可见壮族先民的部落战争对当时依附汉朝的原秦将赵佗的南越国都为之动摇，而南越之所以在汉朝之外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存在，显然是他本身的实力足于对抗汉朝，由此也可见足于“动摇”南越的壮族先民部落的实力了。
徐松石，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有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对壮族研究有大建树。他自己说“作者研究岭南古代史地愈深，愈觉的僮人文化悠久，历史绵远，民性优良，力量宏厚，而以前对于国家的贡献也极伟大。我不期然而自然的对僮族的同胞发生了一种爱慕的心” （《粤江流域人民史》第75页，跋第2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作者祖籍粤东新兴而分居悟郡，因为女性祖系的遗传藐躬有深浓的僮族血液流贯着，引为生平无上的荣耀。” （《粤江流域人民史》第75页，跋第2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他发现了壮族与壮侗语族诸民族即傣族，布依族，侗族，黎族以及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的近亲关系。
——关于这种关系，基本可以认为，壮族的先人西去就是为泰国的泰族，东来则为今日壮族和其他分支，而掸族只是泰族在缅甸的叫法，其实是同一民族，而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基本就是壮族在越南的叫法，其实是同一民族而非分支，越南学者也认为骆越是越南京族的的先民。越南学者在《越南的少数民族》（越南民族委员会研究室著，河内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中说，“岱族人与广西的壮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更相近。岱人和广西壮人在历史上有密切广西”，“现今在越南的岱人和侬人与广西的壮人仍然把侬智高看成是本民族的领袖”“侬人的根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据初步了解，在谅山，高平，老街的一些地方，侬人移居到越南约七八代人至四五代人之间（大约300年左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有相当多的侬人逃到越南躲避清朝封建者的迫害，有的人家移居越南才三四代人，有许多还有亲属，亲戚在中国”。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在从高平至芒街的越中边界两侧地方，虽已划入两国版图，但那里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岱人和侬人（以前为壮人）”。关于这些观点我深有体会，年前家父负责撰修家谱时发现，当初先祖同姓五兄弟从天等西逃至桂西，有两人的后代居住的地方已经是现在越南国土，而在小时侯在老家几次过节时，我就因为家人去越南接老婆或其他亲人迟迟不归而饿得哭闹。
壮语与泰语的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其他的近亲民族也有类似情况。其实，壮族和泰族或者可以说成是民族分支，但是有一些根本就是同一民族，而中国的学者基本都不承认而坚持分支说，我想其原因还是怕少数民族势力壮大并且因为有同族建立的“外国”而闹分裂，当年泰国就根据壮泰两族的紧密关系而提出了泛泰主义，在1939年的国名改为今天的泰国，推行大泰主义，试图以语言来联系其他在“外国”的同族，建立“大东亚泰族联邦”，这个联邦包括了我国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侬，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民族，地域包括我国广西广东云南贵州，越南北部，老挝全部，缅甸北部，印度阿萨姆邦。可能是对类似思想的担忧，中国才坚持越南的岱，泰，侬族老挝的老龙族不是广西壮族在外国当地的称呼而是壮族的分支的说法。但我认为，以壮族与中原文化的紧密关系来说，这种担忧是完全不该有的。
贝侬认真找了不少资料，并做了初步的梳理，读来收益良多。
我也赞成路贝侬的看法。
估计，江淮地区是古越人和炎黄集团最早接触并发生争战的地区。比起炎黄跟蚩尤的争战而言，这两个族群的争战毕竟要温和得多，和平相处的机会也要多些，于是才有大量的越人融进炎黄队伍里，而后与其他族群一起促进了汉族的诞生。记不起是哪位专家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是语言联盟的关系。我们因越来越多地发现古汉语词汇中有不少与僚语的基本词汇相同或相近而产生不少困惑：实际上是同源词还是借词？是借词那又是谁借谁的？这个理论可望比较方便地帮助我们疏通这类语言困惑的同时，也许有可能帮助我们梳理不少的汉僚先民的民族关系史。
不好意思，我没有提到壮族先民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我是根据神话史诗《布伯》里的描述提到布伯与炎黄的伏羲之间有同盟关系，而在上古时代，湖南也是先民们活动的地区，而湖南以北就是后来的楚地，根据中国神话传说，伏羲（如果他就是炎帝的话）在和黄帝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虽然相互间具有联合关系，其实炎帝一系的古代酋长都是受压制的，被分布在南方地带，而伏羲在神农架长期活动，可见他有与先民联合的地理可能性。
在同化问题上，其实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情况，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同化是相互进行的，不象北方少数民族被汉族的同化那样激烈，长期以来，都有不少南下的汉人被同化为当地民族，而靠北的少数民族也有被汉族逐渐同化。
在《说文》禾部对“禾毛”字的注释引用伊尹的话说：“饭之美者，玄山之南，南海之禾毛”（禾毛两字紧连，打不出来）解字云：“禾毛，稻属”。上古岭南越人是稻米的主要开发者，这个字的读音是hao，与汉语中对于稻类和粮食的说法都没有近似之处，而与今天壮族对于“饭”的读音一样，可见这个词是随着岭南稻米进入中原而带去的。另外，现在的汉粤语方言的主要基因就是古越语（古代越粤同指），后来吸收古汉语，楚语，今粤语无论语音语法与基本词汇，古越语成分更加浓厚，表现为同壮侗语族语言的极大共同性。可见古代岭南越人文化对南方汉族的深远影响。
在历史研究中确实不能“尽信书”。对此，文史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论证法”：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举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
这个研究方法通俗地说就是把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跟存世的古籍文献相互校考对证，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材料与汉族的古籍文献相互校考对证，用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国内的历史材料（汉语古籍文献、少数民族的语言材料和考古发掘的材料）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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