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个古骆越表意字符广西出土 - 僚人家园

　　这是12月23日在广西平果县拍摄的古骆越表意字符石片。近日，广西百色平果县马头镇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出土数十块写满骆越古文字的石板和大石铲碎片，其中最大的一块文字石长103厘米，宽55厘米，写满数百个字符，大多是成句的占卜辞和祭祀文。据初步统计，这些石片上的字符有1000多个。专家们推断，这些古骆越石片字出现的时期和大石铲时代（4000-6000年前）相同。这说明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上的古骆越文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古老成型文字之一。目前，这些骆越古文字石片由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文物管理部门保存，考古研究工作正在进一步展开。新华社发（罗郅肯摄）

　　12月22日，考古人员在广西平果县马头镇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勘察。近日，广西百色平果县马头镇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出土数十块写满骆越古文字的石板和大石铲碎片，其中最大的一块文字石长103厘米，宽55厘米，写满数百个字符，大多是成句的占卜辞和祭祀文。据初步统计，这些石片上的字符有1000多个。专家们推断，这些古骆越石片字出现的时期和大石铲时代（4000-6000年前）相同。这说明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上的古骆越文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古老成型文字之一。目前，这些骆越古文字石片由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文物管理部门保存，考古研究工作正在进一步展开。新华社发（罗郅肯摄）

如果位于湖北重庆一带的濮国真的是壮人建立的国家之一，那周人就已经受到越文字的影响了，因为汉字最早发现时间比现在复出的越文还晚1000-2000年。

甲骨文是商朝就使用了，商朝主要位于东南地区，复出的骆越文与甲骨文有些相似之处，周国东征灭掉商朝，周与濮国均位于西部地区，而很多信息也方面逐步显示——夏商是越人建立的国家，而且古代东南地区是越人的主要聚居地。越人因为海侵，大量平原土地被海水淹没，被迫后退到多山地区，这对于以当时农业为主的越人来说是相当致命的，这极大地阻碍和减缓了越人的社会发展速度，最后被来自西部地区的周人给灭国了！.！从此越人基本上退出甚至消失在历史的大舞台了，除了当年勾践的越国和岭南的南越国，福建一带的闽越国！~1.1

周朝之后的历史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周分为东西周，接下来是春秋战国，秦灭六国，刘邦灭掉项羽建立汉朝，三国混战，五代十国，隋，唐，宋，元，明，清，民国，这些（除了元清）被视作现在汉文化的历史根源！.~！！

其实任何民族都会有早期萌发的早期文字，只是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因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或停滞不前了。

页岩的岩面本身是比较平整的。石块破裂处、切割处，痕迹新鲜是正常的。

我在平果隆安右江两岸看到很多这样的石板，往上面刻字应该很容易。这种石板很软的

中国文字的历史经历了几个阶段：自由创作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发明使用的刻划符号）→政权内部规范使用的时代（即巫师使用的阶段，只在特定的范围使用，仅用于占卦、祭祀和纪录打仗，不对外；如甲骨文）→政权推广使用的时代（先秦历史大家都懂就不解释了）→政权统一规范使用的时代（如秦始皇以后的“书同文”）。

仔细查看其他网站的图片，刻划符号中发现有与在广西战国墓出土陶器、铜器和在花山壁画中相同的刻划符号，估计应该是越人巫师使用的文字。所以发现的意义同等于发现甲骨文。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在一个宣称有5000年灿烂文明的国度，常常有人会提出“汉字时什么时候产生的”，“汉字起源于何时”这一类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学术界并不只一个声音。我们只知道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材料，然而甲骨文并非汉字最早的源头，因为甲骨文已经是相当进步、相当成熟的文字，要探索文字的源头，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追溯。

据史料典籍来看，诸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世本》都认为是黄帝时仓颉造字，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可靠，仓颉也许对文字方面有所贡献，但这并非他个人所能企及。近来发现有关原始文字的材料，主要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器物上的刻画、描画的符号，又称之为刻划符号。① 裘锡圭先生把这些符号大体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形体比较简单，大都是几何形符号，见于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偶尔也见于骨器和石器上。第二类是象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见于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② 为学术界所公认推从。

又据刘德增先生研究，截至2001年，所有发掘简报和学术论著中共有98处出土刻划符号的遗址。其中黄河流域最为密集，有67处，占68%。其中最早的距今约一万年，而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则是刻划符号的全盛时期。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年代既早，资料也比较丰富，最受人注意，我们就以它们为例，来探索几何形符号与文字的关系。

其实，这类刻划符号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发现了。只是未能引起学术界很多的关注而已。如图（图一）。后来考古工作迅速发展和进步，刻符发现也越来越多，学术界开始关注起来。关于文字起源的很多新观点也应运而生。如目前很多学者认为，陶器上的简单刻划符号可视为文字的原始状态。而其中又以半坡文化最为典型，在其出土的陶器上有27种刻划符号，如：（图二），总的看来，这些符号笔画简单，是抽象地符号，绝不是对某种动物、植物的概括图形，而且它们刻划部位大多固定在陶器外口的黑宽带文和黑色的倒三角纹上。因而可以推断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记事符号。.对这些符号，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大胆的与古文字直接联系起来，例如认为是“十”字，是“二十”，是“矛”字，等等。郭沫若认为：“这些简单的符号就是使早期文字，它们代表花押和族徽。”花押和族徽即是氏族部落的图腾。于省吾认为：“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也有人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制造陶器时“为标明个人所有权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而不是一种文字。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它们被用来记录语言的证据。这类刻划符号顶多只能唤起人对某种事物的回忆。因为它们还没有同人们的语文联系起来，它没有一定的读音，它们的含义也只有当事人了解，还不能被人普遍掌握和交流。要成为文字，这些刻符文字必须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所公认，只有渐渐的赋予了读音，才能蜕变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可见，文字得有可读性，而且意义要相对较为固定。符号则相反，它们没有可读性，内涵也可以不同。从目前出土的刻符来看，基本是单个刻符，很少有能连缀成书面语的。而且它们的含义也只有当事人了解。当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流的需要加强，一些刻符可能表示一定的意义，比如用作个人或集体的标志。但这些在原始社会是广泛存在的，并不能说就是文字。

诚然，几何形符号与数字很相似，与少数古汉字也很相似。如与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最初写法相同。但是，我们绝不能把这些刻划符号简单的看成文字。裘锡圭先生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跟后一种符号里形体比较简单的例子或某些经过简化的形式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有传承关系。把这种几何形符号跟古汉字里象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相比附，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如果半坡符号确是汉字前身，那象形程度一定大于甲骨文。但实际上并非那样。”李学勤先生也持相同观点：“凡对简单的几何形线条符号，用后代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的，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汪宁先生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些几何形符号象其它原始记事方法一样，对后世文字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它不过象西双版纳傣族制陶时那样，为标明个人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某种需要而随意刻划的。”徐中舒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除了上述学者之外，还有很多学者都持几何形刻划符号与文字无关的论断。

九十年代，考古学家在青海柳湾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其创造者曾发明几何形骨片和扁长方形的骨片长边刻齿槽记事的实例。就是几何形符号不是文字的最好佐证。青海柳湾的编号为M680的土墓坑中出土28枚小骨片，皆在两边刻出锯齿形缺口。缺口数目分别为1、2、3、4、5、6不等。据考证，这些骨片应为记数使用的器物，那些刻在骨片表面上的应是数字，几何形符号中的记数符号很可能是汉字中数字符号的源头。在汉字形成以后，刻划符号依然存在，这表明汉字在形成过程中并未吸纳这样的符号。

总之，我们认为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普遍使用的几何形符号还不是文字。除了有少量符号（主要是记数符号）为汉字所吸收外，它们跟文字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即使为汉字所吸收的记数符号，也不一定与半坡几何形符号有关。很可能来自另一种原始文化。③

① 按裘锡圭先生的划分，裘锡圭先生把这些符号大体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几何形符号，第二类是象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本文只探讨了几何形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刻划符号系指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器内壁或龟甲、石器上所见用利器阴刻而成的符号。

⑶刘德增《中国原始刻划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载《历史文化研究》

⑷龚敏《陶文、图腾与文字起源》载《攀枝花大学学报》2002.12月

本帖图片所展示的样品，应该已经超越“刻划符号”阶段。所以，问题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断定这些样品形成的年代。

新闻稿里说：“近日，广西百色平果县马头镇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出土数十块写满骆越古文字的石板和大石铲碎片，其中最大的一块文字石长103厘米，宽55厘米，写满数百个字符，大多是成句的占卜辞和祭祀文。据初步统计，这些石片上的字符有1000多个。专家们推断，这些古骆越石片字出现的时期和大石铲时代（4000-6000年前）相同。这说明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上的古骆越文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古老成型文字之一。”这段话有一些待确定的因素，比如“大石铲祭祀遗址”“骆越古文字”“占卜辞和祭祀文”“古骆越石片字”等，因此不能轻易得出某个结论。

一、针对第17楼引文：“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它们被用来记录语言的证据。这类刻划符号顶多只能唤起人对某种事物的回忆。因为它们还没有同人们的语文联系起来，它没有一定的读音，它们的含义也只有当事人了解，还不能被人普遍掌握和交流。要成为文字，这些刻符文字必须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所公认，只有渐渐的赋予了读音，才能蜕变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可见，文字得有可读性，而且意义要相对较为固定。符号则相反，它们没有可读性，内涵也可以不同。从目前出土的刻符来看，基本是单个刻符，很少有能连缀成书面语的。而且它们的含义也只有当事人了解。当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流的需要加强，一些刻符可能表示一定的意义，比如用作个人或集体的标志。但这些在原始社会是广泛存在的，并不能说就是文字。”

——所谓“它们的含义也只有当事人了解”——就是第15楼所指的文字形成的“自由创作时期”。等到被“为大多数人所了解”，那就是后期的文字了。平果县甘桑发现的石片我们看到的刻符已经成行、成句、符号重复，当然是记录语言的。

二、关于第18楼关注的“问题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断定这些样品形成的年代”的问题。平果县甘桑发现的石片正在等待未来的考古发掘报告断定年代，发掘发现的刻符石片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层，初步断定大概就是那个时期的文物；但只是指平果县甘桑的刻符石片，不包括全部的、其他地方发现的相同的刻符石片。就目前而言，结合刻划符号中发现有与在广西战国墓出土陶器、铜器和在花山壁画中相同的刻划符号，可以大胆的假设并初步推断刻符至少是出现在战国（战国墓出土陶器、铜器）至汉（晚期的花山壁画）的时代。这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以下是引用沙南曼森在2012-1-26 3:22:10的发言： 新闻稿里说：“近日，广西百色平果县马头镇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出土数十块写满骆越古文字的石板和大石铲碎片，其中最大的一块文字石长103厘米，宽55厘米，写满数百个字符，大多是成句的占卜辞和祭祀文。据初步统计，这些石片上的字符有1000多个。专家们推断，这些古骆越石片字出现的时期和大石铲时代（4000-6000年前）相同。这说明感桑大石铲祭祀遗址上的古骆越文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古老成型文字之一。”这段话有一些待确定的因素，比如“大石铲祭祀遗址”“骆越古文字”“占卜辞和祭祀文”“古骆越石片字”等，因此不能轻易得出某个结论。

平果感桑发现有大石铲遗址？不清楚。但关键的不在于该地有否大石铲遗址，而在于在大石铲上发现了刻符否？本楼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新闻照片，如果真有，推测的年代又得往前了。

小石铲有刻符的照片倒是见过。在此不去推测年代，是因为现代民间道公用的器具还在使用小石铲；如果不能证明是考古发掘断定出的大石铲时代的文物，应该另当别论。

有关平果感桑刻符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网站：

下面这个链接里的田螺形古玉器很有生活气息，其实不是田螺，而是一种大型的蜗牛，可以长到五六厘米直径，在桂西北石山地区栖息，雨季才出现，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