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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SESSID=83929d5fc2b103f5abb75d7b1a48f4d9
邓晓华
关鍵詞：南中国汉人（Han Chinese of the South China） 南方汉语（Han dialect of South China） 来源（origin） 互动（interaction） 地方化（localization）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传播产物的假设值得重新思考。在语言学上，将南方汉语方言的多样性说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时代层次差异的“线性演化”的语言史观已经过时，闽、客等南方汉语是土著文化互动以及北来的汉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在考古学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现象已经学术界共识；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认为存在“古南方汉语”。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方汉人的研究中，汉文化以南迁的北方汉人为载体，向南方传播的观点，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一影响在历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中几已根深蒂固，并成为目前各种研究的先验假设。但以田野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站在边缘的立场来审视汉文化，反思那一先验的假设，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人种问题：林惠祥认为原南岛人系南方蒙古种南下与尼格罗种(小黑人)、高加索种吠陀支混合而成(包含今闽、粤人)。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材料表明，更新世东南亚与华南人类的同一性是冰期浅海成陆时人类迁移、文化传播的反映，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反映东亚人种的两个地理亚种，而安徽和县猿人则被看成早期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可见，人类间的交流远至旧石器时代。最近有的古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基因的研究新成果，认为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爪哇）—华南。
（2）考古学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类型表明，生态环境与早期人文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东南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土著文化的地带性格局，反映统一格局中因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如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海岛地带。而大小区域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又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百越、荆楚、濮僚、夏、夷之间都有交流的证据。例如山东东夷文化中的陶规就曾在广东石峡文化的地层中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六朝唐宋以来，考古学东南土著文化遗存的缺如和断层，这与历史文献上有关土著族群活动的大量记载不适应，就此应作正确解读。
民族考古学证明：闽越及其先民的语言文化不同于中原的华夏系统。林惠祥早在40年代《福建民族之由来》即认为“闽越族”及“先住民族矮黑人等”被“汉以后陆续南来的汉族”同化，成为现在的福建人，“其固有之语言与汉语混合而成为今闽方言。”福建早期土著民族发展史的大致线索是：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逸周书》《周礼》开始有“七闽”“八蛮”“越沤”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闽”即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商周以来，汉文献已有闽、吴、越、沤、粤、瓯等共存于东南土著支系的分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汉文献开始出现“闽越”“东越”“南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名称，“史记·秦始皇本记”有“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闽越”“东瓯”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最近的研究表明，“闽”是福建商周土著，“越”是商周江浙土著，“闽越”是周代以来因越人的南迁吴越文化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闽越与江浙吴越族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秦汉以后，百越民族大部溶入汉文化中，但有部分越人逃避山里，成了东汉以来活跃于东南山地的“山越”。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峒蛮”、“峒僚”，其后代即今畲、瑶、壮、侗等少数民族。
福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 闽东、闽南沿海“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和闽西、闽北内陆“面向内陆的文化圈”，构成福建早期古文化的两大体系。仰韶时代，福建的原始文化首先发生在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东部沿海，龙山至商周时代古文化分布扩展至福建全境；西周以前，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原始性非常鲜明；两周时期，由于商周、吴越文化的传播，闽中考古文化大变，呈现出土著文化因素与吴越、商周文化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形成以“复合文化”为特点的闽越文化形态。战国秦汉时期，闽越文化受楚、汉文化的影响，发生融合过程。两汉时期，福建文化仍然是以闽越文化为主体，反映汉、越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聚落文化上，越族与周汉式的建筑特色有机整合，而铜铁器皿等先进技术形态则全是汉文化范畴，但丧葬习俗和日常器具则完全是东南地区的越文化传统。其文化性质是汉化过程中的闽越族文化。至六朝，“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大量汉人南迁入闽促成福建民族成分发生最根本的改变，汉文化已经成为闽越故地民族文化的主体。但汉化过程是逐步的、长期的、分地域的、最重要是互动的。
客家族群历史上居住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历史上畲族的聚落地相重叠。我认为畲族是唐时的土著“山越”与外来的“洞庭苗蛮”相融合的结果。商周秦汉时期，闽西的土著文化与整个闽越文化连为一体，反映出闽越文化主体特点。但闽西竟没有发现或罕见六朝隋唐宋的典型汉族文化遗存，如墓葬。客家几乎就是宋元时突然冒出的汉人族群。我认为客家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南迁的北方汉人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的畲族融合而形成。宋元时闽西南漳、汀地区土著畲民力量仍很强大，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指出：“然炎昭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菀苇极目，林箐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久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蛋、曰黎，在漳曰畲。”福建各文化区域比较起来，闽西南区汉人入迁迟，土著汉化迟；而闽北盆地和以闽江、晋江下游为中心的沿海平原则早在六朝时民族文化结构就发生根本性改变，闽越族已基本融入南迁入闽的汉文化。
（3）历史学的问题：传统的史学认为南方汉人系北方汉人的移植，但南方各地汉人在坚持“中原正统”的基础上各有地方性的解读版本。例如：闽南人的“来自河南固始陈元光说”；福建诸地的“来自河南固始王审之说”；客家人的“宁化石壁说”；广东人的“南雄珠玑巷说”等。如果我们认可闽南人的形成早于客家人和广东人的话，“中原正统”的代表地就从中原(河南)变到原为蛮荒的福建、江西等地，这变化的轨迹正是王明珂教授“华夏边缘”所描述的族群演变关系。另一方面，历史上地方文献明确指出，福建的几个最大姓如林、黄、陈均系闽越土著，直至元代，闽北黄姓大族领导的起义，其头目仍被当地士大夫描写成“断发文身”之状。随着土著对汉族群的加入和时空的漂移变动，汉人的族性认同意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中。
（4）人类学的问题：自宋元以来，闽、粤地区“突然冒出”大量的汉人宗族和族田，一般的解释是北方汉人的大量移植结果，故有所谓“历史上北人五次大迁徙”的说法。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北方移民的功能被大大夸大，早期汉人移民有明显的“土著化”和“在地化”的倾向。华南的汉族宗族形态是北方人与土著的泰系民族系统妥协的结果。自龙山期文化以来，中原华夏文化即自北向南扩展，特别是秦汉汉人政权的确立，经历了由拘縻到设土官置厅县的过程。汉文化与土著文化在其间几度交锋，几度怀柔，终使南方土著认同汉族群的政权。因此，那些“汉化”的土著是南中国汉人的最重要源头。
（5）语言学的问题：一般的认识是南方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北方汉语的南迁移植，其内部的异同可从迁移的时空差异来解释，这与史学解释同步。事实上，闽、客、粤等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多层性很强烈地反映其“多元一体”的“混合”性质，其语言基础是“土著”的。语史研究要有强烈的时空观念，现在的主流派认同的六朝“中原祖语”或“六朝古江东语”是南方汉语方言的源头的观念，有根本性的缺陷。
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如楚、吴越、闽越等，这些区域性文化地域相连，彼此长期交往，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而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则是南方闽、吴、粤语形成的基础。汉语南北差异自古而然，隋代韵书《切韵》作者就曾讨论过“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从音韵角度提出南北汉语的差异问题。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谈到南北方言的区别。清楚指出南北汉语分别以金陵与洛下的读书音为标准。因此，整个汉语史南北平行（局部是独立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
关于南北汉语关系问题：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 
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它的最底层系以古百越语言为基础的南方“区域共同传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系，如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江西的干越，江、浙的吴越等；这是现代南方汉语方言分区的基础。但先汉以前（即秦汉以前），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交融已很频繁，例如闽越、吴越与楚关系密切，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秦汉时期，随着汉人中央政权的确立，南北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华夏～蛮夷”，“中央～边陲”的关系。此时的南方土著更多的是在文化和政权上认同北方，随着六朝、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南方，南方民族成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南方土著变成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语消灭或同化了南方土著语言，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南方汉语，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例如由壮侗、苗瑶语混合而成的畲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关于南北汉语同源关系问题：南北方汉语既有同源，也有不同源的地方；其同源主要表现在：1，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同源。2，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由于一直处于强势的中原汉文化向南扩张，南人对北方政权和文化的认同，因而引入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主要反映在南方汉语各大方言音韵系统和“文化词”里。其不同源则主要表现在：南北方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由于自然生态，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各自存在一套不同的基本词汇体系，即特征词系统不同。
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
在我国东南地区，由于幅度广大、环境复杂、历史悠久、民族杂居；以闽客族群方言文化特征最为复杂，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地域性文化及语言变异。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点，来解释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着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群特质的方言文化特点。丁邦新认为闽语在许多现象都比中古音早，必须结合谐声系统，通过构拟一个上古音形式来解释后代的音变。张光宇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源自北方，而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具体说来，所谓南方大抵以长江天堑为界。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北方，是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南方的文读是南方人在新居地生活了相当时间之后，由于文教传习的需要从北方借进来的。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与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现代的北方话是古代北方经过近代北方的后续体。“从客家人的历史经验看来，所谓古南方汉语的假说实属子虚乌有。闽客方言非无关系，但其关系发生在东晋太湖流域。司豫移民与青徐移民融为一体，然后南下成为闽语。换句话说，闽语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民，并非原有什么古南汉语提供给闽客方言一些共同质素才使两者搭上密切关系。事实上，闽方言的古汉语质素来自中原东西，谓之为‘古北方汉语’尤为恰当。”
我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较多的原南岛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固有核心词作证据。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认为方言的音韵特征，音韵层次及音韵现象的演变都有其地理因素，跟方言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北方汉语的南移。即使是古闽语的源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北方汉语，而是区域性文化交互作用的产品。现代闽语是由不同时代层次的音韵特点组成的，而这种音韵特点并不全是北方汉语南迁时带过来的。这种情况虽然也有，如鱼虞分别，保存重唇等。但绝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对闽语形成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因此，方言特别语言现象及方音史的研究，必须跟古代文化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