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忽悠就象今天的传销！！！1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1937至1939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一个偏僻的西北小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知识青年为甚么如此热情而执著地奔向延安？对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主要是因为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有着国统区所缺乏的“自 由”和“民 主”的新气象，有着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独特的“革命景象”。……（摘自王锋的文章《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现象》）
据说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多达6万人（另一说法是4万人）。这些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之后主要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学习。南方周末《圣地洪流：知识分子在延安》一文提到，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 由”、“民 主”、“抗 日”这3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1937至1939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一个偏僻的西北小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知识青年为甚么如此热情而执著地奔向延安？对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主要是因为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有着国统区所缺乏的“自 由”和“民 主”的新气象，有着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独特的“革命景象”。……（摘自王锋的文章《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现象》）
据说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多达6万人（另一说法是4万人）。这些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之后主要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学习。南方周末《圣地洪流：知识分子在延安》一文提到，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 由”、“民 主”、“抗 日”这3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
当年的忽悠就象今天的传销！！！1《美丽的南方》还不错！
但后期的《瀑布》明显带有太多70年代的政治文化气氛，距离文学就自然远了。
当年的忽悠就象今天的传销！！！1人生在世几十年，除了有物质生活上的追求，还应该有精神信仰上的追求。社会进步事业需要有抱负的知识青年挺身而出、勇往直前。当年大量的知识青年选择了当时最可能有助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发展道路，我认为现代人不应该简单地用“被忽悠”这样的消极语词去评判他们当年的进步举动。大道理不讲那么多了，现在假设一下：如果你是当年有社会抱负的知识青年之一，你决意要投身时代洪流了，在汪、蒋、毛三者之间（几乎没有第四选项），你会选择投奔哪一股呢？
永远怀念陆地！
我手上有一篇陆地三年前为壮学宗师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写的“代序”，写得不错，传上来供贝侬一阅：
代序三
文/陆地
“什么是历史？”西洋现代历史哲学家E.H.卡尔于他的名著《历史是什么》中简单明了地概括凝缩成了一句至理哲言：“历史就是现代与过去的对话。”正如黄老于本书中所言：“历史不是冷若冰霜枯燥乏味无声无色绝情寡义的文字排列组合，历史是有感情的，因为历史由人类写就。而历史的感情，更多体现在历史人物用生命或心泪谱写的自强不息生命史从而给后人带来的无限精神感召中。”毫无疑问，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欣幸地可以与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历史时空的对话和思想交流。一位是名扬华夏的现代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烈士，一位是响誉现代学术界的“宗师级”史学家黄现璠教授。
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的推群独步之处在于：它以韦拔群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事迹为叙述经线，以韦拔群烈士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为论评纬线，经穿纬插地着重对“韦拔群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证。这为我们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邓小平题词）韦拔群进行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基础。
黄老所著《韦拔群评传》遗稿开卷读后掩卷沉思，书中细细道来的韦拔群“生前憎恶不平，疏财仗义，辞官不就，从事农运，变卖家产，组建农军，率队加入红七军，担任红军将领”以及他“曾与邓小平同志一道双双走村串户，搞‘共耕社’试点，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最终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等等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唤起了我于1938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后当年加入共产党的心理共鸣，思绪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与韦拔群烈士进行历史对话的时空隧道中，扪心自问：当初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参加革命？革命前辈“拔哥”光辉战斗的革命一生对此作了完美的答复：那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而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无私奉献而已。而新中国的建立之路，正是以韦拔群、彭湃、刘志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烈士为革命赴汤蹈火的血肉之躯铺就。它道出这样一条人生哲理：革命领袖的成就之路，往往以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基础；人民英雄的成长之路，更多以大公无私勇往直前的信念和精神纵贯始终。这便是韦拔群等革命烈士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一直能成为学者专家们研究论述热点的根本缘由。叩问历史：重温韦拔群的革命往事能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无处不显的深刻内涵无疑对此作出了全面的揭示。
阅读领袖评传的深层意义，归根究底表现为生者与逝者进行有意义的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通过对“拔群思想”、“拔哥精神”和“拔哥人格”的多方位揭示，即为生者与先烈进行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平台，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登上平台时能感悟或领悟“拔群思想”、“拔哥精神”和“拔哥人格”带给我们的现代启迪。特别是韦拔群烈士拥有的深厚爱国主义思想，对当今全国广泛围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显然具有历史深处的启示意义。1999年1月，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座落在南宁南湖公园南岸的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被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即从一侧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韦拔群烈士拥有的浓郁民族团结思想，对当今中央民族工作重点强调的“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广泛宣传教育活动而言，同样具有历史典范和楷模宣传意义。2006年9月30日，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27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之一，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拔哥”的革命名号响彻八桂大地；今天，“拔哥精神”已化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下右江人民脱贫致富的动力。这或许是黄老30年来不断修改补充《韦拔群评传》所意欲唤醒和激发人们发扬光大“拔哥精神”的初衷。
我与黄老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黄老比我大近20岁，我俩同为广西左江扶绥县壮人。同乡同族的感情纽带使我们之间形成的友人亲密关系自然与众不同。建国初期我因公出差到桂林常去看望黄老，相互引为无话不谈的知己。虽然我与黄老所走的人生道路有所不同，黄老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我走的是革命救国道路；黄老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我一生从事革命文艺和当代文学创作。尽管如此，我俩仍有着众多相同之处，这就是古老的壮族文明熏陶而出的壮人固有的民族特性和品质：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向善、乐于助人等等为大多壮民共有，这种民族特质永存于我们心灵深处和民族基因的“种族记忆”中。我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憎命达，应怜骚宦不一家。向善奔流归沧海，崇真求是渴思茶。”即为自己一贯崇尚“从善如流”、“崇真求是”的信念和人生实践。黄老一生助人为乐行善事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改革开放后他曾为一位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又被错判为“无期徒刑”而在狱中已度过二十三年春秋的“政治犯”平反问题四处奔走呼吁，最终使这位“死囚”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走出监狱，重获新生。世人盛赞黄老为“黄青天”，誉为“一代好人”（见《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绝非过言溢美颂词，盖自有其缘由。当然，现代史上最能体现壮人民族特性和精神的历史人物，自当首推“拔哥”。这在《韦拔群评传》中累有具体论述，读来颇为铭感肺腑。由此进而可以看到：黄老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光辉民族政策照耀下，何以将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黄鼎凤、韦拔群等人身上。这显然“表现了一个壮族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进步的执着追求”（覃应机于黄老著《壮族通史》序中评语），同时，亦反映出黄老重视弘扬壮族文明的拳拳之心以及对英雄豪杰和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正如黄老于书中坦言：“笔者当时的理想是一旦自己原定计划所走的‘教育救国’道路行不通，便走‘革命救国’之路，返回家乡从事农运或投奔韦拔群。我的三师同乡校友吴有良（吴西）、谢翱（谢鹤筹）等人不是参加了革命吗？我的三师东兰籍校友黄榜呈、陈鼓涛、黄润生等人后来不都成为了韦拔群的得力干将吗？我在三师读书时的哲学老师叶一茅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是投奔韦拔群而成为了他的“政治顾问”吗？所以，倘若当初我未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救国投报无门时最终走上投奔‘拔哥’参加农运的道路绝非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或‘事后诸葛’。这就是我对舍身忘死为国为民从事救国事业的革命先烈们一贯心存敬意的缘由，尤对韦拔群、彭湃这些毅然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而无私忘我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烈士肃然起敬。”这从一侧面表明：向往革命可说是那个时代胸怀大志的青年们的普遍理想和追求。而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正是黄老于本书中意欲揭示的革命真理。因而珍惜革命成果，重温革命事迹，缅怀革命先贤，继承烈士遗志，弘扬英雄精神，光大领袖思想，褒赞模范共产党员品质，显然具有了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进行跨越历史时空对话和思想交流的现实作用。这是我通过阅读《韦拔群评传》书稿而与黄老进行心心相印对话所得到的历史感悟。
同时，史学大师黄现璠治史尤重“为学贵自辟”的精神和崇尚“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恰与我一生实践的“崇真求是”思想一脉相通。这又使得我在阅读《韦拔群评传》时与黄老进行思想交流中得天独厚，进而领悟到黄老的民族思想和渊博学问之所以深邃厚重，关健在于：历史赋予了他深沉的智慧，传统壮族文化培育了他博大的心胸，“民族基因”天生造就了他的纯朴性情，“种族记忆”孕育了他深厚的民族感情，学识学养滋润了他的灵敏气质，“拔哥品格”影响了他的人格形成，以致他最终能功成名就，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热血心泪书写他人的历史时同时融进了自己的历史，从而成为名留青史的一代宗师。1982年黄老逝世时，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在追掉会上送给他一幅挽联道：“挺起脊梁敢作敢言堪作群里喉舌 钩沉古史扶微扶幽盛称治学典范”，可说是黄老一生最佳的真实写照。特别是黄老早年曾进入中国师范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经历了预科、本科、研究院9年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国学基础。毕业后又留学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实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壮族第一位史学大师。这在壮族历史上属凤毛麟角，更显难能可贵。正如罗章龙先生所评：“黄教授学术成就，海内知名，治学谨严，著作等身，对于国家民族贡献綦大……”，诚为深中肯綮。
《韦拔群评传》即将出版面世之机，兹将先睹为快的感想略叙于此，聊表缅怀黄老的一点真心实意，作为本书代序更是深引为荣幸。
2007年5月8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等职，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
当年的忽悠就象今天的传销！！！1人生在世几十年，除了有物质生活上的追求，还应该有精神信仰上的追求。社会进步事业需要有抱负的知识青年挺身而出、勇往直前。当年大量的知识青年选择了当时最可能有助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发展道路，我认为现代人不应该简单地用“被忽悠”这样的消极语词去评判他们当年的进步举动。大道理不讲那么多了，现在假设一下：如果你是当年有社会抱负的知识青年之一，你决意要投身时代洪流了，在汪、蒋、毛三者之间（几乎没有第四选项），你会选择投奔哪一股呢？
换了你，会如何选择呢？似乎没人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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