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飚：像我这样经常旅行，等航班或者坐火车的时候，可以看一点《圣经》，是很享受的事情。
我有收集《圣经》不同语言译本的习惯，去旧书店或者周末市场，看到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圣经》，就买下来。一般都不贵，几镑钱，常常能够买到上个世纪初的版本。
当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花了80多块人民币买了一本家庭用《圣经》，詹姆斯一世钦定本，也就是最常见的英文《圣经》译本。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很多钱。我绝对不是一个虔诚守戒的基督徒，同学嘲笑我说，“手捧《圣经》，心怀鬼胎”，我也讪讪地笑过去了。有时候，在中国人中间谈太多的基督教，很容易自绝于人，因此我很少谈，而且宗教信仰，多谈无益。所以，就只能谈谈具体的《圣经》。
其实，《圣经》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直伴随到现在的读物。我甚至在出远门的时候，会带上一本，即使不看，放在身边也觉得很安心。上个周末，我去超市买东西。刚好圣诞节前，很多慈善团体义卖，一镑钱可以拿走五本书。老太太很热心张罗，略带夸张地宣扬自己这个买卖。对我来说，其实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这些图书，质量一般，拿回家还占地方。但是看到一本很袖珍的《新约》，上面安排了每天阅读的功课，我觉得很好，就买了一本回来，带在身边。像我这样经常旅行，等航班或者坐火车的时候，可以看一点，是很享受的事情。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常常是黑封皮，带上红色窄丝绸，来做书签，相当于中国的二十四史加上《四书五经》，虽然在内容上可能不够，但是覆盖面上大体相当。小时候，夏天晚上我跟着母亲去聚会，大人拿出黑黑的一本，牧师常常有方言说，“翻到《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这样的乡音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而我，也常常在冲凉之后，躺在凉席上看，一直看到大人叫我吃晚饭。
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圣经》译本，这对研究语言的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现象。中文《圣经》最普及的译本叫和合本，1919年确定，语言风格，与现在汉语口语差别很大，几乎是自成一格，我很着迷那种风格，而且一旦你阅读多了之后，也会在写作中出现那种痕迹。
有趣的是，我的母语温州话，也有自己的《圣经》译本。译者居然是一位19世纪末的英国传教士，中文名字叫苏威廉，英文名字William M. Sullivan。据说他用一年多时间学会了温州话，甚至能够布道，然后着手翻译《圣经》的温州话版本，据说回到英国，他成为牛津大学东亚系教授。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在英国实地考证一下苏威廉先生的生平。
我一直没怎么样研究过《圣经》，只是在累的时候，随便抽出来一段看看。实际上，有些编辑过的《圣经》，也常常会给出目录，建议在求职的时候，可以读那一段，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阅读那段。如果你懂得中国求签算卦，大概也能够体会那种人类不分种族的苦恼，就好像看似荒诞不经，却又极端聪明的伦敦市长鲍里斯，在自己主持的一个纪录片中所说，宗教与宗教之间看起来差别极大，但是如果你静下来想想的话，人与人之间差别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小很多。
然而，当我用英语把《圣经》再拿过来读的话，却有一种轻微的失落，因为《圣经》虽然是不同人创作，翻译成英语，语言风格一般极为简洁，有点《论语》的风格，有时候甚至让你感到枯燥和啰嗦。当我重复地读不同福音书，在谈类似的故事时候，会感到厌倦。随着对英语感觉的加深，我有一些印象在脑子，无法用中文来解释，时间久了变成一个悬而未决的类风湿症候。
有一天，我去纽卡斯尔一个旧货市场，买到了一本关于圣经的小册子，名字叫《The Little Bible》，还是1936年的，装帧与《圣经》很相似。其中提到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部都是讲述基督耶稣从出身到受难复活的故事，为什么如此相似，却有些不同。其中《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的作品，而后两部有很多内容是参照《马可福音》，这也就是早期的《马可福音》为什么在语言上显得有些幼稚，絮絮叨叨讲了很多细节。
嗯，这就是我看英文的三部福音书的感觉，《马可福音》语言风格迥异另外两部福音书。看到这个解释，我那天睡得非常开心。也许这就是《圣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乐趣。
很多时候，我是一个穷于说理，疏于去教堂的人，用一本简简单单的《圣经》，避开人、国家、民族和文化间的纷扰，这个，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