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壮族节日巫术形态 - 僚人家园

人类历史的原始时期，由于受到生产力和智力发展的限制，人们处于无智状态，对世界上不能理解的一切，在头脑中形成了各种想象的概念。当这些概念得到复合和印证后，便出现许多蒙昧性诸如巫术之类的观念。巫术在一些原始和落后的民族中普遍存在，是一种歪曲的虚妄的观念。它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种种联系和影响，自然界、外界对人类发生着种种影响；人类反过来也对外界发生影响，就是人类本身，人与人之间也可能发生某些看不见的影响。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处于蒙昧中的原始人及落后民族确信，只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法，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循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影响外界和他人，于是，巫术便产生了。正如杨望先生说的“当人们对人本身以及人以外的自然还处于蒙昧状态时，便容易产生出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的错误观念。幻象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影响自然以及他人的目的，便产生了巫术”。巫术，国际上用Magic表示，中国称为“做法”或法术，是人类企图控制外界、环境和鬼灵世界的一种手段，是人类企图增加自身能力的一套自以为实用的行为。根据民俗学资料分析和概括，民间巫术具有五大特征：一，巫术都有一定的目的，都基于一定的需要才施行；二，大部分巫术都有一定的仪式或者反映形式；三、巫术一般都与咒语和符篆分不开；四、巫术都有具体的主持人，巫师、族长、家长或是某些当事人；五、巫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和改变客观事物。

巫术与宗教都相信超自然力的存在，但宗教以信仰为目的，巫术则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控制和利用。壮族地处楚地，楚地素有崇巫尚卜的传统，周朝封国时，楚君熊绎不仅是统治者，而且还是奉事周天子的大巫，“桃弧棘矢以供王事”。“信巫鬼、重淫祀”是楚人的文化特征之一。

节日是有周期性、群众性和相对稳定活动内容的特殊日子，是凸现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上的特定时间标记，具有生产导向、生活调适、人际协调、社会控约、群体凝聚、心理制衡、文化传播和文体娱乐等方面的社会功能，集中展示着经济生产、物质生活、文体娱乐、社会交际、宗教信仰等方面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在巫风弥漫的壮族地区，节日很自然成为展示巫鬼觋事信仰的舞台，人们利用各种巫术手段来满足自己驱邪避鬼、祈福消灾、预测丰歉的意愿。

祈求巫术，是人们处于祈求良好结果的愿望，以巫术手段为自己求取美好结果的巫术，正如宋兆麟先生说的，“祈求巫术是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利用祈求自然力或鬼神以帮助自已实现某种目的”。祈求巫术，是一种古老的巫术形式，后来逐步演变为祭祀活动。在如今的祭祀活动中还保存着较多的祈求巫术。祈求巫术在壮族时令节日中，具体表现在祈求年丰、祈求福寿、祈求子嗣等方面。

春节，俗称“新年”、“过年”。在谷禾只种单季的古代，古人把谷禾一熟称为一“年”。在《说文解字》中，最早对年的解释是“谷熟也！”甲骨文、金文中的“年”字都是果实丰收、谷穗成熟的形象。《谷梁传》记载：“五谷皆熟为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这里所谓“有年”指的是农业有攻成，“大有年”指的是农业大丰收。在“大有年”的时候，人们一定要“祭鬼神，庆丰收”。《诗经•幽风•七月》中，记载了西周时期新旧岁交替时的风俗活动，“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人们收得枣子，酿制美酒，庆丰收，敬老人。“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脐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美酒牺牲，欢庆新年，成为一项隆重的庆祝活动和酬神赛会，酬谢神明的保佑，祭祀列祖列宗，用新米做的饭、新谷酿的酒，求神降福，求列祖列宗保佑来年再获得丰收。

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直接影响到一个家族、一个氏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以巫术手段促成农业丰产，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

从地方志及民俗调查资料中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明，大年三十、新年初一是祈年巫术较为集中的一天：马山壮族三十晚晚饭前不仅要到土地庙祭祀，感谢一年来社公的保佑，而且在新年来临前夕（古时以鸡啼为准，如今以半夜十二点为准）还到社坛祭祀、烧炮，迎接新年的到来，祈求社公保佑新的一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天等县进结镇壮族不仅在大门上、堂屋里贴上春联，而且在牛栏猪圈等处也贴上“六畜兴旺”的吉语；汉族、壮族自古均有新年祭农具的习俗，农历腊月三十晚，许多壮族群众将农具洗涮干净，每件都贴上一小方红纸，摆置于堂屋中，供以酒肉，烧香化纸，老人静坐其前，哼唱农具歌，追述远古时代徒手劳作之苦。祭土地，祈求土地爷保佑新岁“大有年”；贴吉语，期盼六畜健康成长，快长快大；贴红纸，敬祭农具神灵，人过年，农具神也过年，人高兴，农具神也快乐，希望神灵继续保佑。

东兰、巴马、凤山县等地壮族，在初一清早，小孩拿着牛绳到河边，寻找有穿洞的石块，然后用牛绳拴着拉回牛栏“供养”。在拴“石牛”时，还唱“今天是最好的日子，现在是最吉祥的时辰，求什么得什么，我来求要牛。牛啊醒来吧，我专门来请你。有窿（洞）我穿鼻，无窿我绑角。不要睡野外，不要睡河滩。请你快快跟我去，住我家牛栏。我家牛栏有茅草盖，我家牛栏有稻草铺。你到里边住，风雨不碍得舒服。”把“牛”拴到牛栏后则唱：“牛啊牛，拴柱上，稳固又牢靠。在此好生活，年年多生崽，我家得金宝。”意在祈求牛崽满栏。除了请牛之外，还有猪、马、鸡、鸭、鹅等巫术行为。在除夕中午或下午聚餐后，各家小孩便携绳子、鸡笼、黑白碎布及香火三柱至河边，插好香火后，先用绳子拴石头若干，又捡小石头七、八块放置笼内，然后燃放鞭炮，将石头携带回家，置放在禽畜舍外。初一第一次鸡啼时，各家燃放鞭炮后，即时将事先准备的石头分别迅速放进舍内，同时祝祷：“黄牛水牛马成群，鸡鸭猪鹅多似虾。”这种仪式俗称“请六畜”。民间认为，拴回来的不是硬梆梆的石头，而是六畜的魂魄。魂魄安宁了，六畜即可兴旺。这是典型的模拟巫术，通过把代表牛猪马鸡鸭的“石头”牵到牛栏的模仿、模拟行为，祈求达到“黄牛水牛马成群，鸡鸭猪鹅多似虾”的实际目的。

有些地方还有抢灯习俗。1991年《天等县志》：“添等街正月十五前后做斋，晚上点燃灯笼、火把游神，抬北帝、文昌，天帝等木偶，游街之后抢花灯，花灯是做斋时点的大宫灯，谁出的钱多，谁得花灯。抢花灯的多是有财缺丁的人，得花灯，预兆来日添丁加财。”在龙州，谁得花灯，来年再如期还灯酬神。

“偷灯带”、“抢花灯”，也是一种模拟巫术。模拟巫术又称相似巫术，其原理是“同能致能”、“同类相生”的相似律。通过偷取与“丁”同音的“灯”和抢来代表孩子的花（壮族民间认为红花代表男孩，白花代表女孩）的行为，便能出现相类似的结果，可以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脱离艰于子女的困境。

《尚书•洪范》中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古书中古人人生理想的五种世俗观念的已录。而民间的“五福”则是“福、禄、寿、喜、财”。民间的“五福”比古人的“五福”更简洁易记易理解，如今常写常贴的“五福临门”，是民间说法的“五福”。“五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祈祷和祝福的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是过去中国人生活追求的主要内容，是人生幸福的总称，历千年而不衰，迄今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福、禄、寿、喜、财”中，“福”字为首，比起后面四个字，“福”更形而上，它不具体，但却统领了其他“四福”。

何谓福？《辞海》下了一个循环的定义：“旧谓之福运、福气，与祸相对”，笼统、抽象而概念化。纵观古今，丰衣足食谓之福，高车驷马谓之福（西汉鼎盛时期规定：即使家财万贯，不为官者，不准在长安街上骑马，只能骑骡子坐驴车），寿比南山谓之福，平平安安谓之福，多子多孙谓之福，国泰民安谓之福，无灾无难谓之福。国人认为，人间的一切追求，都是对“福”的追求：世上的每一成功，都是一种“福”的获得。

壮族节日祈福习俗有大年初一凌晨燃香、给水神利市、迎来吉祥的汲新水；有“（正月）十五夜，群至景阳桥，曰走百病”祈求身体健康的走病习俗；有炸龙能带来一年的兴旺，钻龙肚带来一年的吉祥，抢龙珠求来年添子发财的炮龙节（正月十一）。而最典型的祈福巫术，应该是农历九月初九为老人米缸添粮的“添粮补命”。

德保、那坡一带壮族先民认为，人活到五十岁，他命中注定的口粮已经吃完，已经到了大限，为增加寿命，必须给他添粮，向邻里亲戚借来“谷种”给他带来新的生命力，借助众人的“气势”维持以后的生命，延长寿命。因此，在四十九岁时，孝顺的子女就按照传统习惯给父母举办“添粮补寿”巫事：事先准备一束代表旺盛生命力的金竹枝、一束代表生活富足的稻穗、五个代表老人本命寿辰的灯笼；节日的早晨，老人的儿孙们到各家各户乞讨“百家米”（又称谷种）和红包，一般的亲戚、外家也将米和红包送到，当然，出嫁的儿女们更少不了了；巫师剪出添粮补命的图案并贴在神龛前；巫师将“百家米”倒入箩筐内，插上一杆秤、放人算盘一把、镜子各一把，讨来的红包放在米上，当事人也放人红包一个；巫师将施舍“百家米”的邻里相亲、亲戚朋友姓名报予神灵，赞颂众人的善良、慷慨，代替主人感谢诸位，接着为主事人喃唱《盘粮补命》咒词：“正月盘粮遇立春，阳春一至雪无轮。处处喜良处元会，满天星照耀如莹。天德星君皆赐福，保其福禄子命官。盘粮米归人户内，谨还制帛人厢对。二月盘粮……三月盘粮……四月盘粮……五月盘粮……紫薇帝星临堂上，添赐人间福禄光。寿智日月山海固，粮若乾坤宇宙缠。”咒毕，将巫事中的竹枝、谷穗、灯笼等物品绑缚在屋梁上，表示福星、寿星高照；“百家米”和红包存放在主事人床边的小陶缸里（当主事人身体不适时，便拿出来煮吃，并随时添加）；巫事结束后，主家举办筵席祝贺，将“百家米”的一部分煮熟供老人食用，邻里体弱多病者可以向老人讨吃部分，人们认为此举可以强壮身体，去病延年。“添粮补寿”仪式在桂中地区的壮族、汉族、苗族也有流行，有些在老人过生日时举行，有些在身体不适时举行，有些一生举行无数次。

经过“添粮”手段，得到了经过祖先和神灵认可的“粮食”，就可以增加寿命，使病体康复。在这里，巫术成为人们争取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

灵魂观念和原始思维，使人们创造了虚幻的超自然的鬼灵世界。当人们认可了鬼灵世界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鬼灵和鬼灵世界的揣摩：不论是由人转化而成的鬼或是由自然界转化而成的精灵，都和活着的人不断地发生各种联系，而人的各种灾病，都源于鬼灵的作祟。因此驱鬼除邪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活动。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原始人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为维持生命及获得温饱而创造的各种生产活动，二是为使生活平安、人丁兴旺而创造了巫术手段。”诚然，生产活动不仅使人类的四肢和大脑发达，使人成为区别于野兽的高级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生命，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巫术，在蒙昧的生活中，原始人不可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巫术更高明的科学存在，作为一种信仰，巫术成为人类争取生存、求得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人类企图控制外界，增加人类自身能力的唯一途径。因此，“在人类所处的蒙昧时期，如果没有巫和巫术的存在，便不可能获得积极的发展。”

驱鬼巫术，即以巫术手段攘除鬼魅邪气，佑护人生的巫术，是对一切鬼怪进行贿赂和施行攻击的行为，是巫术的主要活动。

1．祭祀巫术，就是祈求鬼灵的保佑，在鬼灵没有加害和危害到人的时候，或者人们认为是吉鬼、善鬼的时候，在鬼灵佑助人类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无灾无病的时候所采用的祷祭、贿赂和讨好方法，使鬼灵在高兴之余，按照施术者的意愿行事，帮助达成施术者的愿望。“初一早，男子将犁、耙、刀、斧等生产工具一一绑上粽把，以表酬劳。”人们将自己独特的当作礼物的食品敬奉给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各种工具神灵，希望他们像往年一样帮助主人。隆安一带不仅给工具挂粽耙，也要给牛轭挂，甚至喂牛吃粽耙，以示搞赏牛和工具一年的辛劳。正月初二，隆安部分壮族村屯，道公卜算出当年的吉利方位后，各家各户在家中按照吉利方位摆设香案，众道公在主持道公家念经敲锣，当锣敲第三次时，大家齐放鞭炮，祝福的妇女们把事先准备的谷子倒人春臼中，边春边模拟家畜、家禽的叫声，最后向春臼周围抛洒纸钱。人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驱除旧年凶神，迎来新年太岁，确保六畜兴旺。。柳城一带壮族，头年添丁人家，在正月初十，请人扎一盏彩灯挂在祠堂正堂的二梁上，敬奉神灵，感谢祖宗的赐予，外家的亲戚送来粽粑、红蛋，大家共同祝贺人丁兴旺。。二月初二，大新壮族过土地婆节，大家集资捐钱，买猪到庙前，请道公念经喃咒，为土地婆祝寿，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月初八，是容县壮族的牛王诞，光绪《容县志》中记载，是日，“田家虔备牲醴，群就所种阡陌间祀之，并剪纸为五色小旗遍插陇畔，以祈多稼。或于村圩古树下，叠石以祀，谓之牛社。”六月初六，是壮家节日，邕宁农家“或具牲醴，携香烛，以祭田祖，以祈有年。谓田祖为田头五公。田亩中遍插纸旗，云可驱害虫。”民国《同正县志》：“六月初六为农家。业农者多做米粉，染黄姜，煮熟鸡豚，以供田神。又砍取芦苇插于田禾中，意取高与之齐。”在六月底的“莫那节”，大新县下雷一带壮族集体杀猪一头，每户派一人带着白米、米酒、青菜、香烛等供品，拜祭林神和神农，祈求他们保佑庄稼获取丰收。

各地壮族群众在节日中施行的这些祭祀巫术，有专门巫师施行的，也有一般群众自为的，其目的都是企图借助某种神力战胜某种自然力，使被祭祀的神力庇佑自己，帮助自己。这与宗教的本质有相同相通之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的无把握、未来的不可知，对于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去献祭时，是自然的好仆，但是献祭归来时，是自然的主人。”。祭祀巫术，就是为了讨好某种神奇力量，通过贿赂方式，达到施术者的目的和实现施术者的希望。

2.驱邪巫术。祭祀巫术针对的是神、吉鬼、利鬼，而驱邪巫术针对的是妖魔鬼怪，是恶鬼。驱邪巫术施行的前提是相信鬼邪无所不在，相信所有的旱灾涝灾歉收等灾难、疾病死亡苦恼等不幸都是妖精作怪造成，同时相信鬼邪能被赶走，对于驱邪的作用毫不怀疑。

在南方各民族传统的民俗观念中，人与神灵鬼怪有截然的空间分隔，人住阳间，他们住阴间，他们看得见人，人看不见他们，令人防不胜防，人时常受到鬼魅邪神的威胁。除了时常献祭讨好之外，还要时常采取一些预防和攻击性的措施，那就是种种巫术手段或巫术形式下的实用手段，攘除可能发生的侵害。

元日，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处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阳气虽升，阴气仍盛，人们易受风寒，‘即古人说的“岁有恶气中人”，为了对抗风寒和驱除“邪气”，种种巫术行大便产生了：清晨，“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躁恶鬼”，然后饮桃汤、服却鬼丸、食鸡子、麻豆，以“厌伏邪气”；为了止邪气人宅，在门板上，贴门神、贴对联、钉桃板，令“百鬼畏之”。桃板，是桃符、门神、春联的前身，又称“桃版”。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因此汉代县官多在腊日或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以抵御邪崇的进人。到了南北朝时，干脆就将神茶、郁垒直接画在桃板上，挂在门的两旁，以驱鬼避邪。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对元日的巫术民俗事项作了详细的记录。壮族人民在与汉族长期的融合和交流中，传承了以上列举的中原民族的元日习俗。

壮族地区，以三月三为上巳节人们多头戴柳圈或腰系柳条，或在门上插柳枝、枫叶以避邪驱鬼。民国《同正县志》：“三月初三为上巳节，各家均以柳枝或枫叶插于门口。”这也是源于汉族。《燕京岁时记》记载，唐明皇曾经在渭水将柳条赐予群臣，拔（示字旁）除不祥。元人陆友在《研北县志》：“都下寒食，游人于水边以柳圈拔（示字旁）楔。”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又称为端阳，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五月称为“恶月”。因为五月是潮湿闷热、易生瘟病的时期。因此五月五日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主要是驱邪护生的巫术活动。《风俗通义》记载，汉代时期，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已经佩戴“长命缕”、“续命缕”、“辟兵增”以“辟兵及鬼”，即用青、赤、黄、白、黑五色彩丝绞成细索系在手臂之上以避邪。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五彩丝系臂，“令人不病瘟”，人们还采集艾草作人形悬之门户上“以攘毒气”。即使龙舟竞渡，也是远古水滨人们驱疫巫术的发展变化了的形式，湖北孝感“不打龙船人多疫病”、“龙船不打要划过”的俗谚，说明了赛龙舟起源的原始因子。近代楚地的赛龙舟仍蕴含着驱疫的意味，同时，人们还互送粽子，饮雄黄、菖蒲酒，儿童佩艾虎、脸上手上涂雄黄以辟邪毒。壮族地区过端午节，习俗与荆楚地区相同。康熙李彬《贵县志》：“端午日，门旁插艾叶、菖蒲，阖家饮雄黄酒，小儿系朱砂符，姻戚裹角黍相魄。竞赛龙舟，县官围赏……”，光绪《贵县志》：“是日，家以肉脍、糯米实苦瓜中围肴，故承苦瓜节。午时祭祖，以雄黄酒遍洒堂奥。妇女剪彩制鸡猴等物为儿饰，赍获胜者，谓之夺头标。”民国《来宾县志》更为详细：“五月五日端午节，即端阳节。先一夜熬角黍，早起献先人。蒲叶系艾枝插门前，寿（提手旁）蒲根、艾叶、雄黄屑，预制小香囊，配小儿，以为辟邪秽也。傍晚寿（提手旁）蒲根及大蒜根瓣、雄黄屑，浸以酒，老少各饮少许，兼喷墙根僻处，取杀虫蛇恶菌。”

古人相信鬼邪无所不在，相信（或怀疑）一切灾难和不定的变数都是鬼邪造成，在没有施行驱邪巫术之前，他们生活得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唯恐鬼邪的捉弄和侵扰，而在驱邪之后，则确信鬼邪已经远离，生活、劳动则轻松而坦然。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劳动中因为自然力的影响而形成的不确定性因素引起的，也是人类的心理因素引起的。

直至现代，因为大自然的不确定因素和人类的心理作用而生发的巫术行为还在节日中有所体现。桂西一带的元宵节，壮族群众在举行“散年”仪式时，大家分吃十至二十斤重的“母粽”，然后全家老小携带粽叶香火，到村口叉路边或者小河边，焚香、肃立，一边口喃“避邪诀”或唱“避邪歌”，一边抛洒粽耙叶。当地人认为，此举可以“卖疥疮”、“卖咳嗽”、“卖哮喘”，是“送凶祸”、保新年平安、顺遂吉祥的实用行为。在广东连山，壮族群众在二月初二，家长穿蓑衣戴斗笠，光脚板卷裤腿，拿一碗“把离”到门外，口喃颂词，期望犁不折、牛不死、秧苗不烂、鸟兽不扰。传统相传，这样可以达到劳作顺利、野兽不会践踏的目的。

占卜术，就是以特异的方式获得与未来事件的有关信息，以前兆判断、预测未来事态的变化、前景好坏，破译既定的信息与符号同人事的对应关系的一种活动。从巫术能影响、控制自然和他人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定义看，能预言未来但不能改变未来的占卜不能算是真正的巫术，它不是积极的追求，或主动的防护，而是冷静地观察。但因为古代掌握和运用占卜的多是掌握巫术的巫师，而且占卜之后多施行许多巫术行为，因此民间将占卜与其他巫术仪式相等同，许多学者便将占卜列为巫教的未来学，作为巫术行为中的一部分。

古代壮族群众首先从鬼灵观念中产生各种前兆信念，继而从前兆信念中产生各种占卜技术：鸡卜，《史记•孝武本纪》：“乃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鸡卜。”建国前，田林县壮族预测吉凶祸福、年成丰歉还是用鸡卜，《岭外代答》、《赤雅》、《舆地丛钞》及各类地方志均有详细记载；蛋卜，唐段公路《北户录》：“邕州之南，有善行术者，取鸡卵墨画祝而煮之，剖为二片以验其黄，然后决嫌疑定祸福”，《汉书》、《宋朝事实类苑》、《赤雅》、《岭外代答》、《南越笔记》也有记载；米卜，《岭表纪蛮》：“占米卜，侗憧两族行之所需物品为香、褚、钱、米、水盆诸种。作法时，先问病者年龄及得病是日，继而焚香化纸，口念咒语，请神降临。”把米撒向水中，视米在水中的形状判定得病的原因：家神、外鬼、祖坟不安、灶神不安等。之外，还有蛙卜、水卜、牛卜、骨卜、田螺卜、竹蔑卜、茅草卜、石子卜、牛角卜等。占卜的内容主要是年成、子嗣、福寿等，节日的占卜主要以年成为主。

元日为一岁之始，年成的预知巫术以此日为多。有以水之轻重卜一岁之水旱，具体方法是，从元日起至十二日止，每日取水一瓶，秤之，验其轻重，一日代表一月，“以卜十二月之雨水多寡”。也有以甑蒸面饼，视面饼上存水多少，判断某月水旱情况。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僚在右江溪峒之外，……岁首，以土杯十二贮水，随辰位布列，郎火祷焉。经夕，集众往观，若寅有水而卯涸，则知正月雨二月早，自以不差。”这是典型的水卜，《桂海虞衡志》、《炎檄（双人旁）纪闻》、《南宁府志》均有记录。现代武鸣各地还有此类占年测晴雨方法：将十二个小酒杯装满水，排列在神龛上，次日，视各个水杯的盈亏，断定新年各个月份的晴雨。百色市壮族地区，在大年初一，取一条有十二节的芦苇，每节挖一个洞，放入黄豆各一颗，将洞口封密，十二天后，打开验视，从芦苇根往尾数，黄豆发胀之节，即是多雨之月。

蛙卜，是红水河流域东兰、巴马、凤山、天峨一带壮族地区一直流传的预测新年五谷丰歉情况的巫术形式。其内容程序有雅圭（找蚂蝎）、耀圭（孝蚂蝎）、欢圭（闹亭型歌）、游田峒（夜间游火把，白日持彩旗）、更圭（埋蚂蜗）、跳圭（跳蚂蝎舞）、绣照（驱瘟疫）等七个程序，时间是大年初一开始，过程三天、五天、七天、九天、十五天、一个月不等。更圭（埋蚂蜗）、跳圭（跳蚂舞）是活动的***阶段：埋蚂蜗的当天清晨，早餐过后，男女老少穿上盛装，汇集社亭，从神台上取下蚂蜗宝棺，放人蚂蜗轿内，由两个人抬着，走在前面，带领抬铜鼓的、吹唢呐的、持彩旗的众人，在两个浑身黄毛的“鬼王”和两个“蚂蜗神”（浑身画着黑白相间文身图案）的护卫下又周游田峒和村寨一周，表示蚂蝎神庇佑村寨和田峒。最后又回到社亭，瞧着沉闷的铜鼓节奏，吹着悲哀的唢呐曲牌，以庄严肃穆表情和沉重的脚步抬着棺材绕亭三周，然后将青蛙抬到预先选定“寿域”之地，鸣炮九响，将棺材放进原先挖好的土坑或洞穴，摆设供品，焚香烧纸，叩头敬拜，并把部分彩旗插在蚂蜗坟墓周围，点燃鞭炮，才依依离去。下葬前，先把上年下葬的青蛙挖出来，开棺验尸骨，以颜色判定当年的年景：骨头呈黑色，预兆流年不利，有灾情；呈白色，预兆棉花丰收；呈黄色，预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显然，这是壮族对青蛙的一种宗教崇拜活功。
二月初二的土地公节，上思县那荡一带壮族群众，用糯米把、鸡肉等拜祭土地神，同时观测天象，如果当时为晴天，视为吉利，当年会风调雨顺；如果当时为阴雨天，视为不祥，将有灾祸。

节日巫术与节日特色相关，节日大多起源于岁时农事，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自然构成节日巫术的重要内容，卜问农事的预知巫术相应地在节日中占有了一定的比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巫术“是因人的迫切欲求与机会底不可凭恃两相合和而产生的结果”。预知巫术的产生即根据这一心理基础，虽然形式上表现得冷静、客观。从楚地节日巫术的形态看，驱邪巫术与预知巫术占有重要地位。驱邪巫术集中时气转换阶段，人们运用多种手段，以应对自然变化。预知巫术一般集中在新的生活周期开始阶段，表示对未来生活的关注。无论是攘除现存的威胁，还是卜问未来，都表明楚地民众生活得并不轻松，环境的压迫，使他们发明了众多缓解生存压力的巫术，楚人好巫重鬼的传统，即在这一特定自然人文环境中得以不断传承与强化。

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及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使用巫术的机会在当代日渐减少。很多过去的巫术形式逐渐演变为现今的一般民俗信仰形式，人们很难再将它与神秘巫术联系起来，如春联与桃符的关系、划龙船与驱疫的关系等，预知巫术也大多变化为一种娱乐活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诸多缺陷，巫术在民众生活中依然有它存在的需要，尤其是在表达人的心理愿望方面，“人对于实用上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不应该减少兴趣的”。在荆楚民间仍有不少术士在担当着为乡里百姓祛疾解忧的角色，一些巫术习俗在他们那儿得到集中传承，这些巫术风习自然也会在节日中重复出现。

以下是引用僚园星火在2010-10-12 22:33:42的发言：

壮族地处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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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楚地是壮族地。

楚地在先秦时代是壮族先民散居地（世居地）之一，考古史料上已得到充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