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色市城市化基本情况
百色市原称百色地区，2002年撤地设市。位于广西西部，北与贵州接壤，西与云南毗连，南与越南交界，是滇、黔、桂三省（区）的交通枢纽以及滇东、黔西南、桂西乃至西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市政府驻百色城。
百色是“老少边穷”地区。全市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7个世居民族。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总人口为341.75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少数民族总人口为290.94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85.13%，在全自治区各地市中，其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位居第一。在百色各民族人口中，壮族又占了绝大多数，占全市总人口的80%，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92%，可以说百色还是一个典型的壮族分布区。百色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全市12个县（区）均被自治区划定为贫困县（区），其中10个县还是国家划定的特困县。百色地处祖国边陲，那坡县和靖西县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360.5公里，山区占总面积的94.5%（石山占30%，土山占65.4%），丘陵、平原仅占4.6%，耕地面积仅有275万亩。“九五”末期，百色地区人均GDP仅有3304元，分别是全国7078元的46.6%，广西4319元的76.4%，河池地区3874元的85.2%；人均财政收入352元，分别是全国1033元的34%，广西463元的76%，河池地区384元的91.6%；农民人均纯收入1183元，仅相当于全国2253元的52.5%，广西1864元的63.4%，河池地区1386元的85.3%。
经济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百色市城市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前，百色市城市化水平非常低，90年代后才有所发展。但是，尽管与1990年相比，2000年百色城镇人口的比重提高了8.04个百分点，可其增加的绝对数字却只有29.77万人，摊入全市12个县（市）上百个城镇，可以推测10年间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其次是升学进城的农村学子或农转非的乡村干部和教师及其家属。而农民大量进城工作定居或城镇周边农村因城市扩张并入城市，并不是百色城镇人口增加的主要部分。可以说，2000年以前，百色市的城市化处于缺少长远规划的低度发展状态。
2000年，百色市61.67万城镇人口中，汉族占了大多数。全市50.81万汉族人口中，大约有80%居住于城镇，汉族乡村人口主要分布于右江河谷地带，其他地区汉族村落较少。这是百色市民族人口分布的一大特点。
为了追踪城市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影响，2003年7月，我们一行三人远赴广西百色市，对当地城镇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下面就以这次调查为依据，分析在城市化高潮来临之际，广西百色城市壮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本次调查以百色城为主点，以靖西和德保为副点。百色城是百色市最大的城市，是该市唯一一个人口过十万的城市；而靖西县城则是右江河谷以外百色市最大的一个城镇；德保县城目前人口虽少，但发展潜力巨大，即将上马的百色铝工业发展计划将以德保县为主基地。另外，三个城镇的人口规模正好构成三个梯级，也具有很好的比较研究价值。
本次调查对象以城市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实际调查中又以壮族为主），主要考虑到目前百色城市化发展高潮尚未到来，在城镇少数民族人口构成中，这部分人口可能还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也是最具有“城里人”味的城市少数民族族群；另外，由于他们处于社会上层，民族意识较强，影响力大，了解他们的现状对于现阶段城市民族工作的开展可能更有价值。至于新近从农村进城定居务工或经商的壮族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将在下一个课题中进行调查研究。
本课题选在百色城市化大发展启动之际进行，用意不仅在于了解目前百色城市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我们还着眼于将来，希望有机会再追踪百色城市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
百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壮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之一，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壮族还是这里唯一的民族种群，以后瑶、苗、彝、仡佬、汉、回等民族才渐次迁入，并逐渐形成聚落。
2003年，百色城人口约为15万人（这个数字是百色市对外宣传的数字，实际上百色城人口还达不到这个规模，该数字包含了部分周边农村人口），分属汉、壮、瑶、苗、回、彝、仡佬、侗、水、毛南、仫佬、京、满、蒙古、土家、白等民族，其中汉族和壮族占了90%以上，其他民族人口只有一千余人，而且都是近几十年才迁入的，他们一般是机关干部，或者是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等。
（一）壮语在城市中的使用现状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民族语言的保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状况。
历史上百色地区的壮族和汉族长期保持着友好的民族关系，加上壮族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得当地壮汉之间文化交融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壮族的民族特点正在慢慢地消退，尤其在城市，壮族与汉族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甚至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百色城的壮族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似乎并不自觉地去传承，我们在靖西县城还能看到普通壮族老百姓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观看壮戏录像的情景，而在百色城，我们很难看到类似的壮族传统文化自觉展现的情景。在这里，相熟的人之间说上一两句壮话，就是他们展现自己民族身份的最主要的表征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壮话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壮族仅剩的最显著的外部民族特征。为此，我们把对百色城壮族传统文化的关注指向了其民族语言——壮语上。
百色镇于1729年建城，其最初成镇与广东商人沿江而上经商有关，故百色过去通行的语言是广东话。粤东会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就是旧日广东商人辉煌的见证。但是，随着百色城人口来源的复杂化，普通话正日益取代广东话，成为百色城最为通行的语言。另外，桂柳话在百色城也有相当的地位。至于壮话，虽然壮族人口在百色城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壮话却主要在熟人中间通行，使用范围极为有限。我们曾在百色城做过较大范围的观察倾听，发现有扎堆用壮话聊天的，却难得见到在商店或市场中用壮话进行交流的。
我们认为，壮话在百色城使用范围狭小，并不是由于当地壮语方言差别过大（实际上百色城周围的壮话几乎完全是相同的），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百色城汉族比重较大，而当地壮族在外在民族特点（如服饰）上又与汉族没有任何区别。当一个人无法确定对方会说或听得懂壮话时，他是不会贸然用壮话向对方发问的。比较一下百色、靖西、德保三城壮语的地位很有意思。德保县城人口有一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壮族，而几乎所有的汉族也都会说壮话，因此你不需要考虑对方是不是壮族、会不会说壮话，壮话在这里畅通无阻，是最为通行的语言。靖西县城人口有6万余人，情况正好介于百色、德保二者之间，许多汉人都会说或听得懂壮话，所以你尽可以先说壮话，对方听不懂再改口也不迟。在靖西我们见到过几个壮族和汉族人各自用自己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有趣场面。比较三个城市情况之后，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推想，在百色这个壮族聚居的地方，也许6万左右的城市人口规模还可以承载汉壮两种语言的并行，而1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规模就可能构成对壮语使用的强有力限制。
我们试图通过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进城后壮族机关干部、知识分子阶层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
我们分发了100份问卷，回收率100%。受访者67%为壮族，32%为汉族，1%为回族。在67个参与问卷调查的壮族受访者中，有54人会说壮话，占80.6%，13人表示不会说壮话，占19.4%；32个汉族受访者中，表示会说或不会说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这里可以认为就是壮话）的，正好是16比16，各占50%。会说壮话的壮族人中，有7人表示只会在家里使用壮话，并且表示“一般不会”或“肯定不会”在工作中用本民族语言与同事进行交流。其他47人表示在“同族朋友间”或“只要对方会说”，一般都会使用壮话，并有62%的人表示在工作中也会使用壮话进行交流；但是，当有不会说壮话的朋友或同事在场时，8人表示“肯定不会”使用壮话，28人表示“一般不会”，二者相加占了76.6%，只有11人表示仍会使用壮话与本族同事或朋友交流。这个结果一方面显示出壮话主要在朋友熟人之间使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壮族在工作场合有时会自觉限制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由于百色城超过一半的人口不会说壮话，因此壮话在百色城通行面不广是可以理解的。
对“是否会要求下一代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提问，54个会说壮话者中，20人表示“一般不会”，3人则表示“肯定不会”，二者相加占42.6%；31人表示“会”，占57.4%。然而，尽管表示会要求下一代学习本民族语言的人数多达31人，但据我们粗略了解，现在城市中会说壮话的年轻第一代并不多，他们中大部分实际上只会说几句日常用语。问卷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67个壮族受访者中，承认自己是第二代城市移民者的有18人，会说和不会说壮话的各为9个，各占50%；承认是第三代以上者的共有7人，会说壮话的有4人，不会说的有3人；第一代只有1个不会说壮话。这个结果表明，壮族移居城市后，仅仅到了第二代，就已有50%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到了第三代，又会有剩下部分一半左右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如此看来，壮话在城市的衰退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在当前社会更加开放，汉语普通话信息传播面更广、速度更快的时代，壮话在城市中衰退的速度还会加快。
壮话在城市中的快速衰退，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如城市壮族缺乏学壮话的语言环境，壮语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旧时的方块字或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都无法成为通行的文字），缺少书面语言文化积累的壮语的使用价值不高等。但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即他们的上一辈很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教或强烈地要求他们学壮话。我们曾注意到一些民族意识较强的民族，他们远离故乡进入大城市后，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还会说一些本民族语言，相比之下，进城后壮族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保持似乎看得很轻，因此壮话在城市中的生命力似乎也显得非常脆弱。如果考虑到百色还是位于壮族聚居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壮话在这样的城市中竟也有这样快的衰退速度，我们就更会感到惊讶，也更应该去深思。
（二）壮族民族意识现状
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上面已经说过，由于长期友好的民族关系，加上壮族开放的文化心态，当地壮汉之间文化交融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壮族，尤其是城市里的壮族，他们与汉族的差别日益缩小。漫步百色街头，我们无法从一个人的外部特征判断出他是汉族还是壮族。那么，几乎完全失去民族特点的城镇壮族人，他们是否还保持有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他们民族意识的强度又如何呢？
针对“如果您是少数民族，一个陌生人问您是不是少数民族，您会：A.很自豪地说是；B.平静地承认是；C.不情愿地说是；D.断然说不是”的提问，67个壮族受访者中，有32人(47.8%)选择A，34人（50.7%）选择B，1人选择C人，但没有一个人选D。对此，我们的倾向解释是，选择A表示民族意识较强，选择B表示对本民族有一般的认同意识，选择C表示带有一定的民族自卑情绪并且民族意识较弱，选择D表示民族意识十分淡薄。结果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而且他们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竟有22人之多；另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保持着一般的民族意识。总体来说，壮族一般都还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意识，这与当代壮族整体仍然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现实是相一致的，至少，壮族还保留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由于我们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壮族上层，而一般来说上层人士的民族意识往往都比较强，因此上述民族意识强弱的调查结果可能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的街头访谈（对象主要是出租车司机、三轮车夫、小商小贩、餐饮业服务人员）就反映出不同的结果。由于当地壮族人说普通话带有较强的壮话口音，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能从他们的口音中判断出他们是否是壮族。当壮族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是壮族时，相当一部分人首先强调他们是从农村来的，然后才说自己会说壮话。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背景，他们第一反应是地域的，接下来才是民族的。由此看来，尽管普通的城镇壮族人也会承认自己是壮族，但是，是什么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的民族意识比上层人士要弱得多。
然而，无论哪个民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他们的民族意识最具有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左右整个民族的行动走向。由此，我们试图了解壮族上层民族意识的实际强度。
我们想先了解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是否有深厚的本民族历史知识基础。如前所说，一个人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无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而此意识的强烈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由于壮族并没有全民族性的、成熟的宗教，至今为止也没有本民族通行的书面文字，本民族文化的积累并不深厚，受汉族文化长期影响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与汉族趋同，因此我们略过这几个问题，转而主要针对壮族历史知识设问：“下面历史人物中，你听说或知道的有（可多选）：刘三姐、赵佗、马援、冼夫人、黄乾曜、侬智高、瓦氏夫人、岑猛、韦拔群、韦银豹、蓝受贰、侯大苟、石达开。”其中蓝受贰和侯大苟是苗族历史人物，由于受访者主要是壮族，因此此二人也可视为干扰项；赵佗和马援是两汉时期岭南早期开发的重要人物，冼夫人是南朝和隋代壮族先民俚人的杰出领袖，黄乾曜、侬智高和韦银豹分别是唐宋明时期壮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领袖，瓦氏夫人的丈夫岑猛是明代广西最大的土司，岑毓英（百色西林人）是清代曾任云贵总督的封疆大吏。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1人（大学教师）表示对上述所有与壮族历史有关的人物都有所了解之外，其他大多数只能选出刘三姐、瓦氏夫人、石达开、岑毓英、韦拔群，能够选出侬智高的人都不多。这说明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缺乏对壮族历史的全面了解，他们的思想中甚至可能不会有关壮族的整体印象。他们很可能连类似于《壮族简史》这样的读物都没有看过，他们对上述人物的知识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于求学时期的历史课程及一般的中国历史读物，或当地的民间传说。
一般来说，对本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刻了解是一个人民族意识最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显然，本民族历史知识不是城市壮族民族意识的主要支撑点。在一个没有全民族性的独特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积累又不深厚的民族中，一个对自己民族历史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他的民族意识的实际强烈程度又如何呢？
我们又设问：“假设您是异族间通婚家庭，您的孩子先填报为少数民族成分，如果您的孩子长大后想将民族成分改为汉族，您的态度是：A.支持；B.反对；C.说不清。”结果有24人表示“支持”，20人选择“说不清”，二者相加占了65.7%，只有23人表示“反对”。我们的倾向解释是，表示“反对”者民族意识较强，表示“支持”者民族意识薄弱。这个问题反映出，壮族上层整体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表示“支持”的人中，竟有11人是在上一个问题中选择“很自豪地”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者。按照我们的设想，在陌生人前自豪地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人，他应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而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对自己后代的改变民族成分的愿望表示坚决“反对”。在这两个关联问题上的矛盾答案，使我们陷入沉思之中，但最终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们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更能反映他们深层的心理倾向——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烈。一个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人，他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他的后代将本民族的民族成分改为他族。上述虽然也有23人表示对后代改变民族成分的愿望持反对态度，但如果考虑到目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会享受到各种国家优惠政策，那么这个数据就无疑会隐含着许多其他变数。
上述对壮话在城市中的生命力的调查结果同样也支持我们“壮族上层整体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的调查结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由于长期以来与汉族文化的交融，壮话已成为当地壮族区别于汉族的最主要的特征，也应该是他们维系其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还有理由认为，一个有着较强民族意识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对本民族最后一个重要民族特征——语言的坚守的。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意味着他们与本民族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又疏离了一大步，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族意识又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柱。因此，城市壮族上层很快放弃对本民族语言的坚守，应该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并不强烈。
然而，壮族上层毕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虽然城市壮族的民族特征已接近消失，但乡村壮族的民族特征依然还有所保持，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特征的语言——壮语，在广大的乡村仍然世代相习，使得壮族作为一个民族仍然有着坚强的存在理由。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虽然他们有的已不再坚守自己的民族语言，甚至对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也缺乏整体的了解，但他们仍然自觉意识到现实中本民族与汉族的种种微小差别，心中依然保持着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意识，尽管这个意识可能很淡薄，却也可能对壮族未来发展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由此，关注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进一步追问壮族上层民族意识的支撑点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敏感，但我们仍然感觉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和倾斜政策可能是当下壮族上层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访谈中我们听到了一些抱怨，抱怨国家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抱怨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扶持不够，焦心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滞后发展等。另外，调查中我们还无意间获得一个信息，说近年来有几个成年人想把民族成分由少数民族改为汉族。据知情人士分析，其中原因可能与其个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已经无益于其个人发展有关。我们问卷中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反映出壮族民族意识的功利背景。针对问卷中“您是否认为城市少数民族仍然应该享受国家有关的优惠政策（如高考加分）”的提问，100%的少数民族都选择了“应该”（汉族也有14人选择了“应该”，只有1人选择“反对”，其他选择“说不清”）。种种信息，似乎都将民族意识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联系在一起，让我们难以将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民族政策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承认，民族歧视或压迫可以激发被歧视压迫者的民族意识，但我们似乎也得承认，民族优惠或照顾政策，同样也会激发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尽管这种民族意识带有现实的功利性。
总之，当代壮族，包括城镇中的壮族上层，总体来说民族意识并不很强，他们的民族意识既没有宗教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也没有本民族完整历史知识的支撑，其民族意识的保持，除来源于壮族与汉族等民族的现实差别外，还可能与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与倾斜政策相关。不过，无论如何，那些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大都是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是当地壮族的上层，他们的民族意识应该值得重视。
通过对广西百色城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意识现状的调查，我们发现，百色城壮族总体来说存在着一种加快与汉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尽管他们（尤其是上层阶层）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民族意识，但这种脆弱的民族意识似乎无力阻挡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由此，随着城市化发展高潮的到来，壮族很可能也会迎来与汉族融合的发展高潮。以下两点是我们本次调查后的思考：
第一，民族融合是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壮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原军队进入岭南后，壮族先民就开始与汉族杂居，此后壮族先民积极地学习和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并且历代都有部分壮族融入汉族之中，成为岭南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自觉的民族融合取向至今在壮族地区的广大城乡仍然能够感觉得到，新壮文甚至在壮族乡村都无法得到接受和推广，就是一个明证。
第二，民族意识是影响一个民族行动走向的关键因素，正视这种民族意识，从而善加引导，将有利于我国民族融合的发展，否则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大局。城市是各族上层和精英汇聚的地方，城市化所带来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集中，将使各族上层和精英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对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应该给予更高度的重视。就广西百色市来说，虽然当地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比较弱，但完全将其忽视则是个严重的错误。他们的民族意识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整个民族，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的对待。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推动当地壮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努力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重视对壮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是降低其民族意识的负面影响，发扬其民族意识的正面影响，促进地区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措施。
特别注明，本文档的作者是：韦东超，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我个人认为他是僚人，才会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彻夜歌声
你可以不要把你的理论弄成夸张的大字吗？浪费家园空间啊！
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推动当地壮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努力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重视对壮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是降低其民族意识的负面影响，发扬其民族意识的正面影响，促进地区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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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负面影响，什么是正面影响，作者没有道出来。
第一，民族融合是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壮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原军队进入岭南后，壮族先民就开始与汉族杂居，此后壮族先民积极地学习和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并且历代都有部分壮族融入汉族之中，成为岭南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自觉的民族融合取向至今在壮族地区的广大城乡仍然能够感觉得到，新壮文甚至在壮族乡村都无法得到接受和推广，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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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符合”就是“符合”，“我”是精精英“我”说了算，至于怎样“符合”，懒得跟你们说。
彻夜歌声
你可以不要把你的理论弄成夸张的大字吗？浪费家园空间啊！
没错！只有标语才需要大字别人看清楚，在论坛里这么大的字，别人没法浏览了！已经有很多贝侬都提醒过了，为什么没有一点变化呢？有理不在声高啊！
另外，对一些做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应该用一种理性宽容的态度去看、去评论、去批评呢？！不管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和结论如何，研究方法和目的怎样，有关注总是好的。
再说了，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学者也是人，也有在他们的体制内生存发展的需要，其实做民族文化宣传推广工作，我们更需要朋友，即使是意见观念不同，但只要别人不对立反对，就足够了，这应该也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吧！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写得不错，很细致，可以看出是经过很周到的实地调查后写成的，很难得有这么细致的调查报告。感谢这篇文章的作者，让我们懂得许多东西。。。作者身在中南民大，发表的学术论文自然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以及主流思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定的局限吧。但谁又能说自己的言论无懈可击？？
这篇章个人认为很有价值，赞同“了了了”贝侬的看法
也许我有生之年会看到壮民族自由的时刻,但我那个时候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不了壮王了!!!!我只能为壮民族贡献思想了!!!!!我坚信伟大的壮民族届时会向我这位壮族人民的老人致敬的!!!!!!
原来你想当壮王啊？原来你想名流青史啊？怪不得……！
特别注明，本文档的作者是：韦东超，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我个人认为他是僚人，才会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韦姓，一般都是僚人。在百度搜到，确实是壮族人，贵港籍。
我我认为还是不要不搜索人家的资料，我为他所作的研究致敬
虽然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所想的有出入。
但是我从文中想到了很多
我我认为还是不要不搜索人家的资料，我为他所作的研究致敬
虽然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所想的有出入。
但是我从文中想到了很多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得很细致，可以看出是经过很周到的实地调查后写成的，很难得有这么细致的调查报告。感谢这篇文章的作者，让我们懂得许多东西。。。作者身在中南民大，发表的学术论文自然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以及主流思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定的局限吧。但谁又能说自己的言论无懈可击？？
民族融合是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壮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这种自觉的民族融合取向至今在壮族地区的广大城乡仍然能够感觉得到，新壮文甚至在壮族乡村都无法得到接受和推广，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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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叫“仔卖爷田不心疼”。这个仔的行为也是“自觉”的，但却是处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之下，为了眼前的利益和需要，“自动”地放弃祖上的基业。这样的“自觉”行为值得称道和认可吗？
“民族融合”就是让一个民族吃掉另一个民族吗？这样才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吗？按这种观点，一种文化覆盖和毁灭另一种民族文化也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到时候，僚歌只有用汉语来唱，壮戏只能用桂柳话来演......否则再没有什么“壮族人”听得懂！
如果再发展到某日，世界上更先进、更强大的民族来融合咱中华民族，咱们的子孙也像壮族接受汉族融合一样，自觉地融合到其他更强大的民族之中，我们的中华文化也最终被其他文化所覆盖.......那也能以“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解释而听之任之吗？
国歌中既然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吼叫，为什么少数民族就不能发出“某某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召唤？
至于新壮文在壮族乡村无法得到接受和推广，不是广大族人不愿意接受，而是根本没有推广的诚心和相应的激励机制。族人迫于升学、就业和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全面接受其他文化的灌输，而根本没有机会好好接受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甚至连壮族的上层人物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没能享受这样的机会，何况在乡村的壮族人！
请记住：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都应该得到全人类的保护和抢救，这是联合国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背离这个原则，不谈如何弘扬民族文化，而大谈毁灭另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所谓“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反动的，也是反人类的！
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各民族共同繁荣才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者虽然提到“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其鼓吹的“民族融合”是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的，是不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精神的！他所说的“民族融合”并不是“ 两个对等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性增长的基础上融为一体，迁移杂居互相通婚,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相互融合成新的民族。”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去全面投诚另一个民族，一种强势的语言文化去吞并和毁灭另一种弱势的、还未觉醒的、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语言文化，并被美化为“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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