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史》第一章
游修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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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作起源的问题，是一个有待于不断探索的问题。迄今为止，明确了不少以前不清楚的或被忽略的方面，澄清了一些模糊或错误的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开拓，更产生了以前没有预见到的问题。扼要的加以回顾，可以看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是根据古书上有关神农氏教民种植五谷的传说，五谷之中包括有稻，神农氏被定为约距今5000年，因而不论国内国外都曾一度把中国稻作定为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说法已经过去，现在的研究已经从神农氏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把探索的途径伸展到各个与稻作起源密切有关的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野生稻的调查和研究，栽培稻的祖先来自野生稻，要探索稻作起源，理所当然地要对中国境内的野生稻进行调查并开展研究，这方面的起步虽然较晚，但近十年来的进展很快，对于中国稻作起源有很大的启发和贡献。其次，自从瓦维洛夫1926年创立作物起源中心的学说，并认为某一作物的起源地应该到该作物的多样性分布中心去寻找的这一观点介绍到国内以后，云南省的水稻品种资源多样性引起了国内外的注目，对于探索中国稻作的起源成为另一种推动力。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基本建设的勃蓬开展，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量发现，其中有不少遗址出土了炭化的稻谷（米），为中国原始农业时期稻作的分布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炭化稻谷的出土，时间早到距今7000年，引起考古界、历史界、农业界的注目，使中国稻作的起源问题，也成为考古界、历史界关注的研究题目。接着有人从历史语言地理的角度加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有人从少数民族和水稻的密切关系探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稻作的起源。还有人从农业起源的角度探索稻作起源和其他作物的先后关系。每一个领域每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都为稻作起源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西南的丰富稻资源在自然地理中同接壤的泰缅印度阿萨姆地区，尼泊尔锡金等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而中国稻作起源的问题实际上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已经密切难分，中国稻作起源成为亚洲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国外的学者更都是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入手研究，对于阐明中国稻作起源和传播无疑也极有价值。
一、中国稻作起源和历史神话传说
在中国的古籍记述中，神农氏是发明种植五谷的传说人物，神农氏不仅发明五谷，也发明原始的农具耒耜，所谓“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于是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燥湿、肥挠、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传说中的神农氏，又称炎帝，姓姜，又名烈山氏。如果把神农氏不看作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氏族的一个代表，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面貌的。姜姓是以羊为图腾的姓，当是羌族的后支。烈山氏可与“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的记载联系起来理解，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有关。
历史上的华夏族是以姬姓的黄帝部落联盟和姜姓的炎帝部落联盟为基础，融合其他氏族而发展起来的。黄帝和炎帝最初活动于陕西、四川、甘肃之间的地带，以后黄帝族沿黄河北岸发展，炎帝族向黄河南岸发展。他们是仰韶文化的创造者，黄炎代表这一时期的部落联盟，大约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水稻栽培已推进到黄河流域，所以说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实不能说明稻作的起源，实际上稻作的起源要早得多。
“五谷”一诃最初见于《论语》“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在此以前，《诗》、《书》都泛称百谷。古书上对五谷的解释也不一致，《史记.天官书》中提到五谷的注作：麦、稷、黍、菽、麻，不包括稻，汉以后的释五谷多以稻代麻，如汉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五谷是：稻、黍、稷、麦、菽。五谷还有其他的不同所指，这里不俱引。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中如采取有麻无稻的解释，则神农氏便代表了北方几种主要谷物的发明者，和水稻无关。所以神农氏教民种稻有近5000年历史的引证，即使就古代文献本身看，也并非肯定可用的。
中国的另一个神话传说是所谓开天辟地的盘古氏。盘古是盘瓠之讹改，盘瓠即葫芦。以葫芦为始祖的传说，盛行于西南少数民族中。如滇西南哀牢山区自称“儸儸”的彝族，至今还在屋里供奉代表祖灵的葫芦。彝族不仅把葫芦视为祖先的实体来崇拜，还把葫芦看作彝、汉、苗、傣各族的共同始祖。苗族的传说也认为苗、彝、汉、傣各族同出于一个母体葫芦。河姆渡遗址以及崧泽遗址等和稻谷一起出土的都还有葫芦，上述各少数民族的共同信奉葫芦为母体，也共同种植水稻为主粮，联系到河姆渡遗址的水稻葫芦共存，和这些少数民族对原始稻作的传播的密切关系，这个盘瓠的传说实在比神农氏的教民播种五谷更有启发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从神话中去找农业或稻作的起源时间和依据，但有关农业和稻作起源的神话传说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给我们以启发。近几十年来，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和稻作的起源中，有关的神话传说便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进行搜集和分析。如德国的阿道夫.詹逊（Adolf E.Jensen，1963）把他收集到的有关农业起源（包括水稻）的神话传说归纳成两大类，一类称之为Hainuwele神话，另一类称之为Prometheus神话（前者暂译为“身体说”，后者暂译为“外来说”）。这个分类虽不完善，却有概括方便的优点。“身体说”的神话一般认为农作物（包括稻子）是从某个死亡的神或人的身体里萌生出来的，尽管作物的种类不同，方式有异，但都可归入这一大类。“外来说”的神话则认为农作物是从某个地方（一般多在天上）偷来或拿来的。
日本学者Obayashi Taryo专门研究分析了印度-太平洋领域的农业起源神话，采纳了詹逊的分类法并加以充实补充。这里专就和水稻有关的内容介绍如次。Taryo发现，日本渡部忠世博士所倡说的水稻起源于从阿萨姆至云南一带山地的学说，与两种神话传说的分布地域竟然巧合，都在这个范围内或其周围区域。
在阿萨姆的Rengma Naga地区，关于稻谷的来源，说是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发现池塘里生长着水稻，于是人便派老鼠去取稻谷回来种植。从此，老鼠成了谷仓的一害。中国的传说则是，在一次洪水中上帝派一些动物送稻谷给人吃，这些动物中只有狗成功地把稻谷送到人手里。当狗在水中游泳前进时，它所带的稻谷慢慢都给水冲走了，只有粘在尾巴上的稻谷没有冲走。所以，此后人们种植的稻谷都是长在稻穗的顶端（尾巴上）。这个传说分布于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和江苏。广东有些地方，狗换成了老鼠。
这个狗和老鼠的起源传说集中分布在两处，一在中国云南，一在印度阿萨姆。它们都是起源于沼泽。另有少数分布在印尼的 Borneo和西里伯（Celebes）岛。后者可认为是前者的变种，时间上可能稍晚些。
越出阿萨姆和云南以外，传说中的老鼠或狗不是从水中而是从天上取得稻种。如越南山区的巴天人（Pa Theng）的传说，是狗、老鼠和猪帮助人从天上偷取稻种给人的，所以巴天人在稻谷收获后把第一碗米饭先送给老鼠、狗和猪吃。越南北部的芒人（Muong），印度尼西亚Borneo的恩加朱达雅克人（Ngaju Dayak）和云南的儸儸人也有类似的传说。离开阿萨姆、云南愈远，动物的种类便起了变化，不再是老鼠和狗，有的是蚂蚁，有的是鱼，有的是蛇，有的是鸟。
外来说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既非老鼠或狗的帮忙，也非上天的恩赐，而是稻谷自己会飞，飞到人间来的。这一传说分布于阿萨姆和印度支那的僚人中。据阿萨姆的阿奥纳加人（Ao Nagas）说，从前有一个黄金时期，人们不必背着沉重的稻谷回村，稻谷是会自己飞到谷仓中去的。僚人的传说则是，在很久以前的黄金时期，稻谷长得象南瓜那么大，成熟的时候，它们会自动滚到谷仓中去的。有一次管谷仓的一个懒惰女子，还没有打扫好谷仓，稻谷就滚来了，她骂它们来得太早，叫它们先回田里去。于是从此稻谷变得一天小似一天，再也不会滚动了，人们只得到田间去收割，背回来。
在东南亚的原始农业时期，除稻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粮食作物如粟、稗子、大麦、芋、椰子、面包果等。这些作物也有神话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说往往是几种作物同时并举，不象水稻只讲一种。而且讲几种作物并举时，往往不包括水稻。如中国的四川、西藏、云南、广西、台湾、琉球和日本都有粟、稗、大麦等的起源传说，不包括稻。也有稻的传说和其他谷物传说重合的地区，这种现象很复杂，似乎表明陆地旱作和水稻有不同的产生传说背景，但大体上也都分属于身体说或外来说的范畴。
稻谷是狗帮助人取来的这一支传说，随着稻的传入黄河流域而进入北方。《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郑玄的注只说：“稻始熟也。”不提为什么以犬尝稻。这表明到汉朝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传说已因汉化而消失了，作为古老的仪式则保留下来。
神话传说愈幼稚，愈远离现实，反映了它的时间愈早，愈“真实”（指保留神话的原貌）。反之，神话传说愈具体、愈符合后世的实际，反映了它已经过后人不断的“修改、补充”，使之“完善、合理”，其实恰恰表明它已失去原来面貌。所以象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又教民制作耒耜，种植五谷等等，无疑是黄河流域有史以后，文化发达了，人们为了追溯、解释农业起源所作的一再“加工”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探索神话传说中的稻作起源时，应到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中以及如古代《山海经》中去探寻，可能更为合适。而且这种探索必须在视野广阔的、宏观的、与相邻的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以至现代的作物遗传演化的联系中去分析，才能有可资借鉴的发现。
二、中国野生稻的古今分布
现在全世界稻属（Oryza）的“种”（Species）数经过定名并得到认可的约有20～25个。其中栽培稻只有两个种，即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和非洲栽培稻（Oryza glaberrima）。其余都是野生稻种。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公认的是“普通野生稻”（Oryza perennis或rufipogon）。中国境内分布有三个野生种，除普通野生稻外，还有疣粒野生稻（Oryza meyeriana）和药用野生稻（Oryza officinalis）。后二者因与栽培稻关系不大，这里不作叙述。
现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为：南起广东海南岛崖县（N 18°09′），北至江西东乡（N 28°14′），西自云南盈江（E97°56′），东至台湾桃园（E121°15′）。南北跨纬度l0°05′，东西跨经度24°19′。（参见图1—lB）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以宿根繁殖为主，也能开花行有性繁殖。另外，还有一年生的野生稻（Oryza nivara）以种子繁殖为主。在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上实际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栽培稻起源于普通野生稻，一种则主张起源于一年生的O.nivara。主张起源于多年生的，说一年生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渐渗杂支”（introgressive hybridization）的产物，属于杂草稻（weedrice）性质。主张起源于O.nivar的，认为nivara是栽培稻的直接祖先，nivara则来自O.perennis。这两种不同观点影响到人们对于古籍上记述的野生稻的理解。因为古籍上提到的野生稻没有说明它们是多年生或一年生的。
（一）中国古书上关于野生稻的文字 中国古书上称野生稻为“秜”，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但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水稻篇引《字林》（该书已佚）则作：“秜，稻今年死，来年自生曰秜。”一个作“落”，一个作“死”，落是谷粒掉落田间，来年自生。死则可以有今年死亡的植株，来年借宿根茎再生的含意，这就有点像多年生野稻，但“死”也不能排除有落谷在内的可能。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陈梦家及于省吾释为“秜”，从而把秜字从《说文解字》时期提前了1000多年。但胡厚宣释这字为“*〈禾北〉”（即稗）。于省吾释秜后把秜作为殷人已经知道栽培水稻的论证，则是混淆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
五代.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在“秜”下注云：“臣锴曰：即今云穭生稻也。”进一步指出秜就是口语所称的穭生稻。穭音吕，也可写作稆或旅。宋.丁度《集韻》：“穭，禾自生。”但穭不一定限于禾自生，古籍中也有“穭豆”，“穭麦”等记载。所以只有秜是专指的野生稻，穭（或稆，旅）则是修饰词，要看它所修饰的作物而定。
不种自生的稻，并不限于古代，现代仍有存在，如苏北连云港地区有“穭稻"，安徽巢湖一带有“塘稻"，以及广东徐闻、阳江的“落鹤"（当是落“禾”的谐音），东兴合浦的“野禾”、“飞禾”，海南岛的“鬼禾”等都是不种自生的稻。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秜作了一番考证，认为《淮南子.泰族训》中“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的“离"就是秜的音转。但是《齐民要术》所引的《淮南子》这段文字，高诱的注说：“离，水稗"。又，《太平御览》所引的《淮南子》这段话，作“茢先稻熟……”，茢即离，其注释也是：“茢（离），稗。”离指稗草是正确的，因为稗草同水稻相似，但可以识别，所以农夫要拔除它。如果是秜稻，则相似到难以识别，无法在抽穗前拔除。所以，离不能同秜一起称作野生稻，否则会把野生稻的记载时间从东汉提前到公元前2世纪。由于段注说文的权威性，国内外的一些文献仍据以为离是秜稻应用。
（二）中国古代野生稻和现代野生稻的地理分布
古书中有关野生稻的文字记载，据不完全搜集，约有13处，现按年代先后列成表1—1。
从表l一l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野生稻的发生地点，大约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四川），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折向苏中苏北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呈一条弧形的地带（参阅图1—1.A）。其纬度约从北纬30°至北纬38°5′，经度自东经107°至l22°。南北跨8°5′，东西跨l4°。比现在普通野生稻分布的范围为狭，但北界则偏北10°之多。表中的穭生稻都集中于江淮流域，广大的华南西南不见记述，不能认为历史上没有穭生稻，是因为古代史料记述详北略南，没有人记载，自然反映不出来。早在《山海经》中即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①的记载。黑水指粤江，都广之野指粤江流域。“百谷自生”说明那里有野生的禾谷。膏菽膏稻等之“膏”是音译，没有实义，不可以汉字膏的意义去释。“膏”是壮侗语族对谷类的总称，即大名；稻、菽等是小名（也即专名），大名冠小名之前是壮侗语族构词的特点（详见第四节）。所以膏菽、膏稻等是汉语的半音半义翻译手法，就是现代也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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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海经》为公元前约3世纪战国时人所撰，本段引文见其中的《海内经》。
2.表中其他地区都只出现一次，唯有浙北苏南地区从公元231年至l023年共有4次记载，其次为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二次。联系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稻谷遗存最多的正是浙北苏南地区，其次长江中游，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3.野生稻的记载次数不应这样少，正如《文献通考》所指出的：“自乾德（963年）以来至天禧（1017年），郡县所上嘉禾野麦野谷之属殆不胜书，姑摭其尤异者一二，著于此。”可见收录的只属极少部分。但也应看到这种郡县上报的野谷嘉禾情况，有不少是夸张或失实的。表中994年这一条，稻子从石罅里生出，显然原先有稻谷掉进去，然后发芽生长出来，同自然界的野生并无关系。所以上面的分布界限未将这一条包括在内。
4.自宋以后，古书上即不再见穭生稻的这种记载。其原因很复杂，气候条件方面，宋以后的气温明显下降，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
（三）中国古书中野生稻的问题
如上所述，古书中的“秜”，“穭稻”，“野稻”以及有关的“稆”，“圣米”等的称呼，视为一种非人工种植的自生稻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光一个“秜”、“穭稻”等无法明确它们指的是多年生的或是一年生的。
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形态和生育特性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为：前者的茎段再生力很强，种子生产力则很弱，种子落粒性和休眠性很强，发芽不一致，一般为异花授粉。栽培稻则相反，茎段再生力很弱，种子生产力很强，不容易落粒（尤其是粳稻），休眠性弱，发芽整齐，通常为自花授粉。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的差异如此大，说明它的驯化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普通野生稻是一个多型性的群体，在自然条件下，茎段再生力强，甚至有分裂茎段的能力，异花授粉，极易落粒，发芽不一致等，都是群体适于生存的有利性状。一旦种子被人类拿去播种繁殖以后，在人造的田地里，从播种到收获的反复过程，使它脱离了原先的浅水沼泽环境，人们“栽培压力”（cultivation pressure）的方向是转向种子产量高，不易落粒，发芽一致等。茎段再生力强，依靠宿根繁殖失去意义，于是合乎栽培需要的个体得到增殖，整个群体向栽培型转变。
至于一年生野生稻，是稻田的杂草稻，按杂草学的理论，杂草不是自然界本来有的植物，杂草是人类驯化作物过程中的伴生产物，没有栽培作物之前，本无所谓杂草。杂草是和作物相反相成地演化的。它和栽培稻相比，形态和生长习性都非常相似，难以区别。唯落粒性强和休眠性强很似多年生野生稻。它的茎段再生力弱，异交率低，感光性弱、种子生产力强等都是和多年生野生稻相反而与栽培稻相近。因为它随着栽培稻脱离了长年积水的沼泽地环境，进入迁徒的周期性干旱的新环境，宿根繁殖成为不必要，“今年落，来年自生”才是最适的生存手段，而其他形态生育性状的类似栽培稻，非常有利于逃避农夫的耘耔，得以生存下来。
据以上所述，再对表1所列的各地野稻试加以分析。731年扬州穭生稻和再熟稻，967年襄阳民田谷穭生，1013年公安民田获穭生稻及1023年苏秀二州湖田生圣米这4条记载，都发生在民田、湖田或者同再熟稻并举，说明都是一年生的秜稻，而非沼泽池塘等自然生境的多年生秜稻。这些一年生秜稻在稻田中与栽培稻的天然杂交，丰富了栽培稻的种质多样性，它们也从栽培稻获得模拟栽培性状的基因，得以混杂于栽培稻中而不被觉察。至于874年这一条，地点在今河北沧州一带，该地处于北纬38°5′，不可能成为古代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点，所谓“生野稻水谷十余顷”也只能是一年生的秜稻。因为沧州的冬季长时间低温，对于宿根的野生稻是不能存活的。多年生野生稻的生长温度约需年平均温度
宿州符离县渒漳湖穭生稻因非稻田，则似有多年生的可能。宿州地处北纬约34°6′，较宿州更北约1度的连云港地区，至今穭稻分布还很多，最近调查还有29处。这些穭稻的特点是长芒、黑壳、红米，边成熟边落粒，种子休眠性极强，成熟当年即使条件合适，也不会发芽。其余植株形态、生长性状都与栽培稻难以区别，因而成为稻田极麻烦的杂草。此外也能生长在沟边、早地上。与华南野生稻的不同之点在于宿根不能越冬，完全依赖种子繁殖。经杂交测验，和粳稻亲和力强，同籼稻杂交则不实率在77％以上。又据对穭稻与云南陆稻品种（3个粳型1个籼型）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除穭×粳的结实率高于穭×籼以外，还发现穭稻的落粒性及长芒在F1代均为显性，并且以穭稻为母本时，花粉的可孕率较高。对胚的酯酶同功酶分析表明，穭稻的同功酶带同粳稻相似，穭稻有1个酶带为籼稻所没有，但在所有的F1杂种中都出现。在异常染色体配对方面，穭×粳的F1较穭×籼F1为少见，说明穭稻与籼稻的染色体结构差异较大，初步认为穭稻的种质是介乎粳稻和多年生野生稻（O.rufipogon）之间的中间型类型。连云港的穭稻据老农回忆追溯至少有百来年历史，虽然文献上未见记载，但无疑其历史必甚悠久。所谓开元十九间的扬州穭生稻很可能属于此种类型。证之连云港以北的赣榆县（北纬34°9′）盐食城遗址（属龙山文化）中也曾发现炭化稻粒，这一带的穭稻决非近百年才有。至于像浙江嘉兴地区的多次记载野稻自生，虽然不知道是指稻田或自然沼泽地，但从历史变迁看，这一带有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及以后的马家浜、良渚文化背景，稻作历史悠久。有史以后，秦时嘉兴原名长水，顾名思义，是多水之地，秦始皇东巡才改名囚拳，三国吴时改写为由拳，故所说的“由拳野稻自生”，实与该地多沼泽有关，这种野稻有可能是多年生的。嘉兴至杭州一带在唐以前仍多“水草沮洳”。宋以后因农田大辟，人口激增，泽地迅速缩小，加以温度下降，太湖西湖全面结冰多次记载，不利于多年生野稻的宿根生存，已如上述，所以宋以后即不再见记载，像连云港地区那种穭稻也不见记载。
除表l—1所举的以外，在史书的人物传纪中也偶有提到人们采稆充饥的事。①《后汉书.献帝纪》：“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②《三国志》卷十三注引《魏略》曰：董遇“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③《晋书.桓玄传》：“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稆。”④《晋书.王戎传附郭舒传》：“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泽以自给。”⑤《晋书.索靖子綝传》：“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自存。"⑥《梁书.王僧辩传》：“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采稆失火。”
以上六例都是由于战乱、饥荒，官兵百姓不得不采稆充饥。稆在这里是一个泛指的名称，可以包括非种植而自然野生的可食植物，当然也包括野生稻在内。采稆在更早的古籍中也称“葆旅”，葆即采集，旅通稆。这六条中①⑤两条都是首都长安附近，属野生稻的可能性极小。②为采稆负贩，也不能肯定即是野生稻。⑥是夜间举火把采稆，失火延及太极殿，也同野生稻无关。只有③④指明是采稆江湖或湖泽，同野生稻的关系最密切。当然，江湖湖泽的野生可食植物不光是野生稻谷，也可能有菰米（茭白的子实）、薏苡、芡实等。既然有野生稻的可能在内，而古书使用稆、穭的多数场合都指野生稻谷，所以说③④两条的采稆，主要指野生稻是可以成立的。特别是③的地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④的地点在沌口（今湖北汉阳），两地都是湖泽众多，适于野生稻生长的环境。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则我国在公元4世纪时，在北纬30。附近的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一些地方还有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图1.C），其地理分布较现在的多年生野生稻北界江西东乡偏北延伸二度，或者反过来说，经过l500来年的变迁（温度和生境的改变），多年生野生稻的北界从N30°左右向南退至现在的N28°左右。这一推断要比按表l—1所绘的半弧形线其顶端直达沧州N38°5′为合理。长江中游和下游在4世纪时的野生稻记述同考古发掘的早期栽培稻分布带（屈家岭文化和马家浜、河姆渡文化）相当一致，是值得继续探索的。特别是鉴于古籍文献的记述量少，可靠性有限，目前还不能据以为定论。
鉴于古书的文字记述简略，使用的秜、穭、稆等字的广泛性和含糊性，以现代有关野生稻的知识去剖析古代的秜稻、穭稻就有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现代对于野生稻的分类、定名仍存在很多争议，未有统一的认识。关于栽培稻的起源，虽然以起源于普通野生稻（O.perenmis）的观点为普遍，也有主张起源于一年生的O.nivara的①，而在泰国还发现了“多年生—一年生”的中间型连续体，因而也有人主张起源于这种中间型的野生稻②O.nivara主要分布于南亚，中间型野生稻分布于泰国，中国只有普通野生稻，没有发现nivara或中间型野生稻。而三种不同观点都承认杂草稻的存在，只是对杂草稻的分类地位和演化关系有不同的解释，这对于分析古代的秜、穭稻没有什么牵涉，所以作了以上的分析。随着新文献的发现和野生稻研究的深入，肯定要作更为合理的修订解释。
三、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中国原始稻作
据考古学界的意见，中国历史地理在某种意义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由稻作文化孕育的东南部地区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诸种特征的形成过程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东南地区各类型的文化在形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中常常作为一个对应面而发挥其作用。
中国稻作起源、发展于长江流域以南，据对古气候的研究，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期远较现在为温暖，大体属于亚热带、北亚热带的温热湿润气候类型。下游有三角洲平原，中游为富有湖泊沼泽的平原，是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生境。广大的丘陵山区分布着亚热带阔叶林和混交林，动植物资源丰富，大型的动物还有犀牛、象等，是原始人采集渔猎的繁育之地。
（一）新石器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概况到80年代初，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约2000处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的新石器遗址有500处左右。一般地说，南方新石器遗址的农业应该都包含有稻作的要素，但我们以出土有稻谷、米、稻茎叶等遗存的地址来统计，迄今为止约共发现70余处，这个数字是还会不断增加的，因为在70年代时统计只有30多处。见表l—2 。
从地域的分布结合文化系统来看，长江流域的原始稻作明显可以分为下游和中上游两个不同的系统。就其文化序列来说，最早为河姆渡文化（第三第四层，距今六七千年），其次为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再次为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马家浜文化在江苏境内称为青莲岗文化，大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始终。苏北的青莲岗文化包括鲁南在内，约经千余年便与出现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融合，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苏北、安徽境内.大汶口文化进一步发展为龙山文化，其分布以山东为主，南到江淮平原，这时稻谷遗存已出现于山东栖霞，（图1—2）表明东夷越族先民的前头部落已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融合。马家浜文化在苏南浙北的继续发展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时间相当。
长江中上游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和四川东部，主要分布着大溪和屈家岭两种文化，屈家岭文化早于龙山，但晚于仰韶文化，其晚期还晚于大溪文化。淅川下王岗发现的稻谷已逾4000年，可能是湖北江西一带的三苗族的一部分沿汉水北上，与仰韶文化接触，创造了下王岗文化（图1～2）。
南方地区（包括云贵高原、两广、闽台及湘、鄂、赣的南部）为历史上百越族的一部分范围，原始农业的起源甚早，有人类居住的遗址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期。但由于采集和渔猎的资源丰富，对农业的依赖不是很大，因而表现为种植业出现虽早，而进展很缓慢。反映在稻作遗址的年代反而晚于长江中下游。这种现象被国内考古学界的学者用来论证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依据。
（二）考古发掘所见的中国原始稻作
根据现代对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的研究，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发生了3次海侵，东海和黄海大陆架经历了两次海退。每次海侵以各具特征的有孔虫属名作为代表名称，先后称为星轮虫海侵，假轮虫海侵和卷转虫海侵①。自假轮虫（Pseudonotalia）海侵以来，约到25000年前，开始了大理晚期的海退，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沉积期正处于冰期后的最适宜期，即“大西洋期”（8000～5500年前）。对第四层文化所作的孢粉分析表明，遗址附近的丘陵地带分布着青冈、苦楝、九里香等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林下植被层以热带及亚热带蕨类为主。遗址附近的平原地带水域广阔，淡水湖塘沼泽极为发育，生长着大量香蒲、眼子菜、菱、莲、芡实等水生植物。遗址中发现的植物残体和木本花粉的属种，除九里香外，虽然目前浙江仍有分布，但林下的一些蕨类植物则为今日所无，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中国广东台湾、马来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说明当时的气候较现在的浙江温暖，而与现在的两广海南岛地区的气候相近。遗址北面3～5厘米处耕土层下面有厚度不同的大片泥炭层，就是当时湖泊沼泽水浅后淤积而成，这些湖泊沼泽的消退，成为种稻的理想地点。河姆渡遗址的孢粉谱显示，一方面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界的植被和气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的耕
作活动，在孢粉谱中水稻花粉含量很高，最高可达孢粉总量的70％，这同第四文化层中大量稻谷遗存的堆积厚度达30～40厘米，最厚处达70～80厘米①一致（图1—3）。
太湖地区及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也有类似的现象。当时太湖洞庭东山、西山、无锡惠山、苏州灵岩山、常熟虞山、松江余山等蚀遗山地都是被以青岗栎和栲属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和部分栎、桑等阔叶落叶林二者的混交林。上海目前属北亚热带的阔叶落叶和常绿阔叶的混交林，而崧泽生土层孢粉所见的植被相当于目前中亚热带的植被，气候要比现在温度约高2～
由于河姆渡遗址不仅是迄今为止所有稻作遗址中时间最早的遗址，更难得的也是其他各方面的遗存最完备的遗址。以下就河姆渡的种稻业试作进一步分析。
南方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除通常的石锛、石斧外，整地农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遗址的骨耜（图1—4）。这些骨耜的数量多，工艺水平很高，大多数骨耜由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外形基本保持肩胛骨的自然形态。肩面部位穿有横向的长方形銎，以便穿过绳索、藤条，绑扎在耜的耒柄上。肩胛棘已被削平，脊椎缘中部磨出纵向的浅槽，槽的下部两侧开有长圆形孔，以便贴在其上的耒柄用绳索或藤条缚牢。出土的骨耜因经过长时间使用，通体磨擦得很光滑，长度已经缩短。这种骨耜的使用场合和方法至今尚未有一致看法。初出土时，人们根据其形制与石铲相似，而不同于锄头，故起名骨耜，并推想可能是同使用石铲一样用来翻土，即翻起的土块在前，未翻的土（块）在后，人的操作方向是后退的。用锄头掘土则相反，未翻的土在前，翻起的土在后，人的操作方向是前进的。故不称其为骨锄而
称骨耜。但近年来汪宁生为文指出骨耜的质地很脆弱，绝对经不起像石铲那样可用力将其踩下而翻起土块，特别在土壤粘重的场合更不可能。骨耜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是没有分歧的，如果不能用来整地翻土，用以开沟、作田埂等轻活还是可行的。骨耜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河姆渡、罗家角、马家浜和江苏刘林大墩子等遗址都有水牛骨的遗存，当时还没有犁耕，水牛和稻作的关系如何？据推测可能与原始的“牛踩田”有关，牛踩田又名“踏耕”或“蹄耕"。是由几个人驱赶若干头水牛在泡水的田里来往踩踏，直至把泥土和水踩烂踩糊，便可下种。牛踩田或蹄耕是没有犁耕以前的一种整地方式，其起源可能受自然界一些动物在沼泽地的踩踏取食现象的启发（详见本书第四章象耕鸟耘与蹄耕节）。这种习俗至今还残存于本世纪50年代的海南岛黎族“合亩”地区的水田作业中。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琉球群岛至今仍有蹄耕分布。
河姆渡遗址的住屋是干栏式建筑，这是百越族的典型房屋，现今广西一带僮侗语各族也住干栏式房屋，西双版纳傣族也以干栏式的高脚楼房著称。推想河姆渡时期因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这种干栏式房屋还是一种“长屋”的结构，即它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加筑而延长。这种干栏式住房是从最初的“巢居"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发展而成，与北方从“穴居”逐渐上升到地面，恰成对照，都是各自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结果。河姆渡的木构建筑最突出之点是已经使用榫卯以代替简单的绑扎。估计这种房子可以使用数十年之久，房子的下边饲养家畜，附近挖有水井，联系到稻谷的大量堆积遗存，可以想见当时已经过着相对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一面从事种植，一面从事采猎。
原始的种稻不知道施肥，唯一的肥料来源是稻草还田。因为原始人都是用石镰或石刀割取稻穗，把茎秆（及根茬）留在田里，起了供应肥料的作用，但连年种植后杂草增殖很快，同时肥力下降，住所周围的采猎资源也相对减少，导致了放弃住地而迁徙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垦定居。
四、中国稻作起源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探索中国稻作起源与驯化稻的人的关系时，就必须追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分布迁徙和稻作的关系，因为那是远在汉族形成之前的事。
在语言学上所称的汉藏语系各族的文化融合是华夏族或后来所称的汉族的民族组成的基础。这一形成过程最早始于新石器时期。北方在黄河南北的黄、炎部落创造了仰韶文化。其代表的农作物是禾（粟）和黍，不妨称之为粟文化。与之同时的东南沿海百越族先人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其代表作物为水稻，可称为稻文化。其后大江南北的青莲岗文化和长江中游由三苗族沿汉水北上形成的淅川下王岗文化则显示出南方与北方的交融进一步发展。而追溯稻作的起源显然以百越族先人的关系最大。
（一）百越族与稻作起源的关系
“百越”的名称首见于《吕氏春秋》（公元前3世纪）的“恃君览第八”，讲到当时统治地区之外“四
建国以来对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进展很多，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对于当时的文化特征一致认为有:
1）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
2）有央砂或夹碳粗陶，有拍印绳纹，晚期进入铜器时代则有几何印纹软陶及硬陶；
3）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
4）种植水稻；
5）住干栏式房屋。
具有这些特征的文化，普遍分布在现今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省（区）及国外印度支那半岛。这种情况与《汉书.地理志》所记很相符合。
迄今为止，以河姆渡遗址为东南沿海百越诸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这支文化的居民向北还创造了大江南北的青莲岗文化，把稻作带入苏北、山东境内。而在河姆渡以南的百越诸族地区虽然同样从事稻作生产，其年代则都较晚，长江中游及西南地区的出土稻谷年代也较晚（参见表l一2）。河姆渡文化的这一突出的地位，使得不少研究稻作起源的学者主张中国的稻作系起源于东南沿海的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这一带，由此而呈波浪式的向西、向北、向南传播。可见河姆渡遗址在稻作起源中所受到的重视。有趣的是，主张长江下游起源说的大多是考古学界的学者，而研究水稻驯化和遗传方面的学者则多着眼于野生稻分布和种质资源多样性的地带如华南和西南地区。
（二）历史语言地理和稻作起源
由于稻作起源是与百越族密切相关，作为汉族统一书面语的“稻”词显然是后起的，我们必须从比“稻”词更早的代表“稻”的词中去获取与稻作有关的信息。据游汝杰的研究，在词义为“稻”的词在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这三个语族再加上汉语，都属汉藏语系）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从它们中间可以得出14种“稻”诃的音值，它们分布在广西中部和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这14种语音中的辅音和元音的对应关系都十分明显，并据以拟测出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如次：
上面图解中的语音最古形式是Khau，次古形式为K‘ao，使用的地点是在广西西南角的龙州，镇都，云南东南角的广南，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的掸邦。这些地方连成一片，都处在深山密林中，与外界来往不便，具有保留古音的客观条件。
越南语gao是来自壮侗语族K系音的外来词。一个民族对本族自古就有的事物一般都有本族的固有词，外来的事物才伴随着使用外来词。越南语中与稻有关的词如稻（1ua）来自孟高棉语，田（doη）来自泰语，秧（ma）来自泰语，谷（Kuk）来自汉语。可见稻作不可能始于越南族。gao进入越南语的时代当在壮侗语言Kh-分化为K和h两系以后。
与壮侗语毗邻的藏缅、苗瑶语族中的“稻”的语音和壮侗语毫不相干。马来语与“稻”词有关的如印尼语的padi（即英语 paddy）也和壮侗语毫不相干。古印度吠陀经《阿阇吠陀》（约纪元前l 000年）中有vrihi和aruya两词都指稻。一般认为英语 rice，法语riz，德语reis，意大利语riso系来自vri hi，西班牙语arros，荷兰语rust，希腊语Oruza或oruzon，俄语рис来自aruya，它们都通过阿剌伯语的rouz，vruz，波斯语的 brizi而传入欧洲。这些更与壮侗语族的“稻”词无关，表明壮侗语族的“稻”词是自成系统而且时间甚早的。
Khau这个语音的起始年代是无法考定的，但它的下限可以间接推定，据游汝杰的论文，认为至今有37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根据有二：一是《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黑水指粤江，都广之野指粤江流域。“膏”历来注家释为脂膏，味好之义，是不谙少数民族语言之故。“膏”是壮侗语族称稻词K系音的对音，“膏”的上古音可拟为Kau，跟壮侗语族K系音极相近。膏菽、膏稻等是大名冠小名，这是壮侗语族构词法的特点，“膏”是谷类的总称。二是《说文》释秏：“秏，稻属。从禾，毛声。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伊尹为商汤时人，距今3700年，南海当指岭南。秏的上古音可拟为Xau，与壮侗语h系音极相似。现代傣族仍称水稻品种为“毫安火”，“毫薄壳”等，这“毫”与“秏”音同，指的是“禾”（稻）。“膏”和“秏”（毫）这两个音当在壮侗语古音Khau分化为K和h两系以后才产生，h系音既然有不少于3700年的历史，Kbau自然要早得很多。
与稻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词是“水田”的“田”词。壮侗语族中词义为水田的词也有明显的同源关系。壮傣等族自古就称“田”为na，傣族至今还保留na的称呼，如地名的“西双版纳"，译成汉语为“十二个稻田”（是傣族历史上分配各种负担的十二大单位）。又如“纳哈滚”（家族田），“纳曼”（寨火田）等，这些“纳”即是na的对音。邻近别的语族中的“田”词的语音都跟na毫不相干，壮侗语族的“田”（na）是自成系统的。
根据地名学的一般原理，地名在最初被命名时往往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中国两广云南等她有许多含“那”的地名，因都是些小地名，不大受历史上改变隶属关系中对地名改变的影响，而得以保留至今。现代含“那”地名的分布地区在广西有1200多处，云南170多处，广东30多处，越南60多处，老挝30多处，缅甸3处，泰国2处。如把含“那"的地名分布绘成语言地图，犹如图1—5，图中每一小点代表l0个地名，不到l0个的也用一点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含那地名的集中性和连成一片，其北界为云南宣威县的那乐冲（N26°），南界为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N16°），东界为广东珠海县的那州（E113°5′），两界为缅甸掸邦的那龙（E97°5′）。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24°，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原，就广西而言，70％以上地名集中在左、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水稻种植。其次，部分地名的分布是在现代壮语聚居区之外，表明古代壮族人分布和迁徙的图像，也说明壮人在退缩到广西中、西部之前，早已从事水稻栽培。
现今海南岛的黎族是在中原殷周之际从两广迁入。岛上至今仍残留着壮族地名，有些则被冠以黎语成分而保留下来，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六等，每个地名中最后两个音节仍是壮语地名的对音。可见海南岛含“那”地名的存在当在距今3000年黎族迁入之前。云南南部和老挝，泰国、缅甸北部，据《后汉书.和帝本纪》等记载，掸人（即后代的傣人，掸人等）当时就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壮人迁离这一带在留下地名至少在2100年以前。那峒，那孟这两类地名当在侗、黎、傣杂居的时代就产生，而黎人迁离大陆已有3000年历史，故那峒这一类地名的历史亦当在3000年以前。总之，含“那”地名的分布不仅反映古代壮族的分布，也显示了古代稻作的分布，这些地名的历史为稻作栽培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现代南方方言称稻为“禾”或“谷”，有可能来自壮侗语的K系音和h系音，语音和词义都是同源的。禾谷是同源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次：
现代南方方言称稻为禾为谷的地理分布如图1—6。从图中可以大致看出栽培稻的传布情况是。一路从西南经华中和华东北上进入长江流域；一路从云南四川北上进入黄河流域。这两条传布的路线还可以从考古发掘和古代交通得到印证。如果把壮侗语族“稻”词的最古语音形式境界线及壮侗语族的na（田）境界线和壮族含“那”地名分布线绘在同一张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三条封闭线是完全重合的，以含“那”地名分布线的范围最大，na（田）境界次之，“稻”词最古语音境界线位于中心。三者重合的面积极大，恰恰与国内外水稻起源研究者所较一致的看法，即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北部，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相当一致，这是从历史语言地理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添注了论证。
由于河姆渡遗址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稻谷遗存出土的新石器遗址，同时孢粉分析表明当时气候条件又相当于现今华南广西一带的气候，种种条件都有利于论证中国稻作可能起源于这一带，已如上述。但作者认为河姆渡作为中国稻作起源地还有如下一些疑难无法解释：
首先，从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来看，据王靖泰等的研究，中国东部ll万年以来的温度变化，犹如图1—7所示，图中共有三条曲线，I线是根据植被，物候和考古资料试拟的华北平原古气温曲线；Ⅱ线是根据植被物候和考古资料试拟的上海，浙北古气温曲线；Ⅲ线是根据海生动物群试拟的东海、黄海古水温曲线。这三条曲线都呈现一致的气候波动趋势。从Ⅱ线的横座标年代上可以清楚看出，上海浙北地区是在距今约8000年时气温才开始上升，到距今约7000年时达到较现在的温度高2～
其次，河姆渡遗址表现出来的农业形态，不是原始农业的早期形态，猪和水牛的驯养，稻谷遗存的堆积，骨耜的使用以及干栏式房屋和有水井的生活，都意味着河姆渡人可以相对地较长时间生活在这里，已经不同于刀耕农业那样，经常迁徙（现在国内研究原始农业的都趋向于把原始农业分为刀耕和锄耕两个不同的阶段。刀耕属于生荒耕作，锄耕则进入熟荒耕种）0据此，河姆渡人的农业如果起源于当地，其时间应早在距今万年左右，这与上面所分析的低温条件发生矛盾，即稻的驯化不可能从当地约万年前时的低温气候下开始。
鉴于上述两点疑难，所以尽管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在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所有稻谷遗址中属于领先，仍难以推断这一带就是中国稻作起源的中心。
河姆渡背靠四明山麓，整个宁绍平原以南都还是原始的森林，以北又是开阔的钱塘江口，这种地理背景促使人们询问河姆渡人从何而来？河姆渡遗址第三第四文化层出土有木桨，陶舟，还有淡水鱼以外的海洋鱼如鲻、鲷、鲨鱼等鱼骨，特别还有鲸鱼的脊椎骨。这些都反映河姆渡人的渔猎能力包括近海在内。而独木舟的海上交通能力，近年来通过实际的模拟航行，一再证明，乘独木舟从太平洋中部的玻利尼西亚可以一直航行到印度尼西亚。证之有史以后的文献记述如《淮南子.齐俗》。“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记地传》：“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都说明东南沿海一带的古代百越族先人，其水行的活动能力不可低估，也即是说，他们可能更早的时候是沿海活动到达河姆渡的。从上述的卷转虫海侵以来，河姆渡人的一支渡钱塘江进入浙北苏南，相继创造了马家浜、良渚文化，成为后来勾吴的祖先。继续北进的一支创造了青莲岗文化。而退入山区的一支则为勾越的祖先，其农业的发展较之浙西苏南的一支因受地理条件影响反而较为缓慢。
此外，还要考虑到长江中游在与黄河流域的黄、炎部落的同时，是所谓三苗集团：“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歧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阽也。”春秋时楚的强大与文化较之吴越为优，说明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所以很难想象把长江中游的稻作文化推迟到等待下游稻作文化的逆江而上，而其本身却不知道种稻。只从出土稻谷的年代上看，是比下游晚了千余年。正如春秋时吴越及楚相与交往和战争一样，史前的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氏族部落也有着不断的接触和来往。说长江中游的稻作不可能起源于由河姆渡首创的稻作呈波浪式地向西传向中游，并不等于否定中下游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如果有一天长江中游发现了较河姆渡还早些的遗址，是否即可以说水稻是从中游向下游传播？显然，如果单凭出土时期的先后，可能会发生随时改变传布方向的论点。截止本书初稿止，据报导，湖南澧县等处发现有距今约8000年的炭化稻谷痕迹，但正式鉴定报告尚未发表。这个问题不是单因子所能解决，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分析，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面目。
五、中国稻作的分化和传播
（一）稻的文字和稻的分化传播关系
“稻”字最初见于金文，作
等形，前者从禾旁，同后世稻字已完全相同。甲骨文中未找到稻字。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作
，
，
等形，胡厚宣、唐兰释为“稻”，于省吾释为“菽”，陈梦家释为“秬"，郭沫若释为“酋”，杨树达释为“??”。另有一个字作
，叶玉森释为“稻”。纷歧如此之大，实不能据以为定论。金文中的稻字则明确（图1～8）。但甲骨文无稻字，不等于说殷商时期还没有种稻，考古发掘已证明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晚期已种稻（表1—2）。在稻字出现以前，南方口语已称稻为禾或谷，已如上述，可见稻是传入黄河流域以后才产生的字。
南方的禾或谷（即稻）传到北方后为什么不继续称“禾”或“谷”，而出现稻的称呼，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因为如所周知，禾或谷在北方一向是代表粟的，从甲骨文中出现禾及金文中出现穀（谷）起，禾和谷即具有专名（粟）和大名（泛指禾谷类作物）的两种功能，但在北方，禾谷的专名不能指稻。南方种粟以后，口语或书面语都用粟，以示和禾谷指稻相区别。这样，南北各自使用禾和谷，各自分别指粟及稻，相沿至今。这种习惯形成于有文字以前，而甲骨文的年代，至少在4000年以前（近年来陕西发现的甲骨文据认为达5000年）。所以禾谷的称呼应该是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的种粟种稻氏族人发生接触交融以后所形成。第四节所引游汝杰论文已把南方水稻口语称禾称谷的分布（图1—6）及其自南而北传入黄河流域的可能途径作了推断，至于禾谷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同禾谷在北方系指粟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讨。这是一个和稻及粟的起源都有关系的问题。它牵涉到民族的融合、方言的产生和词义的变化等多学科的知识，实非一个人的学力所能胜任。这里初步提出几点试作解释的思考理由。
1.从原始农业的耕种方式看，早期的刀耕农业往往采用多种作物混合播种在同一块地里的方式。如云南景颇族的乌帕寨人口在同一块地上不仅种旱谷（陆稻），红米（龙爪稷），也还种玉米，豆类、芋头、南瓜、黄瓜、辣子和蔬菜等。”这种原始的混作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广州（番禺）一带仍然存在：“出番禺者曰斜禾。与吉贝、茶、豆、胡麻、杂植丘阜间，名曰种斜。粒白而长，亦绝香。”
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始农业也有类似的混播，如新几内亚的 Tsembgar人，在一块火烧地上竟混种了芋、甘蔗，玉米、香蕉、山药、木薯、南瓜、豆类、蔬菜等，最多可有36种。这种混播具有“群体缓冲性”的优点，可以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保持一定的稳产，也是早期农业还没有仓贮的反映。可以想象，原始的种植者对于他们所种的每一种作物都有一个专称，而各种粮食作物（如禾谷类）的共性表现和要求，如禾黍稻麦都长在茎顶，可以割穗收获，同样的使用杵臼加工，同样的煮食方式之类，产生了用以概括这种共性的概念，其表达的方式就是大名，大名可以通过词义的扩大产生，从专称（小名）转而获得泛称（大名）的作物，往往是最主要的作物。在黄河流域就是粟，南方就是稻。二者的共同泛称（大名）词，可能在原始农业时期就是禾或谷。以后混播完全让位于单作，大名的使用可以不变（因为它本来概括了很多禾谷类），小名的专指发生了分歧，便是北方的禾谷专指粟，南方的禾谷专指稻。《周礼》（约公元前3世纪）的《夏官》职方氏云：“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郑玄注五种指黍、稷、菽、麦、稻。“河东曰兖州，其谷宜四种"。四种是指黍、稷、稻、麦。这里的谷都是大名，但如作专名用，则只能指粟，而不能代表稻或麦、豆。只有“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大名所概括的只一种稻，谷也就等于是稻，而南方扬州也恰恰是称稻为谷。由此可见，禾谷和稻粟的交叉互用关系其起源必十分久远，恐要早到北方黄炎部落和南方三苗百越族相互接触交融的时候。虽然不可能有直接的论证，但从原始农业混播的角度了解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从西方语言中也可找到如同中国禾谷和稻粟交叉互用的类似情况。如英语的corn在英国也有广义（大名）狭义（小名）的用法，广义的corn可以概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狭义的corn则只指其中一种。corn的专指因地区而异，如英格兰所称的corn多指小麦（因为英格兰种小麦最多），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所称的corn则多指燕麦（因为燕麦种得多）口玉米从美洲传入英国，英国人采用了印地安语的发音maize，成为英语的外来词。把corn的这种情况拿来和中国的禾谷比较，可说相当类似。广义的禾谷相当于广义的corn，狭义的禾谷在北方指粟，在南方指稻，犹如狭义的corn在英格兰指小麦，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指燕麦。粟从北方传到南方，南方就按北方的称呼为粟，又可以与南方的禾谷指稻相区别，所以粟在南方也是外来词，犹如英国采用maize一样。“稻"（即禾、谷）进入黄河流域后，为了避免同原有的禾、谷（即粟）混淆，产生了稻这个词。目前无法说明“稻”词是怎样产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的黄河流域应该已出现“稻"的称呼。笔者推测“稻”词可能起源于古代淮河流域，这一带在新石器晚期已种植水稻，至今还存在一年生的野生穭稻，有史之初这一带属于东夷的主要区域。稻在《说文》中和稌是同义词，而稌即糯的方言：“稌，……音徒，稬稻也。”汉时的沛国在现今安徽省宿县一带。《诗经》中6次提到稻，5次是稌，一次为稻：“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里的稻，古代读如稌（杜），而非如现今的“道”（dao）音。枣，稻、酒、寿四字都属幽部，是押韵的。稻即稌，也即糯稻。古代黄淮流域也以种糯为主，糯不仅供食用、干粮、军粮（详见第五章加工部分）也是祭祀、酿酒的重要原料，所以由稻取得全国统一书面语的地位是容易理解的。这“稻，，在古越语发イネ的音，传到日本，保留至今。而古越语在中国早因民族融合而消失了。稻成为统一书面语后，把糯的专称留给稌，以后是糯，稻成为总名，其读音也转为dao的音了
二）籼与粳的分化 在论述籼粳分化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现代的籼和粳在地理分布上的规律。如所周知，概括地说，中国南方多为籼稻品种，北方多为粳稻品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为有籼也有粳的交叉地带。这是空间的平面分布。若就空间的主体分布来说，即使在南方，在海拔高的山区也种粳稻，尤以云南贵州一带最为典型。在云南，籼稻一般分布在海拔
籼与粳现在已经在稻属分类上属于栽培种下面的两争亚种，相互杂交很困难，表明它们之间已经有长期的生殖隔离和地理隔离。 中国的文字首创于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水稻是粳稻，所以在黄河流域的粳和稻是同义的，在古代文献中粳也是代表稻的一个总称。后世的人不知道这种关系，常常感到疑惑。如《广雅》（公元3世纪）说：“秈，稉也。”《本草纲目》（1578年）也说：“稉乃谷稻之总名也。”到了清朝，段玉裁注《说文》就批评《广雅》的以秈为稉是“浑言不别也”。其实是段玉裁不知道稉在古代可作总名使用。 稻分化为籼和粳虽然很早，但反映在文字上，籼粳的出现却很迟，还不如糯早。粳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原作秔：“秔，稻属。从禾，亢声。”又收有“稉”字，说是“稉，俗秔”，即秔的通俗写法，以后为了表示稻米，稉又写成粳，就是《天工开物》（1637年）所说的“禾曰秔，米曰粳”。秈的出现更迟于粳，《说文》没有秈字，《广雅》是首次出现秈字。宋.司马光《类编》卷七和丁度《集韵》卷三在秈字下都引《方言》说：“江南呼粳为秈。”《方言》作者扬雄是西汉人，如果《方言》中已收入秈字，就比《说文》还早，但今本《方言》中并无司马光、丁度所引的这一条。历史上北方不种秈稻，秈只流行于江南，所以说“江南呼稉为秈”的说法是对的。不过秈在江南也有地区性（作为书面语则例外），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只有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水稻地方品种名称叫××秈，如“青秸秈”、“六十日秈”、“百日秈”、“竹芽秈”之类，湖北江西有部分品种称秈，另外出现称占或秥，××占××秥等。湖南省则称秈为黏，《湖南通志》所列56个品种都以黏结尾，福建、广东、广西完全不见秈，而叫黏，如“斑黏"，“新会黏”之类，广东《从化物产》说：“稻之品曰黏，有赤黏，黄黏……，糯，有黄糯白糯……；秔，有赤秔，余秔……。”广西《横州府志》说得更清楚：“稻有黏、秔、糯三种。”广东《乳源物产》也说。“稻有黏、秔、糯三种。”由此可见，稻始见于黄河流域，秈始见于长江流域，二者后来都取得全国统一的书面语地位。稉一度在黄河流域作总名用，以后与秈相对而成了专名。 现在回到新石器遗址的稻谷遗存上，从表l—2的登录看，由于条件的限制，经过鉴定的稻谷（米）只是少数，可以区别为秈或稉的更少些。从已经有鉴别为秈或稉的情况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太湖地区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青浦崧泽、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良渚水田畈及余姚河姆渡等遗址都是秈粳并存的，广东的曲江石峡遗址也是籼粳并存。其他地区则或为粳或为籼。据周季维对各地稻谷遗存进行分别鉴定的结果①，指出年代愈早，籼的比例愈高（约70％～80％），年代较晚，粳的比例有增加（约50％～60％）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这些早期出土的稻谷（米粒）往往大小不一致，而且富有形态的变异，如河姆渡第二次出土的稻谷中有个别的稻谷是长护颖，即现在所称的“飞来凤”类型，也有个别谷粒的颖肩呈削尖状，在现今中国稻谷品种中已不见，东南亚则还有这种类型。还有一些谷粒的形状不易从外表上判别其是籼是粳（图1—10）。需要指出的是，对出土稻谷（米）的鉴定都只能根据其长宽比的测量数值，判定其为籼或为粳。有时受到数量的限制，加上测量中的误差和测量者的经验而往往有些差异。特别是一些长宽比的值处于可籼可粳的交叉值内时。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多数是籼是粳的区分还是清楚的。
中国的文字首创于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水稻是粳稻，所以在黄河流域的粳和稻是同义的，在古代文献中粳也是代表稻的一个总称。后世的人不知道这种关系，常常感到疑惑。如《广雅》（公元3世纪）说：“秈，稉也。”《本草纲目》（1578年）也说：“稉乃谷稻之总名也。”到了清朝，段玉裁注《说文》就批评《广雅》的以秈为稉是“浑言不别也”。其实是段玉裁不知道稉在古代可作总名使用。
稻分化为籼和粳虽然很早，但反映在文字上，籼粳的出现却很迟，还不如糯早。粳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原作秔：“秔，稻属。从禾，亢声。”又收有“稉”字，说是“稉，俗秔”，即秔的通俗写法，以后为了表示稻米，稉又写成粳，就是《天工开物》（1637年）所说的“禾曰秔，米曰粳”。秈的出现更迟于粳，《说文》没有秈字，《广雅》是首次出现秈字。宋.司马光《类编》卷七和丁度《集韵》卷三在秈字下都引《方言》说：“江南呼粳为秈。”《方言》作者扬雄是西汉人，如果《方言》中已收入秈字，就比《说文》还早，但今本《方言》中并无司马光、丁度所引的这一条。历史上北方不种秈稻，秈只流行于江南，所以说“江南呼稉为秈”的说法是对的。不过秈在江南也有地区性（作为书面语则例外），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只有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水稻地方品种名称叫××秈，如“青秸秈”、“六十日秈”、“百日秈”、“竹芽秈”之类，湖北江西有部分品种称秈，另外出现称占或秥，××占××秥等。湖南省则称秈为黏，《湖南通志》所列56个品种都以黏结尾，福建、广东、广西完全不见秈，而叫黏，如“斑黏"，“新会黏”之类，广东《从化物产》说：“稻之品曰黏，有赤黏，黄黏……，糯，有黄糯白糯……；秔，有赤秔，余秔……。”广西《横州府志》说得更清楚：“稻有黏、秔、糯三种。”广东《乳源物产》也说。“稻有黏、秔、糯三种。”由此可见，稻始见于黄河流域，秈始见于长江流域，二者后来都取得全国统一的书面语地位。稉一度在黄河流域作总名用，以后与秈相对而成了专名。
现在回到新石器遗址的稻谷遗存上，从表l—2的登录看，由于条件的限制，经过鉴定的稻谷（米）只是少数，可以区别为秈或稉的更少些。从已经有鉴别为秈或稉的情况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太湖地区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青浦崧泽、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良渚水田畈及余姚河姆渡等遗址都是秈粳并存的，广东的曲江石峡遗址也是籼粳并存。其他地区则或为粳或为籼。据周季维对各地稻谷遗存进行分别鉴定的结果①，指出年代愈早，籼的比例愈高（约70％～80％），年代较晚，粳的比例有增加（约50％～60％）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这些早期出土的稻谷（米粒）往往大小不一致，而且富有形态的变异，如河姆渡第二次出土的稻谷中有个别的稻谷是长护颖，即现在所称的“飞来凤”类型，也有个别谷粒的颖肩呈削尖状，在现今中国稻谷品种中已不见，东南亚则还有这种类型。还有一些谷粒的形状不易从外表上判别其是籼是粳（图1—10）。需要指出的是，对出土稻谷（米）的鉴定都只能根据其长宽比的测量数值，判定其为籼或为粳。有时受到数量的限制，加上测量中的误差和测量者的经验而往往有些差异。特别是一些长宽比的值处于可籼可粳的交叉值内时。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多数是籼是粳的区分还是清楚的。
鉴于古代出土的这些稻谷往往大小不一，有籼有粳而且形态变异大，我们就不能以今天籼粳的区别和观念去衡量5000年前的这些似籼似粳的类型，要求作出非籼即粳的简单结语。现代典型的粳稻分布在中国华北、朝鲜、日本，可是现代热带亚洲和中国西南山区也有粳稻分布，这些山区的粳稻往往呈中间型的籼一粳型，即外形似籼实际为粳。在籼粳交错的地带，有些品种很难从形态上或石炭酸反应上加以区别，甚至在同一品种和形态相似的植株中 也常见籼粳混杂的粒型。这些山区的稻作因历来少受外界的影响，它们很有代表性，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们代表一种停留在分化阶段的较原始的形态。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太湖地区和石峡遗址等史前的籼粳混杂的稻谷很有启发，不要用到底是籼或是粳的提问希望得出非此即彼的回答。 中国栽培稻米自多年生普通野生稻（O.perennis），栽培稻有籼和粳的区分，普通野生稻则没有籼粳之分。上面提到由于海拔高度和纬度向北的变化，主要是低温引起了籼粳的分化，但这只是一个外因，引起籼粳分化的内因是什么？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籼粳是单源的（monophyletic），即它们都从普通野生稻（O.perennis）中随着驯化进展，人类的迁徙种稻而分化出来。另一种主张籼和粳各自独立起源，籼起源于印度，粳起源于中国，中国的籼从印度传来。 也常见籼粳混杂的粒型。这些山区的稻作因历来少受外界的影响，它们很有代表性，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们代表一种停留在分化阶段的较原始的形态。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太湖地区和石峡遗址等史前的籼粳混杂的稻谷很有启发，不要用到底是籼或是粳的提问希望得出非此即彼的回答。 中国栽培稻米自多年生普通野生稻（O.perennis），栽培稻有籼和粳的区分，普通野生稻则没有籼粳之分。上面提到由于海拔高度和纬度向北的变化，主要是低温引起了籼粳的分化，但这只是一个外因，引起籼粳分化的内因是什么？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籼粳是单源的（monophyletic），即它们都从普通野生稻（O.perennis）中随着驯化进展，人类的迁徙种稻而分化出来。另一种主张籼和粳各自独立起源，籼起源于印度，粳起源于中国，中国的籼从印度传来。
根据籼一粳类型的单源起源假说，推测野生祖先的基因型中具有进化成为两种类型的潜在能力。为了测定这种能力，冈彦一等将一个野生品系与典型的籼稻及粳稻品系杂交。结果表明籼×野的组合产生了一些具有类似粳型特性的系，粳×野组合产生了一些具有类似籼型特性的系（图1—11）。以此作为野生祖先具有产生籼-粳型潜能的证据。但这种潜能的遗传依据还是一种猜测，其最简单的解释是假定存在一个具有三个等位基因的两个位点，两个位点在一些组合情况下是互相抑制的。如假定野生祖先的基因型为A
关于主张籼稻在印度驯化，粳稻在中国驯化的观点，其根据是具有粳稻特征的过氧化氢酶等位基因是在中国的野生稻品系中发现的而不是在其他的品系中发现，但因所观察的材料太少，且在其他酶中没有发现这类等位基因的地域性分布，因而未能为大家所接受。
（三）水稻和陆稻的分化
陆稻不同于籼和粳，它不是亚种，两只是适应水分较少的环境下的一种生态型，陆稻也有粳、籼和糯的品种。陆稻起源于南方，北方从有文字记述起，就是水稻，如《诗经.小雅.白华》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周礼.地官》“稻人，掌稼下地"，郑玄注：“以水泽之地种谷也。”《战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陆稻之名首见于《礼记.内则》：“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这是古代“八珍”之一的膳食，指定用陆稻，表明陆稻很稀种，又与一定的风俗习惯传统有关。陆稻的另一称呼为陵稻及旱稻。陵稻的称呼首见于《管子.地员篇》：“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状，坚而不骼，其种陵稻。”陵是大阜（即大的土山），《诗经.小雅.天保》：“如冈如陵。”这是把陆稻的生长地给说明了。唐.尹知章注地员篇说稜稻是“陆生稻”是对的。后世农书或方志中称陵的品种一直不绝，如《齐民要术》水稻篇有“乌陵稻”（及“黄陆稻”），明清方志中福建莆田有“白陵”，浙江平阳、瑞安有“水稜”，西安（今衢州）有“浦陵"，临安有“旱稜”，2000年来称陆稻为陵（也常写作稜）稻的品种口语一直不断。
旱稻的名称始见于《齐民要术》的《旱稻第十二》，但所说的旱稻主要种在低下田，夏季常因排水不良不宜于种禾、豆，麦的田。也有种于高田的。
多年生野生稻生长在浅水沼泽地，一般多在低地，但最高在海拔
近年来日本一些学者如佐佐木高明等，在研究照叶树林文化和稻作文化的起源过程中，通过在云南的调查，提出了一种农业起源的三阶段说，一是前农耕阶段，内容指照叶树林的采集、半栽培的文化；二是以杂粮为主的火烧地农耕阶段，称之为照叶树林火烧地农耕文化；三是稻作农耕阶段，即水田稻作农耕文化。根据这个三阶段说，前农耕阶段是火烧地农耕阶段的基础，水田稻作文化是在杂粮为主的火烧地农耕以后才产生的文化，是照时树林带农耕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同陆稻有密切的关系。
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傣族占三分之一，他们主要生活在平坝（山间低地河谷平原）从事水田农耕，此外，在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区还住着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及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山区覆盖着以青冈栎和柯树为主的典型照叶树林。这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一般是在干季中期的一月份砍伐树林，二月至三月前后放火烧山，四月雨季到来便进行播种，火烧地主要是种陆稻（或叫旱谷），通常多实行混播，兼种有玉米，高粱、稗子等杂粮及豆类，瓜、蔬菜等。中间除草二三次，至九月末十月初收获口一般第二年或第三年再种，然后放弃，另辟新地。
渡部忠世注意到，虽然多年生普通野生稻多生长在长年潮湿的浅水沼泽地，但在阿萨姆和西双版纳两地，在雨季一结束便很快干燥的起伏不平的山地上也分布着野生稻群落。由此而提出亚洲的栽培稻可能始于山地或丘陵。同时他联系到今天云南还存在非籼非粳的中间型品种[如勐海县南糯山哈尼族罕帕寨（海拔
通常认为陆稻是籼稻一种生态型，而籼本身是富有多样性的。最近张德慈（T.T.Chang）指出③，陆稻的株型、低分蘖力、长的稻穗和硕大的谷粒，在形态学上非常近似爪哇稻，而爪哇稻则是水稻。最近在IRRI（国际水稻所）的研究表明，陆稻和爪哇稻在遗传上彼此很接近，所不同者只是陆稻的根系发达。陆稻和爪哇稻又同东印度及孟加拉的夏稻（Aus）有很强的亲和力。先前日本的一些研究者（Morinaga l968）曾主张夏稻是籼稻和粳稻的中间类型，夏稻的特点是早熟、耐旱，根系发达，谷粒大。所以夏稻可能是爪哇稻和陆稻的祖先。夏稻由海路东南传布到爪哇岛屿，又北上直至台湾演变为爪畦稻。陆稻则在南亚大陆演变成更先进的生态型，表现出对光照的低敏感性，宿根再生力减退，根系深而粗大、耐夜间的低温，长穗、丧失休眠性、谷粒大而重、不掉落、叶片光滑等特性。总之。陆稻的栽培重要性虽远不如水稻，但陆稻在栽培中演化历史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糯稻的特殊地位
在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对于所驯化种植的农作物，常常由于食味、庆祝收获、祭祀、宗教等各方面的需求，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如香味、颜色、形态等，持之以恒，便从作物群体中选得他们所需要的植株类型。糯稻便是一个典型。糯稻以其含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甚至百分之百的枝链淀粉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软滑糯性食味，很早即得到单独的栽培。
糯稻只是淀粉组成的不同，不是一个变种或亚种。籼稻和粳稻中都有糯与非糯的区别，籼糯称小糯，粳糯称大糯。通常非糯性的籼米含直链淀粉在25％左右或更多些，所以食味上感到硬脆些，非糯性的粳米含直链淀粉约l8％左右，食味比籼软，又不如糯柔粘。糯米是不含或只含少量直链淀粉的。
将非糯和糯稻杂交，F2代非糯与糯的分离比例为3：1，表明是由一对遗传因子所控制，非糯是显性，糯是隐性。所以糯稻是原始种稻者对食味偏爱所取得的选择成果。
糯米除饭食以外，还可以酿酒（籼粳米酿酒的品质远不如糯米），制作各式糕糰点心，其作用和生活习惯、风俗、节庆、祭祀等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一种和通常的籼粳米不同的地位。《山海经.南山经》有：“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糈是祭神用的精米，指定用稌米（即糯米），以与稻米相区别。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饭食是非糯的籼米或粳米，糯米也有少量的栽培，以供点心和酿酒之用。但在栽培稻历史悠久的一些亚洲地区，至今还保留以糯米为主食的消费方式，其分布范围包括老挝、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的一部分，中国云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如云南的傣族和广西的苗族非常喜欢吃糯米），印度阿萨姆邦的东部等地区。渡部忠世称之为“糯稻栽培图”。又因为糯稻这个栽培圈和茶树的起源地相当吻合，因而将二者合绘成一张糯稻栽培圈和茶树起源的示意图（图l一12）。
日本学者中尾佐助在照叶树林文化的概念上又进一步发展为“东亚半月弧”，指的是以中国云南为中心，西起印度阿萨姆，东至中国湖南省的这一半月形地带，称之为照叶树林文化中心。这个半月形地带的特征是：①位于照叶树林带和热带森林带连接的湿润地带的中央，②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中心；③先以杂粮，后以水稻（粳）为主要作物，④采取不兼管畜牧业的农耕方式，⑤民族以蒙古种族（黄色人种）为主①。这个照叶树林文化的农耕被分为三个阶段，已如上述，其中第二阶段的杂粮栽培型混播作物中的陆稻，即已有糯性的粳稻。日本民俗学的学者则从民俗的角度注意到中国云南一带少数民族的饭食、祭祀、居住、对歌和招魂等风俗，同日本的民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日本文化的根应到藏缅语系各族中去找，最先传入日本的应是陆稻中的糯稻，而且是红米③。渡部忠世关于糯稻栽培圈的论点中也认为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用蒸笼的甑子（河姆渡遗址有陶甑）或直接蒸糯米饭吃，同日本的吃法很相似，认为日本的饭食习惯同这一带有着令人意外的相同的联系③0以上所引，可见糯稻的栽培对于中国稻作起源，传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是一个很饶兴味的问题，国内对糯稻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丁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中提到：“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在黄河流域栽培的是粳（秔）稻，至汉初（公元前2世纪）始见糯（秫）稻，明代始见籼型糯稻。”这里把糯稻说成是汉初始见，根据是西汉《氾胜之书》：“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这是大大推迟了糯稻始见的时间。这一说法被国外文献所引用，因而对糯稻在黄河流域的评述也推迟了④。其实秫稻之秫，系首先见于甲骨文，作等形，《说文》中收有秫的别体作
，即是甲骨文的沿用。秫的意义指粘性，即糯质的胚乳。作狭义用时专指糯性之粟，即《说文》所指的“秫，稷之粘者”。《尔雅》：“粟，秫也”，孙炎注：“秫，粘粟也。”《齐民要术》粱秫第五收有“谷秫”、“桑根秫"等糯粟的品种名称。秫因其指糯性，也可作形容词用以修饰稻，即《氾胜之书》所说的秫稻。以后发展为秫也可指糯稻，如晋.崔豹《古今注》说：“稻之黏者为秫，禾之黏者为黍。”
值得指出的是，秫在北方指粘性之粟，在南方的某些地方也称糯稻为秫，如明代的《闽书》（约16世纪末）“南产志上”中提到福州、泉州、建宁，延平、汀州等地的糯稻品种名称，都以秫结尾，如大冬秫、牛头秫、花眉秫、虎皮秫……等，其中的虎皮秫在江浙一带称虎皮糯。如果这些品种不注明地区，很容易误解为北方粟的品种。由此可见，秫的口语起源甚早，其所指的糯粟和糯稻的交叉，竟完全同以上提到的禾谷在北方和南方可以互指粟和稻一样的古老，这对于论证糯稻起源之早也是一个旁证。同时对糯稻栽培圈的范围也是一种补充。
北方除了秫也可指糯稻外，其实还有一个专指糯稻的“稌”（音杜或徒），首见于《诗经》。稻在《诗经》中共六见，其中五见都作稻，另一见作稌：“丰年多黍多稌，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这里的稌在古书注释中颇多紊乱，主要由《毛亨传》的注：“丰，大地。稌，稻也。”和《尔雅》“稌，稻”及《说文》：“稌，稻也。从禾，余声”所引起。稌和稻并列，以稻释稌，遂有人以二者皆是大名，即稌成了稻的同义词。另一派意见，稌是稻之一种，即稌为小名，稻为大名。但对稌指什么又说不清楚，只有宋.丁度《集韻》正确指出：“稌，同都切，音徒，稬稻也。”
《诗经》的“多黍多稌”和“为酒为醴”是对应的，意思是说丰收了，拿收获的黍做酒，收获的稌做醴，醴是一种甜酒，《玉篇》：“醴，甜酒也。"这诗咏的是丰收后祭祀祖妣，祈求祖妣降福的歌辞，规定用黍酿的酒和糯米酿的醴这两种酒进祭，实在是稻文化和粟文化交融以后形成的仪礼，如果分开看，醴实源于南方种稻的氏族。
糯这个字的出现较迟，首见于晋.吕忱的《字林》；“糯，黏稻也。”糯的同义字稬则较早，见于《说文》：“稬，沛国谓稻曰稬。从禾，耎声。”沛国在今安徽宿县一带，可见稬（及糯）是一个地方性的称谓，淮河流域是古代东南沿海稻谷向山东传播的中间地带，其种稻的历史当早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很可能在江北青莲岗文化时期已有稻作。所以“稬”这个字也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中国文字中有关糯稻的字体，按其在古书上记述的时间先后可图解如下。
（五）进展和问题
以上从稻作起源的历史传说，野生稻分布、考古发掘、少数民族及历史语言等几个方面，结合有关的古籍文献，申述了中国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分化的种种。从所述的内容看，虽然对于了解稻作起源有较之过去多得多的材料，也明确了不少问题。但是显然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甚至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研究工作是划分为学科进行的，当把它们归结到一起时，就发生了未能一致的问题。
稻作的起源本来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水稻本身和其内在的遗传结构去探索，这是生物学的方法。这种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稻的祖先种和栽培种的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和遗传学的相互关系，因而能够把稻的驯化、分化、传播关系，分出先后的顺序。但其不足之处是无法提供绝对年代的数据。另一种方式是从稻的外表和外界条件入手，比如考古学的研究，可以鉴定稻谷遗址的文化类型，绝对年代，稻谷的类型，分布的规律。通过孢粉分析，可以推断出不同时期的植被分布和动物分布，不同时期的气候条件等等，有助于了解早期稻作的环境条件。再一种方式是从种稻的人入手，它们是些什么民族，历史上生活、迁徙过那些地区，留下什么痕迹和旁证等等，也是一种有助于了解稻作起源和传播的重要手段。目前的问题是：
在野生稻研究方面，栽培稻的起源和野生稻的关系是单源的或多源的分歧和困难。如果栽培稻起源于一个地点驯化，然后再传播到其他各个地区，就发生哪一处是最早的问题。而要比较时间的迟早，只有待考古发掘出稻谷遗存，测定其年代才能互相比较出迟早。而考古发掘不可能一次全面铺开，其遗址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光凭这种比较，很可能现在是甲处比乙处丙处早，说不定下次乙处又有更早的稻谷出土，则变成乙处比甲处、丙处早。单源说的另一个困难是，假定已找到或明确某一处为起源点，从这个起源点怎样克服山川海洋的阻隔而传佈到整个东南亚洲，分出其时间的先后？
由于普通野生稻（O.perennis）分布的广泛性，各地原始人对之采集供食用的普遍性，使人们又趋向于栽培稻起源的多源性观点，或者分散起源的观点。这也是哈伦（J.R.Harlan）所主张的作物起源的中心与非中心论，分散起源属于非中心的，范围广泛的一个很大的区域。根据多源性起源，就不必拘泥于各地的稻作起源孰早孰迟。但分散起源的一个困难是排除了起源时间的先后，不能解释何以驯化完成于较早的新石器时期而并非随时发生以及客观上存在稻作传播先后的这些事实。
就野生稻本身来说，学者之间的观点还很有分歧，张德慈主张由多年生野生稻演化为一年生野生稻，再驯化成栽培稻。冈彦一等主张多年生野生稻直接驯化为栽培稻，一年生野生稻则是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所形成。后来Yoshio Sano及 Hiroko Morishima，Hiko—Ichi Oka（即冈彦一）等在泰国又发现了多年生和一年生野生稻之间的中间型野生稻，因而提出了栽培稻来自中间型野生稻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图解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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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野生稻群体的结构和演化特性还有待于继续的研究。
其次，从考古研究来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稻谷遗存的地点陆续有所增加，它们的分布似也渐渐呈现出一些规律，以至可以按年代先后和文化层性质的关系作出一些起源和传播的推断口但是如把它们的出现地点、时期加以排列，明显地存在一些缺环和矛盾，如下面的图表所示（表1—3）。
上表中江浙文化区和长江中游区的文化序列都有稻谷遗存的连续发现（长江中游自大溪文化及以下始有稻谷遗存发现），因河姆渡早于大溪，加上其他因素，虽可推测稻作自长江下游向中游传播，但闽台地区的昙石山文化时代很晚，早于昙石山文化的面貌全不清楚。粤桂区的文化序列虽可上溯至9000年前的甑皮岩下层，但出土有稻谷的只见于较晚的石峡文化，这种现象虽然给稻作从东南长江下游向闽粤传播提供了论证，实际上存在很多不肯定因素。至于云贵区的白羊村遗址在整个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中时代最晚，甚至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一方面是白羊村以前的面貌是一片空白。另一方面，云南贵州地区作为中国稻种多样性中心的突出地位，及其高踞云贵高原的态势，正如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中所描绘的：“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把阿萨姆和云南山地作为中心地带，它不仅是联系东南亚和南亚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各方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十字路口。所以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历史中心地区，对于研究稻种的形成，对于研究稻种形成以后亚洲的文化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因此而把从云南传向东方的稻米之路称为“扬子江系列”。这一地理的、民族的和稻种生态的推断，与考古发掘所显示的年代特别晚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少数民族方面很大的困难是缺少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记载，汉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其时间偏晚，而稻种的驯化起源较早。民俗学的比较资料也可以看出稻米的起源时间都应该很早，但较难用绝对的年代表达，历史语言深入到农业起源方面的，基本上还属空白，虽然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研究长江以南的史前少数民族分布、迁徙、融化的关系显然对于理解稻作的驯化、传播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不能因为古代的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语言不通而低估了史前人的相互交往，史前人处于相邻地域的，相互交往，一环一环地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而言语的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翻译（相邻两地的人常多兼懂双方语言的人）得到信息的沟通。证之周朝时即有“象胥”的专门译员，有些边远地区可以再译、三译而相互交往的记述，便可见一斑。这里面的一个矛盾现象是，稻作是从南方传入北方黄河流域的，而史书记述的少数民族则多是自北而南迁徙的。自南而北迁徙的资料要少得多。一个解释是迁徙不能理解为单方向的移动，从南至北和自北而南应该说是交互的，或特定的时期有主流的迁徙方向。很可能是稻作向北传播的时间远早于少数民族的自北而南迁徙的时间，所以粟麦在南方的栽培迟于水稻在北方的栽培。
在籼粳的起源和水陆稻的先后关系上迄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已如上述。应该指出的是籼与粳的区分在现代是有着特定的严格的含义的。籼和粳作为栽培稻的“亚种”，是指“由若干个生物型组成的种群，构成某个种的或多或少不同地区性的外貌”，即亚种应是一个地理型、生态型、地理同群种或遗传生态同群种，是种内个体在地理和生殖上充分隔离后所形成的群体，有一定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据此，对于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稻谷，因其外形有似籼似粳的表现，就据以为籼粳已经在那时候分化完成的结论，恐怕是不妥的，因为它不表现为地理分布的差异（出土地点相同），也不能认为存在生殖隔离。不如视之为籼粳分化早期的多型表现更为合适。迄今为止，有似籼似粳并存的遗址都在东南沿海的河姆渡、罗家角、崧泽及石峡等地，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没有这种情况，而且多是粳稻型谷粒。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至于水稻陆稻起源的先后问题，据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的调查看，存在着先种陆稻，以后发展为水稻的历史事实。如据以为稻作起源应是先有陆稻后有水稻，则与考古发掘所见的年代恰恰相反，而文献记载也是水稻为先。更使问题复杂化的是，陆稻之中多数为粳稻，如认为陆稻先于水稻可以成立，同时也附带肯定了粳稻先于籼稻，这则是有争议的双方未曾逆料到的。说早期的陆稻其性状表现是一种没有充分分化为水陆稻的类型，则缓和了这一矛盾。
总之，要进一步确定稻的驯化起源地，就国内说，除了继续研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别是云南的史前新石器时期的多学科并进探索以外，还必须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对东南亚的新石器文化，而不可以局限于国内。在这种扩大的视野下，需要对东南亚的野生稻群体与国内的野生稻群体进行遗传性状的比较研究。从目前所主张的多年生野生稻→一年生野生稻→栽培稻，或多年生→中间型→栽培稻的模式以及与杂草稻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使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稻的驯化是在从印度到中国这块广大地区所完成的连续的分散的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或修正。
总算读完了！
真是大言不惭！！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楼主拿来当权威，真是拿鸡毛当令箭！8000年前有壮族这个民族吗？8000年前的浙江等地百越民族等同今天的壮族吗？
野生稻被驯化成为栽培稻由来已久，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余姚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遗址的先民都已营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由此推溯以迁徙为主的种稻业的产生当为时更早。根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
真是大言不惭！！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楼主拿来当权威，真是拿鸡毛当令箭！8000年前有壮族这个民族吗？8000年前的浙江等地百越民族等同今天的壮族吗？
野生稻被驯化成为栽培稻由来已久，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余姚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遗址的先民都已营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由此推溯以迁徙为主的种稻业的产生当为时更早。根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
如果说到，黄河流域的文明不等同于中国文明呢？因为中国是从民国开始成为国名的。
这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吗？
在稻作起源问题上，游汝杰先生是权威专家之一。
俺非专业人士，这些专家的研究俺是不懂的，只好拜读，不做评论
不过，在这个专家教授被称为砖家叫兽的年代，有称最这样的专家教授铁杆支持者，实在是很少见呢
称最的口头禅是：专家考证
酸溜溜的哟
游修龄（1920- ），浙江省温州市人。1943年7月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历任同校及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等，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等。在从事现代农学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致力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出版有《稻作史论集》、《中国稻作史》、《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原始农业卷》主编兼撰写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农史分支主编。在与农史、考古、语文、饮食等有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哈哈，普通文章？
如果把稻作文明论证为汉族独有，，，看来才被汉人认为是权威！
真是大言不惭！！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楼主拿来当权威，真是拿鸡毛当令箭！8000年前有壮族这个民族吗？8000年前的浙江等地百越民族等同今天的壮族吗？
野生稻被驯化成为栽培稻由来已久，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余姚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遗址的先民都已营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由此推溯以迁徙为主的种稻业的产生当为时更早。根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
8000年前确实没有壮族这个称呼，但壮族先祖是客观存在的！
8000年前的浙江等地百越民族可能不能完全等同今天的壮族，但更不是汉族！
其实，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是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约在１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之间，
游修龄是浙江人，为了保存汉人面子，也为了把这一“起源”继续留在长江流域而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这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吗？
在稻作起源问题上，游汝杰先生是权威专家之一。
人家还认为是网络文章呢，，，，
其实这是一本正规出版书籍，，，
这是一本1995年正规出版的书，只可惜书中的结论已经被随后的考古证据否定掉了。
英德牛栏洞、临桂大岩遗址、道县玉蟾岩、万年仙人洞、曲江大岩塘洞遗址均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稻植硅石，而文化特征一致指向岭南的石硖人。
石硖人是东亚黄种人元谋大分支百色分支分离出来的小分支。
从百色分支分离出来的时间是约20万年前。之后的十几万在珠江中下游的一个半月形山区发育，约6～8万年前越过梅岭向东北溢出。8000年前到达长江口。
浙江余姚河姆渡土著的海越人仅仅是跟石硖人学了种水稻而已！
这是一本1995年正规出版的书，只可惜书中的结论已经被随后的考古证据否定掉了。
英德牛栏洞、临桂大岩遗址、道县玉蟾岩、万年仙人洞、曲江大岩塘洞遗址均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稻植硅石，而文化特征一致指向岭南的石硖人。
石硖人是东亚黄种人元谋大分支百色分支分离出来的小分支。
从百色分支分离出来的时间是约20万年前。之后的十几万在珠江中下游的一个半月形山区发育，约6～8万年前越过梅岭向东北溢出。8000年前到达长江口。
浙江余姚河姆渡土著的海越人仅仅是跟石硖人学了种水稻而已！
没有证据证明元谋人是现代东亚人种的祖先，哪来的什么元谋大分支百色分支？20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还没到达东亚呢。
没有说元谋人是全部现代东亚人种的祖先，说话请客观些。
哪来元谋大分百色分支？地下出土的猿人化石你可以视而不见吗？
他们是不是现代东亚黄种人的祖先，你认为我说了不算，那么你至少应该相信你自己身上的骨头吧？！
如果你是现代东亚黄种人（如果你是爪哇人、非洲黑、红毛鬼......就另当别论），你自己身上的骨头必然具有东亚黄种人独有的特征：铲形门齿和下登圆枕！这跟元谋（170万年前）、云浮（20万年前）、马坝（13万年前）、丽江（10万年前）、柳江（5万年前）......出土的猿人骨头特征是一样的。
我倒是请问，你这么言之凿凿地肯定20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还没到达东亚，你在别的地方找到这种特征的猿人骨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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