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二八义举认清历史发展方向
作者： 张海鹏 （中科院近代史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发布时间：2004-3-11 18:06:41
57年前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义举，是台湾人民反暴政、争民主、争自治的一场义举。纪念二·二八事件，就是为了纪念台湾人民当年反暴政、争民主、争自治的伟大精神。
台湾人民在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不仅具有武装反抗日本占领的传统，而且具有开展反对专制统治、争取地方自治斗争的传统。1945年10月25日，倍受日本殖民统治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建立的行政长官公署，基本上沿袭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行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控制台湾的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各级政府机构中，一些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于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后来又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当时发表文章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1947年2月，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
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早有不同认识。当时南京政府认为它是“颠覆政府”、“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台独”势力更认为它是台湾人民要求台湾“独立”的事件。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二·二八事件虽然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但它却是因为“缉烟血案”处置不当而引发的群众街头行动，后演变成群众争民主、争自治、反暴政的民主运动。它不是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也不是共产党策划与领导的。这次台湾群众争民主、争自治、反暴政的义举，与祖国大陆人民在各地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相呼应，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3月8日在延安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这场斗争。
“台独”势力把二·二八事件当作台湾人民要求台湾“独立”的事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诉求。处于全省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它的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也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则是“培养自治精神，遵守国父遗嘱，实行三民主义，协助政府建设新台湾”。台中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族主义，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这些活跃在台湾各地的主要政治组织提出的宗旨，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普遍的要求，也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花莲、台南地方个别人提出过“台湾‘独立’”和“国际共管”的口号和标语，是极个别的现象，完全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方向。
二·二八事件初期，由于局面混乱，曾出现殴打外省人的现象。因为“缉烟血案”的当事人以及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都是从大陆派来的，他们的行为引起台湾群众的愤怒，情急之下喊出打外省人的口号，是不难理解的。在运动的进展之中，许多正直的人士都提出了停止殴打外省人的要求。如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林日高等组织“服务队”，劝阻无原则地殴打外省人；台湾民主联盟在告同胞书中指出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是“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切不要乱打外省人；许多台北市民出于正义，甚至公开救护外省同胞。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说，我们“不是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本省政治的工作”。这些都说明一时出现的盲目殴打外省人的现象，是自发的、暂时的现象，决不是事件的主流。
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台独”势力，从分裂国家、主张“台独”的私利出发，不顾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无限放大事件过程中的个别现象，鼓吹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外来政权”，是“台湾‘独立’的开端”，完全是歪曲历史真相。以上介绍的历史事实是对他们“台独”根据的最好驳斥。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是血肉同胞。台湾人民当年争民主、反暴政的斗争与大陆人民的斗争性质是相同的，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违背这个历史发展方向，顽固坚持“台独”的立场是与台湾同胞的意愿相违背的。
| 欢迎光临 僚人家园 (http://bbs.rauz.net.cn/) | Powered by Discuz! 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