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壮文思想障碍剖析
梁庭望
九派东流，无一山可以挡其东运，无一丘可以扼其穿行。事物总是按着逻辑的轨迹为自己开辟道路，非人力可以阻拦。壮文就是如此，曾有一些人笑它，骂它，砸它，然而它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一个1700多万人口的民族发展的需要，又有谁能扼制它？！不过，推行壮文的思想障碍，将不是一朝一夕可剔除、消释，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而细微的工作。统观数年推行进程，这些思想障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个方面，即历史根源、理论根源、学术根源、效益因素。
一、历史根源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F.格劳斯金在其论著《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中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人同性的符号，是集团“成员资格的一致性的标志”。他同时指出，对待某种语言的态度，如它是否优美，是否发达，效果如何等，常与对待该语言的使用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同时贬低该语言及其使用者。当一个语言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优势时，便会经常贬低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经过一定的历史持续，被贬的少数语言集团便常常反常地整个或部分接受多数语言集团的观点，承认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如他人，甚至出现变态心理：少数语言集团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贬低，超过持正义感的多数语言集团的专家学者。对少数语言集团语言文字的积极态度反而超过少数语言集团的一些人。更为反常的是，语言集团中文化较高的双语人并不贬低他族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而是视为等同，倒是单语人或者文化上的半桶水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格劳斯金指出，由于传统的势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仍将继续受到歧视，得不到平等的地位。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格劳斯金不可能找到上述现象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多数语言集团和少数语言集团的提法我们也不完全苟同。但他指出的那些现象，对照壮族中某些同志对待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同志总是看不起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认为它们“落后”，没前途，担当不了传播科学的任务，有的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对壮文的推行进行阻挠或干扰。国内一些诸如蒙、维、藏、朝鲜等民族同志，对此十分惊讶，迷惑不解。这种现象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有深刻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根源。秦始皇统一六国，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慰屠雎发率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吁宋。”秦始皇乃为掠夺岭南的珍宝而来，史家多赞扬其统一之功，对此諴口不言。中央封建统治者自此进入岭南，并且果然见到一块富庶之地，珍宝无数，米粮丰盈，四时八节水果飘香，更兼南海乃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实为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因而派驻重兵，选将“优于他处”（韩愈语）。对岭南少数民族压迫最甚，不许稍一抬头。壮族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充满血腥的镇压与反抗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央王朝对北边西边游牧的少数民族，可以让他们建立地方政权，甚至送个姑娘去和亲，只要那里上层不跃马入关便罢。壮族可不行，2000年里，只有侬智高当了一年大南国国君。这里是王朝的仓禀府库，决不让百姓稍有反抗。据《唐书。食货志（三）》载，德宗贞元初年（公元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吓得皇帝及后妃惶惶不可终日，赶忙到岭南运米一百万石，他并不去草原拉牛羊肉。岭南的米吃饱了，又骂少数民族，连韩愈这样的文星在当兵部待郎时，也骂壮族祖先“比之禽兽”。为了不让壮人稍以抬头，除了政治压迫和军事镇压，还极力贬低、丑化壮族的文化，贬低、丑化壮族的语言。柳宋元在柳州做了不少好事，壮人很感念他。但他对少数民族也有诸多贬斥，他在《柳州峒氓》里说壮人祖先“异服殊音不可亲”。对这句诗，一位壮族诗人很不以为然，说：“异服殊音不可亲，生前似厌柳州人。祗今身后群尸祝，应觉人情此地真。”柳的话不好听，不过还算比较客气，含蓄。《说蛮》干脆说壮人“鸟语鹄面”。《广东通志》也说是“鸟语彝面”，视壮人的话为“鸟兽”语。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则贬低壮族的土俗字为“甚鄙野”。统治当局对壮族百姓不肯接受封建文化，耿耿于怀。《西宁县志》说：“然俍壮二种，皆不事诗书，好为觋巫，习尚粗鄙，鲜知礼义。”指挥刘元威于是建社学于爵岭，“劝各就学”，但只有“一二进庠”，愤愤不平。清代，玉林街上谁讲壮话，要罚七个铜板。旧社会，很多壮族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在县城以上学校里一讲壮话，便被人讥为土人，受到嘲笑和歧视，甚至殴辱。很多人吓得不敢于人前泄漏天机，生怕知道自己是“蛮人”之后。千百年的沉重压力，终于在壮族中造成了格劳斯金所说的那种变态心理。考查壮族100多个古代诗人，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译过几首壮歌，可见压力之大。虽然解放已这么些年，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仍顽强存在，阻碍壮文的推行，不足为奇！
二、理论根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误，未了解到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为只需几年便可以实现世界大同。记得1958年，中央民族学院制定了个“跃进纲要”，要在五年内办成共产主义大学。当时全国都有这种狂热。结果，把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都一律诬为资本主义，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损害之大，人所共知。在民族问题上，否认民族的长期存在，以为短期即可消灭民族差别。在民族语言上，以为短期即可实现转用汉语。既然共产主义很快就到来，还要民族语干什么，搞民族文字是倒退，等等。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违反科学的，在实践上已证明不合实际。
实际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所处的，仍是共产主义初期阶段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初级性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层次性，亦即以共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补充的多元结构。早总体上，这个阶段具有不成熟性、过渡性和幼年性等特征。对此，目前提出有必要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在初级阶段，根本谈不到消除民族差别，实现语言转用问题，而是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大为发展，才有可能消除差别。而这个过程从实际情形看，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是它的繁荣而不是其他。它的繁荣和发展，乃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前提，而民族教育的发展，又是经济起飞的前提。
社会主义时期，在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尚且不能马上一体化，尚且有多层次、多元性，何况语言文字。历史一再证明，所有制的变革必语言转用要快得多。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列宁也说过，民族差别“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民族的差别，也就是构成民族诸要素的差别其中以语言为最稳固。因此我们国家制定了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符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的。那种急于实现大同，急于取消民族语文的倾向，是一种“左”倾幼稚病，它的产生，与受极“左”之害深重有关。众所周之，广西是苗产13万斤新闻的发源地，不应当重蹈覆辙，成为短期消灭民族语言文字的新闻的发源地。
三、学术根源
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在语言研究上出现禁区。学术上偏于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亦即偏重于描写语言学，把完整的语言切片研究，有些文章犹如天书。这种研究虽不无益处，然而局限性很大。相反，对使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就很不够。特别是语言的消亡问题，转用问题，融合问题，几乎没有什么看见地的观点。结果在“左的思想氛围下，一般人便以为语言文字也可以突变，提前实现转用或融合，这是有些壮族干部不愿推行壮文的一个学术根源。人们误以为社会一解放，语言的稳固性也“解放”了，语言壁垒可以马上消除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常常听到一些负责干部（有壮族的，也有其他民族的）说，壮族人都会讲汉语了，实际懂汉语汉文（包括上中下三中程度）的才几百万人，这便是误以为语言可以短期转用的不符合实际的典型言论。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有“巨大的稳定性”，而不是一般的稳固性。这个科学的结论，越来越为更多的现实所证实。一个聚居的民族，语言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从家庭生活到社交，从生产到流通，从思维到思想交流，从组织社会生活到文化的传承，民族语无时不在，造成了一种浓浓的气氛。它成了人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也成了心理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习惯的一部分。一个儿童呀呀学语，便开始生活在这种氛围中。要在几十年内改变它，不要说语言，方言也不行。即使后来学了第二种语言，母语也仍然占绝对的地位，因为对聚居的民族来说，第二种语言是少数人的事，母语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事。
语言作为心理的一部分，其顽强令人惊奇不已。以世界各国的唐人街为例，在那里只要懂得汉语便可以自由生活。纽约唐人街如此，旧金山唐人街也如此，巴黎十三区唐人街也如此。20年以前，美国唐人街大多数人不懂英语，20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纽约唐人街存款仅次于百老汇，才出现很多双语人。那么浓厚的英语气氛，也无法把汉语挤掉。为什么？因为人们把汉语汉文视为华夏之根，视为光荣的中华民族的认同符号，视为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这种心理是其他语言文字所难以替代的。
关于实现语言转用的条件，目前尚无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实现转用的条件主要有：（1）民族压迫消失，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心理障碍消除；（2）经济文化发展，交往扩大，差距缩小，有经济上的需要；（3）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4）在发达文化的氛围里，由于经济发展，迁徙频繁，聚居程度缩小，散居程度扩大，传统地域大体消失或不复存在。2、3、4几条中，只要有一条即可转用。特殊需要可举满族为例，满族上层入主中原，实行八旗制度，全民族分散成若干全民皆兵性质的小单位，散居全国，处于汉文化包围之中。为统治计，不得不使用汉语文。经近300年，历12帝，终于使满语消亡了（至今在东北传统居地只有个别村庄保存一些满语）。笔者爱人是满族，祖父清末在清廷供职，而整个家族属京西厢红旗火器营，乃是嫡系部队中的主力。整个营中的满族人拉家带口，聚居蓝靛厂一带，内讲满语，外用汉语。到她祖父一辈，尚能操满语，父亲一辈还懂一些，可她就不懂了，因为这时火器早不存在，族人各奔前程了，可见实现完全转用多不容易。第四条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据笔者对中央民族学院若干单一民族家庭的观察，结合老家一家来自湖南的汉族转用壮语情况，即便是单家独户处于另一民族绝对优势环境中，也需二到三代人才能实现转用，一般第三代就不用本族语言了。以25年为一代，则需要半个世纪以上。学校有不少单一民族家庭来京已数十年，内部仍用民族语，第二代虽生于北京，也操双语。小聚居如聚居程度为一村庄，其转用尚需10多代人。即使现在这样的条件，恐怕没有五代以上也无法实现，也就是说需经几十年上百年以上。至于成片聚居，如一村一乡一县，那需要的时间更长。现在看来，实现完全转用要以双语为过渡。据《国际先驱论坛》德。何麦格的文章统计，伦敦市内有147中语言，16%的学生在家不讲英语，其中的83%的学生使用孟加拉、土耳其、古吉拉特、西班牙、希腊、乌尔都、旁遮普、汉、意大利、阿拉伯、法、葡萄牙等12种语言。作者说：“虽然没有长久以来特别被认为是移民者的‘熔炉’，但当今一个全球村镇般的世界都已经把双语教育推成为大多数工业国的现实。”作者认为，强求操一种共同语，会导致与“民族自豪感的新政治冲突”。这说明，实现语言转用对相对聚居的民族，并非轻而易举，是一件艰苦而长期的工作。因此，美、英、德、法、加拿大、瑞典、挪威、芬兰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制订了双语教育政策。只有地处孤岛的日本例外。在拉丁美洲，虽然西班牙语占绝对优势，但在17个主要流行西班牙的国家中，仍然有40种以上印第安人集团各操自己语言，人口约3000万，约占拉丁美洲人口的8%。
壮族如何？与上面情况相对照，不言自明。像壮族这样经济文化不发达，大面积聚居，多数人操壮语，想在几十年、一百年实现完全转用或大部分转用，是绝对不可能的。壮族聚居的50多个县市的县城，与汉族杂居已数百年或上千年，多数仍操双语。而县城以下的圩镇和乡村，是壮语的天下，短期怎么能转用呢？既不能转用，如无民族文字，则文言永远矛盾，教育效果受阻，这个民族与先进民族的差距将继续拉大，这是应该引起每个壮族人尤其是处于决策地位的人深思的。
四、效益因素
推行壮文，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壮族地区的生产力，因此，它在文化科学中和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就成了整个壮族社会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推行马上发生效应，取得效益。但是，推行若干年之后如果仍与工农业生产无关，则人们必对它丧失信心，反对的也就得到口实。试想，在农村里从事农业生产、乡镇工业或第三产业的人们，在百忙当中花了钱财和精力去学一种文字，必不是闲适之举，而是寄予厚望，如无近利，很难激起热情，也难持久。目前对壮文最大的疑虑就在这里。壮文需要投资，投资需有效益，这是任何一个生产第一线的壮人必须考虑道德问题。我们当然提倡“风物长宜放眼量”，但生产第一线的人们你就不能这样去要求他。如果把壮文的效益概念加以扩大，那么，人们主要希望它在下面四个方面显示出优越性；（1）教育方面。1984年，欧洲理事会召开了2000年大学发展讨论会，认为教育的总趋向是向大众化、多样化、综合化发展，或者说是向“终身教育”、“不断再教育”、“永久性教育”发展，不再以培养高级官员、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研究人员为唯一宗旨。这个趋向在我国也露其端倪。壮文能否满足这个发展方向，人们十分关注。从推行几年看，已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肯定的答复。凡是教壮文的小学，学生的成绩一般都超过其他学校；至于农民壮文夜校的效果，现实早做回答；（2）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希望壮文在广播宣传、文学艺术上显出功效。民间文学自不必说，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中，它能否承载，人们很关心。现在，壮文版《三月三》和《广西民族报》上的壮文文艺作品，正在显示出生命力，将来它必将在电视、电影、长篇小说、现代戏剧创作中显身手。不过这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还得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不能守株待兔；（3）社会生活效用，主要是在党政机关、企业行政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人们也试目以待。自治区各级机关文件，应当使用双语文，但迄今未见实施。不过一旦学的人多了，党政机关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也得动。以德保县敬德镇为例，去年以来已受到用壮文写的各种申请报告213份。镇党委和镇政府都认真对待，一一批复。敬德村陇庄屯林庆兄用壮文写报告，要求从镇政府所在地到陇洞村建一条公路，镇政府作了批示，拨了物资，很快修通。历史上没有一辆自行车的陇洞村，一下通了汽车。民间用壮文来写山歌、写证明、写信、写对联等，已经常出现，甚至已出现了壮文广告了。看来，社会效用问题经过一段实践，不难给人们肯定的答复。指责壮文者，多于此处做文章。诚然，一种文字如果不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发生效益，它的生命力可想而知。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人们必须掌握文字符号，再就是从文字符号中得到他所需要的科学技术，这就有一个过程。为此，需要有一套战略性的措施，同时在可能的地方做试验，使长计划和短安排有机结合起来。短期内如不在某些地方显出威力，对多数地方容易失去吸引力。好在有些地方已开始迈出步子，如德保县壮语办先后翻译引发《水稻杂交品种和栽培技术介绍》等供群众学习，已开始在生产实践中运用。他们还和乡镇一起开办科技班，把学习壮文和脱贫致富联系起来，在生产实践中已开始产生作用。其他县也有类似的例子。考虑到长期推广壮文科技知识的需要，各地还可以建立壮文科技扶贫公司，通过合同的方式，在适当的地区帮助农村脱贫致富。科技人员根据生产效益取得一定的收入，有助于积累资金和扶贫事业的发展，同时刺激人们对壮文的学习热情。各地还可以创造更多的用壮文科技支持和发展生产的形式，使壮文在生产中开花结果。总之，效益因素是我们在推广壮文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得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素；搞得不好，则会变成一个很打的思想障碍。
以上所说的四个思想障碍，并不是全部的，其他如推广中的实际困难、文字本身的规范和完善过程、中国人对拼音文字的不习惯等，也都是影响的因素，不可忽视。这些障碍，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解决。但其中的主要矛盾当前已逐步转移到时间效用放面，一旦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其他思想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梁庭望《壮文论集》
附：梁庭望，1937年生，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壮学丛书》副宗主边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留校任教。先后开设《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概论》等课程。独撰.主编.合著.参编《壮族文学概要》《壮族文化概论》《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民族百科全书》（10.11卷）等40种，学术论文200多篇，800多万字。
梁教授高！
不知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推行壮文难，已不是“理论上”能解决的问题！鄙人有点悲观，感觉“难于上青天”！
因为“现实是很残酷的”：1、壮族群众不接受！要群众接受，谈何容易！2、壮文“生不逢时”，如今乃至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发展经济”，谁愿意“大把花钱”搞大壮文？
相对而言，搞“壮语”比较容易行得通！比如，搞壮语电视台，说说大家接受的红水河流域壮话，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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