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罗文华等中国学者一行踏入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城南30公里的红城镇永安村感恩寺。一座佛殿内，他们看到，屋梁上汉传佛教的尊神、藏传佛教的尊神被画在一起，旁边既注汉文名字，也注藏文名字。
近日，罗文华在其位于紫禁城内的办公室中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明代鲁氏土司出资兴建的这座藏传佛教寺庙内出现的壁画景象，还出现在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家庙中，在那里的壁画上，明显汉式传统题材中突然会出现西藏祖师像或密宗像。
罗文华，在故宫从事藏传佛教艺术研究20余年，近来持续主持并参与了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展开的藏传佛教遗迹田野调查。他说，田野调查证实，藏传佛教自元代进入内地，汉藏文化艺术由点对点的接触到面对面的影响，最后形成共生共存、彼此习以为常的互相接纳状态。
如甘肃红城感恩寺周边，明代时是蒙、汉、藏多民族杂居地带。罗文华说，当时创作的人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神搁在一起，不加以着意区分，给人感受就是这二者对于当地居民没有区别。
“历史上，发生在甘肃、云南、四川与西藏交界地区的文化交流，藏传佛教因素由高僧从藏传佛教核心地区——拉萨自西向东传播，汉地文化各种粉本、刊本、画作从北京等文化发达地区不断西进；在这些边界地带，当时当地土司、士绅受到多元文化熏陶，他们很习惯把多种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建筑形式、壁画内容与风格会在汉藏边界出现的原因。久而久之，这种新的新模式渐为当地人采纳、习以为常。”
罗文华认为，文化交流正是这样，通过各种载体、以潜行的方式进行；有一天后来人突然发现，出现在两种文化、不相干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对方的领域，全部被大家接纳。
汉藏文化艺术在其结合地带进行的强烈交流互动还反馈到各自文化核心地区。罗文华说，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很有名，其施主有汉人、也有藏族高僧。墙上是线描、重彩，典型的汉式壁画，抬头看屋顶却是藏传佛教的坛城，但当时的人对这个没有异议。
这样一批记录汉藏文化共生共存、互相接纳历史的重要藏传佛教遗迹，目前散布甘肃、四川西部及云南的边远地带。“如不加保护，我们现在看到的遗迹10年后至少削减1/3”，罗文华说。
2005年以来，罗文华等中国学者数次进入四川甘孜地区展开田野调查。罗文华说，他们发现大量属明代中期、处于自然状态的藏传佛教遗迹、石窟、保存大量壁画的私人住宅。
去年，中国学者前往甘孜考察一处古代壁画。走进位于山坡上的一处集体所有的房舍，里面堆满碎叶、木头，还有路人进去抽烟、观赏；墙上全是明代壁画，“一着火就完了”。花费近一天时间，他们让村长找人清空房屋内外易燃物；但雨水侵蚀了一面墙上整排祖师像及像下藏文，原本壁画所属教派、绘制年代都可能从中推断，现在无论如何看不出来。
罗文华认为，与其在文化史上的价值相比，西藏周边各地藏传佛教遗迹所引起的关注明显不足。目前，四川西部藏传佛教遗迹尚未进行系统完整调查；甘肃等西北地区保存不少明清两朝遗迹，但在这个文物大省需要引起更大重视、投入更多资源；云南地区曾为木氏土司私人所有的藏传佛教寺庙保存良好，但缺乏专业文物研究人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取得迅猛发展。罗文华认为，关注甘肃、云南、四川与西藏交界地区所发生强烈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使藏学在中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但上述边远地区仍处在自然状态的重要遗迹亟需得到保护，“保护是最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去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以此平台联络中国各地、世界著名学者。截止4月，包括中日学术机构共同出资翻译经典《究竟瑜伽鬘》、美国基金资助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就康定经堂碉作详尽资料采集等研究项目已在进行中。
罗文华认为，文化交流正是这样，通过各种载体、以潜行的方式进行；有一天后来人突然发现，出现在两种文化、不相干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对方的领域，全部被大家接纳。事实上，他人都来到自己的地盘了，不接纳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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