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虎降龙记：陆荣廷将军生平（续）
——纪念陆荣廷将军诞辰150周年
著者：梁越
清廷不明智的遣散——从此中越边关上多了一股游勇或者游匪（12）
之以所发生这种奇特现象，在于大清国上下已虚弱到不敢有任何自信的程度。李鸿章认为：“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当籍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言下之意，就是属邦可以放弃，本土保住就可以了。殊不知，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在国际上那是和主权并无两样。所不同的，仅仅是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的区别而已。大清国这种作法，更加让列强鄙视，更加快了刮分中国的步伐，引发了将来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一系列更深重的灾难。
1885年4月4日，清朝政府委托一个英国人为代表，与法国总统授权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
4月7日，清朝政府下达停战令。正要彻底击败法军，收复全部越南领土的大清官兵接到了停战撤军的命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们“拔剑砍地，恨恨连声，”“痛哭太息之不己。”冯子材、王德榜等将领对停战撤军表示“死不甘心”；请求给一年左右的时间，“诛议和之人，”振奋士气，统一事权，则“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然而，爱国将领的“请战”，却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厉申斥：“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严令两广总督张之洞立刻电告各前线将领“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
血气方刚的陆特宋随同景字军撤回国内，深深体会到了那种悲愤和无奈的气氛，同时在他的内心刻下一个深深烙印：法寇的凶残和狂妄野心；大清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而中国则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大清朝廷不顾前线将士流血牺牲，拱手奉送属国利益，使中国的南方本土直接面临法寇的威逼之下，中国西南的边疆危机愈发严重。这些危机也促进了大清国南方各族子民的觉醒。当时稍有责任感的中国人，既受中法战争中南方军民英勇抗击取得胜利的精神所鼓舞；又受到清朝政府屈辱求和的极大刺激。他们认为变法维新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中法战争的结局，促使一个东方伟人彻底抛弃了改良大清王朝的幻想，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后来，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
国内有识之士如此，曾经身历中法大战的陆特宋和他的战友们也莫不如此。大清国的昏庸不仅在于自让属国，失掉国防要地，还要自毁长城，裁撤参加中法大战的爱国官兵。在越南战场中让法寇闻风丧胆的黑旗军最后被裁得只剩600人，其他的将士更是能裁即裁，至于本是文人出身的景字军，更在于全裁之列。有功不赏，反失衣食，清军将士大哗。在景字军中，陆特宋带着众弟兄，集体跪在主帅唐景崧面前，恳求留在军中。
中法战争造就了唐景崧这位近代名臣，作为目光犀利，不乏政治远见的人物，他何尝不知道朝廷的荒唐。除此之外，唐景崧还预见到直接面对法人威胁的广西边境的状况。既然不能保留正规的景字军，倒不如在边界上为法人增添不安定的力量。在这样的考虑下，还有对于这些即将流离失所的有功将士的同情，唐景崧同意陆特宋和他的弟兄们带走一部分号衣和武器，自谋出路。
清廷不明智的遣散，使边界上多了一股游勇或者游匪。“游勇”是指这些“罗宾汉”们曾经是军人，过惯了军队的组织生活，纪律严明，生死与共，俨然仍是军队。游匪是指这些人对清廷已极度失望，产生了叛逆思想，他们的打击目的，除了法国人，当然有时也和正规的清军针锋相对。
陆特宋和他的弟兄们本来就有三点会的组织基础，如今又增加了战场上的生死之交，团结得更加紧密。不久，边关大盗何四带人与他们合股，实力更加雄厚了。由于陆特宋曾为下级军官，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大战，他知道如何带领和管理部下，如何制订出击目标和应付各种复杂情势，他的威望比何四还高。实际上，这股人数最后发展到五千人的游勇是以他为核心的。在苦难中挣扎了20多年的陆荣廷，拥有壮人忠厚的禀性，他向众手下发出明确的“三不抢”的主张：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人。他勇敢机智，枪法惊人，加上他为人义气，对手下众弟兄关怀备至，从而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被裁散过后的散兵游勇，水口、龙州一带他原先带领过的草根阶层的三点会成员，慕义来归，队伍逐渐壮大。
陆特宋的游勇队伍打击和抢劫目标首先是法国人，他们居驻飘忽不定，以龙州水口关的八角山一带为大本营，西至桂、滇、黔边境，南至越南北部的三宣、北宁等地为活动范围，把法国在越南边境设立的平而、同登、峙马、巴撒、驮隆、平欲、茶岭、塑江、保乐等"讯"作为攻击的目标。法国人对他恨之入骨，但却无可奈何。
民国《武鸣县志》卷八有这样的记载：陆特宋带领的游勇队伍在中越边境“团成旅，隐然为一独立国，专与法人敌，角逐者将近十年，大小数十百战，每因粮于敌，从未稍扰越民。”章太炎先生在《陆荣廷将军墓表》更明确指出，陆荣廷率游勇队伍入“越南澳地，与法兰西军抗，遇大敌，即敛兵避；其小也，即乘间掩击，必尽歼乃止"。提到陆荣廷游勇与越南人民的关系，章太炎先生还说“越南民争输囊给军，高平七奚广渊谅山诸道多附从者，凡数年，法兰西人甚苦之。”
通过以上记载和描述，陆荣廷将军这近十年的游勇生涯，非但不是匪，完全可以肯定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是中法战争后，在中国面临南疆危机的情况下，成为维护中国边关，打击法寇的抗法英雄。
多年以后，陆荣廷将军已当了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提督，他自述自己当游勇这段经历，感慨地说：“不错，我曾经做过强盗来，我以为做强盗总得要具备几个条件吧，如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等等才算是强盗行为。但是我行盗的地方是安南，不是中国，杀的是压迫安南人的法国鬼子，谋的是法国鬼子的财，不是中国人的，更不是安南人的。我打法国鬼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是为中国报仇。诸君呀！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夺去，还不应该杀他吗？除了公仇之外，他与我还有私仇呢。”他叙述他杀法国侵略者的心路历程，说：“……我突然想起了有一法国人兵嗾狗咬我的仇恨，想起了法兵痛打安南人的事情，想起了法国兵强奸安南妇女。我要杀尽那些禽兽不如的法国兵，我要帮安南人复国，我要认安南人为亲人，法国兵是我的仇敌……”
从1886年到1894年近十年时间，是陆荣廷将军的峥嵘岁月，不仅是他人生事业的起步时期，也是他生命中闪光时期。他和他的战友们、弟兄们，以神出鬼没的战术活跃在中越边关，打得法国侵略者鸡犬不宁，俨然成了中国抗法的前缘屏障，更是越南穷苦百姓的保护神。从广西的镇南关（今凭祥谊关）、龙州水口，一直到云南的剥隘，千里边防，山连山，岭连岭，森林茂密，又是桂、滇、黔相接处，包括越南的三宣、北宁等地，都是陆荣廷将军所率游勇开展对法国侵略者游击战争的大好场所。至今在当地群众的口传中及各种资料中仍记载着这些英勇事迹的点点滴滴。
1、 神出鬼没，深谙游击战精髓。
法国人在中越沿边要隘设置多处对汛站，派兵驻守，其实就是侵略据点——哨所，它们首先成为陆特宋游勇袭击、抢劫的目标。有一次，陆特宋和韦老曲（韦荣昌）等三人埋伏在暗处，等着三名法军官前来。三人手持钢叉，屏息静气，看到法国军官走近，三人猛然跳出，将三名法国人击晕，夺了三枝枪。第二天，又抢了一股走私烟帮的几支长短枪。一时名声传开了，当地青年和裁撤后无路可走的散兵游勇纷纷前来投奔。又有一次，一个法国人的狗在中国界被人打死，法方竟然气势必汹汹，越界捕去几个中国同胞，始终不见放回，显然已经遇害。陆特宋气极了，他说：“几个中国人的性命还比不上一条国狗！”尽管那时他的队伍力量还很弱，但他仍率领几个游勇兄弟，潜入越境，将那个法国人杀了，给死难的同胞报了仇。几次袭击过后，法军慌了神，连忙调集了三百多个法兵来讨伐。陆特宋得知情报，将手下游勇在两岸预为埋伏，他亲自带一群人和法兵隔河对峙。等到法兵临近，陆特宋下令一齐向袖子上有花条多的法军军官开火。法军的前行军官忽被击毙，法兵大乱，这时，游勇们伏兵四起，喊杀连天，法兵死伤惨重，大败而逃。
2、射击神技，震慑法军
后来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的法国名将霞飞，曾与陆特宋在越南狭路相逢，很多年之后竟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霞飞比陆特宋大七岁，当时在越南担任“七划”军官，那一次他亲自出马追剿陆特宋游勇。山路崎岖，霞飞率法兵紧追不舍，追得陆特宋性起，在山路上突然返身与法兵对峙。这时，双方领头的互相喊话，陆特宋高喊：“不要追了，立即带着你的人马回去，否则你将命丧此地。我现在先试一枪，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但话没说完，霞飞竟然先开枪了，射中陆特宋的肩部，陆特宋忍痛抬手一枪，也把霞飞的肩射中。陆特宋在受伤的情况下，枪法仍如此之神，法兵震惊，于是只好扶着霞飞撤退。
2、 与越南百姓水乳交融
陆荣廷将军自称生平的“百战余生”，指的大多是这近十年的游勇生涯。多少次间不容发，多少次生死一瞬，多少惊险的故事曾经在身上一一发生———他多次躲避法兵的追捕，但都能在中越边民的掩护下脱险。不知有多少次，中越边民为陆特宋和他的战友们送粮食衣物，送武器。有一次，陆特宋被法兵追得很急，手中的武器也没了子弹，他只好逃进一个小村庄。有一家媳妇正在生孩子，老百姓把他藏在生孩子的媳妇的床下掩护脱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陆特宋对越南边民也充满感激之情，不仅收留了不少贫苦百姓，也收养许多孤儿。陆裕光和他的母亲——一位孤苦无依，要卖儿生活的越南农妇，也被陆荣廷收留。对陆裕光这位养子，陆荣廷将军视同已出，被称为陆家大少，后来贵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那位越南贫苦农妇，则一步登天，成为陆荣廷将军的第二位夫人。
3、与清军达成默契，痛击法兵
清军作为政府军，和法军各不入境，无法对陆特宋进行有效支援。清军中有爱国心的边防军官有时就暗中帮助，和陆特宋的游勇队伍达成默契。那兰——贵科之战就是这种典型战例。
1892年，陆特宋率领战友们在越南那兰对面的陇呐伏击法军，战斗十分激烈。当年介绍陆特宋加入三点会的老兄弟闭亚一战死，陆特宋悲愤万分，痛哭不已，奋起率队冲杀，将法军击溃。闭亚一的遗体被抬回游勇大本营，也是闭亚一的家乡水口村安葬。陆特宋发誓要为他报仇，歼灭这股法军。于是陆特宋私下向驻水口的清军管带借了一批枪弹，准备在打散的法兵回境之路上设下埋伏。这股被打散的法军还有二十多人，向中国境内逃跑。清军命令法军办好入境手续让他们休息。法兵惊魂未定，要求清军护送他们返回越南驮隆的法军驻地。清军假意答应他们要求，第二天送他们经水口出关回越境，却一面密告陆特宋。陆特宋率游勇们预先在贵科埋伏，果然，法兵经过这里向驮隆进发。等到法兵临近，游勇们伏兵一齐杀出，当场打死三划官一名，士兵二十一名，俘虏一名。陆特宋将这名俘虏拉到闭亚一墓前处死，中越边民观者云集，无不拍手称快。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和灾难。事后，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兰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法文：“纪念陆亚宋（陆特宋）突然杀害的二十三位多威大卫部队。1892.8.23”
烽烟已逝，英灵长存——百年而后，我们不得不为陆荣廷将军的这段历史而感到振奋，不得不为那些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和国家利益而英勇牺牲的英灵们而心存敬意。陆荣廷将军率领的游勇游击队最后发展到了五千多人，是中国南疆抗法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陆荣廷将军的游勇游击队的牵制和苏元春将军的千里边关防御工程，也许，法国人的铁蹄就踏进了广西和云南境内，然后肢解岭南，分割长江流域。当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但我们不得承认一点——中法战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中国任列强宰割、国力最为衰弱的年代，什么事件都可能发生，而且极有可能发生。所不同的，仅仅是发生的已经发生，没有发生的就没有发生而已。
与苏元春将军惊险的机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3）
苏元春（1844－1908），字子熙，广西蒙山人。1844年2月8日生于蒙山镇城北街，1908年病逝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终年64岁。一个广西人怎么死在几千公里之处的西北边城？这里还有一段凝重悲壮的历史。命运给这位抗法名将安排的结局，是如此的不公。
当苏元春在边城迪化流放几年后，不断有人为他喊冤，请求朝廷为他平反。御史李灼华上书清廷：“苏元春是受诬告，蒙冤受屈。又经两广总督张人骏复查，苏元春廉得实，请释归。”1908年8月9日，清廷终于发出上谕：“张人骏奏：请将已革提督苏元春量予恩施，保全末路等语。苏元春着加恩准其释回”。正当苏元春将军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希望，立即整理行装，准备南归之际，由于塞外气候变幻无常，风寒侵袭弱躯，身上的枪伤复发，轰然病倒，遂至不起。苏元春将军死后，其妾及幼子无钱殓葬，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出资为苏元春治丧，其妾王氏才能携幼儿苏承赐，扶灵柩南归。
新疆巡抚联魁看到这个情景，十分同情，向朝廷奏称：“……元春身经百战，屡受战伤，背上及左膝盖，两弹皆深陷骨里……”又过了大半年的1909年2月17日，清廷终于正式表态，对这位中法战争中的功臣做出了历史结论，再次发出上谕：“予故已革广西提督苏元春开复原官，生平战功付史馆立传”。
前几年苏元春将军刚被诬下狱时，就连他战场上的对手——法国人也在为他求情。《清史稿》卷459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的法国总统埃米勒.弗朗索瓦.卢贝急电驻华公使端贵代表法国政府转告清廷，愿替苏元春将军归还挪用军饷的12万两银，保其出狱。但当有人转告苏元春时，苏元春将军断然拒绝：“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君为我谢之。”
苏元春19岁从军，跟随胞兄苏元章投湘军统领席宝田部，积功逐步升迁，1867年，席宝田退役离开军队，苏元春接统中军，开赴黔东，1869年升任总兵。1884年中法大战爆发，由广西巡抚潘鼎新推荐，苏元春任广西提督，率部进驻越南，这年，他只有四十岁。
且看苏元春将军在中法战争的英勇事迹——
1884年4月，苏元春接到朝廷命令：即率所部2400名永州防军随调任广西的潘鼎新火速开赴广西。当时，越南情势十分危急。应越南阮氏朝廷的请求，清政府于1883年5月派云南布政使唐炯率滇军、广西巡抚徐旭率桂军入越。但当12月16日，法国军队向清军大举进攻时，清军防线崩溃，山西、北宁相继失守。因指挥不力，桂军统帅、广西提督黄桂兰愧疚自杀，广西巡抚徐延旭被革职查办，清廷以湖南巡抚潘鼎新改署广西巡抚。潘鼎新奏请随调本是广西人的苏元春回桂参加对法战争。1884年6月22日，苏元春率部驰抵镇南关的当天，清廷任命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这一天，正是法军向北圻大举进攻，制造“观音桥事件”的前一天。苏元春所部进抵镇南关，关外清军为之一振——
1884年8月21日，苏元春从关外驰回向广西巡抚潘鼎新建议大举出关迎敌。9月16日潘鼎新率淮军出关，行使对东线清军的指挥权。 有了可靠的后盾，1887年10月1日，当苏元春得知法军即将离开北宁进犯的情报后，即命令所部前出接敌。法军前锋进军到陆岸县城，开始构筑工事。苏元春趁敌立足未稳，于10月2日发起攻击，一举收复陆岸县城，此战击毁法军兵轮一艘，歼敌一百余多，缴获大批枪炮。
法军惨败后，经过再次纠结兵力，重新向苏元春部逼进。10月6日上午，法军一千多人，乘兵轮6艘，疯狂地进攻苏元春部船头前哨阵地尼村。苏元春亲自率领抚标中营、粤勇前营接应，法军指挥官立即将一兵轮停泊在南岸，5艘兵轮运兵到北岸列阵向苏部进攻。泊在河上的兵轮也从侧面开炮轰击北岸的清军。正在这时，抄袭至山后的清军赶到，从后面向法军发起进攻，正面清军鼓起勇气，将法军进攻之敌击溃。阻击战一直延续到9日，法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法军随后分兵攻占郎甲，准备抱抄苏部清军后路，11日，苏元春冒着大雨被迫连夜撤至谷松。
1884年10月底，正当唐景崧部和西线滇军、黑旗军围攻宣光城里的法军时，苏元春派人深入敌后了解敌情，积极寻找战机。12月12日，苏元春于平内附近的僻涧深山密林中设伏，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法军三划军官、五划军官以下百余人。苏元春战后撤回谷松阵地。
苏元春取得了出关抗法的节节胜利，受到清廷嘉奖：“苏元春孤军当劲旅，允称强将。”1884年10月29日，又谕“苏元春力战屡捷，奋勇可嘉，着派该提督帮办潘鼎新军务。”11月16日，“谕内阁……提督苏元春身先士卒，勇善冠军，深堪嘉尚，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懿旨赏给苏元春等军尤为出力兵勇内努银三千两。”
抗法战事虽获节节胜利，但清军的东线总指挥潘鼎新却忠实地执行李鸿章的“切勿攻坚伤精锐”的指示，而法军却在充分备战，12月，法国援军到达北宁。1885年1月，“法纠西贡夷客匪万余，大举攻桂军”。潘鼎新指挥不当，致使清军全线动摇。
此时，苏元春在谷松前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猛击竹山苏元春部营垒，由于工事抵挡不住法军炮火，士兵伤亡重大，被迫后撤。法军跟进猛攻用强大的炮火猛击谷松，甚至用开花大炮猛轰清军大营粮械弹药库，苏元春所部粮械弹药尽毁，左右翼的其余各部清军也已退走，苏元春弹尽粮绝，退守委坡。2月12日，法军集中精锐，在炮火掩护下猛扑苏元春部清军阵地。苏元春率领亲兵队上前沿，亲自参加战斗。法军疯狂进攻，清军拼死抵抗，苏部多名总兵、参将负伤，一直血战了六天六夜。
12日下午，潘鼎新派总兵叶家祥率所部5营来援。一到阵地，看到防御阵地的惨烈情景，一枪未放就在阵后率先溃退。苏部无援，也只好退到谅山南部。5营拥有最新枪械的援军一枪不放就溃退还不是最离奇的，最不可思议事情还发生在总指挥潘鼎新身上。这位统帅竟然不通知下属各军，，丢下粮饷枪械弹药，自己率领亲军逃回镇南关，逃到凭祥。谅山城内各军群龙无首，也相率溃逃回国境。苏元春部一下子成了孤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苏元春只好下令丢弃辎重，翻越镇南关东面的大山，全军退至镇南关后的幕府、凭祥驻防。
潘鼎新为此夺职。清廷于1885年2月17日，令冯子材为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率部驰援，稍稍稳定军心。1885年2月23日，清庭颁布委任苏元春为督办广西军务、李秉衡暂行护理广西巡抚的谕旨，苏元春负责指挥在广西前线五省的桂、淮、萃、楚、鄂军，进行抗法卫国战争。就在苏元春就任东线抗法清军总指挥的这一天，震惊中外的镇南关战役由于法军的主动攻击揭开了序幕。23日一早，大雾刚刚散去，镇南关阵地上严阵以待的清军士兵震惊地发现，法军士兵突然出现在眼前。10时左右，敌人发炮进攻，前敌总指挥、老将冯子材率部迎击，经过几小时缴烈的战斗，东岭5座炮垒已被法军占领了3座，正面进攻的敌人也攻到了长墙脚下。占领东岭炮垒的法军，居高临下向长墙内开炮，长墙内清兵受到极大威胁。下午四时，苏元春率领18营主力增援长墙，夺回了2座炮垒，保卫了长墙阵地，当夜，冯子材和苏元春商议，将部队攻守任务作了部署。
24日一早，法军分三路向清军阵地进攻，枪炮声震耳欲聋，法军一度攻入长墙，清军顽强抵抗。这时，老将冯子材下令打开闸门，持矛大呼，率军跃出长墙，看到老将如此英勇，苏元春大受鼓舞，立即指挥将士随后跃出，冲入敌阵肉搏。经过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法军大败，法军总指挥尼格里伤重毙命，法军全线溃退至文渊。26日，苏元春、冯子材率军乘胜进攻文渊，法军退至谅山。3月29日晨，冯子材、苏元春率部强攻谅山城，清军一部爬上城墙，劈开城门，大队清军冲入城内，法军纷纷往南溃逃。清军追击20余里。克复谅山后，清军分东西两路追击。3月31日，苏元春、陈嘉、王德榜等部向东攻克谷松。西路清军也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一败涂地，狼狈逃到郎甲、船头一带。4月中，冯子材、苏元春等部，和西线清军、黑旗军联成一气，图谋一举收复河内。正当清军即将攻城之时，清廷的停战令传到，苏元春被迫率部回驻关内，中法战争结束。不久，苏元春将军以广西提督衔兼广西边防军务督办。
苏元春将军镇守南疆十几年，最大的功绩是修筑了被称为“南疆长城”的中越边境千里边防军事要塞，尽管大清国国事日非，北部边疆烽火连天，列强如入无人之境，但在苏元春将军的军事防御工程面前，拥有强大的近代化武器和装备的法寇竟不敢越雷池一步。南疆之所以得以粗安，境外有赖于陆荣廷将军游勇游击队的日夜袭扰，国境线上，还有苏元春将军壁垒森严的国防工事。这个“南疆长城”本来值得历史大书特书一笔，但世人所知甚少。
中法战后，苏元春以十年时间修关隘、筑炮台、造兵营、修军路，大举移民实边。修筑军事防御工程分中路、东路和西路分别进行。中路以镇南关为中心，内延至关前隘与凭祥土州一带。东路从镇南关往东至上思州的百伦隘、剥机隘等地。西路由镇南关西至龙州厅辖之平而关、水口关下冻土州管辖之布局隘、花更隘，归顺州属之频洞隘、陇邦隘，小镇安厅属之平孟隘、洞剥隘、那平隘、百怀大隘等处。其中，大连城、小连城、龙邦炮台、平孟炮台更为壮观。《清史稿》中有精彩的描述：“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崟，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炮台百三十所，嘱统将马盛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懽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馀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大连城是苏元春所部边防军的总指挥部。周边山头筑有炮台八座，环形拱卫，有“连城天险”之称，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后来的广西巡抚马丕瑶奉旨巡边，盛赞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的军事防御工程：“由龙州抵镇南关口，一路丛峰峭壁，层层险要，连城四山斗绝，提臣营于此，适南关、龙州之中，足资屯运。所阅炮台，以象岭、青山、白云、马鞍诸岭及关前石山者为最稳固，中路布置渐臻完善。东路以伏波岭为最峻，西路以葛麻岭为险，炮台地营，仿照中路，择要分筑，俱能得势”。
最让后人崇敬的是，这些全部炮台工程建设共用去白银四十多万两，相当于广西边防军一年的军费，但当时清廷拨的经费十分有限，大部分经费都由苏元春自筹垫付。他不仅捐出俸银，还变卖田产，停建府第。后来，由于清廷不能给他全部核销这些国防工事的费用，他无法还清债务。于是，他被控“缺额扣饷”问罪下狱充军新疆。
犬儒锦衣玉食，英雄空立荒丘，历史给苏元春将军一个抗法民族英雄的辉煌，也给了一个悲情的结局。
无论如何，近代史铭记着这样一个事实：法寇之所以不能越南疆一步，在越南境内有陆荣廷将军游击战之牵制，在国境线上慑于苏元春将军国防工事的稳固，慑于千里边防上壮汉边民同仇敌忾的气势。中法大战后的近十年时间，苏元春将军的边防军和陆荣廷将军的游击队互相呼应着，暗中结成战斗同盟，守卫着大清国的南疆。但在这两位当时堪称大清国最勇猛的军人初遇的时候，竟充满了惊险和传奇。
民间广为流传的是这样的故事版本——
深知法寇虎视，伺机入侵情形的苏元春将军一接到兼广西边防军务督办的命令，就把原驻柳州的提督衙门迁到边城龙州。提镇大人迁驻节地，扈从如云，声威赫赫，地动山摇。但就在苏元春将军刚到龙州，参加完地方官举行的欢迎宴会的当天晚上，正要解衣休息的这位提督大人却听到禀报：竟有当地游匪一人，只身来盗提督大人今天骑着入城的坐骑，已被擒获。
往常碰到这种事，一般就是就地正法，人头落地。但心情很好的苏提督哈哈大笑，说，咱这里虽比不起周亚夫的细柳营，也不至于让哪个胆大包天的偷了本提督的马。看看去，是什么人有如此胆量。
苏元春将军亲自坐堂提审，拍着腰刀，喝道：“噫，你这小子胆大包天，为何不偷别人的马，偏要偷本提督的马，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碰到一般的老百姓，明知要死，早就魂飞魄散，但令人惊奇的是，就要赴死的盗马人竟然毫无惧色，相反，英气逼人地回答：“小民们只有一匹马，偷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提督老爷的马成群，我偷了一匹，你还有大把马，提督老爷何必为了区区一匹马而失大度，落个小气之名呢！”苏元春将军不禁莞尔，他不是不明白，敢于偷马的人，无非是所谓的关外游匪，大多是当年一同在抗法战场上的老弟兄，裁军解散，衣食无着。想想，他下令把陆特宋放了。
更惊险的一次是在不久以后。陆特宋初拉队伍，力量不强，有一次袭击法军失了手，被法军抓住了，一共24个人，陆特宋也在其中。法国人并不知道这里面就有匪首陆特宋，但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按清、法两军的约定，将这些从大清国出来的游匪送交苏提督大人，法军派军使监斩。
苏元春知道这里面有胆大过天陆特宋，有心救人，但法人不依不饶地监斩。怎么办？想了想，他做了精心布置——
杀人之时，刽子手砍人如切瓜，连杀了23个人，监斩的法人连声叫好。但就要杀最后一个人时，在苏元春的授意下，执行官给刽子手使了个眼色，刽子手的刀竟然失手落地。正在高处看杀人的苏元春义母打了下寒颤。刽子手刚弯腰捡刀，义母高声叫停，说这个人不该杀，留给你将来有用。法国人也无奈，因为不知道身份，也高抬了贵手。
不到30岁的陆特宋面对滚在地上的23颗人头，此时此刻仍面不改色，苏元春将军越看越喜欢，索性让他留下来加入军营。但不久，陆特宋借故逃走，回到了能让他尽情放纵天性的游勇队伍之中。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杰出军人的盖世奇缘。苏元春将军是尚未显山显水的陆荣廷生命中的又一个大贵人，直到将来，苏元春这位提督大人还亲自给这位从小到大只有乳名陆特宋（或陆亚宋）的抗法英雄起了大名——陆荣廷。苏元春虽险杀陆荣廷，但陆荣廷的大名却得之于苏元春。两位杰出的卫国军人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着近代史上中国南部边疆的“马奇诺防线”，使猛虎伺羊一般的境外之敌十几年来竟无从寻觅下手进攻的可乘之机。
剿与避：彼此心照不宣（14）
和举国上下饱食终日、昏庸碌碌的清廷官吏不同，具有独特战略眼光的苏元春将军深知关外游勇是抗法卫国的另一道“南疆长城”，其中一股游勇游维翰部还曾是自己的部下。从法理上说，游勇们是大清的“匪”，更是法国侵略者要处心积虑消灭的“敌人”，而对于游勇自身，他们被国家遗弃，重新投入了反清组织——三点会的怀抱。他们之于清军，是反政府武装，互为敌人。只有清、法两军，是名义上的盟军。但实际上，清军和游勇才是暖味的“盟友”，法寇才是共同的敌人。
在这个典型的东方式的命题展开下，在近十年时间里，在中越边界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为了殖民地安宁，法寇剿游勇，可是剿不胜剿，疲于奔命；大清官军也在剿游勇，却愈剿愈多。一有机会，官军就暗助游勇袭击法寇，越战越勇。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兄弟睨于墙而御辱于外”这种东方文化心理的法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而游勇游击队的队伍却越发壮大。
陆特宋这个从孤儿、乞丐成长起来的游击队领袖在队伍中拥有极高的威望，这个时期他的两段话流传后世，成为草根义盗们的精神教义。他说，即使身在绿林，也要分出敌我亲疏，要坚持三不抢：一不抢大清的百姓，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人。另一段话是，有一次陆特宋的一个手下抢了驻地附近的越南人，陆特宋十分气愤，立即对这名手下行使“山规”，斥责道：“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在这里屙屎！”
后来，陆荣廷将军在回忆这段峥嵘岁月时，在他自撰的武鸣《上将台碑记》中说：“慕义者渐来归至数千人”。
从越南的芒街到云南的剥隘，是广西、云南、贵州和越南接壤的“三不管”地区，在越北的三宣、北宁，也是“两不管”地域。陆特宋所率游勇游击队，时而出现在越境的驮隆、那东、车渠、布渠、那岑、高平一带，时而又出现在云南的广南、富宁，当地官吏还未来得及反应，他们的身影又已经出现在贵州的兴义府，折而返身回到百色、平马、思林、果化。
对于这样的“敌人”，苏元春将军只有赞赏。也由于有了这样的“敌人”，才使得名义上的盟军，怀有虎狼之心的真正敌人——法国侵略者竟十几年来无法腾出手来向清军射过一枪，而苏元春将军殚精竭虑、栉风沐雨率部大清边防军督造的浩大、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上的数以百计的克虏伯新式大炮竟没有机会向法寇开过一炮。
游勇游击队也心照不宣，很少与大清官兵直接接触，他们不占据城镇，不杀官吏，大清官吏鲜有问罪于他们。不堪其扰的法军一次又一次向大清政府发出通谍，限期剿灭以陆特宋为首的“游匪”。畏洋人如虎的清廷也对苏元春将军三令五申，负责清剿。
朝命不可违，作为军人的苏元春将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苏部的大清边防军也动不动就大张旗鼓，约同法军会剿陆特宋股匪，可惜，每次总是扑空。其实，在每次进军之前，苏将军就已派人通报让陆特宋率众转移。
就这样，每当法寇气势汹汹指责大清政府，这样声势浩大的“剿与避”的游戏就上演一次。清军是扑空，是全身而退，但法军要退却没那么容易，陆特宋的游勇游击队依照大清边防军提供的准确情报，不时狠狠地在后撤回防的法军身后咬上一口，弄得法军反而损兵折将，哭爹叫娘。法军对陆特宋，或者陆亚宋这个让他们听起来就头皮发麻的名字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在广西，清末有四大游勇首领，若论抗法功绩，首屈一指当数陆特宋。在中越边境的崇山峻岭中，陆特宋率领以壮人为主的游勇游击队，创造性地开展了近十年的游击战争。其实，不管是先秦以前的百越人，还是后来的壮人，勇敢善战的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千年前秦始皇大军横扫六国，何等威赫。但征服岭南，天下无敌的五十万秦军就历时四年，损兵折将过半，才征服了岭南。直到近代，壮族村寨仍有承袭历史传统的“结合团”制度的存在。这个制度是各村各寨自行约定的，其实是一种军事联盟：遇到侵扰必须互相援救。凡加入“结合团”联盟的各村寨，规定“守望相助”、“起团堵御”，若“遇盗劫等事”，“齐出追捕”。一村寨有险情，立即以擂鼓、鸣枪、放地炮、鸣锣、吹螺号、送鸡毛信等方式通报邻村邻寨。接到信报的村寨，立即组织全村寨的青壮年，手持粉枪、长矛、钢叉、大刀、毒箭、硬驽、木棍等武器，前往出事地点。出征队伍的后面还跟着巫师，负责请下神灵保佑胜利。每次出征结束，队伍各自散回家。治伤葬死，均由村户共同出资。没有按约出动的村寨要受责罚，如杀猪赔礼，负责安葬死者，到庙里向神赔罪等。在宋代和明代，每个壮族男丁更有“炼刀铁”的习俗。一个男孩生下来，就算落地成丁，他的父母用一块和他体重一样的铁块，用红绸系好悬在小孩的床头，称之为“炼刀铁”。男孩长到能举起铁的时候，就以此铁打成一把终身不离的护身刀。男丁们从小到大，闲时由土官聘武师爷教其习武，有事就参与出征。
壮族社会全民皆兵的历史风俗和“结合团”这样的民间自卫武装制度，在陆特宋成长的时代，便衍生出歃血为盟的帮会组织。如陆特宋所参加的三点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在他所率的游勇队伍中，三点会组织是领导核心。在中越边境，壮族又是跨境民族，因此，陆特宋游勇游击队如鱼得水。游勇们袭击法国人，抢来的东西，不仅供己所需，也分给当地中越百姓。这些百姓，绝大部分是广西壮族和越南的岱侬族，语言风俗、血缘其实都是一个整体，百姓们不仅不怕游勇，还常把法人和清军动向提供给他们。具有领袖天才的陆特宋继承了壮族会党的传统，又用于治军，所部游勇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陆特宋用兵，对壮族传统兵法运用自如，在广阔的抗法游击战场上，陆特宋所率游勇游击队，大小数百仗，均使用适合岭南石山区的战略战术，游击健儿出没于茂密山林、连绵石山、洞河溪涧之中，如让手下兵士赤身露体趟过水田，悄无声息逼近夺取目标，就是他的独创战法。壮族传统的“岑家兵法”和三点会组织长期的积累，加上清军心照不宣的配合,使陆特宋的游勇游击队几乎每战必胜。
苏元春将军的大清边防军和陆特宋游勇游击队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制造着“剿与避“的战争游戏，堂堂的大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吃尽了苦头，空有鲸吞蚕食之心，却如鲠在喉，寝食不安，无可奈何。对于陆荣廷将军而言，他在35岁以前就做了这两件事，一是参加会党、游勇；二是抗击法国侵略者。这一人生阶段，是他的峥嵘岁月，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勇士。其麾下游勇游击队在没有清政府兵饷供给的艰难困境中，依靠自身积聚起来的力量，在战争中取之于敌，坚持抗法斗争，坚韧不拔，顽强抗敌，有效地遏制了法寇对中国的渗透。陆荣廷将军游勇游击队极盛时达到5000多人，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法寇穷于应付，被打击得焦头烂额，只好一边勒碑悬赏缉拿陆特宋，一边胁迫大清国政府将陆部游勇逐出中越边境，并严加制约。
陆荣廷将军率游勇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抗法战争近十年，保卫了中国领土免遭法寇蚕食，其功绩犹如岭南巍巍青山，浩浩绿水，不可磨灭。（未完待续——）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所参考文献资料出处在连载结束后将一一列出，感谢文献资料撰写者的重要贡献）
对我们僚人的影响好象不是很大！！
正式受抚：成为清军管带(15)
经过近十年噩梦般的纠缠血战，法国殖民当局和法军总算明白：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大清国的边防军，而是以游击天才陆特宋为首的没有任何官方名义的中越民间抵抗力量——游勇游击队。于是，据说是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向大清国政府发出了公文：要求限期剿灭以陆特宋为首的股匪。公文要求大清政府，对于陆特宋本人，即使投降清军，也不得授其官职。如果大清政府做不到这点，驻越法军就一定要越境广西，亲自来剿灭。
这种恫吓，对于近代史上抗法名将苏元春来说，不过是付之一笑。千里边防线上，几百门当时最新式的克虏伯大炮正愁无用武之地，多年的训练，麾下的广西边防军也堪称劲旅。何况，还挟带着镇南关大捷的余威。无奈，大清朝廷慑于法人的再三威逼，圣旨严敕苏元春所部边防军协同法军夹击围剿陆特宋游勇游击队，务必将其歼灭。软弱的大清朝廷又一次作出了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决定。这与当年中法战争中国军队横扫越北，正要发起最后攻击，将法军赶下海的关键时刻，朝廷却发出圣旨下令停战一样，作为老成宿将的苏元春岂能不见之于端倪。对于有效地牵制了法军，让其多年不能越雷池一步，使自己得以从容建设堪称“南疆长城”的军事防御工程的陆特宋游勇游击队，对他们下这种黑手，苏元春将军是断断不会做的。然而，作为一个忠于国家的标准军人，来自最高当局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苏元春将军正在苦思冥想对策之际，下属纷纷进言，其中边防军统领马盛治、府尹王方田等都认为：游勇游击队在具有崇高威望的首领陆特宋的带领下，深得中越边民人心，只能设法招抚，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防力量。
这一阶段，正是陆特宋游勇游击队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军5000多人整肃一新，一色均是游勇们崇敬的当年横扫法寇的刘永福黑旗军的装束。首领陆特宋，服饰更是奇特。《陆荣廷传》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陆特宋做为游勇游击队的大哥和灵魂人物，一身白衣。“剃半头，散发不结辫，头裹白布长衣服，头巾两端绣红蓝色狗牙，裹头巾在额前编成重叠人字；头巾两端从耳畔两侧垂到肩上，上身穿白色对襟密银扣子的短衣，下身为白色宽脚长裤，脚穿草鞋。即使冬季时穿三层衣服，外衣都敞襟不扣钮，腰间系长银链，佩七寸龙州刀，一支六响手枪或马卵枪（土制手枪），衣襟上小袋囊一边挂表，表系银链，在胸前吊成弧形。”
游勇游击队势力已成，法军奈何不得，清廷边吏饱食终日，加之利益不受侵犯，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游勇们的活动地域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而首领陆特宋就这一方独立王国的保护神。
因此，苏元春将军第一次派遣使者到游勇大营中招安时，也许是条件过于荷刻，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苏将军的使者前脚刚从游勇大营出门，就被陆特宋从身后拔枪击毙。这是一段秘史，也是一个谜。自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为何以“义”统领数千人，义字当头的陆特宋竟亲手杀了这位使者。作为堂堂的大清边防军统帅的苏元春，派遣的使者竟然被山寨游勇所杀，事情发生后却没有想象中的勃然发出雷霆之怒？这位使者到底说了些什么？苏元春将军到底让使者谈了哪些条件，激怒了以义著称的陆特宋？事后苏将军没有爆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曲在苏将军，或者曲在使者本身？最为诡奇的是，《陆荣廷传》一书说，“先时苏元春派去策动陆荣廷投降的赵某（即这名被杀的使者），被枪杀之后，陆查知他原是好人，便在水口建筑一个凉亭来纪念他。”按理说，能被方面大员派去充当沟通敌方使者的人物，不可能是等闲之辈，随机应变的能力不可能没有，又不是去下战书，当场激怒陆特宋和游勇们的可能性并不大。是不是陆特宋出于某种考虑，或情绪失控，把他给杀了？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也不容许虚构，本著不敢妄评，就让这段谜继续留存，以待后学厘清了。
所幸的是，使者被杀使双方都冷静了下来：大清官军和游勇们毕竟是对立面——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即便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法国殖民军时存在某种暧昧，或达成一定的联盟，但毕竟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双方存在信任方面的巨大障碍。
于是，第二次苏元春将军让一个陆特宋的少年旧友作为使者。当年乳臭未干的陆特宋在武缘壮乡当孩子王、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追随者叫吴钟伟，此时就在苏的军营中当录事。由于发小情深，吴钟伟果然取得了陆特宋的信任。两人促膝谈心了一整夜。事关山寨生死，第二天一早陆特宋把手下两个结拜兄弟，也是山寨中最可靠的得力骨干莫荣新和韦荣昌叫来合计，三人终于决定归附苏元春将军统帅的大清广西边防军。
即使大计已定，但心思缜密的陆特宋并没有让手下弟兄们贸然全部下山，而是分步实施，以试官军招安的诚意和虚实。
第一批人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下山的，只有五六十人，由陆特宋亲自带队。这部分人显然是试探性的，人人扎头、扎腿、背袋，携带山寨最好的武器，十分精悍。至少有10名弟兄的装束和首领陆特宋一模一样。这样的布置就是随时以防不测，打了就跑。不过，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一下山，就受到苏部边防军的欢迎。十年边关战火，谁不知道陆特宋的大名，陆特宋的传奇事迹不仅在边地中越百姓中，在清军中下级军官士兵中也广为人所知。看到清军的诚意，陆特宋、何四、莫荣新、韦荣昌等骨干放心了，三四个月后，山寨上的弟兄陆续下山四五百人，不愿归附清军的，都分了山寨财物散伙归农。
陆特宋正式受抚，就任大清广西边防军健字前营管带（营长），何四为帮带（副营长），谭浩明、韦荣昌、莫荣新等为哨长（连长），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旧桂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发端。为了应付法国人不能让陆特宋当官的通牒，苏元春将军给陆特宋改名为陆荣廷，果然法国人侦知了事情原委，向苏元春将军提出了抗议。但被苏元春将军硬生生顶了回去：大清国的广西边防军军营中只有陆荣廷，没有陆特宋！这场风波甚至在将来被法国人闹到了大清朝廷。在章太炎所撰《陆荣廷将军墓表》中提到：“岑春煊督两广，以君剿山寇有功，奏授广西右江镇总兵。事闻法兰西公使，以前私约，赴清廷抗议，清廷下其事春煊，春煊复曰：中国任将领，非他国所得可否，且为患越南者陆阿宋（陆特宋），不得妄摭相冒。法兰西使语塞。”从下山归附清军，十年后陆荣廷才任右江镇总兵，就是说，改名十年后，此事还酿成了大清和法国两国的外交风波。可见法人对陆荣廷将军忌恨之深。值得称道的是，陆荣廷将军从事反抗法国殖民侵略的活动，并未因其归附清军而完全停止，他的助越抗法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他后来担任广西都督之后。1916年《大公报》在介绍陆荣廷将军的事迹时，说陆在清末“率众入安南，与某国为敌，据北圻数省，越人笃爱其为人，而某国苦之”。而1914年3月15日的上海《申报》曾报道：“法国在越南边界之兵越境至广西滋事一节，外间早有所闻。兹闻法人以广西都督与安南革命党有关系，遂买通一人，冒充安南革命党，谒见都督，请其发给护照。都督不察，竟然与之。法人得此护照，遂电由驻京法使与外交部严词诘责。刻政府已派前参谋部员姚宝来及外交部沈某前往查办。”这条消息说明，即使陆荣廷已在广西都督任上，仍甘冒外交风险，秘密支持越南人的抗法斗争。法国殖民当局对他忌恨依旧。
无论如何，1894年的冬天，陆荣廷将军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告别了陆特宋这个从头到脚渗透着壮族文化气息的名字，以汉名陆荣廷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从此，陆荣廷这个名字逐年显耀，最终煜煜发光，在中国近代史书镌刻下深深的印记！（未完待续）
岁月进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在掀起深层次的悸动。这是晚清著名政治家、自称“一万年来谁著史”的李鸿章所称的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伟大时代。
李鸿章第一段原话是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给光绪的奏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的重要论点就是当时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应放在“东南海疆”。
另一段话是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段话提到了西方文明从海上来，必将与数千年华夏文明剧烈碰撞的判断。
其实，不管是“数千年”，还是“三千年”，这种变局在这个大时代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所带来的冲击不吝于天翻地覆。在这个特殊的世纪之交的历史大变革中，在远离权利中心的遥远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引发的震荡却是底层民众的反抗和官府秩序的瓦解。尤其在广西，由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明智的举措，更是多了一股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游勇，最终酿成了让社会巨大动荡、官府束手无策、平民百姓痛不欲生的游勇之祸。
身为清军下级军官的陆荣廷和他的上司苏元春将军在这一巨变当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再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法国殖民军，而是如同滔天巨浪般的广西游勇之乱。
在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西城乡游民充斥，烟赌遍地，会党横行。由于法国势力的逼迫，作为关外游勇巨擘的陆荣廷率所部游勇接受清军招抚回国，其余大大小小游勇立脚不住，也随后从越南回国。一时间，失业的士兵和具有战争经历的游勇一结合，立时产生奇特的社会效应。1902年，广西发生了近代史上称之为“壬寅奇灾”的灾异之年。是年，广西大旱，赤地千里，田野颗粒无收，就连家畜家禽也多渴死，底层民众只能摘野果野菜、剥树皮为食。南宁、太平（治今崇左）两府其状尤惨，有的村全村逃光或死绝，活着的人也奄奄一息，大小圩上，挂牌卖孩子比比皆是。宣化（今邕宁）县还发生了5万饥民抢米。桂平县一带更是饿殍遍野。贵县树皮树根吃尽，饿死几千人。到了这年6月，全省又突从大旱变成了大涝，湘、桂、黔边突降6天暴雨，致使红水河暴涨，桂中重镇柳州全城淹没，洪水过后，桂林、平乐、柳州、南宁霍乱流行，上思、贵县、象州人畜死亡遍野，左右江一带又发生瘟疫。当时的广州《岭东日报》报道：广西灾荒持续两年，待赈者37.9万人，饿死7.3万人。
恰在此时，从境外回来的游勇们纷纷从左右江一带进入桂省腹地，于是会党蜂起，官府行政管理崩溃，灾民们人人为了争取活命的机会，纷纷附合，纵横全省的游勇不下数百股，达到了游勇祸桂的最高峰。此时的广西，几乎成了人间炼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变本加厉勒索；天降大灾、瘟疫流行；官匪、绅匪、兵匪（游勇）、土匪横行，广西瞬间成了“盗匪世界”。
游勇之祸体现在几个特点：
一、摧毁当地的行政管理体系，使当地陷入无政府状态。19世纪末广西的游勇之祸至今仍被冒似客观的某些历史教科书定为“广西游勇大起义”。殊不知，游勇之乱与陈胜、吴广以推翻秦朝暴政为目的的起义并不相同，和差不多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事也不能相提并论。这些游勇们多无大的目的，他们的成员来自遣散士兵、底层农民、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商人、无业游民、官厅差役等，并无严密的组织，纪律废驰，最显著的特点是充满了流氓习气和流寇作风。他们一但在某地得势，马上摧毁官府，却并不进行管理，即使当地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二、游勇们由于没有明确的纲领，无根据地，与流寇无异，在与地方官府的拉锯攻杀中使当地百姓受到重大摧残。地方官府视游勇为匪，游勇流寇似地掠夺，和地方官府进行拉锯战，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方百姓稍有胆量的不是投官军，就是拜台加入游勇，老实巴交者成了游勇们和官府任意欺凌的对象。游勇来了，因无纪律约束，打跑了官吏，就任意对老实百姓进行劫掠；官府回来了，对和游勇稍有接触的百姓又以通匪、伙匪、窝匪、济匪的名义进行劫掠、甚至杀头。常常一个地方就像割韭菜似地遭到一波又一波地无良官府和游勇们的杀和掠。
三、小股游勇或散帮游勇，其行径与汪洋大盗一样。这些人多半由地痞流氓、江湖流浪汉组成。劫掠、抽行水、抽税捐、贩卖鸦片、私运军火、绑架、勒索、杀人越货等等罪恶勾当几成家常便饭。早先游勇们的组织核心纲领——“反清、劫富济贫、水浒英雄般的替天行道”早已荡然无存。
从陆荣廷接受苏元春部招抚的1894年，直到广西全省游勇被平定的1905年十年间，游勇之祸在广西是愈演愈烈，经历了衍生、蔓延、爆发、平定的阶段。作为中下级军官的陆荣廷的作战对象很快发生了变化，平定游勇之祸，恢复广西的社会秩序，救广西黎民于倒悬，成了他建功立业的阶梯。在后来他的《上将台碑记》中提到他平内乱的事迹这样说道：“……乃召廷归，授以偏师，属靖内寇，至是吾桂平乱之役，廷无不与……”
1894年冬，刚刚接受招抚的陆荣廷，即受命带本部往左江流域清乡剿匪。本是境外游勇大哥的陆荣廷碰到同是游勇的“匪”，就大谈相同境遇，以义激人，称兄道弟，多半能招抚就招抚，只有极少数的真正罪大恶极的惯匪，他才会下令镇压。在这次清乡中，一场出彩的战斗使陆部一战成名，令苏元春将军和广西巡抚王之春刮目相看。陆部以500人歼灭了盘踞24寨的拥有上千喽罗的巨匪江金山部，彻底摧毁了匪巢，江金山仅以身免逃窜。
本来官军或官府对付游勇或游匪已是无可奈何，不料陆部对付他们却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而且屡屡凑效。1896年，归顺（靖西）的地方长官——知州王方田向苏元春请援，点名要陆荣廷率队前往。陆部果然又不负期望，剿抚兼施，迅速将靖西地方平定。王方田就是当初向苏元春建议招抚陆荣廷从境外回国的幕僚之一，他慧眼识英才，自然喜不自禁，于是他又向苏元春保荐，因陆荣廷平定靖西游勇之功升其为前营督带（相当于团长）。
1897年，陆部又平定了在红水河沿岸活动的林俊廷部绿林游勇，招抚了林俊廷。1898年陆荣廷又率部参与平定玉林的三点会起事。本是三点会头目的陆荣廷因此举受到广西各地的三点会的痛恨，竟至于各地三点会在举行入会仪式时，台主先问：“杀得光绪皇帝否？”新入会的会众必答：“杀得！”台主紧接着又问：“杀得陆特宋否？”新入会的会众必答：“杀得！”本是三点会头目的陆荣廷此时竟成了三点会的敌人。
无论如何，社会秩序的混乱给百姓带来的只有痛苦，失去纪律的会党、惯匪、散兵游勇一旦结合起来，将给百姓造成更大的灾难。这点陆荣廷十分清楚。在何种情况下用抚，在何种情况下用剿，陆荣廷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一团之众就像一把分割利器，无往而不胜。受抚者无不为陆荣廷讲义气，守信用所感动，大多加入陆部，成了他的部下；被剿灭者或是油盐不进的，铁心和官府对抗，不惜荼毒百姓之徒，或是罪大恶极之辈。1900年，陆荣廷因平游勇之功升为健字前营分统（相当于旅长），所部被调往扼守左右江战略要地——靖西化峒。1902年，又得到已任泗城府尹的王方田向朝廷奏报保荐，陆荣廷升任健字前营统领（相当于师长），跻身于将级军官行列。此时，已是广西游勇大乱全省的前夜，历史把陆荣廷将军推向了恢复全省秩序，建更大功业的命运时期。
知遇于岑春煊（17）
1902年，广西全省奇灾降临，游勇蜂起，到1903年游勇之祸达到顶峰，终于导致广西全省秩序近于崩溃，城乡遍地皆匪，普通善良的百姓别说是安贫度日了，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他们动辄被官府以通匪论，欺压、横征暴敛，甚至杀头；而游勇们对他们也是任意欺凌，劫掠、绑票、杀头。全省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当时广西全省只有几百万人，但游勇、会党、土匪的总数竟近于百万。巡抚、道台、府尹、知县们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全省各地的祸乱情形纷纷飞报大清朝廷。
帝国的最高当局这才感到情况十分严峻，如不迅速平定广西，百姓惨遭茶毒是一方面，恐怕逼得再出现一次“洪杨之乱”。而苏元春将军，虽善于守边，但对平定游勇之祸，已不足以胜任。于是，经过朝廷最高会议后，清廷请出了一位也是广西人，身为壮族的著名人物，时称天下第一“清直”之臣的岑春煊总督两广，责其平定蔓延广西全省的游勇之乱。
岑春煊何许人也，他就是当年中法战争越南战场西线统帅岑毓英的三儿子。当年父辈们烽火边关，战马驱驰的故事他是了解的。未到广西，岑春煊就对游勇之乱的根源洞若观火。当然，游勇之乱的大背景是“千年未有之巨变”给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各种礼俗制度、官吏管理阶层在这种巨变之下呈现不同的反应，其次大灾降临加上官吏、土豪阶层对底层民众的传统压迫所引起的反抗，在这种本身就能引爆社会动乱的深厚土壤下又强力注入了不受管束，具有反政府性质的关外游勇大规模起事的力量。两广总督岑春煊明白，苏元春将军之所以面对这个全省动乱束手无策的原因，因为全省数百股“游匪”或多或少都带着游勇的身影，他们是昔日的抗法清军士兵，受到不公待遇，与政府作对势在必然，而偏偏是这些昔日的百战老兵，又与广西各地的驻军士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而论之，他们都曾是这位威震南疆的苏军门的部下。在这些百战老兵之中，谁为惯匪，谁为尚无大恶的老军人，很难分得清。因此，广西的驻军士兵们，尤其是苏元春将军的边防军士兵们对着昔日的战友、老弟兄在很多情况下没法下手，也不忍下手。
1903年初，广西游勇之乱已呈全省蜂起之势，3月，清廷急将原两广总督德寿调职，以正在四川总督任上的岑春煊接任。岑春煊挟“屠官”之名，一上任，即参革两广官吏几百人，震动全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革了一代戍边名将苏元春。早在岑春煊到任之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为了推御责任，已向清廷参劾苏元春“通匪济匪，弊难枚举，游匪之乱，苏始酿之”。将当时广西游勇之乱的责任全部推到苏元春一人身上。岑春煊到任后，即奉旨查办苏案，果然以“克扣兵饷”、坐长賊势，纵兵殃民，以枪济匪”的罪名上报清廷，并称“不斩元春，无以严戒备”，将苏元春问成死罪下狱。王之春也没有得到得大便宜，岑春煊对诬告苏元春的广西巡抚王之春也一并参革。
加到苏元春将军头上的“通匪”罪名，是指游勇大多出身于部下，和广西驻军士兵们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也是多年来游勇队伍不断坐大的原因。至于“克扣兵饷”则是天大的冤枉。苏元春将千里边防修成了金城汤池，如此浩大的工程，苏元春奏请清政府拨款，清廷历年只给他拨下微不足道的款子。他“殚虑经营，不遗余力”，用了15年的时间，多方筹款才得以建成。其间，少不了挪用了军饷。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让法国人十几年来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国防工程断送了苏元春的政治生命。这位一代名将直到宣统改元以后，才获平反，诏复原官，但这已是他在流放地新疆迪华病故之后的身后事了。
岑总督深知广西驻军“通匪”，“匪”中存在各种成份：被清廷随意遣散的抗法老兵、贫民、真正的土匪。对于前两种成份，要先用抚的方式，实在不行，才能用剿。面对于后一种成份，只能毫不留情地打击和消灭，以保护善良百姓的生命财产。岑春煊不仅具备封疆大吏见微知著、察势观形的政治能力，更有识人之能。一眼就看中了两广官员中该参谁，该用谁。已退休多年的抗法老将冯子材和新锐军官陆荣廷首先入了他的法眼。
不用说，冯子材是镇南关战役的统帅，此战中前敌诸将公推他统一指挥，新任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只是他的副手。关内外的游勇，大多都是中法战后被清廷裁散的百战老兵，无论怎样桀骜不驯，但如果冯老将军亲自出马招抚，都会给三分面子。这样，如此招抚方式对游勇中只要不是铁心和清政府作对的死硬分子便可事半功倍。岑总督这一手无疑是正确的，他请出了92岁的冯老将军“帮办广西军务”，负责剿抚事宜。无奈老将军刚到南宁不久，9月18日（农历7月27日）就在粤东会馆病逝。临终前，老将军遗折希望清廷“勿忘前日之险危，恢复中兴之大业，勤政以吏治为根本，变法视民意为从违”。岑春煊扼腕痛惜，上奏清廷。清廷追谥冯子材号勇毅，宣会国史馆立传并诏予建祠。尽管全省因游勇之乱迹近沸反盈天，但听闻老将军仙逝，在南宁城里竟然出现了万人空巷、同悼老将军的壮观景象。边地军民，对老将军的抗法殊勋发自内心的感激。
国之宿将遽然离去，无奈之下，岑春煊把他的识人之眼放到了陆荣廷身上。陆荣廷的出身、经历、战功，还有同为壮族人的特质，让岑春煊相信他一定能实现自己尽最大可能招抚游勇的战略意图。至于剿的一面，对于广西军队，岑春煊上自被参革的提督苏元春，下至普通士兵都不大信任，另从云南调来龙济光的5000济军担任。当时的右江流域，“匪患最炽”，岑总督首先从右江开刀。陆荣廷所部以“抚”为主，装备远胜广西军队的龙济光所部则杀气腾腾，实施“剿”的一手。就这样，抚剿并施，先抚后剿，或先剿后抚，不到一年时间，便将右江流域的游勇之乱平定下去。事后陆荣廷所部回驻凭祥，龙济光所部休整。这软硬两手凭借得人，大见成效。有了陆荣廷和龙济光这龟蛇二将，岑总督踌躇满志，对平定广西的游勇之乱这才充满绝对的信心。
岑春煊祖籍广西西林，壮族，其父是因在云南平定回乱和在越南战场抗法而名声显赫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春煊本人于1885年中举人，四年后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不久升太仆寺少卿。光绪刚亲政时，任为广东布政使，旋任甘肃布政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嗅到了平步青云的机会，不顾一切率数千兵马来勤王，得到慈禧太后赏识。此后，果然官运亨通，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到了广西游勇之乱达到最高潮的1903年，奉清廷之命任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全权负责平定广西的游勇之乱。龙济光，云南蒙自人，出身少数民族土司家庭。当岑春煊还在云南昆明当他的总督公子的时候，龙济光就以土司公子的身份携巨资与其交游。等到岑春煊离开云南到京城做官，龙济光就回乡办团练，不久因镇压乱民得到清廷“叙功擢知府，加盐运使”的奖赏。他和岑春煊一直保持着密友般的联系。等到岑春煊总督两广，并督办广西军务，就把到广西平乱的建功机会给了龙济光。作为久历军旅的百战老兵，陆荣廷将军的战争经历无疑比这两个纨绔子弟岑春煊和龙济光深厚得多。三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耐人寻味：岑春煊和龙济光是年轻时的酒色密友，而岑春煊和陆荣廷不仅同是广西人，还同是壮族人。这一时期，岑春煊信任龙济光，也见识陆荣廷于风尘之中，这三个人在历史长河相遇，便演绎出了后来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
合击柳庆游勇：升任总兵（18）
岑春煊总督一边参革大量庸员，一边严饬桂省各级文武扑灭各地游勇、会党、土匪，对于大股的非法武装，则不惜动用麾下的龟蛇二将——陆荣廷和龙济光，剿抚兼施，或合力剿灭。首先是右江平定，全省各地秩序渐次恢复。但这只是脆弱的表象，深层次的矛盾并未解决，在那种历史形势下，也不可能解决好，全省仍如铺满干柴或撒满硫磺的世界，只要有一星半点的火花，就会迸出冲天大火。偏偏这时候，一个愚蠢的官吏自以为凭着岑总督之威，和全省官兵近一年的剿抚兼施，“游匪们”再也翻不起大浪，可以不顾信义地想杀就想。此人是柳州统领祖绳武。
桂中的游勇首领陆亚发接受了清军的招抚，所部游勇编为四营，本人任职管带，隶柳州统领祖绳武统辖。当时，中渡(今鹿寨英山)流民覃老发聚众起事，大本营设在油麻弄，并控制四十八弄，清军多次围剿均无功而返。1903年冬，祖绳武率陆亚发等部属再次进军油麻弄，声称先抚后剿，并派陆亚发上山劝说覃老发出弄谈判。由于陆亚发受抚任官，也算是现身说法，覃老发不疑有诈，率卫士十余人下山，但就在下山谈判的酒席上，覃老发连同卫士被祖绳武擒杀。不知内情的陆亚发如梦初醒，即使已身为清军管带，但对祖绳武，甚至对清廷产生了疑惧。不久以后，鉴于全省局势缓和，岑春煊将陆亚发所部四营清军调防广东。陆亚发疑虑顿生，深恐像覃老发那样被清廷诱杀，暗地做着准备。调防日期已到，所部整装登船待升火起锚，陆亚发思前想后，祖绳武诱杀覃老发的过程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心中愈感惊慌，终于下了反水起事的决心。于是，陆亚发一跃而起，立即率部离船登岸，直扑柳州府衙和马平县衙。突闻惊变，道台和知县仓惶逃命，祖绳武终于品尝到了无信无义的后果，畏惧因弃城受岑总督制裁而自尽。陆亚发率部击溃顽抗的清军，打开监狱，释放囚徒，缴获大量枪支弹药、银钱粮食。一时间，桂中一带重新陷入沸反盈天的境地，各地不甘于被官府、清军弹压的反清武装纷纷投奔归附，一时汇集了近万人。陆亚发将队伍整编后，分成两路，一路由陆亚发率领，挺进四十八弄，和活动在这一带的覃老发余部会师；另一路进驻融县、罗城之间的五十二峒，决心以四十八弄和五十二峒为根据地，伺机进军省会桂林。
此时，受陆亚发起事的影响，全省再次鼎沸，会党、游勇纷起。在南宁有李八、王和顺，各有3000多人，其余五六百人一股不等。陆亚发游勇达到万人规模，先后攻占忻城、北泗、北棚等地，柳城、融县、罗城、环江、中渡、大苗山等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一时桂中游民、会党应者云从，震动清廷。岑春煊此时已回到广州两广总督衙门，急商调湖南武匡军入桂助剿，但武匡军地形不熟，几乎全军覆没。岑春煊急往广西赶。清廷十分清楚，唯恐广西再爆发一次“洪杨之乱”，如果孙中山在海外介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于是，清廷急调两广、两湖、云贵、安徽七省官军扑向广西，朝旨由两广总督岑春煊亲临督战。恰在陆亚发率部主动撤离柳州府进驻四十八弄和五十二峒之际，陆荣廷所部衔尾首先进入了柳州府城。这个“首功”的取得，让刚刚赶到广西的岑总督又是眼睛一亮。七省大军陆续围向四十八弄和五十二峒，陆亚发游勇退无可退，拼命抵抗，双方鏖战正酣。布置完这一切，岑总督特意在桂林召见经历最传奇，最久负盛名的陆荣廷统领。两人一见，互相叙述自身情况，几句壮话一聊，十分投缘。此时，陆荣廷所部就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旧桂系军事集团的雏形，而岑春煊正是日后旧桂系军事集团的引路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将来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倒袁、护国、护法等等，和两人的名字密不可分。
岑总督慧眼识英雄，立命陆荣廷扩充所部为十营，职务升为十营统领。非但如此，他还决定上奏清廷升授陆荣廷为右江镇总兵。总兵为正二品，位列大员。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中将军长。自从十年前受抚当上清军管带，陆荣廷从都司、守备、参将一级级军衔升迁，终于跻身高级将领行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在壮族人的血脉里尤其浓厚，陆荣廷将军从此视岑春煊为恩主，在家里的神坛上给岑春煊立了一个长生禄位牌。
受命后，陆荣廷即派人在南宁、宾阳、武鸣等地招募新兵，将所部兵力扩充一倍，达到十营。一营分五个哨，即中、前、左、后、右哨。每哨80人，每营400人，全军4000多人，旧桂系军事集团初具规模。所部官佐如下：
荣字十营统领：陆荣廷
荣字十营营务处（帮统）：陈炳焜
前营管带：曾少魁
左营管带：黄培桂
右营管带：林俊廷
后营管带：申葆藩
中营管带：谭浩明
副前营管带：黄自新
副左营管带：金XX
副右营管带：江XX
副后营管带：陆荣廷兼（后改邹世记）
副中营管带：陈炳焜兼
全军配有大炮2门，枪弹充足，训练一新。除留下三营兵力由陈炳焜指挥留驻镇南关、龙州、水口防区备边外，其余七营于1904年农历9月15日，由陆荣廷亲自率领直扑河池五十二峒之一的六甲峒。陆荣廷严令全军一路不入城、不住民房，与民秋毫无犯。此时，十万大军由七省调来，将五十二峒和四十弄团团包围。五十二峒的起事游勇由首领苏亚八率领，逃无可逃，只能拼命一战。
农历10月中旬，陆荣廷奉令向六甲峒攻击前进。根据情报，这里是起事游勇的大本营，连同家属小孩在内有万人以上。追击进行了一天一夜，第二个清晨时，前锋副前营终于和转移中的游勇尾部接触，并爆发战斗。游勇凭险据守，副前营管带黄自新亲自带队冲锋徒劳无功，双方对峙到中午，陆荣廷率副后营赶到。经观察，陆荣廷发现游勇们远程火器很差，多是大刀长矛之类，并且队伍夹杂着妇女儿童。如果两营一齐冲锋，不仅自身伤亡大，游勇们恐怕就被杀得血流成河，妇孺无存。本不愿多杀人的陆荣廷令架起两门大炮，朝隘口上远处吊了两炮，这两声冲天巨响果然让只有鸟枪、大刀、长矛的游勇们崩溃了，纷纷零落逃窜。陆荣廷也不追击，只下令打扫战场。发现游勇们大概伤亡了一百多人。稍事修整后，所部分为两部分，一部为副前营，由黄自新带领；其余由陆自带。两部经数天行军，向游勇们最后的立足地——广南峒左右两路迂回。途中经历小规模战斗，略有伤亡，但当赶到广南峒峒口时，发现插着一杆大旗，上有一个大大的“龙”字。陆荣廷松了一口气，他率部兜圈子迂回的这几天，贪功心切的龙济光所部果然已经攻破了广南峒。陆荣廷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岑总督手下的龟蛇二将，陆部所承担是以抚为主的手段，他不想自己的双手沾上太多的鲜血。毕竟，游勇们都有着和自己相似的经历，何况还夹杂着官逼民反的老百姓。不过，眼前尸横遍野的战场也令人触目惊心，陆荣廷不顾龙济光部是不是仍在贪功，仍在穷追残余游勇，他立即下令所部士兵转回芒场安抚当地百姓。在大战过后的战场上，陆部士兵发现了游勇首领苏亚八的尸首，割下头颅送到柳州交差了事。不久，全军回师左江。
至于四十八弄战场，在王芝样的指挥下，数万清军将游勇们围得铁桶似的，战斗十分激烈。陆亚发指挥游勇坚守了7天7夜才被攻陷。游勇们被屠戮殆尽，陆亚发隐匿融安古板峒，后被清军搜出擒获，由王芝祥将其解往桂林，凌迟处死。
战事完毕，岑春煊总督以“擒斩匪首不下百余，歼匪党数已逾万”、“广西全省股匪一律肃清”奏报清廷，慈禧太后给岑春煊加封“太子少保”衔。主帅荣封，部下也不例外，清廷批准了岑总督的保荐，实授陆荣廷右江镇总兵。
合击柳庆游勇之役大功告成，陆荣廷全军回师左江流域。如果说，大股游勇尚有裹挟为求生存，争人格的草根阶层共同起事的性质，此时大股乱平，小股游勇或土匪已是毫无正义性可言。在这种多山多洞的复杂地理环境里，此时再敢与政府挑战的大多是借会党之名盘踞的土匪。这些法外之徒作奸犯科，无恶不作，平民百姓一但遭遇，轻者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陆荣廷率四营荣军进驻左江，一反一直坚持的以抚为主的策略，对这些罪大恶极的匪徒一律实行毫不容情、坚决镇压的手段。
1905年春：陆荣廷所部剿灭宁明州巴羊山、球山土匪；
1905年农历3月：在宁明州和安平土州之间的上映、龙英、思城、养利等地，陆荣廷所部在太平土州团练协同下，对该地土匪进行会剿。
1905年农历4月初：率前营黄培桂、左营谭浩明，及中营士兵，进攻宁明州下雷土属二十四村龙江堡寨。擒获匪首神保、许精、黄赞等，斩首示众。同时，收降赵亚添、许心等十五人。
1905年农历4月中旬：陆荣廷率所部在安平土州安村打了一场硬仗，杀匪首农二及其他匪徒60多人，抓获的8人即在军前正法。
此后，在1905年的下半年，在大小罗峒一带，陆部又将一股土匪全歼，打死60人，土匪余部溃散。荣军阵亡2人，其中军官1人，伤多人。
荣军所部四营仅用一年时间，以霹雳手段平定了左江的匪患。至此，陆荣廷以平定左、右江游匪及合击柳庆大股游勇之功被岑春煊总督飞报清廷，与济军统领龙济光一起，都得到了“记名提督”的升赏。
平定桂省游匪之后的陆荣廷将军，官衔全称是“记名提督、右江镇总兵”，相当于后来民国政府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此时，距他从中越边境以山地丛林游击战术对抗法军的战场上回国，归于苏元春将军麾下仅11年的时间。他从管带、帮统、分统、五营统领、十营统领、一镇总兵逐级升迁，军衔也由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总兵加提督，由一个下级军官位至统兵大员。这11年的战功，均是他剿抚游勇和土匪所获，这也是他日后常对人自诩“……吾桂平乱之役，廷无不与，由裨弁荐升至提督，而壮志渐消磨于桂山桂水中矣”的真实写照。
至今，我们仍能从前人的记述看到陆荣廷将军在千年之巨变的岁月风烟中剿匪安民的英勇事迹——
如1903年（光绪29年）5月初四日的《岭东日报》有一则报道：“陈参军……前往南宁，随带兵勇百名，……行至太平府黄巢城地方，忽然遇贼匪踞山放枪。先行之渡已被击伤数人，幸次渡相距尚远，得以登陆接仗。战至竟日，贼众兵寡，势将不支，着人分投告急。幸陆荣廷日前带有精兵百余名，由陆路往宁，刚至驮驴地方，闻警即时遄回。贼见救兵驰至，始行走散。”
又仅隔12天后的1903年5月16日的《岭东日报》报道：“龙州消息。……陆分统荣廷，奉命回归顺州驻扎……行至雹圩地方，闻离该处四十里之某某等村，被匪首黄有才等劫抢勒赎。陆君即率队前往，但该处山险路歧，贼众兵寡，不能包抄，专差来龙报信。张分统得贵即派亲兵右营及春字营黑夜冒雨分路前往。先是陆以众寡不敌，退回据险埋伏，及春字营到，即与接仗。贼不能支，随即败走。讵料陆伏兵尽起，拦腰痛击，大获全胜。贼往太平一路投奔，复遇亲兵营截杀多时，遂转走亭晾而去。三军追至百里始回。是役也，陆分统获得匪首一名，贼首四十余级，洋枪二十余枝；春字营得生擒二名，贼首十余级；亲兵营生擒七名，首级二十余，洋枪十余枝。”
又1904年12月22日《岭东日报》报道：“伏查南丹之匪系曾五、陆二等为首，前据署右江道龙济光禀报游土裹协约有千人。陆荣廷本办南丹之匪，十一月初间迭在铜更村等处迫剿，毙匪数十人，嗣进兵雍甲牛栏，派一营暂防泗城窜路，并移会黔军协办堵御。讵该匪穷蹙，分窜黔边四塞，旋为黔军击退，仍回南丹月里一带。现据报称连日雨雪，陆荣廷已率队直达黔边，张得贵亦率所部两营于十四日自思恩之毛滩驰抵南丹八圩，两军会合尽力兜剿。现复飞饬各营约会黔军，务将此股窜匪悉数扑灭。”
有关陆荣廷将军率部剿匪，斩获连连的类似报道在广西匪患最炽的1903年至1905年期间层出不穷。
长期以来，传统历史学家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宥于条条框框，认为下层民众起事，只能肯定和颂扬，一概冠以“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贴上正义的标签，那么，他们的对立面，无论其历史功绩如何，统统成了非正义，成了反动派，因此，剿抚游勇成了陆荣廷将军的首要“罪状”。传统历史学家们治史，对农民起事和会党活动无限拔高，治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其实，和任何事物一样，对于近代史上的广西游勇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中法战后，广西游勇肇始，他们多由被裁撤的抗法士兵和内地叛兵组成，渐与会党结合。他们为求生存抗法军的活动，起到了南方卫国长城的作用。当时的陆荣廷，就是关外最著名实力最强盛一部游勇的领袖。这一时期，游勇们有组织、有纪律、有策略、有斗争目标，专击法寇和富户，可谓义薄云天。后来，游勇们纷纷回国，和地方土匪、会党一结合，就完全变质，成了祸害百姓的元凶。他们使尽了拉参、勒赎、铲村、劫掠、抽行水、献纳等手段，动不动就“拜台”、“入湾”，杀人越货，一股游勇来了，抢劫杀人，一阵风走了；又一股游勇来了，同样是杀人抢劫，又一阵风走了。就像一部碾压机，把一个地方的百姓压了又压，榨了榨。虽打着什么“反清复明”的旗号，其实干的就是盗匪行径。因此，剿抚土匪和游勇，保境安民，从保护老百姓基本生命财产的角度来说，不仅无过，实在是有功于国。在十余年剿和抚的过程中，和王芝祥和龙济光之滥杀不同的是，陆荣廷将军在对付这些游匪或者游勇，均尽可能地区别对待，主要是用抚的方式来平定，只有拒不接受招抚，且罪大恶极者才动用武力。这为他日后和他人竟争广西最高军政长官的地位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社会支持。这也是陆荣廷将军当时想不到的。
广西全省的游匪之乱，从陆荣廷将军归隶苏元春将军那时算起，直到1905年，历时11年，最后清廷调动了粤、湘、鄂、滇、皖、赣6省，加上桂省的100多营军队，耗用军费700多万两，死亡近100万人才宣告平定。在广西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陆荣廷积极投身于“靖内寇”的活动之中，贡献尤著，近代广西才能进入一个相对粗安的历史阶段，垫定了广西日后成为反袁、护国、护法的基地的基础。
“千年未有之巨变”在20世纪初，其表现形式不仅仅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了，这一历史变局，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的奔走和宣传，推翻清廷、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的共识。游勇力量分崩离析，最后汇入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势力。广西的四大游勇首领，首领之一陆荣廷已归顺清廷，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首领之二游维翰已被清廷镇压，部众离散；首领之三陆亚发引爆了全省游勇大起事，后被彻底镇压，陆亚发本人被杀；首领之四王和顺所部被清军扑灭后，王本人率余部投入了孙中山的阵营。
秘密加入同盟会（20）
“千年未有之巨变”在20世纪初终于演变成为以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建立民国为目的巨大洪流。奔走革命多年的孙中山，为了联合以推翻满清为目的各派革命力量，于1905年7月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帮助下，在日本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由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和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及江浙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团体组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有100人。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经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规定，以东京为本部所在地，总理以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并在各省区成立分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本部各机构的主要职员有章炳麟、程家柽、田桐、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等。各省区主盟人也分别推定。大会又通过以《二十一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
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传出，海内外震动，革命思想迅速在海外仁人志士中传播。一年之后的1906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清廷，派陆荣廷到日本考察军事。陆荣廷身为清军统兵大员，具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中国同盟会在海内外扩展迅速，而且积极联络地方会党，伺机起事。这种情势，勾起了本来就出身反清会党头目，在越南境外与法军、清军对抗十余年的陆荣廷对清廷的重新审视。清廷之腐朽，之不得民心，任西方列强鱼肉，百姓痛苦之现状，自陆荣廷幼龄失怙，颠沛流离，受尽白眼的时候起，就深深感同身受。即使这时已身为手握重兵的清军高级将领，他一到了日本东京，除了与清廷鹰犬虚与委蛇，还以寻同乡之谊作掩护，接触同盟会成员。
由于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和广西太平思顺道庄蕴宽的倡导，1905年到1906年，广西到日本东京的留学生达到了168人。这些留学生大多倾向了革命，归顺籍的曾彦、曾汝王+景、邓鸿绪、凌辟等已加入了同盟会，曾彦是其中最活跃分子，后来继刘崛、卢汝翼之后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归顺（今靖西县）是陆荣廷的发迹之地，他在归顺驻防剿匪多年，并有一房夫人就是归顺人，和曾彦熟知。在东京的半年时间，陆荣廷在东京接触了曾彦这几个归顺人，同讲乡音壮话，极为亲切，以致于后来被清廷鹰犬汇报给了兵部尚书铁良。后来，同是出身广西游勇，在游勇被平定后投向孙中山阵营的王和顺在给陆荣廷写的信中说：“公出游日本，铁良之侦探日夕相伺，而公不自检点，乃日与留学生往还，惹人注目，公即无所作为，然疑公为有意东游，与革命党结纳者实众”。身为清军大员，陆荣廷不仅与革命党留日学生过从甚密，也以极其秘密的方式会见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为保密起见，《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登记了在日本入盟的广西籍人士43人，全是留日学生，这个名册中也未列入陆荣廷的名字，以致于后来不少人质疑陆荣廷当年加入同盟会的史实。其实，曾为同盟会第一任广西分会会长的刘崛先生就在1961年撰文说：“陆荣廷是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是曾彦和龙州方面一位姓宋的同志。当时有人主张不许陆荣廷参加，孙中山说：‘允许他吧。’后来要发入会证的时候，我又向孙中山请示，可否照发？孙中山说：‘照发吧’”。
曾彦是同盟会广西分会的第三任会长，后来，曾彦深得陆荣廷将军器重，成为旧桂系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先后任广西民政司长、两广军务院饷械局长、广东财政厅长等职，多次受陆荣廷之命完成军政机密大事。如二次革命时奉陆荣廷将军之命前往南洋对林虎等人表示慰问。讨袁前，曾彦受命往来香港、越南、云南、南洋和南宁、武鸣间，与梁启超、唐继尧等人密商讨袁事宜。并曾受命前往北京，与袁世凯周旋。甚至代表陆荣廷将军密使日本，向日本商人筹集借款等事。曾彦一生忠于陆荣廷将军，即使在孙中山令陈炯明击败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事集团，派人争取曾彦，曾彦也不为所动，情愿跟随陆荣廷将军下野。后来，曾彦任国民政府总统府顾问、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等职，1959年病逝于台湾。
刘崛、曾彦两位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作为历史的见证，或撰文、或回忆介绍陆荣廷将军加入同盟会的经历，足证其事。陆荣廷将军一生不对人张扬秘密加入同盟会之事，也许出于如下三种原因：第一，陆荣廷将军作为清军手握重兵的大员，入会之事极为秘密，在推翻清廷之前按其做事极为缜密的风格，决不会透露出半点风声。而且，当时，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了保密，对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员均不让其参加外部活动，仅单线联系；第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之时，陆荣廷已年近半百，且为清军高级将领，即使得到曾彦这样信得过的乡党介绍会见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按他的眼光看来，多是留学生的同盟会成员年纪轻轻，少不经事的居多，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对同盟会当时这种组织，照他看来，不过是民间反政府会党的一种松散联盟。还远远比不上他早期加入三点会时组织严密。也的确如此，当时的同盟会组织相当松散，对入会者无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会员成份复杂。许多中国留学生赶着时髦加入了同盟会，却自由行动，各行其是，毫不受约束。第三，陆荣廷将军是典型的壮族人性格，不喜张扬。入会之后，由于同盟会内部组织不严密，对陆的单线联系无形中断，曾为会党头目的他岂不知事机不密，性命攸关的道理。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能奉同盟会号令，以盟员身份行事，革命成功之后，更不必以此身份张扬其事了。用这种虚名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并不是陆荣廷做事的风格，同盟会在近代史上只存在了7年时间，而他自己的反清历史，可以追溯自世人皆知的加入三点会的时候，根本没必要以此事来为自己增添政治资本，以致于后世史家多有对其当年是否加入同盟会心存疑问。
陆荣廷自1906年7月到东京，12月回国。半年时间里，作为清廷的高级将领，对于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居然在甲午之战中战胜天朝大国之军事，自不能以等闲视之，何况，日本于1905年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罗斯，他在东京各级军事学校参观或旁听，细心比较着日本军事思想与自己数十年身经百战经验之异同。日军的作战演习讲的都是如何在作战前决定战略战术、临战时如何勘测阵地、搞防御工事，如何与敌方交锋破阵等等。长期在中越边境崇山峻岭中作战、堪称亚洲最杰出的山地丛林战专家的陆荣廷将军内心认为这种平原战术并不适合中国南方的地形。以日军的这种战术，在中国南方的丘陵和喀斯特地形地貌根本无法展开，因而陆荣廷将军对他们的这种训练不过是付之一笑，并不畏惧。山地丛林战，最有效的是单兵素质，为了让日本人见识见识，作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陆荣廷将军在参观日军士兵的实地射击时，忍不住露了一手，让陪同的日军将佐大为震惊。日本军人对这位四十七岁的大清将军，十分钦佩，再也不敢轻视。民初的《武鸣县志》记述陆荣廷将军在东京考察军事期间，写道：陆荣廷对日本“凡海陆两军所有之事，皆悉心考察，泐为日记，试枪命中，外人惊服，不敢藐视中国之无人”。
1906年底，钦县的那丽、那思、那彭三地农民武装抗捐，同盟会闻风而动，两广地区会党四处联络，清廷紧张，促陆荣廷回国返原防。陆荣廷将军于是乘轮船回到龙州。当此之时，中国同盟会已有策动两广地区起义的全盘计划，而作为同盟会的秘密会员，陆荣廷将军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党，或在革命党未有绝对成功把握之际周旋于清廷，以待将来，历史又把十分严峻的考验摆在了他的面前。
在镇南关起义中的两难姿态（21）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力量的大整合。就在陆荣廷将军回国之际，1906年12月在同盟会影响下，地方会党和贫苦矿工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起义大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一出，全国震动。
清廷急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和地方“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为虎作伥，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击退疯狂进攻的清军。但由于起义军在指挥体系上不够严密，互不统属，没有集中力量抵抗，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烈士倒下的南国土地上，开出了艳丽的黄花，唤醒了更多的人们。
接着中国同盟会又连续发动了黄冈起义（1907年5月，又称“丁未黄冈之役”）、七女湖起义（6月，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防城起义（9月，又称“丁未防城之役”）。
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的黄冈起义，由同盟会直接组织，起义军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和“大明都督府孙”名义的布告安民。革命党人林凤文所著《黄冈革命史迹》（此书现藏新加坡晚晴园）一书中称：“受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经营最久，流血最多，成绩显著者，滥觞于丁未潮州饶平黄冈镇之战役，国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轰烈，双十武昌之光复，而不知黄冈倡义，实占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
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国同盟会挟新成立的声威，组织会党和民众不顾牺牲，前仆后继地举行起义，极大震撼了南方各地的清朝官吏，尤其在两广地区，前有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又是反清会党活跃地区，同盟会的革命影响逐渐深入人心。在策划、组织这一系列起义的同时，同盟会也在积极策划镇南关起义。镇南关处于陆荣廷将军所部防区，陆荣廷将军如能反正，振臂一呼，起义成功的把握更大。
其实，从1899年至1905年，陆荣廷从一个反清会党首领表面上接受了清廷招抚，成为清军军官，但内心对清廷的对立始终如一。在孙中山海外奔走革命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陆荣廷将军早已倾向革命，在奉命镇压陆亚发会党起事之时，已是伺机欲动，后来看到革命党人没有举动，才不得不做出动武的态势。所谓的动武也不过是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扮演赶到战斗过后的“马后炮”。问题出在当时的孙中山、胡汉民等人“不敢轻于利用会党”，虽派人策动了陆荣廷，却对陆并不信任，犹豫不决，又没有积极配合陆亚发的起事，使这一可能成功的反清局面付之东流。不信任会党或者清廷官吏是同盟会一贯的风气，从1906年至1910年，身为同盟会成员的陆荣廷一直得不到同盟会的信任，同盟会有所策动，也从不以陆为同志，而采用争取清廷官吏反正的态度，这也是日后陆荣廷将军也决不以同盟会会员自居的原因。
1907年3月孙中山同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人到越南河内设立总机关，全面筹划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义。不久，陆荣廷在归顺州（靖西）驻防时的旧交，在东京时见证他加入同盟会的曾汝璟衔同盟会诸同志之命联系陆荣廷，劝他响应孙中山。身为同盟会成员的陆荣廷将军没有二话，当即表示响应同盟会，但“答以龙济光所部驻龙州之兵力甚厚，不易得手。如在镇南关起义，愿作响应。”并立即派自己亲信副手荣军营务处陈炳焜和心腹林绍斐到越南河内会见当时主持河内总机关的胡汉民。陈炳焜和林绍斐在当年陆在苏元春部下当管带就与陆结拜为结义兄弟，凡有机密大事陆均倚重两人。胡汉民向陈、林二人陈述了同盟会的战略意图，陈炳焜代表陆荣廷将军慷慨表态：“统领陆公素有大志，同镇文武相视莫逆，中国有事，边防军必不为天下后。”会谈中，作为陆荣廷军中心腹文胆的林绍斐更是“畅谈时事及光复宗旨，极表同情，终则以柳州之役（指1904年不得参加镇压陆亚发会党起事）不能乘时共起，为革命军撼。谓尔时荣军奉命数月延迟，待革命党真无举动，始肯用武，盖虽有深心，而未遇机会。”
林绍斐还提出陆部核心层的政治见解：“日本留学生以服官满洲都为奴隶，而矢口自许国民；国民、奴隶非目前可定，亦止待判决于将来。”
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陆荣廷身为清廷重要守边将领，派心腹向同盟会表明心迹，是需要勇气和冒着极大风险的。在当时情况下，如林绍斐所言，陆氏集团核心有如此重要政治见解，是十分可贵的，有些见解甚至卓越于同盟会诸公。
1907年9月，孙中山委派昔日的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负责筹划镇南关起义。同盟会的意图是镇南关起义后，以镇南关为据点，攻下龙州、南宁，在南宁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旗号，号召全国民众推翻清廷。计划即定，同为广西人，同为壮族，同为会党首领，而且同为当年抗法大战中刘永福的部下的王和顺当年11月致信陆荣廷，让其择机高举义旗。信中说：“公勇敢为诸将所不及，而所部兵精且众，亦甲于各军，使公一举反正，则两粤之将士，当无不披靡奔溃者，义旗所指，满洲必灭，大业必成，以之策功，谁复出公右者？为汉族开国伟人而扬名世界可也……公慎毋谓满洲遇我厚，不忍相负也。满洲之鞭笞汉人而用之，曾不如犬马。故鲍超为湘军第一猛将，为满洲自残同种以10万计，而其死之日，家产悉被抄没。苏元春久防边境，极武人至高之位，而卒不免于充军。公自视勋劳如何鲍氏、地位又如何苏氏也？”
可惜的是，同盟会内部对于身为清军高级将领的陆荣廷自始至终没有统一认识。当初在东京讨论陆荣廷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就有争论，后来同盟会广西分会的会长刘崛直接请示了孙中山才同意他入会的。在组织镇南关起义的整个过程，即便在陆荣廷将军派亲信到河内表明坚定态度的情况下，同盟会内部对其却坚持不予信任的态度。对陆部的工作，不是直接指示，或者授权让陆率部起义，却是以策反陆部下级士兵的方式来进行。1907年6月，同盟会河内总机关不和陆荣廷将军联系，直接派广西上思的会党首领关仁甫、逃越的前清军管带梁兰泉入关，运动陆部驻防在镇南关和凭祥等地的士兵。
尽管如此，已有查觉的陆荣廷将军并不深究所部士兵，而听之任之，被动地暗中配合着同盟会的行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致使陆部士兵后来30多名投向了革命军。
先是曾如璟毕业回国，被聘之为龙州法政学堂监督，他暗中宣传革命，并重新与陆荣廷秘密往来，他在法政学堂的言语行动，为龙济光密探所注意，龙济光正要下令抓捕时，曾曾如璟查觉后辞职潜到河内。关仁甫除了运动陆部士兵，还秘密赴龙州运动龙部边防军的总教官易世隆和龙州厅衙里的幕僚陈晓峰，让他们游说驻龙州的军队作为起义之内应。不幸易、陈两人被龙济光密探捕杀。关仁甫闻风避走越南。同盟会员、宁明人农士达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回到龙州，任广西边防军教导团的教官。在他升任学兵营管带后，时常用壮语暗与学兵宣传革命（学兵多数是壮族），被龙济光发觉，予以免职，将他逐出龙州。和龙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陆荣廷不仅派亲信心腹到河内表示响应，也没有驱赶过来到自己部队中运动的同盟会员。终于，在陆荣廷、陈炳焜的被动配合和默许下，同盟会派人策动驻守镇南关最险要、最坚固的镇北、镇中、镇南三个炮台的哨官李福南和姚子安，李福南欣然加入同盟会。守台的官兵多被策反，姚子安虽然态度暧昧，但其部下则已秘密与革命军结盟。
李福南于12月24日派人分至越南之文登、文渊、那模、那浪、大沟村等地约定黄明堂（接替王和顺任军政府南军都督）、李佑卿、关仁甫、盘公仪等同盟会员入关上台。24日下午四时，李福南等先上镇北炮台作好准备。越南境内等候参加发动起义的同盟会同志500余人携带各种武器陆续入关。26晨，起义军第一队接管了镇北炮台，其余各队分别占领镇中、镇南两炮台。太阳升起时，清军士兵望见革命军的旗帜在镇南关最险要的三座炮台上高高飘扬，一时陆部全军震动。
镇北炮台地势最为险峻，配备的武器有德国制造的十五生口径要塞重炮1门，七生半野炮4门，七生半长加农炮1门，四响连发机关炮1门；此外，还有臼炮6尊，重机枪4挺，步枪100余杆，炮弹数千发，步枪子弹无数。起义开局顺利，但同盟会方面不信任陆荣廷、陈炳焜，将他们排除在起义行动之外的恶果开始凸显。由于得不到同盟会方面的任何指示，陆荣廷对于起义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也无法布置全军步调一致进行配合，或者干脆率部起义。同盟会本已策动驻军帮统黄福廷于起义时即率部反正。但黄福廷此时思想发生了变化，到了午时，竟然杀害了同盟会派去给他送革命旗帜和军饷的六七个人，然后把炮台失守的情况向上级陈炳焜报告。陆部全体没有调动集中，更没有统一认识，思想发生了混乱。而驻龙州的清廷鹰犬龙济光所部却是虎视眈眈，犹如一把刀悬在头上。这种尴尬的局面本来可以避免，但本已蓄心反清、响应起义的陆荣廷将军万万没有想到同盟会竟没把自己当同志看待。
27日一早，孙中山先生偕同黄兴（黄改名张守正）、胡汉民、胡毅生、何克夫、杨寿彭、谭剑英、谭人凤、张焕池、黄隆生、农士达、日友池享吉、法友狄氏等约20余人起程入关。关仁甫等前往文渊迎接，下午来到镇北炮台。孙中山先生十分兴奋，与起义的革命军官兵一一握手，向全队讲话，起义士兵深受鼓舞，群情激动。
尽管处于既不被革命军所信任，背后又受到龙济光重兵监视的尴尬境地，于当日晚，陆荣廷将军仍派一名打柴的妇女将信送上炮台，交给孙中山先生，期望得到信任。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信中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率领游勇，专与清军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拟公等此次此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划策，无任欣佩。荣廷现有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蒙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凭祥开来，后日更有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直到此时，同盟会方面对陆荣廷仍意见不一，就在炮台上争论起来，有的同盟会员认为陆荣廷在日本东京加入过同盟会，对此信深信不疑，但更多的人表示怀疑，说不要上他的当。孙中山也无法决断，和总指挥黄明堂商量后，抱着看一看的心理，也作一函复陆荣廷，让打柴的妇女带回。
孙中山的信中是让陆荣廷准备内应，应该说还是坦诚的。第二天，陆荣廷即令陈炳焜带领200多人上炮台，期望和革命军取得直接联系，以便全军响应。但来到炮台下，立即被革命军喝止。在炮台黑洞洞的枪口炮口下，陈部不得不停住了脚步。还好，革命军没有立即开枪，向陈部士兵喊话：我们都是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不打同胞兄弟的，我们欢迎你们兄弟一起革命，推翻清朝等语。陈炳焜见状，也令一名军官回话说：我们大家不要打，我们回去起义等语。然后率部退去。
虽然此时和同盟会方面取得了联系和沟通，但由于事起突然，来不及全军准备。更严重的是，龙济光已明显察觉到陆荣廷和革命军有来往，所部有投向革命的动向，早已密令龙觐光、肖顺洪带领济军二营到南关闸一带，其用意不言而喻：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扑向陆部。陆部全军虽有4000多人，由于在镇南关起义前得不到同盟会的任何指示和信息沟通，全军分防各地，在镇南关一线的兵力仅有600多人，实力明显弱于济军。就在陆荣廷焦虑万分，在思考是否公开易帜反清的时候，清军援兵隆隆开至。清廷接报同盟会革命军占领镇南关炮台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以空前严厉的口吻急电令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限令龙济光、陆荣廷部务必于一周内克服炮台，否则便将失守炮台责任的营务处陈炳焜，管带黄福廷处斩，陆荣廷和龙济光均褫职解京论罪。龙部接令后，全军出动，对被革命军占领的炮台形成包围，而将陆荣廷所部几百人挤在最前沿。阴险的龙济光此时打的如意算盘是，让陆部几百人去打头阵，如陆部不稳投向了革命军，刚好济军的几千人马把陆部和革命军都一起包围歼灭。如此情势，把陆荣廷将军压向了一步不慎，即陷灭顶之灾的万分危急的境地。
在巡抚张鸣岐的严令之下，陆荣廷也不得不从凭祥等地调回兵力，此时，陆部三营、龙部三营围住了镇南关，其他各部清军仍源源不断开来，革命军的镇南关起义已失去了胜利的可能。经过苦苦思考之后，陆荣廷不得不暗地再派人送信给孙中山，透露清军情报，分析这次起义时机不成熟的理由，劝革命军暂时退出，“陈灵五至，劝暂退出，谓孙逸仙先生提倡革命，夙所敬仰，惟时机未熟何？”
同时，在背后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陆荣廷为免暴露自己，不得不率部缓缓压向炮台。身历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党人郑惠琪事后回忆：由于陆荣廷“后来见清朝势大，革命军势弱，害怕反清站不着脚，就不敢反了。”还说：“陆荣廷攻打石山顶炮台，战事并不剧烈，这是陆荣廷留有余地，准备将来有需要参加革命时，得到革命党人的谅解。”
陆荣廷将军密令所部不得死攻，在向革命军送去密信，劝他们退出的同时，只以优势兵力围向炮台。但革命军得到清军大举逼来的消息，将缓缓逼来的陆部士兵视同敌人，一时枪炮齐鸣。陆部这边是虚张声势，做样子的虚攻，但革命军却是真打。几天下来，陆部伤亡几百人，就连陆的副手陈炳焜和管带黄福廷两人都受了伤，而革命军仅死了2人，伤数人。虽然是一场悲剧，但也迷惑了清廷忠实鹰犬龙济光，他看到陆荣廷亲临前沿督战，总算放下心来。
双方实力悬殊，提醒革命人暂退的密信已经送出，但得不到任何回音，本部死伤累累，自己也不愿下令强攻，作镇压革命党人的郐子手。这种两难的境地使陆荣廷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一向笃信壮人龙母神的他知道山隘口有座伏波庙，于是来到隘口向伏波庙祈祷，但仍一筹莫展，只好又返回统领部。
双方炮战了三天，陆部的枪炮虽密，但多往炮台旁附近落弹射击，但革命军的炮火却很准确，而且没有退却的迹象，但清军包围炮台的兵力已达5000余人。陆荣廷在自己的统领部终日闭目沉思。亲信部下、妻弟卓锦湖奉命从凭祥赶到，陆荣廷对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思考：“……朝廷来了万急的电报，限电到之次日起，七天内收复南关，赏银八万元，逢官升三级；逾限无功，统领以下各级军官，一律军前正法。你想这事如何是好？我正在想，收复不了，束手就缚听砍头吗？”接着，低声地说：“收复不了南关，我决计拉队上山，再入安南要，另创世界。到时，革命党说不定会来找我们，那就看情形再说了解。你须知，此事在我未作最后决定，付之实行之前，绝不能泄漏，也不要着急，听我的命令好了。”
卓锦湖知道陆荣廷将军的意图，起义先机已失，清军云集，此时最好是逼退革命军，双方无事，以待将来。于是，他向陆荣廷建议，封锁革命军的水源，迫其知难而退。陆荣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带两哨人马，趁夜摸上四方岭，封锁了山腰水源。
此举果然有效，革命军断了水源，加上食粮告竭，约定的粮械弹药不到，援军又难以急速到达，决定撤离。
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不像历次起义失败那样血流成河，大战七八天，伤毙清军四百多人，革命军只死了2人，伤若干人，创造了匪夷所思的战绩，最后全军完整地退入越南。
而陆荣廷获得的所谓镇南关大捷也充满了戏剧性。据封锁水源的具体执行人，陆部帮带卓锦湖先生后来回忆：“第三日整日不再发现汲水人来，极目瞭望，极耳谛听，中南北三台，已如死一样静得无影无声。我判断革军必已撤退，因为一个人两日夜无滴水入口，任你是海龙王，不能腾云飞去，便成涸泽鲋鱼。于是当夜八时，我带了两班人摸上去侦察，行到中台，只踩着一具死尸，此外毫无动静，侦遍三台，已无革军影迹，只留下几面旗帜。我立即命令，不许做声，不准举火，咳嗽、吸烟一概禁止。三台均布置了警戒，才派传令兵赶回摩沙报告陆荣廷。陆得报……登时带了一班人从摩沙上后闸，闸闭不得入，他派传令告知我，我即亲率十多个人身强力大的弟兄把石头搬开，他才上来。……接着又命令我，立即带两班人上北台，向青山炮台，即龙济光统领部所在，密集扫射。我问他何意？他说：‘龙统领那样蛮强好胜，不打他几轮火，作为革军被断绝水源后，复遭受我们的奇袭，迫得撤退的信号，我们是在战斗胜利才收复的炮台，他肯让你独占首功吗？’我即照他的命令，赶上北台如法打了一阵，作为确实占领了炮台。停了火，然后我们才去向龙报捷。”
事后，两广总督张人骏和广西巡抚张鸣岐会衔向清廷奏报克复镇南关。采用了陆荣廷部上报的提法，说：“由龙济光、陆荣廷在前线督战了七昼夜，于初四日申刻（有意提前一天），陈炳焜跃登石垒，手砍中台匪纛，匪队纷驰垒南逃溃”等语，这些话不过是邀功请赏的假话。果然，陆荣廷将军以“收复”镇南关之功被清廷转任左江镇总兵，并兼广西边防督办，统率全部边防军。龙济光升广西提督。颇具讽剌意味的是，就差一步就率部投向革命军的陆荣廷将军还被清廷授以“捷勇巴鲁图”，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历史不容许假设，但镇南关起义不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憾，也是陆荣廷将军的遗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充分信任陆荣廷将军。先是同盟会对陆荣廷进行联络、策反，陆荣廷反应高度积极，派了自己的副手和心腹谋臣到越南河内表明心迹。同盟会方面先是任原先的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为南军都督，后来考虑到因王和顺在广西时和当时已是清军统领的陆荣廷是对立面，担心刺激陆荣廷，改任黄明堂为南军都督。同盟会指挥部既有这样的考虑，却对陆荣廷疑虑参半，有关起义前的步骤没有向陆荣廷核心层沟通一星半点，策反工作从陆部下级士兵做起，甚至采用了以100元买通一名陆部士兵这样的低级策略。以为“每人预赏一百元”就可以“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革命军之根据地”，对利用旧军官，尤其是对已加入同盟会的陆荣廷“尤恐有污坏革命之名义”，最终导致功败垂成。如果同盟会方面能充分信任陆荣廷将军，直接将其任命为南军都督，陆荣廷将军就可以从容布置，密调全军起义，一举解决龙济光部，很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据镇南关，攻下龙州，北取南宁，在南宁立府的战略构想。
收复镇南关后，陆荣廷将军不得不断绝了和同盟会的一切联系，从此绝口不谈加入同盟会的事情。陆荣廷和孙中山两人在历史上的纠葛，一直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大概就从这时起，就埋下了既合作又对立的种子。历史就这样开着无情的玩笑：陆荣廷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却一直得不到孙中山阵营的完全信任；陆荣廷也是最早的国民党员，却因没有立即响应孙中山毫无胜利希望的二次革命而拉大了和孙中山的距离。陆荣廷也终身不以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的金字招牌自居。后世研究者综观陆荣廷将军的所作所为，陆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极大，助多阻少，在护法时期甚至给孙提供了一块立锥之地，使他得以开府广州，奠定将来国民革命军夺取全国政权的基础。这种无私的帮助，由于后期政见之争，到最后换来的是孙组织军队讨伐陆。
4年后，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1911年6月，陆荣廷将军实任广西提督。提督为武职最高级别，从一品。相当于后来的上将军衔。接到清廷圣旨的那一天，陆荣廷感慨万千，从失去双亲的孤儿、乞丐，为生活所迫流浪他乡，经过几十年百战余生的奋斗，终于升至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高位。并被御赐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就连他惨死的父亲陆业秀也被封为“建威将军”，可怜的一辈子难吃饱饭、活着的时候在任何人眼里都卑贱像一根野草的亡母欧氏被荣封为“一品夫人”。他们在死后终于享受到了“荣华富贵”。两个儿子，陆裕光为上校武官，陆裕勋为“荫通判”。皇恩不可谓不浩荡，但陆荣廷十分清楚，这只不过是快要覆亡的一个腐朽政权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对地方实力派拼命笼络的措施而已。他年轻时即加入反清会党，隐忍数十年，终于掌握了最精锐的广西边防军，革命大势浩浩荡荡，历史期待他为古老的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由提督而都督（22）
尽管陆荣廷就任了广西提督，掌握了全省的边防军，但他明白，经过孙中山的多年奔走，及同盟会最近几年发动的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革命思想已逐渐深入人心。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就像堆满油和干柴的世界，只要冒出一星半点火花便会燃起冲天大火。但此时，因为镇南关之役的缘故，同盟会方面不仅没有检讨起义过程的失误，不少人竟将把起义没有成功的原因归咎于陆荣廷的军事压迫。双方因此断绝了联系。直到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方面才又痛定思痛，重新把工作重点放在策反清军武装上。曾在河内会见过陆荣廷代表陈炳焜、林绍斐的胡汉民提出应再次联络刚刚升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于是，一个叫潘乃德的神秘人物悄悄来到了南宁的提督衙门。潘乃德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比陆荣廷晚，但他此时是奉了同盟会方面的重要使命来见陆荣廷。潘传达了同盟会方面的愿望，让陆荣廷率部起义，或者赞助革命。但是，双方已无法高度弥合信任。陆荣廷不敢相信同盟会方面的表态，镇南关之役同盟会方面始终没有信任他，从头到尾摆了一个大乌龙套让他钻，显让他陷入不测之境地。但作为起自社会底层，起自行伍的军事首领，对于全国民心所向，及革命大势是清楚的，于是陆荣廷对这位同盟会方面的密使坚定地表了态：赞成革命，但是要看时机，时机一到，所部将士将毫不犹豫地乘时而动。说完，并送丰厚路费让潘回去复命。
送走了潘乃德，陆荣廷已敏锐地预感到山雨欲来，堆满干柴的全国各地不知哪里会首先冒出火星。作为边陲省份的广西，国防任务压倒一切，尤其不能全省失去控制。如果全省大乱，外敌入侵，作为国家的守边将领不啻于千古罪人。当时，广西军队分为新军、巡防营旧军和边防军。全部边防军牢牢掌握在陆荣廷的手里；广西新军共一协（相当于旅）7000余人，分为三个标（相当于团），其中一标驻龙州，标统却是陆荣廷将军心腹密友陈炳焜；另一标驻南宁，标统也是陆荣廷的亲信龙觐光。还有一标驻桂林，由新军协统胡景伊兼标统。王之祥任广西布政使统率巡防营旧军，并兼中路巡防营统领，。但谁都可以看得出，只有新军和陆荣廷所率边防军才是广西军队的精锐之师，而新军的三分之二也听命于陆荣廷。
当时，驻军都是新旧军并存，从数量而言旧军多于新军。无论是驻龙州的新军陈炳焜标，还是驻邕的龙觐光标，均按陆荣廷的密令严密戒备旧军。因同盟会多在新军活动，新军士兵对革命有认识，多数同情革命，而旧军士兵对革命多持反对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果然，冲天烈火首先在南中国熊熊燃烧。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宣布独立；10月31日，江西宣布独立；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11月5日，浙江、江苏宣布独立……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清朝各地机构、官吏如风中树叶，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为适应国防需要，广西提督衙门驻南宁，而巡抚和布政使衙门驻省城桂林，值此暴风骤雨袭来之示，巡抚和布政使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的一举一动势必牵动全省。陆荣廷深知，无论怎么做，全省军民首先看的还是省会桂林，还是身为巡抚的沈秉坤和身为布政使的王之祥。王之祥节制全省巡防营旧军。对广西独立唯一起障碍作用的只有巡防营旧军。陆荣廷深知，大变之世必防大乱，大乱则地方靡烂，百姓遭殃，在此风起云涌之际，广西最好能和平宣布独立。如若旧军冥顽不化，全体边防军和大部新军将以最快速度对其进行解决。在广西独立酝酿的时间里，陆荣廷密令所部边防军及已掌握的大部新军严防旧军动向，静观省城桂林之变。据陆荣廷妻弟、亲信卓锦湖先生后来回忆，在广西酝酿独立还未宣布之时，他身为驻龙州的新军队长（标统陈炳焜、营长陈裕时），所部全营每天都在进行对抗演习，由营长亲自带队，反复演练，如临大敌，处处逼真。其目的就在于防变，震慑巡防营旧军，使旧军有所畏惧，不敢乱动。其时武汉三镇正沸反盈天，全国哗然，人心动荡不安，新军此举还可以安定当地人心。因为，在百姓们眼里，革命党都在新军中，新军强大，百姓心安。
在同盟会广西同志的策动下，10月31日，梧州起义获得成功，梧州宣布独立。桂林新军虽仅一标2000余人，巡防营旧军远多于新军。但新军决定起义。计划于10月29日晚9时，新军由革命党人刘建藩等带领从城南入城，准备进攻抚台、藩台、巡警道等衙门，并解决旧军巡防营。不料，这天下午突下暴雨，桂林城内雨水横流，有的地方水深六尺，人马辎重无法通过，起义行动被迫取消。起义虽没有发动，但风声泄露，全城惶惶不安。
布政使王之祥不得不主动联系新军代表耿毅谈判，并和巡抚沈秉坤几度蹉商。但直到11月6日，由广西咨议局革命党议员带头，率一百多人到藩台衙门请愿，这才迫使沈秉坤和王之祥同意宣布独立。
11月6日当晚，王之祥下令布政使衙门制作黄色三色旗，上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广西独立万岁”、“中华民国军政府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革命党万岁”等字样并连夜遍插全城。第二天清晨，全城百姓看到满城黄色小旗，不禁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中午，在桂林皇城内咨议局召开独立大会。新军混成协全体开入会场，炮兵用克虏伯七生的过山炮，除去弹头，空壳鸣放一百零八响，声震山岳。各机关学校及民众代表不下二万余人参加。
沈秉坤是湖南长沙人，监生出身，1907年由四川省某道任上迁甘肃按察使，不久调任云南布政使，曾护理云贵总督，一年前才到任广西巡抚。体弱多病，又不是广西人，他领衔独立担任广西都督勉为其难。在独立大会上他发表讲话：“……广西地方，乃广西人之土地，本应由广西人主持，现在组织伊始，必欲鄙人权代主持，因为汉族，亦属义不容辞。但本人才识浅薄，不娴军事，拟请王铁珊（王芝祥）、陆干卿（陆荣廷）两先生共同担任……都督一职，鄙人可暂时承认，仍望公举伟人，及早接替，不胜企盼。”广西咨议局根据沈秉坤提议，同时推举王之祥、陆荣廷为副都督，这一消息立电南宁陆荣廷。巡抚府改为军政府，咨议局为议院，以原议长甘德蕃任议院议长，黄宏宪任副议长。新军旧军一律改称广西国民军。议院代表民众向都督授印，宣布改用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来纪元。军政府设军政、财政、内务、教育、司法、实业六司，分掌军民两政。
第二天，即11月8日，南宁革命党人以雷在汉、雷沛鸿、李应元、何治方、班香甫为7人为代表到提督衙门晋谒陆荣廷。革命党人没有想到的是，见到陆荣廷询及对他对时局的看法，陆荣廷就取出桂林沈督电报交由各代表传阅，慷慨表明独立之立场。此时，南宁全城军队，新军不必说，不仅赞成革命，新军标统龙觐光是陆荣廷的亲信，驻南宁的旧军巡防营统领是谭浩明，是陆荣廷正妻谭夫人的弟弟，更是亲信。全省无论新军旧军，数万精兵都听命于陆荣廷。设若陆荣廷阻碍独立，广西的革命党人都将血流成河，如果他赞成独立，革命自可事半功倍。陆在当时，真可谓举足轻重。武汉首义之地战事激烈，革命党人希望手握重兵的陆荣廷宣布独立后，然后厚集兵力，从速北上，摧毁清廷。这番意图，与陆荣廷不谋而合。11月9日，陆荣廷通电就职，南宁宣布独立，广西提督衙门的招牌取下了，换上一块“广西军政副府”的新牌。而且，知道省城桂林新军2000余人，将由协统赵恒惕、帮统冷遹、参谋长耿毅率领出师北上援鄂后，陆荣廷即下令由新军营长陈裕时组织驻龙州、南宁的新军精锐1000余人，准备从广州乘船经海路北上。
邻省广西宣布独立并义无反顾地着手组织军队援鄂，使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布独立的湖南省如释重负，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湖南都督谭延闿遂放心大胆地组织援鄂工作。为此，谭延闿专电正在率军与清军激战的黎元洪：“迭电均悉：鄂湘一家，安危一系。现在桂军已于十月初七（指旧历）在永州出发，兼程赴敌……更电请桂林沈（指沈秉坤）都督、南宁陆都督（指陆荣廷），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
广西在手握重兵的陆荣廷的支持下，在武昌起义一个月后全省独立，在各省宣布独立中排名第九，对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而言，具有相当的影响。
然而，仅仅几天后，一场变故使陆荣廷不得不担负起广西都督的责任。原来，广西独立前，为了弹压时局，王芝祥曾密调巡防营旧军六大队由统领宋尚杰带领入城，旧军士兵本来就思想模糊，多是老兵油子、甚至是兵痞，他们当兵，指望的是对老百姓作威作福，升官发财。广西宣布独立后，他们认为既然没了皇上效忠，不如发点财散伙回家。这些旧军的大小队长，探听到藩台库存白银有20多万两，就互相串联，准备入库抢劫，好分钱回乡。他们就预先放出忠于清廷，要起事杀革命党，要杀没辫子的“和尚”的风声。这些旧军乱兵计划于11月11日，即广西宣布独立的第4天晚上动手。情报传到王芝祥的耳里，在这天中午，王芝祥急令宋尚杰集合各大小队长训话，进行劝导，当即由藩库提出5000两白银给他们发饷。王芝祥暗中进行了布置。果然，由于有在白天的劝告，当夜仅有一部叛兵哗变，准备抢劫藩库，但却被王芝祥亲率其他大队的士兵包围、弹压。王芝祥向叛兵们喊话：你们要散就给饷回家，若还不听，马上就调兵来攻。部分叛兵还要反抗，被王芝祥所率人马驱逐出城外。其余叛兵在第二天发饷两个月遣散，事件平息。幸亏王芝祥处置及时，城中部分商店、民居虽被抢，只死伤了几个人，但却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当枪声四起，全城惊慌的时候，不安其位的沈大都督竟于四更后携眷及亲兵，悄悄从北门出城回湖南老家了。第二天一早，由于沈都督不知去向，谣言更盛，商铺居民不敢开门。到了中午，王芝祥只好用代都督的名义在城内外遍贴安民告示，人心才稍安。闻省城兵变的新军标统陈炳焜和太平思顺道李开侁及军、商、绅、学各界致电省议院，以都督沈秉坤下落不明为由，推举陆荣廷为广西都督。由咨议局改成的省参议院紧急开会，改推陆荣廷为都督，王芝祥为副都督，陆荣廷未到桂林之前，由王芝祥暂代，一面电催陆荣廷来省主持。由于省城兵变，哄传各地，为安定全省人心，同时参议院还连发两电，一电致广西各地：“广西各衙局均鉴，二十日（指旧历），巡防第十四、十五两队，少数叛乱，志图抢掠。翌日经已扑灭，全体议员无恙，现官绅均照常办事，市面亦安。各地方官仍请极力慰留，以维秩序。无电之处，祈各府、厅、州、县速转送。广西议院印。”
另有一电发全省及独立各省：“广西筱日（7日）宣布独立，原公举沈秉坤为大都督。昨桂林兵变，沈大都督不知下落，现全省公举陆荣廷为桂省大都督，军政府即设南宁，为全省机关，特飞电公布。”
接到省议院电报的陆荣廷深知全省无人负责的危害，此时此刻不得不当仁不让，免得全省混乱，于是在第二天通电各省：“现承桂省人民公举荣廷为全省都督，自惭德薄能鲜，惟顾念大局，保持治安，不得不勉其责，惟望联络匡助”。
过了9天后，11月21日，重新出现的沈秉坤向广西省议院提出辞职并发表《留别桂省父老书》，并电请陆荣廷早日赴桂林主持桂政。省议院又重讨论广西都督的人选问题。但已有专电在前，加上很多议员对王芝祥在当年右江兵备道和广西臬司任内镇压会党杀人过多，而陆荣廷当年对游勇和会党以抚为主的策略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两相比较，陆荣廷人望更高。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当时在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省份都在提倡省人治省，地方自治，广西也不例外。广西省议院议员、地方官僚士绅及立宪派人物都赞成“桂人治桂”，这也是造成沈秉坤不安其位的原因。既然是“桂人治桂”，原籍北京通县的王芝祥自然也排除在外，遑论陆荣廷人望及手握重兵的原因了。于是，本是副都督排名在前的王芝祥也不安其位，将所部巡防营改编成六个大队，准备率部增援南京。
11月14日，清廷向独立各省派出宣慰使，意图拉拢各省取消独立，18日，清廷给陆荣廷发专电：“所有该省军事，著该提督悉心筹划，妥为布置，倘能保全地面，不滋事端，朝廷自有不自之赏。”这又是一件令陆荣廷啼笑皆非的事情，看罢专电，不过一扔了事，从此和清廷电信断绝。
这次省议会推举都督，有沈秉坤辞职在先，又有各地拥护，天降大任，非陆荣廷莫属。于是，在沈秉坤辞职后第7天，面对全省人心不稳，担心秩序崩溃，百姓遭殃的陆荣廷发出通电，诚恳地向全省各地官民劝谕，让大家安守秩序：
（衔略）桂省宣布独立后，沈都督率师北伐，全省政、学、商、农各界，不以荣廷为不肖，推举继任。荣廷一介武夫，智虑短浅，何足肩此重任，惟迫于大义，不敢固辞，现拟即日诣省受事。顾自独立半月以来，各属抢劫、截饷、攻城、踞卡之案，日有所闻，毋亦我父兄子弟尚有不能自白之苦衷抑郁而出此欤。我父兄子弟受苦沉沦久矣，满虏之残暴，民贼之欺虐，已二百余年。荣廷亦曾受残暴欺虐之一分子，处积威之下，虽积不能平，不能构发万一，痛可知也。兹者以汉人办汉事，荣廷复以桂人为桂事，倘使我父兄子弟，尚有不能自白之苦衷，迫而为此暴动之举，荣廷何颜以对祖宗？今与你父兄子弟约，荣廷百无一能，惟此耿耿之血忱，尚堪自信，我父兄子弟对于地方有难诉之痛苦，对荣廷有欲赐之教益，无不虚心纳受，立到立办，其各勿隐。惟事有缓急，序有先后，目前最先最急者，推倒满清政府也，保存地方治安也，其他皆可缓可后。军政府通告所谓照旧办理者，欲可缓可后之事，暂保现有这秩序，得以致力于最先最急之事也。譬诸公建新屋，必先植其基础，毁旧屋必先去其瓦桷，秩序稍乱，则倾覆随之矣。满清政府者，旧屋之瓦桷也。地方治安者，新屋之基础也。我父兄子弟其有知军政府之苦心，则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以听荣廷之次第布置可耳。尤有进者，以荣廷为都督，为你父兄子弟之公议，则荣廷之命令，即我父兄之意见之所寄，倘人人各持一意见以抗拒，并不先告荣廷，则彼此纷争，大乱立见矣。如有抗拒扰乱，不守秩序，以致牵动大局者，当此军事行政时代，荣廷惟执军法以从事，不致曲为宽宥。兹先将目前拟办及应行照办者十四条，应行禁止者六条，通电布告。即请各府、厅、州、县、各界所属，抄印多张遍贴分送，以使周知照办。特告。
附：应行照办者十四条如左
一、拣派军队，陆续进发。
二、梧、柳、浔、邕等处，均各设军政分府，由军政府委员主持。
三、提督以下官兵一律裁撤。
四、各地方印委，均由军政府加委，照常办事，即以电作札。
五、各地方官有不肖实迹，准地方绅商指发查明撤换，如系挟嫌营私，仍反坐惩罚。
六、各地方印委及统税各员，应实力照常督收解缴各银行具报，商民不得违抗。
七、如系地方印委暂用旧印，年月以黄帝纪元推算。
八、公家一切工程，暂行停办。
九、各属押犯除刑事外，民事一律开释。
十、官长军民，一律剪去辫发。
十一、各属自治会均派员分头演说独立之理由，及保守地方之办法。
十二、各属学堂照常上课。
十三、各属办理公事捐款，仍一律照纳。
十四、各属巡警除商埠外，准酌量裁减，改办民团。
附 应行禁止者六条如左
一、不服军政府命令者杀无赦。
二、有侵吞钱粮税项，私自逃走者杀无赦。
三、造谣生事，酿成乱端者杀无赦。
四、扰乱商民生命财产者，杀无赦。
五、聚闹教堂及无故欺侮外国人者杀无赦。
六、聚众赌博持械拒捕者杀无赦。
荣廷叩庚印。
陆荣廷这一通电发出之日，正是汉阳失守的第二日。汉阳之战，革命军阵亡军官137人，伤85人；士兵阵亡2693人，伤400余人。自武昌起义之日始，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革命军抗击清军已48天，正是最危急关头。当民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清军从龟山炮后阵地残忍地向江中开炮，据当时的《民立报》报道，一时间“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籍。”
前线清军准备乘胜直扑武昌，武昌危急。湖北都督黎元洪急向独立各省发出请援电报：
连日汉阳剧战，因我军力单薄，半系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窃思武昌关系中国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惟敌人以全力争武汉，同胞必以全力接受援助，方能取胜，务恳请诸大都督，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枪新式快枪炮，星夜来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牵敌势，统希裁夺施行，并祈示复！
11月27日汉阳失守，30日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撤离武昌，军务部长孙武也害怕得“出城办公”。情形十分危急。
接到黎元洪求援电的陆荣廷明白，武昌是首义之地，多坚持一天，革命军在全国的力量就会增长一天，如果陷落，对于全国革命党士气的打击将是空前的。仅经过一夜思考，刚向全省通电就职都督的陆荣廷在第二天又向全省发出专电：
（衔略）迭准黎都督来电，我军血战六昼夜，敌人火器太利，汉阳不保，已退守武昌待援等因。查现在我辈目的，首在推倒满清政府，次在保持地方治安，然后徐图改革，共谋幸福。廷谬承公推都督，无非为廷握兵权可保治安，然非推倒满清，治安何保？且廷本武夫，长在进攻，不长治安，自接电后血愤填胸，寝食俱废，郁郁处此，以待毙矣，决计带25大队，星夜北征。王都督文武兼资，世界魁杰，以代都督，实为稳当。想我父兄子弟无不赞成，万请王都督拨饷百万，以资接济。廷此一去，誓灭些朝食，有死无退。倘获凯歌之奏，廷当仍任地方共图治理，决不敢置身事外，虽多属警报频闻，是民是匪，尚难分辨，倘系我国同胞，尚祈来归，同成北伐，切勿观望，并盼电复。荣廷叩佳。
但才过了两天，正当陆荣廷正在全力组织兵力准备北上之际，王芝祥转宋教仁报告黎元洪电：“袁贼世凯被敢死队炸毙，北京大乱，南京已破，似此情形，大局尚不难平定，北伐之师，似可暂止，庶免徒劳往返。”
实际情况是袁世凯被炸死是谣传，但南京光复正是1911年12月2日。南京即下，革命军士气大振，立即分出援军，由光复军黎天才率部援武昌。还有一重要原因是，清军攻下汉阳后，袁世凯为了挟革命军来逼清廷让权，命令前线清军停战，并由“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三日，磋商条件”，而后，“继又停战七日，阳夏战事遂由停战延长而宣告结束。”武昌局势转缓，又接黎元洪来电，陆荣廷这才发电取消亲自带队出兵紧急援鄂：“前因汉阳失守，故拟亲自北征，现接鄂黎都督电，谓南京已破，似此情形，大局不难平定，北伐之师，自可暂止，庶免徒劳往返。”
紧急援鄂虽取消，但原计划的广西出兵北伐援鄂计划仍不变。不久，继第一批北伐军2000多人由协统赵恒惕带队北上后，陆荣廷从邕标、龙标新军抽调1000人组成的邕龙援队，由同盟会员、新军营长陈裕时率领，从南宁乘船下梧州、广州，开赴北伐前线。接着，王芝祥也率领6个巡防大队共3000多人沿第一批北伐军路线北上。广西全省全部军政权力全部归于广西都督陆荣廷，在波澜壮阔的民初近代史上，地处边僻的省份广西得以名闻中外，就是始于这个著名的“陆荣廷时代”。
广西北伐军除了新军士兵外，还有学生敢死队。学生敢死队是由广西陆军小学发起，桂林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的。有１６０余人，编成两个排，由斯烈统领（后为梁史）。白崇禧、黄绍竑、俞作柏等后来新桂系的著名人物都是敢死队的队员。这两部分队伍由桂林经全州、永州，步行到衡州（衡阳），由衡州坐帆船下长沙，当时汉口、汉阳已失，武昌危急，帆船到了渌口，就改用小火轮拖到长沙，在长沙耽搁了一日。由长沙仍然是用小火轮拖带，向武昌前进，由湘江驶进了洞庭湖，过了岳阳，转入长江，到了武昌上游６０里长江南岸的金口镇登陆。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召协统赵恒惕到武昌去开会，计划如何反攻阳（汉阳）、夏（汉口），把桂军和湘军一部归赵恒惕指挥，组成反攻阳、夏的湘桂联军左翼军。随后，士气旺盛的左翼军由桂军组成的一部前出到东山和毛成渡一带，正要乘夜渡河袭击当面清军，而清军闻讯事先退去。桂军占领孝感，又迫使当面清军向广水退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这一部分广西北伐军调回汉口，乘民船用小火轮输送，拱卫临时政府首都南京。广西另外由陈裕时率领的一批北伐军乘船到广州，再由海路到上海，后到南京，全部新军和王芝祥带领的原巡防营兵力合编。后被黄兴以这些广西子弟兵为基础，编组了一支模范军“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大多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第八师后来在反袁“二次革命”中具有卓越表现，名嘈一时。而原广西都督沈秉坤，以湘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北上，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到南京，任南京留守府高等顾问及国民捐督办，同年病逝。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率部北上后，于1912年3月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后任南京留守府军事顾问。王芝祥先生后来退出军政界，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任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无论居于何种原因离桂，两位先生都尽可能地为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湖北军政府向独立各省发出请援通电，各省都有回复，但实际派兵来援的，只有湖南、江西、广西和江苏，不管怎么说，如没有沈秉坤、王芝祥、陆荣廷三位广西都督和副都督的积极态度，就没有中华民国开国史上近万广西子弟兵北上援鄂的光荣一笔。这是后话——
正确处理浔梧事变（23）
1911年11月11日，即广西宣布独立后的第5天，云南都督蔡锷发出了“复广西都督电”。内称：“顷得电示，欣悉贵军光复桂垣，敬贺。惟贵省土匪遍地，恐乘机蹂躏，自宜急为弹压，以保治安。尊意如何？”蔡锷之所以洞悉广西省情，是因为有在广西任职的切身经历。
1905年6月，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的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兼总教练官，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和兼理测绘学堂总事。次年，蔡锷又在桂林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兼总办(相当于校长)。1908年5月，新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龙州南标营开办学兵营，1909年1月蔡锷到龙州接任监督。蔡锷前后在广西6年，除了积极创练新军，对广西社会、经济、国防等等状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复广西都督电”可谓一语中的，提出了一个对广西来说极其严峻的问题：在大变局的时期，在法国殖民军队驻越南虎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既要坚守国防，又能维持稳定，尽最大程度保护全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问题，对于统率全省大部兵力，并长期担任国防任务防范法寇的陆荣廷来说，可谓重任在肩。广西远自唐宋明清近至洪杨之乱，还有不久前的全省游勇之祸，由于民族压迫、或是官府欺压引起的民族起义和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社会稳定的基础十分薄弱。虽然经过多年弹压，但均是治标不治本，社会底层结党啸聚风气浓厚，一遇到时局风吹草动很容易陷入大乱。首当其冲的是各地官府管理机构，百姓生命财产更是惨遭茶毒。如果全省大乱，蓄势二十多年欲报中法战争一箭之仇的强邻趁机入侵的话，更是不堪设想。越是大变之世，守边责任落到谁的肩上，谁就要把稳定当作压倒一切的重任。后世的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一致的现象：民初三个守边将领——广西陆荣廷、新疆杨增新、东北张作霖，虽然他们出身不同，禀性各异，但他们对中央政权都采取了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在中央政权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强力支援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着本省的稳定，竭力对抗着强邻外敌，寸土不让。陆荣廷甚至提出了“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外，惟乱是仇”的安边思想。他们的行为，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试问：谁可厚非？谁又可否认他们的爱国精神。
作为守边将领的陆荣廷担负广西都督的重任后，他非常明白：广西全省此时此刻需要的是迅速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稳定一切，才能遑论其他。如果不用强力维持秩序，一旦失去控制，很可能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全省靡烂，百姓命贱如草；外敌入侵，国防藩篱全失！
因此，在省议院正式选举陆荣廷担任广西都督后，陆荣廷除发出了“应行照办者十四条”和“应行禁止者六条”专电外，还对全省官府管理机构发出“应改革者十条”专电：
(衔略)半月以来，各属警报频仍，自属官民隔阂之故，顷已由廷召集国民代表妥商意见融合，已分电柳、平、浔、玉各属先行停战。惟现时官厅，均受军政府任命，在地方办事之人，与满清专制官长，迥不相同。不为指定方针，恐有误会，兹特举应改革者十条如左。
一、不准拥兵自卫。
二、地方各事，须组织机关，随时召集绅民协议，取决多数。
三、以前法律章程，凡未经军政府命令取消以前，均继续有效，惟对于党人各命令，一概作废。
四、出门不得乘舆。
五、除疾病处，逐日须出办事，不得深居简出。
六、地方办事各款，须交由地方自治团体主管，仍由官监督。
七、国家钱粮赋税，由官照常征收汇缴官银号，仍由地方团体监督。
八、民事诉讼，不得令其跪讯。
九、抢劫财产残害生命者，均拿请军政府从严惩办，不得生杀自由。
十、禁止差役需索，违必重惩。
荣廷叩灰印。
其中第三条，“惟对于党人各命令，一概作废”，这点非常及时。当时，受武昌起义影响，各地民军、土匪蜂起，鱼龙混杂，良莠不一，大部分民军并无革命思想，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党人，都以革命为口号，轻则抢劫夺财，重则杀戮，都想趁着新旧政权交替之机大捞一把。真的革命党人中也确有一些人，自以为反清有功，恣意妄为。而原先的官吏管理机构由于是前清遗留，惟恐背上镇压革命之名日后惹上杀身之祸，不敢管理，正张皇失措，进退失据。全省大乱在即，尤其在浔梧两府方面，各处土匪冒称民军，四出劫掠、任意杀人，大河上下船只不能通行。这个通电一发，让各地原先的管理机构恢复运转，对当地官员负起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除外，陆荣廷对各镇道府厅州县还发了解释电，说：“……桂省军民要求独立，间不容发，稍一迟徊，大乱立见……各省独立，相继而起，安境保民，舍此莫由，诸公明达，当然默察”。
全省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陆荣廷手上，以军队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后盾，是历代大变之世的通常手段。陆荣廷也不例外。11月11日，省城巡防营第14、15大队兵变，沈都督下落不明，人心惶惶。第二天，即12日，南宁各种谣言纷起，有说新军要起事，“据军械局为变”的，有说是民军要攻城的，一时“全城震恐，商店居民皆闭户”。陆荣廷果断调兵入城，实施戒严。并逮捕了准备策动起事的新军连长、同盟会员谭昌，将准备起事的部分新军士兵包围缴械。南宁的同盟会员以为陆荣廷要对他们实施镇压，一时四散奔逃，南宁同盟会支部长雷在汉逃到杨美圩。其实，陆荣廷并没有杀人的意图，尽量不流血稳定社会是他的一贯方针，当时在全省游勇大乱之际都没有过多杀人，何况今天革旧布新之际。他把谭昌押来，当面做思想工作，陈述边陲省份的严峻形势和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不久释放了谭昌，让他随北伐援鄂的新军北上。把逃到杨美圩躲藏的雷在汉请回南宁谈判，当即委任雷在汉为军政府交通部员，后来又委他为镇安（德保）府长，专事办理收编民军的工作。在南宁的一场即将发生的乱事，不死一人，顷刻消除于无形。
稳定南宁后，陆荣廷便将眼光盯在了浔梧一带。西江流域一向得风气之先，每当国内有事，最先都从这一带蔓延全省。此时此刻的西江一线，沿抚河的平乐、昭平，柳江的武宣、蒙江，桂北的三江、龙胜，桂东的富川、贺县、钟山，一时间，警报纷传。主要是各县会党民军，赶走官吏、杀富劫财，官兵和民军冲突，地痞土匪趁机杀人越货，可谓鱼龙混杂，污水横流，平民百姓遭殃。如果不及时弹压稳定，一旦蔓延全省，后果不堪设想。更有当年的三合会首领、后逃靠孙中山，被委为惠军统制的王和顺，以革命正统自居，声称要运兵西上，夺广西都督之位。梧州城里，公开挂出各种革命名目，不少人以革命党的名义召集群众，发号施令，官吏不敢管。这一带地方已近全省三分之一，又是全省财政的主要来源地，如秩序崩坏，必将全省混乱。此时，这一带各级官府的告急电报如雪片飞来，情势危殆，桂林省城兵变虽被平息，但仍呈不稳之势，沈秉坤撒手不管，王芝祥不安其位，一心要率队北伐离开广西，能负起全省治安责任的，也只有陆荣廷。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令陈炳焜做好边防布置后，即领兵从龙州兼程倍道赶赴省城桂林稳定局势；又令标统任福黎率一标驰援梧州，龙觐光率更大的兵力继后开往浔梧弹压。同时，陆荣廷回电浔梧一带的官员，让他们竭尽全力维持秩序：“浔梧一带，事渐吃紧，非稍示兵威，似难和平了事。现龙镇台（指龙觐光）亲率队伍开拔下驶，节节剿捕，期与梧防军势联一气。所有各州县匪党果系借名扰害地方，即希就近请龙镇台相机剿办，以除民害，以儆凶顽。”
果然，任福黎刚赶到梧州几天，11月18日，王和顺通过革命党人刘古香掌握了浔、梧一带的民军，公开宣布广西是假独立，派前锋巫其祥率200多名民军，并配轮船一艘、大船三艘，鱼雷艇一艘，沿途裹挟率领民军，浩浩荡荡来到梧州。王和顺先为广西会党首领，后追随孙中山，先后发动和指挥了防城、河口、惠州起义，在同盟会中有论功不让黄兴的说法。广西议院推选广西都督时，也有人主张选他，但身为惠军统制的王和顺远驻广东，无法控制桂林省城兵变之后的广西局势，所以议员们都不选他，而选了统率近3万兵力又拥护共和的陆荣廷。但王和顺自认为是老革命党，宣称陆荣廷是假革命，他要杀回广西当广西都督。这次，王和顺派巫其祥为前锋，企图袭取梧州，进占南宁。梧州水陆交通发达，商旅繁盛，是广西财税重要来源地。如果梧州失守，全省军心民心必乱，各地民军叛匪就会乘时而起，混乱局面将不可收拾。陆荣廷抢先派遣任福黎部进驻梧州，可以说占了稳定全省的先机。
巫其祥一到梧州码头，立即派代表知会机关衙门，布告保护各国洋商，以接管者自居。梧州道台沈林一、巡防营统领宋安枢、新军标统任福黎、保安公所所长林绎派人上船，说明天安排妥当，再请巫军正式入城。稳住巫其祥后，三人联名急电陆荣廷报告并请示：“巫其祥派匪徒到县自治公所，勒令交财政，放监犯，缴枪码，并到警局强夺枪枝，当场被警方击毙，巫军借端滋扰，梧城危在旦夕。”说巫其祥派的人是“匪徒”有些言过其实，但“勒令交财政，放监犯，缴枪码”的行为不得不引起陆荣廷重视，他批示：“若系借名滋扰，就严加惩处。”也是刚赶到梧州设防的标统任福黎深知巫军后面必有后援，及梧州万一失守的后果，于是将兵力展开，布置停当后，立即下令巫其祥船队于3小时内退至下关。于是双方发生冲突，任军打死巫其祥民军80多人，俘虏60多人，巫其祥本人乘鱼雷艇逃走，其他的船只都被焚毁。虽然任军反应过度，但起到了镇慑各路民军的作用。其他各路民军听到王和顺派来的巫部覆灭，纷纷折回原地。梧州一带平静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1月21日，同盟会员罗佩珩率民军夺取平南县城后，汇集藤县、武宣、贵县等处民军万余人围攻浔州。其用意在于攻下浔州，北上柳州，举柳州同盟会员刘古香为都督，将浔、梧、柳割据。民军大举围城，桂平巨绅程大章出城阻止，理由是广西已经宣布独立，并积极筹备派兵北伐，不应再以革命之名占据城池。但罗佩珩不听，继续进攻。城内驻军统领和知府不得不关闭城门，并急电陆荣廷解围。陆荣廷令龙觐光率兵由横县赶到浔州，以武力压迫民军停战。民军本想趁城防空虚攻城，看到正规军赶到，由于广西已宣布独立，清军都已改成国民军，民军战斗的理由本来就不充分，就只能停战。
在广西宣布独立、省城兵变前后，各地风云翻滚之际，陆荣廷处置果断、迅速，措施得当，在最快的时间内稳定了全省局势。除了梧州一地出现较严重伤亡外，其余全省各地骚乱没有蔓延，死伤很少。经过龙觐光和任福黎两军弹压之后，陆荣廷决定亲自到这一带进行宣抚，以安人心。12月6日，陆荣廷先行致电梧州绅官及同盟会负责人刘崛、周毅夫、罗佩珩等人：
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首创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使同盟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革命数十年矣，其隐忍蜷伏于满政府之下者恃有兵权以待今日耳。廷意现今时势，正收拾人心网罗人才之日，不论新旧，但肯来归，当即认为同胞，一律欢迎。愿诸君一图之！
电文可谓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得到了各界各派的拥护。因而陆荣廷一行于12月9日到浔州上岸后，民军也主动接受调处、自行解散。民军首领罗佩珩被委以军政府交通部员的要职，原来的知府和知县均留任。针对浔州一带各地零星乱事，就能当年对待游勇一样，陆荣廷指示龙觐光，尽量安抚停战，只有少数负有血案、继续顽抗的才进行镇压。这些正确的措施伴以强大的兵力作为后盾，很快这一带人心大定。龙觐光部最后留驻广东肇庆，牢牢守住了桂东南大门。
12月11日，在浔州城接见各界人士、调处冲突的陆荣廷接到以梧州全体商绅的电报：“闻公不来梧，众大失望，现在民军充斥，是民是匪，如何应付，非公到不能取决。务请到梧一行，决定危局而慰民望。”梧州方面还派代表到浔州迎接陆荣廷一行。 众望所归的陆荣廷决定循梧州军民所请到梧州宣抚。船队一行于12月24日清晨到梧州登岸。陆荣廷谢绝了迎接代表要先到城里通知人们来欢迎的请示，微笑着和随行人员步行，从西门进入梧州军政分府。分府总长沈林一还未起床。陆荣廷不让人扰沈的清梦，静心地在会客室坐等一小时。沈林一起床闻报大惊，为陆荣廷的朴素作风和谦和态度所感动，急到会客室和陆荣廷见面晤谈，当即设席款待陆，但陆荣廷坚持让沈把分府大小官员请来一同入席。沈稍迟疑，陆即表示不如此就不饮。于是，梧州军政分府大小官员和新任的广西军政最高长官陆荣廷把杯言欢，畅谈光复后的广西建设。第二天，广西同盟会负责人刘崛召集梧州各界开会欢迎。刘崛更是擅刻了广西都督的印信送给陆荣廷。都督印信应是议院授予，但刘崛是广西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陆荣廷本欲不接，但随行的陈树勋劝陆荣廷接受下来，免得挫伤了革命党人对他的拥护热情。
当时，在各省独立风潮中，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的位置都争得你死我活，并不缺乏血腥登位的例子，但陆荣廷却以和为贵，以乱为仇，调停息争，以他容纳各派力量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望得到了旧官僚、商绅、立宪派、同盟会的一致拥护。在民初纷乱复杂的政治气候中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巫其祥所部民军在梧州伤亡100多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惨事。为了化解仇恨，陆荣廷还做出一件惊人之举：恳切致电广州，召同盟会员刘古香和巫其祥来到梧州商议，并发给巫部死难民军抚恤白银五千两，由巫其祥转交死难者家属。在梧州城里，陆荣廷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还请当地士绅在河边大办法事，以超度亡灵，尽可能地安慰死难者家属。对于押解到梧州让他处理发落的带头起事的民军分子，没有血债的，一律释放，不再追究。陆荣廷在梧州城住了11天，每天和人谈话，化解各地的怨恨，安定人心，一切就绪后，才于1912年1月4日前往桂林。正如他悄无声息地来一样，走的时候也不惊动地方。不和梧州各界打招呼，不鸣锣开道，甚至不坐轿子，步行登船，扬帆上驶，同样一路经桂平、平乐、怀集、贺县，一路指示官府安民，于1月19日才到达桂林。
开明都督使全省风气为之一变（24）
新任广西最高军政长官陆荣廷沿岸不断停泊，访官访民，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工作作风不胫而走，广西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的封疆大吏所到之处无不威仪赫赫，地动山摇，平民百姓跪避不及的免不了皮肉之苦。而这位陆大都督竟如此朴实、谦逊、亲民，一时纷传各地，听者无论官绅学民，无不交口称赞，衷心爱戴。到达桂林之日，尽管陆荣廷要像梧州那样，想不惊动百姓已办不到了。当年的李宗仁先生还是个少年，亲眼目睹了盛大场面，后来记述到了李宗仁回忆录里：“陆氏由南宁到桂林时全城各学堂、机关和人民团体一齐到南门外将军桥欢迎，军乐与鞭炮之声不绝，场面的热闹，实为前所罕见。”
经过10天筹备，陆荣廷于2月8日正式宣誓就职广西都督。作为长期担任国防重任的守边将领，陆荣廷尽管已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其宣誓的誓词仍充满了稳定边疆以固国防的爱国宗旨，令人动容。誓词中以保国、爱国为前提，声明凡扰害广西及中国者，即为大敌，除之无赦。陆荣廷组建广西政府班子，更是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惟乱是仇”的思想，“用人不拘资格，但取才略，绅民应一体罗致”。第一届民国广西政府班子组成如下：
都督：陆荣廷（曾为同盟会员）
军政司长：陈炳焜
民政司长：陈树勋（立宪派）
教育司长：唐钟元（立宪派）
财政司长：严端（同盟会员）
司法司长：张仁普（同盟会员）
实业司长：韦锦恩（共和党）
各府府长、县长中，有同盟会员多名，不管各派人物，只要诚心拥护共和政体，以国家和广西稳定繁荣为共识的，都一体罗致。
广西拥护共和、支持辛亥革命的积极态度，和及时稳定全省秩序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于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重视。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多次说：“陆荣廷是绿林出身，有义气，现在正在广西执着军权，我很重视他。”又说：“陆荣廷赞成民国……倘能改过自新，忠于民国，未始不可以为广西之利。”
陆荣廷从南宁到桂林就任都督，一路北上安定人心，也不忘观察、思考全国形势，积极设身处地站在南方革命力量一方。正当南北和谈伊始，袁世凯态度未明，袁一面指挥北洋军南下进攻，一面要派人与革命军和谈。其时，陆荣廷正北上到浔梧之间应对处理浔梧事变，但也专电共和建设会、共和促进会等革命团体，称“袁意不可测，议和不可恃，仍宜注重北伐，敝省迭经通告，兹接安庆电，袁果攻颖。坚持共和，望公努力。”这表明，陆荣廷对于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决心是凛然不可动摇的。
清廷内外交困，只剩下了残余力量，只要全国共和力量给予最后一击，就可臻全功。但就在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袁世凯竟不接受“南北和谈”达成的协议，还授意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方48名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还将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撤职。北南之间，以袁世凯代表的清廷势力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剑拔弩张，气氛骤然紧张。1月11日，南方革命军宣布孙中山任革命军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参谋长，筹备分六路北伐。陆荣廷闻讯，于1月13日专电孙中山、黎元洪、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和各省都督，表示反对袁否定议和的行为，要亲自率领桂军参加北伐。就在刚到达桂林9天后的1月28日，陆荣廷接到孙中山的回电慰勉：“北伐之军，要选精锐，执事勇敢无前，贵部亦早有名誉，若得为国前驱，满虏当不足平。惟西粤倚执事如长城，或不必亲行，只遣精队北伐，亦足张我军旅。”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作为地方一省都督，陆荣廷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热忱，积极拥护，也十分激进；而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陆荣廷也是充分信任的。并不因陆的镇南关之役而对他稍有嫌隙。民初这一段时间，陆荣廷和孙中山共同为推翻清廷共同努力，并保持着行政上的正常隶属联系，是陆孙关系最好的时期。鉴于自己在前段时期不得不采取的稳定全省的行为，陆荣廷专门于2月7日专电向孙中山汇报请示。孙中山当即复电：“执事有维持公安之责，秉公执法，无所容其迁避，果真有抢掠劫杀之举动，自要严惩；即系民军，亦以守法与否为断，惟执事审察情形办理可也”，并说“尊处委曲情形，已得陈司令详述”。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态度，表明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后不惜以武力遣散民军以建立共和新秩序的意愿。也让陆荣廷放下心来，专心一意把稳定全省作为首要任务来抓。陆荣廷立即将孙中山态度通电全省：“本都督既奉大总统命令，自应遵照切实奉行。嗣后如有急进少年及民军不守法律之事，各地方官营队务为开导。如或竟敢杀人掳掠、结党成群、扰害治安，即予严拿重惩，决不姑宽。”
2月下旬，陆荣廷把都督职权交由陈炳焜代拆代行，从桂林奔往省内各地巡视。出省城前，专门给各地官署发电：“现在清帝退位，民国统一，革命之目的已达，革命之名义自消。凡属良民，自宜安分守业，同享共和幸福，如有聚众骚扰、打单拜台、杀人越货、焚家劫舍，即为国民公敌，自应尽法惩办，以保治安。”
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指示和授权的陆荣廷放手出巡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联同广东代都督陈炯明一道平定原广西会党首领、同盟会员，宣称要打回广西夺都督之位的王和顺等人非法组织的“扶正同盟会”在广西的活动。所谓的扶正同盟会为达到推翻现有两广都督之目的，滑稽地拥立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为领袖，后来就连孙眉也不得不宣布∶“近有不肖之徒，私立扶正同盟会，冒用鄙人名字，煽惑愚民，妄希第二次革命，似此不法行为，鄙人并未与闻，亦断不承”。
当时民军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纪律废弛，有的与匪无异，因此各省民军相继被下令解散。王和顺等人组织令人啼笑皆非的“扶正同盟会”无非是为了夺权，其统率的民军最后被广东都督陈炯明派兵包围缴械，至此王和顺意图回广西夺都督之位的企图彻底失败。
既得孙中山明示并承认，此前稳定全省秩序的举措并无不当，陆荣廷把惟乱是仇当成准绳，无论是谁，无论何党何派，破坏稳定，有血债者必惩。这一手令人信服，所巡之处无不平定。此前，曾被陆委为军政府交通部员，后任怀集县知事的同盟会员罗佩珩，却乘着调任怀集县知事之际，不待请示擅自处死县议会副议长等4人。县议会是全县的民意机构，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县议会副议长都不能不经请示擅杀。此事如不处理，如果谁自居有功，都行擅杀，全省还不大乱？尽管罗佩珩是同盟会员，但陆荣廷也只能铁面无私，将其押解到南宁枪决。民军首领周绍梅在藤县起事，被省军所俘，陆荣廷下令宽大释放。但周事后仍纠集党众袭击县城，开放囚犯，纠众千余人作乱，被龙觐光带兵平定。周本人逃到广东佛山被俘，解回梧州枪决。
对于有在百姓中有威望的会党首领，只要真心拥护广西新政权，陆荣廷也不惜罗致，甚至委以重任。如对民军首领李立廷的任用就非常成功。李立廷为三点会大头目，是1898年玉林五属起义的首领。当年他率义军十余万围攻玉林州城，玉林城周围百数十里的村庄，到处高竖红旗，大书“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和“吊民伐罪”等标语；人人臂缠红布，途中相遇，互称“契弟”，统称李立廷为“大哥”。由于玉林州城久攻不下，被清军镇压，李立廷只身逃出海外。辛亥革命后，李立廷回到广州，与王和顺、黄明堂等广西籍会党首领领导民军。由于历史的原因，李立廷对桂南一带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陆荣廷于1912年1月诚邀李立廷返回梧州，委为广西省水师第二军统领，驻防藤县蒙江圩，管辖贵县至梧州沿河治安。后李立廷历任南宁都督府军事顾问、梧州水上警察厅厅长等职，尽忠职守，当时在柳、郁、浔、桂四江来往船只，再也不受沿河土匪骚扰。
正式就任广西都督后的陆荣廷马不停蹄地“自邕而桂、而梧，又自梧而邕、而边，巡行郡邑，周视境内，不遑宁处，维持现状，恢复秩序，才力精神，巨细毕至”。当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旗帜下的各省新政权都不约而同地采取武力遣散民军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强力措施，广西概莫能外，剿抚民军的举措无可厚非。在几千年封建政体彻底崩溃，共和民主制度建立的大变之世，在新旧势力并存、社会动荡民变蜂起，还必须兼顾国防的复杂情势下，陆荣廷以保持全省稳定，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为国家、为广西各族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行文至此，不得不为陆荣廷将军表示崇高之敬意！
2月24日，陆荣廷下令执行南京临时政府指示，广西行政人员原有职衔一律除去“钦加”、“钦命”称号，“大人”、“老爷”称呼取消，官员互称，以“先生”或“君”称之。焚毁刑具，不得刑讯逼供，不得蓄辫、缠足、赌博、吸食鸦片等等。新政一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1913年3月，陆荣廷又下令颁布《广西临时约法》，全文如下：
广西临时约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本约法在中华民国宪法未施行以前，为广西根本法，都督及全体官民共守之。
第二条 广西依旧有土地为其境域，统属于中华民国，组织广西政府统辖之。
第三条 广西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司与议会、法院构成之。
第二章 人民
第四条 凡本国人居住于广西境者，皆为广西人民。
第五条 人民一律平等。
第六条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得自由住居迁徙。
第七条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得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
第八条 人民得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审问、监禁、处罚。
第九条 人民得自由保有家宅，非依法律所定，不得侵入搜索。
第十条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得自由营业。
第十一条 人民得自由保有财产。
第十二条 人民得自由信教，但以不害安宁秩序，不背人民义务为限。
第十三条 人民得自由通信，非依法律不得侵其秘密。
第十四条 人民得依法律提起诉讼，请求审判。
第十五条 人民得请愿于议会。
第十六条人民得诉愿于行政官厅。
第十七条 人民具有法律所定资格，得任文武官吏及就其他公务。
第十八条 人民依法律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十九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二十条 人民依法律有当兵之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本章所定人民之权利，如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都督
第二十二条 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得连任。但连任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三条 都督代表广西政府，总揽政务。
第二十四条 都督有提出法律案于议会及公布法律并执行之权。但对于议会议决之法律及其他事件不以为然时，须与政务部各部长连署于定期内提出理由书，付议会再议，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五条 都督为保持公共安全及避其灾危，视为紧急必要，且在议会闭会中得与政务各部长全体连署发布可代法律之制令。但事后须提出于议会。若议会不承诺时，当公布以后，此制令失其效力。
第二十六条 都督于法定议会开闭时期外，遇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二十七条 都督于议会开会时，得莅会或命委员到会发言。但不得加议决之数。
第二十八条 都督统帅全省水、陆军队。
第二十九条 都督制定文武官制、官规、官俸。但须得议会之同意。
第三十条 都督依法律任免文武官吏。但任命政务司各司长及高等法院、典试院、法官惩戒院、审计院、行政审判院院长，须得议会之同意。
以上各长，若在议会闭会期中任命时，至下期开会，应求承诺。
第三十一条 都督依法律给予勋章及其他荣典。
第三十二条 都督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三条 都督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
第四章 政务司
第三十四条 政务司各司长，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负其责任。
第三十五条 政务司于其主管范围内与都督连署，得提出法律案于议会，并得到会或派员到会发言，但不得列入议决之数。
第三十六条 政务司编制预算，募集公债及缔结本省公库负担之契约时，须汇呈都督提出议会经其决议。
第三十七条 政务司于都督公布法律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其主管事务须自署名。
第五章 议会
第三十八条 议会由人民选出之议员组织之。
第三十九条 议会议决法律案及预算、集募公债与本省公库有负担之契约。
第四十条 议会审核决算并预算外之支出，如认为不适当时，得否认。
第四十一条 议会议定典试院、法院、法官惩戒院、审计院、行政审判法之官制、官规及考试惩戒事项。
第四十二条 议会得质问都督及政务司求其答辩。
第四十三条 议会得受理人民之请愿，并公断、和解地方自治团体之争议。
第四十四条 议会得弹劾一切官吏、公务员之失职违法。
第四十五条 议会得与都督及政务司共同协议答复中央之咨询或提议事件。
第四十六条 议会答复本省都督及政务司之咨询事件。
第四十七条 议会于每年法定时期自行集合开会、闭会，其有必须延长会期及临时会议，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八条 议会须有总员半数之出席，始得开议，有出席过半数之可决，始得议决，可否同数时，议长决定之。
第四十九条 议会议事须公开之。但有都督之要求及出席议员过半数之议决，得秘密会议。
第五十条 议会议员以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出议案。
第五十一条 议会议员在会内之发言、表决、提议，在会外不负责任。但用他方法表于会外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二条 议会议员除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及现行犯外，在会期中，非得议会许诺，不得逮捕。
第六章 法院
第五十三条 法院以广西政府之名，依法律审判民刑诉讼，独立不羁。
其行政诉讼及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法院不得受理。
第五十四条 法院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组织之。但高等法院长官之任命，须得议会之同意。
第五十五条 法官除受刑法宣告及受惩戒处分外，不得免职。
第五十六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
但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良善风俗者得秘密审判。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约法有议会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得提议修改，须另组织约法改正会改正之。其组织方法，另以法律规定。
第五十八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广西临时约法》是民初广西民意机关制订的全省根本大法，闪耀着民主政治的理性光辉，是广西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部地方法律。它的诞生，和作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的陆荣廷努力分不开。
在千年制度崩溃，破旧立新之际，陆荣廷实行了开明、包容、和平稳定的治省政策，一时全省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大官小官鸣锣开道的现象不见了；作揖打千，跪拜的作态一时俱废；大人、老爷称呼在民署机关中成为废称。尤其是身为最高长官的陆荣廷更是身体立行，以身作则，在带动全省风气转变之中作用尤巨。
从梧州北上桂林时，经过桂平上岸住宿，事先闻知的桂平各机关团体及群众都到码头列队欢迎。陆荣廷根本不听当地官员的劝告，更不畏惧坏人行剌，而是和群众零距离见面，笑容可掬。百姓们为了瞻仰陆荣廷的风采，争先恐后地挤到他身边，一时拥挤不堪。欢迎的人群七嘴八舌：“都督到了，推翻清朝了，大家好了！欢迎陆都督！”陆荣廷也亲切地说：“好，好，好好，大家都好！”陆荣廷此时的地位相当于前清的巡抚，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手执一省最高权力，高踞于数百万人之上，生杀予夺，平头百姓哪敢仰视，而今竟如此亲民，群众十分感动，又主动地说：“没有清朝了，不要辫子了，大家剪辫子吧！”一时间，无论是官兵，还是群众，竟簇拥在陆荣廷身边互相剪起辫子来。陆荣廷之人格魅力，可见一般。
还举一例：陆荣廷刚就任都督，桂林各中等学校教员、学生组织演出话剧，筹款慰问北伐的学生军。陆荣廷欣然应邀参场首场演出，为了鼓舞演出中激起的革命情绪，陆荣廷当场认捐500元。后来，此款汇往前方。
经过陆荣廷的一系列开明举措和艰苦努力，八桂大地平稳地过渡了千年之变，树立起了民主、自由、安定边疆的社会风气。在中华大地的版图内，地处蛮荒、偏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省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的时代。
在迁省南宁风潮中秉持公心（25）
严格来说，民初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最初并不是陆荣廷的动议，陆荣廷也没有利用都督的权利进行任何干涉。在这场迁省风潮中，陆荣廷秉持公心，一是充分尊重省议院议员们的意见，二是适时将实情向中央上报，由中央裁决，自始至终坚持了最大的民主。
广西作为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其统辖机构设在桂林，元代开始，明清沿袭，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原因是当时桂西各土司都是朝廷的羁縻对象，其属地属民均视同化外。但对于国防而言，南宁的国防重地地位自古有之，南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统辖机构驻地的历史比桂林还要早。唐时，广西设邕容桂三管，观察使驻治，总隶于岭南西道；其后，罢桂管，又罢容管，均隶于邕管。唐咸通年间，分设岭南西道，以节度使驻邕州。唐之道，相当于今天的省。就是说，从唐代开始，南宁已是广西省会。尽管宋、元、明、清四朝，在桂林以南尽是化外之民的情况下，统辖机构驻桂林无可厚非，但到了清末进入民国，在改土归流已基本完成，边地之民归府州直接管理的情况下，加上兼顾国防的需要，统辖机构仍驻桂林就不合理了。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日迫，云南和广西遭受法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光绪皇帝在给军机大臣的谕电中指示：“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通处，后患不可胜言”。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刚平息了广西的游勇之乱，就与当时的广西巡抚林绍年条陈清廷，认为“广西省城僻在东北，控制不便，拟移巡抚驻扎南宁，即南宁府治建为省会”。但当时在清廷的广西籍京官御史石长信、工部左侍郎唐景崇等百般阻扰，这个建议遂如石沉大海。岑春煊、林绍年的奏议虽被束之高阁，但他们指出南宁国防地位的重要性不得不引起反对迁省的桂籍京官们的重视。岑、林的奏议上去不久，石长信、唐景崇向朝廷提出将统辖全省边防军的“广西提督移驻南宁，原驻之右江道改为关道”、“于南宁添设督抚行署，以备该省疆臣随时巡阅，相机布置。”实际上，南宁在国防上的便利显而易见。南宁离镇南关仅200多公里，离龙州也是200多公里，离北部湾还是200多公里，不仅可以作为边疆海上、陆上的增援前进基地，也可以掩护后方纵深。从军事角度考虑，南宁作为省会拥有无可置辩的理由。从行政上考虑，桂西改归流完成后，广西省直接管理的地域也大得多，省会驻邕更便于行政；从经济上考虑，南宁是左右江的贸易集散地，又有两河之利，成为经济重镇也是可期的。这一点，作为近代名臣的岑春煊看到了，陆荣廷也不是没有看到。
到了1909年，广西咨议局成立，各府、州、县议员再次把迁省南宁议案提出，得到大多数议员赞同。但桂林少数议员却极力反对，在会场上激烈抗议。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支持桂林议员，从中作梗，此议又被搁置。但广西议员中已明分出两派，互为龌龊。民国建立之后，这事又由议员们重提出来，遂演成民初广西的迁省风潮。
就在陆荣廷离桂林赴各地出巡，惩办土匪、安抚民心之际，这事竟愈演愈烈。其实，陆荣廷还没有出巡前，就有桂林知名人士魏继昌、众议员梁昌诰面见陆荣廷，让陆出面表态反对迁省南宁。作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陆荣廷知道自己态度的重要性，为了充分尊重民意，他不打算倾向于哪一方，一切以民意为准。在魏、梁二人极力纠缠的情况下，不得不说：“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看到两人急得要跳起来，只好表示：“你们都知道迁省不是为我私利，为什么要为了你们私利而反对呢？好，就交省议会讨论。”要求迁省的人士卢汝翼、蒙民伟等人也来面见陆荣廷，陆荣廷也并不轻易表态，只答复：民国应以民意为主，我惟民意是从。
先是1912年4月，副议长黄宏宪，与议员雷殷、蒙民伟等提出将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的议案，得到大多数同盟会议员的赞同，他们代表浔、梧、柳、邕地域，占议员中的大部分，这些议员被称为新派，主张迁省会于南宁，以摆脱旧势力的影响。原主张立宪的议员为旧派，为首的是秦步衢（副议长）、萧晋荣、王乃昌等，代表桂林、平乐两府，反对迁省会，借以保持其在桂东北的政治优势。秦步衢此人虽出身秀才，少年时学习击剑及拳术，孔武有力，此时以副议长兼桂林团练局团总，性格粗暴。秦步衢在会场中与主张迁省的议员争论，竟然以墨砚击人，以武力相威胁：“老子要武力对付”，引起了主张迁省的新派议员们的极大反感，新派议员纷纷以受到威胁为由，三三俩俩赴邕。广西议员总额96人，最后在南宁集合的竟有78人，已超过五分之四。赴邕议员根据广西临时约法四十七条“议员自行集合开会”，在南宁宣布成立广西临时省议会，推苍梧人林绎为正议长，邕宁人雷殷、百色人杨煊为副议长，通电中央和省内外，并电召桂林议员来邕开会。但桂林议员虽仅有十几人，也自行在桂林成立广西临时省议会，也向省内外通电成立。广西的迁省风潮经民初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报纸《民立报》报道，一时成为哄传全国的事件。
南宁等府议员以抗议桂林方面的武力压迫为名，离开桂林，齐集南宁。4月9日这一天，除桂林府议员外，其余议员在南宁开会，设立“迁省集议所”，又依据《广西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成立广西临时省议会。19日，桂林府议员在桂林也成立广西临时省议会，以对抗南宁的广西临时省议会。
正出巡在外的陆荣廷接到“南宁议会”的电邀，一开始还站在“桂林议会”一方。在他认为，不管是否迁城，必须由正式议会提出议案，以正式表决，呈请中央政府公布施行才为合法。议员自行到邕集合，于法无据。他当即要求“南宁议会”立即解散，回到桂林开会。但被“南宁议会”拒绝了，他们提出，议员自行集合开会，临时约法有根据，应该少数服从多数，一切以民意为依归。“南宁议会”由十四府议员集合组成，而“桂林议会”仅有少数议员，民意何在，众目睽睽。两个议会互相攻击，“桂林议会”指责“南宁议会”是非法议会；“南宁议会”讥讽“桂林议会”是私人议会，纷纷通电中央及省内外。最后，“南宁议会”代表的十四府各自治会、各中小学校、各教育会、各商会、各团体发出通电：“省邕则纳税，省桂则不纳税！”“南宁议会”向陆荣廷发出“万急电”再次请他来邕。接电后的陆荣廷也没有轻易表态，只回电一旦中央同意迁省，他才能赴邕。局势演变至此，加上省内民军土匪不靖，身为都督的陆荣廷忧虑万分。迁省风潮开始时，陆荣廷因籍在离南宁不远的武缘县，为免有瓜田李下的偏袒之嫌，即使他认为迁省理由充分也不对迁省争端双方进行任何干涉。甚至身离省城，不愿听闻双方论战，但竟闹到这种地步，再闹下去广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桂林方面的一些人士态度也开始转变，马君武、陈树勋、魏继昌、何锡龄、陈用光、黎民新等由桂林到南宁，和南宁人士一同商议迁省。平乐府也不再跟桂林府跑，平乐府参议两会就迁省问题开会，然后专电中央，要求将省会迁到南宁。各方情况汇报到身在龙州巡视边防的陆荣廷，陆荣廷才电达中央，通电省风外，提出顾及桂林人民心理的折中办法，“审察民情向背，势不能不徇多数人民之请。”拟出“以南宁为行省，都督居之，议院及铨叙、法制两局先行建设，桂为旧地，六司暂驻，以维市面，而安人心”。中央参议院讨论广西迁省问题，赞成者居多数，遂提出报告书：“大总统据桂督主意，欲将都督府及省会暂驻南宁，各司仍驻桂林，虽于行政不便，亦属调停之苦衷，本院宜予同意。”
袁世凯综合各方意见，令国务院电陆荣廷批准这一方案：“奉大总统令，号电悉。前电宣布都督议会暨法制铨叙两局，随同建设，六司居桂。是为调停桂邕内讧起见，自应切实遵行，以免再有争执，该都督以民政财政最关重要，电饬该两司长亲到会场，宣布政见。余司仅令派员赴会，既使政府得议会联络之益，又不背原电六司居桂之旨，办理妥协，无任欣慰。希抱定宗旨，力予维持，以后关于各司应迁应留，一听议会公决。如有妄肆蜚言，淆惑观听者，应由该都督依法办理”。陆荣廷接电后，即转电到桂林广西都督府，转电告桂林议员赴邕开会。1912年8月28日，陆荣廷携都督府参谋长林绍斐、秘书朱为潮到南宁，并亲临迁往南宁的省议会发表讲话，说议会为代表民意的机关，必能发扬民权，为社会造福。本人受全省父老重托，自当绝对尊重民意，一切以民意为是，维护民主利益，尊重议会决定。
10月17日，议会正式表决“迁省”案，到会83人，赞成者70人，获多数通过，南宁从此成为广西省会。11月，民政司首先迁来南宁，其他各司在第二年陆续南迁。历时大半年、轰动全国的民初广西迁省风潮宣告结束。
事实证明，陆荣廷尊重民意迁省南宁，是具有独特眼光的战略举措。综观整个过程，陆荣廷在迁省之争中始终保持公心，并没有因家乡近南宁而在迁省问题上暗藏私心，故作姿态。迁省之争是广西近代以来在新旧社会选择中一场碰撞，迁省南宁使得广西各族人民企望的“桂人治桂”得以实现，并促进了广西近代化的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处于迁省风潮的旋涡之中，又在出巡弹压各地民军和土匪的戎马倥偬途中，陆荣廷仍时时关注着新生的民国政权的全国局势。这时的陆荣廷，对孙中山衷心拥护，其革命性较之当时的各省都督尤在前位。
这年的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清帝逊位。孙中山履行对袁世凯的承诺，向临时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提出建都南京，新的临时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等条件，但袁世凯推出各种理由迟迟不南下。2月15日，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广东都督陈炯明发出“咸”电支持孙中山主张。16日陆荣廷发出“铣”电响应陈炯明：“粤都督咸电，钦佩莫名，迁都北京如果实行，陆荣廷当亲率精兵百队随陈督后，克日出发，与各都督会师中原，务望前敌诸公努力争持”，以彻底摧毁旧势力。这是中华民国立而未立的关键时期，陆荣廷自告奋勇提出的第三次要亲率广西军队北上，以臻民主共和全功了。第一次是汉阳、汉口陷于清军之手，武昌危急之时；第二次是南北和议袁世凯让北方48名将领威胁南方革命党，孙中山组织北伐军，而清帝尚未退位之时；这是第三次。尽管三次由于形势的变化都没有成行，但陆荣廷对古老中国千年巨变中历史进步的热切期望和对共和革命的拥护，这种一往无前的爱国精神和坚定不渝的革命性、进步性百年而后令人追思不已。
2月17日，陆荣廷又致电孙中山“清帝既已退位，南北自应一统，孙总统因爱平和，功成身退，拿破仑、华盛顿之勋业，无以伦比。袁公世凯既系实意赞成共和，举任总统，自能胜任。参议院本无选举之权，为大局平和起见，委曲求全，亦不再加责备。但国都地点，现在必定南京，袁公未到之前，孙公万万不可退位”。但北京发生兵变，形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紧张局势，南京方面只好同意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各省邀请孙中山访问的函电纷来，5月5日，陆荣廷也特意发电邀请孙中山到广西视察，赞扬孙中山是“革命元祖，世界伟人……务请假道南关，俾荣廷得聆诲言，藉收策进共和之效”。时在广东的孙中山也愉快地回电：“倘粤各事稍就绪，有暇必到桂一行，藉以畅叙生平为快也。”此时的陆荣廷，对于推翻清廷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充满了朴素的感情，除了尽心尽力地处理着省内军民政事，也以满腔的热忱服从和拥护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
军政合一，整军治省(26)
191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陆荣廷为广西都督，
1913年4月，陆荣廷被特任为广西督军兼民政长。迁省风潮既平，陆荣廷合军政权力于一身，可以集中精力，对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此时，地处偏辟的广西社会经济状况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1912年，陆荣廷已54岁。他从出生到今天的历史，就是广西半个世纪的动乱史。在他看来，这半个世纪，广西没有一日安宁，人民享受不到半点安定的生活。自19世纪50年代“洪扬之乱”使陆荣廷遭受了丧父之痛，清廷对广西各族人民进行长达20余年的镇压，百姓苟延残喘，村圩破败，百业凋零。接着是波澜壮阔的中法战争，战场从越南中部到广西边关，中国军队云集边关。当时，广西的百姓们虽苦，但恨外国势力甚于腐朽的本国政府，各种反政府的会党纷纷投身于抗法，百姓们更是减衣缩食，也要供应抗法军队的后勤，使本来就已受破坏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光绪年间的《广西通志辑要》序言介绍了当时的民不聊生的境况：广西各地“城市萧条，巷里羶腥，狐兔纵横，盈心骇目”，民间“十室九空”。中法战后，由于当政者的短视及管理能力的低下，大量被裁的官兵纷纷成了“游勇”，民间反政府的会党又重新蜂起，加上天灾，迄至1904年广西成了盗匪世界，不啻于人间地狱。民国是建立了，广西的秩序总算是稳定下来，可面临的财政近于空虚。首先，清末每年从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拨给广西的“协饷”38万两白银也因各省自主断绝了。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财政预算收入为453.5万余两，支出584.5万余两，相抵赤字为131万余两。广西历年财政收支节余下来的花银作专款储于银行的200万余两，到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时仅余下90万余两。而储存主要行政开支的藩库，在沈秉坤、王芝祥先后率北伐军北上时，即把所存银两提取殆尽。新成立的都督府就连最起码的军政开支都极为困难，遑论顾及民生了。陆荣廷治理广西之初，财政山穷水尽，百业俱废，人民嗷嗷待救。民军、土匪平定之后，就是治理社会经济问题，如果治理不好，民生无救，全省将重新沦为盗匪世界。
首先，组织民政公署，在民政干才陈树勋、林绍斐、李开侁、崔肇琳、苏绍章等帮助下疏理全省民政，在桂西继续进行最后阶段的改土归流。将前清的府、厅、州制废除，将广西原有十五府的区划改划为玉林、柳江、苍梧、南宁、镇南、田南六道，道下设县，县衙门改称县公署。各县成立县参事会、县议事会。取消六房三班，设管卷员代替房科管理档案，改亲兵为警备队。
在经济上全面清赋，实行包税、开征烟赌税。改朝换代之世，人口逃亡，土地占有情况混乱，清赋是当务之急。陆荣廷的民政班子制订出《清赋章程》十六条，各道、县严格执行。1912年广西田赋约100万元，经过几年清赋后，至1916年增加到约250万元。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田多粮少和田少粮多的现象得到改善，也得到农民的拥护。其次，在税收方面，对已实行的“统税”，采用包税的方式。新增一些合理税种，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和广西毗邻的云贵高原，种植大量罂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地。广西的民国新政府允许商人进入鸦片生产区贩运、销售鸦片。由桂西到桂东的百色、南宁、靖西、梧州形成鸦片外销走廊，鸦片的过境税、营业税和武装保护费等等，年收入百万元以上，几占广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两广人民，因近港澳之故，风气所染，赌市盛行，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彩业。于是开赌征捐每年也可征收百万余元之数。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也延续发展博彩业，每年征收的赌捐竟达二千余万元。
除以上措施外，在民政公署中设实业司，把办实业摆到政府重要办事职能，不仅广西近代工业得以发端，其他如传统手工业和农、林业的亦有相当发展。
最值得称道的是，陆荣廷敢于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发行广西纸币。都督府下设财政司，直接管理广西银行，并进行改制，发行纸币。在陆荣廷主政广西之前，在广西，甚至全中国，都使用银两、银元、铜元、制钱等重金属货币，不适应大范围、大规模的商业交易。陆荣廷发行广西纸币，无疑具有巨大魄力和远见，获得很大成功。在他治桂期间，纸币币值稳定，百姓十分乐用。直到旧桂系崩溃后，币值虽受了影响，但仍能在一段时间继续在市面行使。至于最后作废成为废纸，已不能将责任全推到旧桂系的身上，因为一个政权已经崩溃，它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陆荣廷主政10年间，广西纸币信誉很好，在全国，甚至在香港都能兑换。一元广西纸币可兑港币一元三角多，在汉口银行，一元广西纸币也作大洋一元计算，可见十分坚挺。
社会经济、税收理顺，百业草创待兴，在军事上，陆荣廷将各地军权统一，下令取消各地军政府。共和建立，新军的使命主要是国防，于是将新军编成两师边防军，序列如下：
全体边防军直辖于都督（后为督军）
广西陆军第一师（驻桂林）师长：陈炳焜
一团团长：陈坤培
二团团长：贲克昭
三团团长：刘炳宇
广西陆军第二师（驻龙州）师长：谭浩明
一团团长：黄榜标
二团团长：陆裕光
全部巡防营旧军编成国民军七个军，序列如下：
全体国民军直辖于都督（后为督军）
省防军（驻桂林）统领：秦步衢
第一军（驻龙州）统领：谭浩明兼
第二军（驻百色）统领：黄培桂
第三军（驻南宁、梧州）统领：龙觐光
第四军（驻玉林）统领：夏约白
第五军（驻柳州）统领：刘古香
第六军（驻庆远）统领：陈朝政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陆荣廷运筹擘划，殚精竭虑，结束了广西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局面，尤为可贵的是，社会经济出现了经过凋敝半个世纪之后的复苏迹象，久经战乱的广西各族百姓终于得到了喘息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逐渐稳定下来。
二次革命.蔡锷和陆荣廷英雄所见.潘乃德无功而返(27)
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身经百战的边疆将领，陆荣廷深知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是抵御外侮的最可靠的基础。守边就是为了卫国，国家在一个守边军人心中就是全部的精神源泉，无比神圣。在面对强邻虎视的边疆地区，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一旦失去对国家的忠诚，他就可以去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分裂国土。陆荣廷这几十年百战余生，他忠于的“国”，也许由不同的政权管理，或者是大清政府，或是民国政府，但国只有一个，就是苦难的古老中国。在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后，他心中的“国”的代表，就是初创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已迈出历史的巨大进步，不再是封建专制，而是共和民主。这个“国”稳定、强大，外敌才不会欺凌，边疆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纵观陆荣廷在民初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惊天动天，如何不为人所理解，但决离不开一个原则，就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外，唯乱是仇！在他的心中，“国”大于一切，大于“党”，而不是“党”大于“国”。“国”就是他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来维护的终极目标。陆在武鸣陆氏宗祠大门树碑，上题：“卅年救国 百战余生”，不仅以“国”来激励自己，也在告诫后世子孙。正是由于这个崇高的信念和使命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至今仍被民间传颂的爱国英雄。陆荣廷拥“袁”，是因为袁世凯是合法的国家元首；反“袁”，是因为袁世凯要葬送民国，自己当皇帝，民国将亡于袁氏之手。陆荣廷崇敬、拥护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是民国开国元勋，革命领袖；不支持孙中山，是因为孙要在“国”仍合法，元首仍合法的情况下动兵，或强行“二次革命”，或要“北伐”，行同叛国。陆荣廷还有一个最闪光的行为底线，一切以国家和社会稳定、爱护百姓为准则，主政桂省十年，护国、护法两次大规模出兵，平定民军、驱除龙济光等等多次动兵，广西民间竟然波澜不惊，社会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章炳麟评价他“……其后仍岁出师，未尝加赋，囊中无余金银……”，曾为陆荣廷秘书长的崔肇琳也说陆荣廷“治桂十年，虽为维持大局，迭次出师，然未尝加一税，募一捐……”。这些评述和民间口碑，足见陆荣廷爱民、亲民之心。如此巍巍陆公，殁后近百年，竟没有一个后世史家洞悉其心，日月之明竟埋于瓦砾尘土，只有百姓们心知肚知，至今仍对陆公津津乐道，还是老话说得好：公道自在民间；公道自在人心！
1913年上半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之后的广西仅维持了一年的粗安，百姓刚稍得喘息，又差点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乱。其实，早在“二次革命”动乱的苗头点燃，陆荣廷此时是国民党员，按理应与国民党保持一致，但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革命党有过几次互不完全信任的“合作”的他不得不再次陷入忧虑之中。根据他的观察，这次所谓的“革命”又是一次盲动，而且是一次极其轻率、理由不充分的，撼动民国根基的动乱。作为一个以卫国和护民为至上的职业军人，陆荣廷尽管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也应景式地参加了国民党，但他心中的原则始终未变，职业军人的操守就是卫国保民，决不能为党派所利用。这也是他一度加入国民党，但“二次革命”后绝口不再提此事的原因，就如同他参加了同盟会，但镇南关之役后不再提起一句一样。
１９１３年２月，组建不久的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胜，获得国会多数席位。３月中，袁世凯电邀宋教仁北上。３月２０日晚１０时多，宋教仁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在检票口处，有人向宋教仁的后背开枪。宋教仁当即倒下，于3月22日凌晨在沪宁铁路医院逝世。电报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十分骇异，顿足叹道：“怎么好呀！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宋教仁的字），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难办事了。”这种表现不管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不是在演戏或是出于真情，但他于当日即致电吊唁。第二天，袁世凯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并说：“……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阻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方今国基未固，极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貌法横行，匪惟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
但江苏方面很快却查出了惊天幕后：凶手是武士英，指使者是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电本及函电多件均被搜出，函电中牵涉国务总理赵秉均。由于证据表明应桂馨和赵秉钧、洪述祖有通讯联系，后两人有嫌疑。但仅是嫌疑，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是否袁世凯主使就更无证据了。袁世凯和赵秉均是否真是主使者，必须经过缜密调查，由法庭公平审判后才能做出结论。但国民党内很多人据此即情绪化地认为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赵秉均，赵的背后就是袁世凯。黄兴当即写了一副挽宋教仁的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
面对国民党的指责，袁在答复安徽都督柏文蔚时说：“钝初被戕，正为人才痛惜。而一般昧昧者，乃以风影之词，嫁祸政府，无论钝初人物为有识之者所宜爱护，即以手段而论，政府虽愚，亦何至卑劣至此！现在罪人即得，自可按法办治，无庸深辩。”袁世凯的话倒也显得无懈可击，入情入理。
宋案演化至此，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袁世凯和赵秉均就是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国民党方面只是推测，但法律不能凭推测定案，社会上其他政党，包括很多知名人士黎元洪、汤化龙、梁启超等，并不认同国民党的看法。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仍然主张拥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案认为是中央政府财政危机所必须，不能反对，只可以监督用途。而宋教仁案，进步党主张以法律解决之。国民党高层对宋案的看法和孙中山相左者也大有人在。
但国民党方面，仍继续攻击袁世凯，包括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不仅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反对借款，就国民党军界政界的要员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也通电斥责袁借款是：“藐视国会，违背约法，”“丧失主权，要求立罢此议”；还表示“一息尚存，此心不死，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民！”
由于国民党受孙中山的影响极端情绪化，进步党等中间力量遂倒向袁世凯阵营，国民党反成了少数派。
岑春烜、伍廷芳等人见时局严重，特派代表入京见袁世凯。袁对岑春烜的代表蓝建枢说：“今日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
其实，宋教仁一案发生后，袁世凯开始很被动，但他有理有节优抚家属，送宋子留学，下令严惩凶手，批准赵秉均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并表示依法严处。对国民党的声讨、谩骂不厌其烦地解释，逐渐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现有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赵秉均、袁世凯就是指使者。命案是法律范畴，法律是靠证据，不是靠推理臆断，袁、赵的辩解合情合理；但国民党的过激反应却让自己失去了人民群众和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给袁世凯决心摧毁国民党创造了有利时机。看到国民党日益孤立，袁世凯终于公开表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至，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叫人捣乱，……彼系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
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发动二次革命。
在民初中国司法空前独立，新闻空前自由，国会对元首有制约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弃法治而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武力，有违追求安定的全国民意。最严重的，国民党还是在以弱小的力量挑战强大的北洋军，肯定必败无疑。在当时，别说是身为一省都督兼民政长的陆荣廷明白，就是全国大多数百姓也心知肚明。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几年后和陆荣廷一起兴护国之师埋葬了袁氏政权，此时的态度和陆荣廷极为一致。两位当时的守边名将，虽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竟然在经历、秉性等方面有诸多一致的地方。两人都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职业军人，都是守边名将。蔡锷早年矢志反清，虽一度加入同盟会，却从不以同盟会员自居，到后来世人竟大多不知道他曾为同盟会员，这和陆荣廷类似；蔡锷一度加入统一共和党，但为了保持军人的“不党主义”脱离该党，转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这与陆荣廷一度加入国民党，但又超乎国民党之外，“二次革命”后看到国民党动不动就要凌驾于国家之上，更不再以国民党员自居类似。两人由于长期在边疆的关系，对警惕外敌入侵、保持边疆稳定、国家至上的看法也很一致。蔡锷在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时起，沙俄一直在策动外蒙脱离中国，1913年7月当看到中国的“二次革命”乱象，更是加紧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而英国在1912年以来一直以西藏问题同中国纠缠。法国在越南更是鹰视狼顾，但慑于当年的“陆特宋”率领几千游勇以最杰出的山地丛林战术与法军周旋，及今天的陆荣廷都督之声威才暂作壁上观。可以说，当时的列强都在耽耽思逞。国家政局稳定，才能抗外侮，这是蔡和陆两位当年的守边名将的切肤体会。而陆荣廷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世人皆知：“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处，惟乱是仇！”有资料表明，直到陆荣廷担任广西都督后，他仍在暗地支持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甚至引起了外交风波。陆荣廷人生中最宝贵的十余年都在和法国侵略者对抗，相比之下感受更深。
在“二次革命”前的宋案风波中，虽然是暗藏祸心的窃国大盗，此时身为合法国家元首的袁世凯的做法却合情合理，无可厚非，赢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拥护合法的国家元首就是对国家的忠诚。蔡锷和陆荣廷规劝、调解国民党方面无效，只能转而支持袁世凯。蔡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如何迅速稳定“二次革命”蔓延地区，并派兵进入响应“二次革命”的四川；而陆荣廷及时压住省内还未成势力的“二次革命”苗头，并支持龙济光回广东稳定局面。“二次革命”的后果，倒致了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因挑起战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合法铲除。非袁氏北洋军势力之外，仅剩滇、贵、桂数省。由于在国内再也没有制约袁氏的力量，袁氏悍然实行专制，图谋称帝，给中国历史带来严重倒退。如果没有“二次革命”，在民国初建的民主气氛空前浓厚，司法空前独立，国会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如能采取合法斗争，凭其在国内压倒性的优势，袁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的可能性极小。何况，当时正式总统的选举即将举行，宋案让袁世凯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天下人的眼皮底下，万分被动。司法已经介入，甚至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均都发了传票，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袁氏只要稍有问题，不难为世人所唾弃，也决不可能当上正式大总统。
“二次革命”还有一个最恶劣后果：它开启了武力干涉法制的先例，中国虽从几千年家国王朝的封建专制中脱离，但从此陷入了无人遵守法制的时代。各路军阀为私利任意干涉政治，随意兴兵。国民党也执意要“北伐”，最后北伐成功，中国成了国民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党国”。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持有军人、党派决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这种远见的职业军人仅有蔡锷、陆荣廷两人。惜乎蔡公年仅34岁，于讨袁胜利后乘风而去，仅剩陆公一人，既要阻止段祺瑞悍然毁约法，以一派势力的“武力统一”主宰全国；又要阻止孙中山不守法的“北伐”，欲以一党势力凌驾于国家之上。陆公以年迈余躯，殚精竭虑，最后竟崩溃于段祺瑞和孙中山的合谋之中。囿于壮族民族性格的原因，从乞丐、孤儿出身，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百战余生的陆公外形朴拙，内心艰忍，其政治主张未能形之于著作，广为世人所知，但以其所作所为，足使中华后人深思，再深思！
蔡锷与陆荣廷在历史上没有见过面的记录，但两人却似心有灵犀似地对“二次革命”进行相当一致的反应。
但国民党一派情绪失控，要起兵革命，袁世凯北洋军也在调动应变，战争一触即发。
战争爆发前，黄兴派密使带上一副“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对联去面见蔡锷，约他一同举兵，蔡锷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记述，“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无独有偶，衔孙中山、陈炯明之命的密使潘乃德也在7月13日来到南宁见到陆荣廷。潘乃德将陈炯明写给陆荣廷的信交给他。信内夹有孙中山电陈炯明派员联系陆荣廷的附件，以及广西多名国民党员联名劝陆荣廷与国民党共同讨袁的信。潘乃德把国民党方面愿望向陆荣廷作了传达。和蔡锷一样洞察全国局势，并有着相同政见的陆荣廷毫不客气地当场提出这事不好办！指出：“现在北军大批南下，这些军队多是久经训练之师，势力雄厚，而且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内部不稳，湖南谭延闿的态度不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我们不宜多此一举。我能维持广西治安，使广西得假以时日从事建设，就好了！”并严肃让潘乃德转告国民党在广西的重要人员、时任柳州国防军第五军统领，并掌握柳州府各县政权的刘古香：“闻得刘古香等在柳州将有所举动，你与刘认识，请你转告他，不可妄动。否则我是不客气的！”潘乃德和陆荣廷谈了一个多小时，只好告辞而去，无功而返。与蔡锷对袁世凯的判断惊人一致的是，在“二次革命”发生前，陆荣廷虽通电宣布“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抱着唯一宗旨”，“与中央共安危”，表示坚决拥护合法国家元首袁世凯，但在与身边亲信骨干陈树勋谈及各地盛传袁世凯将要称帝时，态度十分鲜明，当即表示：“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硬要当皇帝，我一定要打倒他。”（《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为了民国稳定，陆荣廷全力维护中央；但对恢复帝制，坚决反对——其态度和蔡锷如出一辙，不能不说是两位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人政治家对时局拥有不约而同的洞察力。和蔡锷一样，之所以反对“二次革命”，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共同抵抗列强欺凌的耽耽之心，并非“拥袁”，或者“反孙”，针对个人。
国民党方面仍不死心，让当年身为两广总督，提拔陆荣廷，被陆荣廷视为恩主，其长生牌位供奉在陆家神坛上的岑春煊出马拉陆。但陆荣廷私恩归私恩，国事归国事，对恩人兼老上司的岑春煊的劝陆讨袁，及邀陆到梧州面筹一切的专电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回电：“袁总统即为失职，改造之权在国会，岂能诉诸武力”，“廷之拥护中央，即所以维持民国”，“梧州一片净土，恐不足以躯公驾”。当然，对于岑春煊这位恩人、同为广西土著出身的老上司，后来失败逃往海外，陆荣廷是有感情的，还是设法托人带钱给他，接济他的生活。
事情果然如陆荣廷所预见的那样发展——
同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交战失利，退守南京。
8月初，安徽讨袁军主将胡万泰在阵前倒戈，率兵围攻都督署，都督柏文蔚退往芜湖。胡万泰通电取消独立。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就烟消云散，造成了国内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本来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国民党方面又无充分准备、在人心思安、厌烦战乱的情况下，本应用法律来解决的人命案，却诉诸武力，其结果是造成惨重失败。国民党掌握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国民党阵营中的各省都督及其官员全部免职，国民党人士被捕、被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首脑再一次流亡海外。同情二次革命新闻媒体被封禁，被迫停刊的报纸即达40余家。江西、广东和湖南的省议会被强迫解散。国民党组织被宣布非法被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被取消。国民党的参政、议政、监督权利被剔夺，至此再无强有力的政党、社会团体对袁世凯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样的结果，让窃国大盗袁世凯再无忌惮，步入独裁，最后帝制自为。对于“二次革命”，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事后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自始至终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在辛亥革命发源地湖北，都督黎元洪也是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及时致电袁世凯：“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住，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不赦！乱党反抗中央，中央征剿乱党，大局所关。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 并对人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黎元洪的这种判断和态度不仅和蔡锷、陆荣廷一致，也表明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拥有一致看法。
蔡锷也积极配合袁世凯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的镇压行动，派滇军出四川，直逼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滇军进入四川后，熊克武已失败逃走，这才避免了滇军与熊克武部的直接冲突。他一直认为这次内战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免以暴易暴之讥”。为了让国家尽快稳定下来，他致电袁世凯出谋划策：“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激进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发动的“二次革命”支持者甚少，遭到了全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而孙中山等人，落得个被政府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的下场。9月份以后，“二次革命”实际已经失败，各地再有盲动，除了影响安定，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利益已没有任何意义。陆荣廷于此时迅速平定柳州刘古香的乱事，不仅合乎国法，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国民党方面在广西柳州策动的响应“二次革命”的行动，对于知名革命党人刘古香个人而言固然是个悲剧，但纵观整个事件前后，却近于荒唐。
刘古香之死(27)
刘古香身为柳州国民军的统领，把府属各县政权都抓到手上，但其属下多悍，凭借刘身为革命党人的地位，怂恿刘对督军府发布的政令往往拒不执行。刘本人也被部下弄得也十分张扬，早在担任柳州府长时，就由住家到办公地，每天来回中前呼后拥，盛阵仪仗，更由他从南洋带回的炸弹队百余人簇拥，声震大街，威风八面。与身为一省都督的陆荣廷亲民作风完全不同。柳州居于桂中，一旦有变，全省局面不堪设想，省内有这么一个不执行政令、作风跋扈的“诸侯”，放在谁当一省长官都不可能放心。“二次革命”前，陆荣廷调刘古香为百色总兵，但刘古香在属下的支持下仍置之不理，将调职令扔到废纸篓中。由于刘古香是广西重要的革命党人，地位特殊，陆荣廷对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暗地布置防变。
果然，“二次革命”一起，广东督军陈炯明除了派潘乃德策动陆荣廷外，也派人策动了刘古香。陆荣廷让潘乃德传话刘古香不可妄动，但刘仍召集部下开会。刘古香部帮统刘震寰和周毅夫主张立即响应，刘古香亲信柳州府长王狮灵极力反对。刘古香还在左右为难中，全国的“二次革命”已告失败。按理说，此时的广西国民党人不应再有异动，但头脑发热的刘震寰、周毅夫等人却还到处怂恿起事。于是，就有受怂恿的刘古香的卫队长刘士雄（小名刘麻六）于
刘古香为马平县（今柳江县）人。本是个文人，为清末举人，为反清廷，弃文就武。1906年入广东将弁学堂习陆军。1907年赴香港，加入同盟会，后在香港、广州、梧州、浔州、柳州等地从事反清活动，并在柳州组织建立同盟会广西分会。1911年
柳州事变之前，陆荣廷因坚定支持中央，和蔡锷、黎元洪等被列为“戡定湖口暴动”功臣，被袁世凯于
盖闻鱼烂土崩，乃奋英雄于草泽；龙骧云起，爰昭功绩于旗常。上将衔陆军中将广西都督陆荣廷，日驭回戈，雷泉禀气；援旗纠族，盟汉社以兴师；拒逆效忠，巩金瓯而捍国，靖萑符于梓里，户不惊庞，森壁垒于炎维，气真成虎，眷怀底定，允锡荣褒。本大总统依勋位令授以勋二位，用嘉乃功，气浸全消，威建伏波之柱，声施远播，风高尉佗之台。此证。
这样的受勋，对于陆荣廷来说，可有可有，不过是付之一笑，他和蔡锷一样，始终认为“二次革命”是损害中国国防力量的“阋墙之争”。日后在他自撰的武鸣《上将台碑记》中记述这段往事，描述了身历国民党掀起的“二次革命”的心迹：“……皖赣湘粤各督复起萌内讧不轨变起，廷为阋墙之争，力持镇定，吾桂晏如。外闻之兄弟阋墙，外廷察其侮。窃以为阋墙不已，而外侮乃亟……”
在“二次革命”风暴中，对刘古香欲救不能，让陆荣廷痛惜异常；而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之死于广西，更让陆荣廷难过，事后以杀掉抓捕蒋翊武的侦缉来寄托哀思。
除了刘古香和蒋翊武外，在广西为响应盲动的“二次革命”，蓄意挑起动乱而被处死的知名人士还有王冠三（柳州人，柳州同盟会支部长）、农达实（宁明人，原广西边防军学兵营管带）、李友梅（柳州人，国民军第六军统领部参谋长）等人。这些革命精英与其说是死于陆荣廷之手，不如说是为被孙中山情绪化的盲动主义白白牺牲断送了！
蒋翊武遇难始末(28)
“二次革命”中，武昌首义“三武”之一的蒋翊武回到湖南。
“临时大总统通缉蒋翊武令
近日查获乱党蒋翊武布告，语多狂悖，并有刊用伪印，自称鄂豫招抚使情事，实属甘心叛逆，蒋翊武着褫去上将衔陆军中将，剥夺勋位，应由湖北、湖南、河南各都督严行拿办，并着各省都督一体饬属通缉，务获惩治，以肃法纪。”
眼看各地讨袁军事崩溃，形势危急，为最大程度保存国民党力量，谭延闿本人于
蒋翊武被解押桂林后，提出要见陈柄焜，陈炳焜思虑再三，决定不予接见，但他吩咐把蒋翊武特别安顿在师部的花厅房居住，饮食起居和客人待遇同等，没有像一般犯人一样披枷带锁，只是不能自由行动。陈炳焜专门委派师部书记刘家正照料蒋翊武。四天后，即
与杀张振武如出一辙，袁世凯顺水推舟，令将蒋翊武就地枪决。陈炳焜让刘家正把电文送给蒋看，通知明天执行。蒋翊武神色自若，索纸笔作遗书交代家事，并为他的遗腹子取名。陈炳焜又让刘家正把蒋的行李交给蒋的家仆。蒋翊武握着刘家正的手致谢。第二天，天气酷热，蒋翊武对刘家正说，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以免爆尸当午。刘家正答应了他，蒋再一次向刘致谢，并让刘转达对陈炳焜这几天对他礼遇的谢意。下午四时，刘家正按陈炳焜的指示，备了一席丰盛的饭菜，拿出白兰地酒款待蒋。蒋酒足饭饱后，团长贲克昭带着步兵一排来到，请蒋上轿。蒋态度严肃，说我的军阶是中将，应有一连仪仗兵，并有军乐队。贲说，这里没有军乐队，军乐就用鼓号兵代替，仪仗兵就遵先生之命吧。蒋于是向贲鞠躬，表示永别，然后上轿，来到丽泽门外刑场。当时，蒋翊武身穿纺绸衫，端在大红毡上，向群众和士兵演讲革命。听众动容，还有的人哭出声来，行刑的士兵竟迟迟不肯开枪。最后，恐生变故的行刑排长用手枪从蒋翊武的背后行刑。蒋翊武死后，陈炳焜命令以中将礼收殓。
利欲薰心的秦步衢抓捕蒋翊武后，果然被袁世凯升为中将衔的陆军少将。
蒋翊武虽死于广西，但国民党人和全国人民都知道凶手是袁世凯和黎元洪。同盟会员也好，国民党也好，并不恨陆荣廷。老同盟会员，曾跟随孙中山多年的韩锋事后撰文回忆：
……蒋翊武，他从湖北经湖南到广西预备转来广东，有所活动。谁知一过黄沙河，便给驻桂林统领秦步衢的侦缉知道。侦缉一路从全县经兴安、吴川跟踪到桂林，在桂林北门外将蒋翊武逮捕。秦步衢不请示陆荣廷，迳电北京袁世凯，大概秦是效法王狮灵的。果然袁世凯立即升秦步衢为桂林镇守使，并赏给二等文虎章，命将蒋就地正法。于是蒋翌武在桂林丽泽门外殉难了。
这事当然瞒不过陆荣廷，但陆无奈秦步衢何，遂将恨秦之焦点，移向侦缉身上。第一步先打电话向秦步衢致贺；第二步奖给那个侦缉一笔奖金；第三步命那个侦缉做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又去电嘉奖，调到柳州做个小主管；做了两三个月，再调到南宁。不到一个星期，找点“风流罪过”，将那个侦缉枪决在都督府外照墙旁边。那个侦缉是个胖子，死在夏天，穿着套白色短衣裤。凑巧笔者放暑假经过南宁，往都督府找朋友，亲见这个该死的侦缉陈尸在照墙下呢。
1921年深秋，我在桂林大本营，曾随孙中山先生到丽泽门外，凭吊过蒋翌武殉难的地点。孙先生吩咐庶务部长李杞堂即刻为蒋立碑纪念，并嘱文官长胡汉民在碑上详叙蒋殉难经过……
武昌首义元勋蒋翊武死于广西，罪魁祸首是袁世凯，直接帮凶是秦步衢。从老同盟会员韩锋的回忆自述中，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方面对陆荣廷无力救护的谅解。
又，陆的下级冯浦澄后来回忆：“国民党人蒋翊武……被省防统领秦步衢逮捕，送交第一师处理，但秦居心险诈又越级暗电袁世凯邀功，奉袁电就地枪决。陆、陈（指陈炳焜）有维护党人之心，但无法挽救，因此事大不满于秦步衢。”（冯浦澄口述：《陈炳焜与陆荣廷之关系》，《老桂系纪实》第84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对于陆荣廷在“二次革命”中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可以用黄兴后来致信给陆荣廷，劝他反袁的一段话来总结：“足下创造共和，功业显赫，后经变乱，亦复竭力维持，作西南之保障，共和种子，赖以不灭……”（《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5页）面对凶焰万丈的袁世凯势力，广西能够保存共和种子，作将来的抗争，这就是陆在“二次革命”中的最大功绩。比之湘省汤芗铭杀有名有姓者近2万人，粤省龙济光杀人如麻而言，陆荣廷与同保共和种子的滇、黔执政者一样不得已奉袁氏之命杀的几个人，则微乎其微！
反袁擘划与袁氏窃国并行(29)
“二次革命”后，拥袁的北洋系军队以平叛为名进入了南方各省，控制全国。当时除了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袁世凯北洋军及其附属势力的控制范围。在列强虎视、国弱民穷的局势下，民国反而取得较高程度的统一，中央权威大大增强。此时袁世凯如果能公心为国，也许中国会从此走上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但袁一心窃国。袁世凯凭借他平定“二次革命”所获得的全国民众的支持，威势臻于顶点，只略使权谋手段，便使自己顺利在国会上当选，于1913年10月10日正式宣誓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第二年，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开始实施废督集权计划，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同时任命7人为上将军：段琪瑞（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定武上将军）、张锡銮（镇安上将军）、冯国璋（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龙济光（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姜桂题（昭武上将军督理热河军务）。其余将军冠以“武”或“威”字。陆荣廷被授予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过一年，1915年3月23日，陆荣廷被晋授为陆军上将耀武上将军，是该年度最先晋级上将的第一位。
“二次革命”后，拥袁的北洋系军队以平叛为名进入了南方各省，控制全国。当时除了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袁世凯北洋军及其附属势力的控制范围。在列强虎视、国弱民穷的局势下，民国反而取得较高程度的统一，中央权威大大增强。此时袁世凯如果能公心为国，也许中国会从此走上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但袁一心窃国。袁世凯凭借他平定“二次革命”所获得的全国民众的支持，威势臻于顶点，只略使权谋手段，便使自己顺利在国会上当选，于1913年10月10日正式宣誓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第二年，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开始实施废督集权计划，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同时任命7人为上将军：段琪瑞（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定武上将军）、张锡銮（镇安上将军）、冯国璋（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龙济光（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姜桂题（昭武上将军督理热河军务）。其余将军冠以“武”或“威”字。陆荣廷被授予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过一年，1915年3月23日，陆荣廷被晋授为陆军上将耀武上将军，是该年度最先晋级上将的第一位。壮族的民族传统是钟情故土。这也成了陆荣廷一生最大的特点。即使他刚走出家乡时，身为孤儿和乞丐，社会地位至低至贱，但无论在外多少年，身居何官身历何地，他心中最大的温暖仍是关于乡土和乡音的回忆。那一口温软的武缘壮话，那在梦中指点过他的龙母观音，思之无不让他潸然泪下。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撤思恩府时，陆荣廷就利用广西都督地位之便，以崇尚武功，“以武而鸣于天下”为寓意，将武缘县更名为武鸣县。大明山古称镆铘山，以出千古名剑为名。民间风水师认为，镆铘剑影下的武缘属龙虎之地，武将辈出。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彦章就在武缘县城南渡头村的香山河与西江河会合处东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镇龙虎之威。如今，乡人陆荣廷为国之良将，恃武鸣威，名扬天下。因此，更名之日，全县百姓无不欢腾雀跃，商铺通宵营业，县衙门外魁星楼夜晚燃放烟花，小东街观音阁戏台日夜唱戏，舞龙舞狮，燃烧的鞭炮纸屑把县城一条正街从东到西都铺红了。百姓们知道爱民的陆都督笃信龙母神“佬布观音”，还专门举行“佬布观音出游”的民俗活动来庆祝。游行队伍中善男信女簇拥观音座像前导，穿戏服骑大马的护法居中，外地戏班和本街“老戏”业余剧团的乐队随游行队伍吹吹打打。县城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共庆县邑更名，更庆乡梓地灵人杰，陆都督一“鸣”惊天下。从此，因“武鸣”二字寓意深邃，县名被人们广泛认同至今。它和广西省城从桂林迁到南宁的事情一样，被人们认为是陆荣廷具有长远眼光的德政之一。
1913年陆荣廷就任广西督军兼民政长后，便返回武鸣，命部属管家在县衙门前的西边街购买宅地，营建“上将第”。不久，在东面沿旧城墙开辟面积约9亩建“业秀公园”，用以纪念自己二岁多时惨死的父亲。在县城南门建上将台，南面书“上将台”三个大字，北面刻有袁世凯赠的“康强纳佑，锡福闾阎”八个大字。台下刻有陆荣廷自撰并亲笔书写的《上将台碑记》。被封授宁武将军后，陆荣廷因感于幼时父母命运生活之悲惨和艰难困苦，思之每每涕下，便买下其父亲墓地附近，依南流江（武鸣河）边的一片平地，开建宁武庄，作为自己的生活起居地，旦夕与父母冥灵相依。宁武庄不过是个稍像样些的壮族山寨，一年建成，庄园建筑完全体现了与民亲近、与民同乐的风格。有家庙、有圩场、有戏台。戏台上两边砖柱上分别写着“与民同乐”、“共话桑麻”8个大字。圩场分有米行、肉行、饮食行、蔬菜行、烟酒行、布匹行、杂货行和赌行等。圩场的左侧和东面，建有100多间店铺式的民房和商店。实际上，宁武庄除了庄外驻有一团卫兵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方便乡亲们聚欢、贸易的乡镇集市，整一个大村子模样。真正体现了陆荣廷与乡亲同乐，又方便乡亲们出售农产品的这么一种功能。在建成后的宁武庄里，乡亲们常常看到年届花甲的陆荣廷打着赤膊，穿着拖鞋，手持葵扇，在土坪上闲步，或与乡亲闲聊，或逗着浑身泥草的孩子玩，从来不担心会有什么刺客。除了一名卫士远远跟在身后外，整个形象神态与一个野老村夫无异。
宁武庄周边山地有一种野菜——假茼蒿，陆荣廷当年为孤儿时常到田里找它充饥，煮汤放点盐，那味道沁人肺腑。这位陆军上将闲步田野时看到野茼蒿就两眼放光，采摘食用。如果碰到一二位村老，说话热乎，还常常拉着这位乡亲到家吃饭，亲自为乡亲下厨炒牛下水、焖狗肉，喝米酒讲古。据武鸣乡下盛传，陆荣廷炒牛下水独创一手绝活，质脆味鲜，风味特别，让尝之入口者绝难忘却。在宁武庄，公务之外，这位统率千军万马、威镇南中国的陆军上将完全把自己融化在故乡的怀抱里，身心得到最大的休息。壮族人的品性、心态、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狗肉和牛下水，尽管在别的权贵眼里，污秽不堪，上不了席。但在陆荣廷这里，却是“当筵必令大嚼，极醉饱而后已”的极品美味。近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至今武鸣乡下，关于这位民初的陆军上将“陆老帅”的亲民、爱民、知民的逸闻趣事，仍被村民津津乐道，传颂不衰。
“二次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能够制约袁世凯恣意妄为的强大国民党势力荡然无存。在全国，非袁世凯控制的省份仅剩了西南三省，为他行专制打开了方便之门。不难想像，如果当初蔡锷和陆荣廷也被卷入“二次革命”，袁世凯就会挟全国人民追求国家和平、稳定的民意，派遣强大的北洋军隆隆开进云南和广西，蔡和陆也将和岑春煊、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一样亡命海外，袁氏后来的帝制自为很可能再无敌对力量。“二次革命”后，非袁氏势力控制的滇、黔、桂三省，真正有力量的惟有滇、桂两省而已。当时的贵州军事力量十分薄弱，是全国不设将军，仅设护军使的省份之一。因此，当袁世凯倒行逆施，加紧帝制自为时，海内外的护国人士都把目光紧紧盯住了陆荣廷和蔡锷。“二次革命”前，陆与蔡这两位奉行国家至上宗旨的军人在不同的场合对策动者表过态：如果袁氏称帝，就一定要打倒、推翻袁氏，奋起护国，决不能让中国重新倒退成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这也是陆与蔡内心最大的秘密和原则底线。而袁世凯此时，自以为反对者的力量被扫荡无遗，其内心窃国的隐密开始显露。在他的眼里，同样认为，能反对他帝制自为的力量就只剩广西和云南两省了，而这两省的军政最高长官陆荣廷和蔡锷就成了他最不放心的两个人。“二次革命”刚平息，1913年10月，蔡锷就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以任职全国经界局督办的名义监视起来。对于广西的陆荣廷，则采用派遣巡按使的方式进行监视。
惯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为了牢牢控制各省，将民初统管一省军政事务的都督权利分割，推行军民分治，一省长官设督军和民政长。1914年2月，又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规定在巡按使职权内，还可以由大总统命令巡按使会办或帮办军务，就是说，巡按使还可以分督军的军权。为了控制陆荣廷，袁世凯煞费苦心，于1913年10月免掉实际未到任的韦绍皋广西民政长的职务，将前清时陆荣廷的顶头上司、前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任命为广西民政长，1914年2月以后改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但袁世凯利用民初广西迁省风波事件，命令督军驻南宁，巡按使驻桂林。这个文武长官不同城的政令，全国各省绝无仅有，只在广西一省施行。陆荣廷对这位旧上司虽不能拒绝，但却不提巡按使驻桂林的事，张鸣岐也不敢贸然驻桂。袁世凯见状，又发一道命令，改为广西巡按使半年驻邕，半年驻桂。这种让文武长官互相牵制的把戏让身任两朝大吏的张鸣岐十分尴尬，终于1915年7月去职。袁世凯紧接着派来自己的亲信王祖同继任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王祖同本是袁氏的高级特务，一到广西，即把监视工作布置得十分严密：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龙州等地都设有侦探网，各茶楼、酒馆、旅社都布置密探。袁世凯还不放心，借口提供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机会，要求陆荣廷将其爱子陆裕勋调到京师模范团任侍从武官，实际上作为人质；广东督军龙济光、湖南督军汤芗铭均是唯袁氏意图是从的爪牙，两省从地理上对广西进行钳制。袁氏所做的这一切，陆荣廷心知肚明，但不动声色，静候时局变化。
然而，陆荣廷并非没有作为，他的反袁擘划几乎是与袁氏窃国行动并行的。袁氏窃国愈急，陆荣廷反袁布置也愈急，双方似乎是比肩而跑。不一样的是，袁氏百密一疏，对陆的行动没有察觉，但陆对袁却是洞若观火，就差择机起事罢了。章炳麟的《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中写道：“民国2年（1913）年，黎公被胁入京师，君知大总统袁公必改号，阳顺命而阴自为备，外人不知也。”陆荣廷之反袁擘划，几乎与袁世凯渐露窃国丑态并行。
就在1913年10月蔡锷调京不久，陆荣廷就派亲信参谋区公武以参加陆军大学旁听为名到北京搜集情报。还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黎元洪，一封给蔡锷。因黎元洪被袁世凯软禁于瀛台见不到，区又持信去见蔡，陆的信中让蔡从旁帮助，并让区公武和蔡商谈，了解蔡对袁氏的态度。在北京几年，区公武也出色地探听到各种消息并详加分析，电报给陆荣廷。最初，蔡锷也并不轻易把自己的心迹透露，对区公武说：“干卿以为我在北京有什么力量吗？其实我一点力量都没有，什么事我都没有参与，我到京这么久了，只到过总统府两次。这件事，我实在无从帮忙。”（廖中翼：《陆荣廷反袁活动二三事》，选自《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但区仍时时与蔡保持接触。由于一开始桂、滇就有沟通，两省几乎做到了对整个反袁护国行动的整体谋划。1915年底蔡离京赴滇前，即嘱区回桂，让陆准备起兵讨袁。密遣区公武到京并接触蔡锷这步棋，不仅是陆荣廷意识到护国重任只能由非袁氏势力控制的桂、滇两省承担，也是他棋高一招之举。这使得蔡锷从一开始，就把广西当成整个反袁护国计划中最值得信任的力量。陆荣廷从民国建立以来就和云南蔡锷步调一致，一直认定蔡锷是自己将来反袁和拯救民国最可靠的盟友。陆与蔡，这两位从未见过面，年龄相差二十余岁的守边将领相互高度信任，从“二次革命”到反袁护国，似心有灵犀似地，极其默契地运筹着生死攸关的军国大计，不能不让后人惊叹历史的安排。
区公武不断向陆荣廷发来情报并加分析——
1913年袁氏解散国民党和1914年解散各省议会。区电陆：“袁氏居心叵测。”
1914年5月，袁世凯设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区电陆：“政治会议就是用来代替临时约法的，这是袁氏的一种阴谋；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是取消国务院总理的任免须提交国会通过的规定，这是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
1915年5月，区公武通过其供职外交部的兄长区季植打探到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及袁的反应时，即密电陆：“袁世凯想做皇帝，怕日本反对，乃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无条件承认了丧权辱国的条款。”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区电陆：“杨度等发起的筹安会和全国请愿的联合会，均是违背约法的。”
袁临称帝前，区公武还通过其兄得知日、英、俄、美、法各国使节曾先后到外交部表示：“你们要改民国为帝国，在我们看来，为时尚早，要是希望国家秩序安定，还是暂时不要变更国体为是。我们是友邦，特来作友好的劝告，并不是我们干涉你国的内政……”
陆荣廷因此得知，袁世凯要行帝制，国际上都不支持。
除了密切搜集各方情报，对于因“二次革命”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尤其是广西籍的人员，陆荣廷密遣曾彦到南洋慰问，送钱送物，以便将来反袁时可结为外援。岑春煊、林虎等，在流亡期间，均不同程度得到过陆荣廷的帮助。
1915年春，陆荣廷又派出亲信参谋曾其新到北京，拜访前清时支持革命党并对陆荣廷有过帮助的庄蕴宽，又通过庄的引荐见到了段祺瑞。段对袁氏称帝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曾其新在京逗留了七八个月，又乘间去了两次上海，了解到各方面都在酝酿反对袁世凯称帝。”（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护国讨袁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作为一个百战余生的军人政治家，陆荣廷深知凡事必须进退有据，方立于不败之理。他还制订了一个极其秘密的计划，此计划万一在反袁失败时启用：组建广西游击军共10营，近5000兵力，不参与护国大军行动。万一广西护国大军败于湘、粤的袁军，游击军即撤入中越边界。游击军以当年在越南打游击与法军周旋时的结拜兄弟韦荣昌为司令，以作战勇猛著称的黄自新为副司令。驻兵布局是：韦荣昌率七营，以龙州为中心，分布在左右江一带，相机入越；黄自新率两营，驻防百色，接应滇方讨袁不利之师入越。由陆荣廷三夫人之兄卓锦瑚率一营，拱卫督军署，随时护卫陆荣廷本人退往越南。广西游击军的任务就是进出安南，占领据点，控制桂越边界，接应湘粤后撤之师，以左右江以及柳庆山区为基地，同袁军周旋到底。以陆荣廷当年率游勇游击队抗击法军、赢得越南底层民心的基础，以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以自始至终以广西之力支持越南地下抗法力量所获得的支持，袁氏大军即使能以泰山压顶之势压来，在桂越边界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会占到什么便宜。这个绝密计划陆荣廷只对卓锦瑚等几个心腹亲信透露，后来随着讨袁护国大军的胜利而成了永远的秘密。陆荣廷辞世80多年来，不少人仍喋喋不休说陆荣廷反袁是投机，请问如此缜密的军事布置，如此未雨绸缪的擘划铺陈，是一时投机能做到的吗？作为一个“只知有国”、奉行国家至上原则的军人政治家，眼看国将亡于一人一姓之手，黎民百姓面临成为一人一姓奴才之境地，这已是挑战了陆荣廷最后的底线。蔡锷反袁前对老师梁启超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蔡锷将军的“为四万万人争格”成了历史名言。依据历史的严峻与宽容，我们有理由相信，哪怕是为了争陆荣廷一人之人格，陆荣廷难道不抗争！实际上，手握重兵的陆荣廷深为袁氏所忌，这点陆早已深知。他曾经对身边亲信马毅堂说：“袁世凯如取得云南，一定调我离开广西。他要调虎离山。如果稍不顺意，就必然用滇、粤夹攻广西的手法把我消灭。总之袁氏称帝成功，就是我的失败，或是我重做绿林的下场。”（马毅堂口述：《广西文史资料》第22辑，1986年10月）
在进行周密反袁布置的同时，表面上陆在袁及其爪牙心腹面前却是另一种表现：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陆荣廷下令广西各地官署升旗鸣炮，以示欢庆。在南宁，陆还亲率各级文武在将军府前祝贺袁世凯就职盛典。
1915年9月，对袁世凯当皇帝奔走最力的袁之“干殿下”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正皇帝大位。呈文上列名如下：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的还有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健、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在这些地方实力派中，少了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位赫赫有名的上将军。冯国璋不赞成帝制的态度人所共知，张勋忠于清廷不赞成袁氏称帝人们也能理解，只有陆荣廷这位耀武上将军一时引起海内外侧目。是段芝贵没有找他，还是找了陆不表态，故意给海内外拥护共和的人士传递信号，这已是一个历史之谜。非但如此，陆荣廷还故意在一些场合放出风声。某日，陆荣廷对游说者说：“昔与黎宋卿（黎元洪）等以十四省联名保障共和，今共和已濒危境。而前此之力任保障者，或变初衷，或遭排斥；然吾荷此仔肩，终必有以报答一、二次革命死义诸烈之灵。” （徐启明：《广西参加护国之役》第八节《广西过去对国家民族与革命的贡献》）又有一次，陆荣廷对南宁绅士代表黄乃授及宋继均等说：“你们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我既然拥护孙总理推倒清帝，岂有变节违背初衷，又让项城（袁世凯的字）再行帝制之理？出尔反尔，何以为人？”（黄崐山：《陆荣廷响应“讨伐事略”》，《广西文献》创刊号民国54年12月25日）这对坚定广西各界人士反袁决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也许是由于陆荣廷没有参加列名十四省将军劝进，始终不放心的袁世凯便派来王祖同任广西巡按使，对陆进行严密监视。陆对王不再像对张鸣岐那样不软不硬，当即表示十分欢迎，和王祖同亲密示好。事无大小都和王相商，凡有饮宴均虚左以待，非王到不开席。同时，在王祖同面前，陆对办理劝进代表的事十分积极，南宁选举区举行投票时，陆荣廷亲自到场，当选代表二人，都是督军署的职员，以示陆切实执行北京筹安会“代表须掌握在可靠之人”的指示，表明对袁忠诚无贰。
为了弥补没有和十四省将军一同劝进，11月24日，陆荣廷主动联合王祖同发电敦请袁世凯早登帝位：“应恳我皇帝陛下早登大宝，以顺舆情，以维国本”！做完这一切之后，陆荣廷才称病返武鸣宁武庄休养，职务交给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代理。同时，陆以侍疾为由，打电报让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回广西。一年前陆也曾病重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不佳。袁世凯经王祖同报告后，没有怀疑，放陆裕勋回来。陆裕勋在北京时，袁曾向陆裕勋问他父亲陆荣廷对袁行帝制的看法，陆裕勋巧妙地回答，父亲是一个像民团团总一样的人物，没什么政治主见。但陆裕勋回到梧州，突然死去，有说是暴病死，有说是袁派人毒死，有说是有人害死，其原因成了无头案。长子陆裕光是养子，陆荣廷虽视同己出，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陆裕勋是自己亲生儿子，还是正妻谭夫人所生，陆荣廷对他钟爱异常。但竟在返家途中不明不白死去，舆论纷传是袁世凯派人所害，但此时反袁在即，陆荣廷没有深究，只把悲痛压到心底，仍不动声色，接受着包括袁世凯代表在内的各方人士的吊唁。
当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于1915年12月联名宣布独立，举兵讨袁时，陆荣廷也附和同龙济光、张勋、冯国璋、段芝、赵倜、倪嗣冲、陈宦、汤芗铭、李纯等联电奏请袁世凯愿出兵讨伐云南。
袁世凯宣布1916年元旦改为洪宪元年，陆立即通令全省改元，并解散省议会，表示忠心拥戴。回到宁武庄“养病”的陆荣廷不问政事，亲自监工建设宁武庄的扫尾工程，作出一副满足感恩于封侯拜将，夸耀乡里，再无其他想法的样子。这让王祖同看到眼里，暗暗放心。
种种表现，让王祖同对陆荣廷十分满意，对他深信不疑。而此时前后，对陆荣廷拔剑南天寄予厚望的各方人士已纷纷潜入广西。
反袁各方人士纷至沓来入桂(30)
1915年10月，袁氏帝制运动紧锣密鼓，而广西方面的陆荣廷也在加紧暗地准备。这时，云南方面派了戴戡来到北京，后来戴与蔡锷、梁启超秘密在天津的梁启超寓所会谈几次，定下一个反袁行动步骤：“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9页）
同时，因“二次革命”出走的国民党海外同志也把目光盯住了广西和云南两省。林虎、钮永建、方声涛、李根源从南洋回到香港，知道云南方面有反袁的动向，方声涛马上入滇了解情况。方声涛带回来云南方面的想法：“云南独立不成问题，但要求两个条件：（一）云南的独立须得到广西的同意。因为云南一独立，必须进取四川，贵州与云南关系甚深，可保无其他的妨碍行动，若不先征得广西同意的话，袁氏必使广西出击云南，使云南腹背受敌；（二）云南独立后一个月内最好广西能以独立响应，万一广西独立准备需时，亦必确实负责担保在这个空间不使龙济光的兵假道进扰云南后方。”（林虎：《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讨袁护国亲历记》第240页）
而广西方面，陆荣廷一年前派人慰问海外党人，不参加十四省将军联名劝进等等所释放的反袁信号早已让海外党人共知。尽管局势并未明朗，但因有云南方面的要求，林虎和钮永建决定冒险分不同路线入桂。钮永建乘船到梧州转南宁。钮永建直接找到将军府大门，正碰到他的一个学生、在将军府里当参谋的甘郎廷。甘一见到因参与“二次革命”正被袁世凯通缉的老师，大吃一惊，忙问：“老师，你怎敢到这里？”钮永建问为什么？甘说巡按使王祖同在这里监视很严。钮永建也觉得莽撞唐突，马上回身乘原船回梧州。钮永建走后，甘郎廷把在将军府大门见到钮永建的事告诉了曾彦，曾彦连忙报告了陆荣廷，陆荣廷下令曾乘快轮赶上商轮把钮永建秘密又接回南宁。
当林虎取道越南海防、同登进镇南关到龙州时，发现所有的客栈住满了兵，原来陆荣廷早有反袁准备，把军队悄悄集中起来了。林虎到了南宁，在将军府留信后回到旅馆等候。陆荣廷特派亲信马济来找他，马济同时把钮永建一同召来，代表陆荣廷向林、钮二人说：“你们二位到了南宁，陆老帅已经知道了。今晚又接到林先生的信，老帅很感激你们二位，要我代表他来转达。为什么对你二位感谢呢？第一是不把他当作外人，能够信任他而亲身入广西，这是他对海外同志和你们二位非常感谢的；第二是你们为国出力十分真诚，不但不辞劳苦，而且敢于冒险，这是他对你们十分钦佩的。至于海外同志要广西承担起云南方面所提出的条件，老帅愿以人格担保，绝对做到，但时间上还要等待一下，因为有三件不能不等待的：（一）广西曾要求给一百万军饷和五千枝枪，中央指示由广东拨交，大约要迟两三个星期才能全部收齐，这件事是我到广州接洽的；（二）广西的军队现在分散各地，必须集中起来，以防万一，但集中不能太露痕迹，需要一段时间使军队在无形中集结起来；（三）王祖同监视很严，我们在准备未成熟前要保持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你们二位暂时离开南宁，老帅吩咐派曾彦、雷殷二人做通讯员，来往南宁、香港两地，负通讯联络之责。最后还有一件事请你们不要误会，就是你们二位来南宁，可能有其他人知道，我们为敷衍别人起见，表面上要出赏格来捉拿你们，这是得先讲清楚的。看几时有便宜船就安排你们从梧州回香港去。”马济是陆荣廷义子，是陆名副其实的心腹和亲信，他的话让林虎和钮永建如释重负。林虎半开玩笑地问马济：“经过梧州时，王祖同要捉我们怎么办？”马济说：“我们暗中派人保护，倘若他要捉，我们派的人就化装土匪把你们抢回来。”（林虎：《陆荣廷讨袁的经过》，《老桂系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二天一早，林虎、钮永建和陆荣廷的代表曾彦、雷殷同行，从南宁搭轮船经梧州到香港。
得知陆荣廷的态度，海外反袁人士深受鼓舞，他们再次派方声涛携15万港币换成的毫洋入滇，把陆荣廷的承诺向云南方面转达，扫除了云南方面起兵讨袁最后的顾虑。而恰在此时，林虎等人又得到消息，蔡锷已从北京脱险，即将乘轮到香港。林虎接到蔡锷，告知他云南方面进行的情况，蔡锷大喜。对广西陆荣廷的态度，也是他早已知道的。于是，蔡锷、李烈钧放心地秘密入滇领导讨袁。可以说，陆荣廷的支持和承诺，是促成云南反袁护国的前提条件。
蔡锷回到云南后，再次派人到广西武鸣宁武庄，探望“病中”的陆荣廷，蔡锷的代表对陆荣廷说：“从来才能盖世者，可以为帝，而我陆督也可帝，何必要推袁为帝呢？”陆荣廷欣然说：“袁世凯是欺负孤儿寡妇之徒，狐媚以取天下，有那门值得拥戴！再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推翻，今后中国不可能再有皇帝，袁世凯倒行逆施，终归要失败的！”（李墨馨：《陆荣廷反袁内幕》）
1915年12月12日，讨袁军事临近发动前，云南将军唐继尧写有五封亲笔信交李宗黄带出，分别致孙中山、陈其美、陆荣廷、梁启超、冯国璋。李宗黄到香港后将致陆的信交给了曾彦转陆荣廷。本来，唐继尧认为，以云南区区两个师的兵力，不可能对抗袁世凯数十万北洋军，对起义犹豫不决。但蔡锷入滇，及江苏将军冯国璋和广西将军陆荣廷的表态对唐加入反袁行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方面也完全信任陆荣廷。12月21日，蔡锷在《致雷飙电》中说：“同入京津计划多次，决心与此恶魔（指袁世凯）一战，以奠国家，以安生灵……一切计划，早已分途并进，且深信其确有把握，较之辛亥之役尤为容易。现各省如桂省陆陈（指陆荣廷、陈炳焜）、宁省冯（指江苏冯国璋），早已决心，并已准备。”（《蔡锷集》第370页）至此，云南方面护国起义时机完全成熟。而且，“12月23日，蔡与李烈钧、唐继尧、任可澄诸氏会议时，陆之代表亦列席共会”。（《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
12月25日，云南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昆明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呼口号：“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云南方面同时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云面方面举兵讨袁，通电全国，揭开了伟大的护国战争的序幕。
玩弄窃国大盗于股掌之间(31)
就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前夕的1915年12月中，陆荣廷密召要员亲信到宁武庄开会统一思想，宣誓讨袁。要员们来到宁武庄后，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陆荣廷把三夫人卓氏之兄、亲信卫队营长卓锦瑚叫到内室，递给他一把大号曲尺手枪。特别交代道：“今天开军事会议，以阶级职务来说，你是不能参加的。但是今晚的会议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要你参加并做好准备工作。”陆荣廷换了一种严肃的命令式的语气继续布置：“我今晚的军事会议是讨袁的会议，会后，就要准备行动。如到会的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会泄露会议的机密的，就不必有什么处置，但我很怀疑沈鸿英这个人，万一他不同意讨袁，或者狐疑不决，他将来一定泄露会议的消息，我们就要一同遭到失败。我和袁世凯势不两立，今晚我在会议中宣布倒袁时，如果沈鸿英表示不同意，或者狐疑不表示态度，当我将目向你示意，并且转身入房后，你即将沈鸿英一枪打死，不得有一点迟疑。如果其他的人有反对的，你亦同样把他枪毙。这是倒袁必要的措施，大义灭亲，在所不计，你如果办不成功，要受到最重的处罚！”卓锦瑚即肃正受命，表示：“老帅的命令，我绝对服从，绝对负责做到。”
随后，浔梧镇守使莫荣新、师长谭浩明、巡防司令沈鸿英、巡防司令韦荣昌、团长马济和亲信营长卓锦瑚等鱼贯进入陆宅客厅。这些亲信要员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会议的内容。陆荣廷主持开会，严肃地对与会人员说：“袁世凯欺幼逼寡，用诡计得做大总统，又自为皇帝，是道德丧尽的人。辛亥革命不知牺牲了多少性命，才建立民国，现在我们若同意他做皇帝，不但对不起良心，并且对不起死难烈士，非把他推倒不可。你们意见怎样？”说完，陆荣廷看着众人，尤其是注意沈鸿英，他一直记得刘古香临死前对他说过要防沈鸿英的话。但包括沈在内的众人没有反对的。陆荣廷这才继续说：“我与袁贼誓不两立，主意已定。现你们既已同意，今后就要贯彻讨袁到底，如有中途动摇反悔，不论是我的至亲、朋友、僚属，我都不惜大义灭亲，一定要给他严肃的处理。”陆荣廷说完话，连沈鸿英在内都一致表示拥护讨袁。陆荣廷随即带领众人到香案焚香宣誓。正在焚香宣誓时，正巧儿媳到客厅找东西。壮族笃信鬼神，深信佬布观音庇佑他百战余生的陆荣廷认为赌咒碰着妇女，神灵是不算数的，连说：“这次不算，这次不算！”于是，又重头带领众将领虔诚宣誓：“皇天后土，监临廷等。一心一德，驱逐国贼。保卫民生，保卫共和。倘有违异，冷弹亡身！”（以上陆的话出自卓锦瑚口述：《陆荣廷讨袁内幕》，选自《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1961年10月）（《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宣誓毕，陆荣廷即向这些亲信要员们作讨袁军事部署。这些要员亲信之中，谭浩明、韦荣昌、卓锦瑚都是壮族，马济一直在陆荣廷身边，都深受壮族文化浸润，沈鸿英虽不是壮族，但系绿林出身，赌咒发誓的规矩也明白。经过一场赌咒宣誓，要员亲信们对讨袁行动统一了思想。这次会议极其秘密，避过了王祖同所有的耳目。王祖同以为陆荣廷贪图袁氏赐予富贵，并忠于袁仍旧深信不疑。
云南宣布独立后，陆又派亲信曾彦到昆明去见唐继尧。曾对唐表示：“陆督已决心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唐又问：“……广东方面应该怎样对待呢？”曾说：“陆督早已考虑及此，并认为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应该重视，要是能够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打成一片，形势就会改观；陆督已在积极筹划，只俟饷械及时解决，即可起义。” （廖中翼：《陆荣廷反袁活动二三事》，《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1961年10月）陆荣廷又一次派得力亲信曾彦密使云南，更加坚定了已经发动讨袁的云南方面的信心。
1916年1月27日，贵州响应云南宣布独立。陆荣廷立即派遣曾彦前往北京，请求袁世凯尽快拨付广西方面要求的军饷一百万元、快枪5000支，并自告奋勇要出兵平定贵州。这时，袁世凯打电报给王祖同，问陆荣廷是否靠得住？王祖同复电说，陆荣廷很可靠，并可作保证。不久，即传出袁世凯将任命陆荣廷兼贵州宣抚使，要陆进兵贵州的消息。袁世凯对陆荣廷疑虑参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云南宣布独立到贵州响应一个月时间内，陆荣廷利用各种办法，避开王祖同的监视，巧妙地配合着云南护国军的作战。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立即调集北洋军精锐，制定了三路夹击的计划。一路由曹琨、张敬尧率师入四川，在纳溪、泸州等地迎击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路由马继曾率军从湘西进攻贵州；第三路是从滇南进攻南下的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部。袁世凯曾命陆荣廷率部攻滇，陆称病不受命；袁世凯起初向法国殖民当局求援，欲由滇越铁路运送北洋军进入云南，但遭到法方拒绝。接着提出让北洋军假道广西进入滇南。陆荣廷却暗中发动广西省教育会、商会等出面呼吁“广西地瘠民贫，不宜假道”，袁只得作罢。陆荣廷这次主动请缨要进攻贵州，是病好了还是有别的图谋，袁世凯只能问王祖同，但王祖同已被陆迷惑得团团转，反觉得不答应陆就反会伤了陆对袁的忠心似的。
刚从贵州辞官返桂的陆荣廷亲信老友陈树勋不敢相信这个传闻。陈树勋在陆荣廷刚当上广西都督时任都督府民政司长，两人无话不说。记得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时，陈树勋就听到陆亲口说过袁世凯如果要当皇帝，陆一定要打倒袁的话，此时云、贵举义，陆怎么还要当袁氏的马前卒去攻打贵州？于是，他由梧州上船到南宁准备找陆荣廷问个究竟，劝陆荣廷响应讨袁。当陈树勋和另一位陆的老友亲信苏绍章到宁武庄时，陆十分高兴。陈树勋毫不客气地当面就问：“老帅，你就贵州宣抚使，可不是赞成老袁做皇帝吗？”陆当即屏退左右，对陈树勋和苏绍章说：“你们要知道，如果我不就贵州宣抚使，就不能调兵遣将进行准备讨袁的工作，因为王祖同监视我很严。这点，请你们要谅解我。可是这件事，你们只可对莫日初（荣新）、李洁斋（静诚）两人谈，其他的人，千万不要谈及。现在得你两人来帮忙，真好极了。”接着陆荣廷又说：“还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明的，我已经电请袁世凯发给枪械五千支，军饷一百万，这批军械和枪支是指定由广东调拨的，等接收完毕之后，我一定宣布独立。”陆荣廷说完后，拿出一本讨袁誓词出来要陈树勋和苏绍章签名。第二天，陆荣廷还特意把陈炳焜从南宁叫回来和陈、苏二人一同相商。陈炳焜认为目前只有云贵两省响应，担心讨袁力量对比悬殊。陆荣廷用十分坚决的口气说：“林虎和钮永建两人去冬由海外来到南宁商谈讨袁的问题时，对于这次策动云南举议讨袁，要我们广西响应做条件。当时我已答应，并提出保证。现在云南已举义讨袁，如果我们广西不起来响应，那就是不讲信义，出卖朋友。同时，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现在袁世凯背叛民国，自称皇帝，这难道还不应该打他吗？”于是，陈炳焜也在讨袁誓词上签了字。（陈树勋口述：《广西讨袁纪略》，《老桂系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此时，陆荣廷接到了上海梁启超的信。云南方面发动讨袁后，云南护国军遭到北洋军的猛烈进攻，前线吃紧。他们多次向梁启超询问广西发动的情况，梁安慰他们说：“东南与桂省迟迟未动，不必懊绥，惟忍待之。”（《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3册第1189页）1月25日，梁启超提笔给陆荣廷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说：“自国体议兴，各省从风而靡，其毅然不予苟同之态者，惟将军与冯华帅（指冯国璋）。天下始知正气并未尽绝，国事之尚有可为矣。”指出海内外共和力量正“希托于广西”，“这不仅由于地势便利使然，实将军之志节器认为天下人所共欣也。”梁启超提醒陆对云南方面起义的承诺，做到“滇首动而桂继起”，“此将军之特别责任，义无旁贷者也。”作为文人的梁启超表示“愿意与陆公患难与共”，“将军若诚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则启超所能助者，不敢有辞。”信中透露出冯国璋希望广西先发动响应的看法：“华甫（冯国璋的字）之与启超，一月以来，彼此信使再三往复，熟权利害，总以持重得计，非俟西南大局略具规模，则江浙一带，不宜轻动……”冯国璋指的西南大局，实际就是广西，广西一动，滇黔桂即可连成一片。信中最后说：“自滇军之兴，万国拭目，饷械借助，殊非甚难。但有海岸自能接济。若桂军一起，粤能景从最善也，即不然，而首以偏师略定钦廉，运输之孔道一通，则桂省何至以乏饷乏械为虑者。又此间极秘之消息，不能不为将军告者也。”（梁启超：《致陆干卿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师生感情深笃，讨袁是他们共同的目标。梁启超又是广东人，对广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如能请梁启超来到广西，即能紧密协同云南方面，也便于实现广西打出护国大旗后，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以两广之力下湖南，最终打倒袁氏的战略构想。其实，为了更好地将护国阵营扩大到广东，陆荣廷已于1月份专电到马来亚半岛槟榔屿邀岑春煊回国共商大计。因岑曾任两广总督，在广东的影响力很大。接到梁启超的信后，陆当即密遣特使唐绍慧、陈协五到南京拜访冯国璋，摸清其动向后调头到上海去见梁启超，邀请梁入桂发动。陈协五和唐绍慧于2月19日在上海向梁通报陆荣廷筹备起义的情形。梁启超当时记录此事：“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窃窃焉忧之……吾与干卿既未前识，且兹事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二月十九日，吴柳偶介见一客……自言奉干卿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干卿所为必欲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才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干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3册）事后多年，梁启超在南京对学界全体公开演讲时回忆当时的情况仍十分激动：“云南起义后……我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指陆荣廷），陆君本来久怀义愤，或者我这封信有点帮助，也未可定。到二月中旬，陆君忽派一位军官姓唐的，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宣布广西）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讨袁）；晚上到，他早上发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一点不迟疑地答道：‘我立刻去！’……”（《梁任公学术演讲集》第三辑：《护国之役回顾谈》--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对学界全体公开演讲）3月4日，梁启超及汤觉顿、黄溯初、黄孟义、兰志先、吴贯荫等六人，在陆荣廷特使唐绍慧的陪同下，由日本驻沪总领事安排，乘坐日本邮轮横滨丸号秘密离开上海南下。
3月8日，袁世凯正式电令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滇变以来，耀武上将军陆荣廷义愤异常，屡请率师致讨，当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近据一再请奏，情词恳挚，该上将军公忠体国，不辞劳瘁，仁心壮志，洵属难能，已勉如所请，特派为贵州宣抚使，该上将率众远征，入黔以后，务当宣布德意，将剿抚事宜悉心筹划，用副国家除暴安良之至意。”并批准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立即由广东督军龙济光转交，同时促陆荣廷即日督师征黔，并分兵协助龙觐光进攻云南。陆荣廷立即动身到南宁，和王祖同商量调兵进攻贵州，装出一副要为新朝立功的慷慨姿态。王祖同被迷惑得暗暗喝彩。很快，饷械从广东通过水路运到南宁。陆荣廷马上要动身到柳州，指挥“征黔”军事。临行前，交代所部务必要干脆利落完成一项军事行动。
解决龙觐光（32）
龙觐光此人不失为一个职业军人，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涂虫。龙觐光为蒙自人，是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于清光绪七年（1882年）省、京会试录取署理县令，后升知州。弟弟龙济光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调到广西平游勇之乱，他便入龙济光军中，积功升任广西新军邕龙标统领。龙济光调任广东提督后，由陆荣廷接任，一度隶于陆荣廷指挥。辛亥革命后，龙济光被广东民军驱逐，龟缩于广西梧州，“二次革命”中龙济光被袁世凯任为广东宣抚使，率部进入广东，后加任为广东督军兼民政长。后来龙觐光也随其弟龙济光进入广东，升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是死心塌地的拥袁派，甘为袁氏帝制张目，被袁封为上将军、公爵，直至郡王爵位，可谓荣宠已极。因此，龙觐光也随其弟受袁信任，甘心为袁氏出力。龙觐光和陆荣廷是儿女亲家，其子龙少怡娶陆女为妻。云南宣布独立后，由于陆荣廷以各种理由拒绝北洋军借道广西进攻云南，袁世凯想出一个好办法，封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率军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龙觐光是陆荣廷的儿女亲家，陆荣廷果然不好拒绝，但既已决心反袁，陆荣廷也决不会让这支袁军力量进攻云南腹地。陆先是打电报向龙觐光建议多带军械，少带士兵，广西青壮年多，民风强悍，士兵可在广西招募。当时龙济光正忙于对付广东的反袁民军活动，也抽不出更多的士兵给哥哥龙觐光，两龙就同意了陆的意见。
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率四千人到南宁，同时布告招兵，募够四千人。陆荣廷以相助为命，在这四千人里混入了许多桂军士兵，并向龙推荐军官，把曾任过桂军统领的吕春绾（陆川人）和曾做过管带的谭聘卿（靖西人）介绍给龙觐光，龙深信不疑，便委吕为统领、谭为管带。陆荣廷暗中对吕、谭二人面授机宜：“广西迟早要宣布独立的，你们与滇军（李烈钧统率的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和黄毓成统率的云南护国挺进军）接触，不可拼命打死仗，只要能掩饰得龙部的耳目，就须有意识地打假仗。一得到广西独立的消息，即刻掉头拉队回来，但凡碰到我派来的部队向你们拦阻，务即扯起白旗，带头缴械，并有意识地似劝似胁使龙部缴械，绝对不许有误会，发生抵抗。你们缴下的枪，事后再予发还。” 吕、谭二人点头会心而去。（卓锦瑚口述：《我与陆荣廷》《老桂系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如此这般布置，龙军的近万人就有了许多身在曹营心在汉，只听从陆荣廷命令的军官士兵。龙觐光的身份是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袁氏摆明就是让他打下云南，云南地盘就交给他管理的态度。龙觐光也抖擞精神，全军编练完毕，即分四路进军：第一路李文富，由百色进发；第二路黄恩锡出广南，会合李文富所部，进攻护国第二军李烈钧部驻守的剥隘；第三路张耀山、吕春绾进攻旧州；第四路纳顺洪部在广西田东一带做预备队。另由龙觐光的儿子龙少怡派人潜入家乡云南蒙自县，勾结土霸民团，以作内应。为了完全彻底地解决龙部，陆荣廷打着袁让他协助龙军攻滇的名义，以协助龙军及卫护亲家龙觐光为名，派陆裕光率军两营和龙军一同驻百色，监视龙军司令部。然后又调黄自新率军三营、谭浩明的陆军第二师抽出两个营、田南道温润亭所部两营、马济旅一个团，共六千人赴百色，归马济、黄自新统一指挥。黄自新以助战为名，将一部分兵力和龙军同驻，和陆裕光两营一起，其实已暗中钳制了龙军。为了保证全歼龙军，陆荣廷还密电护国第二军李烈钧，约共同夹击龙军，还暗约唐继尧的护国第三军调黄毓成部绕道贵州，经兴义潜入广西西林以攻龙军前锋右侧。只有龙觐光父子还蒙在鼓里，以为桂军奉亲家之命，要助他成就平定云南大功，哪知至亲归至亲，国事归国事，陆荣廷亲家早已给他布下天罗地网。
正由于龙父子是陆家至亲，唯恐部下掌握尺度不准，误了全歼龙军的戎机，陆荣廷特地给名义上的总指挥黄自新和执行特别任务的卓锦瑚进行细致交代。出发柳州“征黔”指挥部前，陆荣廷把助龙部队司令黄自新叫来，对他说：“事情（指解决龙觐光部）我已经吩咐慎堂（马济）负完全责任，因这事从开头我即交他个人处理，他才能够通盘了解我的意图；但是你到底是正司令，他是你的副司令，指挥号令仍是用你的名义，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你要任由他部署调度，切忌拉他的后腿，致他不敢放胆放手的干，那就误大事。”黄自新立正表态：“老帅放心，事情完全由慎堂调度，连我自己都服从他的命令，担保一点不顶板。我的老脾气，老帅还不摸透吗？说一不会来二的。”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卢五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1964年4月）
陆荣廷还将一个特别任务交给卓锦瑚。让卓亲率一个营，说是要特别保护龙氏父子。在卓就要随龙父子出发前，陆对卓说：“如情况对我不利时，你即将龙觐光予以袭杀，以免纵敌贻患。”卓锦瑚连忙问：“老帅和龙将军是两亲家，我把他杀死了，将来你后悔起来，不是又要责怪我吗？”陆慨然道：“我已决意倒袁，早就准备大义灭亲了，你不要多说。”卓锦瑚又问：“我与龙将军对敌起来，姑少爷（指陆的女婿龙少怡，即龙觐光的儿子）是亲军统领，一定要参加和我作战的，战场上枪炮无情，如果姑少爷阵亡了，大小姐不要和我拼命吗？”陆又说：“你不要顾虑，如果姑少爷和你对阵，你就把他打死，我准备
一切就绪，龙军就算有钻天之力，也难逃覆灭下场。但表面上看，攻滇龙军进展顺利，龙军一路报捷。
这时，云南护国军已面临最危殆局面。四川将军陈宦率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川军两个师与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对阵。
入川护国军弹尽粮绝，蔡锷每天晚上都通过电报向梁启超报告。他在电报中说：“……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我军所难者枪支多所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
梁启超每次接电，都不禁落泪，回电帮着出主意，每封电报动辄两三千言。因此得到陆荣廷相邀毫不犹豫动身南下，于
此时的护国军后方粮弹接济不上，已陷无力再战的境地。
此时，袁军在四川、湖南两条战线都打了几次胜仗，从广西入滇的龙军也几次报捷。蔡锷入川的护国军已无力再战，如果龙军或者川军杨起元部，加上蒙自几个地方暴乱的民团合力攻入昆明，不难想像，战事即告结束。袁世凯根本不相信以云南、贵州一隅能抵挡强大的北洋军，他不停地发布授勋令，勉励袁军大举进攻，一面让人采办了大批咸鱼、猪肉、罐头食品、烧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衣帽、古玩字画，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慰劳袁军。这与前线人数单薄、缺衣少食、弹药仅存、缩守阵地的护国军形成鲜明对比，眼看袁氏大军即将大告全胜，护国军将要覆没灭顶。
前大总统袁公惠鉴：痛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责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阽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由我公数年来，殃民秕政，种怨毒于四民；近促杀机，则由我公数月来，盗国阴谋，贻笑侮于万国。查约法第四十六条，有总统对于国民负责任之规定，失政犯宪，万目俱瞻，厉阶之生，责将谁卸？云、贵既扶义以兴，势无返顾，我公犹执迷不悟，何术自全？荣廷奉职岩疆，保安是亟，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三百年之垂统，犹且不忍于生民涂炭，退为让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亿万人之生命，以蹙国家于亡。以较胜朝，能无颜汗？况事终无成，徒见取笑，名为智者，顾若此乎？荣廷等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月息兵，则公志既可以自白，而国难亦可以立纡矣。事机安危，间不容发，务乞以24小时赐复，俾决进止，不胜沉痛待命之至！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莫荣新、马济、王祖同。
电报打到袁世凯处，袁世凯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电文列有王祖同的名字，大概是陆荣廷背地添上去的，看来事态还可挽回。”急令电王祖同，让他劝止陆荣廷。此时的王祖同，不仅得到了唐铠的告密，也如梦初醒地明白自己和袁世凯原来都被这个外表朴实敦厚的陆荣廷玩弄于股掌之中。只能有气无力地回电：“陆已独立，无可挽回，请中央善自处理。”就在袁军即将全面获胜的极其关键时刻，广西突然发难，而陆荣廷不仅是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桂省兵力近五万余人，这个力量全部倒向反袁，不能不让袁世凯惊愕万分。
当日，百色各界召开大会庆祝广西独立，龙觐光派参谋长上台宣布拥护讨袁。马济、卓锦瑚又假造陆荣廷电报，以点验龙部为名，全体集合后，刚架好枪听候点验，马上被桂军冲出将枪全部缴获。前线龙军也被护国军前面包围、桂军内部动手的方式解决。龙军驻田东的纳顺洪部，由马济部就地包围缴械，纳部用轮船向百色运送的军械一千多支，饷银十余万，也被马济在那板河截留收缴。龙部士兵被打死打伤十余人，龙觐光的侄儿在船内也被乱枪打死。
至此，龙军大部覆没，桂军缴获枪支近万，饷银数十万。龙觐光父子一夜之间变成光杆司令。龙觐光担心有性命之忧，私下将中国银行一张十四万元的存款单塞给卓锦瑚，寻求保护。卓锦瑚暗地发笑，将龙父子接到自己的营部软禁，然后派人用电船护送他俩到南宁陆荣廷公馆监视居住。
霹雳一声惊海内（33）
民国成立，四载于兹，元首固无变更国体之权，人民应负拥护共和之责，乃袁氏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吸吾脂膏，以供运动，禁吾言论，以遂阴谋，正气摧残，群邪竞进，大信全失，邦本动摇，我同胞艰苦缔造之中华民国，竟断送于袁氏之手，凡有血气，罔不痛心。此者滇、黔起义，全国风从，事尚可为，责无旁贷。炳焜徬徨瞻顾，欲罢不能，当经会议表决，即日宣布广西独立，公推我上将军为广西都督，事关民国在亡，应请都督力膺艰巨，督饬进行，誓歼民贼，以维国本。除通电京省各机关外，谨此电闻。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暨军民全体同叩。
陆荣廷在柳州发出《讨袁檄文通电》：
自帝制发生，人心大惑，无信不立，荣廷早虑国家危亡，顾念改革以来，民力凋残，邦基杌陧，万不欲一夫作难，再致同室掭戈。迩自滇中首义，黔阳从风，长江、川、湘，雷动响应，国民真意，昭若日星。袁氏宜幡然悔罪，削除伪号，尊重民意，以张四维。乃竟包藏祸心，离间将士，以金钱为买命之法，以名器为佣奴之酬，猛虎班羊，蝇营狗苟。玩五族于股掌，希万世之帝王。此而可忍，宁谓有人；乃今不图，其何能国？兹我三省父老兄弟，执戈以待，投袂奋兴，洒涕中原，瞻言马首。荣廷虽身起草茅，尚知纪纲，不得不率此旧部，完成初心。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整共和之约法。除联合云、贵声罪致讨外，警告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协心戮力，诛彼独夫，载宣国威，庶内慰四年死义之英魂，外固万国缔交之大信，仗兹正气，弹压河山，无任呕心沥血，传檄以闻。都督陆荣廷率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叩。
由梁启超亲自起草的《陆荣廷梁启超通电护国倒袁电》也于同日发出：
云南、贵州都督；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徐州长江巡阅使；热河、绥远察哈尔都统；京兆尹；四川、湖南各地护国军前敌司令；袁军前敌司令暨全国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公鉴：
前大总统袁世凯，在职四年，秕政百出，神人冤愤，罪已贯盈，更坏野心，妄觊神器。以前清顾命之大臣，而蔑视优待条件，欺人孤寡，恬不知羞，以民国付托之公仆，而背弃就职誓言，明犯国宪，狡不承罪。自云南申讨，贵州景从，东出湖湘，西奠巴蜀，义师所指，前徒后戈，父老壶浆相属于路，民情可见，天监斯昭。袁氏曾不悔祸，益煽凶锋，殴亿万之生灵，殉一姓之基业。荣廷忝守岩疆，捍圉百责，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是用述约法之明条，劝袁氏以引退，庶塞民岩，籍行国难，何图彼昏，听之藐藐，负固怙恶，终已不悛，大憝不除，荼毒何极？荣廷怵于报国大义，不敢不挥涕以誓师。启超虽以文弱书生，亦只得竭力以赞帷幄，顷已与滇、黔、湘、蜀各路护国大军，剔联策应，会师江汉，荡气燕云。诸公或策名胜国，剔历显僚，或手创新邦，耗悴心力，外顾清议，内审天良，宁忍助逆以隳令名，徇伪命而干国纪。况蠢尔独夫，正不知命在何时，即甘作贰臣，更试问欲为谁守？顺逆利害，较然甚明，何去何从，宁劳再计？伏望迅举义麾，共犁妖窟，不惊匕鬯，还我山河，恢天守于清明，奠邦基于磐石，则无疆惟休，全国民实与诸公共之。陆荣廷、梁启超。
陆荣廷将柳州行营改成广西督军府兼两广护国军司令部，宣布陆任总司令，梁启超任参谋长。
广西独立通电全国，似一声霹雳，全国震动。尤其给苦苦相持的前线护国军打了一针强心剂。３月１6日，蔡锷得知广西独立，异常兴奋，护国军前线一片欢腾。蔡锷认为，广西宣布独立，对于陷于困难境地的护国战争，“突起而拯拔之，大局赖是以定。”（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也说：“广西独立电至，大局震动”（《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下册，第672页）。蔡锷当即召见刘存厚派来的代表邓锡侯，告诉他：“现接一个好消息，广西陆荣廷已宣布独立了，有些省份亦在准备响应，护国军的声威更大了。你回去告诉刘总司令，我军胜利在望，请他鼓舞士气，共同努力，对袁军施行总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5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的护国第二军李烈钧部也趁势向进退失据的龙军余部发动反攻。按与陆荣廷密约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军的护国第三军赵钟奇团进抵西隆(今广西隆林)，与护国第二军方声涛团夹击龙军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护国第三军一部改编的护国挺进军黄毓成部，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龙军李文富团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在滇南蒙自带发动当地土匪、民团暴动的龙军第三路和黄恩锡残部,遭护国第三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残余逃离滇境。
本来云南、贵州加上招募的新兵只有云南的三万多人，贵州的一万人，如今平添陆荣廷率领的五万桂军，云贵桂地势又连成一片，护国军阵营瞬间转危为安。当时进步的《中华新报》在广西独立三天后发表社论：“凡吾国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罔不额手称庆，以祝吾广西护国军万岁！可敬哉，吾陆将军！可爱哉，吾广西之同胞！记者之为此言，非徒赞扬陆将军与广西之同胞也，盖广西此次之独立，对于吾中华民国，实有种种莫大之关系焉。”
当年作为陆荣廷护国大军下级军官的
事实如此，广西宣布独立，不仅护国军声威大振，当接到广西独立通电后，袁“狼狈惊愕，不知所处。”“于18日午前十钟，召开特别会议”，一直开到“至下午六钟始散会。”袁世凯陷入惊惶失措之境地。（云南社科院历史所等编：《护国文献》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9-800页）
广西宣布独立，使袁氏势力开始分崩离析。前线袁军疑惧参半，不敢力战，被护国军打得大败，袁军将领也认识到护国军不再是以一隅敌全国，而是燎原之火。败退后的张敬尧主动派人和蔡锷联系，双方商议暂时停战，以观时局变化。本是袁氏大将的江苏将军冯国璋也开始履行他答应的西南滇、桂发动，江苏继起的承诺。但他不是简单地宣布独立，而是串联了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连他共五省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意见，准备联署发出，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有：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征求意见的密电发到直隶，让直肃巡按使朱家宝拿到了，立即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一看，立即天旋地转。五将军已是大江南北腹地的实力派，由五督军又扩到全国，袁世凯已不敢再想，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了！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330--332页）
袁的上述之辞充满诡辩，已无人同情，更无人相信。
干戈，共图善后。”同时，又特别电陆荣廷：“余已取消帝制，尔应取消独立。”不过，袁氏盼来的却是陆荣廷强硬的回电：“尔帝制自为，背叛民国，已成全国人民公敌，应自动退位，以谢国人，否则吾等誓与尔周旋到底。”（《广西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第2辑总第37辑桂系大事记）
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军务院——督师北上（34）
陆荣廷在柳州发布讨袁通电后，立即赶回南宁。此时，手中不仅有从袁世凯处骗来的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军饷，还缴获了龙军近万支步枪和数十万饷银。考虑到与袁军作战的需要，当即以这些武装组建广西边防第一师，以马鋆为师长；组建武卫军十营，马济任总司令。武卫军编成后，陆荣廷这才回到宁武庄慰问惊魂未定的龙觐光亲家。当着龙觐光的面大骂自己的卫队营长卓锦瑚没有保护好龙将军，背地里却称赞卓任务完成得好，并赏卓大洋一万元。
此时，梁启超经过长途历险，就要进入广西境内了。梁启超和其学生两人于
这次相见，陆荣廷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梁将来力推陆任广东督军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对陆荣廷评价极高：“
龙济光等着自己的特使带回陆荣廷的答复，但等来却是一封劝他宣布独立的电文：
广东龙上将军、张巡按使（指张鸣岐）同鉴：前大总统袁世凯谋逆叛国，神人共愤，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趋，昭然可见。本都督曾会同本军总参谋联名电劝袁氏退位，以谢天下，乃袁怙恶不悛，顽勿见答，今已询军民之请，出师讨贼。粤桂毗邻，谊同唇齿，伏望两公统率所属，载歌同胞，不胜欣幸。军机迫切，乞以十二小时赐复为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
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檄告广东境内云南将校士卒：
同时发出《广西护国军檄广东军民文》：
两广护国军总司令、总参谋为檄告事。前大总统袁世凯蓄谋造逆，帝制自为，殃民辱国，罪恶贯盈。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趋，昭然可见。本总司令总参谋不忍祸接兵连，生民涂炭，乃电袁氏劝其退位，以谢天下，袁犹不悛，至今负固。本总司令总参谋义不获得已，乃循桂省军民之请，出师申讨。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与本总司令既久属同僚，在本总参谋且曾为推毂，方冀克明大义，相与同仇，迭经电商，共发义旆。不料竟昧天良，甘心从逆。本总司令、总参谋乃不得暂移北上之师，先服东征之役。今既统率劲旅，合围省垣，济光鸣岐若能悔罪投诚，自当予以更新之路。倘犹执迷拒命，势已难逃渠首之歼。我全粤父老子弟，深明时势，忠义性成，当谅吊伐之苦心，乐扶开济之元气。仰各照旧奉职，毋得荒弃。全粤将校士卒奉职民国，禄养有年，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正我军人励节救命之日，仰各辨明顺逆，慎择从违。其驻屯省城外各路军队，有保卫地方之责，万勿擅离防地，致酿变端。其城厢内外军队，宜激发天良，去逆效顺，万勿抗敌义旅，荼毒生灵。倘能卷甲来归，自尔同袍济美。要之安省城即所以安广东，救广东即所以救中国。本总司令、总参谋既念为国捍匪，在义难辞。复痛同室操戈，虽胜不武，雅不欲穷极兵力，糜烂地方。故暂驻节要冲，传檄申警，猗欤多士，懔兹良言。此檄。
梁启超大名人人皆知，陆荣廷为中华民国赫赫上将，檄文一发，广东各地几乎沸腾起来，民军蜂拥四起。
但龙故意放走了凶犯颜启汉，后来不知所终。陆荣廷、梁启超由梧州来到肇庆，陆荣廷发电劝龙济光率部北上讨袁，把都督一职让给即将回国的岑春煊。龙济光又让张鸣岐来到肇庆求情，陆、梁坚决不允。龙济光只好亲自赶到肇庆，与陆重新谈妥协条件：1、龙济光承认在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推岑春煊为都司令；2、龙济光可暂为护国军广东都督；3、枪毙蔡乃煌，给海珠惨案死者一个交代；4、即日调龙军北伐；5、广东民军由岑春煊处理，岑未到任前暂从三水划分防区界线，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驻守；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下为龙军驻守。龙济光回到广州，装模作样将所部龙军编成广东护国军，作出一副准备北伐姿态。并将蔡乃煌押至长堤枪决。
陆、梁认为应从速成立护国军中央机构，迅速北伐，以扩大反袁声浪。至于彻底清算龙济光，留待将来。梁当时认为：“自揣力量，欲攻下广州最速须有两月之准备不能为功，然则在此四月内广东无一兵可以北伐，而滇、黔、桂诸省能否再支持四月，实不可知，则何如暂置龙勿问，专治兵北伐，一面以壮云贵之声势，一面以促他省之响应。”这一意见，和陆荣廷极为一致，两人都认为护国大军“以维持秩序戮力北伐为宗旨。坚持此志，始终不渝”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
在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官佐如下：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
副都司令：唐继尧
都参谋：梁启超
副都参谋：李根源
秘书长：章士钊
饷械局长：曾彦
财政厅长：杨永泰
卫戍司令：莫荣新
军务院把云南和两广的军队编成护国第一至第六军。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
护国第三军总司令：莫荣新
护国第四军总司令：李耀汉
护国第五军总司令：谭浩明
护国第六军总司令：林虎
护国军前敌已有蔡锷第一军和黔军戴戡部入川。下一步，就是大举北上，以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军务院命令驻两广的护国军均归陆荣廷节制，于是陆荣廷以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出征令：
护国第二军李烈钧部由粤北向江西攻击前进--
护国第三军莫荣新部由肇庆向三水推进，监视虽已宣布独立并加入护国阵营，但居心叵测的龙军--
护国第六军林虎部由广宁、四会向芦苞和赤、白泥进攻新街，监视龙军--
护国第四军李耀汉部警卫肇庆、高明、鹤山一线--
护国第五军谭浩明部及广西陆军陆裕光部、广西武卫军马济部向湖南开进，以长沙为攻取目标--
两广护国军数万之众辚辚发动，征尘弥漫，誓灭独夫国贼，豪气万丈！
其实，四月中海珠惨案发生时，广西护国军即分成两部，一部压向广东三水，一部分集中在全州黄沙河一带，压向永州。湖南的陆军中将零陵镇守使望云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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