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为因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而入狱，那就太可爱啦！！！
在这篇文章里，香草读到了叫“赤子之心”的东西，所以打出来供大家品味，也算是回应李富强老师2009年11月14日的讲座。
转自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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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其麟(1935～ ) （相关材料转自百度百科）
现代壮族作家。广西横县人。少年时代即喜爱民族民间文学。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写成长诗《百鸟衣》﹐1955年发表﹐1956和1959年两次出版单行本﹐引起广泛的反响﹐并被译成英﹑俄等文字。1957年大学毕业後﹐先後做过地方文艺刊物编辑﹑民间文学的蒐集整理工作及基层行政工作。在此期间﹐陆续发表了一些诗作﹐如以广西民歌形式反映广西壮族人民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长诗《凤凰歌》(1964)等。
《百鸟衣》为韦其麟的代表作﹐它描写一对壮族青年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而向邪恶势力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青年古卡和美丽的姑娘依俚相爱著﹐可是蛮横的土司抢走了依俚。古卡爬过九十九座山﹐射了一百只雉鸡﹐用雉鸡羽毛做了一件神奇的“百鸟衣”﹐杀死了土司﹐救出了依俚﹐终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长诗取材于民间传说﹐采用壮族民歌形式﹐反映壮族人民的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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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稿，引起我一些回忆和感触。
开始知道“壮”是一个民族并明确自己是一个壮族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在中学读书，有一次学校非常郑重地要师生慎重地填报自己属什么民族的表格，班主任对我的情况认真核对，确定我是壮族人。
对“壮”这个词语或以这个词语作称谓，倒是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了的。村里人把说壮语叫做“讲壮”，说白话方言的叫“讲客”。儿时到汉族的外婆家去，一些老人常慈爱而亲昵地叫我“壮特儿”。长大一点，到镇上中心小学读书，也曾被班上两三个很“嚣”的同学叫做“壮特”、“壮偶”或“壮牯佬”。他们不是壮人，他们这样叫的时候，脸上总浮现一种莫名的笑意，使我感受到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为什么这样，我不理解。只是他们品学兼劣，这优越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显得有些尴尬。待懂得“壮牯”之类的叫法是对壮族的一种鄙视，我已是一个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大学生了。
离开生养我的村子已经几十年，而儿时家乡的一切依然难忘。家乡的人们也是非常爱唱歌的。每逢婚娶，送新娘来的伴娘中，总有特别能唱的人。是夜，村里善歌的男子和几个青年便在厅堂或二厅和新房里的伴娘娘们摆起歌场，对唱斗智，彻夜不停，往往唱到天光，听歌的人们也彻夜不散。有时竟唱至日悬中天，伴娘们陪新娘回去了，还一路唱出村头，男方也唱歌相送，一直唱到半路。离我们村子较远的村镇也有歌圩，叫“圩逢”，可惜我没有参与过。每有“圩逢”，村里的青年人总要去的。有时人们形容人多热闹的场景，不说“热闹”，而说“象圩逢”，可见歌圩之盛况。平时，也常听到人们唱歌。我就见过邻家的一位伯母在赶圩归来的路上，与别村的她的前夫相见，一前一后，竟唱起歌来，互相讽刺挖苦一番。一个出口成歌失，受到人们格外的看重；不会唱歌，似乎成为一种缺陷。记得有一首歌教育孩子吃饭时要有礼貌，不可贪馋放肆大吃，就是这样说的：“不识歌，因为（细）小时大吃多，阿娘叫我念念（不贪馋大嚼，斯文有礼之意）吃，着（惹）我火起（恼火）连盘拖。”无论春夏秋冬，人们单独在山野劳作或走路，大概是为了驱赶寂寞，也往往唱山歌。小时跟祖母或伯母到深山里去，总时不时听到不知从哪片山林里飘来几句山歌，悠然而深情，象在诉说什么，又象在询问什么，而这倾诉是没有对象的，这询问也不求回答。这歌声给我的感觉，如山顶飘逸的白云，如山间清莹的流泉，如带着草木和野花的芳菲和风，令人陶醉。这种情景，至今仍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这美好的记忆常伴着我失眠的夜或百无聊赖的时候。
虽然少时在家乡生活，但由于历史的主观的客观的种种原因，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各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实在太少。所以，凡找到有关谈论壮族的文章书刊，我总要读读，也不管读得懂不懂，懂得多少是多少。又因自己发表过一两篇诗歌，忝列了文学创作者的行列，作为一个壮族人，又生活在广西这块壮族世代藉以生存的土地上，在创作中我总希望——也许是奢望，但恐怕亦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多多少少能够表现我们民族的生活，反映我们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而自己的实践与希望距离得很远，我深感到，对自己民族应该知道的懂得太少，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广西有些同行，包括非壮族的同行，也有这种心愿，甚至热衷于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实绩，但与人们要求也不是没有差距。当然，那种象神仙于云端俯视芸芸众生，好奇地搜猎某些“奇风异俗”以点缀装饰自己的作品，是很难得到人们赞赏的。但应该说，多数人的这种心愿和努力是纯洁真诚的。而效果并不理想，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我同样认为，对我们壮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知之甚少，缺乏研究，理解不深，是不应否认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歌圩，不少广西的文艺作品都曾涉足，但对壮族这一世代相承的文化事象，究意有几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研究呢？有人认为广西文学创作的不如意，主要陷入了民族文化“自恋”的泥潭，沉溺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始氛围。这个判断是否符合我们的客观实际，是科学的分析，还是感情之所需，当然可以讨论，可以各抒已见。但我想，生活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喜爱和继承，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民族文化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就拿歌圩来说，从古至今也是不断发展的。民族民间文学也并非全问“原始”，历代的时政歌，当今歌圩唱的某些民歌以及当社会上产生传统的某此民谣，就很难说是原始的意识。当然，我们应该甚至必须吸取外来的优秀的先进的东西，这是不待言的。刀叉自然可以用，但不必贬斥筷子为落后愚昧。无论如何，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不分优劣而一概鄙薄和否定，是轻率的。费孝通先生前几年还这样说过：“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里，他们的语言艺术都是靠口头创作来传递的。即使在一个有文字的民族，口头文学不仅总是大量存在，并且不断创新，而且常常是书面文学的基础。......口头的民间文学不仅是文学的源泉，而且是不会贫瘠的沃土。”谈到少数民族喜爱唱歌，他说：“我们不仅可以欣赏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的艺术，而且从中还可以体会到他们在生活中浓厚的感情，因而对他们的风俗习惯能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谈到那些歌手们，又说：“只有在这种普及（即人人会唱）的基础上拔出来的尖子，才是群众中的人物。他唱的是群众心里的歌，心心相印，脉脉相通。这样的艺术不仅扎根在生活中，而且扎根在群众里。我认为这是最高级的艺术。”（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民俗学演讲集》中的《谈谈民俗学》一文）我相信，这位学者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也绝非感情用事。否定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意义与作用，不符合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许多文学史家认为恰恰相反。
许多年前，在讲白话地区的农村工作，听人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农村青年离乡（参军或上学，记不清了）两三年后回家，对父母和村人都只说感湿的普通话——发音不正的普通话，声称不会讲家乡的土话了。父亲对他说什么，他都用咸湿普通话回答“不懂不懂”。父亲拿起扁担抡了过去，骂道：“你‘补桶’，我给你扁担！”故事蛮好笑，这位青年的心态也蛮可悲可怜。这此起我可能是不伦不类的联想，我们不必象那位青年为了向乡亲父显示自己的什么而瞧不起自己家乡话一样，鄙溥养育自己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我绝不是主张不学普通话，更无排斥其它民族先进文化之意），而应该重视它，研究它，弘扬它。这对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对发展我们的文化，不是在害而是有益的。
壮族人口一千多万，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虽然过去没有普遍使用的统一文字，但应该说也有值得自豪的文化。可能自己孤陋寡闻，我总感到，我们对壮族的研究，和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民族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两年前潘其旭同志说他准备写一本研究歌圩的著作，我很高兴，极力鼓动他尽力写好，说这是值得努力的事。我之所以这样，除上面所说之外，也鉴于过去有的时候，歌圩这一民族习俗曾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不健康的有伤风化活动而加以禁止。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某种风俗的产生或形成和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它总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生活内容、生产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等条件相适应，总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条件所制约。民俗的产生存在，除客观的物质条件外，同时还有与客观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等等。因此，认真研究歌圩这一风习产生的根源和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探讨其对民族生活的影响，提出科学的论据，以便对歌圩活动进行更好的引导，去掉其消极的方面（如果存在的话），倡导其积极的方面，这对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好处的。这研究，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我知道潘其旭同志完全具有做好这项工作的条件。他是壮族人，长大于壮族聚居的县份，也跑过广西很多壮族地区，对壮族的情况很熟悉。他会壮语，不仅懂得古老的方块壮字，也精通新的拼音壮文。二十多年前，他对歌圩就有了兴趣，写过文章；这些年来，一直热心于壮族文化的研究。读他的文章，觉得很实在。和他交谈总有点激动而且爱高声，但决不是象有的人那样“抛浪头”——这“抛浪头”是我家乡的俗语，意思是实际没有那样的功夫武艺，故意装出一副天下无敌的英雄好汉模样，以吓倒别人。——因而我相信，他说要写一本研究歌圩的著作，决不是随便说的。
现在，这本歌圩研究的书稿，已摆在我的案头，他要我先读，提出意见。读是读了，却提不出什么好的意见。读这本书稿，对我是一次愉快的学习，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懂得了不少我原来不懂的东西，增长了知识。我觉得本书的材料相当翔实，论述颇为充分详细。对某些问题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或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或不囿于别人的结论，提出自己新的意见。比如关于壮族族称的探讨，关于“溱洧之风”与歌圩的产生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菜同源头的论述，关于歌圩形成的标志看法等等，比我所看到的某些文章有关这些问题的所述，我认为是更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的，是更令人——至少是我——信服而乐于接受的。可能有的读者和专家，对本书某些地方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关系。关于壮族歌圩，有兴趣的有识之士，也还可以再作研究，再写有关的研究著作，使这方面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总之，本书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老潘同志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辛勤的劳动，做了一项很有意义很有裨益的工作。
读了书稿，引起一些感想，我把这些感想东拉西扯地写成这篇噜里噜嗦的文字，不知符合序文的规矩否，权且充数吧。所说难免谬误，还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分享,哥读到的也是心~~~
小心拿你去劳改
赞教主。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一个民族某种风俗的产生或形成和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它总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生活内容、生产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等条件相适应，总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条件所制约。
富有哲理！
“山歌”本为劳动人民创造，官方插手肯定要变味。
加上语言文化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用汉语写的壮族山歌，其本身特有“韵味”自然要逊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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