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5928769.html 为民讲真话 雷宇：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 ||
| 张敬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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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病房，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杰克逊说：“古往今来，有许多伟人都是秘书出身的。” 邓小平说：“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他滔滔不绝地引述古今例子，显出惊人的记忆力，“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党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邓小平只讲了个雷宇作为拔擢党政高级干部的例子呢？这就异乎寻常，耐人寻味了。 与华国峰当面争论 邓小平说雷宇当过任仲夷的秘书，并不准确。雷宇在任仲夷身边那时的角色，其实就是古代的“幕僚”，现代社会称之为“智囊”、“智库”。雷宇是颇受任仲夷器重的。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雷宇随同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0年11月雷宇又随同任仲夷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老前辈任仲夷特别看重雷宇做官为民敢讲真话的优良品格。2005年6月，即任老逝世前数月，在参加广州市组织的到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动情地对雷宇夫人韩益杰说：“我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也不愿意参加别人的生日宴请，但这几年我都给你婆婆送生日蛋糕，因为一是我熟悉的百岁以上老人不多，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你婆婆；二是她生了一个敢说真话的儿子。” 雷宇确实是敢讲真话的人，历来心直口快，不管对谁，较起“真”来“寸步不让”；他为自己勾勒的个性特征是“我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总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服输。”1980年7月2日晚，在大连棒锤岛7号楼，雷宇曾就物价改革问题与华国锋争辩起来。雷宇说：我国有个方针叫做物价基本稳定，总的说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也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意思是你不当家，不知道物价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雷宇说：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任仲夷出来解围，他说：华主席呀，雷宇同志是我们当中思想比较解放的，请你不要见怪。其实，华国锋虽然不同意雷宇的看法，并没有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回到省委机关，却有人对雷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胆大包天，敢跟中央主席争论!对此，雷宇不以为然，答曰：他不是让大家说吗？既然让大家说，有这个机会，我就说说。雷宇的耿直磊落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改革的闯将 俗语说：“三岁看到老。”雷宇早年便显露锋芒。1934年7月出生于广西横县一个破落之家的雷宇，自小便好学善读，在知识海洋里泡大。后来受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大哥雷起予和读中学的同学、地下党员谢清波等人言传身教，11岁成为地下党情报联络站的联络员，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可爱的人”。 “腹中贮书一万卷”，早年的经历使雷宇磨砺成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担任“幕僚”的几年间又积累了经验，积贮了激情。这个时候，他期待的是一个能实现“思想、操作一肩挑”，独当一面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 机会终于来了，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1982年7月，雷宇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然而，这一调任，对雷宇来说，既是机遇，又是重担。说是机遇，那时中央领导频繁视察海南，及时指导，并给予海南越来越优惠的政策；还有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在广东担纲、领航。毋容置疑，那的确是开发海南的黄金时段。又是重担，因为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那个“边”字和“穷”字。这里所说的“边”，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理位置上，都是“天涯海角”：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说到这里的“穷”，更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山村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相当一部分黎苗族同胞住的是又窄又暗的茅草房。即使在全岛中心城市海口，贫穷落后的印记也随处可见。越穷越留不住人才，越留不住人才越穷。面对此情景，想短时内扭转局面，难! 雷宇不愧为一员改革大将，在海南开辟改革之路，他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物。为了突破难点，打开局面，雷宇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人说雷宇有“三勤”：一勤下跑。下工厂、访黎村、串苗寨、走学校，进行环岛考察，深入了解民情社情，为建设海南制定整合资源，发挥东、西、中部和山区各自优势的经济区划，勾勒全岛发展总体规划。二勤上跑。他起早贪黑，跑遍中央、国家机关中的29个部委办，不管接访人官大官小，他都诚恳耐心地如实汇报情况，争取支持。三勤外跑。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让一批基础设施逐步上马。对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深受感动，曾在一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说：我倡导国务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学习雷宇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工作干劲。工夫不负有心人，雷宇在海南任职3年间，不仅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上了一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微波通讯、电站、糖厂及创办海南大学等建设项目，同时开通了海口至香港的空中和海上的客运航线。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搞开发、干“四化”的劲头鼓起来了。在全岛上下一致努力下，宝岛的平静被打破了，海南的人才外流大为减少，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景象。 在投身海南的开发建设中，雷宇一如既往地敢说真话勤做实事，为海南争取了许多支持。令雷宇的秘书谭可诚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2月11日上午，雷宇在三亚海军小礼堂向胡耀邦汇报，请国家支持海南建设一个煤矿和一个电站时，胡耀邦说：“可以搞小煤窑，发动群众，不要用国家投资。”雷宇说：“耀邦同志，我想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我是学采煤的，海南不是山西，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挖出煤来。而且，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又是属于低热能的褐煤，需要特殊的技术设备才能处理好。这里建煤矿，我看还得国家给钱。”当时有人给雷宇递眼神，雷宇不听，据理力争，因为他想的是海南太穷，不能为了讨总书记高兴就说行啊!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他并没有因雷宇的言语“当众冒犯”而生气。到第二天早上，胡耀邦当着雷宇和国家计委甘子玉副主任的面，告诉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让他转告煤炭部长高扬文，给海南解决建设煤矿的资金。1984年4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当雷宇在大会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时，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说：“我不是海南人，不怕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这句话显然不对，但确实需要考虑。”事后有人说雷宇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在大官面前总是实话实说，连个弯都不拐。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实话做实事的雷宇，正是一剂苦中回甘的良药。 “海南汽车事件”中的雷宇 说到雷宇在海南，不必要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在1984年7月至11月这五个月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当年中央主流媒体未知何故，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的报道中，恰恰回避了“汽车事件”是怎么引起的事实真相。据此，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汽车事件”这一年的年初，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乐东县物资局曾违反中央关于当地用自有外汇进口的17种产品只准在岛内销售的规定，将19辆从日本进口的农用车转卖到本省岛外某县。雷宇发现后，当即明确提出对该局有关领导严肃处理。与此同时，还通报处理了海南区二轻局违规将进口大批尼龙布倒卖出岛事件。二是在1984年7月，到山西太原市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行政区工商局长，在会上传回国家工商局的六条意见。按照“六条”，海南“汽车可以出岛”；内地集体、个人持区、县以上主管部门证明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海南区主管外经工作的负责人得悉此精神，认为是特大喜讯，并向区党委一把手汇报，明确应抓紧实施。“汽车事件”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对于国家工商局的意见，当时广东省政府杨德元副省长曾给国家工商局领导打过电话，不同意关于“汽车可以出岛”的规定，但得到的答复是“六条”意见是经过局党组讨论通过的，是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的。于是，才引发了海南大批量地从日本购进汽车：内地除西藏、青海外，所有省区都涌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 就雷宇个人来说，政策拿到手后，他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政策赋予权限越大，责任越重。”他当时对购买进口汽车，有个“控制”数量的设想。他算过一笔账：进口汽车1．3万辆，每辆卖出赚1万元，加上进口转卖别的机电产品，合计共能赚2亿元，用于开发海南，初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改善培养人才的教学条件就可以了。雷宇清楚，不是进口汽车越多就越好，如果进口转卖汽车太多，赚钱太多，必然会事与愿违。可惜，他想是这样想的，说是这样说的，但得力措施却没有跟上。比如，对进口汽车的审批权就存在着多头审批的现象。尤其是分管外经工作的行政区领导，批得过多过滥，连下属单位申请进口别的物资，他也批进口汽车。雷宇发现后立即撤销了一批批文，但为时已晚。用雷宇自己的话说：“就像开车一样，虽然你刹车了，它还要按着惯性往前滑一下。”结果，造成严重失控，共订购汽车8.9万多辆，实际进口7.9万多辆，其中上缴国家5.8万多辆，自销2.06万辆。 代价很沉重——雷宇被当作“海南汽车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雷宇历来廉洁从政。他在海南、广州、广西任职共7年，没带家属，只带个秘书或司机。在海南，雷宇不像别的外地调入海南的领导一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机关院里，吃饭就到饭堂解决。夏天的海口酷热难耐，雷宇的住房非但没装空调，连一台旧风扇也是到1984年夏天实在太热才配置的。他从不搞特殊化，生活就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在海南如此，在广西也一样。雷宇不愿按当地区政府的安排到饭店吃住，就和司机搬到一个家属院宿舍去住，平时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做饭就到街边吃盒饭。离开海南后，雷宇回到广州，住在省委干部宿舍，当时在省委办公厅任职的邓杜廉登门造访，发现这位“高干”家里竟然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什：厅里坐的是破旧的木沙发，看的是黑白电视机，房里睡的床是两张凳子上铺的木板，发黄的蚊帐挂在墙角上。 危难是一面折射灵魂真相的镜子。虽然雷宇自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还是先为别人着想。众所周知，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处分最重。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断然作出大量到香港进口转卖汽车决策的，并不是雷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雷宇外出公干，作出这一决策的是区党委一把手。因为就在此时，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区工商局长，从会上传回可以进口转卖汽车的六条意见，有关领导迫不及待地到区党委一把手家向他报信，他很高兴，当即表示根据他在佛山抓外经工作的经验，办此事宜早不宜迟，并由他指派有关领导赶赴香港洽购进口汽车事宜。如今谈起此事，有关领导记忆犹新，但局外人士却一无所知。待到清查“汽车事件”，行政区政府一把手雷宇和行政区党委一把手都被召回广州，让住在小岛向广东省委写检查，行政区党委一把手也曾如实地交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检查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递交省委前与雷宇交换检查稿征求意见时，雷宇把其交代的这段话全部划掉了。雷宇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这样写送到上面去，绝对没有你的好，你没有必要这样写。你今年都59岁半了，再有半年你就要退下来了。你要是在临退下来之前还处分一下子，那你以后就不好办了，生活待遇所有的都不好办了。反正我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在劫难逃。这种事，有一个出来顶账就行了。你就不要出头了。再说，我今年才50岁，我相信，只要自己不自暴自弃，中国只要搞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显然被劝的那位党委一把手也权衡了利弊，他上交的书面检查也就没有这一段话了。也许就由于这个缘故，雷宇便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处分最重。 “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 处分下来后，在家里赋闲3个月，雷宇调任广州花县县委副书记。位降未敢忘忧国，金子放到哪里都永远是发光的。在这里一年多时间，雷宇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特别重视解决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当他了解到该县赤坭水泥厂搞技改遇到缺乏资金的难题，而铁道部门正在花县筹建冷冻机车厂需买水泥，便主动为两者牵线结缘，动员后者“预付货款”帮前者搞技改，前者以优惠价供应后者水泥。结果，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1987年，雷宇任增城县委书记。他在这里工作不到一年，他深知路通才能财通。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采取各种灵活变通做法，多方筹集资金，用于铺设8条公路、2座桥梁，还建起1个海关，从而破解了这个山区县交通不畅、进出口货物不方便等难题。不难想象，不到一年就干出“8、2、1”件事，会遇到多少周折，会耗费他多少精力，他会想出多少办法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总是那么胆识过人，足智多谋，这就是雷宇! 说到雷宇在广州这一段，黎子流是最有发言权的。据黎子流介绍，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和雷宇打过交道。那时雷宇给他留下的是思想解放、作风深入、工作务实的印象。待到1990年黎子流调任广州市长时，雷宇早在该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当时不少同事对黎子流不熟悉，有的还有疑虑。雷宇主动作介绍，从黎子流的为人到他在顺德、江门工作显示的才干都详细叙述，使大家对黎子流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在两人共事中，黎子流对雷宇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看到雷宇的脑瓜很灵活，思路很清晰，办事雷厉风行，一心扑在工作上，可以说他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是倾注了全力的。而且，黎子流还惊喜地发现，雷宇从未因犯过错误受到严厉处分叹过一声气，也从未因为原来是自己的上司现在成了副手而发过一点傲气。彼此坦诚相见，配合默契，合作得非常融洽。这时在黎子流的心目中，雷宇的形象更高大，是一位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完全把心眼放在党和老百姓事业上的好干部。 雷宇在“海南汽车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新加坡一位老华人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如此，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雷宇被召至北京谈话，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同年6月，雷宇走马上任，但不从广州乘飞机直达首府南宁，而是开车沿广西边界线一路考察而去。上任第二天，雷宇就开始边检查边调研边解决难题。他将在边境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种敏感问题，及时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研究对策。对之前的“汽车事件”，他不回避，反而常常以“汽车事件”为前事之师，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边贸问题，他坚持既要搞活，又要活而不乱。在广西任职近4年间，雷宇主要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和工商等，都取得可喜变化。特别是对外工作，他豪迈地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很快打开局面。据《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雷宇来前的1991年广西全区实际利用外资6636万美元，他到来后的1992年便增至2.37亿美元，1993年9.24亿美元，1994年10.47亿美元，1995年9.64亿美元，与1991年相比，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多倍。同期外贸出口额，也从8.32亿美元增至22.46亿美元，增幅近两倍。 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1996年，雷宇“急流勇退”，主动辞去广西的职务，回到广州照顾96岁高龄慈母的起居。雷宇幼年丧父，五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劳秀贞抚育成人。母亲独力支撑贫家的艰辛，雷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参军后，他奔赴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母亲终日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转业后，他走南闯北，在外一晃就将近半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此，雷宇一直心怀歉疚。他说，我尽了几十年忠，现在也该尽尽孝了。辞职后，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尽一份为人子之责。 转眼间，10年又过去了，年已106岁高龄的劳秀贞老太太仍然健旺。这全赖雷宇及其家人平日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年看到有关“海南汽车事件”的报道时，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坦然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一直舒舒朗朗地活成了百岁以上的老寿星。 这些年来，雷宇已经淡出公众视线，“汽车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渐模糊了。可是2004年2月，林桃森案的平反判决，又一石激起千重浪，重新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林桃森曾是海南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是“海南汽车事件”中唯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行政区领导。对于林桃森案，雷宇多少是知情的。控告林桃森的材料说，有人在1984年12月9日上午10点钟，在林家客厅里给林桃森送了3万多元人民币。但是那个时间林桃森正和雷宇等人在广州公干还没有回到家，根本不可能受贿。雷宇当即向有关方面反映这一情况，在雷宇离开海南后，林桃森还是被捕了，海南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的故意，没有接受赃款为由上诉，被驳回。 雷宇自始至终都惦记着这件事，他认为林桃森是无辜的，坚持为林申辩。多年来，雷宇和了解此事的同志、朋友们，始终在为林桃森的平反上下奔波，然而事情一直“搁着”。1996年7月11日，雷宇回海南访友，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探望已经病危的林桃森。他为自己的同事长期蒙冤深感不安和悲伤。讲起同志们为林桃森平反而奔走的事，当时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林桃森泪如泉涌。事隔不久，林桃森带着冤屈，离开人世。直到林桃森逝世8年后，才终于等到一纸迟来的平反判决书。逝者长已矣，但也总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当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而对此事多年奔走呼吁的雷宇等人来说，这也是一份可贵又可叹的礼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宇干革命搞建设走南闯北，最令人感念又悲壮的是在海南这一段。记者从采访中感受到，海南干部对雷宇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后任海南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王学平，谈到雷宇非常激动。他说：我尊称雷宇为“雷公”。也许在海南干部中我接触雷公的时间最短，可印象最深。我陪他下基层，跟他上北京，同吃同住同工作，从中体会到雷公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表率。人们都说学雷锋，我看群众学雷锋，干部还应当学雷公。我以雷公为好榜样，写一副对联挂在厅里，鞭策自己。上联是“一生忠贞一生忧”，下联是“两袖清风两眼乐”，横批是句双关语“乐为黎民”。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感受到，海南群众对雷宇评价很高，大凡到海南思古抒怀的人，都会去名胜古迹五公祠参观。该祠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海南的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事隔多年，如今人们向记者谈起雷宇，还感念不已，说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南的百姓为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贬鸣不平，要为他建“六公祠”。据曾任广东省委办公厅一秘副科长，分工负责中央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批转文件处理工作的邓杜廉回忆，1986年7月17日，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写过一封亲笔信。赵紫阳在此信上批示：请转广东省委林若同志。林若将此信批转省委各副书记阅。陆定一此信的大意是：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接着，陆定一说，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陆定一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雷宇在海南任职总共才3年，但海南百姓一直在怀念他。“公道自在民心”，民众认为雷宇一心为民，出错也是为百姓办事出的错，都谅解他；认为他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有很强的改革开放意识，有很强的廉洁自律能力，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出了错还勇于承担责任，都赞扬他。所以，雷宇被撤职了，人们同情他；雷宇将离开海南时，人们挽留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