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通过再分配达到公平 - 僚人家园

丁刚（《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瑞典是个小国，人口只有900多万，但在小国之中，它又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高，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瑞典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财富的创造，更取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在积累之后才考虑分配，而是在一开始就将二者结合起来。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兴起。1920年代末，西方爆发经济危机，瑞典受到沉重打击，被逼到了改革的关口。

1889年成立的瑞典社民党（SAP，全称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1920年，普选制实现，社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它的雄心壮志还没来得及实现，就遭遇重大挫折。在当年的秋季选举中，发生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一是投票率很低，工人不再像当初争取普选权时那样积极；二是工人听说社民党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化，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这一现实使该党上下感到困惑。经过反思，社民党领导人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整个瑞典社会根本就没有为实现全面的公有制作好准备。二是工人在获得选举权后，对公有制逐渐失去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最想要的是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而不是管理或拥有企业。显然，原有的理论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如何解决当时工人们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失业、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将社会保障模式从济贫式转向全民参与、全民享有，也就成了社民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念中，马克思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社民党总部至今仍挂着马克思的肖像。从所有制角度看，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它90%以上的企业都是私有制。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瑞典的企业和个人上缴的税款要高于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一度被列入西方国家之最。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同，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了瑞典社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在分配领域，瑞典要比中国更加公平。

简单地讲，社民党人追求的是：我虽然不拥有这些东西，但我却要拥有对这些东西的分配权，至少是部分的、关键的分配权，以便让全体公民尽可能公平地获得这些东西。比如，我可以不拥有这座房屋，但我可以给这幢房屋的出租设置一个限价。

从19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起步的瑞典变革，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变革大体同步，不同的是，它找到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60年，也就在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当然，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可能会更短一些。

战后，瑞典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等一项项计划开始落实，瑞典经济也同时进入了快车道。到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约5.6倍。瑞典不仅成为发达国家之一，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社民党“政治纲领”的第九条简明扼要地写着：实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实行养老金制度，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金。

1944年，社民党又在修改后的党纲中增加了福利制度的内容，而且更加具体。比如，实行社会保险，以便在失业、事故、疾病、伤残、生育、失去家庭抚养者、年老或者其他收入损失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与保障；提高住房水平，减少住房拥挤；进行定期体检，首先是对儿童与母亲；对儿童实行免费牙科保健，等等。

社民党的9个党纲都贯穿着追求平等的理念，从建党初期到今天始终不变。2005年通过的社民党国际纲领，标题就是“一个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以笔者在瑞典的生活经历看，所谓平等，实际上就体现在全民福利体制之中。农民、工人、干部……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享受到基本的福利；无论你生活或工作在沿海还是内地、山区还是城市，患病时都可以得到水平大体相同的医治。

瑞典福利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在现代国家中，福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再分配来达到社会公平。没有了这样的分配，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发展就不可能持续。有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目标。这才是我们在谈论福利国家时最应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