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土司文化的特殊性
罗 勋
忻城土司文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它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有机融合。忻城土司文化，不是单纯的壮族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汉族文化；不是汉文化与壮文化的简单嫁接，也不是汉文化对壮文化的强势并吞，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相互浸透、互利互补、和和相生的文化。这种有机融合，使其生命力延续了近500年。
一、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近500年，时间如此之长，为壮族史、中国史所罕见。说到忻城土司文化特殊性，不能不说忻城土司民族成份的认定问题。忻城莫氏土司的族谱一直认为其祖先来自江南的苏州太仓，但是后世的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族谱此说法不可信，确定忻城莫氏土司民族成份为壮族。
被称为忻城土司“始祖”的莫保在其所著的《力田箴》中有“昔我江左巨族，今为粤西细民。”十三任土官莫景隆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编纂的《忻城莫族总谱》称：“裕定公讳保，协理忻城始祖也。原籍江南苏州太仓州人，生而奇俊，有谋略，好善乐施，每倾囊济人危急。元至正间，粤西蛮寇犯边，奉命随征，设计擒贼，著有功绩，授千户屯于庆远宜山之八仙。明洪初年，罢管兵官，藉其屯兵为民，遂偕子孙亲丁数人移居忻城界。”从《族谱》上表明，忻城莫氏土官的祖先是来自江南的汉人。在统治忻城土县近500年的时间里，莫氏土司的确以汉人的身份自居。
然而，专家学者对广西土官的民族成份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广西土官普遍伪造家谱，把自己当作汊人后裔。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政策，从而导致土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精神上受到压制。为了摆脱这种卑微地位，他们才冒充汉人，杜撰族谱，后来转相传闻，以讹传讹，以致难识其成份的真面目（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民族团结出版社1963年出版）。学者蓝承恩将《忻城莫族总谱》与续修的《莫氏族谱》进行对照，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忻城莫氏土官是来自江南苏州太仓的汉人”一说靠不住，应是地道的粤西壮族。他还认为，忻城莫氏土司与南丹莫氏土司同一个祖先，莫保被任命为八仙千户，是南丹土著莫氏分封的必然结果，而非从苏州随征跨省平蛮有功。（《忻城莫氏土司五百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广西的专家学者在编著《壮族文学史》时也把忻城部分土官及官族文人的作品归入其中。
莫氏土司在壮族、瑶族聚居地忻城进行其统治，不管他们如何以汉人自居，也始终被视为“土官”。一方面，他们生活在这个土县，早已融入壮、瑶社会当中，有着与当地土民一样习俗、习性，（“初来时，人少而势弱，不得不服蛮之服，语壮之语，以求于环境”（《岭表纪蛮》）。元至正年间，莫保削官为民，从宜山落难到忻城延寿里板县村，以农为生，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孙莫敬诚还是靠当地的壮佬韦公泰举荐才得为土官。可见壮、瑶势力在当地非同一般，正所谓“壮瑶狂悻”。假如莫氏家族是来自外地的汉人，融入壮瑶社会，到敬诚孙辈早已被同化了。“忻城、永顺长（官司）与壮人无异，惟语言稍别”（道光《庆远府志。诸蛮》）；但另一方面，作为土知县，他们要面对流官、知府甚至皇帝，他们还得学会汉人的“驭人之术”，即以汉人的为官之道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他们得把自己当汉人，按照汉人那一套来行事，他们讲官话，住汉式衙署，行汉式婚丧礼仪。土官壮族身份的事实与其意识的不对称性，导致几百年土官行为的“两面性”。因此说，忻城莫氏土司是其壮似汉的特殊统治群体，近
500年的土司文化也具备了特殊性。
二、
忻城土司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体现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土司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特权，既执行中央的政令，又有其特殊性。明清两朝莫氏土司均按封建王朝的羁縻制度而行，与汉地一样，建立健全各种机构，县级有县衙署，有知县、师爷、权官、总管、头目等大小官职，基层设有里、堡、峒行政组织。但是与汉地明显的区别在于，忻城土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县可以世袭，世袭制度让土官永保其统治地位，没有危机感。汉地的知县，有朝廷的俸禄，而土知县没有，其生活来源完全取之土民。土官与土民，是封建土地领主（农奴主）与农奴的阶级性质（《韦业猷《土司时期忻城社会经济探微》）。不仅如此，土官还有进贡的任务。土知县是当地的“土皇帝”，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辖区内所有土地集于其一家，可谓风光。但是，朝廷对土官是不放心的，所以在土司地区设汉典史，名为辅政，实为监督。据记载，忻城土县从清康熙四十七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共有来自汉地的典史49名（《忻城土司志》）土官与流官间等级森严，土官晋谒流官，“见知寨如里正之于长官，奉提举如卒伍之于主将，视邕管如朝廷，望经略帅府则如神明”（《桂海虞衡志》。“土官谒见流官，其品级在流官下者，例行一跪三叩礼，不给坐，不侍茶，有话跪禀。谒见时，须缴纳种种规费……”（《岭表纪蛮》）。由于内有典史监督，外有流官歧视，土官知县在其辖区内不能为所欲为，到了外边，也是低人一等的。
莫氏土司统治时期，他们依汉例，学汉术，但又不照搬照套汉人的东西，而是根据忻城土县的具体县情进行变通。他们吸收了汉民族政治上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比如第七任土官莫镇威引述唐皇李世民与宰相同论治国方略时说的“君为舟，民为水，水滥舟覆。”提出了“吏民为父子”，主张为官者“宁朴勿华，宁俭勿奢”，“毋厚敛于民”。历代土司制定了诸如《力田箴》、《官箴》、《分田例议》、《劝官族示》、《芝州家训》等等法规，这些主张和法规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土司制度下，农奴主与农奴两大阶级分为5个等级，主户中的土官及官族居社会最高层，享有各种特权，属第一等级，占全县大多数的是第四等级——农奴，他们被缚于土地上，对主户有人身依附，受主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担负繁重的徭役。由于土官的生活来源与土民（农奴）的劳作息息相关，在统治手段上土官更多的是采取“笼络”政策，把土民牢牢地缚于土地上，以确保其经济来源，维持其“本支百世”的长期统治。
在经济上，莫氏始任忻城土官以来，全县土地归集于一家，权力集中于一人，改变了过去由部落酋长统治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莫氏土司采取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措施，推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灵活的政策。比如他们推行土司田制，鼓励民众“稼穑为先”发展农业生产。比如他们推出《分田例议》，规定官族田地“食至三代，仍将归官”，大大刺激官族自力更生，开辟田地，谋求生路。比如允许土民垦荒，土地归己所有，叫“祖业口分田”，
上述措施客观上促使忻城土地量的增加。另外，忻城土司还劝官族、民众司商贾，“悉心交易，肩挑背负可资一身之用”。在一些手工生产上，土司甚至要求家人亲力亲为，勤俭持家。比如壮锦生产，土司就要求家人“锦可学制，琴也须弹”，甚至贵为土司的夫人，也“纺织之劳身亲为之”，织锦出卖，使得“一署大小侍婢终岁不费一钱。”
忻城土官与汉地知县不同，还在于他们与土地离得特别近，他们视农业为命根子。历代土官作《家训》、《族示》告诫其子孙，“勿荒于嬉，山头岭角皆金珠”，“勿舍乃业，耕耘收获是根本。”“要耕田，服劳奉养”、“治土民，教勤耕”。他们重视修路、建桥，兴办市场，拓开古道，连通各个里堡及圩场，组织土民修水坝、兴水利、造水车，解决水稻地区的灌溉问题。他们还以出租的方式将部分官田给佃民耕种，收其地租（官四民六），使无田的土民得到一定的实惠。第七任土司莫镇威还于思练堡建造官访作“劝农停车所”，以劝民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土司的种种政策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长期统治，但客观上对忻城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建筑艺术方面，尤其能体现忻城土司文化吸收汉文化，又自成风格的特点。忻城土司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雕刻，大量地吸收和传播中原文化。明万历十年，莫镇威在翠屏山北麓兴建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时，在保留南方传统建筑习惯的基础上，引进中原汉族建筑形式，其建筑纵向布局，院内建筑左右分布，自然形成了4个中原地区特有的四合院建筑形式。特别是各堂柱基的雕刻，屋脊上的装饰以及花窗的图案，具有明显的汉文化艺术风格。镇威之后来者兴建的莫氏祠堂、代理土司官邸等建筑群，也融合汉文化的建筑艺术。土官是地方“土皇帝”，在建筑规格和装饰上虽基本遵循明朝规定，但有些属禁用的东西，还是大敢地表现在建筑物上，比如门梁着丹色，饰狻猊、麒麟、犀象等属禁用，但是土官照涂于门梁和嵌刻于柱基。莫土司衙署基本上为平房，没有两层以上的楼房，亭、台、阁、廊也不多见，这与当时当地民居建筑的风格是一致的。
三、
忻城土司文化是土司统治时期土官与土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这是构成忻城土司文化特殊性不可或缺的成分。
以忻城的土锦和山歌（壮锦）为例，便可看出土司统治时期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据有关史料记载，忻城土锦（即今壮锦）在宋代就已经有生产。到明万历年间，有了很大的改进，工艺已趋成熟。这种土锦用棉纱和五色绒组成，以棉纱为经，以丝绒为纬，其造型精湛，织工精致，色彩绚丽，图案别致，既是一种美丽的艺术品，又是进贡朝廷的地方特产。忻城土锦的发展，与莫氏土官的重视和官妇带头织锦是分不开的。土官的重视与引导，使得土锦生产蔚为壮观，成为当时忻城手工业的主要项目。至清嘉庆年间，仅县厢就有木制织锦机130多架，织锦之声不绝于耳。举人莫震曾写有一首竹枝词：“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邻鸡乍唱停梭后，又听砧声杂臼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土民织锦的繁忙景象。土锦的机器、操作技巧、织锦技法都是当地土民发明创造与不断改进的结果，莫氏土司的重视，大大推进了土锦的发展步伐。
山歌，虽说在壮族地区很盛行，但是忻城土司统治时期，忻城土民尤好唱歌。在民间，百姓交友唱歌，恋爱唱歌，建房唱歌，出嫁唱歌，劳动唱歌，一些仪式上，甚至到了以歌代言的地步。土民青年男女恋爱自由，以歌这媒，利用对歌进行交友，情投意合则结为伴侣。土县的女孩出嫁，都唱《哭嫁歌》，这些山歌有五言勒脚和“三跳欢”等形式。内容大抵是难报恩与惜别苦。土民在葬礼上唱《十别歌》，哀婉动人，全长400多行，为对唱形式，一方代表生者，一方代表活者。死者唱的是离世的悲哀，活者唱的是生离死别的痛楚。此仪式歌开始是两三人唱，后众人陆续参与，多时达数十人，场面非常壮观感人。忻城土县还被认为是壮族民间长歌的发祥地之一。长歌多以“土俗字”（土方块）记录流传，反映的是受尽迫害的壮族妇女及挣扎在底层的贫苦人的命运，代表作有苦情歌《达备之歌》、《达稳之歌》。除苦情歌外，土县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根据汉、壮族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创编的长歌。如《董永》、《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龙与肖妮》、《何文秀》等等。（梁秀云《土县风情综述》）
忻城土民对山歌创作与传唱的痴迷，引起了土官的反感，土司历史上，曾有“禁歌跳鬼”的禁令。他们把到处组织唱歌视为伤风化的行为，其实，他们无非就是想把土民缚于土地之上，安心劳作，为其提供可靠生活来源。
忻城土司近500年的历史中，正是由于汉、壮文化的有机融合，土官与土民的共同创造，才让这一段丰富而特殊文化有着别样的风采。
(本文系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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