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经济是有强烈的关系的，一些语言有经济价值，例如国际上的英语、国内的普通话等，能说好这些语言，就能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如找到更好的工作）。
相对来说，不能掌握强势语言的，就会成为社会上受压抑的一群。他们的智慧、辛勤不在他人之下，但却因语言问题，而没有公平的机会。要改变这情况，一是把弱势语言的人口转化为使用强势语言，二是令弱势语言提升到较合理的社会地位。
现时前者的支持者较多，可是这会牺牲更大的利益，就是文化的灭绝。一个族群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其文化也就垂垂危矣。而文化问题本身，就不可以单凭经济利益来衡量。打个例子说，在新加坡，很多华人都认为英语比汉语优胜，因此都已不说汉语而改说英语。结果是新一代人完全不知中国的事情，缺乏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念，不尊敬长辈，看不起中国的一切。他们心理上认同西方文化，可是西方人还是认为他们不是西方人，一则是肤色问题，二则是他们根本也没有西方文化的底蕴。那些新加坡华人本身不是在白人家庭长大，根本无从学习西方的文化和习惯。结果他们里外不是人，自己不想当华人，可是心理认同的西方文化又不接纳他们。结果就是所谓「没有根的人」。因此，新加坡政府在推行了三十多年的彻底英语化之后，看见国民变得肤浅，缺乏文化，只得重新提倡华语华文，强迫所有华藉学童学习华文，学习中华文化，要学潮剧、粤剧或京剧，还由政府倡办各种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壮族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丧失本身的民族语言后，一心只想当汉人，但他们的生长环境却始终和汉人的小孩不同，心理素质和文化涵养都和汉人不一样（试问一下，壮人家庭即使改说汉语，会用孔孟之言教训孩子吗？会同样的重视汉人的节日吗？）结果是不认识汉人的孔子孟子，又看不起自己的布洛陀。一个人背叛了自己的乡土，看不起自己父母的东西，是多么的可悲；自己以为是汉人，却根本没有汉人的底蕴，就更加可怜。
我自己也有相同的经验。我祖家是温州人，爸妈都是说温州话的，可是由于我在香港长大，因此从来不愿意与爸妈讲温州话，结果现在只会听不会说。我自视与香港的主流广东人没有分别，可是到了中学阶段，我慢慢发现，他们很多经历，我都没有认同感。广东籍的朋友说他们新年吃年糕，我也说我家新年吃年糕，到了中学四年级，才发现他们吃的是甜年糕，我家吃的是咸年糕，难怪一直说起年糕我都以为他们说错了。我到朋友家吃饭，他们给我广东醋，我一点都吃不惯，说这红色的不是醋，黑色的才是（浙醋是黑色的），结果成为了同学的笑话。我带我妈回学校家长日，我妈的广东话有很重的口音，我觉得很羞，就叫我妈别出声，只要点头就可以了。但后来我妈和老师谈了几句，之后有同学说「哎呀你妈的口音好怪啊」，我因此生了我妈的气好一阵子。
最难堪的是到了大学，全班都要学普通话，只有我一个人完全分不清前鼻音/n/和后鼻音/ng/，老师只得当着全班面前重点纠正我，但还是失败了。结果她忍不住骂我说：「你呀，语言白痴！」我到了后来改念语言学，才发现温州话（及吴方言）就是不分前后鼻音的，我爸妈都不分，因此我从小说话，自以为粤语很地道，但有些地方就是带有爸妈的烙印。我前后鼻音不分，在念语言学时也一直成为我给朋友取笑的话题。
在接触这社区后，我开始想自己是甚么人。我开始问爸妈温州到底是怎样的。我爸听到我问这问题，不知多高兴，连饭也不吃掏出几本书和我说我们的祖家是如何如何的，吃甚么东西（难怪我家吃的菜都是黑黑的，因为温州人喜欢吃咸的，下很多酱油，我以前就是奇怪家中的菜和街上吃的不一样），家族有多少个状元等等。我才慢慢发现，虽然我是香港人，但我还有一个根，而这个根一直在影响着我，使我一直和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差别。
很多东西和概念，爸妈和我讲的时候，只有用温州话才说得清的。可是我不会说温州话，只可意会而不能重复。我很多时候看见人家讨论粤语如何如何，广东人的习惯是如何如何的，我也凑一份热闹，可是老是很快就觉得自己搭不上咀来，因为不管我自己对粤语和粤文化如何认同，我始终不是他们的一员。
我不是壮族人，不能代壮族的贝侬们回答他们如何想法，但从这些个人和外边的例子，也许你会明白为何母语对个人如此重要。当然，多数人在努力赚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是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的，但到了发展到一个程度，如新加坡成为了小康社会，或我可以自立生活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根，就会成为了无可挽救的、永久的痛。
联合国近年一直在提倡「可持继发展」，即在不影响后代文化、环境和经济的利益下发展，就是因为意识到发展对文化本身的巨大破坏力，特别是对弱势文化的破坏。我们都要发展经济，但经济不是唯一要发展的东西，也不是生活的绝对。在走到一个地步，任何人都会停下来重审视自己，问一下到底自己是谁人。
保护、珍惜自身的语言，其实是更高层面的保护本身文化的一环，因此不论甚么族群，不管是否自愿，都应该保护自己的语言，令其在社会上得到应得的地位。作为强势文化的汉人，也应该尊重弱势社群与自身相异的做法，因为我们本身也有作为弱势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英语时）。说到底，经济和语言是有很强的关系，就是经济力量可催使不同的语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而语言又和文化息息相关，文化的流逝却不是可以用经济衡量的。物质经济是我们的衣装，文化却是我们的尊严和灵魂。我们固然要发展经济，但切不可因此而卖掉自己的灵魂。
痛感.同感.
答：「我不明白：争论语言的使用对经济有什么意义。」
為了更好的反映其中的意義，我把題目改了一下。
妈妈讲的话
1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
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
“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
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
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
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
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
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
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
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
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
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
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
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
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
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
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
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
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
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
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
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
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
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
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
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
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
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
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
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
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
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
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
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
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
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
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
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
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
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
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
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
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
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 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
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
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
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
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
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
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
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
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
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
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
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
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
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
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
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
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
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
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
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
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
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
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
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
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
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
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
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
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
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
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
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
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
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
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
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
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
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
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
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
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
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
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
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
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
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
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
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
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
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
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
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
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
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
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
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
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很久很久以前，我把德保的壮语比成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然而，曾几何时，这美妙的乡音不单在我耳边渐飘渐远，那刻意用壮语表达的“普通话”，简直能让人耳背。
这是民族文化的自主沦丧啊。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以文化来传承的。
只有站稳脚跟，我们才能迈步向前！
其实语言消失带来破坏的例子还有很多。再举几个小例子，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人是个航海的民族，他们散居在太平洋众多的小岛上，由于环境的原因，使得他们对海洋有特别强的适应能力，例如他们的语言，对波浪的形容，就分外仔细。当然，你可以说，一个英国人，也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对波浪的形容译成英语，但英国人始终不是在这文化中长大，他翻译出来的，只是语言的表面，而非语言背后的内涵。事实上，现今不少玻里尼西亚语言都濒临灭绝，而所谓「翻译」的工作其实也一点都不乐观，因为连本土人都放弃其语言了，岛上同居的欧洲人也不觉得他们的「落后」语言有甚么好记，可是如果研究海洋的学者，却往往可以从这些原往民的语言中找到不少前人所未见的知识和智慧。
第二个例子，是假设的例子，如果一天汉语要消失了，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别说文学作品、戏曲那些文化层面的东西会消失了，我们会在精神文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算在经济上，损失也是很大的。例如汉语消失了，中医药就无以为继，即使西方有相关译着，其所载也是皮毛而已。真正的中医药，还得靠会汉语的人去继承（哪管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如果没有人会汉语了，中医药的继承也会随之断绝。这是人类之福吗？今日我们都知道中医孳有其独特的疗效，在去年非典一疫已充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西方医学不管如何科学和昌明，在很多地方，反而不如古老传统，由千百年来我们祖先从不断实践中得到的知识。如果汉语消失了，这些古老知识还可以继承吗？如果没有中医学，很多东西要被重新发现，不知要多等多少年了，其间所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是很浪费吗？
再举一个在中国的例子，西夏人是宋朝中国西北的一个民族政权，他们曾以西夏文和西夏语翻译了不少汉文著作。可是，后来由于蒙古人的入侵，西夏皇朝很快消亡了，西夏文和西夏语迟至明朝也完全灭绝了。直至前世纪末，西夏的古文献才重新被发掘出来，经过多少十年的解读，西夏语的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结果学者们发现了很多一早已散佚不传的汉文古籍，由于曾被译作西夏文，而在西夏的古文献中给保留下来，这对热心汉文化的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我们在西夏的记录中，找回我们早已失传的祖先典籍。
试想想，西夏语尚幸有西夏文记载，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已消亡的语言，却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他们所包含的知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甚么。
第三个例子，是南美亚玛逊森林里的一些原往民，对很多热带传染病，有自己的一套应付方法，就是利用森林里一些草药。现时很多研究爱滋病的科学家，正把目光投放到这些原始的部落里，希望可以从他们的传统智慧中找到启发，治疗这世纪绝症，而第一步，就正是找语言学家去保存他们的语言。
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们可能只令你觉得「土」、「没文化」，你甚至可能很歧视他们，甚么壮牯佬之类的话都冲口而出，可是，你敢肯定他们语言之中没有值得保留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财富吗？断然不是的，只要大家认真审视一下我们主流汉人以外的社会，自然会发展很多珍贵的宝藏在其中。
而环顾全球，这正是西方科学家为甚么不断大声呼吁保护濒危语言的原因。欧美人常自诩自己的文化是现时世上最先进的文化，因此他们也更为自己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不堪一击而作深刻的反思，并因而重新珍视他们以前所鄙视的「野蛮人」语言和文化。这种声音，我们中国人听到了吗？
很久很久以前，我把德保的壮语比成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然而，曾几何时，这美妙的乡音不单在我耳边渐飘渐远，那刻意用壮语表达的“普通话”，简直能让人耳背。 这是民族文化的自主沦丧啊。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以文化来传承的。 只有站稳脚跟，我们才能迈步向前！
另外，引用清风客的话！尤其是第一句话。
我想，这样说是否过于把问题严重化了。
文化等于语言吗？语言等于文化吗？或者说文化完全等同于语言吗？不会讲壮语的壮族人民还是不是我们的同胞了？
母语问题已经是一个说了很久的问题了，他也不是单我们壮族的问题，而是很多少数民族的问题，甚至是汉族的问题。汉语同样不同程度的受到异化。书报上不是有龙应台的《捍卫汉语》一文吗？我在深圳这里认识的一个柳江县的同事，他，他堂弟和我讲的是柳州话，可他们也会讲壮话，想试着和他们讲壮话，可是他们不喜欢，只能是你问他这个词什么讲，他才会讲那么两个，问多了他会烦，据他自己说，他们那讲壮话的人比较多，他们那个村是讲柳州话的，他们只是为了和邻村的人交流才学讲壮话的。这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村子，只怕那些自己不讲壮话，也要求别人和他一起不讲的壮话人，如果那种人多了，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没什么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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