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总结一下了——就从刘三姐开始吧（更新到第4节） - 僚人家园

从哪里开始总结呢？想来想去，应该从刘三姐开始。不仅因为我是壮族，还因为我的每一次重要决定，都和刘三姐有很深的渊源。

今年春节有一件和往常不同的大事：十几年来没有回老家过春节的大弟，说要回来过年。而且大家都还没放春节假他就早早回来了，说要住个20来天。我工作是很忙的，但一直在想办法尽量多陪他。农历25我放假之后，一直张罗过年的事：打扫整栋楼的卫生，买灯笼，对联，买食物，安排小弟买该他买的东西。总之希望这个年过得热闹一点，让大弟回来能找到回家的感觉——我们家所有人似乎都很忙，包括我父母，我弟回来这么多天，我母亲竟没有亲手给他好好做一餐饭吃。不过，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烦恼，也有它的幸福，总算，这个年过得没有让弟弟失望。

初一送走了弟弟，初二送走了父母，我才去买了火车票，初三出发去去贵州小黄村听侗族大歌。小黄村之行，我预感这是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尽管我还不很清楚，它将给我带来什么。

从小黄回来之后，就陷入了一种沉迷状态，经常听侗歌听到半夜一两点……

甚至，每天在等吃晚饭的时候，不停地唱刘三姐，而之前我顶多是哼歌，从来没有“唱”过歌……

假如我生在一个山歌盛行的年代，或者生在一个音乐之乡，或者音乐之家，我的性格应该会比现在开朗得多。因为唱歌真的很快乐，在唱歌的时候，你把自己完全打开了……可惜目前我还只能在自家的楼道里唱。

也许因为我不够快乐，我喜欢快乐的人。而我在民间看见的唱歌的人，都很快乐。去年在大理剑川认识一位老人，我一个晚上都在录他的歌。我非常喜欢剑川的龙头琴，听老人弹唱了一晚上，我决心第二天去买一把琴回去学。老人就把他弹唱的一首歌的谱子写下来给我（他会简谱）。其实“老人”这个称呼对这位民间乐人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太年轻了，看起来也就50上下，而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相比之下，我父母才60多岁，却满面沧桑，心事重重。他们太想不开了。对生活、对子女，他们的要求太多，永不满足，因此永远没有完全开怀的时候。父亲六十大寿的时候我给他买的二胡，他不但没有拉过，还老追问我，买这把二胡花了多少钱。四年后我终于说漏嘴让他知道了价钱，他很心痛，埋怨我怎么能花800块钱买一把二胡！哪怕我跟他解释说，这把二胡在市场上至少要卖1400，我是托朋友的面子，很优惠了呢——那也不管用。父亲为这800块唠叨了很久。

说实话父亲不拉二胡了，我心里是有点难过的。要知道是父亲启蒙了我对民族音乐的爱好呀。我和大弟考上大学那一年，父亲爬上天花板把尘封了十几年的二胡请下来，拉了一首《二泉映月》，一首《赛马》，都是二胡名曲，像我这样没有多少音乐细胞的人只听了一次，那个旋律就再也没有忘记，因为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每天忙着赚钱、忙着打骂孩子的父亲竟然能用它奏出那么好听的音乐，太震撼了。

想不到几十年的劳作，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喜好。但是我又想，这个世界上，哪个人不得为了生存、为了后代而劳作？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放下犁头就去唱歌，我父母却不能呢？还是心态问题：他们太在乎得失了。对于未来，他们太过于忧虑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人说面由心生，我现在给人拍照，也学会了看一点面相，我父母的面相一直到老，仍然没有变得平和起来。从前他们的脸让我们望而生畏，现在呢，则让我生怜悯之心：我知道他们还是放不下。放不下的人，不容易快乐。而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起来！

很多时候我也是个放不下的人，还好在某些方面，我是可以放下的。我希望我放下的东西更多一些。（待续）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路、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这则是另一码事了，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他厌倦，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

2003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书，其中包括《慢》。大作家的书自然要做专题做头版推广，结果专题做出来后，主编非常不满，直指我没有读过米兰?昆德拉。

读是读过，但没读过多少本——虽然和朋友曾经在昆明开个小书店就以他的一本书的名字来命名：生活在别处，昆德拉却不是我最喜爱的作家。而且2003年的我读《慢》，的确是读的似懂非懂，做出来的专题自然也似懂非懂，不过后来主编也懒得亲自修改，一个似懂非懂的专题就这样和全中国网民见面了。

2003年，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领会《慢》的深意？更多的人包括我，正嫌自己不够“快”呢！经过了2008年的地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到了2009年，我们才缓过神来，开始思考“快”和“慢”的问题。也因此央视大型访谈节目《和谐拯救危机》，才得以应时而生，尽管节目中净空法师的观点“儒教与大乘佛教才能救世”还有待验证，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还能不能重新“慢”下来，还是未知数。但是毕竟，我们开始反思了。

现在再回到2003年。昆德拉的《慢》出来后3个月，也就是2003年5月，《天亮以后说分手——一夜情口述实录》“横空出世”，一挂到网上，销量马上蹿到排行榜前5名。虽然说是实录，看得出来部分是编的，但是也不能说它低俗——它是时代的产物，记录了这个时代迷失了价值观的人们的迷茫和困惑。不过当时我不是太能从这个角度理解——当时我的价值观还比较单一，或者说纯真。这也就罢了，后来立即有跟风书涌向市场《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也不分手》。按规律，跟风书一般都会沾光畅销一阵子，因此领导要求我把这两本书也挂到焦点位置推一段时间——按惯例，畅销书、有畅销潜力的书，都要放焦点推几天。但是我从心里反感这两本书，不愿意放。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无论卖什么，即便是卖书，都以盈利为目的，我又一次犯了在昆明开书店的时候犯的错误：把卖书当做理想来做了。这样的书店是开不下去的，总有一天要关门，除非你花钱去养它。

2003年下半年，我开始困惑，迷茫，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将来是不是一辈子当个书商，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我是不是要“博览群书”——其中大部分书只是翻翻标题，看看简介，因为每年出来的新书太多了。我喜欢北京吗？我对故宫的皇家建筑，对国贸的地下世界，都没有太多感觉。我留恋的，是秋天的银杏，红叶，春天的杨柳，和冬天的雪。对了，还有春节的庙会。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买了张1961年版的音乐电影《刘三姐》。小时候也看过，但也只是看个热闹。这次却看到眼泪哗哗流下来。后来每次拿出来，一看到那熟悉的青山秀水，田园生活，听那熟悉亲切的山歌优美地唱起来，我总要哗哗掉眼泪。

2004年，我终于决定回广西。作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了几年的积累，已经开始有人高价来挖我这个墙角。我这个行当，也只有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地方，才能有好的发展，或者说，才能找到工作。回广西后，等于是一个新的开始，之前的行业积累，基本都放弃了。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不要走。

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我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但我还是凭着感觉往前走。也许是因为身体里流着刘三姐的血液，我好像总是行动在先，思想在后。（待续）

回广西的这四五年我有两年多没有找工作，先把房子大致装修好，就在家里读书码字，照我父母的话说，是坐吃山空。

坐吃山空的两年写了可能有几十万字（其中有几十万进了垃圾桶），而且没有变成钱。但是通过写作我想通了很多事情。写作的过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思考的过程，蜕变的过程。刚下笔的时候，思想是那样的，也设定好了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结果一边写一边改变主意，写到最后作者自己明白了，作品却会使人看得糊涂。——当然这和我的写作能力也有关，第一次写长篇，又不是什么天才，失败在所难免。

不过我还是颇有阿Q精神的，完工之后我只失望了一个星期——虽然没有换成钱，但是收获很大，因此不能说是失败。我把这两年当作是给自己放长假了。人是需要休息的，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教的时候，无论多忙，每年都要留三个月出来退隐山林，休息思考。每天的时间也是如此安排。我之所以喜欢旅行，特别喜欢去陌生的地方，也是因为旅行可以使人暂时脱离生活的惯性轨道，使精神得到完全彻底的休息。

回广西也可以说是休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休息——就好比一艘船开出去之后，在海上飘荡了几个月，见识了别处的风景，见识了海上的风浪，但是总归还是要开回来，因为这里是它的家呀。

回广西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生活很悠闲，这里的人民很平和。街头音像店里传出来的歌声都和别处不一样：飘荡在大街小巷里的歌声，起码有一半是抒情优美的民族歌曲——要知道现在是流行歌曲的天下呀。

印象深刻的另一街头风景是，坐公交车经常可以看见等工的农民工坐在路边打扑克牌，打得很投入，很开心。有一个给我装修房子的工人，特别喜欢唱歌，在我家那几天天天唱《橄榄树》，唱得非常有感觉。——也许有人会说广西土，落后，但正是这么土的地方，曾经是歌的海洋，现在仍然可以称为音乐之乡。为什么能成为音乐之乡呢？我想和这个街头风景是分不开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整天就是想着怎么挣到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用最新款的手机，开最新款的汽车，他哪儿还会有时间和心情坐在路边打牌唱歌呢？——当然那些不愁吃穿的世家子弟例外。

总之回到广西后，点点滴滴，我慢慢找到了“生活在此处”的感觉。和母亲还时有碰撞，但也只是性格不和、思想上的差异，心里都知道对方对自己的爱，也慢慢学会了去适应对方。遗憾的是据说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歌仙”，我回来后屡次想请她唱山歌给我听，她却从不开口。倒是我侄子出生之后她来南宁带孩子，好似返老还童，经常唱歌给我侄子听，虽然唱的不是山歌，是革命歌曲，也已经让我赞叹母亲的嗓子，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嗓子仍然很清亮，很优美，很年轻。

去年过年前，有个以前的同事，现在已经跳槽到上海，聊天的时候她说很想北京，问我想北京不？我说不想。一点都不想。我在广西过得很充实，很安心。她问我在广西干什么，我说也要工作糊口，偶尔去乡下听民歌。我跟她聊到德保凹凸乐队，聊到壮语原创音乐，她感慨说，以前她以为中国人过日子是过得最没乐趣的，每天就知道工作，吃饭睡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也没有滋生业余爱好的土壤。她以前羡慕欧美有乡村音乐、街头音乐，以为中国没有乡村音乐，现在看来，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有乡村音乐的。（待续）

这几天在看央视的访谈节目《和谐拯救危机》，其中有个主题是“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其实早在央视的节目播出之前，中华民族早就开始认祖归宗了。这几年祭孔、穿汉服之类的新闻很多，私塾也在极个别地方悄悄开起来。我的同学，在给她儿子读《三字经》。

我自己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我父亲是壮族，我母亲是汉族（客家人）。我母亲这个族群是迁到了壮族聚居区，因此被壮族同化了，穿的是壮族服装，说的是壮话。比我母亲小的两个姨甚至自己的母语——客家话都不会说了，只会说壮话。我母亲还是壮族“歌后”，唱山歌很厉害。因为家里穷只上到小学，她不知道孔子是谁。而我父亲是壮族，却不会唱山歌。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完全摈弃了壮族山歌文化，崇拜更强势的汉文化，因此我父亲会拉二胡、小提琴，写春联。

不过这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我父母既不唱山歌，也不拉二胡。他们被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文化——物质文化奴役了。我知道他们是身不由己，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被物质、被金钱奴役，每一个时代潮流中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有位朋友是山东的，他说早几年他们老家有清明节荡秋千的风俗。清明的时候村里会做一个甚至几个很大的秋千，村里所有的女人，包括从不出门的小脚老太太，都打扮得如春天般花枝招展，走出家门集体荡秋千。这个秋千节有点狂欢节的味道，平日里最腼腆的少女、最规矩的娘们、最黯淡地步入生命终点的老太太，都会肆意地大笑、尖叫——当秋千越荡越高，一松手就可以飞入云端的时候，想不尖叫是不可能的。男人们则在旁边欣赏，品评哪个姑娘漂亮，哪个女人胆大，哪个姿势最优美。但是到了2001年，清明我有机会去朋友老家的时候，却没有秋千了。原因是从前清明的时候是农闲，人们有时间娱乐。现在兴起了大棚蔬菜，几乎家家都搞一个几个大棚，没时间去整那些秋千，也没那个闲心思玩了。我们壮族的歌墟也一样，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我们只能到文献中，到极少数偏远之地去寻找集体狂欢的快乐，寻找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精神愉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认祖归宗之路也许是从节日开始的。传统节日也许是文化的最后一个阵地。丢了这个阵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就等于全军覆没了。我们政府现在开始给传统节日放假，各地开始复兴一些传统节日，比如壮族的三月三，布洛陀节。虽然恢复起来的节日不能重现从前的盛况，一些人为制造的节目也有点变味，但是对我们认祖归宗还是有帮助的——至少我们还有机会叹今而抚昔。

可惜三月三要回家扫墓，不能去参加布洛陀节听山歌和铜鼓了。

至少没有我这个年龄的冲动与愤怒了。也许如果有你那样的心态，

是的，我现在比较平和。年轻时候的冲动、愤怒和哀伤，已经转化为宗教式的思考与谅解。这是时间给我的财富，虽然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