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以看出其研究还是很粗糙的，没能够真正把握清末民族关系发展的实质与特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希望能够就此略陈管见，借以引玉抛砖，恳请方家教正。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上)
清末时期，由于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加之清政府对民族地区统治策略的局部调整，使得广西的各族关系在此期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清末广西的民族关系已经跨越了国内的范围，不仅突出了政治领域内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也在心理上使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得到升华，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凸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虽然前人已经就此作出了初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其研究还是很粗糙的，没能够真正把握清末民族关系发展的实质与特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希望能够就此略陈管见，借以引玉抛砖，恳请方家教正。
一、各民族共同反侵略反封建
鸦片战争及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转型。此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转变为整个中华民族与侵略势力及其走狗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侵略反封建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广西各族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进入西林县境传教，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到了中法战争前后，广西成了对阵法国侵略的前沿阵地。这时法国侵略势力大大增强，宗教势力也加强了对广西的渗透，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洋教运动的高潮。如在上思地方，汉、瑶、壮各族人民在地方士绅的带领下，发起了反对传教士意图帮助法国侵略的斗争
(PP.853-856)。在贵县，为了抗法，知县焦肇骏奉命招募壮丁，任命李亚英管理。李亚英集合数百人群趋桥墟三板桥捣毁天主堂，并绑走司铎等
(P..314)。在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汉、壮、瑶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英勇杀敌。在整个中法战争的参与部队中，冯子材的“萃军”、徐延旭和苏元春的桂军、唐景崧的景军、刘永福的黑旗军，都是由汉、壮、瑶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他们互相协作，联合抗敌，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在整个清末时期，广西的汉、壮、瑶、苗等各族人民在反对外国直接或间接的侵略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伴随着清政府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广西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封建斗争。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就在广西的东南部山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来自广东的客家人，也有大量的壮、瑶族人民，他们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捐弃前嫌，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此期间，两广爆发了大成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继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在南方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大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并驾齐驱、相互辉映。在这场起义中，汉、壮、瑶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在我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此后，天地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到了同盟会成立以后，又领导广西汉、壮、瑶各族人民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比如发生在1907年的钦廉起义，就是在三那地区爆发抗捐斗争的前提下开展的，由于清政府对抗捐斗争实行了十分残酷的洗劫，“以致革命党更易煽诱，并以仇官为名，遂有七月廿六防城戕官之变。”
(P.17)
在清末社会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广西各族人民自然不自然地要围绕着这一因素思考本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从而做出符合这一现实的行动。反侵略反封建是清末广西各族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他们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抗争，这也是清末广西民族关系的重大变动。
二、民族居住格局的进一步杂居化
明清时期，广西的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壮侗语族人民。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广东、福建的人民大量涌入广西，民族联系空前加强。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汉族民众尤其是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地区。于是广西东西部的族群关系格局发横了巨大的变化。这一进程在清末使其迅速加快，使得各民族的杂居现象更加普遍。
广西东部和北部的桂林、平乐、浔州、梧州等府，汉族逐渐成多数，壮、瑶等少数民族逐渐减少，仅存于偏僻的山地丘陵之间。如平乐县明代时“凡六里，民村一百二十五，瑶村七十一，壮村一百零四，统安之，村凡三百。”至清末光绪年间，“生齿日繁，其民村之星罗棋布于六里间，周围且密。即诸夷种类，亦多渐染华风，大变其夫昌舌鸮音之陋将，旧所谓瑶村、僮村者，今无几焉。”
(PP.16-17)可见，经过二百多间的发展，到清末时，汉族逐渐向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大部分的瑶、壮族已经为汉族所同化。而在桂林府属的龙胜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有很多湖南移民迁入，甚至使当地的土地问题紧张起来
。梧州府属各州县，明时少数民族众多，至清末所余寥寥。在苍梧县，壮人“居外峒者与民杂居，深山者与瑶杂”
(P.179)；藤县仅偏僻之地尚有少数民族，“濒河者曰鱼蜑，操舟猎鱼为业，与人无争。在山者又多瑶、僮，耕作采樵，性悍嗜利。瑶在永顺乡之二十一二都及永化乡二十五二十八都。至于大黎里、杨峒里、大任里，皆壮人也”(P.180)；容县瑶与壮杂处，“所居曰六便六青曰龙坟山鸡笼山东叶山东瓜山石羊山横山，各有酋目隶属，而石羊山独蕃盛”(P.180)；岑溪县“连城乡上里维平等等二十村，中里为大峒等四村，下里为佛子等五村，皆瑶人所居”(P.180)。浔州府位于郁江和黔江交汇处，境内大藤峡方圆600余里，含贵县、桂平、平南、武宣四县，明朝时为瑶、壮聚居地，清时虽有大量的汉族迁居此地，但少数民族依然很多，且聚居连片。如壮人在桂平者“惟宣一二里有之，十罗九古皆僮村也”；在平南者“川一、川三表里村落多有之”；贵县郭北北山、水南、水北、山北、诸里皆有僮人；武宣“则在北乡之盘古、牛栏等村”
。此外，贵县的北山里、山西一里、山西二里、山南一里“皆僮居”。当然，这一地区也有瑶族的分布，如贵县郭西里“民瑶杂处”；桂平“民瑶杂处”；平南 “鹏化、大同二里，瑶村居多”；武宣东乡里“瑶、僮、山子杂处”，“峡江、花灵、花周、花樊等村有之”。在整个大瑶山地区，聚居着广西瑶族的多个支系，是全国最大的瑶族聚居区。而此时迁居此处的壮族，则大多已被汉族同化。
桂西左、右江和洪水河两岸，历来为壮族聚居区，虽然宋元以迄明清，历有汉族或因戍边、经商，或因犯罪流放而进入这一地区，但多为壮族所同化。明末清初时，南明政权失败后，有一大批汉族士兵流散于桂西各地，加之当时逃难的百姓，他们无法立足于平地，便分散居住在山区，成为独特的“高山汉族”。
民族区域分布格局的变化，使得广西各民族之间的杂居现象渐趋普遍，进一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侵略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代表近代广西民族关系的新发展。
三、区域商品经济联系的增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大量涌进中国，各种洋货逐渐深入到广西的民族地区。同时，由于族群格局的进一步杂居化，也必然会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
一是经济交往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前，广西各族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交流的主要是生产工具等生产性的商品，以及少量的日用品。伴随着洋纱、洋布、洋杂的大举侵入，广西民族地区深受影响。连当时的广西巡抚张联桂也不得不坦认“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
(P.387)。这亦说明各族人民深受外来消费品影响的程度。同时，大量的汉族商人深入壮峒瑶山，把谷米、油类、香蕈、竹笋等土特产品交换出来。如在桂平瑶山地区，运出的山货即有玉桂、苓香、香茹、稻米、材木、腊笋、生姜等多种
(PP.2235-2236)。同时也运进食盐等消费品。
二是专门贸易场所增多。北方立期为市，谓之集，岭南则称墟。如在桂西宁明州“城东门外江干另有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
(P.66)足见上龙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商品性农业。整个百色厅属地区就有圩市59处之多，其中厅直属圩市15处，恩隆县24处，恩阳州判17处，上林土县1处，甚至连下旺土司也有2处，其中“那海墟司署前以寅申己亥日成墟，近乡集趁平时约逾千人”
。足见当地商品交换之兴盛。而在汉、壮、瑶杂居的桂东地区，圩镇更是蓬勃兴起。浔州两岸即有仓梧之戎圩，平南之大乌，桂平县城和江口，贵县大圩等。仅就江口而言，这里旧有瑶圩之称，附近仍有瓮瑶、上瑶、下瑶等瑶胞后代居住。这里一方面把从佛山运来的洋货销往红水河流域，也把收购的土特产推销海外.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四、民族同化进程加快
而瑶人与广东的民众相邻的可以说粤语，与桂林、湖南相邻的可以说官话，其余所往各处，无不随地而变(PP.1165-1166)。又如在桂西的宜山县，壮族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得不学习汉族的语言，日久天长，壮族便会讲汉语了，甚至在心理上已经对汉族有所认同
(P.6)。同时，由于壮、瑶诸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便借用汉字用以纪事，甚至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如在桂东的贺县，壮人“敦诗说礼，所在皆有。身列胶痒者，后先相望；由明经孝廉入士籍者，且相接踵。皆知教子弟读书识字，几不辨其为僮矣。”
(P.70)瑶人“今亦知向学应童子试者矣。即居山冲者，间有延识字汉人为师课子弟。”(P.70)在武宣，“迩来士大夫家诵读相尚，瑶僮子弟亦知慕学，骎骎乎易固陋为彬雅矣”[8]。咸丰年间，贺县人黄彤甫避乱入大桂山。山居无所事，就召集数位瑶童，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赵坤元者。后来动乱平后，黄氏即回归乡里设馆教学，赵坤元亦负笈来从学。七年后，黄氏公车晋京，馆解，赵坤元始归山，并有与友人相和诗词传世，成为一时佳话[15](PP.304-305)。
(P.70)瑶人居乡村者“与汉人比屋，则服饰无或异” (P.70)。在象州，“僮与蛋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
(P.223)。在浔州，“年来瑶僮各种皆避处山峰间，与平民往来者，其风俗亦非同往昔”。这说明，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桂东的壮、瑶族民众已大都认同汉族的服饰文化，而弃置了本民族固有的服饰文化。少数民族民众在居住文化上也逐渐受汉族的影响，道光末年，有人就此评论道：“昔年，瑶俗依山架木，覆以青茅，人栖其上，下顿牛畜。竟夕围炉蹲坐，倦则蜷卧一巨树，无床席帱帐之具。近年渐仿汉式，但颇低小，床席帱帐亦皆设备。若金秀银秀等，则陶砖粉壁，掩映山林，器物华饬，与平民富室颉颃，欧美制作罗陈厅事矣。”(PP.1162-1163)当然，也许最具有同化意义的风俗变革就是“浪俗”的涤除了。在桂平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宣姜各里壮人“三四十年前，犹有所谓浪场者，每岁正月于村之庙宇附近，地段空阔之处，男女聚会，攒簇成堆，歌唱互答，或以环钏巾帨槟榔之物相遗，谓之认同年。”“近年来，每逢放浪之期，惟有恶少烂崽相与征逐于是，无有到场者矣。”[8]可见，这种风俗习惯在壮族民众之间已经衰落。由于社会变革极为迅速，各族人民之间风俗习惯的同化速度很快，“问以跣足吹芦事，虽白首亦复茫然。盖渐染熏陶，日新月异炳焉，与中土同风矣。”[17](P.203)
(P.1140)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有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先是因嫁给知识分子而改变。到清末，即使是平民婚嫁，也已经不再存在这种婚俗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婚姻同化也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毕竟我们不能忘记瑶族“鸭不配鸡”的婚姻限制的
(P..30)。
(P.208)。在桂西地区，壮族统治阶级不仅压迫壮族普通人民，而且还特别欺压瑶族人民，把瑶族作为低下的民族看待，不许他们穿白色的衣服，不许穿汉装，不许瑶族子弟读书，更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如在南丹的白裤瑶地区，瑶族民众不堪土官的压迫，光绪十三年（1887）爆发了以黎水保为首的反抗斗争
(P.64)。另一方面，各族人民由于资源竞争也会发生纠纷。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一定的，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接近了环境的最大承载度，各个族群间的民众就会发生大量的资源竞争。清末广西最为突出的当属来土之争了，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桂东南地区。而在桂北地区，咸丰二、三年间（1852-1853），由于受生存空间竞争的影响，以贾老响为首的苗、壮族人民与罗城龙岸的汉族在大方乡的大坡一带进行过声势浩大的械斗。由于杀人过多，鲜血将大坡脚下的平寨河水都染红了，一连几昼夜，附近人们都不敢去那里喝水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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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本文已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摘引请参考正式出版物)
什么意思。不明白
明清时期，广西的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壮侗语族人民。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广东、福建的人民大量涌入广西，民族联系空前加强。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汉族民众尤其是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地区。于是广西东西部的族群关系格局发横了巨大的变化。这一进程在清末使其迅速加快，使得各民族的杂居现象更加普遍。
广西东部和北部的桂林、平乐、浔州、梧州等府，汉族逐渐成多数，壮、瑶等少数民族逐渐减少，仅存于偏僻的山地丘陵之间。
痛苦啊！
为什么汉化的桂东人一直不肯认同而歧视我们壮族呢
好文章！
为什么汉化的桂东人一直不肯认同而歧视我们壮族呢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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