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人物史评，推群独步的大家典范
——黄现璠遗作《韦拔群评传》读介
陈吉生（桂林陆军学院教授）
2008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既是一付治疗“历史健忘症”的良方良药，又是千呼万唤而来的“历史追忆”大剧中值得重墨一笔的一幕。
9月30日，《韦拔群评传》出版座谈会在桂林市隆重举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以及桂林著名文史专家钟文典等领导、专家出席。会上，与会嘉宾畅谈了《韦拔群评传》出版的现实意义，一致肯定《韦拔群评传》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所具有的开拓性贡献。
从《韦拔群评传》的作者自序和内容记述中可知，史学大师黄现璠对韦拔群的关注和资料收集最早始于大革命时期的1924年，而他全面展开对韦拔群革命事迹的实地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撰述，则始于1951年他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身份深入河池、东兰、凤山、巴马、南丹、天峨等县慰问时亲访韦拔群的亲属和部下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牙美元、韦国英等人之际。从此之后，黄老又多次深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武篆和韦拔群生前频繁活动地东兰、都安、河池、南丹、天峨、凤山、凌云、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市县广泛收集资料，经过近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撰述，最终成《韦拔群评传》书稿三卷。现经黄老的后人经过两年多的整理成一卷。全书90万余字，共分17章，书中收有黄现璠生前珍贵手书墨迹1幅以及有关壮族英雄韦拔群革命活动的图片61幅，书前有黄老生前撰写的“自序”一篇，简略叙说了他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何将研究重点放在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黄鼎凤、吴凌云、韦拔群等人身上的缘由以及他向韦拔群生前战友张云逸、韦国清、黄松坚、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牙美元以及韦拔群亲属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等人采访的笔录经历。
《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特点，黄老生前的旧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荣（韦拔群生前的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陆地等人分别于书中“代序一”、“代序二”、“代序三”作了高度的概括……。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韦拔群评传》还具有一些特点，表现为：在这部撰述持续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内容空间涉及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众多英雄豪杰的宏篇巨著中，史学大师黄现璠以熟能生巧的“历史文笔”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语言”，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个并非久远的历史人物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似乎已成为“神话”的关于“拔哥”的故事。黄老没有用以往习以为常的“政治话语”和流行于世的“革命语言”去追述这个故事，而是运用“历史语言”与“时代精神”合而为一的笔触，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和推陈出新的评传形式，追忆了“拔哥”这位历史人物的事迹，向读者讲评了这位“真英雄”的光辉思想。由于这种追忆和讲评以客观事实为据，加上文笔清丽，义理明畅，没有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极力避免了失实失真，使得书中追述的历史真实事象所揭示出的“拔群思想”、“拔哥精神”和“拔哥人格”便具有了历史典范楷模作用和人生价值的现实启示意义，从而使我们从阅读中能够获得自身的“心灵重建”或“心灵洗涤”，由此滋生出自我的“精神求索”和“精神动力”。又因为黄现璠与韦拔群属同一个时代的人，同为广西壮族人，两者之间没有时代隔阂，不存在对异文化理解的鸿沟，加上“黄现璠史学”总是在虚己求真贵疑的考证原则下进行的，因而又使得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融合打通便有了得天独厚的基础。这是《韦拔群评传》之所以能写成信史的前提条件，亦为它具有存史、教育、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所在。由此而言，《韦拔群评传》堪谓一部实事求是的人物评传；黄现璠堪称一位推群独步的大家典范，绝非言过其实。
同时，由于“黄现璠史学”主客统一的浑融无迹，进而促成了全书行文的血脉贯通，作者的文字有情有理，深含微言大义，耐人寻味的观点和评论穿行其间，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尽管书中引文注释很多，加上作者精心绘制的图表不少，但是，书中流畅和韵的文笔，入情入理的文字，扣人心弦的动人情节，夹叙夹议的思想论评和不时穿插的一些珍贵老照片，使读者开卷读来并不觉得这部学术性巨著的晦涩枯燥，反而会产生学术论著与文艺作品巧妙结合的耳目一新之感，读来兴味盎然，令人不忍释卷。读者进而在领悟传主思想而感佩“拔哥精神”的崇高和“拔哥人格”魅力的同时，又能感受到史学大师黄现璠驾驭和剪裁史料的匠心独具，领会黄老热心追忆历史人物和执着追问人生终极意义的良苦用心。
从《韦拔群评传》涉及到的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历史名人——传主韦拔群和评传作者黄现璠——的生平业绩中，显而易见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韦拔群烈士是盖棺论定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涌现的一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邓小平题词）和智勇双全的“真英雄”，那么，黄现璠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现代学术界涌现的一位“八桂学派领袖”、“无奴学派导师”（见《韦拔群评传》“作者小传”）和大智大勇的“真壮士”（壮族勇士），当之无愧为中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革命性的史学大师和国际知名民族学家。正如陆地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三”中所言：“毫无疑问，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欣幸地可以与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历史时空的对话和思想交流。一位是名扬华夏的现代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烈士，一位是响誉现代学术界的“宗师级”史学大师黄现璠教授。”问题在于：当代人在回归历史的“追忆”大剧中，意识形态大多将回忆定格在“革命导师”和“革命英雄”等历史人物的放大画面上，而对学术文化教育界的“学派领袖”和“学术导师”的画面投射更多则是若隐若现若明若暗，似乎认为人文大家对促进历史的进步微不足道，实则非也。学术文化教育界的科研成果同样是人类精神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们对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如何解决“贴近历史”和“触摸历史”中存在的论述与评价历史人物“比例失调”问题，当为笔者通过阅读《韦拔群评传》而与韦拔群和黄现璠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时引发而出的一点思考，略述于此旨在唤起读者的一点深思和省悟。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于此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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