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10月25日第二次报道全文如下：
关于《韦拔群评传》
□甘文杰
每个时代都会生产领袖,每个民族都会涌现英雄。韦拔群无疑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涌现的一位,这已得到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如何记述历史或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学家们的记述论评道法不同，不外乎着重主观,重视客观或主客统一并重,诚为各有千秋。德国诗人海涅曾在《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一文中说：“当今为人乐道的所谓客观性,无非是一个乏味的谎言；描写过去而不添加丝毫我们自己感性认识的色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是的,因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学家到底是在向现代发言，他会无意识间自然而然地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写作。”家父黄现璠（原名甘锦英）的遗作《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正是用“自己时代的精神进行写作”的产物。尽管家父在这部断断续续花费30余年深入调查、收集资料、笔耕不辍的遗著中对现代壮族历史人物和革命英雄韦拔群的论评难免一些“描写过去”的感情色彩，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曾接受过11年的史学专业学习和“虚己、贵疑、求真”的专门训练，受到过陈垣、钱玄同、和田清、加滕繁等中外史学、国学、汉学大师的的悉心指导,因而他在这部遗著中对韦拔群的论叙和评价更多呈现出一位历史学家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和以“史实为据”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史家自律性,小心翼翼求证的治史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求真态度贯穿始终，没有为时代偏见左右，更没有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习惯成自然的牵强附会史观“俯首称臣”，以致“描写过去”感情文学色彩“黯然失色”，实已无足轻重。
家父与韦拔群属同一个时代的人，又同为广西壮族人，两者之间没有时代隔阂，不存在对异文化理解的鸿沟，这是他能突破积重难返的“正统史观”而以“时代精神”陆续写出迎合历史潮流的壮族历史英雄侬智高、瓦氏夫人、韦拔群等前辈论著的前提基础,亦为他一生实践“为学贵自辟”的治学风格的集中体现。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家父于书中坦言列宁的这些话语是他撰著本书的指导思想。撰著史无前例的革命烈士评传，打破史学界以往为历史人物书写评传的陈规旧习，显然是家父撰著本书的初衷以及穷积史料抉精指误意欲写成“信史”的动力所在。
在整理家父这部遗作的过程中，一些陈年旧事老是缠绕心头。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年少时的动乱年代强加于人的那些刻骨铭心记忆,频来相扰。或许是受人生态度一贯乐观的家父影响，我们对一生经历过四个朝代而饱受人世沧桑的家父生涯中所遭受过的那些屈辱早已淡忘，但家父当年说过的“将来父子三人同写作”的这句话，则一直激励着我们自强不息。
家父病逝(1982年)数年后,我即像家父当年一样踏上了留学日本之路,在日本一待就是12年。不久，哥哥甘文豪又赴澳大利亚定居生活。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家父生前遗下的数百万字遗稿。1999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从事整理家父遗稿的工作。为整理家父的这部遗著,我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赴都安、东兰、河池、南丹、天峨、凤山、凌云、巴马、田东等革命老区瞻仰烈士遗迹,采访革命老人,感悟革命英雄的精神。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完成家父这部遗作,并将原初稿上、中、下三卷整理成一卷。为遵循家父治史一贯重视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在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家父病逝后问世的新史料，旨在使新旧史料相互融合,以便充实和强化家父遗著的内容和观点。
（《韦拔群评传》，黄现璠 甘文杰 甘文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文选自该书“后记”，有删节。）
［引自《桂林日报》2008年10月25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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