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韦拔群评传》及其作者，全文如下：
壮族首位大学教授为英雄韦拔群立传
（记者 刘蓓蓓 ） 《韦拔群评传》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展现壮族无产阶级革命烈士韦拔群同志的光辉事迹。该书系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遗著，由其后人甘文杰和甘文豪重新整理出版。
壮族历史英雄人物专著《韦拔群评传》，以独特的视角，以中国近现代史和壮族文化尤其是桂西壮族文化为背景，多角度、全方位诠释了韦拔群的成长轨迹，是关于韦拔群烈士的最新研究成果。
《韦拔群评传》共17章，近100万字，图文并茂，史料翔实。该书在对韦拔群进行评传的同时，还涉及了众多韦拔群的战友。（记者 刘蓓蓓）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0月22日 ］
为了让读者了解该书及其作者概况，我将刚购到的该书收入的“作者小传”和作者“自序”发文如下：
作者小传
黄现璠（1899.11.13—1982.1.18），原名甘锦英，壮族，广西扶绥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九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期间，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发表了不少抗日文章。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6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
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黄现璠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和第二届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
黄现璠一生著述丰硕，曾编、著、译有《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三册、《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广西僮族简史》、《古书解读入门》、《汉族的形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侬智高》、《壮族通史》（合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等著作，相继发表过《周代无井田制》、《我国坐俗古今之变》、《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黔桂边区教育散记》、《殷周社会初考》、《土司制度在桂西》、《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民族调查与研究近40年的回顾与思考》、《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等史学及民族学论文80余篇，研究范围涉及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民族学、语言学、壮学等领域，学术造诣精深，开拓性学术成就斐然，所著《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所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论文，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驱成果；所著《广西僮族简史》和《壮族通史》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简史和通史；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被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张“无奴隶社会”论文，影响十分广泛；所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史“无奴隶社会”的第一部专著；所撰《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论文，为建设中国生活学这一学术新学科提供了重要指南。他最早提出的“广西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皆为后学宗之，现已成为定说；他主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跳跃论”，受到史学界极大关注。由于黄现璠在民族学、壮学和史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开创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壮学宗师”、“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桂海学术泰斗”，被尊奉为“八桂学派领袖”、“无奴学派导师”，学术声誉名扬海内外。
黄现璠一生从事高等教育，桃李满园，晚年曾创办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开了中国当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河，为我国现代学术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和桂林中学分别设立有“黄现璠少数民族奖学金”和“黄现璠奖学金”。
自序
壮族历史上长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持续不断地反抗使得壮族富有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它孕育出的杰出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史不绝书。秦汉时代的译吁宋、桀将；唐代的黄乾曜、黄少卿、黄少度、黄昌骧；宋代的侬智高；元代的黄胜许；明代的韦朝威、韦银豹父子、覃万贤；清代的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黄五肥、王和顺、黄明堂；大革命时期的韦拔群等等，皆为名见经传、智勇双全、可歌可泣的壮族英雄，尤值得后人大书特书，千古传颂。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华各族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主。随着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正确评价壮族历史人物始成为可能，我便着手开始了对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黄鼎凤、韦拔群等人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对侬智高的研究，经过对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一文的不断修改补充，成《侬智高》书稿一卷，现已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审阅（1983年出版）；对瓦氏夫人的研究成果于1963年3月发表在《广西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上；对黄鼎凤的研究成果于1964年初撰成《黄鼎凤反抗清政府之起义》论文一篇；对韦拔群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最初始于1951年。同年8月，我与费孝通教授一道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部分成员前往河池、东兰、凤山、巴马、南丹等县，深入韦拔群的故乡东兰县中和区（现改为武篆区）东里屯慰问和调查，我曾亲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等人，笔录了她们口述的一些回忆，由此萌生出撰写韦拔群革命事迹以诏后人的念头。
1953年4月3日，我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2月，又被任命为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有机会与韦拔群生前的亲密战友，曾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副师长黄松坚同志经常见面，不断向他了解过韦拔群的革命业绩，笔录他的口述。1954年，我相继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一届人大各次会议时，常与第一届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领导成员、百色起义时曾任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的张云逸同志在一起共商国是，并向他说了欲撰写韦拔群传的构想。张云逸同志对此十分支持，多次对我长谈了他所了解的韦拔群革命事业和生活的片断以及百色起义的大致经过，还热情地赠送给我了一些他当时未曾发表过的回忆资料。
此后，我常以“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央民委委员”的身份奔赴广西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视察和调研，多次到东兰县收集资料。1956年6月，我赴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和人大民委第三次会议时，接受全国人大民委协助筹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委托，会后返回广西着手组建“调查组”。在中央民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年8月，“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成立，由我担任领导，带队前往右江革命老区进行多次调查，收集到大量资料。我将所集资料整理后于1957年3月撰成十余万字的《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油印成书后分送给张云逸、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何自坚（即何家荣）、韦国英、廖熙英等同志和中央民委、广西民委、河池、百色、东兰等县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反馈回来的信息诸多，尤其是韦拔群的好学生、右江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黄举平同志以及龙州起义时曾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的何自坚同志阅后得知我计划修改初稿准备今后正式交付出版，特向我提供了一些当时尚未发表的亲笔手书回忆资料。同年7月，我赴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当时广西人大代表团成员集中住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议期间，张云逸同志专门找我谈及他对《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的意见时，亲切地说道：“写得很好，所述内容合符事实……”同时建议我：“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一些韦拔群所处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背景与现实，解明壮族英雄韦拔群从事革命事业的必然性，让世人加深了解革命成果的来自不易。”此后两天，我又到韦国清处征求他的意见，当时覃应机同志亦在场，他提醒我道：“黄老，有机会向邓小平同志了解一下，他直接领导过韦拔群，曾与韦拔群共事过一段时间。”不料，这次人大会议结束后，接仲而至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无辜迫害，再无心修改补充，便将初稿束之高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方重新整理。1978年7月，我带领助手到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调查收集红八军资料，翌年12月，我又带领助手到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收集“百色起义”和“红七军”资料。到百色时住在地委招待所，恰值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乔晓光同志在百色视察工作。他得知我在当地进行调研，专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获悉我正在为撰著韦拔群评传收集资料，嘱我完稿后务必送他一册。
本稿自1951年开始调查收集资料以来，至今已集资料50余本。从1957年完成初稿一卷，再经过不断修改补充，今已成上、中、下三卷，更名为《韦拔群评传》。在重新整理的整个过程中，得到右江众多革命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尤以老友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荣等同志关心为多。同时，巴马文化馆干部徐君慧（现任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兰文化局干部蒲中泽、百色文化馆干部邓小飞（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等同志还热心地把他们各自收集到的资料、图片和调查抄录笔记寄给我，如“东兰县革命斗争史”及其史迹照片、“西山革命斗争史”、“右江革命斗争大事记”、“右江革命文物陈列方案”、“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三辑等等。我的学生、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黄增庆和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干芬代为抄录了不少现存于自治区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有关韦拔群的珍贵史料。他们皆热忱可嘉，起到了较好的助手作用。所有资料，我认为可信便予以采用，倘有错误，由我负责。民国时期曾派兵镇压过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的原广西省主席黄绍竑，新中国成立后与笔者多有交往，多次到笔者家做客，我同样向他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意在从多方面来论证壮族英雄韦拔群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伟大性。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我认为仅仅从党史的角度论述韦拔群不够全面。我完全赞同张云逸同志生前的良好建议，我始终认为：将韦拔群置于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中以及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桂西地区的社会背景下，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方能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予以全面完整地记述和评价。这是因为：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
现将本稿撰著过程略述于此，借以感谢各位革命老同志多年来的关心与助手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倘若所叙史事能成为信史，是为老朽断断续续对韦拔群烈士革命事迹展开调查研究近30年以及晚年拄着拐杖两次赴左右江革命老区收集资料以完成书稿的最大心愿。为此恳请参加过左、右江革命和了解情况的同志阅后不吝赐教，以便得以改正，我将不胜感激。
黄现璠撰于雨夜桂林王城师院南区
拔哥的故事听过，有关他的书倒是出得少！
以前读的有关拔哥的书，很让人不满足。觉得是小学生的读物一般。写得都不到位，不深。一直都在找重量级的有关拔哥的书，世面上却不见有，原来是这样的书还没面世呢，呵呵。后来一得知有这大部头就赶紧找来看了。心头的许多疑惑才最终得到了解答。爽。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我认为仅仅从党史的角度论述韦拔群不够全面。我完全赞同张云逸同志生前的良好建议，我始终认为：将韦拔群置于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中以及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桂西地区的社会背景下，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方能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予以全面完整地记述和评价。这是因为：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
这一段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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