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
朋友来电问：新房子如何？我说，像一个窝。
说这话时我还躺在床上。粉色的被子掩盖一半的脸，闭眼对着话筒嘟囔。阳光伸出细细的脚跨过窗台，伶仃个身子横过我身上，轻轻巧巧地跳下床铺，赖在地板上不动了。粉色的窗帘布，粉色的床罩，粉色的被套，一屋子的粉色全透着太阳光，不用睁眼，人便全醒了。
遥遥说，你怎这么恐怖啊？一屋子全用上这种暧昧的粉红！我呲牙对她一笑，说，我就是冲着这份暧昧来的。遥遥鄙夷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句：恶俗！
我果真是冲着这份暧昧来的。这种淡淡的粉，若有若无，不像深红那般叫人血液膨胀，心情张狂，也不像深蓝那般叫人昏昏欲睡，糊里糊涂。只半明半昧间，不经意，也许就会悠然做起一场好梦。
这有何不可？三十岁这天，我终于恣意的给自己的房间放肆了一回。
“自己的”这三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我近三十年的“无藏身之地”历史正式结束。
对房子，确切地说，是对房间我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在这之前，我的空间一直是拥挤的，拥挤得我没有地儿放置心事。
从我哇哇坠地，我身边就挤满人。从大姐、二姐、三姐一路数下来，全家十口人挤在一间破烂的小茅草房里。小茅草房还不完全算是我们家的，因为另一边还住着大伯全家五口。两家共用一个堂屋，穿过堂屋往左是大伯家，往右才是我家。父亲用木板把房子隔成上下两屋，楼上安放哥哥的床，楼下放父母和几个姐妹的床。睡觉时，哥哥从木梯子爬上阁楼，踩得木板吱吱地响，被虫蛀蚀了的木屑纷纷飘下，落在楼下的人身上。楼下的人用手轻轻一拍，小木屑重新扬起，整个人便置身在满天飞舞的细尘里。
下雨天是全家人最忙的时候，母亲拿出大盆小盆大碗小碗，几乎所有能盛水的器皿全部摆放在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雨水从腐蚀的茅草间滴下来，雨急时，滴漏处的雨水如柱，哗哗往盆子里倾注，全家人各据一方，负责把盛满的水一盆一盆往门外泼；雨缓时，滴漏的雨水如断线的珠子，不时“叭”一声，滴到盆里来。这时我们都可以不用紧张，只需不时伸头去看一下盆里的水满了没有即可。
父亲在房间里放置两张床，我与五姐的床紧贴着父母的床。每天晚上，我和五姐在床上踢来踢去，吵不完的嘴，打不完的架。父亲走过来不说一句话，举起大手，给每人头上一个响亮的“磕拽”。我和五姐便噙着大颗大颗的泪委屈地扯起被子背对背蒙头睡觉，没过多久就一起坠入梦乡。
对房间的强烈占有欲起缘于书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街小巷摆满了出租的旧连环画。如果喜欢，几分钱就可以购回一本。我极爱这些书，把买来的借来的旧书都堆放在床头（在家里，除了床头哪还有空间安放这些书？）。可没多久，五姐抗议了，因为从旧书里时常爬出一种带着长尾巴的小虫子令她恐惧和厌恶。父亲同意了她的建议，我的书全部被请出床上，四处塞放在房子的旮旯角落里，直至最后消失无踪。从那个时候起，梦想拥有一间宽敞的而且得完全属于我的大房间就成了我的心事。
1985年，沧桑得再也无法继续承载岁月的茅草房被父亲和大伯换成了一间瓦房，十来年后再次换成一座楼房。在房子的不断变化间，我外出求学、工作。变成高楼的房子当然能容有我的一席之地，只是，我却成了一个游子，在外乡，为了生活而颠簸流徙。我仍无法圆梦，我那宽敞的能容下心事的大房间在无数个夜深人静仍旧会从遥远的地方攀爬上来撩扰我的心绪。
2007年，我倾其所有按揭购下一套房子。在这座高楼林立的小城，终于有一扇窗子是专门为我而开了，我就像一片在空中飘忽不定的叶子寻到了归处，游离了三十年的心事终于找到了搁置的地方。
属于我的那格窗子临空对着朝阳。窗子里的空间被分成五个小格，习惯的称谓叫三房两厅。我挑选最向阳的一间做成书房，靠墙的一面放着我钟爱的古朴的木质书柜，书们全整齐的陈列在那里。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窗台，首先到达书房，几柱光线斜斜落在莹黄光洁的地板上，一屋子便全都欢欣地闪烁着金灿灿的阳光。我常独自静静地抱臂斜靠在书房门框边，看着一屋子的阳光温和地洒落在书桌上、书架上、地板上，无论多陈旧的书都散发着阳光暖暖的气息，长着长尾巴的蛀虫自然是无法在阳光下存活的，就连阴晦的心情都会被璀璨的阳光翻晒得只剩下明媚的味道。
明媚很好，我喜欢呼吸阳光的气息。我给房子取了一个名字：阳光小屋。很俗，可是我很喜欢。
很女人的思维,不错.
个性鲜明的语言运用，如果可能，写出这样的个性鲜明的壮文文章让我们欣赏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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