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保县的情况是，“土”的概念已经冲淡了“央”的自称，上年纪的人大都还知道自己的语言是“央”，但是许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县城的年轻人大都已经不知道“央”为何物，大家都说自己的是“土”，说自己的母语是Gangjtoj“讲土”。
靖西县的情况是，“央”与“土”的两个自称认知基本上还可以说是持平的，即使是县城年轻人，也还大都知道自己的语言既是Gangjtoj“讲土”也是Gangjyang“讲央”，不过也有“土”的认知冲淡“央”的认知的发展倾向，出门在外大家都以“土”自居，特别是在外地工作学习时候，他们都是以“土”的认知去认同同县与外县的老乡（如对德保人的老乡认同感很强烈就是这个原因）。
那坡县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壮族支系比较复杂，所以主流方言“央”的意识相当强烈，以区别于其他支系的方言如“壮”“敏”“侬安”“侬府”“侬顺”“依”等，虽然他们也都说自己的话是Gangjtoj“讲土”，但是僚语主流方言者Gangjyang“讲央”的自我认知明显超越了前者。
在现代社会，随着靖西与德保民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两县民间对对方认知加深，大都已经不再称呼对方为“侬”了，而都以“土”来统一认同。那坡县的僚语主流方言则继续延续传统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是“央”，而把靖西、德保的“央”分别称为“侬顺”（古时为归顺州）和“侬府”（古时为镇安府），总之就是认为靖西与德保都是侬人，说的语言都是侬话。而实际上，那坡的“央”与德保、靖西的主流方言在自称上都是“央”，而且完全可以沟通。
现在，许多靖西人已经把德保人从“侬府”改称为“央府”，而德保很多人也把靖西的“侬城”（靖西县城在德靖土语区里称为‘城’[θiη]）改称为“央城”。那坡县央人延续将德保靖西主流方言视为“侬”的认知，这是因为在那坡当地也分布着许多从德保靖西迁过去的村寨，这些村寨大都已经延续了4代--6代人，但至今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祖地的方言口音，也许导致了那坡央人对他们印象仍然不中断地保持了以前的认知，而其他方言如“壮”“敏”“熬”“依”等也沿用主体方言人“央”的概念，将这些从德保靖西迁徙过去的“央”称呼为“侬”，具体来说，侬府就是说德保央话的僚人，而侬顺就是说靖西央话的僚人。
有趣的是，这些迁入那坡的德保、靖西央人，也接受了那坡县主流方言人对自己的称呼，也坦然将自己视为了“侬”，而承认那坡当地的主流方言人为“央”，这种自称的转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是否可以说明僚人现在的多种自称，其实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受主流社会的他称所影响？所以，从中国境内迁入越南境内的南僚人，并非每个地方都自称“侬”，但是现在统称为侬族，是否是由越南当地的南僚人“土”（现在的岱族）对他们的他称“侬”所影响并决定的呢？
靖西县靠近那坡一带的乡镇居住着许多说“侬安”“壮”“左州”话的僚人，这些人对“央”与“侬”的概念就是“央”=“侬”，其实已经一语道破“央”与“侬”实际上就是自称与对称的关系。
红棉树您好！我是陆小芹的朋友，四川大学学生，开始进入壮族研究领域。“壮族在线”论坛的许多文章，给我很多启发。关于这篇，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您指教：
1、文章强调“央”、“侬”“土”这些概念，并非完全是对语言实质的指称，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命名。也就是说，是在人群的相互接触中彼此进行区分而产生的命名。如文章所说，靖西那坡德保三县都自称自己的主流语言是“央”，而把对方的称为“侬”，就是一种以自身的视点为中心来区分他人的表现，而并非指对方说的话都是与自己的“央”不一样的“侬”。那么，这种区分的依据是什么？——行政区划还是血缘、人群聚落？其次，您又说，实际三个县的主流语言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就是说，“央”也好“侬”也好，都是一种语言（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关于这种一致性，当地人是否都视而不见,——从而在他们自身的词汇里面没有一种概括性的表达？进一步地说，“央”“侬”这种表示关系的命名，在指称语言实质这一点上是否不是完全有效？如果是，那么在本地人自称以外，我们能否通过研究而用新的命名体系来确切概括语言？或者说，语言的“本体”，本来就是和人群的流动、区分等因素纠缠不清的，所以不可能有一种来自“科学”的客观的命名？（例如，您认为，三县的主流语言都是一样的，但如果用一种新的称呼来统一，估计三个县的人们不会同意，因为这就使区分他人的功能丧失）
2、如果“央”“侬”在从前是区分自我/他人的有效概念，就是说，关于人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观念已经能够通过这两个词汇表达出来了，那么，诸如“土”这样的观念又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境下产生的？是否意味着有新的人群关系出现？
我是柳州人，不通你们的方言。寒假跟陆小芹去过靖西两三天，有一些感性的见闻。更多具体的方言更不清楚了。先写到这里。
很抱歉，因为这个帖子长期置顶，我完全看不到有11楼菊人贝侬的提问，以至于今天才能够回答。我并不完全理解菊人贝侬的问题，所以下面我只提供我所认为应该回答的材料。
1、完全能够沟通的方言，并不代表口音就相同，德保、靖西、那坡三地主流人群的语言，都是南壮德靖土语里的不同口音的方言，只要一开口，各地都能够辨认出哪种才是自己的方言，哪种是对方的方言（这种情况甚至详细到三县内部的各个乡镇，各个乡镇口音都有区别，区别有大有小）——当然，这三县主流语言是属于“央”这种德靖土语的，都不阻碍沟通。从各地的自称都为“央”而他称都为“侬”的情况（但这都是以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央”=“侬”，这点可以从当地其他壮族支系（如“仲”“侬安”“左州”）对三县主流人群的概念一致可以窥视出来，我认识的几个“侬安”人都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央”就是“侬”，“侬”就是“央”。
但需要注意的是，德保、靖西两地主流人群，“央”的自称大都已经退居到老一辈的脑海里，“土”的自称已经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德保县城年轻人，大多数并不知道“央”为何物。那坡县的“央”支系，对自己的自称则是非常了解的，对德保口音、靖西口音的“央”话，仍然明确之为“侬”，而那坡县内部存在的德保口音、靖西口音的“人群”（祖上均来自这两县），也都自称了“侬”，明显是接受了当地主流人群“强制性”的概念灌输。这些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邻近的云南省富宁县，那里的壮族内部也有大量于近代来自天保县（即今天的德保）的至今操“天保话”（即德保话）的人群，他们的自称也均为“侬”，明显也是接受了当地土著（北壮、自称[?jai 4]）的他称概念灌输，有趣的是，因为来自天保县的移民最多，而来自靖西、那坡的“央”人群由于语言与天保话相近，因此在富宁县这些操靖西口音、那坡口音的原本是“央”的人群，也统统被当地土著归纳为“天保人”或者“侬人”，到了现代，他们也都自称了“侬”。
2、如果“央”“侬”在从前是区分自我/他人的有效概念，“土”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我认为与彼此的了解增多而加强了彼此的认同感、为新的族群认同的需要而产生了新的自称概念有关。与那坡县主流人群仍然视德保靖西主流人群为“侬”不同的是，靖西、德保两县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两个县之间的民间交往比起与那坡县的交往要频繁得多，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在现代来说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出门在外，均以相通的“土话”来维系彼此的认同，因此也均将现代自称的“土”来代称对方，现在无论是问德保人还是靖西人，都会说自己是“土”，对方也是“土”。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德保和靖西两县已经从古代的他称、自称的对立，发展到了现代的他称、自称的统一，也就是说，两县也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族群认同感，这个认同感，是以淡化原来的自称和他称，强化新的自称“土”来实现的。
从我这两年的实地考察的体会上看，这种新的组群认同感的形成，甚至还在继续蔓延当中。如相对于那坡县对德保、靖西两县的他称“侬”的维持状况，德保、靖西两县并不排斥对那坡主流人群的认同，在现代，大多数靖西、德保人都知道那坡县主流人群说的语言也是属于“土”的范畴的，因此也称那坡的主流人群为“土”。这种单向的认同，是十分有趣的，有如ABC三个人，A、B均把C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而C却仅仅把A、B看成是自己的旁系亲戚。
我认为这和主流人群在人口上的比例以及县城语言情况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德靖两县主流人群都占两县人口的绝大部分，县城都以当地主流人群的壮族母语为主要交际语言，两县主流人群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壮族母语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特别强烈，两县内部处于弱势的其他壮族乃至其他民族的人群也均普遍对当地主流人群的壮语方言“土”产生“钦羡感”，均乐意以之作为主要交际语言，这种也逐渐促进了两县主流人群的相互认同感。而那坡县主流人群在那坡县人口总数里占的优势并不明显（那坡县的壮族还有33%左右操“仲”话，为当地壮族里的第二大族群），县城则以汉语的桂柳话为主要交际语言，这势必影响农村居民对语言的价值取向，因为县城的壮语属于劣势，主流人群的央话并没有取得语言优势，无法培育出大其他支系的壮族居民以及其他民族对“央”话的“钦羡感”，更无法形成各个族群用央话进行普遍的交际，因此也没有办法在“土”这个范畴里上对邻近的德保、靖西增进了解并产生普遍认同感。
我想这种县城效应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即德保东面的天等县，由于其西半部的主流语言也是属于德靖土语，而东半部属于左江土语的主流方言也能够与德靖土语相通，而更重要的是其县城也是以当地主流人群的壮族母语为主要交际语言，因此天等县主流人群与德保、靖西之间的族群认同感也比较普遍，也都普遍自称“土”，这点德保、靖西的主流人群也有普遍的认知和认同。而天等南面的大新县，虽然其主流人群的语言也与德靖土语相通，但因为其县城的粤语势力早就盖过当地主流人群的壮语母语而无法形成普遍的主流人群母语自豪感和归属感，因此大新县的主流人群对德保、靖西两县的认同不够天等县那么普遍。
当然，在社会变迁十分迅速的壮族社会里，语言价值取向也在迅速的变化当中，这也影响了新一代人（从德靖一带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是普通话日益普及并有取代主要交际语地位趋势的县城里15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对母语的认知，最终也势必影响新一代人的族群认同感。这些变化都是值得我们去记录和研究的。
谢谢红棉树。羡慕你对情况这么了解，完全是如数家珍一样。
对你们的“贝侬”称呼还不太习惯。
另外可以介绍下这个论坛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熟悉北壮情况的朋友？
菊人网友客气了。
贝侬一词是壮语里的原意为“兄弟姐妹”，广义上是“亲戚、亲人”的意思，还有引申意思的“同胞”，壮族人甚至喜欢把朋友也叫做“贝侬”，如果一个外人被壮族人叫做贝侬，那么他（她）就是被当成了亲人、同胞一样的朋友了。
本论坛的北壮贝侬不少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认为注册会员当中过半僚人贝侬都是北壮的，要说对北壮的情况比较熟悉的贝侬，我也不敢断言，推荐一下季人、卜蛮、路等贝侬吧。来自南僚的沙南曼森贝侬，因为见多识广，对北壮也应该相当熟悉。我虽然称不上熟悉北壮的情况，但是也略知一二，不知道你想知道哪些情况？另外，和北壮实际上是同一个语言文化整体的布依族（在此统称北僚），也有南粤孤客、越僚等对贵州北僚情况比较熟悉的贝侬，相信他们对北壮（北僚）的情况也很有发言权。
谢谢好心的贝侬！
我想了解的情况很多啊。目前最想了解的是北壮的歌圩和歌唱传统，这方面的概述有一些，但是详细的个案好像没见。目前的歌圩研究集中在南部，像小芹做的那样。我计划三月三回去，从各种歌圩活动渐渐深入到村落调查。有一个在宜州那边的联系人。但是我对调查的结果没有把握，不知道那里的歌唱传统和社会形态、日常性有多大联系。各位贝侬能否指点一二？
另外，从这里看到一些壮族研究方面的书，我们学校图书馆找不到，春节在南宁书城也没有看见。能够告诉我哪里能买到？（如《壮族通史》、《近代壮族研究》（方索梅，02年，广西民族）
我离开家乡多年，其实对北壮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随便说一点印象吧。
上林县：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上林县城度过，只听说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存在过歌圩，但没有亲眼看见过。当然我在上林还是听到过山歌的，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街上搭了个歌台，请来一些歌手对唱，具体是宣传国家政策还是银行鼓励储蓄的商业广告倒记不清了。
还有就是某一年当地忽然热销几盒山歌录音带，很多街头小店都提供复制（有盗版之嫌）服务。录音带的内容是上林有名的悲歌，似乎我的父母对其内容都比较熟悉。估计他们那一辈人还曾经比较熟悉山歌。
近两年，受南宁民歌节的影响，上林也开始注意整理当地山歌。这两年的民歌节都在上林举办了分会场，应该也算是歌圩的一种现代形式吧。
武鸣县： 听说出于旅游和招商的目的，武鸣县近年开始打造“蓝衣壮”品牌，由政府组织，在三月三期间举行歌圩。
崇左市（恐怕要算南壮了？）： 前几天“五一”假期，我到崇左旅游，看到县城和某个乡镇都张贴有歌圩海报。乡镇歌圩还带有一些比赛性质，设立几个奖项。一等奖的奖金似乎是1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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