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黄世杰：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和昆仑山本是一地吗（上） ( 2008-5-7 11:17 )
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和昆仑山本是一地吗
——兼论建木—都广之野在广西桂中而不在四川成都
黄世杰
摘 要：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皆是上古及先秦时期古人崇拜的神圣宇宙空间—天地之中所在地。前人的研究成果无一例外都认定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是二者实一，并言之凿凿说是古蜀族以岷山为原型神化而成，其地在西南成都平原。其实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神话世界把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视为天地之中的观念渊源于古人对宇宙结构即天地运行的物理形态的感知与思索并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易”。 “易”的固化形态表现为八卦图。先天八卦图方位对应于南方的建木－都广之野；后天八卦图方位对应于西北的昆仑山。以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来看，古人对上古地理中心的崇拜，其最早应该是对南方的建木－都广之野的崇拜。
关键词：神圣宇宙空间；天地之中；昆仑山；建木－都广之野；太阳神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人类中心论,某些原始部落或种族把自己看成天地之中或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并为此而感到自豪。这其中的缘由，除了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大半出于神话（皮埃尔•奥热， 胡润之，1987；萧兵，1995）。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地区的神话一样，在收存中国古代神话较多的《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典籍中到处存在有对宇宙的传统想象：昆仑山和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就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天地的交会点与世界的最高之处——天地之中（地之中）。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为天地之中（地之中）的表达，从本质来说，属于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以中心为象征系统的宗教思维类型。
在空间与中心的象征系统中，神话世界把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建构为神圣宇宙空间并视之为天地之中（地之中）的观念渊源何在?对这个问题的解读，诸多论者都是以典籍的作者所在地域去论证，如蒙文通（1962：76—78）、袁珂（1978）、侯伯鑫（1996）、黄权生（2005）、万本根、李远国、李金远（2004）、阿波(2004)、吴维羲（2002）、黄剑华（2001）等学人就认为《山海经》等为巴蜀人或移居巴蜀的楚人作品，中山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心来看待，天地之中的地方当是在西南成都，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实为二者合一。学术界不少学者也都持类似的看法，如吴泽顺（2006）认为“都广与昆仑的地理位置相同”；贾雯鹤（2004）则认为“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和昆仑本是一地, 它们都是古蜀族以岷山为原型, 神化而成的天地的中心, 神话的乐园”。而萧兵教授（1995）的看法大致与这些看法相类似，他倾向于建木—都广之野原在西北昆仑文化区（或其展延），那里是夏周民族“原中心”，后来由于夏周文化的广被而逐渐移于四川。
对这些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上述论者以典籍作者所在的地域去论证天地之中（地之中），同时认为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在上古时期实为二者合一以及它们原在西北后展延西南等等看法都是错误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用静态的观点去看待人类中心论并误读了古人所赋予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神话所建构的神圣宇宙空间背后所具有的深层次意识。笔者认为，神话中的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都是上古及先秦时期古人崇拜的天地之中所在地。作为天地之中所在地，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天文地理特征，并非是二者合一。
二、神话世界建构的神圣宇宙空间——天地之中原型特征探索
1. 从静态的“人类中心论”出发并以典籍作者所在地域去论证天地之中是错误的，不符合古人建构的昆仑和建木—都广神话这一神圣宇宙空间的原意
以往治《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的众多学人从人类中心论(亦称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文中凡提到古代所谓天地之中（地之中）者都是以作者自己所在地域为世界的中心，此尤以《山海经》的研究为甚。目前学术界关于《山海经》作者问题,争议颇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山海经》的作者是北方中原人（秦人说和中原洛阳人说）。如刘秀(刘歆)、王充、赵晔、郭璞、颜之推等就认为《山海经》始创于禹、益（二十二子,1986：1338；徐显之，1991：238）。茅盾（2005）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更具体指出《山海经》的主体部分就是东周时期的洛阳人。秦人说以顾颉刚（1926）为代表，顾氏《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二是《山海经》为域外人所作。如法国学者马伯乐《中国汉代以前所受西方影响》认为《山海经》所述地理情况是公元前5世纪受到印度和伊朗文明的潮流刺激,就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曾受到巴比伦、印度的启示一样（金荣权, 2004）。卫聚贤（1970：88）认为《南山经》、《东山经》为美洲人所作。苏雪林（1956：7～8）则得出《山海经》为“古巴比伦人所作”的结论。
三是《山海经》的作者为南方的楚人。如胡小石（1982）《论文集》认为《南山经》等“排方向由南而西,而北而东”,所以是“南方人所著书”。袁珂先生1983 年在《文史知识》第5 期上发表了《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认为：“《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集成功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到1991 年，袁珂先生在《山海经全译•序》中仍然基本坚持这一观点，他说：“《山海经》是一部由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古书。它大约成书于从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这一长时期中，作者非一人，作地是以楚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这便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学者们研讨大致得出的结论。”袁珂于1993年又对楚人说作了深入考证,列举了《山海经》产于楚地的四大论据:楚盛巫风；《楚辞》神话与《山海经》相合者甚多；楚方言见于《山海经》；楚为黄帝、颛顼之后,而《山海经》于此二神的记载甚多。
四是《山海经》的作者为深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巴人或蜀人。如蒙文通（1962）、杨宽（ 1982）、吕子方（1984）等都持这一观点。金荣权（2004）则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移居巴蜀的楚人作品。
五是《山海经》作者为东方人。此说以萧兵为代表。如萧兵先生1983 年在《<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的交汇——兼论《山海经》由东方早期方士整理而成》一文中引用了较多材料谈及这一问题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山海经》就很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燕齐的各国人士提供的见闻和原始记载编纂整理的一部带着巫术性、传说性的综合地理书。”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大都从静态的“人类中心论”出发并以典籍作者所在地域去论证天地之中为世界的中心：
认为《山海经》为域外人所作的，如苏雪林等就坚持认为世界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古巴比伦。
认为《山海经》的作者为深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巴人或蜀人或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就坚信世界中心在西南四川成都。
认为《山海经》的作者为东方人的，就坚信在东南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心即山东的泰山。而东方人最初也源于西北，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萧兵倾向于昆仑文化区（或其展延）是夏周民族的“原中心”。
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中原北方人的，就坚定地认为世界的中心在西北。
在这些说法当中，尤以世界的中心在西北说最能得到众多学人的认可。如顾颉刚（1926）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作书的人是中国人，从中国的立场看来，昆仑当然在西北。但在这个传说发生地方的人们的心中，无疑地把昆仑区当作世界的中心。这是两种看法的并存，各不相妨。”顾氏通过其对《山海经》的考证，认为“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这些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其地理则确实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
不错，从空间区域结构来看，《山海经》之《五藏山经》的作者是以“中山经”所在地（今山西省西南隅地带，黄河与渭水交汇处）为当时全国地理的核心位置，这一带也正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地带之一（王育武, 2007）。而在《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中，记载昆仑最为详细的正好就是位处中山经西北方向的《西次三经》。历史上，中原人的祖先确实也来自西北，由此，人们自然而然就认为西北就是所谓的昆仑文化区，因此把西北昆仑山视为世界中心，并认为这就是西北夏人集群的神话中心观。其有力的证据就是：夏商周不断替代且长期统治中土，加上周朝在商朝时是商的属国, 并且其领土位于商邑的西边，后来，西周王朝昌盛，西周王朝的政治疆域顺理成章成为成王、周公营建成周洛邑，号为“土中”,亦即“天下之中”。可见，周人由西北扩展至中土，遂形成诸侯融合的新秩序，在此基础上凝聚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由此产生，因此，周人把他们原居地西北作为世界中心来看待也并非不可能，后来这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山海经》为巴人或蜀人的作品或为移居巴蜀的楚人作品,这是学术界许多学者所持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其主要理由是:自古以来,南方人总比北方人多一些奇思妙想,《山海经》中的神话内容与奇人异物,正是南方人猎奇和搜奇的结果；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者,大量运用神话传说进行文学创作,所引用的不少神话故事与《山海经》相同,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金荣权, 2004）。另外重要的理由就是《南山经》“排方向由南而西,而北而东”,所以是“南方人所著书” （胡小石，1982）。由此，西南的四川成都成为世界中心说就更有市场了，如蒙文通（1987）教授就特别坚信这一点。 蒙教授认定“楚与巴蜀同为天下之中”的有力证据在于《山海经•中山经》中“中次九经”以岷山为首 ，而在先秦史籍中“岷山”有多种称谓, 如 “昆仑”、“汶山”、“蜀山”、“西山”、“西陵”等，岷山本是昆仑的支脉，“中山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心来看待。”“因为巴蜀自认为是天地之中，而楚人必包括楚与巴蜀同为天下之中，可知是接受蜀人之说。”由此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认为昆仑就是岷山：
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是昆仑为岷山之高峰。……昆仑既为蜀山，亦与蜀王有关。《大传》、《淮南》皆以昆仑为中央，与《禹本纪》、《山海经》说昆仑、都广为中央之义合。……盖都广在成都平原而岷山即矗立成都平原侧也。”
既然认为岷山是古昆仑山，在四川西部，岷山又处在成都平原上，而古昆仑山又正是所谓的天下之中的地方：“盖都广在成都平原而岷山即矗立成都平原侧也”。由此，蒙教授在《巴蜀古史论述》推断：“都广即是广都，今天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这是蒙文通教授以昆仑山来傍证都广之野所在地。很明显，蒙文通教授在这里显然未经论证就把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合二为一了（当然，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蒙文通教授等的“岷山是古昆仑山说”，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没有反对之意，而只是认为他们把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合二为一是不对的）。
在蒙文通教授之前也曾经有不少学者本之于地理志书的记载认定古代典籍文献所记载的所谓“都广之野” 和“建木”就在现在的西南成都，如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都广，今之成都也。” 吕子方先生《读〈山海经〉杂记》也这样说：“经文中说那一带地方农产富饶。其所谓‘天下之中’是甚么地方呢？我以为只有说是川西平原，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好的出产。” 如此种种，学人们都以古岷山就是古昆仑山，以建木所在的都广或都广之野在今双流或成都平原，这实际上就是在逻辑上未经验证就预设了建木所在的都广或都广之野和汉时始置的广都县就是一地（贾雯鹤，2004）。
笔者认为以《山海经》一书作者所在的地域去论证昆仑山在西北或者展延在西南等即是天下之中所在地是错误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误读了人类中心论、天地之中以及地之中背后古人所赋予它们的神话和天文地理特征。
2. 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皆为上古及先秦时期古人崇拜的天地之中所在地，但它们并非是二者合一，而是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天文地理特征
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思考而产生,并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文化观念。看待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文化观念，我们不能仅仅用静态的观点而应该从动态的视角去看待，因为不同时代产生的每一种人类中心论都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人类中心论,某些原始部落或种族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其成员均采用“人”这个属名,而把包括别的部落或种族在内的外部世界统统看成多少含有敌意的环境（皮埃尔•奥热，胡润之, 1987）。这个阶段就是人类早期的“人类中心论”：“人类自我中心论”或者“物种中心论”。
在这以后,随着人类一体化观念的出现,人类中心论的含义就延伸了。从人类中心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 人类中心论的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由于人们相信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尽管这不是专门为了人类,但至少和人类有直接的关系。各种传统思想把这些观点奉为金科玉律,有的仅限于一个选定的民族范围,有的则推广到全人类,并以各种形式说明人类为神所创造。由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逻辑地推及人类及万物也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类中心论”，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
以人世社会中心所在地为人类中心的观点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中心论。这个阶段把“人类中心”与安邦治国的需要联系到了一起。它开始的时间始于古代的西周初年, 围绕营建洛邑,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 如《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文意很清楚，营洛邑迁九鼎，主要是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远近皆宜。《荀子•大略》也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表明，在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统治被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制度。此外，“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政治伦理观念。
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这就在神的旨意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从笛卡儿开始，经启蒙运动伴随理性主义而产生。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贺新春, 黄家勇，2006）。
在了解了人类中心论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古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天地之中（地之中）这种空间观念的。
所谓天地之中，按《晋书•天文志》的说法就是：“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尚书纬》所言则更为具体：“北斗居天之中, 当昆仑之上。”
所谓地之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说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地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是法天象地，故而，古人总是在天的背景下讲地的，所以地的总称就是天下。以前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天圆地方的说法，认为天地分离, 天在上——天穹的模式是一个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三垣（中为紫微星，南为紫辰星，北为天市星）、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为主干的空间（那瑛，2007）。地在下, 穹隆状的天覆盖在呈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地是平的。既然地是平的，其大小又是有限的，地表面当然有个中心， 这个中心就是地之中。而地之中正对上去的地方就是天之中，此即为所谓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由此可见，古人对天地之中和地之中这种空间观念的理解源于对天地运行的物理形态的感知与思索,并把这种对宇宙结构的感知与思索具象为具体可感的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两处地方，而这两处地方正是上古及先秦时期古人崇拜的天地之中和地之中所在地，但它们并非是二者合一，而是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天文地理特征。
首先说作为天地之中的昆仑山的天文地理特征。汉代之前的经书凡说到昆仑时，并没有明言说昆仑就是天地之中。只是后人（主要是汉代以后的人）在用语义学去解读昆仑二字时，觉得昆仑二字本身就具有中央的意味，如《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为浑沌。”汉扬雄《太玄经》序首范望注:“昆, 浑也, 仑, 沦也, 天之象也。”《经典释文》:“空同, 司马云:‘当北斗下山也’,与《尚书纬》所谓‘北斗居天之中, 当昆仑之上’”正可互训, 可见“空同”亦为昆仑别名。现代学人庞朴也认为浑沌的变音为“昆仑”。据此, 可明昆仑的“浑沌”、“空洞”之义与北极悬居天穹的“虚无”之相暗通消息。《周礼•春官•大宗伯》也有类似提法，其文曰:“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郑玄注曰:“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郑玄认为北极星位于天的中心，昆仑则位于与之对应的大地的中央位置，祭祀中，神在昆仑。
汉代以后的纬书凡有说到昆仑者，就都直言古昆仑山是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上有天柱与天相通。如《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郭璞注：“去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汉代纬书《河图括地象》云：“昆仑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干六百轴，互相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又称“地中央曰昆仑，东南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围如削”。《艺文类聚》引《水经》也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 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唯帝下都，西老之宇。嵥然中峙，号曰天柱。”《遁甲开山图》：“五龙见教,天皇被迹,望在无外柱洲昆仑山上。”
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进一步解读，笔者发现古人之所以把昆仑山定位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明显有自己的特征:
一是就地形而言，该说强调天地之中处“起形高大”。
二是为“帝”所居,此即所谓“帝之下都”，如《山海经》之《西山经》卷二谓：“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西经》卷十一谓：“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郭璞注《山海经》时云是“天帝都邑之在下者”，袁珂《山海经校注》则曰“郭注天帝即黄帝”，其说甚是。笔者认为《山海经》中所说的“百神之所在”的“帝之下都”中的这位帝,最早是天帝，后来转变成黄帝。《庄子•至乐》：“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乃其证；
三是就其天文特征而言,则正如《史记•大宛传》引《禹本纪》所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相避隐为光明也。” 这也正是对昆仑又成为日月山的解释。
综上所述，有三种要素即地理、天文和神（帝）是构成昆仑山作为天地之中的主要特征。这三种要素不具有唯一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昆仑是没有确切的地望。另外从昆仑的语义来看，昆仑本身就是多元的。如《尔雅•释丘》语,谓“三成为昆仑丘”,大意是说山有三重就可称为昆仑丘,这应该是昆仑得名的原因。据此，清人毕沅以为,“高山皆得名之”。意思是凡高到三成底都可以用这名称。因此，《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共出现十多次，分别出现在各《经》中，以往人们误认为描写的是同一个昆仑，其实，只要认真辨识，就会发现《山海经》所记载的昆仑山确实有多个。《山海经》所记述的昆仑其实是不同地方的昆仑，而实非一地，为四方所在皆有（李川，2006）。只是先秦汉代易学的兴起给昆仑山神话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不少学人在阐述昆仑山神话时也有意无意地往西北靠拢。
其次说作为地之中的建木—都广之野的天文地理特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除了大家公认昆仑山是天地之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类似昆仑山一样性质并历来被视为地之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山海经》的《海内经》和《海内南经》记载的“建木—都广之野”：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木属]，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山海经•海内经》卷十八）。”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有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持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了。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窳西弱水上。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山海经•海内南经》卷十）。”
关于都广之野的性质，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时谓:“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 素女所出也。”后人考证郭注应是《山海经》的原文,而被人为地删去了。而刘安《淮南子•地形训》在谓都广为“天地之中”时说得就更明白了：“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昲。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高诱注：“扶木，扶桑也，在汤谷之南；昲犹照也；阳州，东方也” 。“建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叶如罗” 。“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故曰上下。日中时日直，人上无景晷，故曰盖天地之中（汉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本，北京：1954 年，第57 页）。” 《吕氏春秋•有始览》对此说得更直白：“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高诱注：“建木在广都，南方，众帝所从上下也。复在白民之南。建木状如牛，引之有皮，黄叶若罗也。日正中将下，日直，人下皆无影。大相叫呼，又无音响人声。故谓盖天地中也。”关于建木之名，现代学者何新（1988：166）解作键木，认为是天神上天下地出入所经的天门，建木位于天地正中的轴线上，是天地运动的枢纽。
可见，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建木—都广之野”和昆仑山一样都是 天地之中或者地之中，是连接天上和大地的地方，而建木则被视为天地间的中柱，有撑天的功能。
之所以“建木—都广之野”也被视为地之中，通读古代文献，我们发现它也是有自己明显的天文地理特征:
一是就地形而言,该说也强调地中处其“起形高大”。
二是该说强调建木—都广之野有树即建木作天柱，而此建木一方面具有自然生态特点，另一方面，又被赋予神圣特性。建木之所以被赋予神圣特性因为这种神树为“黄帝所为”,古代三皇之一的天皇伏羲氏曾由此经过(太皞爰过)。由此可见“都广之野”又便成为“帝之下都”了,而建木便成为帝上天下地,沟通天地、阴阳的枢纽，成了实实在在的一棵神树。而所谓天皇伏羲氏和太皞，在古代其实就是太阳神之类，可见，建木与太阳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
三是就天文特征而言, 地中处：“日中无影，呼而无响”、“日中时日直，人上无景晷”。
综上所述，也有三种要素即地理、天文和神（帝）是作为构成地之中的建木—都广之野的主要特征。但是，与昆仑山不一样的是，构成地之中的建木—都广之野的主要天文特征有其特别之处，那就是，具有“日中无影，呼而无响”才是古人赋予地之中的很重要的天文、物理特征（关增建，2000）。
总之，当我们把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作为天地之中（地之中）所在地的有关天文地理以及神话特征纳入人类中心论的发展历程来看时，可以发现：我们对《山海经》中有关天地之中（地之中）或世界中心的看法，明显不能用人类早期的“自我中心论、物种中心论”来理解，也不能用“人世社会中心所在地为人类中心的观点” 来理解。因为在《山海经》中凡记述有关天地之中或“世界中心”时，古人都对天地之中以及地之中这两个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赋予它们神秘意象和相应的天文地理特征，而唯一符合《山海经》中有关天地之中（地之中）或世界中心原意的只有“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古人的心目中，不论是昆仑山还是建木—都广之野，它们作为“天地之中”所在地都有其明显的神话特征：为“帝”所居,是“帝之下都”，其山上有天柱与天相通，是“众帝上天还下”的地方。可见，天下之中或所谓地之中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跟宗教意识有关。因为人们相信，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在《山海经》和《淮南子》等古文献中，有凡关记述昆仑山和建木—都广之野的地方，都会出现“帝”。而这个“帝”主要以昆仑山或建木作为上下于天的主要通道，而“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地之中（地之中）的地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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