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陆学者的传统认识,壮侗语属于汉藏语系。
贵论坛的许多壮族网友虽然没怎么表态,但情感上好象都反对这个观点,对哪个泰澳语系倒情有独钟。
另外,壮族网友一直认为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只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而已。
古越语是粘着语,这已经是学术共识。不知道 壮语是不是粘着语呢? 另外,壮语的声调很明显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下产生的。
那么,如何说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 和古越语相比较, 现在壮语到底是象古越语多些呢, 还是象古汉语多些呢?
什么叫受到汉语的影响?
影响是相互的
难道受了你中华文化的影响,我才学会了吃饭,拉屎,睡觉吗?
近一百年来汉语西化现象极深,从语法到词汇都是如此;
并且还从日本借了很多词,比如“干部”;“通讯”;“高速公路”等等;你该不会反过来说是日本借用中华文化的词吧?
举个例子,距离单位“米”,泰语从英语meter借来的,汉语也是从英语借的,发音差不多,
但是拜托某些人不要说泰语或者英语是受某某自大文化影响的哦!
顺便传播一些常识,
泰国是殖民时代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殖民的独立国家,1893年,当某某自大文化还在慈禧的统治下被封建愚民,不懂何谓工业文明时,泰国第一条铁路在那一年通车了。
1913年3月,一个欧洲国家的一个飞行表演队到泰国进行表演,当时的泰皇敏锐的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派人到了欧洲学习飞行技术,
并且购买了不是很多的飞机组建了亚洲不是最早至少是最早之一的空军部队。(详情请看2007年岁末的几期《国际展望》)
尊重事实的话呢就不应该属于汉藏语系。国内归于汉藏语系恐怕是出于其它的需要。
事实和政治,看你选择什么了,楼主。
广西的汉族人春节也报粽子,但湖南以北(包括湖南)的汉族人可是不包。你说是谁影响谁呢?
根据大陆学者的传统认识,壮侗语属于汉藏语系。
贵论坛的许多壮族网友虽然没怎么表态,但情感上好象都反对这个观点,对哪个泰澳语系倒情有独钟。
另外,壮族网友一直认为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只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而已。
古越语是粘着语,这已经是学术共识。不知道 壮语是不是粘着语呢? 另外,壮语的声调很明显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下产生的。
那么,如何说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 和古越语相比较, 现在壮语到底是象古越语多些呢, 还是象古汉语多些呢?
泰澳语系?哈哈,可否介绍一下?
尊重事实的话呢就不应该属于汉藏语系。国内归于汉藏语系恐怕是出于其它的需要。
事实和政治,看你选择什么了,楼主。
出于其他需要??不至于吧?例如国内承认蒙古语属于超越国界之阿尔泰语系,那又怎样了?蒙古族就脱离中国了?
根据大陆学者的传统认识,壮侗语属于汉藏语系。
贵论坛的许多壮族网友虽然没怎么表态,但情感上好象都反对这个观点,对哪个泰澳语系倒情有独钟。
另外,壮族网友一直认为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只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而已。
古越语是粘着语,这已经是学术共识。不知道 壮语是不是粘着语呢? 另外,壮语的声调很明显是受到古汉语的影响下产生的。
那么,如何说壮语是古越语的直接继承者。 和古越语相比较, 现在壮语到底是象古越语多些呢, 还是象古汉语多些呢?
泰澳语系?哈哈,可否介绍一下?泰壮语族和澳大利亚不可能有关系吧?澳大利亚原住民系棕色人种。
那自然要问这里的壮族网友拉,毕竟他们比较清楚嘛。
[em72]南京师范大学李葆嘉教授在《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http://www.rauz.net/bbs/dispbbs.asp?boardID=22&ID=28516&page=1)对有关亚洲诸语言的研究做了回顾,从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意见。
择其要者引述如下:
1881年和1887年,格鲁布(W. Grube)和拉古勃里(T. de. Lacouperie)先后在《汉语的历史地位》和《汉文创制前的汉语》中讨论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1911年,科诺(S. Kenow)在《印度语言调查》中最早提出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同时认为藏缅语的词序为SOV,汉语和台语的词序为SVO。在对藏缅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法国马伯乐(H. Maspero)提出了汉藏语系分为东支汉—台语族和西支藏—缅语族的设想。这以后,施米特(W.Schmidt,1914)、特罗姆贝提(A.Trombetti,1923)和普鲁伊路斯基(J.Przyluski,1924)都提到汉藏语或印支语。
1934年,赵元任《中国分省新图》中在阿尔泰语类之外,分出包括汉语系、太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的汉藏语类。1937年,李方桂以当时的语言调查和理论为基础,在《中国年鉴.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确定了包括汉语族、侗台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汉藏语系,认定汉语和侗台语同源的主要依据是单音节和声调。张琨(1947)又证明了苗瑶语声调和汉语的一致性(1970),但后来马提索夫等提出“声调发生”的概念,认为声调的发生和语言发生学无关。邢公畹(1948)和俞敏(1949)从语法角度论证汉藏同源,但60和70年代,河野和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语法系统差别太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尽管如此,李氏四分系统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认同的传统分类法。虽然《中国语言学报》(1972)在重新刊登李氏旧文时并加上了“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编者按,但是李方桂在《台语》(1974)中却承认台语和汉藏语系的关系从未明确建立。陈保亚认为,与美国学者的同源标准不同,中国学者的“汉藏语系说”研究方法采取的同构标准。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是“传统疆域标准”——即宁可把境外语言纳入汉藏语系,而绝不可以将境内貌似汉藏语的语言认定为非汉藏语系,除非这种语言和汉藏语的差距实在太明显。
与中国学者的“疆域文化决定论”不同,美国学者采取的是“语言文化决定论”。从1935年,美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人类学家克罗伯(A.L. Kroeber )的主持下,开始执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计划。1942年,白保罗(P.K. Benedict)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提出台语(相当于侗台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加岱语(包括黎语、拉嘉语、仡佬语等)与印尼语才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不是与汉藏语,台语和加岱语只不过在汉语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
白保罗认为:1.虽然加岱语是单音节、孤立型,和台语一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但声调和词音单音节结构不能作为语言亲属分类的依据,而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是借词。2.加岱语和台语、印尼语一样,是NA 、VO的顺行结构。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是逆行结构OV,而卡伦语和汉语的VO顺行结构是受澳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影响的结果。3.台—加岱—印尼构成一个单一的语言连续体。虽然加岱语和台语的单音节与印尼语的多音节不同,但这是加岱语和台语从汉语中借来声调且音节脱落的结果。尽管加岱语更接近台语而不是印尼语,然而加岱语是这三位一体的过渡成员。 4.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祖先是原始澳泰人,也许历史上的澳泰人文化技术比北方汉人发达。台语词汇之所以与印尼语相差甚远,而与汉语词汇近似,是因为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后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5.加岱人是中国中南部的土著居民。仡佬人的老家在贵州,由于苗族的进入而迫使他们南迁。白保罗进一步推断,长江流域以南是玻里尼西亚人或原始澳泰人的居住地,他们从中国南部海岸经过海南岛迁徙,北支迁移到台湾,东支迁移到菲律宾,南支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印尼语曾分布在南大陆的语言底层,可以从加岱语中看出来。6.在孟高棉语为主体的地域以南的马来语今天异乎寻常的位置,只能解释为它是从印尼诸岛由海路迁徙而来的。北面的台语—加岱语、东面的占语和南面的马来语,在孟高棉语的周边呈现出弧形分布状态。而苗瑶语可能是原始南方语的一个分支。
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原型,就是施米特《世界的语系和语言圈》所划出的原始南方超级语系(Austric Superstock)的北支,与南支孟高棉语的分裂一定发生在华南—印度支那地区,随后这两支分别在南北定居下来。德国史图博(H. Stubl)在《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1937)中指出印尼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许多相同之点。黎族原有的印尼文化特征早已为大陆上汉化的加岱族所忘却,台—加岱—印尼共同的人种图象早已磨损得无从修复。
与白保罗共同完成《汉藏语言学》手稿的谢飞,早在1938年就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发现台语和汉藏语之间缺少语音和语义上的紧密关系,认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虽然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1955)中仍然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但认为汉语与藏语的关系比与台语的关系更接近。即使台语与汉藏语有关系,那种亲属关系也很遥远。同时,谢飞的汉藏语系说却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外。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在《台语的语音和词汇》(1948)中认为,台语和汉语接近的常用词是数词、军事术语和工艺术语等一些容易借入的文化词汇,与之相反,人体部位名称和农业词语都和相应的汉语很少具有共同之处。通过基本词语比较,欧德里古尔也得出了马来—玻里尼西亚诸语言发源于亚洲的结论。伊万诺娃(E.B.Иванова)在《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1970)中认为:台语民族的祖先属于包括现代印尼和孟高棉诸民族祖先在内的同一原始人种集团。在起源上大概与汉藏诸民族没有关系,但是从太古时代就开始接触了,并且这些接触在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中留下了若干痕迹。赞同这一假说的还有易嘉乐(S. Egerod)、福雷斯特(R. Forrest)、包拟古(B. Nicholas)和马提索夫(J. Matisoff)等。
与白保罗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得到国际语言学家的普遍赞同相反,绝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还难以接受侗台语和苗瑶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去的结论,依然固守传统四分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依据语言事实,从“疆域文化决定论”中突围出来。闻宥在《台语和汉语》(1957)中通过台语和汉语基本词汇的比较,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罗美珍在《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1983)中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古代台语民族即百越族,其语言原是多音节型。《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如怜职爱、煦暇热。作为百越的一支,南迁以后的印尼人保留了古老的粘着型和多音节。留居大陆的台语先民则放弃了百越语或原始马来语,换用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独立发展成一支语言的台语残留着原始马来语的底层。倪大白在《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1988)和《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1994)中,把侗台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和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学和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同出一源,但侗台语的语言类型已经转变,侗台语的系属应称之为“马来—支那语”。这些研究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季人注:此处疑为汉藏语)有亲属关系。根据混合语理论,侗台语可能是一种历史混合语(从公元3世纪开始),侗台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混入来源语” 是汉藏语。
雅洪托夫(S .E. Yakhotov)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认为,单一的加岱语支是不存在的,加岱诸语言互相接近的程度和台语支诸语言一样,而不是更接近些。无论是台语支语言,还是加岱语支语言,只能在斯瓦迪斯词表中找到10—15个与现代印尼语一致的词语,这表明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之间的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雅洪托夫的语言年代学研究结果和白保罗的分类法一样,都认为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语言年代学方法以语言分化模式为前提,排除了诸语言之间的接触或混合,只是一种封闭性语言的均时发展的比较方式。因此必须折算或扣除接触或混合所引起的加剧的词衰减变量,以弥补均时语言年代学方法之严重不足。如果考虑到汉语对台语的巨大影响,就不能够仅仅依据台语与印尼语的一致性词语的10—15个来计算分化年代,而应当进行年代矫正。
澳泰语系说
在《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中,白保罗以“新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澳泰语系说。1943年写成的《汉藏语言概论》,由马提索夫找出来详加注释,直至1972年得以出版,公布了白保罗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去的汉藏语系分类法。
原始南方语(Proto-Austric) 原始汉藏语
北支澳泰语系 南支孟高棉语系 汉语 藏缅语 卡伦语
台语 加岱 印尼 苗瑶 孟高棉 越南
雅洪托夫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提出与白保罗相似的澳斯特利(Austric)语系说。
原始澳斯特利语 原始汉藏语
印尼 侗 台 孟高棉—苗瑶 汉语 藏 缅 喜马拉雅
黎语 侗水 台语 孟高棉 苗瑶 藏语 景颇 缅语 彝语 卡伦
雅洪托夫认为:统计证明,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而与侗台语共同的词却很少。苗瑶语也属于南方语系,而且在这一语系中比其他所有语言更接近于孟高棉语族,这可能是因为苗瑶语脱离孟高棉语族的时间比南方语系分化为三个语族的时间要晚。
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南岛语系”这一术语据说是杰姆波沃利夫提出的,它包括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诸语族的语言。关于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关系20世纪初就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1916年和1922年,孔好古(A. Conrady)发表了《澳斯特利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间值得注意的关系》和《澳斯特利语—印度支那语新的对应》。W.施米特用“共同底层”建立起包括这些语言的印支(汉藏语)—南方(南岛-南亚)超级语系。1942年,吴克德(K. Wulff)发表《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的关系》。通过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词汇对比表,证明在澳斯特利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与藏缅语相比,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0年,法国沙加尔论证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说。依据白保罗的台语单音节是音节脱落结果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末一音节对应。汉语的声调和南岛语的辅音韵尾对应:原始南岛语的-s韵尾和上古汉语去声-agh、-idh、-adh对应;原始南岛语的-p、-t、-k的和上古汉语入声-p、-t、-k对应。汉语辅音聚合关系和南岛语的对应:上古汉语的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原始南岛语的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汉语介音与南岛语中缀的相近: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具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和原始南岛语中缀-in-、-ar-相近。已经发现的汉语和南岛语关系词有222个,其中17个见于斯瓦迪斯词表。
谢飞(1955)曾提出:汉藏语和Athapqskan语配比的词根,与汉藏语和南亚语配比的词根完全不同,这是否表明汉藏语系是否实际上是两种更原始的语系:太平洋语系和南亚语系的某种混合物呢?伊万诺娃(1970)认为把汉藏语系、孟高棉语系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联合成一个太平洋语系的理论,现在既没有可能创立但也不必拒绝。在汉语南岛同源论提出以后,邢公畹(1991)和郑张尚芳随即表示支持,提出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华澳语系说。
汉语—藏缅语—高加索语同源说
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同源说,也称之为汉—蒙语系说。1853年,霍奇森(B .H .Hodgson)在《论汉藏语和蒙古语的亲属关系》中,对汉藏语和高加索语亲属关系的论证做过尝试。1939年,波达(K . Bouda)的《苏美尔语与巴斯克语、西高加索语以及藏语的关系》一文继续探讨了这一问题,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存在一个“汉—蒙语系”。1995年,俄国学者斯大罗丝汀(S. Starostin)在《上古汉语词表:一次历史的透视》通过35个基本词汇的比较,得出汉语和藏缅语24个同源、和北高加索语13个同源、和南岛语4个同源的结果,推断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与北高加索—叶尼塞语。斯大罗丝汀提出南岛语和台语的关系相当于汉藏语和北高加索语的关系,因此汉语南岛语同源说必须放弃。
这些研究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季人注:此处疑为汉藏语)有亲属关系。根据混合语理论,侗台语可能是一种历史混合语(从公元3世纪开始),侗台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混入来源语” 是汉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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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这点。
泰人和壮人在公元3-5世纪分离,公元8-9世纪进入中南半岛,所以,泰语转变成孤立语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朝。
至于于何时转变,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5-3世纪(早于秦军南征),伴随着某些中原民族的南迁,岭南的民族格局发生变化,语言也必然发生变化。至于时间能否更加向前推进,有待考古和人类基因学的进展拉。
这么看来,壮语倒更象是古越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了。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支持这句话的论据何在?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先不讨论这句话的前提是否成立,其本身的逻辑就不严密:既然古代百越语的继承者即壮语、傣语、侗语等诸多语言没有被归为同一种语言。为什么古汉语的不同继承者粤语、闽语等归为同一种语言就理所应当?为什么不能构成类似“壮侗语族”这样包含多个分支的“汉语族”,偏偏只有汉语这一根独苗?
李葆嘉教授在《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一文中还提出了“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假说,部分引述如下:
原始华夏文化发轫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胡狄,西与氐羌,东南与夷越毗邻,成为阿尔泰、藏缅、南岛语言文化的交汇之处,华夏语与这些周边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出现了华夏语和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
1.汉藏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藏语的同质部分,可以认为汉藏语同源。此说为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始于30年代,俞敏认为,汉藏两族人种族同宗且语言同源。其始祖神农氏以姜水成姓姜,周人祖母为姜原。“姜”与“羌”同源,周人与西北羌人同宗。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明朝叫“乌斯藏”、“卫藏”。藏语和周姜王室语言尤其相似。藏语近指代词adi,远指代词de,《尚书》近指代词“时”*d吨复省笆恰?d。日本学者认为,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藏语有一套位于名词性成分后的格标志。藏语的施受结构是SOV,修饰结构是AN与NA并用。周语是否具有格和形态变化,从汉字文献中很难看出,但先秦文献中有SOV和NA语序。藏语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汉藏语确有同源关系。藏语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原始类型相似。
2.汉南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尼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来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尼,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1990年,沙加尔发表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他发现汉语单音节字词,经常与双音节的南岛语词的末一个音节对应,而南岛语双音节词的词根正处在末一音节,这就是说经历过单音节化过程的古代汉语保留了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音节。如南岛语*lalu(经过),汉语“逾”上古*lju、中古*ju。
侗台语各族先民与百越有关,而百越的一部分原居江淮。郑张尚芳揭示了江淮一带的古越语残留。《左传》:“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夫”*pja与侗台语“石山”pja、pha、pa(岜)对应,“夫椒”即“椒山”。陈忠敏认为,上海与浙南至今尚存的缩气音,为古代百越的居住地域及迁徙路线提供了线索。
刘向《说苑》载有《越人歌》,大约是公元前528年的作品。一些学者用壮语或泰文,释读了《越人歌》。又利用侗台解读了《越绝书》中的越王勾践发出的命令,进一步证明了吴越语和侗台语同源。“越绝书”之“绝”古音*dzod,与泰文cod[tsod]“记录”音义相近。《越绝书》别称“越录”、“越记”,“绝”即“记录”。
3.汉阿同源论
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质关联部分,有人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就发表了《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20世纪80年代,赵相如专门探讨汉语和维语的关系,提出汉维二者可能在来源上具有某种一致性。竟成也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对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源关系做了初步探讨。提出上古汉语和阿尔泰语都存在元音和谐、汉语和阿尔泰语有一批对应词等。
历史语言学中的华夏汉语的“三种同源论”,表明了华夏汉语形成的复杂性。将不同语言学家研究得出的“三种同源论”置于7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导致华夏民族产生的史前三次原始战争的宏观背景之上,可以提出“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
现存中国最古文献为西周所撰。周人是氐羌与胡狄混血,所以《尚书》、《周易》、《诗经》等中的语言,既有可与藏缅语对应之处,又有可与阿尔泰语比较的基础。周人因袭了殷商文化,而江淮流域的夷越荆蛮语言,不仅两周未能同化,而且秦汉也不可能完全汉化。直至魏晋六朝,南中国依然存在许多夷越语词,并以汉字形式不断进入汉语。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中心南移,这些词语大量被收进隋唐宋韵书,这就是沙加尔能够利用《集韵》语词的古音构拟来与南岛语寻求对应的原因。华夏汉语与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即使不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详尽比较,也可从考古文化学成果和地缘文化学原理中推测出来。
(四)中原三代更替与华夏语氐羌化
夏商周三代并非同一种文化的一脉承传,而是在地域、时间上都是三个互相重叠、交错影响的部分,经过持久的融合才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夏代无文献传世,夏语难以详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夏,大也。中原居民称“夏”始于此,夏王朝对华夏族的巩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夏人从河套一带进踞中原,可推知其为胡狄族。“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又译为“胡”。“胡”*腶、“夏”*膃a音近,“胡”也有“大”义,皆源自原始胡狄语。又“禹兴于西羌”,这暗示着夏禹在进入中原前已与氐羌混血。进入中原后,又与夷越发生交融。因此,夏语可能是以胡狄语为主导,而混有氐羌和夷越的语言。
商人称“商”,其字上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为祷告占卜之口。商人又称“殷”,《说文》:“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称商为“殷”,是因为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文化。“殷”是“夷”的一支,“殷”、“夷”阴阳对转,东南地区古音同。《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人”与“夷”同源。汉语中的“人”来自原始夷越语。汉语中的“民”来自原始氐羌语。《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以燕子为祖先,已为甲骨文证实。但《史记》:“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这表明了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因此殷商语或夷商语是以原始夷越语为主导,而渗入原始胡狄—氐羌语的语言。胡厚宣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中国之称谓,由“夏”而“中商”,再成“国中”(夷越顺行结构),至周代演变为“中国”(氐羌逆行结构)。商语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为疾口、疾耳,此顺行结构NA为南方语言之特征。在甲骨文语法研究中,关于动宾补的语序,竟然六种可能有的语序都存在。夷商语可能还是粘着结构,只是被表词汉字掩盖了。
周人来自西方,是迁徙到渭水流域得以兴旺发达的一支羌人。周人自以为是黄帝后裔,承袭“姬”氏,又追溯其祖先为虞夏之臣。因此又自称“有夏”,其同宗称“诸夏”,其语言名“雅言”亦即“夏言”。由此推知,周人以氐羌为主,曾与胡狄混血,其语言可能是与胡狄有所接触交融的氐羌语。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承袭了中原文化且借用殷商文字,又势必受夷商语的影响。周代封建联邦制历时900年,通过分封宗亲、移民洛邑和周礼雅乐使雅言得以传播,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尔雅》相传周公始撰,秦汉间定型。“尔”,迩也,近也;“雅”,夏也。《尔雅》就在于促使方言向雅言靠近。华夏典籍《易》《书》《诗》《礼》和百家诸子皆撰成于两周,其后私学兴起,师生相传,形成了绵延至秦汉的读书音传统。这些“氐羌化”的文献语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对后世之影响十分深远。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支持这句话的论据何在?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先不讨论这句话的前提是否成立,其本身的逻辑就不严密:既然古代百越语的继承者即壮语、傣语、侗语等诸多语言没有被归为同一种语言。为什么古汉语的不同继承者粤语、闽语等归为同一种语言就理所应当?为什么不能构成类似“壮侗语族”这样包含多个分支的“汉语族”,偏偏只有汉语这一根独苗?
问题超长,以后再做详细回答。
本人孤陋寡闻,还没听说过那一个民族同时“创造”了几种“本民族语”的。 季人斑竹可曾听说过?
我并没有在前面的讨论中说过哪一个民族“同时创造了几种本民族语”,这纯属你自己提出的假设命题,不妨自己去解答。
语言是长期发展形成的,并不是被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也许“世界语”算个例外)。
语言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或者决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语言和民族不是一一对应的。有几个民族使用同种语言的现象,也有一个民族使用几种语言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既有分化,也有接触和混合。
目前中国境内由官方认定的民族有56个。大多数民族只使用一种固有的独立语言,但有资料表明:高山、瑶、珞巴、怒等4个民族各并用3种语言,门巴、景颇、裕固、柯尔克孜等4个民族各并用2种语言,而藏族并用的语言多达10种,其中2种已被确认为独立语言。以上并用的语言有的谱系相近,有的则隔得很远,分属不同的语支,甚至不同的语族。
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收入了中国境内现有的五大语系129种语言,其中汉藏语系76种、阿尔泰语系21种、南岛语系16种、南亚语系9种、印欧语系1种、混合语系5种,此外还有1种朝鲜语,尚难界定合适的语系。
尊重事实的话呢就不应该属于汉藏语系。国内归于汉藏语系恐怕是出于其它的需要。
事实和政治,看你选择什么了,楼主。
出于其他需要??不至于吧?例如国内承认蒙古语属于超越国界之阿尔泰语系,那又怎样了?蒙古族就脱离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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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蒙古语,维族语,有哪点像汉语?连人都不像呢。怎么着也得表面光一下嘛。再弱智的人恐怕也知道这一点。
我并没有在前面的讨论中说过哪一个民族“同时创造了几种本民族语”,这纯属你自己提出的假设命题,不妨自己去解答。
语言是长期发展形成的,并不是被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也许“世界语”算个例外)。
语言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或者决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语言和民族不是一一对应的。有几个民族使用同种语言的现象,也有一个民族使用几种语言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既有分化,也有接触和混合。
目前中国境内由官方认定的民族有56个。大多数民族只使用一种固有的独立语言,但有资料表明:高山、瑶、珞巴、怒等4个民族各并用3种语言,门巴、景颇、裕固、柯尔克孜等4个民族各并用2种语言,而藏族并用的语言多达10种,其中2种已被确认为独立语言。以上并用的语言有的谱系相近,有的则隔得很远,分属不同的语支,甚至不同的语族。
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收入了中国境内现有的五大语系129种语言,其中汉藏语系76种、阿尔泰语系21种、南岛语系16种、南亚语系9种、印欧语系1种、混合语系5种,此外还有1种朝鲜语,尚难界定合适的语系。
你说的那些民族大多属于“一个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的同时,内部部分群体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的情况。
高山族是大陆的叫法,台湾好象把他们分成好多个部族吧。
“藏族使用10多种语言,其中2种已被确认为独立语言”, 我不清楚这两种语言是否包含藏语,或是否属于其它民族的语言呢?请指教。
一个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的同时,还兼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这种事实并不能推论出“一个民族可以创造、使用几种本民族语言”的观点,粤语和闽语都是部分汉族人的母语,并不是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
如果粤语等‘语言’不属于汉语,那就等同于推论出“一个民族创造、使用几种本民族语言”的观点。
这么看来,壮语倒更象是古越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了。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没有人否认粤语和闽语是汉语呀。语言是互相影响的,孤立和绝对好像有点不妥吧。广东话和闽南话虽然是汉语,但不能排除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怎么讲闽语和粤语纯种古汉语而不是混合语咧?普通话应该是典型的汉语了吧,但英语称普通话为Mandarin,称东北人为Manchurian,显然普通话受到了满语的影响。同理,壮语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这么看来,壮语倒更象是古越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了。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没有人否认粤语和闽语是汉语呀。语言是互相影响的,孤立和绝对好像有点不妥吧。广东话和闽南话虽然是汉语,但不能排除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怎么讲闽语和粤语纯种古汉语而不是混合语咧?普通话应该是典型的汉语了吧,但英语称普通话为Mandarin,称东北人为Manchurian,显然普通话受到了满语的影响。同理,壮语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经常有汉族朋友首先讨论‘壮语和汉语关系’的问题,而壮族朋友在回复中也会提出‘汉语族’的问题,暗示着“粤语、闽语等‘语言’不是汉语”。
如果壮族网友内心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又如何在反驳他人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呢。
根据本人的感觉,认为粤语、闽语等不是汉语的,在民族圈里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网友,在泛网络里,大部分是地域网友。
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学上的“抽屉原理”吧:
桌上有十个苹果,要把这十个苹果放到九个抽屉里,无论怎样放,有的抽屉可以放一个,有的可以放两个,有的可以放五个,但最终我们会发现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抽屉里面至少放两个苹果。这一现象就是“抽屉原理”。
抽屉原理的一般含义为:“如果每个抽屉代表一个集合,每一个苹果就可以代表一个元素,假如有n+1或多于n+1个元素放到n个集合中去,其中必定至少有一个集合里至少有两个元素。”
对应到民族和语言的问题:中国有129种语言,要分配给56个民族,那么必定至少有一个民族至少使用两种“本民族语言”。
再来看看汉语方言中究竟有没有混合语?
中国境内的语言关系与语言分类
http://www.bjpopss.gov.cn/bjpssweb/n9189c24.aspx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邓晓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接触理论的建构》,于1999年5月立项,2003年9月结项,其最终成果是专著《语言的关系与语言的分类》。该成果研究语言的关系和语言的分类问题,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来区分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的关系,这是语言学科最具挑战性和前沿性的课题。现将该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一、南方汉语方言的发生和接触关系----以闽客方言为例。
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研究,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本课题组在研究华南的语言分区时,惊奇地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现代福建方言的分区,竟然跟福建史前文化分区完全重合。这使课题组重新认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的观点——福建汉人社会是中国北方(中原)汉人自六朝以来“衣冠南渡”的结果,并开始怀疑这种观点的可靠性。与此相对应,课题组认为,地域文化传统决定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及地方性。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以往学者往往使用 “祖先同乡说”的观点来解释闽、客、畲的族源问题;在研究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特质时,只注重传统历史主义的进化论或传播论,这种一元化的“线性理论”,很难解释闽、客、畲族群的方言文化的多元性现象。本研究认为闽、客、畲之间的族群互动关系以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地域共同文化传统是决定闽、客、畲族群文化性质的关键。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入闽,经过“地方化”、“在地化”后,形成了福建境内的三大族群,这应是我们解释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论根据。我们认为闽南族群是在中原汉人自汉、六朝、隋唐三次大规模入闽后,与沿海的当地土著民族——南岛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关系,经过“南岛化”即“在地化”后所形成的独特族群。客家则是宋元时北方汉人与当地土著畲族互动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话中仍保存着大量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词汇,客家文化中保存着许多重要的非汉族的畲文化因素。而畲族的汉化是通过“客家化”过程来实现的。畲文化是苗瑶、壮侗、客家在不同历史层面上多元互动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论框架来解释。闽、客虽都来自中原汉人,但入闽的时间、地域不同,特别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过程不同,族群互动的对象不同,成为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个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适应,可从母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及族群文化互动过程三方面获得解释。
本成果首次提出客家话有100多个最常用,最具有客话特色的基本词汇跟苗瑶语、壮侗语同源,反映客话的词汇系统有跟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的特性,从而论证了客家话是北方汉人南迁至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畲族产生文化互动而融合形成的,而并非传统学术界所认为的完全是北方汉语的线性“移植”。这说明不能用一元化的理论来解释畲族及畲语的形成,其形成应是多元的;客家话及畲语有三个来源:苗瑶语、壮侗语和北方汉语,其中苗瑶语的成分更大些。
而关于畲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主要有二种: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说”和来源于洞庭湖“武陵蛮”苗瑶语族的“外来说”。这两种意见相左,非“土著”即“外来”。客话跟苗瑶、壮侗语族的同源词表明:客话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外来洞庭苗蛮语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语言。客话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产物。
本研究认为:隋唐以来,来自洞庭湖区域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壮侗语族接触融合,形成了畲族;自宋元以来,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跟当地的土著畲族发生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从Swadesh 提出的核心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古闽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六朝江东方言”,古闽、客方言亦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闽、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闽、客方言的音韵系统层面为不同时期北来汉语的层叠;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方言保存江东方言层次。就谱系亲缘关系来说,闽、客关系较近,而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
本研究主张“汉语非‘汉’”说;反对南方汉语方言形成的古典进化论“单线演进说”。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 “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南方汉语的形成是中原汉文化区与南岛文化区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南方汉语具有“地域共同传统”,即一个地域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南方汉语保存了古南岛语底层。
《中国的语言》一书中列举的“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情况:
高山族使用阿美语、排湾语、泰耶尔语、布农语、鲁凯语、赛夏语、赛德克语、雅美语、巴则海语、邹语、卑南语、沙阿鲁阿语、卡那卡那富语、邵语、噶玛兰语等。
布依族:布依语、莫语。
东乡族:东乡语、唐汪话。
哈尼族:哈尼语、桑孔语。
瑶族: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
裕固族: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
藏族:藏语、却隅语、嘉戎语、白马语、扎坝语、纳木义语、尔苏语、贵琼语、史兴语、木雅语、尔龚语、拉乌戎语。
汉族:汉语、临高语、标话、村语、茶洞语。
珞巴族:崩尼-博噶尔语、义都语、苏龙语、崩汝语。
毛南族:毛南语、佯僙语。
回族:回辉语、康家语。
蒙古族:蒙古语、卡卓语、图瓦语。
景颇族:景颇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仙岛语。
门巴族:门巴语、仓洛语。
彝族:彝语、普标语、布赓语、末昂语、拉基语、蔡家话。
怒族: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
土族:土族语、五屯话。
仡佬族:仡佬语、俫语。
壮族:壮语、布央语、诶话。
纳西族:纳西语、堂郎语。苗族:苗语、巴那语。
仫佬族:仫佬语、木佬语。
维吾尔族:维吾尔语、土尔克语。
傣族:傣语、布芒语。
一方面,有人认为汉族是不存在的,是由若干民族组成的,粤语、闽语等不是汉语。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许多少数民族也是拼凑起来的,理由是新中国进行民族确认的时候,申报上来的名称多达几百个。即使让这些族群的精英人士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凭着自愿的原则进行民族评估,得到的少数民族数目估计也比今天55个多的多。
如高山族,大陆把它们统称为高山族,但台湾却分为不同的族群。
三亚的回族来源根本就不同于其它回族人,他们的回辉话和回族人普遍使用的汉族是截然不同的。
其二,就如季人朋友所抱怨的,壮语、傣语、侗语语言相通,却划分为不同的语言。那么,上述诸多语言中,有那些语言是相通的呢?有那些语言其实是其它语言的方言呢? 如果要树立“语言相通来确认语言及方言”的标准,那上面诸多语言之间的‘是否相通’关系就必须理清。
如景颇族的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就相近,是否属于同一种语言呢?
毛南族的佯僙语接近水语和毛难语,是否属于相通的范围呢?
第三,另外,上述某些语言内部有着相互不能沟通的方言,却又被归到了同一种语言。
如彝族的彝语,内部就分为6大方言,当年政府学者在为彝族创造文字的时候就为这些彝语不相通及没有代表性而大为头疼。
所以,在没有统一标准,对上述诸多民族和语言重新进行确认划分之前,不要轻易下“一个民族可以创造、使用几种语言“的结论。
首先,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壮语、傣语、侗语语言相通,却划分为不同的语言”。把我没有表达过的看法强加于我是很不恰当的讨论方式。
其次,在你能证明《中国的语言》一书所举例子全部不正确之前,不能否认“一个民族可以创造、使用几种本民族语言”这个结论。
注意,必须全部驳倒那些例子,因为只要有一例成立,上述结论就是正确的。
首先,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壮语、傣语、侗语语言相通,却划分为不同的语言”。把我没有表达过的看法强加于我是很不恰当的讨论方式。
其次,在你能证明《中国的语言》一书所举例子全部不正确之前,不能否认“一个民族可以创造、使用几种本民族语言”这个结论。
注意,必须全部驳倒那些例子,因为只要有一例成立,上述结论就是正确的。
如果我能推翻国家的民族划分,及语言划分,那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了。
所以,我不能。
既然该书对语言的划分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白了就是有点‘乱来’。就算‘民族划分’是正确的,也无法得出“一个民族可以创造、使用几种本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该观点,也就是1+1=2, 但1+0=/=2
世界那么复杂,要证明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就必须拿出过硬的证据,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而得出某某理论观点。
自己不能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论据,却处处要求别人有“过硬的证据”,未必太“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了吧?
“既然该书对语言的划分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句话又是你无中生有的预设。对没有被认定为事实的提法使用“既然”一词,并企图用来作为讨论的依据,根本就是妄加判断。
《中国的语言》专门有一章专门讨论了识别语言的必要性和标准,提出了区分语言和方言界限的依据,说明该书对语言的划分自有其标准和依据。
这么看来,壮语倒更象是古越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了。
相比之下,南方粤语、闽语等南方汉语方言更象古汉语,而非什么混合语。
既然混合语的壮语都能自称是古越语的直系继承者,以越语代表自称。那粤语、闽语等非混合语的“语言”自称是古汉语的继承者,被归到汉语,也无可厚非吧。
没有人否认粤语和闽语是汉语呀。语言是互相影响的,孤立和绝对好像有点不妥吧。广东话和闽南话虽然是汉语,但不能排除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怎么讲闽语和粤语纯种古汉语而不是混合语咧?普通话应该是典型的汉语了吧,但英语称普通话为Mandarin,称东北人为Manchurian,显然普通话受到了满语的影响。同理,壮语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经常有汉族朋友首先讨论‘壮语和汉语关系’的问题,而壮族朋友在回复中也会提出‘汉语族’的问题,暗示着“粤语、闽语等‘语言’不是汉语”。
如果壮族网友内心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又如何在反驳他人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呢。
根据本人的感觉,认为粤语、闽语等不是汉语的,在民族圈里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网友,在泛网络里,大部分是地域网友。
“认为粤语、闽语等不是汉语的”的“在民族圈里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网友”是你的“根据本人的感觉”吧?呵呵……
怎么自己不去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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