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人英烈韦拔群殉难75周年纪念 - 僚人家园

2007年10月19日重阳节，是我僚人英雄韦拔群死难七十五周年纪念日。

七十五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十九日，一代英杰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在“猛如老虎恶如狼”的强大的桂系第三次疯狂围剿下，按原定计划准备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当口，被无耻的叛徒韦拔群的族侄原警卫员韦日硬（后桂系给其更名为韦昴-----在桂柳话里，“昴”是笨蛋；笨卵仔；癫仔的意思）谋害于东兰赏茶洞，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八岁。

随着韦拔群陈洪涛的壮烈牺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也同时丧失贻尽。

(1894—1932)原名秉乾，后改名萃。广西东兰人。壮族。1913年入广西法政学堂，因不满学校的种种陋习，一年后退学，到广东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游历。1915年回到东兰。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招募了一百多名乡友赴贵州参加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任连副。曾因反对旧军官虐待士兵而被捕入狱，后经一位广西同乡营救出狱，并保送贵州讲武堂学习。讲武堂结业后，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某军部任参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新的思想，并以“愤不平”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不久被军部查究，毅然弃职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寻访孙中山。1920年10月在广州参加了广西籍国民党人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参与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1921年9月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他还组织宣讲团，进行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宣传。1923年曾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1924年8月赴广州，1925年1月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委派为农运特派员，回广西开展农民运动。9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任军事部长。后在东兰开办了三期农讲所，任主任，为右江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1926年夏秋，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左、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苍梧、镇南、田南三个农运办事处，他先后任田南农运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领导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为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广西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2月参加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任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同时还当选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1930年3月协助邓小平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部队在河池整编为三个师，他担任第二十一师师长，负责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他把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的部队，仅率很少一部分人回东兰坚持根据地斗争。1931年8月红七军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他任师长。同年11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这一年，率红军先后粉碎了桂系军阀对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遭叛徒暗害，不幸牺牲。

2）“他把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的部队，仅率很少一部分人回东兰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当时的二十一师并不等于就是原来拔哥的三纵队。整编时，七军前委的决议是把一二三四纵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两个师，而二十一师只是个空番号由拔哥回去组建。拔哥由河池回东兰时也就带了一个连不到的人马而已。（〈东兰痛史〉中说是七十二人三十三条破枪）几个月后，拔哥就又拉扯起三千人马的队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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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９９年春，梧州市中山公园的韦拔群纪念馆揭幕，对外开放。梧州诗人韦泽方在《梧州日报》发表了《瞻仰梧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一词：“馆立高馆，花环处，缅怀英烈
。换天志，羊城取火，东兰燎彻。镰斧辟开封建网，铁流卷动右江月。翼名戎，百色播春光，江河跃。屠龙愿，犹未捷；‘三光’恨，孰能灭？耻叛徒邪恶，星陨山穴。悬首忍看黎庶泪，捐躯甘荐轩辕血。羡梧州，埋骨激风雷，传承切。”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在梧州市中山公园韦拔群头骨出土处兴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占地面积２３０平方米。还在珠山烈士陵园内，建了一座韦拔群纪念亭。邓小平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为《回忆韦拔群》一书题词时深情地写道：“我们永远纪念他！”

　　韦拔群（１８９４－１９３２），初名秉吉，字拔群，壮族。１８９４年２月６日生于广西东兰县（今广西河池市东兰县）。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与邓小平、张云逸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２１师师长。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凌晨，大地黑沉沉的。在东兰县东里屯的双茶洞内，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接着一条黑影窜出来，用刀割下倒在血泊中的人的头颅，用一块布包扎起来，慌忙逃出洞外，消失在黑暗的山野中。

　　被残杀者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红七军２１师师长韦拔群。１９３０年秋，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韦拔群留下来坚持农民武装斗争。他率领１００多人钻岩洞，宿山林，吃野菜，打得敌人丧魂失魄。国民党反动派以１４００元光洋的高价悬赏要韦拔群的头颅。韦拔群转战到东兰时，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饥饿而病倒，转移隐蔽到东兰双茶洞内。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９日晚上，当韦拔群睡熟时，他的侄儿、警卫员韦昂用驳壳枪连发两颗子弹，把病中的韦拔群杀害了。韦拔群时年仅３８岁。韦昂贪财叛变，把韦拔群的头颅砍下，送到东兰武篆，向国民党的“剿共”头子廖磊请赏。

　　韦拔群牺牲后，当地的群众把他的无头遗体从双茶洞运出来，悄悄地安葬在特牙山上，并盖起一座小庙。远近的人们都赶来烧香祭祀，把小庙叫作“红神庙”。国民党反动派虽拷问了许多群众，但始终找不到韦拔群遗骸的下落。

　　叛徒韦昂把韦拔群的头颅送给廖磊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杀一儆百，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便把韦拔群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用防腐药水泡着，先在右江东兰、百色一些城镇“示众”，后运到南宁、柳州等地“示众”，最后又运到梧州，在大较场“示众”。在梧州大较场“示众”三天后，韦拔群的头颅就不知去向了。

　　１９５０年，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了寻找韦拔群的头颅下落，曾布置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梧州市文化局根据上级的通知，组织人力，进行宣传查访。为了获得线索，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召开了文史工作者和老仵工座谈会。初步获得了线索，证实了当时国民党编写的《东兰痛史》中的记载：“韦拔群的头颅最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但梧州中山公园范围这么大，到底埋在何处，还是个谜。

　　经１０年查访，梧州市有关方面的领导终于在１９６１年底找到了知情人——市园林处退休工人周十五。周十五回忆说：１９３３年春的一天，我亲眼看见在大较场“示众”的人头。人头满脸黑胡须，装在玻璃金鱼缸内，用药水泡着，玻璃金鱼缸放在一把竖立的平梯上面。那时许多人围观，因不识字，我不知是谁的头颅，只听人们说，是共产党的大头目。在一个大风雨过后的早晨，我那个在中山公园做杂工的老叔李龙，正在公园捡大风吹落的枯枝。朦胧的晨曦中，他看见远处有几个人影，从公园西面山下的小路走上来。前面两个用簸箕抬着那个“示众”的玻璃金鱼缸，后面跟着一个当官的。当官的一见李龙，就大声吆喝：“你是什么人？快给我滚开！滚开！”李龙说：“我是公园的工人，在扫地。”那个当官的盯着李龙，上下打量了一番，便不理睬李龙，干他的事去了。只见他们在路边动手挖坑。李龙过去看了看，便对当官的说：“老总，埋在这里不好，又是路边，人来人往的。”那个当官的听了之后，立即命令两个工人把将要挖好的土坑填回了土，还堆成一个假坟。他们收拾工具转移到下面的地方再挖一个坑，草草地把玻璃金鱼缸埋下便走了。李龙把自己目睹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我。两个月后，有一天中午，我和李龙一起走到公园西坡水池边时，李龙用手指着相距十几步远的山边说：“人头就埋在这里。”我独自走到那个地方一看，发现是一个坑洼，由于日久雨淋，松土下陷了两寸多深。我在附近随手锄一两筐泥，把坑洼填平才回家。那时，在坑洼旁，我看见有一棵樟木，还有几棵丹竹。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梧州市委的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工作组，还有梧州市文化局的领导，在周十五的指引下，来到了中山公园明秀园韦拔群头颅埋葬的地方，开始挖掘工作。第一天，只挖出一些桉树根，不见头骨的踪影。第二天，往右移一米继续挖，挖了将近一米深，就发现泥土较松，并出现了一个小穴，接着又发现一些玻璃碎片。在场的人紧张起来，小心挖掘。挖进一米多深时，终于发现一个脸盆大小的玻璃金鱼缸，里面盛着一个头骨。这个难忘的时刻，广西电影制片厂已拍成了记录片。

　　这到底是不是韦拔群的头骨，还需要多方面鉴定才能证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很重视，成立了以广西公安厅、博物馆、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当天晚上就赶到梧州。梧州市公安局和著名的外科医生参加了鉴定工作。韦拔群生前战友黄举平、谢扶民提供了韦拔群的年龄、相貌、特征和嘴里左上腭镶有一只金牙、额上有枪伤等情况。后来，广西医学院在整复韦拔群头骨时发现左额上方有两个弹洞，一弹直穿左耳后部，一弹头尚在骨缝中，头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经科学鉴定，证实这头骨正是韦拔群的头骨。

　　韦拔群烈士头骨在梧州出土后，中共梧州市委派专人将韦拔群头骨护送到自治区首府南宁，后又送到首都北京。梧州市则在中山公园内建了纪念馆。

广西农民运动领袖、右江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革命烈士韦拔群的形象，出现在《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上。这枚纪念邮票与其他4枚纪念邮票的首发仪式，2002年8月1日在广西河池市中心广场隆重举行，这是河池革命老区各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然而，欣喜之余又留下遗憾：由于这幅画像与公认的韦拔群画像有较大的区别，许多人从中无法辨认出韦拔群烈士；而猜测出了的则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照片?这一画像又从何而来？
据介绍，这幅画像是国家邮政局委托著名油画家黄洪建根据韦拔群烈士原有的画像和被害后的断离头像相结合来创作的。其实，为了找到韦拔群烈士的照片，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至今，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史研究、民政、文物管理等部门以及他的亲属、战友等，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长期的追寻、辨认和考证，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的客观限制，这一良好的意愿终未能实现。

1894年，韦拔群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一个壮族家庭。他在青年时代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与贪官豪绅作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横刀跃马，千锤百炼，成为农民运动的卓越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谋害，光荣牺牲，时年38岁。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当地各族群众一直尊称他为拔哥。

解放后，为纪念韦拔群的丰功伟绩，党、政、军有关部门曾多次发动群众搜集韦拔群生前的照片，但连一张都未能寻找到。1958年广西筹备成立自治区时，广西博物馆只好请来画家，根据人们对拔哥形象的印象和传说，创作了韦拔群画像。过后，由于人们对此幅画像的看法有异，又重画了几次像，但这一切努力皆不尽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革命文物管理和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被列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东兰县再次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征集革命文物管理和党史资料，取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资料，但仍然没征集到有关韦拔群生前的照片。所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摄制的《拔哥的故事》、《韦拔群》等影视剧，只是按照人们对拔哥形象的大致印象和传说来物色挑选扮演韦拔群的演员的。

邕宁县档案馆发现一幅1929年拍的照片。邓小平说，有点像韦拔群

1984年7月5日，邕宁县档案馆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函，说他们收集到一幅照片，是由百济公社黄肖彭于1929年任龙州县长时拍摄的。照片上的两人当中，有一高个子是谁还查不出。经调查得知，当时黄肖彭和俞作柏、俞作豫、韦拔群等人很友好，联系密切，很可能是他们。现寄去相片，请烦鉴别。

东兰县委党史办接到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双人照后，为核实其中戴黑纱的高个子是否确系韦拔群，从当月开始就这幅照片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别核实工作。一是派人将这幅双人照逐个送给韦拔群烈士的亲属和当年与韦拔群共过事、见过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进行鉴别。韦拔群烈士的胞妹韦武月、韦武丁和韦拔群烈士原警卫员韦钟文等13人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完全像拔哥，其中韦武月、韦武丁老人看后还不禁潸然泪下；另外14人认为有部分容貌像；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秘书吴德林等5人则认为完全不像。二是用这幅双人照与韦拔群烈士头部相片作对比征求意见，从有关部门找到了韦拔群被害后敌人所拍摄的头部像，先后在县城、武篆召开座谈会，请革命老人和烈士亲属作比较，多数人仍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大部分容貌很像韦拔群。

为扩大鉴别核实面，东兰县委党史办又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贵阳、南宁等地发函，向韦拔群生前的老战友、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红七军营指导员黄唤民及其他有关知情人士了解情况，得到老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陈丽崧多次给东兰县委党史办写信联系，提供调查情况。

另外，邕宁县档案馆在对此幅照片继续进行调查的同时，还于1984年8月23日就韦拔群烈士照片问题给邓小平去信。9月20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给邕宁县档案馆复函：关于照片上带黑纱者是否是韦拔群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照片上的人，有点像韦拔群，但认不大清了，韦拔群也未去过龙州，但肯定不是俞作柏、俞作豫。”同年9月4日、10月10日，邕宁县统战部退休老干部、从事县志研究工作的方孙振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信，说最近到百济公社黄肖彭家乡时，了解到当年跟随黄肖彭现仍健在的两个人，都说黄肖彭于1929年7月间与韦拔群来往密切；同时还了解到，黄肖彭的一侄子生前曾多次告诉亲属，亲眼看到黄肖彭和韦拔群来往。当年跟随黄肖彭到龙州任警卫员的李奇芳说，他曾3次接待过韦拔群，并肯定这幅照片上戴黑纱者就是韦拔群。

由于距韦拔群遇难牺牲已有50多年，其容貌难于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多方鉴别核实难于取得完全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东兰县委党史办于1984年10月23日向县委打报告，建议县委提请自治区党委交有关部门对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照片进行技术鉴定，以便作出准确无误的定论。25日，东兰县委以兰报〔1984〕31号文向自治区党委上报《关于要求对韦拔群同志遗照(未定)进行技术鉴定的请示》。自治区党史办对此项工作也极为重视，及时将有关照片和材料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技术鉴定。该所鉴定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可疑放大头像很难排除不是烈士生前的头像。”为慎重起见，该研究所专家建议广西区党史办将此鉴定意见提交安徽省公安厅技术科、广西公安厅法医部门复核。1985年1月13日，自治区党史办致函安徽省公安厅，请求帮助对这张照片进行技术鉴定。

1985年3月30日，安徽省公安厅第四处将法医徐文龙3月29日的鉴定意见函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大意为：根据收到的三幅包括韦拔群烈士被害后断离头像、二人合影中高个子像及合影中高个半身放大照片，运用形态观察，按人类学方法，将头部有关测点分别转移到两份透明纸上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所研究的两幅照片面相非常接近。”

东兰县方面从科学技术鉴定的结论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组织力量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1985年间，东兰县委党史办陆秀祥、黄语录、黄大伦等，除了在东兰、巴马、凤山再作具体调查外，还到南宁、邕宁、龙州、广州、合肥等地调查。在邕宁县，陆秀祥、黄语录在百济、那楼等乡几经辗转，一呆就是半个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自治区档案馆、展览馆也给予密切配合，有关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翻阅档案，但终未找到确切证据。

对韦拔群这位有影响的党史人物的照片鉴别和确认非同寻常，不是儿戏。虽然所掌握的线索都调查核实了，现代科学技术也利用了，形态观察、技术鉴定结果也似乎很明朗了。但鉴于未能确切找出那张照片上戴黑纱的高个子就是韦拔群，以及双人照片何时何地拍照、拍照的历史背景等证据，所以，区党委、区党史办有关领导经反复讨论斟酌，最后作出“不能确认”的决定，认为还是以原有的、人们所公认的韦拔群画像为准，这样也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

拔哥，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开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对于他，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他的照片，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在科技高度发达、环境和平、生活幸福的今天，诸多拥有高档照相器材的摄影爱好者从心底里感叹：假如当年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拔哥肯定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照片。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韦拔群烈士的胞妹韦武丁生前说：拔哥过去到过上海、广州、贵州、南宁、桂林等地，按理当时他应该照过相，但他革命时走南闯北，斗争又那么残酷，再说我们家曾被反动派烧杀掳掠，前后就有13人遇难，哪能保留下他的照片呢？诚然，尽管《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上韦拔群烈士的形象只是画像，但已能足够体现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对已逝的革命先辈的敬仰和怀念。假如拔哥在九泉下有知，肯定会得到极大的慰藉..

标题：韦拔群同志入党时间再考证
作者：牙远波,Ya Yuan-bo
关键词：韦拔群,入党时间,考证,牙远波,Ya Yuan-bo,
摘要：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著名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但一些作者和老红军干部对其入党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和对韦拔群同志负责的原则,笔者经过多次反复考证,认为韦拔群入党时间应该在1926年冬.

公元前202年10月19日，扎马战役打响。罗马将领小西庇阿率领四万军队（其中包括六千努比底亚同盟者的骑兵），在北非的扎马平原迎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领的六万大军（包括六千骑兵和八十头战象）。汉尼拔的军队由于战象失控造成战线崩溃，从而导致了汉尼拔生涯中唯一一次战败。迦太基军共两万人战死、一万余人被俘，而罗马军仅阵亡1500人。扎马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最后投降，小西庇阿也因此被誉为“阿非利加的西庇阿”。

扎马战役

1781年10月19日，约克敦围攻战宣告结束。英军将领康华利率领七千英军向美法联军（约一万法军、八千美军）投降，美国统帅华盛顿和法军指挥官罗尚博伯爵接受了英军投降。约克敦围攻战导致英国内阁倒台，并促使双方和谈，宣告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结束。

美法联军接受英军投降

1813年10月19日，莱比锡大会战结束。法军在撤退过程中，由于工兵过早的将浮桥爆破，使包括麦克唐纳元帅在内的数万法军官兵被困在河东岸。麦克唐纳元帅侥幸游过河逃生，波兰籍元帅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不幸溺死，而大约3万法军被困在对岸被反法联军俘虏。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损失近8万人，火炮325门；同盟国损失5.4万余人（俄军2.2万余人，普鲁士1.6万人，奥地利1.5万人）。

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之死

1914年10月19日，第一次伊普雷战役爆发。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大门——陕西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零两天，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三营夜袭山西代县阳明堡日军机场，摧毁日机24架，歼敌百余人。

在奇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营长赵宗德

1939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正式签署了研制原子弹的文件。两天后，美国成立了研究原子武器的委员会，代号为“S-11”。1942年8月，“S—11”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权限极大、范围极广的原子弹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了所谓“皓（19日代号）电”。“皓电”除了继续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从而掀起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4年10月19日，臭名昭著的日本“神风特攻队”正式诞生。当天夜间，在司令官大西泷治郎中将的召集和命令下，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在克拉克机场正式组织“驾机撞舰特别攻击队”，又名“神风特攻队”。关行男大尉被任命为首支神风特攻队——敷岛队的指挥官。

关行男，10月21日率领首支神风特攻队首次出击，当日未发现美舰。25日，在萨马岛海战中撞击美舰毙命，年仅23岁。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自19日晚开始，分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向预定战场开进。23日，炮兵第1师和炮兵第2师第29团、工兵第4团（后改为第14团）、第6团（后改为第16团）又相继入朝。

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19日，侵朝美军占领朝鲜首都平壤。（炎之羽）

　　编辑：胡楠

韦拔群烈士故居

韦拔群烈士故居（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特牙山半山腰上，分前后两幢泥砖瓦房，总面积250平方米。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有著名的东里三潭，分布在东里村的东西北三面。

韦拔群烈士的家原在东里村违往屯，1926年２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犯东兰，镇压农民运动，将韦拔群的家烧光。同年７月，匪军败退，革命转入高潮，为了革命的需要，韦拔群便在特牙山半山腰建了两幢泥砖瓦房，用于接待革命同志和农军开会。1930年，邓小平曾与韦拔群在此试办共耕社，开设农民政治夜校，推动了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力量薄弱，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剿东兰，1931年，韦拔群的房屋再度被烧毁。

解放初，县人民政府为纪念韦拔群烈士，在原屋基上按原样重建，用于接待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并在此设立“拔群小学”。1951年５月３日，县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自治区民委拨款在东里村违往屯另建“拔群小学”。1987年秋，学校从旧居区迁出。1988年，东兰县人民政府拨款重新修复，交由文化部门管理。

韦拔群烈士一家，共有1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韦拔群的旧坟“特牙庙”及其祖父母、父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烈士坟墓均立在故居下边。

http://www.dlxlyw.com/funonews.asp?id=177

邮票发行时，《集邮》杂志上就说，这张画像参考了壮族人的特征画的，没有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