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远祖是中国 - 僚人家园

至于越南，就是安南民族，它的远祖是中国春秋时代的越国遗民。法国学者沙畹氏说，根据各种历史事实，证明安南民族与中国之越族，血统极相近。

另一位法学者鄂卢梭氏说：“今日之安南民族，直接系出纪元前333年灭亡的越国遗民，而其祖先在纪元前6世纪时立国于浙江流域之浙江省。

秦国亡后，楚汉相争，中原扰攘，公元前207年南海龙川令赵佗并南海、桂林与象辟，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武帝元鼎5年（公元前112年），灭越南政权，置九郡。在前汉平帝时（纪元1至5年），锡光为交趾（河内）太守，教越民以中国礼仪，授以衣冠之制，收到显著效果。

在建武帝16年（公元40年），交趾（河内）女子微侧，微贰姐妹举反，侧自立为王，汉朝遣马援南征，斩微侧姐妹。

其后，安南一直是归中国统治，直到公元968年，丁部领建国，越南始摆脱中国的控制而独立。公元980年，丁朝内乱，军人黎桓篡位，是为前黎朝（980─1009）。

黎桓控制的地方原在北越一带，而在越南中部一带，原有一个古国，是为占婆（CHAMPA），其民族源出于吉蔑人，中国史籍称之为村邑，环王或占城。它立国于公元192年。第一位国王是释利魔罗，完全印度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公元877年改为占城。

但是自从安南于公元10世纪脱离中国独立后，就觊觎占婆之领土，趁占婆国势衰弱，软硬兼施，迄至1312年把占婆并吞。占婆力起反抗，但到了1471年已完全归化安南统治。

柬埔寨历史的转折点，并未始于1432年吴哥王城被泰国击破，而是1471年，占婆被安南打败和消灭之后。因为安南一跃而成为柬埔寨的一个强大邻国，威胁日增。占婆人大举入迁束埔寨，破坏国家安宁，并造成柬安关系恶化。

这个时候，柬埔寨也逐渐走向没落，它夹在泰国和安南两个强国中，成为俎上肉。在17世纪上半叶，柬埔寨被泰国所占据，后依赖安南协助，击退暹人，为了“报答安南，允准安南人移居西页。

内贡原是柬埔寨的版图，安南人鸠占鹊巢，赖着不走，且在后期与暹罗对抗，瓜分柬埔寨，一个是由暹罗支持的政体：都乌通（金边北20里），另一个足由安南人扶持的势力：都西贡。

随后暹罗忙于对付缅甸入侵，自顾无暇，遂使安南有机可乘，1833年，竟驻军在柬国境内，俨然以统治者自居，且将柬省份易为安南名称。柬埔寨人对安南人的欺凌，达到无可忍受的地步，终在1842年，爆发起义运动，获得泰国支持。

1864年，柬埔寨接受法国的“保护”，向泰国取回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东北地区，但是安南占有的西贡就无法收复。

也因为此，法国向安南展开入侵行动。1885年迫使安南（越南）正式沦为保护国，丧失独立主权。

中国虽有意支持越南的独立，以防止法国势力侵入中国，无奈清政府腐败，颟顸无能，以致在1884年及1886年两度在谅山败给法军，还得与法国签城下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控制。

1887年，法国顺其军力之膨胀，将柬埔寨，越南置于其统治下，组成所谓印支同盟。1893年，法国从暹罗手中取得寮国，将之归为印支同盟一环。所谓印支同盟就是后来越南强行组织的“印支联邦”的前身。

寮国曾是真腊版图的属地。它在公元749年建国，国号“澜沧王国”，但一直归顺柬埔寨。公元1317年，潘贡（Phangum）创立南掌国，建都銮巴拉邦。15世纪臣服越南（安南），昭印王改国名为“万象”，迁都永珍。1776被暹王郑昭攻击，成为暹罗藩属。189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诸位方便请看看《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葛剑雄著，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一部分有可能是南迁、放弃了本族语言的古越人。（但带去了发音特点、习惯，使得越语和壮语听起来很象）另一部分是原本居住在越南的土著（现代越语语言主体的祖先）。及其它。 ———————————————————————— 就象不会讲粤语的壮族乡亲，不会讲壮语的广东粤语乡亲，他们讲出的普通话，很容易让没接触过岭南人的岭北人误以为是同一个地方的口音一样。很象。 ———————————————————————— 人们经常说壮语和越语很象，基本上也是这么考良的。尽管壮语和越语的词汇有少量的相识，语言学家说不是一家人。但是，什么也听不懂的人，他就说壮语和越语很象。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想，可能就象我也会说日语和江浙汉语很象一样。这里面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 我个人的猜想就是：越人（移民）带去了古越语发音特点、习惯，放弃了古越人的语言主体，使用土著越南人的语言主体，使得越语和壮语“听起来”很象。相反的：北方汉人（移民来广东）带来了北方汉语（岭北）的主体语言，吸收古越语发音特点、习惯，岭南土著古越人放弃了古越人的语言主体，使用岭北汉语的语言主体，使得现代粤语和壮语“听起来”很象。所以我猜想，壮语在“发音特点、习惯”上一定是有优势的。 ————————————————

下面引用由zzhc在 2003/03/12 01:56pm 发表的内容：
越南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清朝的无能才使越南从祖国大家庭分了出去。

錯。越南早於九世紀就已經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了。它和中國保持藩屬的關係不代表它是中國的一部份，充其量只是一種政治及軍事上的同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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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霜雪寒于2003-11-25 3:00发表的回复:[转帖]越南远祖是中国：
语言的听感，蒙古语和朝鲜语听起来极像，但与日语听来完全不像，和日语听着像的是马来语。壮语和粤语听来最像。蒙古语和汉语北方话不像，一个声调就可以区分开了。

听起来象的两种语言，并不意味着是具有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言，同样，听起来语感不相象的两种语言，却不一定不是亲属语言。为什么有些来源不同的语言会“听起来相象”，那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来源不同的语言由于发生了接触关系，相互的影响和交融使得他们的语言类型会变的相似。反之，来源一样的亲属语言，却可以因为分化之后缺乏相互的接触机会，于是语言类型上就变得很不一样，听起来就很不相似了。

壮语、粤语、越南语听起来象，那不意味着它们是亲属语言（粤语的底层是古壮语，但是底层语言与亲属语言又是两个概念，没有决定性关系），而意味着它们之间在历史甚至现实当中有着亲密的接触关系，类型上趋于一致。表述汉语词汇上，粤语、壮语、越南语都表现着整齐的相似性，特别是音调上，粤语、壮语、越南语这三种来源不同的语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分有“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又各自分阴阳，总共有8个以上的调类。这也是最能够反映古代汉语音调类型的原貌。也就是说，在保留古代汉语音调类型的原貌上，壮语、越南语等非汉语族的语言，却比粤语之外的所有汉语方言都要具有参考意义。

这几种语言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类似现象，那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与2000多年以来岭南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

自古以来，岭南的主体民族是百粤族（或百越族），从大量的史料来看，他们所操的语言无疑是属于古代壮侗语族语言。秦始皇征服百越之后，北方华夏族、汉族移民分几批南下、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城镇与军事要地，由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求，相对于岭南土著百越人来说人数极少的北方汉人要想保持住其统治地位，必须要采取“和绥百越”、与百越族普遍通婚、尊重越俗来统治越人的政策，而史书清楚地记载了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漫长的1000多年里，汉族在人数虽然一直占少数，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竞争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适应生存和融入中央集权的大国里，大批岭南的越人集体汉化，他们的子孙改操当时的古汉语，形成了现代粤语的前身。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粤语里有诸多壮侗语的底层词汇的根本原因，大批越人在集体汉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将古代的百越语的某些词汇和语法现象带到粤语里去，这些粤语里包含的百越语的底层词汇，在其他汉语方言里是找不到的（两广的客家话、闽南语里，也有部分壮侗语底层词汇）。如：呢（这）、甘（这么）和“走先（先走）”、“鸡公（公鸡）”、“猪公（公猪）”等词汇和语法现象。

而没有汉化、抗拒汉化的部分越人则退居岭西逐步形成壮侗语族民族的前身，这部分人（主要是壮傣语支的人群）还有大批人西迁，遇到藏缅语族的阻力而再南迁，逐步征服中南半岛上的孟人等土著民族，建立起泰人、老挝人、掸人的大大小小的政权，在西来的印度小乘佛教的教化下发生了文化转型，奠定了现代泰国、老挝、缅甸掸邦等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也就是说，壮族、泰族等民族，是百越族系的嫡裔，是保留古代百越语言文化因子最多的现代民族。

越南语的来源现在还是一个谜，不过越南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壮侗语族民族的集体越化那是肯定的，因为在越南语里，除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之外，还有大量的壮侗语借词，另外越南人的基因与现代壮族基因相近。那是因为越南北方在秦汉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和两广同属同一个行政区域或者关系密切的行政区域，从而也形成了具有与古汉语类型相近的一种语言。另外，越南语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同化了大量的百越族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南语其来源虽然与壮侗语不同，但是和粤语一样，其底层也必然会包含大量的岭南土著——百粤语的词汇。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代粤语的基本词汇是汉语词汇，底层词汇是百越语词汇；现代壮语的基本词汇是百越语词汇，也有大量的古代、现代汉语借词；越南语的基本词汇来历不明，但是拥有大量的古汉语借词和壮语借词。不论是粤语还是壮语，都没有越南语借词。从而可以看出，古代的岭南历史呈现着一个由北向南的强烈影响过程——古代汉语影响了古代壮侗语，古代汉语和古代壮侗语同时影响了古代越南语。

总上所述，粤语——壮语——越南语的关系可以如此表述：壮语是百越语的直系后裔，粤语是越人集体汉化后采用的古汉语的传承，越南语是接受了古汉语的影响下、由百越族语与古代越南族语融合而成的语言。因此，这三种语言无论从语言还是类型上，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相似性。

同样的道理，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朝鲜语由于发生过长期的接触关系，在类型上表现了一致性，所以也造成了“听起来相似”的印象。但是不能表明它们之间具有发生学的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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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chinabull于2003-11-26 0:10发表的回复:[转帖]越南远祖是中国：
嘿嘿。。。
楼上说了半天却漏说了一点！
就是什么是语言“发生学的亲属关系”。
它是怎么界定的？
.......

“发生学”的亲属关系，与“类型学”的亲属关系是相对立的，发生学对应的意思就是同源证据，类型学对应的意思则是接触证据。

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一般国内的语言学观点，至今都还在坚持汉藏语系里有汉语、藏缅语族、瑶苗语族、壮侗语族四个语族的观点。汉藏语系的概念提出，是20世纪前半页提出的观点，是相对于印欧语系而提出的一个东亚大陆语言发生学系谱关系的一种语系假设。这个假设的根据是汉语、藏缅语族、瑶苗语族、壮侗语族四个语族的语言类型基本一致。然而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唯一的证据是同源词汇而不是语言类型，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汉藏语系的假设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国际语言学界被普遍推翻，那是因为它的假设恰恰违背了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的最根本的证据——同源词汇。

所谓的汉藏语系里，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与汉语族在类型上是最为相似的，藏缅语族在类型上与上述三个语族差别较大。可是，通过同源词汇的比较发现，藏缅语族与汉语族毫无疑问是有着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言。而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则无法找到与汉语族系统对应的同源词汇，而只有借用而来的借词。这个发现更证明了语言的类型是可以通过接触关系而发生转化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壮语、苗语等和汉语是“貌似而神远”，藏语和汉语是“貌远而神似”。道理很简单，壮族与汉族虽然起源不同，但是历史上长期接触不断，形成了密切的语言文化联盟关系，而藏族与汉族虽然起源相同，但是历史上有漫长的分化和隔离时期，于是会朝着各自的轨道上发展了，导致了类型上发生了分化。所以，在中国之外的国外语言学界，都已经普遍将壮侗语族和其他相关语言划为“台-加岱语系”，国内的大学和研究院里，也逐步在接受这个说法。我所就读的学系，语言学导师们都已经普遍接受了国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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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chinabull于2003-11-26 6:03发表的回复:[转帖]越南远祖是中国：
呵呵，不愧是语言学专业的专家。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让俺受益非浅。
那“同源词汇”又是指哪些词汇呢？是怎么界定的？.......

“同源词”是两种语言同源的证据，也就是说在两种语言没有分化之前，这些词汇就是原始母语的词汇，两种语言分化之后，这些词汇分别保留在了两种语言之中，于是就有了“同源词”。同源词的发音不一定很近似，但是有着比较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如汉语各个“方言”（如果抛开硬性认同，可以看作是汉语族的各个语言）之间，存在着发音差距比较大，但是有着比较严整的对应关系的同源词，这就是汉语各个方言都发源于古汉语的语言学证据。又如，壮语与泰语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同源词，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60%以上都是可以找到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源词，壮语南部方言与泰语东北话之间，基本词汇里同源词比例甚至达到85%以上。这也是壮语和泰语的分化不会太久（拟测表现在1000年以内）的语言学证据。

“借词”是语言之间施加影响和接受影响的表现之一。如日语里，拥有大量的汉语、英语词汇，这些词汇就是从古代汉语和现代英语里借来的借词，不能看成是日语与汉语、英语的同源词。汉语、英语词汇在日语里虽然数量很多（甚至超过了日语本身的基本词汇），但是并不能够看成是日语的基本词汇。日语本身也还保留着大量的基本词汇，与汉语、英语借词没有任何关系。借词的发音，一般会比较接近其借来的语言的原有发音，而且也存在着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比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曾经受古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亚洲国家的语言里，都存在着大量的古代汉语借词，这些借词的发音与古代汉语的原有发音形式就比较接近。又如现代汉语，也有不少直接借自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借词，如“雷达”、“克隆”、“拷贝”、“派对”等，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词看成是汉语与英语同源的证据。

一般来说，一种语言如果拥有经济、社会、文化上有着竞争优势的人群载体，那么它向别的语言施加的影响力就越大，也就是说它是借词的“输出者”。如古代汉语对东亚国家的大量借词输出，现代英语向世界各国各族语言的大量借词输出。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汉语里，也从现代日语里借来了大量的“日语借词”，如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干部”等，这些词汇看似汉语本身的词汇，但是实际上是日本人从近代开始自己用从中国借去的汉字“重新组装”而成的，近代以来日语借助强盛的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汉字文化圈共有的亲和力而向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语言“反输出”了组装后的日语汉字借词。

至于借词和同源词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界定和区分，那就是要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语言学的原始母语拟构方法论去做了。如果有朋友想详细了解这种方法论，我建议他去报考历史语言学。

说了这么多，可能又都是废话。简单的总结，就是说，越南语存在着大量的古代汉语借词，这些词汇是古代中国向越南施加强烈影响力的一种体现，但是不可以看成是越南语与汉语同源。壮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壮语里不但有大量古代汉语借词，也有大量的现代汉语借词，不过这些词汇不能成为壮语与汉语是同源语言的证据，只能够说明壮语在历史和现实当中，与汉语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关系。

因此，“越南的远祖是中国”这样的提法，从学术的观点看来是无知的，不了解什么是语言的源流，文化的影响。从政治的角度看来，则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提法，不值得提倡。

《越南远祖是中国》文中，“至于越南，就是安南民族，它的远祖是中国春秋时代的越国遗民。”——这说法，应不能成立。就算部分越南人的祖先真的来自吴越，也不应得出“越南远祖是中国”这样的论断。

“法国学者沙畹氏说，根据各种历史事实，证明安南民族与中国之越族，血统极相近。”——血统是否“极相近”，不能仅凭“各种历史事实”来断定吧？这位学者如此说话似乎不妥。

『...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论为知之无用。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自己没有国文，终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而学，什么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无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语所说 “嫌里媚外” 的那种状况...』(陈重金着、戴可来译《越南通史》，1992北京商务)

下面引用由清风客在 2003/12/09 10:00pm 发表的内容：
秦代越南已经属越南赵佗...

华林甫　著
2002年2月出版
ISBN: 7-80149-342-7/k·031
定价: 19.80元
　
第五章中国传统地名学对邻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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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南邻，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部。其领土呈狭长的S型，从北部越、中边境的河江省安明到南端的金瓯角纵跨15个纬度，直线距离长达1650公里；而东、西最窄处仅有50公里（在广平省腰部）。其北部的莱州、老街、河江、高平、谅山、广宁诸省与中国的云南、广西接界。

　　五代十国以前，越南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北部原为中国的一部分。公元968年，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丁部领称帝，建大瞿越国，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越南从此获得独立。大瞿越国含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1～1009年）和李朝（1010～1225年）初期。李朝定都昇龙（今河内直辖市），圣宗甲午年（1054年）改国号为大越。此后，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6年，含南北朝、郑氏和广南阮氏）、西山朝（1786～1802年）、阮朝（1802～1945年）相继递嬗，直至1945年8月30日阮朝被八月革命推翻。

　　从历史上来说，越南近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由三大部分组成：横山（位于18°N附近）以北系原大越国本土，越南独立以前一直隶属于中国；横山以南至宁顺、平顺二省的今越南中、南部广大地区原为占城国之地，占城国大部分领土在1471年被后黎王朝所侵占，1697年广南阮氏最后攻灭了占城国；湄公河三角洲部分原为真腊国的领土，系十七、十八世纪时广南阮氏利用真腊王室内讧而逐渐获取的土地。

　　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即见于记载；待到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次年八月，又“賜安南國王印” 。“安南国”之名自此始。此后，其国王屡为元、明、清各朝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八年（1803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为何国名叫“越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 。 “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胡志明同志曾说过：“我们越、中两个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由于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致使越南的风俗习惯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与中国均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皇帝胡季犛（1400年～1407年在位）也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因而在地名学方面，越南历史上的政区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地名通名，莫不学自中国。

　　早在“郡县时代”，西汉王朝在那里置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下辖22县，郡治分别在今北宁省北宁市、清化省清化市和广治省东河市。“郡”、“县”之名那时已传入越南，并为后代沿用。东汉后中国控制区北缩，原因是林邑国（即后来的占城国）的兴起。隋朝在保持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规模（当时下辖24县）的基础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出兵讨平林邑，置为冲、农、荡三州，两年后改为林邑、海阴、比景三郡，下辖12县，今越南大部在短时期内被纳入了隋朝版图。

　　公元十世纪当丁部领称帝时，“大瞿越国”全国分为十道，组建十道军，任命黎桓为十道将军。按：“道”制起源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曾分天下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

　　黎桓篡位建立前黎朝后，改十道为路、府、州，但具体名称和方位已不清楚。李朝建嘉十二年（1222年），“定天下为二十四路，路分公主居之” 。但越南正史只记载了十二路名称：天长路、国威路、海东路、建昌路、快路、黄江路、龙兴路、北江路、长安路、洪路、清化路、演州路。因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认为：“我们可以推断，李朝仿效宋朝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每路辖一两个乃至三个府和若干州” 。事实正是这样，他们的路制是从宋朝学去的。早在唐朝中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作为政区的“路”的雏形。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元丰六年（1083年）析为二十三路，偏安江左的南宋则分全国为十七路。李朝及陈、胡、后黎诸朝安南国的路制，正是宪像中国的结果。

　　陈朝因袭李朝路制，并且路级政区可能增置了不少，到了末期有一部分路被改为镇。

　　今按：陈朝末年与“路”平级的政区“镇”，也系习尚中国的结果。中国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镇，驻兵戍守。北魏时，曾在一些州、郡治所设镇，且多以镇将兼刺史、太守之任，如《魏书》卷一九《乐陵王思誉传》：“高祖初，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又如《魏书》卷四五《杜洪太传》：“太和中除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六镇起义后，北边诸镇皆改为州。到了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辖区也简称为“镇”，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北宋初“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镇使、镇将，节度使也成了虚衔，作为军事型政区的镇从此也就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不料四百年后又出现在越南历史上。直到后黎朝时将诸镇改置为直隶州，“镇”才走完了它作为大政区的历程。

　　又按：越南的府制，也是从中国搬去的。他们的府制是从前黎朝开始实行的，比中国唐朝开始实行府制晚了二百多年。宋代以后，中国的府级建置逐年增多；前黎朝以后，安南国的府也多了起来，李朝有天德府、长安府、应天府、都护府（即直隶府）、清化府、乂安府、富良府等建置，据中国方面记载尚有“大通府”之建置。属明时期，交趾布政使司在永乐五年（1407年）辖有十五个府，即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次年升太原州为太原府、宣化州为宣化府，共有十七府。后黎朝时，安南全国置有49府。并且，陈朝时有龙兴府路、新兴府路、乂安府路这样叠床架屋式的地名，这与中国元初的广宁府路、河南府路、嘉定府路、宁夏府路等地名结构如同出一辙。

　　又再按：安南国的州制，也是效法中国的。由前黎、李、陈、胡、后黎各朝“州”的建置情况看，他们学的应该是中国两宋时期的州制。至于作为政区基层单位的“县”，仍然是仿效中国的结果，至今仍在沿用。

　　陈朝末年，安南内乱，胡季犛乘机篡位自立胡朝而不为中国明朝政府所承认，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派兵讨平之，置为交趾布政司（相当于内地一省），下辖15府、5直隶州、36属州和210县。这些政区地名中，有些完全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当时称蛮夷）的傲慢态度，如改交趾龙兴府为镇蛮府，国威州为威蛮州，天长府为奉化府，宣光州为宣化州，日南州为南靖州，安邦州为靖安州，布政州为政平州等。宣德二年（1427年），明军北撤，次年越人黎利建立了黎朝（史称后黎朝）。

　　后黎朝仿中国内地政区制度，改陈、胡二朝原第一级政区通名“路”为府、“镇”为直隶州，改原第二级政区“府”、“州”为属州，原第三级政区“县”则不变。这与明朝布政司内的政区通名系统完全吻合。
阮朝是靠镇压西山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向中国的清朝学习。例如，它的《嘉隆法典》几乎是《大清律》的翻版，科举制度也效法中国，所以“上学和应试的人只知埋头于儒教经典和汉、唐、宋诸朝的史籍之中” 。无独有偶，阮朝在政区制度上也向中国看齐。嘉隆初年，全国有24镇、4营、2城，明命十二、三年间（1831～1832年）将它们改置为三十个省，省下辖府、州、县。这三十个省是：广治、广平、乂安、河静、清化、河内、北宁、兴安、南定、宁平、海阳、广安、谅山、太原、山西、兴化、宣光、高平、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嘉定、边和、定祥、永隆、安江、河仙。与清朝一样，阮朝也设总督、巡抚管辖各省，如河宁总督（管河内、宁平二省）、谅平巡抚（管谅山、高平二省）等。法占时期，又新析置了二十多省，如从河仙省分出沥架、龙川、北辽三省，安江省被析为朱笃、芹苴、朔庄三省等，从而使省级政区数目增加到五十多个。按：“省”制也渊源于中国。金末、元朝，中国开始实行行省制度，明朝分天下为两京十三布政司（俗称十五省），清朝康熙以后内地政区稳定在十八省的建置。越南实行省制，比中国晚了五百多年。

　　时至今日，越南仍实行省制，目前有57个省，它们是：河江、宣光、高平、谅山、莱州、老街、安沛、北、太原、山萝、永福、富寿、北江、北宁、广宁、河西、和平、海阳、兴安、太平、南定、河南、宁平、清化、义安、河静、广平、广治、承天-顺化、广南、平定、广义、富安、庆和、宁顺、平顺、嘉莱、昆嵩、多乐、林同、平阳、平福、西宁、同奈、隆安、同塔、安江、前江、槟知、永隆、茶荣、芹苴、朔庄、建江、薄寮、金瓯、巴地-头顿（截至1997年底的政区）。

　　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划分为省、中央直辖市。省划分为省辖市和县；中央直辖市划分为郡、县和县级市；县划分为乡、镇；省辖市划分为坊、乡，郡划分为坊。无论是省、郡、县，还是乡、镇、坊，抑或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这些政区地名通名大多与中国有关。有趣的是，

　　目前中国有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越南也有四个直辖市（河内、海防、胡志明、岘港），并且中国重庆、越南岘港均是1997年新置的直辖市。

　　古代和近代史上越南，通行汉语，文献多系汉文写成，其著名的地理著作，有1333年成书的黎《安南志略》、1435年成书的阮《舆地志》（又名《安南禹贡》）、1806年黎光定撰《皇越一统舆地志》、郑怀德编《嘉定通志》、阮文超《大越舆地全编》、佚名《皇越地舆志》、邓春榜《史学备考·地理考》等，其中最著名的则当推《大南一统志》。

　　《大南一统志》前、后修过两次。初修倡议于阮朝嗣德二年（1849），实际工作始于嗣德十七年（1864年），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编成草本，内容除了包括越南全国从谅山至河仙三十多省以外，还包括了东京和交趾支那，甚至对柬埔寨、暹罗等邻国也有所记述。不久因适逢咸宜元年（1885年）之乱，草本若干卷帙及补编部分因事遗失，故未及刊刻，仅有抄本流传。是为《大南一统志》嗣德本。后来，维新帝令高春育、刘德稱、陈灿等人纂修安南本土的地理志书；诸臣以成泰十八年（1906年）为标准年代，于维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元1910年1月18日）撰毕表上，仍名《大南一统志》。是为维新本。维新本内容仅包括越南中部的15省，共计17卷，于1941年3月由日本印度支那研究会据以影印，分为第一、第二两辑。

　　《大南一统志》是越南历史上一部“关于北部、中部、南部所有各省最完备的地理著作” ，体例全部模仿《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每卷或每两卷著录一省，分为分野、沿革、形势、气候、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溪潭、古迹、祠庙、寺观、关汛、驿站、里路、津渡、桥梁、堤堰、市集（铺店附）、人物（孝子烈女僧释附）、土产等门类。与中国传统的地理志书一样，该书也解释了许多地名渊源。笔者将这17卷中的146处地名渊源解释归纳为13类，与上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一样列表说明如下：

马鞍山（ 5 / 650）
望夫石（ 9/1106）
眼屿（13/1425）卷一三河静省：眼屿“在宜春县东南二十八里海外，突起二峰，相联如两眼，洋外船艘放驶以此为志，故名”。

物产地名 16

燕屿（ 5 / 654）
铁场山（ 6 / 774）
芭蕉山（12/1368）卷一二平顺省附宁顺道：芭蕉山“多产水蕉，故名”。

横山（ 6 / 777）
艰难岭（10/1189）卷一0富安省：局剧岭“一名艰难岭，亦为富安、庆和分界，山路险阻，故名”。
日丽山（13/1420）

什塔寺（9 /1121）
九曲江（13/1426）
三叠山（16/1702）卷一六清化省：三叠山“峰峦耸拔，连络重重驿路，所经有三版，第一版在清化界，西北稍平，第二版当中最高，是清、宁二省分界，第三版抵宁平界，稍低平，故名三叠”。

旗山（ 5/664）卷五广南省：关南山“一名旗山。中兴初，大兵进攻富春，阮文张据险于云，黎文悦邀截于站野，山上立招军旗”。
御道岭（9/1103）
六年故城（14/1571）

儒岭（ 6 /779）
氏善塔（ 9/1116）卷九平定省：土山古塔“俗呼为氏善塔。相传有妇人氏善构店山脚，居住卖饼，故名”。
妃山（14/1555）

左辅山（2/196）
右弼山（2/196）卷二承天府：“明命二年圣驾登幸屏山，周览京城形势，左右土山交峙，因名左山曰左辅山，右山曰右弼山”。
寺冈（9/1106）

仙山（7/877）卷七广治省：仙山“在由灵县西二十里……相传昔有仙人围棋于此，故名”。
麻姑山（8/970）
玉山（14/1542）

占城（2/165）卷二承天府：林邑“至德间更号其国曰占城，因所居有占不劳山，故名”。
富期江（8/966）
商岩溪（8/968）

雾山（2/199）
雾湿水（13/1431）
冷水溪（14/1566）卷一四义安省：冷水溪“溪从岩岫中涌出，冷冽逼人，故名”。

白石峰（6/778）
白石山（8/973）
赤沙（8/1007）卷八广平省：赤沙 “在丽水县西八里。沙色赤，故名”。

坦盘山（5/652）
独立山（6/775）卷六广义省：独立山“在美懿汛北岸，平沙突起一大石，高数丈，故名”。
开帐山（13/1412）

安堵山（11/1249）
合美山（11/1250）卷一一庆和省：合美山“以其山界居庆合、庆美二户之间也”。
富和山（11/1268）

　　有趣的是，古代越南不但一般地名的命名受中国影响，而且连城市地名建置也模仿中国。今仅举一例。今承天—顺化省省会顺化市，原为占城国乌、里二州，占城国王制旻于1307年将此二州作为聘礼献给陈朝，次年陈朝改为顺州和化州，属明时期置为顺化府，后黎朝定为顺化承宣道。阮朝定都于此，曾有京畿、京师、京都、神京、长安等雅称。顺化城的建造，完全以中国清朝首都京师（今北京市）为蓝本，分为三重：最外是京城，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两公里半，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共有10座城门，有百官办公的六部区、国子监、枢密院、都察院、习贤院、史馆等机构。京城之内为皇城，类似北京的故宫，也呈方形，南北城墙各长606米，东西城墙各长622米，共有四座城门，前为午门、后为和平门、左为显仁门、右为彰德门，其中午门共有五座门、上有五凤楼，前有三座金水桥。皇城内有太和殿（金銮殿）、太庙等。皇城之内是宫城，建于1804年，1822年改名为紫禁城，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共有七座城门。紫禁城内有皇帝处理政务的勤政殿、皇帝居住的乾成殿、皇后住的坤泰宫、太子居住的光明殿、后妃居住的顺辉院、端庄院等建筑。时至今日，顺化皇城仍然完好地座落在香江北岸，成为越南现存最大而又完整的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顺化的西郊，还有若干座阮朝国王王陵（分别是嘉隆陵、明命陵、绍治陵、嗣德陵、建福陵、同庆陵和启定陵），以及天坛（与中国北京的天坛同名）等名胜古迹。

　　此外，历史上越南的府名、别名也多受中国影响。例如，丁朝称首都华闾为长安，李朝置为长安府。又如，李朝称首都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以应天府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完全一致。越南历史上的府名如太平府、承天府、兴元府、重庆府、襄阳府、安庆府、建安府、建昌府、西宁府、广平府、临安府、临洮府、河中府、嘉兴府、嘉定府、中都府等，同名府名均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中国名称均比越南要早。位于岘港直辖市郊区的五行山，是金、木、水、火、土诸山的总称（其中火山有阴、阳二峰），《大南一统志》卷五载：“明命十八年（1837年）敕赐三台山为水山，西南三顶为木山、阳火山、阴火山，西二顶为土山、金山，各勒其名于山之石”。可见“五行山”是以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名。越南历史上也有过“三辅”、“四辅”等地名别称，《大越史记全书》卷八《陈纪》：汉苍开大元年（1403年）“清化府路为京畿三辅：改清化府为天昌府，并九真、爱州为三辅；又改演州为灵源府，并为四辅”。按：中国的“三辅”系指西汉首都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唐“四辅”系指首都长安近畿的同、华、岐、蒲四州，北宋“四辅”则指首都开封周围的郑州、拱州、澶州和颍昌府。历史上越南的地名，同样也避国王名讳，如后黎朝弘定年间（1600年～1619年）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曾改新兴府为先兴府、新平府为先平府，这种做法也与古代中国完全一样。

　　以上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国与朝鲜、韩国、越南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邻国地名的各个侧面均可以看到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迹。

（本章两节，分别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季号、《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

下面引用由季人在 2003/12/10 09:57am 发表的内容：
为何国名叫“越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 。 “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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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扯远点，刚才有网友提到“汉文化”，其实，最近几十年的大量考古发现越来越暗示，所谓“汉文化”，汉语言只是一张皮，其人种，文化根底，甚至宗教、图腾，大多并非出自陕甘一带的原始汉语民族：人种分布上，直到今天，还存在从内陆的北蒙古利亚人到沿海的南亚-澳大利亚人逐渐混合的格局；史载黄帝扛的是龙旗，但龙崇拜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它是来自东方(红山文化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为中原提供了玉文化和礼制文明的萌芽；夏朝王族也许有一半的越人血统，大舜和成汤是东夷人，却是无疑；作为“汉文化”根基的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却出身于中原之外的楚国，孔子生在东夷之地，恐怕也不一定是偶然。所以说，所谓“汉文化”，它的发生，不象雅利安人对印欧西亚土著的中心扩散式的纯武力征服，虽然形式上也一度以中原为中心，但内容上基本还是多源多流，是现今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创造的。打个比方，白人画画，讲究焦点透视，而中国人画画，却是平面型、分布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兄弟，包括文化和血缘，才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中国古代各民族大范围的融合，其时间之早，地域之广，出乎人们以前的意料之外。例如，公元前4400年左右的河南西水坡45号墓赫然出现了左青龙(东方少昊族？)、右白虎(西方伏羲氏？)的蚌塑。另外还有朱雀(南方炎帝族？)，和鹿(北方某族？)的形象。胡扯了一通，希望各民族搁置旧日恩怨，去共同创造更新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