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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民田和半沙民地区的婚嫁仪式，有如下几个程序：
相亲 俗称“相睇”。一般先由男家通过媒人收“年生”(即庚帖)，也有女家先出庚帖的，称“放年生”。男家将庚帖放在神们前香炉下，3日内家中如没有出现病人或砸烂盘碗之类的“不祥之兆”，又经占卜推算，没有“刑克相冲”，便择吉日相亲。相亲对待嫁的姑娘绝对保密，故相亲实质是男家单方面观察姑娘的容貌罢了。相亲前和后，任何一方不愿结为姻好的，由男方封回“利是”(红包)与庚帖一起退回女家。
聘礼 民初时，一般家庭需礼饼150公斤，礼金白银200元左右。沦陷以后，礼金改以稻谷为计算单位，初时需150公斤左右。建国前夕“涨”至千余斤。建国初期，聘礼多是“象征性”的礼金数十元和礼饼数十斤。80年代以后，分别增加至300元和150公斤。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聘礼多寡不一，城镇青年用金饰物或一双情侣手表作为定婚信物，颇为时尚。
行聘时由媒人领路，男家派人将聘礼(含聘金、礼饼、猪肉、鲮鱼、生果、美酒、糕点)送到女家。也有媒人带领男家女性尊辈到女家，互相交换4枚生果(称为“果换果”)之后再送聘礼。上述两种行聘方式，称为“文定”或“定柬”，就像做生意下定金一样，把婚事“定”下来。聘礼送来时，女方家长以探亲等各种借口，把“嫁身”(待嫁姑娘的代称)支使外出，即把礼饼按亲疏次序订出分量分赠戚友。事后设法诱骗“嫁身”吃礼饼，算是“食过人家茶礼”，永远不能反悔了。
婚礼 婚期前3～7日，女方家长向“嫁身”正式宣布男方的姓名、职业、家世等情况，随即由姐妹强抱“嫁身”上床，名为“开斟”。如“嫁身”反抗，以力制服，名为“扌禁斟”。据迷信的说法，“扌禁斟”后至上花轿前，“嫁身”不能离床下地，否则对女方家庭不利，以此作为心理威胁，使“嫁身”不敢临婚私逃。随后，“嫁身”与姐妹们以歌谣体的语言(“喊细嘅”)互诉心事，名为“开叹情”。“开叹情”中常会发泄对某些人和事(包括父母和男家)的不满情绪，甚至咒骂。被指责者可以同样的形式(“喊细嘅”)解释或反击，但不得恃势动武，否则，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婚期前夕，男家请巫师替新郎“脱学”，会友(案兄弟。俗称“大老会”)上字架(写有新郎名讳，伴以小对联的玻璃镜匾)，以示成人。并由夫妻双全子女多的“好命人”入新房架床挂帐，是晚设席接待提前来的宾客、会友、近亲人等，名为“醮酌”。俗称“开埕头”。
迎亲日，称为“正日”，也叫“正席”。上午，女家姐妹搬嫁妆到男家(黄阁则在婚前数天搬嫁妆)。富家嫁女有包括田产、店房、婢女等“全副嫁妆”，贫家则仅有少许衣物而已。下午，媒人领花轿(较富裕者雇有“八音”鼓乐随行，沿途演奏)往女家迎娶，但常因女家姐妹借故刁难，延至傍晚甚至深夜始能成行。出门时，父兄张伞遮护，弟、侄持灯笼照明，新娘头戴花笠，穿新制的唐装衫裤(俗称“坐轿衫裤”)，由大衿(雇来服侍新娘的人)背负上轿。送嫁人员绕花轿一周，名为“运轿”，在鞭炮声中抬往男家。抵男家时，燃放鞭炮，新郎穿长衫，戴插有扁柏叶的呢礼帽，踢过轿门后即站在大门边椅子上撒米。新娘由大衿背负，跨过门前点燃着的禾草(俗称“火覃火”)，入门时被居高临下的新郎用纸折扇轻击头部3下之后，径入新房。稍后，新娘卸下花笠，改戴凤冠，穿大红衫，系红裙。富裕的还有绣花大褂，衬在大红衫外面，佩戴金银饰物，在大衿扶掖下出堂点燃香烛，叩拜祖先神位。向翁姑伯叔敬茶后，由妯娌小姑陪同，与新郎同桌食“暖堂饭”。
宴会的地方叫“酒堂”，即祠堂。入席前施放号炮3次，即“头炮催客，二炮定席，三炮入席”。所谓定席，就是主婚人站在要“定”的席位旁边3揖，会友从旁配合，手拿盛着筷子、酒杯、汤匙的小盘子起落3次，请宾客入座。席的坐次：首席舅父，次席姑丈，再次为新郎的启蒙老师及最远地方来的客人，其余亲朋按亲疏辈分顺序安排，本姓族人，属主人地位，大部分作为陪客。家境稍好者雇有“八音班”，于嘉宾莅临和宴会开始时演奏《小开门》、《一锭金》之类小调，名为“坐堂吹”。酒至半酣，新郎在新翁率领下挨席敬酒，新娘则在家姑或妯娌陪同和大妗扶掖下向宾客敬茶。每至一席，先要叩头，然后亲手奉茶。嗣后，宴会渐入高潮，猜拳罚酒。新娘则跪在天阶下直至散席。舅父、姑丈等有席次的人，不待到燃放鞭炮(散席信号)不能离席，否则其他宾客会一哄而散。凡有席“坐”的人，仪式甚繁，酬酢亦多，酒略沾唇，菜仅试箸，每不能饱。多有在家先吃饭再来赴宴的，名为“打酒底”。散席后，会友进入新房时，从花盆台上取米一把，撒向床上以“辟邪”。新夫妇向翁姑等尊辈及来宾敬茶后，便开始“玩新妇”(闹新房)了。其内容多为吉祥语与猥亵语交织组成双关语的韵文——“题四句”和一些小魔术，常有令新人非常难堪的。这种活动，一直延续至深夜。
谒祖 俗称“拜祠堂”。婚礼翌日上午，女家姐妹携带食品到来探望新娘，称为“探房”。下午，新人在家长带领下拜谒祖祠，常有恶作剧的会友把鞭炮掷向新娘身上，以致衣服烧烂或体肤受伤，因而“亲家变冤家”者时有所闻。谒祖后，按亲疏次序分别到族内亲属家里叩拜祖先神位及向尊辈敬茶，称为“拜门”。入夜，重开筵席，称为“梅酌”，仪式与“正席”相同，菜肴则较前者略丰。散席后，继续闹新房。
回门 婚后第三天清早，新娘乘青衣轿回娘家。中午，男家设便宴款待即将离去的远方宾客、会友、近亲和参与婚礼工作的人员，称为“洗碗箸”。下午，新郎在堂倌陪同下，乘轿来到女家(俗称“上厅”)，所带礼品，除猪肉、鲮鱼、糕点、生果、莲藕等物外，首重的是烧猪。如无烧猪，则会认为新妇不贞。新郎至女家后，参拜祖先及向女方家长等尊辈敬茶、“拜门”等，大致如新娘在男家哪一套。入夜，女家设2～3席，以小舅作陪款待新婿，称为“请新女婿”。偶有好事的姐妹搞一点“玩新郎”节目，但不如“玩新娘”那么大规模。散席后，女家以糕点、小鸡和写有“百子千孙”红字的灯笼作为回礼，送新夫妇回家。但新娘翌晨即返娘家，至“满月”(新婚周月)时才返夫家一行。其后，长期居留娘家。
落家 新娘婚后，遇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冬节或夫家有婚嫁、翁姑寿辰、疾病、死亡等红白大事，在男方一再催请下，偶然回夫家一夜。少者五六年，多者十余年，由于怀孕或迫于父兄压力才回夫家长期生活，称为“落家”。也有些经多次催请，仍避而“不落家”的。“不落家”的要补偿一笔不少于婚礼费用的款项给男家，让丈夫另娶或纳妾，称为“赔银”。“赔银”后不用再返夫家，但其地位、称谓、继承权不变。年老病危时始返夫家得一死所，由后妻所生儿子(无子者则由夫家之侄)主理丧葬事项。所需费用全部由“不落家”者负担。
婚礼沿革 抗日战争年代的婚礼仪式，除极少数保留“旧家风”的富裕家庭仍沿用昔日排场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午迎亲，即日谒祖，将“正席”与“梅酌”合并为一餐，次日回门，从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其他如敬茶、“玩新妇”、拜门等项目，变化不大。但新妇“赔银”者极少，“落家”的时间也缩短为一年左右。
抗战胜利后，婚嫁仪式变化不大。男女方在婚前都着重了解对方情况，不像从前轻信“媒妁之言”了。
建国初，特别是1950年4月《婚姻法》颁布后，婚礼仪式，比以前简略得多。一般是领取结婚证后，方举行婚礼。除极少数仍沿用花轿迎娶外，双方居住较近的，新郎步行到女家迎亲，然后双双携手回男家。较远的由临时凑合的会友组成单车队伍，新郎驾车领先前往迎娶。新娘出门时，仍有父兄等亲人相送，但没有从前那些迷信活动了。新娘坐车尾架上，以红伞遮半身，由新郎驾车径返男家。入门时虽仍有拜祖先、敬茶的老一套，但不像从前那么“隆重”了。祠堂在“土改”中已分给私人或作为集体办公用房，故无“祖”可谒。宴客筵席，多者十余，少者三数桌，舅父等虽尊为上席，但无“定席”仪式了。公教人员则多以茶话会形式款客。总之，只要领有结婚证，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不会受到社会舆论非议。婚后三数日，新人出田耕作，也事属常见。
“大跃进”时，迎亲仪式变动不大，筵席宴客绝无仅有。由于粮食奇缺，有些贺客凭自己的定量到公共食堂取米给新郎(娘)家做饭。1962年以后，经济开始复苏，有外汇收入的富裕户结婚宴客，筵开二三十席，亦不少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嫁活动，不敢过于张扬。代之而兴者则为摆茶话会。会上有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活动。但茶话会所需的香烟、糖果、水果、瓜子等开支，所费亦不菲。受“文革”思潮影响，也有极个别的女家以“红宝书”和锄头、谷箩等农具作最“时髦”的嫁妆。
70年代初，“红卫兵”干预民间风俗的行动，日趋减少。婚礼仪式大致如“文革”前，即双方领取结婚证后摆设10席左右宴客。嫁妆则除传统的入房台椅和一般衣物、用具外，还有当时甚难买到的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俗称“三大件”)等。女家请新女婿的筵席也与男家宴客筵席等同或稍有超过。
进入80年代后，群众收入增加，婚嫁仪式，日呈多样化。有些新人操办嫁妆，由新夫妇协商后共同出资；有些男女家联合宴客，更有人以自助餐、舞会等形式作婚礼晚会，也有人不搞任何仪式，而到外地(含港澳)旅游结婚，享受“二人世界”。用汽车迎亲和拍摄婚纱彩色照片的，城乡皆然。1981年12月26日，番禺首届集体婚礼在县人民会堂举行，参加者有新人80对。由县长证婚，观礼者逾千人。次年12月22日再次举办，参加者新人16对。1984年底，梅山糖厂为职工举办集体婚礼，参加者新人4对。1988年10月7日，中共市桥镇委、镇政府举办集体婚礼，参加者新人13对。近日农村仍有收聘金礼饼的旧习。嫁妆已发展到沙发、音响组合、彩电、洗衣机、摩托车的“五大件”。仪式上仍保留行聘、迎亲、回门3个阶段，多在两三天内完成。宴客筵席，少者十余，多达百桌，请新女婿也达到二三十席，规模比以前大得多。由于互相攀比，因结婚而负债的亦有其人。
沙田地区的婚嫁 清末至建国前一段时间，沙田地区早婚极为普遍。一般在十四五岁，甚至十一二岁左右，便凭媒人说合，由父母作主配成夫妇。沙田人娶妇，不需礼饼，聘金(俗称“身价银”)约需白银一二百元。沦陷时，改以稻谷为计算单位，约需10担左右。普通嫁妆仅有衣服2～3套，富家才有棉被。“入房台椅”之类家具，则由男家置办。迎亲时新娘有在艇中沿河撒米，入门时披发遮面之旧习，据说是受了旧戏曲《桃花女斗法》的影响，借以“辟邪”。至于“火覃火”，“暖堂饭”、“玩新娘”等各种程序，与民田区无大差别。
沙田地区无祠堂，故无“谒祖”之举，亦无“酒堂”之设。客来不分先后，凑足6人(有些地方是8人)便开一席，在堤边寮畔，或蹲或坐，无拘无束地恣意饮啖，肴馔既尽，可到厨房再取。亲家、舅父、姑丈等老一辈亲属赴宴，艇到涌口停泊，待新郎派人催请，始拔篙划桨，进前丈许，再行停下，如是者3次，名为“三催三请”，然后才抵达新郎家。新人向戚友敬茶的次数不限，而被“敬茶”者每一次均须付一“利是”，故凡到沙田区赴宴，必须多备零钞方能应付。喜筵的菜式和摆设的天数，大体如民田区，但将迎亲日的“正席”改为“正日”。女家也在“正日”设宴款客，新郎来迎亲时同样入席宴饮，便算“请新女婿”了，故无民田地区的“三朝回门”，亦无“赔银”、“不落家”等习俗。
建国后，沙田地区生活好转，结婚筵席动辄达二三十桌。早婚虽被禁止，但平均婚龄仍比民田地区早得多。聘金约需人民币一二百元及衣服7～9套，另黄金饰物三四钱至一两不等。此金饰不作为嫁妆带返男家，而是女家留作日后娶媳的聘礼。迷信活动，仍未绝迹。
80年代，沙田经济发展，生活日益提高，婚礼的规模，渐与民田地区看齐。那些“披发入门”等陋习，已被摒弃。选择配偶，除少数由亲友牵线介绍外，大部分是自己物色的。
冲喜 建国前，已订婚而未举行嫁娶仪式(也有临时凭媒人说合者)的男或女一方，患有疾病，屡医无效，便以嫁娶仪式作为“冲喜”手段，以求病者早日康复，但因病者缠绵床褥，经不起旧式婚礼繁文缛节的种种折腾，十居其九是喜事办完接连办丧事的。还有一些男方家境较好，因父母病重临终前希望饮到“新妇茶”的，或因父、母死亡，急须有媳妇“主持丧事”(俗例。未娶媳妇的死者之神主牌，不能供在神楼，未娶妻的死者之神主牌，只能供在桌下“地主”神位旁边)，故而提早为儿子完娶，也属“冲喜”范畴。
不论因哪种原因而搞的“冲喜”，大都事起仓猝，仪式尽量从简，嫁妆、筵席也不多，甚至以拜“祖先”代替“谒祖”(拜祠堂)，算是完成娶新妇的仪式了。
建国后，“冲喜”已不多见。
冥婚 建国前，人们为满足心灵上一些安慰，往往为未婚先死的男女亲属配对成婚。这类婚姻大都由亲友辗转介绍而成，双方家长也并不计较双方岁数的差别与门第的高下。其仪式非常简单，在女方坟上放置一个内贮礼饼的小坛，便算“聘礼”。男方在选定的“吉日”里，焚香燃烛，拜告祖先，便算“成婚”。嗣后，只有个别人家视对方为“亲戚”，绝大部分的所谓“亲家”，事后即无来往。
另外一种冥婚，名叫“守清”。也就是把活在世上的姑娘“嫁”给死去的男子，故又称“嫁鬼”。这种人鬼结合的婚姻，有的是男子已订婚未娶而先逝，未嫁的女子被迫到夫家“守清”(已行过婚礼的叫“守寡”，不是“守清”)。也有虽未订婚，女方为求晚年得一死所(旧俗。未婚女子不能死在娘家)，由亲友介绍，“自愿”到夫家“守清”。
“守清”的仪式，是用“丈夫”的遗像或神主牌和新娘交拜天、地、祖先后，便算“成婚”。一般人家，也有设席款待亲友的，但不如正式婚姻那么隆重和热闹。“守清”的女子大多数不在夫家生活，但其待遇一如“不落家”的女子一样。
建国后，冥婚偶有为之，而“守清”已完全绝迹了。
自梳 旧习。未婚女性皆梳辫子，婚后始能梳髻。但有一些不愿嫁人的女子，通过一种独特仪式，自行易辫而髻，以示不嫁，这种仪式叫做“自梳”或“梳起”。“自梳”始于何时已难确考。(乾隆)《番禺县志》载：“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县人邬庆时著《自梳女与不落家》载：“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年)，南村人口多达数千人，一年之中，女子之出嫁者不过数人。至1905年甚至无一人出嫁。”民国22年(1933年)《番禺人口调查报告书》载：“全县自梳女共7011人。”其中一区1055人，二区4908人(两区即今沙湾水道以北和榄核、灵山、东涌、鱼窝头等镇)。1952年“土改”时调查，仅石的大龙村便有“自梳女”88人，另有“守清”妇女18人。
民田区姑娘，自幼即能从事刺绣、织布、缝纫等工作，不须依赖家庭供养。海运畅通后，外出到广州、港、澳、星、马等地做家庭女佣的每村皆有。她们经济能够独立，生活可以自给，既怕生儿育女的家庭牵累，更怕婚后到夫家受气，故索性不嫁。其中也有因家无男丁或兄弟外出，父母需人照顾而自愿“梳起”的。而当时沙田区的姑娘都是随父、兄务农，经济由家庭支配，不具备上述条件，便无此风气了。
“自梳”仪式的筹备工作，如父、母不同意的，只能秘密进行，所需用品，大都由已“自梳”的姐妹代办。举行仪式前，“自梳”的人先用黄皮叶煮水洗澡，是晚宿于“姑婆屋”中，趁夜深人静时，由老一辈的“自梳女”和姐妹陪同到神庙或社坛，祭神发誓，永不嫁人。随后由已“梳起”的女伴把新“自梳女”的辫子改梳为髻，换上新衣，返回“姑婆屋”中。以后， 即使是父母也不能强迫“自梳女”嫁人(“守清”不在此例)，否则会被人指责为“败人贞节”。“自梳女”如果“意志”不坚，中途“变节”嫁人，不但遭受亲属唾骂，甚至被姐妹殴打。故而不嫁则已，一嫁必远走他方，使姐妹们奈何她不得。
建国后，特别是1950年宣传、贯彻《婚姻法》以来，中年以下的“自梳女”大都找到对象，建立了新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县内现尚存少数“自梳女”，最年轻的也已70多岁，“自梳”行为已被淘汰。
“不落家”有些类似壮族的“不落夫家”。最大的区别是壮族的“不落夫家”的妇女。“赔银”后与夫家再没有关系。比较自由，完全可以再嫁。
而番禺“‘赔银’后不用再返夫家，但其地位、称谓、继承权不变。年老病危时始返夫家得一死所”。
好多,看不明白.脑里想着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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