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加上壮汉文化的交流，使壮医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阴阳为本，三气同步——壮医的天人自然观
壮族聚居和分布地区处于亚热带，虽然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加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阴阳概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就更为广泛，自然也被壮医作为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广西通志·卷十六》（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著名壮医罗家安在所著《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作为辨证的总纲。总之，壮医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阴盛阳盛的说法较为特殊，其形成是否与壮医地区气温既偏高，同时雨量也充沛的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痧症的特殊症状表现有关，有待深入探讨。壮医有时也引进中医五行学说作为说明工具，但大抵停留在事物属性上，很少涉及到五行五克传变之类。因此总的来说，五行学说毕竟没有成为壮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壮医关于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学说，是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名老壮医蕈保霖先生在“壮医学术体系综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对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地区（均为壮族聚居地区）民间壮医的实地调查中，也证实确有此说。天地人三气同步，是根据壮语“人不得逆天地”或“人必须顺天地”意译过来的。其主要内涵为：①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气息息相通。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日夜小变化，四季大变化，是为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陨石雨等则是异常变化，是为灾变。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如天黑了会引火照明，天热了会出汗，天冷了会加衣被，洪水来临会登高躲避等。甚至妇女月事也与月亮的盈亏周期有关。对于天地气的这些变化，人如能主动适应，就。可维持生存和健康的“常度”；如不能适应，就会受到伤害并导致疾病的发生。④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是一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壮医认为，整个人体可分为三部：上部天（壮语称为“巧”），包括外延；下部地（壮语称为“胴”），包涵内景；中部其象人（壮语称为“廊”）。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大宇宙的变化。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
二、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壮医的生理病理观
壮医认为内脏气血骨肉，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位于颅内和胸腔、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没有很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颅内容物壮语称为“坞”，含有统筹、思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意思。如精神病出现精神症状，壮医统称为“坞乱”或“巧坞乱”，即总指挥部功能紊乱的意思。壮语称心脏为“咪心头”，有脏腑之首的意思。称肺为“咪钵”，肝为“咪叠”，胆为“咪背”，肾为“咪腰”，胰为“咪曼”，脾为“咪隆”（意译为被遗忘的器官），胃为“咪胴”，肠为“咪虽”，膀胱为“咪小肚”，妇女胞宫为“咪花肠”。这些内脏各有自己的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没有什么表里之分。当内脏实体受损伤或者其他原因引起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疾病。由于壮医没有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因此认为脏腑疾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生克传变模式。
骨（壮语称为“夺”）和肉（壮语称为“诺”）构成人体的框架和形态，并保护人体内的脏器在一般情况下不受伤害。骨肉还是人体的运动器官。而且人体内的谷道水道气道以及龙路火路，都往返运行于骨肉之中。骨肉损伤，可导致上述通道受阻而引发其他的疾病。
壮医认为，血液（壮语称为“勒”）是营养全身骨肉脏腑、四肢百骸的极为重要的物质。得天地之气而化生，赖天地之气以运行。血液的颜色、质量和数量有一定的常度，血液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刺血、放血、补血是壮医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方法。查验血液颜色变化及粘稠度变化，是一些老壮医对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
壮医对气（壮语称为“嘘”）极为重视。这里主要指人体之气。气为阳，血为阴。气是动力，是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动力的表现。气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得到：活人气息，一呼一吸，进出的都是气。壮医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主要依据三条：①“巧坞”（即头脑）是否还清醒。人死了“巧坞”就停止活动，再不会清醒和思考了。②“咪心头”（即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人死了“咪心头”就会停止跳动。③鼻孔还有否呼吸，即有无进出气。人死了呼吸就会停止，自然不会有气进出了。可见有气无气，是生与死的界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体生命以气为原，以气为要，以气为用，有了疾病则以气为治。气是壮医临床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壮医三气同步理论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谷道、水道和气道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知道五谷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其进入人体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之为“谷道”（壮语称为“条根埃”），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其化生的枢纽脏腑为肝、胆、胰。水为生命之源，人体有水道进水出水，与大自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水道与谷道同源而分流，在吸取水谷精微营养物质后，谷道排出粪便，水道主要排出汗、尿。水道的调节枢纽为肾与膀胱。气道是人体与大自然之气相互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鼻，其交换枢纽脏腑为肺。三道畅通，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能同步而疾病丛生。
龙路与火路是壮医对人体内虽未直接与大自然相通，但却是维持人体生机和反映疾病动态的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通路的命名。科研人员从对广西大新县著名女壮医陆爱莲等人的调查访问中，了解到这一带的壮族民间医生大都推崇这一传统理论。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又称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养。龙路有干线，有网络，遍布全身，循环往来，其中枢在心脏。火为触发之物，其性迅速（“火速”之谓），感之灼热。壮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可称“信息通道”。其中枢在“巧坞”。火路同龙路一样，有干线及网络，遍布全身，使正常人体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和刺激，并经中枢“巧坞”的处理，迅速作出反应，以此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实现“三气同步”的生理平衡。火路阻断，则人体失去对外界信息的反应、适应能力，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壮医对脾脏生理功能认识较晚。因长期弄不清楚其功能作用，好象是多余的被遗忘的器官，故而壮语称之为“咪隆”（意为“被遗忘的器官”）或“咪蒙隆”（意译为“不知其作用的器官”）。后来大约在屠宰禽畜及解剖中，一再发现脾脏内藏血较多，加之人生气时叫“发脾气”，慢慢领悟到，脾脏可能是一个人气血的贮藏调节库。
壮医认为人体的生殖繁殖机能，也是由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形成的。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男精产生于“咪麻”（即睾丸），女精产生于“花肠”。人体顺应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到一定年龄就会具有产生繁衍后代的“精”的能力。两精相搏，形成胚胎，然后在胞宫内发育成人。人生易老天难老，但天地授予人以繁衍后代的能力，故人类能与天地并存并保持“三气同步”。
壮医将人的精神活动、语言及思考能力，归结为“巧坞”的功能。故凡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治疗上都要着眼于调整“巧坞”的机能。“巧坞”为上部天，位高权重，全身骨肉气血，内脏器官都要接受“巧坞”的指挥，是名符其实的人体总指挥部。“巧坞乱”或“巧坞坏”就会指挥失灵。失误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使三气不能同步而引发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
三、毒虚致百病——壮医的病因病机论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举凡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无怪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们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结了丰富多采的解救治疗方法。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人体内正气的强弱。中毒后邪毒阻滞通道或损耗正气至虚极衰竭，都会导致死亡。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和箭毒、蛇毒的经验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标志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是缓慢起毒性作用；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毒的抗争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同时也是病态的反映。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而且因为虚，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特别容易招致外界邪毒的侵袭，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临床症状。虚的原因，壮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失常，摄入不足而致虚，总之，毒和虚使人体失去常度而表现为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得到适当的治疗，或人体自我防卫、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战胜邪毒，则人体常度逐步恢复而疾病趋于好转痊愈。否则终因三气不能同步，导致人体气脱、气竭而死亡。
四、眼睛能洞察和反映疾病——壮医的重要诊断特色
壮族称眼睛为“勒答”。壮医对眼睛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光明的使者，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人体脏腑之精上注于目，所以眼睛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眼睛长在“巧坞”上，直接受“巧坞”指挥，因此在疾病诊断上，把目诊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目诊可以确诊疾病，可以推测预后，可以确定死亡。人体内的脏腑气血，“三道”、“两路”、“巧坞”功能等，都可以通过目诊而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壮医目诊的要义是：医者的眼睛可以洞察百病，患者眼睛可以反映百病。两者配合，就可以诊断疾病。老一辈壮医主要是通过肉眼观察患者眼睛的神采色泽、灵活度、干涩、视力、脉络等诊断疾病。至后代有总结发展和提高，并受牛、马等兽医目诊的启发，形成了现在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壮医目诊法。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目诊专家黄老五副主任医师，在继承前辈目诊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并借助现代放大镜技术，把壮医目诊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四倍放大镜下，他可以通过观察眼睛巩膜的色泽、形态以及眼睛上脉络的细微变化，来判断疾病的病位，辨别疾病的病因病性并作出预后诊断。初步的整理研究观察表明：人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不同部位的病变，都可以在眼白膜（巩膜）上有特定的讯号反映区；同一器官、组织的不同疾病，在反映区上可有不同的异变讯号。还可据以判断疾病的新旧轻重。他把目诊的规律概括为：着色深浅判新久，弯曲频率别轻重，脉络混浊有湿毒，脉络散乱为风毒，脉络近瞳属于火，脉络靠边属于寒，黑斑瘀来蓝斑虫，目诊仔细辨分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给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第一临床研究室，以期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壮医目诊的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
壮医重视目诊，但并不排斥其他多种诊断方法。如问诊、闻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等，都具有一定的特色。特别是问诊主诉，是症状诊断的主要依据。那些造诣较深的老壮医，往往掌握多种诊断手段和方法，在临床上合参运用，得心应手。壮医基于天地人三气同步和人体也是小天地的认识，对人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些器官，如眼、耳、鼻、口、舌等，认为又可作为人体各部分的缩影或反映，在疾病诊断上具有特殊的定性定位和预后价值。验之临床，往往也颇为准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壮医对“三道”排泄物（尿、粪、泪、涕、呕吐物等）的观察也比较重视和认真，以其颜色、形态、气味、数量的异常变化，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
五、调气解毒补虚——壮医的治疗原则
壮医的这一治疗原则，是根据壮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病因病机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并有效地指导实践。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多用针灸、刺血、拔罐、引舞、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调节。激发和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与天地之气保持三同步。气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疼痛以及其他一些功能障碍性疾病，一般通过针灸、刺血、拔罐或药物调气即可恢复正常。毒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红肿痛热。溃烂、肿瘤、疮疖、黄疸、血液病等急性炎症及器官组织器质性病变以及同时出现的功能改变。解毒主要通过药物的作用来达到治疗目的。有些毒在人体内可以化解，有些则需要通过“三道”来清除，毒去则正安，气复而痊愈。以虚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见于慢性病、老年病或邪毒祛除之后的恢复期内，治疗上以补虚为首务。壮医重视食疗和动物药，认为这在补虚方面尤其适用。因人为灵物，同气相求，以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最为有效。人应顺其自然，通过食疗来补虚最为常用。
壮医上述治疗原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武鸣县西周古墓出土两枚医用青铜浅刺针，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壮族先民就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很高的金属微针，作为调气治疗的主要医疗工具。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发掘贵县（壮族聚居地）罗泊弯一号汉墓，所得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南宁的王老吉凉茶原料之一，同时是壮医极为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知识比较丰富，也佐证了壮医解毒治疗原则的形成是有实践依据的。食疗在壮族地区不仅壮医熟谙其法，而且几乎老幼皆知。一些山珍野味，因生长于大自然和深山老林，得天地日月纯正之气最多，壮医认为其补力更胜一筹。对动物药的长期应用，壮医形成了一些颇带规律性的经验：如虫类药祛风止痛镇惊；鱼鳞之品化瘀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燮理阴阳等。血肉有情之品气血双补，且多为美味食物，虚人常服自然有益，盛者宜少食，更不可过量，过量或腐臭则成毒之害。
六、壮医对病症名称的认识以及辨证辨病的基本方法
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不少病症名称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民族特色。概括起来主要的痧、瘴、蛊、毒、风、湿6大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岭南致病因素是一种“恶气”，亦称毒气。乃由于岭南阳气多宣泄，冬不闭藏，致草水泉皆禀此“恶气”，“日受其毒，发而为病’’。因此临床上以毒命名的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蝗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种风之分。从马山县搜集壮医手抄本《此风三十六样烧图》就列举了冲风、肚痛风、急惊风、呕迷风、撒手风、鲫鱼风、马蹄风、慢惊风、天吊风、看地风、挽弓风、蛇风、夜啼风、鸟宿风、鹭鹚风、马王痧风、疳风、上吐下泻风等。
毒病的命名，除了以上所述外，有些是根据毒气所依附的具体事物命名的，如蛇毒、药石毒等。
壮医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虽然许多病都会有些共同的症状，但每一种病都有一二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成为与其他病进行鉴别诊断的依据。这种特征性表现，在临床上相对固有而比较典型，并能在其他患者身上重复出现，是为主症。一般来说，主症与邪毒性质、病机病位有密切关系。每一种病，都有主症和兼症，从辨症而达到辨病，是对壮医临床医生的基本诊断要求。
壮医也有“证”的概念。但认为只有两种，“证”——即阴证和阳证，或更具体地分为阴盛阳衰证和阳盛阴衰证。阴盛阳盛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证是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全身状况的综合反映。每一种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患者身体都可能表现为阴证或者阳证，或经治疗后由阴证转为阳证，由阳证转为阴证。这是由于人体内的邪正斗争状态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在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有所差别的转变所致。
壮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病为主。辨病，是决定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辨证，则是处方用药的重要参考。但从证的变化可以预测疾病的转归。由阴为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则提示疾病趋重和恶化，甚至预后不良。隆安县老壮医潘振香诊治体内癌瘤病，主要是从面部望诊中得知疾病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以为预后的依据。因为壮医以辨病为主，所以多主张专病专药，就是证变化了，也不一定立即变更治疗原则和原来方药。
对南宁、柳州地区的十几位经验较为丰富的壮医的实地调查表明，壮医看病，亦即辨症、辨病、辨证以及决定治疗原则和处方用药，是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的。以内科疾病为例：①首先从病人主诉和医生问诊所得资料来确定主要症状和典型症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属虚或者属邪毒致病。如属邪毒致病，则应进一步判明邪毒的种类和性质，作出病名和病性的诊断；②从目诊（含望诊）、闻诊、甲诊、腹诊、指诊、脉诊所得资料的分析中，对疾病作出病机和定位的诊断；③综观患者的全身状况，辨阴证阳证，对疾病作出轻重预后诊断；④在上述诊断的基础上，决定治疗原则和选定主要方药，以及辅助方药；⑤根据邪毒性质和病机病位，嘱以饮食宜忌和护理注意事项。
七、壮医对针灸及药物治疗作用的认识
壮医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针灸、刺血、拔罐，刮痧等这一类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外治的方法，在人体龙路、火路的某些体表气聚部位（即穴位）施以调气治疗，调整和畅通人体气血，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加速邪毒化解或排出体外，使三气复归同步而达到治疗目的。著名壮医药线点灸专家龙玉乾指出：“疾病并非无中生，乃系气血不均衡”，认为药线点灸的治疗机理就在于调整、调节、调动人体气血，使之趋于均衡，则疾病自然向愈。
壮医具有丰富的药物治病的经验，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于以其性味之偏，来纠正人体病态下的阴阳偏胜和三气不同步状态。药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以功用区分有毒药和解毒药、治瘴气药、治跌打损伤药、清热药、补益药、治痧症药、祛风湿药、杀虫药等。总而言之，可分为解毒和补虚两大类。以毒药的解毒药来说，壮医是基于一个极其朴实的真理：有什么样的邪毒致病，必然有相应的解毒药治病。所谓一物降一物。而且毒药本身，在一定的量内，还是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良药，所谓以毒攻毒。正如曾经考察过岭南瘴区的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所以去人之邪气。”
壮族地区草树繁茂，四季长青，使壮医形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并提供了使用新鲜药物的环境和条件。临床实践表明：有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一般都是以鲜用为佳。在壮乡广西靖西县，每年端午节都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药市，上市的生草药达数百种之多，赶药市者上万人。可以说这是交流药材知识和防治经验的良好机会，也是壮族人民崇尚医药的体现。不少民间壮医，从生草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作用。并将这些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便于吟诵和传授。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驱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色红；根黄清热退黄用，节大跌打驳骨雄；苦能解毒兼清热，咸寒降下把坚攻；味淡多为利水药，酸涩收敛涤污脓……等等。
八、对壮医理论体系的学术评估
我国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前壮族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的通行文字（只有流行不广的方块壮字）。因此，壮医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虽然已经逐步被学术界所承认，但壮医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学者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和探讨，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标准，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和结论。
首先，壮医药理论所涉及到的有关文字资料，是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博物志以及有关的汉族中医药文献记载中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些文献记载的作者，大都作为文人流官在岭南壮乡居住过，对当地风土民情比较了解，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其次是，通过10多年的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和访问，证实在许多民间壮医中，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以及疾病诊疗理论，并用以指导临床。就个人而言，他们各个人掌握的理论是比较局限的，但是把许多壮医的诊疗理论集中起来，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能反过来全面指导壮医的临床实践。第三，壮医的这些理论，在此之前业已得到部分的整理和认同，如壮医天地人三气同步的理论。第四，壮医的这个理论体系属于朴素的、宏观的理论，是对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进行长期宏观观察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实验研究的结果，它的形成，不受现代实验的条件和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第五、壮族虽然在1949年以前没有本民族的规范化通行文字，但有本民族的语言，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授、加上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使壮医的丰富经验有可能上升为理论。
综上所述，壮医理论体系具备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壮医实践经验在认识论上的飞跃。它不是某一个壮医的个人创造，而是无数壮医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初步形成体系并有效地指导着壮医的临床实践，而且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这是壮医理论的生命力所在。随着壮医临床的继续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理论将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古老的壮医，必将从理论到临床，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我国和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壮医药不但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诊断来说，除了前述的较为重视的目诊之外，还有望诊、问诊、按诊、脉诊、舌诊、腹诊、闻诊、甲诊等多种方法；治疗方法则更为丰富多采，除了数以万计的验方、秘方、单方之外，还有许多简便廉验的治疗技术和预防方法，如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物竹筒拔罐疗法、壮医针挑疗法，等等。这些诊疗方法以其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蔚为奇观，不仅为本民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贡献，而且吸引着海内外的许多患者前来就诊。
壮医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实践中的以验总结，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是广大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之一。壮医萌芽于先秦时期，经过汉晋六朝的发展，不断积累经验，至唐宋时期已掌握使用上百种壮药，运用针、挑、刮、熏、洗、佩药、药物内服、外敷等十多种壮医疗法，形成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壮医体系。明清时期，壮族地区与外界的交往日趟密切，中医与壮医互相渗透，壮医迅速发展，壮药使用的品种和范围更加扩大，用药经验日趋丰富，诊疗技术进一步提高，自成体系，并开办一些地方医学教育。清以前的壮族地区医疗卫生，主要是壮医占主导地位。壮医在针灸、药物、卫生防疾及痧瘴蛊毒的防治方面有突出成就，创造了大量的验方秘方，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为以后医疗卫生和医疗技术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壮民族没有规范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壮医大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特别是1984年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以来，先后成立了自治区级和州、地区级的民族医药科研、医疗、教学机构、民族医药协会、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办公室等，全面开展壮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古老的壮医正在获得新的生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趾和人民的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起源
医疗卫生活动是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工作者从柳州、桂林、南宁、都安、来宾等地陆续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在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和骨针等。可见远在石器时代，壮族医药已开始萌芽。
壮族先民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草，进而有壮药的萌芽。《史记·补三皇本纪》所谓“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关于神农尝百草，“一百而遇七十毒”的记载；《路史》关于“伏羲尝草制砭”的记载等等，不仅是中医药萌芽时期的传说，也是壮医药起源的写照，传说中的伏羲是畜牧业的奠基者，神农是农业的奠基者。壮族作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其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壮族先民多居住于祟山峻岭地区，这些地区江河网络，草木茂密，毒虫猛兽出没无常，既是乍寒乍热，又是多雨多湿的瘴疠横生的地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跌打损伤和毒邪为患势在难免。为了减少疾病和跌打虫伤的痛苦，就不能不求助于当时的原始医疗手段。正是基于这种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始而有壮族医药的萌芽。可以说就起源而论，壮医和中医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
创用针刺疗法
《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医经典，该书《异法方宜论》篇指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是中医经典著作关于针刺疗法来源和起源的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包括壮族地区在内，则是毫无疑义的。说明地处南方的壮族地区，是我国针刺疗法的发源地之一。
在壮族地区民间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壮族民间至今仍有人用动物刺、植物尖刺作为工具，进行放血、排脓、消肿等治疗。可以说，这是针刺疗法和针刺工具的最古老的原形。在石器时代，人们除了使用动、植物刺外，还懂得制造和使用砭石。随着历史的发展，迨进人铜器时代乃至铁器时代，始知以金属为针。于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应是陶器时代的产物，至今在壮族民间仍有人使用。可知在中医九针形制齐备之前，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动植物刺和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制作陶针，使之比砭石更锋利，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有学者考证，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之前就已相当盛行。因其对多种病症确有疗效，且简便易行，加之南方使用铁器较迟，汉初南越王赵佗犹责汉王朝断绝其铁器供应，这些都是造成陶针在壮族民间流传不衰，成为壮医一种常用治疗器具的重要原因。从这里也可以窥见，针刺疗法在壮族地区、壮族民间源远流长。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壮族聚居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的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o．1厘米，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o．5厘米，直径仅o．1厘米，针锋锐利。经考证认为是两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与 1976年秋，考古工作者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亦为壮族聚居地)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两枚针柄绞索状银针相比，后者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两枚银针，一枚全长9．3厘米，其中柄长7．5厘米，身长1．8厘米；另一枚全长9厘米，其中柄长7．2厘米，身长1．8厘米，针体造型比武鸣铜针有了明显的进步。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经考证亦为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武鸣铜针和贵县银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惟一见诸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它的发现与《内经》提出的微针出自南方的论断是一致的。
据古籍记载，壮族先民使用微针浅刺治病的实践经验是很丰富的。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疗沙虱毒方》载：“岭南人初有此者，即以茅叶细细刮去……其病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沙虱虫形体细小，针挑不但需要高明熟练的技术，而且需要十分精细的针具。武鸣铜针和贵县银针的出土，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表明壮族先民在晋代以前就己掌握了比较熟练的针挑治疗技术，以后则代有发展，形成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治疗手段。文物、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都表明，壮族先民是针刺疗法的创用者，壮族地区是针刺疗法的发源地之一。
舞蹈气功
在壮族医药的起源阶段和早期医疗活动中，舞蹈气功和体育锻炼防治疾病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也是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的。这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壮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宏大画卷——花山崖壁画上面。
现在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花山崖壁画基本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至于崖壁画所反映的古代壮族社会生活内容，由于缺乏明确的相应的文字记载，学者尚在全面深入研究之中。从1984年以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中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从民族医史的角度，对规模最大、图像最为壮观的宁明县花山崖壁画进行了多次考察。考察结论表明： 在花山崖壁画所反映的古代壮族社会生活中，确有涉及到防病治病的医药卫生方面的内容。在这处高达40多米、宽130多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临江崖壁画上面，绘制有1370多个人像。这些人像正面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成90度～110度，半蹲状；两膝关节亦弯成90度～110度。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可以说，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图，都是一种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且似有首领示教。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可以作出种种猜测或分析，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等处关节肌肉的锻炼，是显然而且肯定的。舞蹈及气功锻炼在早期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从华佗创制的五禽戏中可以得到证实。又《吕氏春秋》载：“昔隋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路史·阴康氏》也指出：“阴康之时……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着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之为舞，教人引舞以利通之。”可见引舞疗疾的起源很早。
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阴湿多雨，脚气、风湿、身重着等为常见多发之病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故而壮族先民在实践中创造了这些具有宣导滞着、疏利关节作用的舞蹈动作，并作为永世流传的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绘制下来。花山崖壁画的文献记载甚少，但清代汪森的《粤西丛载》转引张穆的《异闻录》在述及广西太平府沿江两岸的这些崖壁画时，特别指出： “舟人戒五指，有言之者，则患病。”这当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它首次指出崖画与疾病有关。人们对于这些手舞足蹈的人像，只能顶礼膜拜。仿而学之，就可防病；相反，如果妄加评论或微言指责，就要受到病魔的惩罚。这种被神化了的传说性记载，对于我们考察花山崖画无疑是很有启发的。
壮医专家覃保霖先生从气功的角度考察花山崖画。认为其中典型画面，人物正面站桩形式，双膝微弯成平马步，双肘微屈上举成莲花掌，按这样的功式实测，人体重心自然凝聚于脐下气海丹田，是人体站得最稳的功式。壮族民间练气功、扛石、举重均用此功式。左江流域在一个回归年中，由芒种经夏至回到小暑前后，都有特定时刻太阳正临当地子午线天顶，这是壮医选择的特定气功日。此时练气功则因人天地同在一宏观引线上，故效果最佳。覃氏认为，花山气功体现了壮医理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天地三气同步运行，符合关于天体力学的宏观理论。人体受天体宏观引力作用，调动体内微观生理机能，使躯肢脏腑气血同步运行，健运不息，起到养身健身祛病康复之效。覃氏将春秋战国时期带气功铭文的玉佩、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帛画以及广西花山壮族先民古代气功崖壁画，并称为中国三大气功文物。
在壮族先民的早期医疗活动中，崇尚舞蹈气功除了体现在花山崖壁画的人物图像外，在壮族的一些其他出土文物上也有所反映。例如在贵县和西林出土的西汉时期铜鼓饰纹上面，就有许多舞蹈的形象：舞姿有的重心偏后，上身微微昂起；双臂前后屈伸，并上、下摆动，似乎是在模仿鹭鸟展翅飞翔时的矫健姿态。至今一些民间壮医在治病时，还在演示类似花山崖壁画人像和铜鼓饰纹舞蹈图像的动作。崖画所在地宁明县城的一位老壮医，以古稀之年获得1970年广西全区武术观摩赛二等奖，可见其雄风犹存。据此可以说，广泛利用舞蹈导引、按矫气功治病，是传统壮医源远流长的一大特色。
药物知识积累
壮族先民聚居地区位于亚热带，气候潮湿多雨，溪流河谷，高山峻岭，地形复杂，草木繁茂，为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是个天然的大药库。据 1994年调查统计，广西境内的植物、动物、矿物药资源达4 623多种；药物资源基源总数雄居全国之首。
在壮族先民的早期医疗活动中，药物知识的积累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山海经》一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医药的古籍。据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统计，其记载的药物有动物药66种，植物药51种，矿物药22种。从广西发现的成堆的野猪、野羊、陆龟、象、大熊猫、中国熊、蚌壳等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在一个岩洞同一地层出土，说明当时的土著人与动物接触较多。现在的一些壮族地区仍有生饮动物血的习俗，壮医用药有扶正补虚必用血肉之品的特点，是与此有关的。《山海经》记载的药物以动物药居多，其中大部分壮族地区有出产。
壮族先民早期的药物知识积累，尚可从某些文字的训诂中窥其一斑。《山海经·南山经》：“祝馀，其状如韭而青华(或作桂荼)，食之不饥。”“白善(或作睾苏)，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饥，可以释劳。” “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祝馀，壮语读为“卓医”，义为“放药”， 《尔雅·释木》言茶为茶之初文，故桂荼犹今桂茶。白善，“善”字今人读旧，古人读“高”。壮语语法多用倒装，白□(艹＋咎)用壮语读是蒿苏，睾是后起文字，有高义，故睾苏即蒿苏，犹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训读为草木之母根。壮族风俗，幼儿体弱多病，常佩用草药母根一截，可防病治病。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约成书于东汉年间，在其收载的 365味药中，主产或特产于壮区的菌桂、牡桂、薏苡、丹砂、钟乳石等均被收入。该书中“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等作用的下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这说明在此之前，壮族先民已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用药经验和知识，并传入汉族地区。
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发掘了罗泊湾一号汉墓，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南宁的清热解暑凉茶——王老吉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也是一味壮医至今仍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在一号墓椁室淤泥内出土了大批植物种实，经广西大学和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保存块根)、芋(保存芋茎和芋头外壳)、纤维状物(可能是木棉)。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物。说明在此之前，用草药治病在壮族地区已相当普遍。同时出土的尚有杉木木简，宽1～1．5厘米，厚0．3厘米左右，均残断。可释读的有10件。其中标本M1：368，“芭蕉心X”，第四字似“发”。芭蕉又名甘蕉，稽含《南方草木状》言：“甘蕉望之如树……一名芭蕉，味似葡萄，甜而脆，亦疗饥。”“交广俱有之。”芭蕉心性寒凉，木简可能是记载壮族先民用药经验的，惜不能观其全文。
壮医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神话是人类祖先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比较低，不可能很科学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事物以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于是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有超然物外的神灵在主宰。用“想象和借助想象”，把一切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和人格化，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创造出许多神话和传说来。在壮族聚居的柳州、南宁、百色、河池地区的不少县志中，在述及医药时，都有“药王庙”的记载。这些“药王”、“神医”，正是壮族及其先民千百年来防病治病的理想的化身。壮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是很多的，如“盘古开天地”、“特康射太阳”、“妈勒访天边”、“陆驮公公”、“布伯”、“姆六甲”、“布洛陀”、“祖宗神树”、“三星的故事”等。有关壮医起源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两个，即“神医三界公的传说”和“爷奇斗瘟神——靖西壮乡药市的传说”。从这两个神话传说故事中，可以想象到壮族先民崇尚医药，顽强和瘟疫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和理想境界，是壮医起源和壮族先民早期医疗活动的反映。
神医三界公的传说
在壮族聚居的忻城县土司衙署旁边，现在仍保留有一座三界庙，据说建于明代，是专门供奉三界公的。传说古代壮乡有一位神医，人们都称他为三界或三界公。三界本姓李，幼即丧父，随母再嫁到冯家。靠卖柴度日，家境贫寒。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一次在梦中得仙人指点，要他不畏一切险阻，攀登高接云天的须眉山，去接受八仙赠送的宝物。三界遵照梦中仙人的话，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一路上，三界不贪图强盗分给的赃物，在和一只猛虎的搏斗中，紧抓虎尾巴不放松，结果虎尾化成了一条彩带，虎负痛而逃窜。他继续攀登悬崖，上了第一峰、第二峰。在向最高峰攀登时，忽然听到草丛中沙沙作响，一条水桶般粗大的蟒蛇，张开血盆大口向三界扑来。三界用扁担、柴刀奋力与大蟒搏斗，终被大蟒紧紧绞住，人蛇打滚，昏迷过去。待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大蟒的踪影，手中却握着一条奇棒，棒上写着“须眉棒”三宇。三界持彩带和须眉棒继续前进，又翻过了几个大坳，终于来到了云雾缭绕的最顶峰。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仙境洞府，他得到八仙的礼遇和点化，告诉他一路上与虎、蟒搏斗中所得的五彩如意带和须眉棒，都是能治病的宝物。并要他用这些宝物为乡亲们治病。仙人们又送给他一个大仙桃，让他吃了脱胎通仙气。再送给他一本金字天书，嘱其临危念动真言，可以逢凶化吉，甚至起死回生。
三界从此成为壮乡的神医。他每天手持五彩如意带和须眉棒，怀揣金书，走村串户为病人治疗。不管是恶疔毒疮，还是骨折筋断，只要用五彩如意带包扎，并照金书念动咒语，再用须眉棒轻轻敲三下，立即就复原痊愈。不少弓背跛脚、眼瞎浮肿的病人，都给三界治好了，因而很快就远近闻名。土司老爷得知三界有这么好的法宝，又天天为百姓治病，深得民心，十分害怕，便以谋反罪奏请皇帝派出三千兵马，浩浩荡荡开赴壮乡，不容分说，把三界上枷锁押到京城，关入大牢。老百姓知道三界被官兵抓走，都纷纷到京城为他求情。但老皇帝硬是说三界妖法惑众，图谋造反，将三界市曹问斩。三界在刑场上拒不下跪，并暗中念动金书咒语，刽子手们的大刀利斧，都无法伤他的一根毫毛。一刀砍下，三界头冒火星，刽子手反而跌到三丈外。皇帝闻讯，又传旨用一个大铜钟罩住三界，弄来三百担桐油，几千斤柴火，在钟外烧起烈火，以为这样就可以烧死三界。哪知三界在钟内闭目念咒，件件法宝显神通，白天在钟内坐着，夜晚却能潜回家中治疗病人。皇帝又叫烧红铁棒，令三界吞下，三界竟能像啃甘蔗一样，把烧红的铁棒啃掉一半。皇帝和文臣武将们无奈，加上听说许多州府瘟疫流行，百姓病死无数，大片田园已荒芜，于是转而下令，释放三界，让他到疫区为百姓治病。同时也想看看他的法宝是否真的那么灵验。
三界来到瘟疫流行的州府，立即念动咒语，向四海龙王求得龙涎水，又进深山采集百种草药共制成驱瘟神丹。病人服下这种仙药后，吐出了肚里的恶臭的瘟毒黑痰，顷刻浑身清爽，健壮如初。三界为穷人治病，亲自登门，不避臭秽，连诊药费也不收一分，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敬。瘟疫很快就平复了，皇帝念三界治病有功，本想封他为国师，但是一班奸臣死党又出来阻拦，诬蔑三界与州府勾结，通同作弊欺骗皇帝。昏庸的皇帝听信奸臣谗言，又把三界囚禁起来。三界一气之下，决定用他的法宝和法力，惩治这帮坏人。他念起咒语，只见金銮殿上的文臣武将们，全都各长出了一条三尺多长的尾巴，个个吓得大惊失色。皇帝只好请三界为众大臣除尾巴。三界让他们轮流摸他的须眉棒。十个大臣摸须眉棒后，有九个的尾巴消失了。有一个最坏的家伙，无论怎么摸也去不了这条难看的尾巴。三界乘机对老皇帝说因为他是奸臣，作恶太多，残害忠良，鱼肉百姓，天怒人怨，所以法力对他也没有用了。皇帝此时也不得不听三界的话了，立即传旨将这个长尾巴变禽兽的大奸臣满门抄斩，大快人心。
三界辞去皇帝给他封的官，带着仙人赠他的几件法宝，又回到壮乡老家，为群众防病治病，一辈子做救死扶伤的好事善事，百岁无疾而终，并被八仙超度而去。壮乡千山万□(山＋弄)，为三界公立庙宇，香火不绝，祈求三界公保佑，除病消灾，福寿双全。
爷奇斗瘟神——靖西壮乡药市的传说
在桂西壮族聚居的靖西县，流传着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药市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该县远近村寨溪峒的壮医药农，以及懂得一方一药的壮族群众，纷纷将自采的各种草药，肩挑车载到县城摆摊出售。上市的药材品种达数百种以上，赶药市者多达万人，主要圩亭都摆满，不下五六百摊。壮族居住的忻城、隆林、贵县(今贵港市)等地也有药市，但其规模则未能与靖西药市相比。1991年9月中国药学会药史分会的60多位专家来到靖西考察，对这个奇特的壮乡药市称赞不已，建议保护和发展。
靖西药市到底起源于何时，现尚未发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当地民间传说，药市是古时候一位大家都叫做爷奇的医术高明的老壮医，带领壮族人民群众，大量采取各种山间草药，跟一个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就来肆疟人间的瘟神——“都宜” (壮语，即千年蛇精)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后逐渐形成的。这瘟神“都宜”很厉害，凡是有人居住的村寨，它都要去喷射毒气，散布瘟疫，放蛊害人。一家一户对付不了它，一村一寨也奈何它不得。爷奇常年为乡亲们治病，并仔细观察“都宜”的恶行，发现它特别害怕艾叶、菖蒲、雄黄、半边莲、七叶一枝花等许多草药，于是就教会人们采集这些药材，或挂在家门口，或置备于家中，以对付“都宜”的袭击。在“都宜”到来之前，或以草药煎汤内服，或煮水洗浴，就可预防瘟疫流行，即使得了病，也会很快痊愈。因为有的村寨采集的药材较多，有的村寨采的较少，甚至采不到这样那样的品种，爷奇就建议大家在五月端午把家里的药材都摆到街上来，这样一来可以向瘟神“都宜”示威，二来可以互通有无，交换药材品种，交流防病治病经验。“都宜”发现各村寨群众居然贮备那么多草药，而且联合起来对付它，气焰就再不那么嚣张了，最后只好逃之天天。奇爷不但教会人们采药，而且教会人们种药。如今靖西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田七产地之一，相传也是这位神医兼药农开的先河。
传说当然不能引为确证，但它至少能说明，靖西药市形成的年代相当久远，说明这里的壮族群众，有利用草药同疾病作斗争的传统和习惯，而且可能涌现过像爷奇这样的高明壮医。事实上，从认药、采药、用药到形成药市，也必定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壮乡男女老少争逛药市，壮医药农互相交换药物及交流医疗知识，这不仅是一种群防群治的良好民俗，也是壮族医药史上的光辉篇章。
诊断
数千年来，壮族人民在不断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诊病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且颇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主要的诊断技法有：望诊、目诊、舌诊、甲诊、指诊、耳诊、闻诊、询诊、按诊、腹诊、脉诊、探病诊法、表里反应诊法。
望诊
望诊是医生通过眼睛对病人的全身情况和局部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观察，以推测病变，找出诊断依据的一种诊法。壮医望诊包括全身望诊和局部望诊两个方面。全身望诊主要望发育、营养、面容、体位、步态、姿势、意识等全身情况。局部望诊主要望各部位的改变，如皮肤颜色，皮疹情况，舌质、舌苔变化，肿块大小、部位，伤口长宽部位以及头、颈、胸、腹、四肢和分泌物、排泄物等情况。望诊中，尤其重视面部望诊，壮医通过观察患者面部的颜色、光泽来判断患者气血阴阳的盛衰、病情的轻重及预后的转归。如患者额部及印堂部位出现暗黑色或灰色无华者，多提示体内有“阴疮”；暗黑灰色自上而下延伸，提示病情由轻转重；暗黑色延伸至两颧后多不可治等。望诊时还要注意在充足的自然光下进行为佳。
目诊
壮医目诊属壮医望诊的内容之一。壮医目诊是通过观察眼睛来诊断全身疾病的一种诊法。它通过观察人的眼睛上各部位的形态、色泽、斑点及其位置结构的动态变化来判断人整体及各部位的健康状况，为诊断、治疗与预防疾病提供依据。重视目诊是壮医的重要诊断特色之一。
壮族称眼睛为“勒答”。壮医对“勒答”极为重视，认为“勒答”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光明的使者，是天人地三气精华之所系，人体脏腑之精皆上注于目，所以“勒答”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勒答”长在“巧坞”上，直接受“巧坞”指挥，因此，壮医在疾病的诊断上，把目诊放在重要的位置，认为目诊可以确诊疾病，推测预后，判断死亡。凡人体内部脏腑、“嘘”(气)、“勒”(血)、谷道、气道、水道、龙路、火路、“巧坞”功能状况如何等，都可以通过目诊而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老一代壮医主要是通过肉眼观察病者“勒答”神采、色泽、灵敏度、是否干涩、视力及脉络走向、颜色、分布等来诊断疾病，以后历代有所总结、发展和提高，并受兽医相牛马之目以诊畜病的启发，形成了现代比较规范的一套壮医目诊法。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目诊专家黄老五副主任医师，在继承前辈目诊经验的基础上，经多年临床实践，并借助现代放大镜技术，把壮医目诊水平提高了一步。在数倍放大镜下，他可以通过观察“勒答”色泽、形态、脉络的细微变化来诊断疾病。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不同的病变部位，都可在白睛(巩膜)上找到特定的讯号反映区；同一器官、组织的不同疾病，在反应区上亦可有不同的变异信号。黄老五副主任医师把他目诊的规律总结为：着色深浅判新久，弯曲频率别轻重，脉络混浊有湿毒，脉络散乱为风毒，脉络近瞳属于火，脉络靠边属于寒，黑斑属淤蓝为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之一，以期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明壮医目诊的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
舌诊
舌诊亦为壮医望诊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望舌苔、察舌质两大部分。壮医认为，舌位于口腔之内，雄居谷道门户，与气道相通，上面布满龙路、火路脉络。舌与“咪胴”同居谷道。通过谷道纳入之食物，经“咪胴”、“咪曼”、“咪叠”化生变为“嘘”、“勒”物质，与经气道纳入之气相合，顺龙路网络，上注于舌，故舌可反映人体“嘘”、“勒”、正气之亏盈。另一方面，气道、谷道常为痧、瘴、风、湿等诸毒入侵之通道，犹如中医所称之“病从口人”，而舌扼气道、谷道要塞，故毒之轻重亦可从舌上反映出来。由此，察舌即可测知正之亏盈、毒之轻重，这是壮医望舌诊病的依据。
甲诊
甲诊属壮医望诊范围，为壮医特色诊断方法之一，在壮族地区应用较广，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甲诊即通过观察指甲的变化来诊断疾病。按照传统壮医理论，龙路、火路在人体内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嘘”、“勒”精微在其内转输，灌注全身，如此人体得养，正常的生命活动得以维持。另一方面，邪毒内侵，亦假龙路、火路作为通道。而手部指甲上下密布龙路、火路末梢的网络分支，整个指甲犹如一个“屏膜”，毒之轻重、“嘘”“勒”之盈亏、脏腑骨肉之功能状态，皆可从指甲上反映出来。
指诊
指诊为壮医望诊的内容之一。主要通过观察手各指之颜色、质地、形状、运动状态等来推断疾病。壮医认为，手指亦为人体的缩影之一，正之盛衰，毒之轻重，“三道”、“两路”的功能状态，皆能从手指反映出来，故根据手指部位的异常征象，可以诊断疾病。
耳诊
壮医耳诊即通过察耳以诊病，分察耳尖与察耳廓两大部分。壮医认为，耳居天部，附于“巧坞”两侧，通连“勒答”，通过龙路火路网络与全身脏腑骨肉相通，耳朵配合两眼(勒答)构成巧坞的左丞右相，起巧坞的“耳目”作用，勒答藏于巧坞内，而耳朵露于巧坞外，伸向两侧，察耳朵可诊知某些疾病。耳尖位于耳的顶端，对外界气候的变化最为敏感，故以耳尖为重点诊察点。
闻诊
壮医闻诊主要指通过嗅气味来辨别疾病。听声音而诊病归在息诊范围，自成章节。
1．嗅废物气味
人体气道、谷道、水道排出之废物，如痰涎、呕吐物、大便、小便、汗液以及脓液、白带等，凡腥臭异常，甚则臭不可闻者，多为热毒为患，或湿热之毒内阻。臭味不甚者，多为寒毒，或阳虚。若见废物中夹血，为气道、谷道或水道由龙路、火路脉络损伤，须详细察之。
2．嗅特殊体气
通过嗅患者身上发出的某些气味，可察知某些疾病，尤其是对“巧坞”坏，神明已乱而昏不知人者，嗅体气可帮助诊断。
若患者口气臭秽，多为谷道内有宿食，或伤食，“咪胴”内热或牙疳。若口出腐臭之气，应考虑是否有内痈。鼻臭者多为鼻渊，身臭者应考虑是否有烂疮。病者有尿臊味为水道不用，见于水肿晚期，有烂苹果味见于消渴症，均属危重征候。
询诊
询，即问之意。询诊，即通过询问病者或陪诊者，以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现在表现及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所有情况，从而对病者所患疾病作出诊断。询诊是壮医诊断疾病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很多疾病，都必须通过询诊才能作出明确诊断。
按诊
壮医按诊，是对患者的肌肤、手足、胸腹或其他病变部位进行触摸按压，以测知局部有无冷热、硬块、压痛、淤块或其他异常变化，以推断疾病的病位和病性的一种诊断方法。
腹诊
壮医腹诊法，从总的来看，为壮医按诊的内容之一，但部分腹诊法，如农氏腹诊法，独具特色。
腹内为谷道、水道要塞。谷道脏器“咪叠”、“咪背”、“咪隆”、“咪曼”、“咪胴”、“咪虽”，水道脏器“咪腰”、 “咪小肚”，妇人之“咪花肠”等，皆位于腹内，谷道、水道为人体精华化生，废物外排之所，而这正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故全身正之盛衰，特别是谷道、水道各脏器病变，皆可通过腹诊察而得之。
脉诊
壮医脉诊为壮医按诊的内容之一。壮医脉诊是通过按脉以诊察疾病的一种方法。对于脉诊的原理，壮医主要用龙路、火路理论进行解释，壮医认为：龙路、火路网络沟通人体天、人、地三部，为“嘘”、“勒”运行通路，也是毒邪内侵途径，而壮医脉诊所选用的部位，正是龙路、火路较浅表的分支，故通过脉诊，可以测知人体正之亏盈，毒之轻重。壮医常用的脉诊法有下面几种。
1．三指四肢脉诊法
三指四肢脉诊法指以手三指布成品字形，分别按四肢一定部位脉搏，从而诊断疾病。壮医三指四肢脉诊法，据调查主要流传于广西柳州、河池等壮族地区。
2．单指脉诊法单指脉诊法流行于广西左右江壮族地区。单用右手中指诊脉以察病。
3．六指同步按诊法
即双手食、中、无名指同时切按天、人、地三部之脉，据天、人、地三部脉象的变化诊察正之盛衰，毒之轻重以及谷道、气道、水道、龙路、火路功能状态。
4．三指定位法
医者以左手诊病者右手，右手诊病者左手之脉。先将食指按在掌后高骨后缘，再按顺序布好中指和无名指。左手食指候咪心头；中指候咪叠；无名指候咪腰。右手食指候咪钵，中指候咪隆、咪胴，无名指候咪腰。脉象有浮、沉、大、小、平、快、慢等七种，其中以平脉为正常脉，其余六脉为异常脉，如咪钵部脉浮有力提示为痨病；咪腰部脉浮大有力提示咪腰有热毒。
5．中医脉诊法
随着文化的传播及不同民族医药体系的交流，壮医药也吸取了部分中医药成分，部分壮医在进行脉诊时不同程度地采用一些中医脉诊法以察脉，以帮助诊断。
来源:广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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