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地域的，越是国际的；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越是历史的，越是未来的。
“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文献·展览·博物馆
三大石文化项目启动
招商工作开始 全球范围诚寻项目合作伙伴
“邕江流域石文化”的概念于2003年初首次提出，是指广西行政区域内的邕江及其上游江河（左江、右江等）流经的水面及流域片土地面积上形成的石文化。邕江流域石文化研究范围包括：（一）考古类：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新时期时代磨制玉石器（玉石斧；玉石铲；玉石锛等）、穿孔石器等。（二）赏石（奇石）类：天然形成的奇石等。（三）矿物晶体类：各种矿物晶。（四）古生物化石类：动物、植物化石等。（五）园林石文化（包括人为加工创作的山水盆景石）与自然景观石文化。（六）造型艺术石（如石雕、玉雕、石刻、石建筑、石工艺美术品等）。（七）民族、民俗民风有关的石质品：如石秤砣、石权、石圈、石鱼网坠、石制劳动工具、一切石制品、石制文化用品等民俗石制品类等。（八）原始宗教文化与崇拜石文化。（九）石文化的衍生与外化：与石文化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文化现象。
目前，“邕江流域石文化”已逐步形成了一种文化形态，并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弘扬“邕江流域石文化”，挖掘其文化内涵等方面，广西东方石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邕江流域石文化”是一个文化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邕江流域石文化”承载自然的历史，孕育远古的文明，见证今天的成就，昭示未来的辉煌！
“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招商工作开始，全球范围诚寻项目合作伙伴。
“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文献·展览·博物馆三大石文化项目包括：
一、“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之一：文献
收藏研究欣赏权威文献 珍品传世典藏最佳平台
《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瑰宝》
二、“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之二：展览
邕江流域石文化两大核心、“古象化石文化展”与“石器文化展”震撼启动。
1、“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之二：展览1
首次古象化石文化主题展览《古象遗珍——广西邕江古象化石文化展》
2、“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之二：展览2
珠江流域远古文明史的见证《文明遗产——广西邕江流域石器文化展》
三、“邕江流域石文化项目包”之三：博物馆
历史底片荟萃传世瑰宝 文化遗产承载华夏文明
中国首家石文化主题文化博物馆——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博物馆。
中国首家石文化主题文化博物馆
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博物馆合作项目简介
一、前 言
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博物馆概念的提出，不仅因为广西邕江是邕江古象化石的发现地，而且邕江古象化石文化向世界展示了史前邕江流域两岸的远古环境风貌，这里曾经是远古大象生活的乐园，也是中国南方自然界历史变迁的见证，而且邕江作为珠江的上游江河之一，它是广西南宁人的母亲河，也是南宁文化的源头。邕江流域以及邕江上游的左江、右江孕育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与民族文化源流。
右江流域的广西百色发现80万年前的旧石器，被评为“200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之一，推翻了“东亚人类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说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进化的历史。被誉为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壮族传说中的创世神——布洛陀，也是壮族文化及壮族文明的摇篮及起源发祥地就诞生在右江。而著名的“花山壁画”诞生在左江。悠久灿烂的邕江流域石文化历史是中国南方自然界历史变迁的见证，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珠江流域远古文明历史的见证，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遗产。
作为邕江流域石文化两大核心项目，也是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博物馆两大核心展览项目——《古象遗珍——广西邕江古象化石文化展》和《文明遗产——广西邕江流域石器文化展》的启动，标志着迈向广西邕江流域石文化博物馆这个终极目标的开端。
广西东方石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联系方式
邮政通讯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南宁市淡村路22号15栋2号 邮政编码：530031
电话Tel：（0771）3085530 手机Mobile：13387714329
E-Mail: mahongpin@163.com mahongpin@tom.com mahongpin@hotmail.com
东方石文化网 http://mahongpin.blog.tom.com http://mahongpin.blog.163.com
http://blog.sina.com.cn/u/1404272914 http://www.blogcn.com/user45/mahongpin
一个很好的创意文化项目.
邕江只是郁江的一段。如要包括上游的左、右二江，该流域一般不称为邕江流域而称为郁江流域。
右江、左江于南宁西郊宋村三江口汇成邕江，至横县六景镇始称郁江，此名止于桂平郁江与黔江汇合处。
个人觉得东亚古人类是否落后与西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很多学者似乎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情感和尊严”等去努力求证某些历史，但这明显是泛政治化了，做学术应该忌讳这样的个人情感，才不至于陷入主观。80万年前的旧石器的意义应该是在于我们现代人发现了当时的古人类在这里活动的轨迹，从中可以研究很多东西，但草率地将80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现代中国人或者现代壮族人联系起来，说明这些古人类就是现代中国人或者现代壮族人的祖先，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
稍微有一点分子人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现代人类都是同一个祖先“智人”发展而来的。从上个世纪80 年代开始，科学家们根据SNP理论，分别检测了人类线粒体DNA、Y 染色体非重组区段上的多个SNP，分别构建了人类母系系统发育树、父系系统发育树，进一步分别从母系遗传角度与父系遗传角度得到了人类的“非洲起源”学说，也同时也得到了各大洲不同人群的遗传背景信息，发现了不同大洲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较为特征性的SNP分布信息，也就是说，人种在几万年前才开始分化。人种的分化必然是从原来发源地迁出之后在各地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下开始的，而这个开始是绝对不会上溯到80万年前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存在于东方还是西方的80万年前或者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在没有分子人类学数据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都不能说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而更可能是另外一些的古人种，这些古人种在演化发展的长河当中已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绝种了，如分布于欧洲的“穴居人”，虽然留下了许多的古人类文化遗迹，但科学家们均认为穴居人没有成功演化下来而是在某个历史阶段被自然淘汰了（传染病导致穴居人灭绝一说占主流），发源于非洲的“智人”迁徙到欧洲之后和穴居人还曾经发生过战争、协作、混居等接触，但由于和穴居人不是同一个物种所以智人对穴居人的传染病有着免疫力，成功的演化下来而成为现代人类的祖先，事实上分子人类学家都坚信全球人类均来自共同的一个非洲祖先。
当然，并不是说右江河谷发现的80万年前的旧石器人类遗址就没有意义了，它当然还具有非常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只是它的研究价值不应该戴上不相称的花环而已。相比起来，广西境内发现的在几万年以内的各种新时期时代的人类遗址，和现代壮族乃至广西以及中国南方人的联系就密切得多了，对壮族进行的最新分子人类学研究也正在揭示这一点，壮族人群很可能是中国比较古老的族群之一（如《从父系遗传结构分析壮族的起源与分类》，陈晶，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综合实验室），这点就不赘述了。
我想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流域的古人类的某些遗传基因或者文化成分与来自非洲的“智人”发生融合，并延续至今。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通过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现代人类存在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可称之为“线粒体夏娃”，生活在约14万年前），又通过Y染色体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可称之为“Y染色体亚当”，约6万年前）。
“这个发现，绝不意味着14万年前只有一个女人或6万年前只有一个男人。恰恰相反，当时肯定同时生活着许多女人和许多男人，只不过她们的线粒体基因和他们的Y染色体基因没有遗传到现在而已。但是她们或他们遗传下了其他的基因。“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除了遗传下线粒体和Y染色体，很可能没有其他基因一直遗传到现在。
不仅是线粒体基因或Y染色体才存在这种情形。我们随便拿一个基因，只要把它们的突变过程追溯得足够远，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祖先，只不过，这些祖先生活的时间可能各不相同。这些祖先甚至未必是人，有的可能要追溯到人进化出来之前的某个动物。”（以上摘自方舟子文章）
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流域的古人类的某些文化成分与来自非洲的“智人”发生融合，并延续至今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对80万年前右江流域古人类的遗传基因与智人发生融合并延续至今的可能性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同起一源，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物种一旦经过彻底分化后，就因为生殖隔离而无法再次发生交融并产生后代，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现代进化论认为，物种形成大致要经过3个阶段：一是由于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和基因重组，使种群中产生可遗传的变异；二是由于自然选择等因素作用于可遗传的变异，使种群的遗传结构(基因型频率和基因频率)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三是由于不同种群由于地理隔离和生态隔离而加深了性状分歧，逐渐形成亚种，一旦出现了生殖隔离，亚种就变成了新种。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之间在自然条件下不交配，即使能交配也不能产生后代或不能产生可育性后代的隔离机制，便称为生殖隔离。若隔离发生在受精以前，就称为受精前的生殖隔离，其中包括地理隔离、生态隔离、季节隔离、生理隔离、形态隔离和行为隔离等；若隔离发生在受精以后，就称为受精后的生殖隔离，其中包括杂种不活、杂种不育和杂种衰败等。其中，马和驴是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可以杂交生下骡子，但由于马和驴之间的分化已经达到了各自形成新物种的程度，所以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骡子体内染色体是单数，不成双，因此无法繁殖后代。同样的例子还可以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找到，狮子和老虎之间可以生育狮虎，但狮虎至今还没有生育的先例。
我想几十万年前的世界各地古人类均属于灵长类的高智能物种，它们之间如果因为地理隔离达到一定的时间，会因为分化成为不同的新物种，他们之间如果后来发生接触，不会存在生态隔离、季节隔离、形态隔离和行为隔离等受精前的生殖隔离而有可能产生交媾活动，但由于属于不同的物种，他们之间就有可能会存在生理隔离，或者有可能发生受精后的生殖隔离，如杂种不育而无法生育后代，又如不能产可育的杂种后代，即生下后代但其后代无法再生育等。前几个月看过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的一个讲述几万年前欧洲土著的穴居人和后来迁入的智人之间接触、混居而最终智人取代穴居人的译制片节目，该节目讲述穴居人拥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智人进入欧洲后与穴居人发生过斗争，后发生过协作甚至混居、交媾等，但智人与穴居人由于他们的共同祖先长时间的地理隔离，已经分化成为了新物种，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办法生育后代，后来穴居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染病当中集体灭绝，而智人因为与穴居人是不同的物种，所以穴居人的传染病并没有跨越物种而传染给智人，后来穴居人灭绝了，智人就取代了穴居人而成为了欧洲的新主人，而这也只是几万年前而已。
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现今世界上的各个人种均是智人离开非洲后扩散后世界各地并成功演化而取代其他古人类的后代，智人的扩散能力非常强，所以短时间（如几千年）的地理隔离也不能使得各地智人的后代产生新的隔离机制即生理隔离，所以现代黑人、白人、蒙古人种、棕色人种之间均可以杂交而生育健康的后代，印地安人在迁入美洲大陆之后与其他大陆的人类发生了长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地理隔离，但与其他人种之间始终都没有发生生殖隔离，也是缘于智人及其后代扩散能力之强以及地理隔离的时间还远远不够长久。
我想，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河谷的古人类，如果它们（因为还不是现代人所以不用“他们”）与西方或者非洲同一时间的古人类之间存在漫长时间的隔离而产生生殖隔离，那么他们和其他古人类乃至非洲智人祖先之间接触交媾而生育下后代并将基因延续至今的可能性就很小。但也不排除这些右江河谷古人类与非洲或西方的同一时期古人类是同一物种而通过迁徙、接触、混居乃至交媾而继续将基因延续至今的可能性。80万年这个时间实在太长，所以以现代人的科技能力去推测是无法做出绝对的判断的，所以暂时来说也只能说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话题上，我个人也是门外汉，只是用个人对物种、基因等有限的知识去想象和推测问题而已。
我个人对右江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推翻了“东亚人类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说法我倒没有异议，但对“右江流域的广西百色发现80万年前的旧石器……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进化的历史”这一说法，我个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我个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当时东方（右江河谷）和西方的古人类可能不存在谁远远落后与谁的问题，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人类，都有可能与现代人无直接的关系，因为现代人更可能是另外一个源自其他古人类物种的后代。
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流域的古人类的某些文化成分与来自非洲的“智人”发生融合，并延续至今的可能性是有的，人是一个善于相互学习和借鉴的高智能物种，文化因此而在人类当中代代相传而得以繁盛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不过对80万年前右江流域古人类的遗传基因与智人发生融合并延续至今的可能性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同起一源，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物种一旦经过彻底分化后，就因为生殖隔离而无法再次发生交融并产生后代，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现代进化论认为，物种形成大致要经过3个阶段：一是由于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和基因重组，使种群中产生可遗传的变异；二是由于自然选择等因素作用于可遗传的变异，使种群的遗传结构(基因型频率和基因频率)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三是由于不同种群由于地理隔离和生态隔离而加深了性状分歧，逐渐形成亚种，一旦出现了生殖隔离，亚种就变成了新种。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之间在自然条件下不交配，即使能交配也不能产生后代或不能产生可育性后代的隔离机制，便称为生殖隔离。若隔离发生在受精以前，就称为受精前的生殖隔离，其中包括地理隔离、生态隔离、季节隔离、生理隔离、形态隔离和行为隔离等；若隔离发生在受精以后，就称为受精后的生殖隔离，其中包括杂种不活、杂种不育和杂种衰败等。其中，马和驴是亲缘关系接近的类群，可以杂交生下骡子，但由于马和驴之间的分化已经达到了各自形成新物种的程度，所以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骡子体内染色体是单数，不成双，因此无法繁殖后代。同样的例子还可以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找到，狮子和老虎之间可以生育狮虎，但狮虎至今还没有生育的先例。
我想几十万年前的世界各地古人类均属于灵长类的高智能物种，它们之间如果因为地理隔离达到一定的时间，会因为分化成为不同的新物种，他们之间如果后来发生接触，不会存在生态隔离、季节隔离、形态隔离和行为隔离等受精前的生殖隔离而有可能产生交媾活动，但由于属于不同的物种，他们之间就有可能会存在生理隔离，或者有可能发生受精后的生殖隔离，如杂种不育而无法生育后代，又如不能产可育的杂种后代，即生下后代但其后代无法再生育等。前几个月看过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的一个讲述几万年前欧洲土著的穴居人和后来迁入的智人之间接触、混居而最终智人取代穴居人的译制片节目，该节目讲述穴居人拥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智人进入欧洲后与穴居人发生过斗争，后发生过协作甚至混居、交媾等，但智人与穴居人由于他们的共同祖先长时间的地理隔离，已经分化成为了新物种，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办法生育后代，后来穴居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染病当中集体灭绝，而智人因为与穴居人是不同的物种，所以穴居人的传染病并没有跨越物种而传染给智人，后来穴居人灭绝了，智人就取代了穴居人而成为了欧洲的新主人，而这也只是几万年前而已。
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现今世界上的各个人种均是智人离开非洲后扩散后世界各地并成功演化而取代其他古人类的后代，智人的扩散能力非常强，所以短时间（如几千年）的地理隔离也不能使得各地智人的后代产生新的隔离机制即生理隔离，所以现代黑人、白人、蒙古人种、棕色人种之间均可以杂交而生育健康的后代，印地安人在迁入美洲大陆之后与其他大陆的人类发生了长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地理隔离，但与其他人种之间始终都没有发生生殖隔离，也是缘于智人及其后代扩散能力之强以及地理隔离的时间还远远不够长久。
我想，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河谷的古人类，如果它们（因为还不是现代人所以不用“他们”）与西方或者非洲同一时间的古人类之间存在漫长时间的隔离而产生生殖隔离，那么他们和其他古人类乃至非洲智人祖先之间接触交媾而生育下后代并将基因延续至今的可能性就很小。但也不排除这些右江河谷古人类与非洲或西方的同一时期古人类是同一物种而通过迁徙、接触、混居乃至交媾而继续将基因延续至今的可能性。80万年这个时间实在太长，所以以现代人的科技能力去推测是无法做出绝对的判断的，所以暂时来说也只能说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话题上，我个人也是门外汉，只是用个人对物种、基因等有限的知识去想象和推测问题而已。
我个人对右江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推翻了“东亚人类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说法我倒没有异议，但对“右江流域的广西百色发现80万年前的旧石器……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进化的历史”这一说法，我个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我个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当时东方（右江河谷）和西方的古人类可能不存在谁远远落后与谁的问题，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人类，都有可能与现代人无直接的关系，因为现代人更可能是另外一个源自其他古人类物种的智人的后代。
http://tech.sina.com.cn/d/2006-02-16/0931842726.shtml
基因显示非洲原始人三次出走
直到现在，学界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还是争论不休。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将DNA分析方法指向了比晚期智人更早的直立人，希望从另一面揭开现有人种的整个进化历史。在发表于美国《2005体制人类学年鉴》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坦普莱顿便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的一次在190万年前。
四年前，坦普莱顿就曾提出其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该论文《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fricaagainand again)发表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坦普莱顿于1995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
200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
他表示人类走出非洲的这一时间框架正好与化石记录相吻合，因为目前所挖掘出的直立人就是在那时由非洲向外扩展的。
不是取代而是交融
在流行的理论假说中，非洲古人类走出后便取代了欧亚的原住民。但此次，坦普莱顿却通过基因分析发现，走出非洲的直立人与当地人群之间有着无所不在的基因交流，应该说他们相融的时间比目前科学界所认可的时间还要早。
以线粒体及Y染色体估算，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是15万年到8万年前，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人群的回流和进一步扩张。与现代人完全取代古人类学说不同的是，坦普莱顿主张，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相互融合，构成现代的世界人群，他表示自己的新发现将推翻最近20年国际上广为流行的观点。
“现代人主要起源于非洲，但也并非绝对。当我们检测了更多区域的人类DNA后，对人类进化更深入的见识肯定会随之而来。人群是一次又一次地扩张，走出非洲，但是这些扩张的结果是杂交，而不是毁灭性的完全替代，这种杂交的结果加强了全世界人群之间的遗传联系。”坦普莱顿指出人类进化并非呈现树形，也非简单的格架状，而是互相交融、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小组曾检测过10个DNA区域中的8个，均显示没有取代的现象，每一人种身上都还遗留有更古老的基因特征。
至于为何在190万年前与70万年前会出现两次“走出非洲”的现象，坦普莱顿等人解释，可能与当时的气候有关。古气候数据显示190万年前和70万年前这两个阶段非洲东部有丰富的降水，今日的撒哈拉沙漠在当时便是稀树草原，也正是这一气候条件使得非洲人从东部走出，进而走向欧亚。
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坦普莱顿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过去其他人前进了一大步，但人类进化是极为复杂的，如果想真正揭开人类进化之谜，那么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才行。“不过，坦普莱顿的三次‘走出非洲’的研究，以及亚非欧人种之间互相交融的结论，恰能为多地区起源学说提供更新的证据。”
根据坦普莱顿的理论，80万年前生活在右江流域的古人类可能也是起源于非洲，他们可能和后来到达这一地区的智人发生融合。
人类起源是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前不久CCTV播放的法国影片《智人》我也看了。当时我还注意到影片中这样一个细节：当智人驯鹿族族长和穴居部落女人不得不分开时，他的同伴大声催促他的声音和现代汉语的“走”很相似。也许影片制作者以此表示智人的语言和汉语之间存在的关系。
我们家乡那里有史前的海洋古生物化石，主要是一些贝类。不过我们那里是红水河流域。
这个项目大，但收益是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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