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
第二节 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础。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⑥（译文：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后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根据音韵学对汉字上古音的构拟，把《越人歌》中每一汉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与有关的壮语词一一对照，发现它与壮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①据对古越地的现代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为古越语的成分至今还十分明显。②林惠祥先生还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胶着而成。③表明古代百越语是一种带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语言。
根据古越人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印纹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的符号或文字④，其中以江西省清江县吴越遗址发现的最为丰富⑤，这种符号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后，在焙烧或上釉前刻画上去的，笔法草率急就，刚劲有力。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中的图形符号。但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装饰性线条外，多数符号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释读的，有的尚难辨认，⑥有人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仅发现了表示族徽或制作标记的单字，而且还研究了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句子⑦。说明它们不是原始的图形符号，而已是记事表意的文字。
散布于今福建省华安县汰内乡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经过调查分析，亦均普遍认为不是图画，而是古代的图像文字。并作了内容释读的试探，（11）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⑨“以入水，蛟龙不害也”⑩，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①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②，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③，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约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50000016_311_8⑤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⑥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能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⑦，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11）。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12）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14）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史载，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据林惠祥先生研究，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二省到山东省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吴国国都在今苏州市，东临大海，西滨大湖。闽越、东瓯、南越亦均临海而居，河湖水上与海上的交通均比较发达。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不同地区先后建立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方政权，王位世系均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反映了父系家庭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夫从妻居的残余和原始群婚的遗俗，现代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习俗，应是上述古越人婚姻习俗的残存。古越人断发文身，或者椎髻箕踞，关于“断发”与“椎髻”的情况，有人认为是越人地区同时并存的发式，①也有人认为是因地而异，不同族系的不同发式。例如南越与西瓯、骆越可能为椎髻之民，而吴、越、闽、瓯之越，则皆为断发之人。②以发式的差异区别华夏与越人的不同，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记载较多。现代海南岛黎族，台湾岛高山族，在不久前都还保留了这种遗俗，③并有如果妇女不经文身，死后不得祖先认同的传说。在江苏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泽、福建省闽候县、广东省增城县、佛山市等地的遗址发掘中，均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表明古越人有着打牙的习俗。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长，皆有拔去上齿各一枚的习俗。《太平寰宇记》亦载川西南夷僚子女长大后，要拔去上齿及犬齿各一。贵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的鸟浒人在婚嫁以后，亦有凿去前一齿的习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所以要凿去门齿以利灌药之说。④可见凿齿习俗，在从越人直到僚、乌浒人中均比较流行。其后，贵州等地甚至还有“打牙仡佬”的名称出现。
越人崇拜鬼神，信鸡卜，在后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还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后，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两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将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横木上的悬棺葬。此种葬式在我国东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琉球等地均有所发现，⑤福建省崇安县白岩出土的船棺用两根大圆木分为底与盖两部分刳成，上盖半圆形，内刳空，状如船篷；底呈梭状，内为长方形尸柩。因棺底部首尾经加工微微翘起，使船形十分逼真，远望状如在水上行走的船只，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尽”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入滇的时间，《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隆《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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