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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我曾发过搜集来的关于越人汉化的不少帖子，可惜因宕机而丢失了．现在补发．
| 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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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一生的秘密1 2005-3-23 19:56 回复此发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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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兴强者与传统强者--"岭南"与"江南"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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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源流的多元探討
鄧振麟 許時烺
前言
由於過去廣東土著民對客家的排斥，因此客家研究者羅香林提出客家人是中原士大夫南下的論述，並且得到眾多人的回應，也滿足了客家人居住的正當性。然而，隨著眾多研究史料的出現和醫學檢驗的報告，客家人是漢化的越人後裔，已是無法逃避的事實。因此，土生土長的客家人現在更是擁有居住在閩粵贛大三角區域的正當性，無須再為了土著民的排斥而煩惱爭執，客家剩下的只是一些過去誤會釐清的問題。
長久以來，客家人都以原來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活動範圍約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間，後來因爲五胡亂華、黃巢之亂、北宋滅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繼南遷福建、廣東、江西等地。
近年來關於客家的研究備受各界重視，客家的由來除了上述傳統已有的客戶說外，又相繼有外人說、客居說、夏家說、河洛說、客卿說、佃客說、客萌說、外族說、給客說、夯家說、越人說等等十餘種。
各種客家名稱由來如下：
客戶說、給客說、客居說、客卿說、佃客說、夏家說、河洛說：名稱雖異，都源與羅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導論》所謂晉元帝 詔書所定的“給客制度”相關所述，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華夏族從黃河洛水遷移嶺南輾轉南遷的時候，「暫居」或「客居」或爲「客戶」或「佃戶」或爲夏之音轉「客」、河洛之音轉「客家」爲推論。
外人說、外族說： 根據客家遷入後與土著發生「土客械鬥」，土著對遷入族的稱呼。
夯家說：根據客家夯築土樓爲民居推論。
客萌說：類似新興民族，因時空環境原因 造成由某多元化結合爲一體的民族。
越人說：根據現代醫學 HLA血液檢驗比對的結果，客家人、閩南福佬人、越南人最接近，都是古代越人的後裔。
客家源流的探討
客家源流最早的中原說，根據記載的族譜是有問題的；最起碼論述只說是南下的士大夫，而不說有原來的住民，然後又將之全部歸為是南下的士大夫是不合理的。如果說今天陜北和河南也有人講類似的客家話，但台大教授去考證的結果，發現他們都是清代客家填四川時期時遷去的。
中原說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南下的流民是大規模且普遍的向南方遷移，為何只在閩粵贛三角區形成客家，別處不是。
另外中原說的主客戶問題也是有問題的；其實主客戶分類是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大江南北到處都適用的土地耕作制度，沒有理由相信它是成為族名名稱的由來。
至於客語的漢語成分比現代所謂的國語普通話更具純度問題；事實上客語更具漢語純度的原因，是因為現代的國語普通話是北方漢語長期受非漢語勢力統治下而改變的，換言之，是別人改變後而相對產生的結果，因此說客語傳承了古漢語是對的，客語的漢語純度高，是接受漢語，保存漢語的結果，但不能因此就推論為北方人南下的原因。
不過雖然客語如此，客語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源至古越語成分演變的南方漢語則不可拋棄，事實上也無法拋棄，不忘祖宗言，不數典忘祖，指的也是如此。
客家之名，始於周朝
根據清福州閩學專家蔡永兼《西山雜記》載： “福建周時有七閩，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邰武之武夷，漳岩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
關於七閩，何光岳的《南蠻源流史》載：《周禮•職方氏》：“掌七閩八蠻”。鄭玄注：“閩，蠻之別也”，即閩乃蠻之別種。
從以上史料記載看，周朝已確有客家種族，是七閩之一。
而從上述史實和諸多論述之中也說明：客家之名，始於周朝，現客家汀贛地居民周朝時已有客家種族之名。
古楚越的傳說與歷史
楚粵民風-莊周遊楚
春秋時宋國蒙邑人莊周「南遊楚越，採訪古風」讓我們瞭解春秋時「楚越」歷史背景與「中原」語言文化的差異情形：．．．楚國南郢沅湘一帶，古代曾屬“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九黎之地。．．．西周初期，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之地，始有楚國與楚民族。．．。
中原人一直將楚人當蠻夷看待，有“蠢爾蠻荊、蠻荊來犯”之類的詩句。楚地的風俗，與中原大不相同，．．如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與火神的後裔，日、火色赤，所以楚人崇尚赤色，進而發展到喜愛所有鮮艷濃烈的色彩，他們的袍衣裙袖，絲錦織品和各種手工藝品， 都用各種艷麗的色彩精心裝飾，絢爛佳妙，美不勝收。．．．。
另外，由於日出東方，所以楚人以東向為尊，而不像中原人以南向為尊，中原以右為尊，楚人卻以左為尊．．．。
莊周來楚之前，一直弄不清楚楚國人很崇拜的鳳是什麽神物；．．周人有龍而楚人有鳳，楚地尊鳳貶龍。．．青銅器皿和手工藝品上，鳳翅高揚抽撻龍脊，痛得矯龍嗷嗷號叫。傳說鳳凰從南海出發飛向北海，一路上非梧桐樹不棲，非竹子的果實不食，非味如甘醴的泉水不飲，因為它怕別的東西玷污了它高潔的身體。楚國雖有楚言楚文字，但開始沒有用母語創作的典籍。楚國的典章制度，多從華夏諸國取法仿效。中原禮治文化對楚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上層貴族社會，而於江湖草萊浸染甚微。尤其是沅湘一帶，純樸的楚人不知禮治為何物。楚人崇巫，巫風特盛，．．．所祭祀的神靈比較駁雜。中原祭祀，多在固定的宗廟進行，而楚人卻好在曠野。．．．。
莊周「南遊楚越，採訪古風」讓我們察覺到，確實南方有很多文化是和北方中原不同的，今天有人出殯時，電子花車大跳艷舞，若非了解民風的積極意義面，當然有人要大驚小怪而非議了。
莊周遊越
一年多來，莊周聽慣了楚人那急促而繞口的楚語，．．．從陸路向越國進發。他們到浙江流域越國，．．．。
越國人，尤其是居住於深山老林中的下層人，都是短短的頭髮，身上刺著各種各樣的花紋。他們的衣服，只是用獸皮在腰間圍了一圈，稍事遮蔽而已。．．．中原男女之間交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越人的姑娘卻可以自由地與情郎相會。．．．這裡的人比楚人更加原始，更加自然樸實。沒有文字，不用學習禮儀，不用讀聖賢之書。．．．。
越人們不僅對生的看法與中原人不同，而且對死的看法也與中原人不同。中原是以哭泣為喪，而越人則以歌舞為喪。他們對待死亡，沒有中原人那樣恐懼。他們在活著的時候在恬靜平安中享受生的快樂。而對待死亡也是恬靜平安。
中原人那麽重視喪禮，其實反映了他們在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而對於越人來說，死亡只不過是回到所來的地方去，就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海陸豐客家人，結婚穿白紗，哭的死去活來。喪禮大宴賓客，全村人人有份。這種中原人認為「婚喪倒置」的習俗，客家人是有楚越遺風的。
古越國史
越國不是西周的正封諸侯，而是以“聖王後裔”的名義，獨自立“國”生存的部族。由於地處偏僻的東海沿岸，國境起初在今浙江境內，國都在會稽（今紹興），西周王室鞭長莫及，便也在天下安定後漸漸認可了這個諸侯。
越國在春秋之前的歷史，只有越人自己的傳說，中原人沒有一個說得清楚。越人在歷史中出現得很早。春秋時代，列國爭雄，一向被視爲蠻荒之地的長江流域先後有楚國、吳國和越國，一個比一個文化落後，卻一個比一個好勇鬥狠，一個接一個北上稱霸中原。文化發達的北方諸國雖然不得不屈從武力脅迫，骨子裏卻把他們視爲野蠻人。
為了北上中原的正當性，越人自稱是治水的大禹後代，姓騶。他們說，大禹巡行天下，死在會稽，他的庶子無餘留在會稽守護禹塚，然後繁衍出越族人。整個譜系是這樣的：偉大的大禹傳子無餘；無餘二十傳至允常，越王允常是越國的開國君主，傳子勾踐；進入春秋時期，西元前473年，因為勾踐復仇滅了吳國，越國才一躍而起成為南方大國。越國在越王勾踐會諸侯於徐州，才大規模拓邊擴地，西到江西，北至山東。不過，越國全盛時期的版圖尚不及於福建。
勾踐之後，是一串生疏的名字，到了戰國三強並立的時代，越國已經是勾踐之後的第七代國君了。這個國君叫無疆，無疆是個一心想振興祖上霸業的赳赳勇武之輩。 他與幾個謀臣商討，一致認定：振興霸業，就要討伐戰勝齊國！這是“南蠻三國”(楚吳越) 北上稱霸的老路。
古越國的滅亡
春秋時期，有實力阻擋江南三國北上的，只有中原的晉國與齊國。楚國稱霸時，主要對頭是晉國。而吳國、越國稱霸，則都是戰勝齊國而奠定霸主地位的。齊國是中原強國，越國戰勝齊國，自然就威震天下！因此越國在滅吳後，已經成為“准戰國”，而越國的北面直接與齊國接壤，用兵極為方便。
齊國為了防備這個臨國，特意修築了一道長約三百多里的夯土長城。無疆一道嚴令，短短兩個月南北千里之遙，將都城從僻處南部山區的會稽，遷到了北方的琅邪。琅邪，本來只是老吳國的一座要塞邊城，東臨大海，北接齊國，距離齊國南長城僅僅只有二百里。
齊國派了一個伶牙俐嘴的使者遊說無疆，說楚國才是越國的大患，應該乘這時楚國兵力分散時攻打楚國。這個天才使者居然奇跡般的說服了無疆，於是無疆轉而攻伐楚國，可不幸的是無疆卻反被楚威王打的大敗。西元前334年，楚威王殺無疆，越國在越王無疆手中滅亡。楚滅越後，進入浙江，奪回吳國故地。並挾著滅越國的餘威，揮師北上，把齊國軍隊殺得落花流水。
越人的第一次北遷
閩粵國的建立
越國雖然亡國，但越王族並沒有被斬盡殺絕，越國故都會稽也沒被楚國納入版圖。於是越王族殘餘子弟就在這殘山剩水間爭位，爲君爲王，做個地方土司，向楚國朝貢。
但北面是強大的楚國的地盤，東面是大海，只好向南向西南更荒蕪的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海邊遷徙。
漢後秦始皇興起後滅六國，在秦始皇時代，來到福建的越王族成員無諸成了七閩人的王，避到武夷山創建閩粵國。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沒有派軍隊入閩，只是奪去閩粵國無諸的王號，把他們降爲君長，並在公元前221年設立了一個閩中郡。
閩中郡是虛設，秦王朝沒有派人來，完全由閩人自治，不像廣東的南海郡，中央有直接委派守尉令長管理。因此無諸不過換了一位新主人，降了名分而已，並沒任何實際上的損失。這是第一次福建形式上納入了中央政權的版圖。
福建的早期歷史，是一團迷霧，我們竟不知從何談起。“福建”一詞是很晚才出現的，唐以前，人們稱呼今天福建的這塊土地爲閩，或者七閩；也叫越，東越，甚至粵；當然也可以合起來叫閩越。《山海經》說“閩在海中”，仿佛閩地是個海島；《周官》提到“七閩”，語焉不詳，我們猜測它指的也許是“蛇種”的七個支系，七個部落。漢代博學的文字學家許慎拆字，窮究閩字的本義，門內一條蟲，斷定閩人是長蟲的後裔——蛇種。唐朝陳元光開漳州時當時的原住民稱“蠻獠”，“蠻獠”之一就是今天所稱的“畬ㄩˊ族”，“畬族”自稱山哈，客家發音稱“蛇sha族”，山哈連音正好是“蛇”。
因此“七閩” 加唐朝開發的第八閩漳州，都是“蛇種”的七、八個支系或七、八個部落。只是這些“蛇種”因為歷史的因素先後漢化，並且漢化的很徹底，到今天，所有漢化後的“蛇種”都不承認原來的身分，直到1988年閩粵藍姓才以“畬族”身分回復原籍，這也是目前唯一願意承認祖先認祖歸宗的一個，其他的都還自認是高高在上的純種漢人。
閩中郡的地盤比現在的福建省大，不但包括福建全境，還包括浙江南部的溫、台、處三州和廣東的潮、梅一帶及江西東部的鉛山縣等地。
在秦末當天下共伐暴秦楚漢相爭時，起義隊伍中，有一支是閩軍，由無諸和搖率領。他們是我們所知的福建最早的歷史人物。他們統軍隨從鄱陽令吳芮參與推翻暴秦，功成，項羽分封諸王。然而，項羽封王雖然多至十八，卻偏偏不封無諸。因為項羽的先祖項燕是楚國名將，項氏世代爲楚將，而無諸是越王無疆的後裔，項羽當然不肯分封一個潛在的仇敵。後來，楚漢相爭之際，無諸自然投靠劉邦一方。僥倖劉邦正好是勝者，論功行賞，分封諸侯，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封無諸爲閩粵王，定都東冶。
“畬族”自稱山哈，客家發音稱“蛇族”，山哈連音正好是“蛇”，想不到漢代到現在將近二千多年才搞清楚“蛇種”的由來。
1988年閩粵藍姓以“畬族”身分回復原籍，鼎鼎有名的藍鼎元、藍廷珍就是，當然台灣的藍姓也就忽然都是如假包換的“畬族”了。但是您別不承認您也是“蛇種”後代，偉大的總統福建詔安白葉村陳姓，嘴巴說祖先是開漳聖王陳元光，過年晚上卻關起門來拜狗皇“盤瓠”，即使說祖先是陳元光也不行，潮州史記載陳元光父親陳政隋朝就在潮州揭陽縣貴人村，所以福佬人的“河南光州固始圖騰”子虛烏有，純屬虛構。
南海國的曇花一現與越人的第一次北遷
漢王朝也許是擔心無諸勢力坐大，尾大不掉，形成割據局面，不久後又有兩次分封。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員織爲南海王，統轄汀、潮一帶；惠帝三年（西元前192年），立搖爲東海王，定都東甌（今浙江永嘉縣）。這樣，秦代的閩中郡在漢代時就有了閩粵王國、南海王國和東甌王國三個王國。漢王朝希望能夠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然而漢王朝分而治之的願望不久就落空，南海王國立國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文獻的記錄是《莊助傳》中引淮南王上書言：“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屬王長)使將軍間(一作簡)忌將兵擊之，處於上淦。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帛資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壁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這些文獻說明南海王國造反，淮南王長領兵鎮壓，南海王國投降，漢王朝將南海王國居民遷徙一空，全部趕到上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縣九江一帶，這是越人第一次北遷，南海王國留下的空地當然由閩粵國的臣民填補了。
為什麼有些語言學家會將客、贛語，同歸一類為客贛語系，這段歷史給了我們最好的補充。
漢王朝經濟封鎖南越
嶺南以前沒有文字，古越語和漢語在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上均不相同。趙佗立國後，秦篆成爲官方文字，文字的使用，對嶺南社會物質文明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南越國國都番禺，但身爲割據政權統治者的趙佗，心中仍有很大隱憂，因爲北境有著長期不友好的長沙國，東面有剽悍好鬥的閩越，西境有不羈漢法的西南夷，南越國境內又有總是不那麽臣服的西甌、駱越等。不過，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時時覬覦南越的大漢王朝。劉邦早在西元前202年無暇南顧時，就故意把嶺南三郡“虛封”給長沙王吳芮，爲趙佗樹一勁敵。後來劉邦又封了“海陽侯徭無餘”及“南海王織”，這一侯一王的所謂封地均在嶺南，其用意不言而喻。除此外，劉邦還在漢越邊界的越城嶺至騎田嶺一線佈置了重兵，派遣兩位元將軍率兵常駐長沙國，監視南越國的一舉一動。
面對這種情形，趙佗不免心存猜疑，擔憂劉邦不相容。因此，趙佗借通商之機，傾其所能大量引進嶺南開發所需的中原先進生産工具，但這樣一來，又使南越對中原的依賴更深。
劉邦死後，惠帝劉盈繼位。劉盈遵循高祖之制，對南越“時有所賜”，趙佗也守約不定期入貢嶺南特産。惠帝在位七年駕崩，呂后執政。開始時漢越關係依然維持原狀，但到了西元前183年，呂后忽然頒佈了“別異蠻夷，隔絕器物”的政令，關閉與南越貿易的“關市”，不准向南越國輸出鐵器農具，馬牛羊只給雄的，不給雌的，等於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
呂后爲什麽要和南越過不去呢？禍因還是漢高祖劉邦埋下的。劉邦建立漢朝後，分封了一批異姓王，後來又施展手段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消滅掉了，長沙王吳芮因勢弱而得以幸存。劉邦為了世世代代統治，在大殺異姓王的同時，大封劉氏宗室爲王，臨死前不久還召集大臣立下“白馬之誓”，規定“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呂后上臺後勢單力薄，因此必須依靠呂氏一族，這樣就封了諸呂為王，因此違背了“白馬之誓”。但劉邦是靠呂后得天下的，所以呂后敢違抗“白馬之誓”。她所希望的，是建立起劉氏、呂氏和功臣集團的聯合統治。然而封諸呂為王，還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衆多矛盾。如此一來，呂后對異姓王吳芮自然大加籠絡。
得寵的長沙王吳芮趁機大進讒言，要求攻打南越國，甚至希望奪回高祖初封長沙王時的嶺南三郡，變“虛封”爲實得。呂后無意發兵攻打南越國，但“別異蠻夷”的封鎖倒可做個順水人情。
可是，對於南越國來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嶺南許多地區都已推廣使用中原先進的生産工具，對金鐵田器的需求量日漸增大，靠南越本身冶鐵業遠遠不夠。至於馬牛羊，除了可提供肉食和皮革紡織原料以外，其糞便也是農業生産所需的大好肥料。呂后禁止向嶺南輸出這些必需品，對南越國經濟的打擊實在太大。南越君臣和百姓非常氣憤，趙佗分析：“今高后聽讒言，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並王之，自爲功也。”
由於漢越實力懸殊，反漢未必能勝，因此趙佗先後派遣了南越國的官員三上漢都長安，請求呂后改變政策。但長沙王吳芮到處活動，竟使得三位南越高官都被扣在長安。這一來，激起了南越人對呂后政權的強烈不滿。
吳芮一不做二不休，把南越人這股情緒添油加醋向呂后告狀。結果呂后一怒之下，派人誅殺趙佗在中原的族人，還搗毀了趙佗父母的墳墓。
祖墳被毀在當時是件不能容忍的大事，尤其越人非常崇拜祖先，祖塚、宗廟遭毀在他們看來比國破家亡、淪爲異國奴隸還要可畏。君主趙佗的遭遇，令南越軍民既憤怒又同情。
趙佗這時也已明白，漢越問題通過政治手段怕是無法解決了，加上南越立國二十餘年，社會經濟實力有了相當程度的增強，於是趙佗決心訴諸武力。
南越抗漢
西元前183年，趙佗自尊號爲“南越武帝”，出入建制全部仿照中原天子的陣勢，公開反漢。他恨長沙王吳芮挑撥離間，稱帝後立即發兵北上攻打長沙國，在其南部邊境數縣劫掠了一番，發泄心中怨憤。
呂后沒想到趙佗會抗漢稱帝，西元前181年9月，她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又派遣隆慮侯周竈、博陽侯陳濞率兵征討南越。
但北方官兵不適應南方水土，軍中疫病流行，戰鬥力大打折扣。趙佗憑五嶺天險佔據戰略要地，又有瘴氣“相助”，成功地拒漢軍於五嶺之外。
漢越軍隊進入膠著狀態，如此雙方對峙了一年多時間，直到呂后病死，漢朝罷兵。趙佗以一個抗擊漢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獲勝，使南越國威望大爲提高，周邊鄰國皆對之另眼相看。趙佗趁機以兵力威鎮邊界，又以財物籠絡閩越、西甌、駱越等，疆界拓展到“東西萬餘里”。
可是，在前後約四年的時間裏，南越與中原經濟上的往來基本中斷，只能與周邊小國做交易，所受打擊也是非常沈重的。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南越開闢了一條風險重重的沿海航道，即從珠江口通向今福建福州，輾轉與浙江等地做交易。這條航線經常出事故，南越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因此不難理解，爲什麽後來趙佗又很快臣服了。
犬牙相入與南越臣服
西元前179年，漢王朝劉氏衆王與功臣集團聯手，殺盡諸呂，代王劉恒得以繼大統。劉恒就是以“仁厚”著稱的漢文帝，他登基正處於劉氏集團與呂氏集團激烈爭鬥需要休整和安撫人心之時，故劉恒很注意營造一種比較安寧的社會政治環境，對內廢除了一些沿自秦朝的酷刑，對外“使告諸侯四夷”，廣施懷柔政策。
趙佗瞄準皇權更疊之機，主動上書朝廷，“請罷長沙兩將軍兵，求還兄弟之在真定者，將與漢和”，還要求把長沙國位於嶺南的疆土劃歸南越國。因爲劉邦當年留下“伏筆”，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依照天然分界線來劃分的，而是呈“犬牙相入”之狀，把五嶺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劃分給了長沙國。
劉恒是個精明的天子，接到趙佗的求和書後立即做出反應，派人修整了趙佗父母的墳塚，又找到了趙氏一門沒被殺盡的親屬，許以官祿，還將南越邊界的兩支漢軍撤走博陽侯陳濞的那隊人馬，只留下周竈的軍隊。隨後漢文帝重新起用年逾古稀的陸賈，命其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和禮物再次出使南越國。
劉恒的詔書讓趙佗吃了一顆定心丸。漢文帝言詞懇切地承認漢越交惡，過在漢朝，告訴趙佗朝廷已經採取和解措施，希望趙佗“分棄前患”。但對趙佗伸手要土地一事，劉恒委婉地拒絕了，說南越國與長沙國一樣，都是高祖所封，自己不好改變祖宗的做法。
趙佗深知只有幾十年開拓史的南越，實力根本不可能與中原相比，還不如變逆爲順。漢文帝這道比較客觀的詔書，又給了趙佗一個臺階下。於是趙佗叩頭謝恩，表示“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去帝制，不再僭稱皇帝了。
這之後南越國與漢朝恢復了以前的關係，“關市”重開。景帝統治期間，趙佗仍奉臣職，不定期派使者到長安向皇帝請安進貢。
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的界線呈“犬牙相入”之狀，而“犬牙”之間剛好是客家地區，因此互市之間人民的交往密切，語言也就相類似，如長沙方言和客贛方言就是。
嶺南與南越經濟
南越國二次歸漢，有史學家認爲此乃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的範例。這實在值得商榷。趙佗對漢稱臣，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劉恒容忍南越國存在，又何嘗不是出於無奈？他在特殊背景下登上帝位，有極大的可能被架空，甚至成爲傀儡。劉恒當時最大的敵人，是把他擁上帝位的劉氏衆王，遠在嶺南的趙佗，反而可以暫時相安無事。
劉邦建立漢王朝後，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分封了九個宗室子弟爲諸侯國國王，還分封了一批異姓王。後隨外患漸輕，劉邦尚在世時，就把異姓王翦滅得差不多了，能對中央王朝構成威脅的也就只剩劉氏血肉至親。
漢文帝時他將諸王子弟盡可能多地封爲王，使其大國變成多個小國，最後變得跟郡縣差不多。他又把太子的同母弟弟劉武封王，安在戰略要地河南商丘。這一招，後來在七個諸侯國反叛時果然派上了大用場。劉恒終其一生，都在忙著用智謀對付他的至親，同時奉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故天下人得享太平，南越國也過了一段安穩的歲月。
當時嶺南與中原的商貿往來雖然頻繁，但南越國的貨幣經濟並不發達。趙佗立國後，沒有鑄南越錢幣，而是沿用秦時的銅錢，俗稱“半兩”錢（只有半兩重）。這種銅錢，也只在番禺等交通比較發達的首府縣治使用，大多數地區還是以物易物越人祖傳的貿易方式。南越國的徵稅方式也與中原不同，採取的是服勞役和交實物地租這一類初級賦稅形式，即臣民們每年爲王室無償勞動一段時間，或將實物交給統治者。
南越國的貿易很活躍，這與南越經濟難以自給自足關係很大。西江是當時南越同外地交往的主要內河幹線，穿過靈渠可達長江水系；溯源而行則抵雲南、貴州、四川等地。
長沙國和南越國郡界犬牙交錯，今廣東連平縣屬漢長沙國，既是漢朝防範南越的橋頭堡，又是長沙國與南越國商貿往來的“關市”地點之一。長沙國所轄的湘、贛等地，也是南越和中原進行貿易的地區。中原農具和牲畜有不少都是通過西江和關市輸入嶺南的。
南越與夜郎的商貿主要利用（爿羊）（爿可）江道（今紅水河）。蜀地商人常將四川特産私販到夜郎，夜郎國再將貨物順江運到番禺。西江、北江、東江和流溪河諸水構成的珠江水系貫穿兩廣入南海，番禺爲海河樞紐地，一些中原産品由此流向海外。
吳楚七國之亂
西元前156年，漢文帝患重病歸西，皇太子劉啓繼位。漢景帝劉啓奉行其父整套政策，“削藩”，休養生息。但劉啓年輕，操之過急，結果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
叛亂之首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文帝在世時，劉濞有一次派太子劉賢去長安朝覲，文帝派皇太子劉啓陪吳太子玩，誰知兩個年輕人在下棋時爲一步棋吵起來，誰也不肯相讓，劉啓一怒抄起棋盤砸吳太子，正巧砸在劉賢太陽穴上，把他給打死了。文帝正想給各諸侯國一點顔色看，便沒有處罰劉啓，但又厚殮了劉賢。吳王劉濞無可奈何，卻種下心病。劉啓繼位後“削藩”行動是找楚王、趙王、膠西王的錯處，奪回了2郡6縣。吳王劉濞明白，景帝下一步就要對付他了，便決定先下手爲強。他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六國劉姓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爲藉口，於西元前154年正月發動叛亂。劉濞親率吳楚聯軍20萬西征，其他各國則圍攻仍忠於漢王朝的齊國。
西征前，劉濞曾遣使聯絡閩越國、東甌國和南越國。由於吳國強盛，各諸侯國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又有一致之處，閩越、東甌一口答應作劉濞的後援。趙佗卻留了個心眼，說自己是異姓王，不便參與其事，但必要的時候，南越還是可以調動幾十萬軍隊防衛國土。南越是南方三小國中實力最強的一國，閩越在名義上還是南越的藩屬，趙佗這樣表態，無非想兩邊都不得罪，靜觀事態變化，同時顯示一下實力，讓劉氏集團不要小覰南越。
吳楚七國西征速度迅猛，聲勢洶洶。漢景帝令人斬殺晁錯及其家小，又退還削地以求和平。但劉濞以“我已爲東帝”拒絕收兵。景帝無奈，只好與叛軍決一死戰。劉濞打到劉啓之弟劉武鎮守的河南商丘時，受到猛烈抵抗，因爲這兩兄弟關係不錯，景帝和太后都有將來把帝位傳給劉武的意圖。
這一仗令吳楚聯軍消耗了不少實力，接著劉濞又敗於太尉周亞夫統領的漢軍。劉濞只好退兵，一直退到東甌。沒想到在景帝的重賞引誘下，原來信誓旦旦的東甌王竟將劉濞殺了，向漢王朝請賞。其他六國的國王也都被殺或自殺，只有劉濞的兒子劉駒逃到閩越。後來劉駒爲報殺父之仇挑起越人之間的戰爭，導致閩越、東甌、南越全部瓦解，讓朝廷撿了大便宜。
東甌王國滅亡與越人第二次北遷 漢景帝四年（西元前153年），吳楚七國反漢失敗，吳王濞率殘軍萬餘人逃到東甌王國。起初，吳王濞鼓動閩粵王國和東甌王國一同反漢，閩粵王國不從，東甌王國倒是參與了。這時，漢王朝就要求東甌殺吳王濞，將功贖罪，否則便派兵滅東甌王國。東甌王國於是殺吳王濞於丹徒，吳王太子駒僥倖逃脫，歸附閩粵王國。駒和東甌王國有殺父之仇，便經常挑動閩越王攻擊東甌。 漢武帝的時代，此時閩粵王國由無諸傳到郢，郢正想向外擴張，劉駒的說辭頗中下懷。 西元前140年景帝亡，景帝幼子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閩粵王郢欺劉徹是個少年天子，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138年），閩粵王國於是從海陸兩路發兵圍攻東甌。東甌拒守，糧食不足，堅持不住，眼看就要糧盡城破，忙派人黑夜突圍，入長安見武帝劉徹，請求漢朝發兵救東甌。 東甌很小，漢武帝本不欲去救，想讓這些好攻鬥的越人互相消耗。但漢朝曾規定各諸侯藩國不得互相攻擊，如果小國來求不救，可能會造成不良後果，影響其他國家臣服。於是漢武帝決定干預，但只讓中大夫嚴助持節杖調兵馬去救東甌。 閩粵國沒有想到漢王朝會不遠萬里插手，不敢跟漢軍交戰，趕緊帶著掠得的東甌財物、俘虜收兵回國，漢軍也不追趕。東甌王國有這樣一位不友善的強鄰很頭痛，害怕閩粵再次來攻，他們不能一直指望遠在天邊的大漢救駕，就向漢武帝請求內遷歸漢，劉徹同意了。於是東甌王率領4萬多族人，在江淮之間定居下來。東甌王國立國共55年，就此結束。這是越人第二次北遷。不消說，這塊空地，自然變成閩粵王國的了。 閩粵與南越 閩粵國已經恢復了秦閩中郡的舊地，國勢強大，野心勃勃。嚴助擔心地說越人“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之迹”。的確，勾踐的後裔是不甘於庸庸碌碌的，他們妄想再一次恢復先輩的光榮。 然而當時還不是與強大的漢王朝正面抗衡的時候。因爲閩粵國在南方擴展勢力受到另一個鄰國南越的遏制。 早在秦朝，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領50萬大軍越過五嶺，征討百越。尉屠睢戰死，秦始皇不斷增派援兵，終於在西元前214年，完全征服了百越之地，建置南海（今廣東）、桂林（今廣西）和象郡（越南北部）三郡，並由中央政權派遣官吏治理。秦末動亂，南海尉任囂死前將權力移交趙佗，要他封鎖五嶺險隘，斷絕和中原的交通。趙佗同時還兼併了桂林郡和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帝剛剛平定天下，不願再勞師遠征，趙佗又肯臣服朝廷，就派陸賈去冊立趙佗爲南越王。但南越在趙佗死後，閩粵國與南越就有了爭戰。 閩粵王出兵攻南越 漢王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規定各諸侯王國的官員由皇帝任命，又規定諸王不得治理國事，僅能“衣食租稅”，也就是把諸侯王們變成了大地主。 漢景帝和漢文帝一樣，一輩子都在忙著對付劉姓衆王，地處偏遠、勢力弱小的異姓王因而得以苟全。“七國之亂”平定之初，趙佗和收留了劉駒的閩越王緊張了一陣，見景帝無意南征，才暫時放寬心。不過，趙佗自此特別謹慎，克盡臣職，不時派使者到長安向漢景帝進貢，表示自己絕無異心。 趙佗活到100多歲，在西元前137年，即武帝建元四年去世。因爲趙佗高夀，其太子已經先他歸西，於是由趙佗的孫子趙胡繼位，號南武文王。 南越新王趙胡身體不太好，在位時間只有十幾年，一般事務大多交由丞相呂嘉處理。據考，越人大首領呂嘉爲今廣東順德人，趙佗立國後爲“和集百越”任用他當丞相。呂嘉有感先王重用，對趙氏王室死心塌地。新君趙胡對呂嘉也就非常信任。可是這樣一來，多病不愛問事的趙胡聲望就成問題了，從而引起了南越國名義上的藩屬閩粵王郢的覬覦。 呂后執政時，漢越交惡，趙佗對抗漢軍獲得勝利，聲威大振，趙佗乘機在以兵力威邊的同時，對閩粵、夜郎等國施以財物籠絡。這些小國一方面畏懼南越，另一方面也想借南越國的力量免受漢王朝的控制，於是便和南越建立了一種鬆散的“役屬之”的關係。也就是說，自那時起，閩粵國開始了對漢王朝、南越國的雙重依附關係，曆文、景二帝不變。 郢是個野心勃勃的諸侯王，閩粵王郢出兵東甌，撈了一把，又見漢王朝沒有追究，郢的膽子更大了，宣稱要恢復其祖先勾踐的霸業。恰好趙佗辭世，病懨懨的趙胡被立爲王，郢認爲機會來了，便於建元六年 (西元前135年)發兵攻打南越國的邊邑。 閩粵國兵敗 有東甌的例子在前，南越趙胡有樣學樣，不跟閩粵國打仗，一面調集軍隊加強防守，一面火速上書請求天子下詔處理。 這一次漢武帝的反應和東甌求助時大不相同。此時劉徹已21歲，正想大展拳腳，決定出兵討伐閩粵國，立即用虎符發了兩路大軍去夾攻閩粵國：一路遣大行王恢從豫章（今南昌）出兵，一路命大司農韓安國從會稽出兵。 大軍出發時，閩粵王郢嚴陣以待。可是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漢軍尚未入閩，閩粵王國內部發生政變。閩粵王郢的弟弟余善和宰相、宗族們密議，於是余善殺郢，派使者把郢的頭顱交給大行王恢。 大行一面上報朝廷，一面通知大農的軍隊。漢武帝有了面子，也就罷休，讓將軍回師。漢武帝覺得余善這人太陰險，可是余善有實力，有威望，國人都歸附他，他就自立爲王。漢武帝不想爲這點小事勞動大軍，想一想，余善殺郢總還是一件功勞，於是乘機將閩粵國一分爲二，就封他爲東越王，立無諸的孫子繇君醜為越繇王。從而把閩粵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 閩粵國雖然一分為二，但實權在余善手中，他才是真正的閩粵王。余善統治閩粵王國，有22年的時間與漢王朝相安無事。 南越國政變 這期間，南越王由趙胡傳嬰齊，再傳興。興的母親是中原人，她說服兒子要南越國歸附漢王朝，宰相呂嘉不同意，他想保留一個獨立的南越國。元鼎五年（西元前112年），南越國政變，呂嘉殺死南越王興和太后，立嬰齊另一個南越妻子所生的兒子建德爲王。漢武帝大為光火，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等率10萬大軍征討南越。 余善覺得機會來了，躍躍欲試。他上書朝廷，請求允許他率領閩軍八千人協助樓船將軍攻擊南越，武帝同意了。可是余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兵至揭陽，推託海上風浪太大，不聽號令，坐以觀望，還同南越國互通密使。但是第二年，漢軍意外順利地消滅了南越政變。 閩粵國抗漢 樓船將軍楊仆氣憤閩粵王的無信，想出這口惡氣，派使者上奏武帝說，不如讓他帶了軍隊順便再解決反復無常的閩粵國。漢武帝批示說“士卒過於勞倦，所請不准。軍隊回豫章郡的梅嶺待命。”這個梅嶺在今江西寧都縣，在閩粵國的西北國境外。 本來事情也就了結了，誰知余善消息靈通，知道了楊仆請誅閩粵國的密奏。可惜他只得了半份情報，不知漢武帝“所請不准”的批復，誤以爲漢軍駐紮梅嶺是要從西北進攻閩粵國，余善決定先下手爲強，發兵攻漢，挑起了同漢王朝的戰爭。 |
越人的第三次北遷
閩粵王稱帝抗漢
余善封騶力等爲吞漢將軍，連佔白沙、武林、梅嶺三要隘，擊殺漢軍三校尉。另外兩位漢軍將領張成和劉齒，畏縮不前，後來被朝廷處死。余善刻了“武帝”之號的玉璽，自立爲帝。余善築六城拒漢。一爲烏阪城，在今邵武市東15公里；二爲大潭城，在建陽縣治西南隅；三爲漢陽城，在今浦城縣北；四爲今浦城縣城；五爲臨江鎮，在浦城縣南。第六城考據就是武夷山的閩粵王城。]
漢武帝因此派出四路大軍征討閩粵國。第一路：樓船將軍楊仆出武林。武林在江西鄱陽縣，由此前行入崇安縣分水嶺，二千年來，爲入閩要道。第二路：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句章在今浙江慈溪市，韓說由此出發搭海船赴閩粵。第三路：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由今江西寧都縣入閩西。第四路：戈船、下瀨兩位將軍出若耶、白沙，由浙江樂清縣進攻閩粵東北。
閩粵國滅亡與越人第三次北遷
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冬天，各路漢軍都進入了閩粵國。閩粵的徇北將軍防守武林，打敗了楊仆手下的幾位校尉，殺了長吏，不過徇北將軍最後還是爲楊仆所殺。起初，漢朝還另外派了一個久居漢地的越人粵衍侯吳陽入閩，勸說余善投降，余善不聽。等到韓說的軍隊登陸，吳陽就率領他的七百個邑人反叛，在漢陽城攻打閩粵軍隊。余善正在浦城泉山指揮作戰，前後受敵，支援不住，只好退回國都東冶。然而冶都又有陰謀在等著他。建成侯敖和越繇王居股設計殺了余善，把他的頭顱交給橫海將軍韓說，舉國歸降。
戰後論功行賞。越繇王居股封東城侯；吳陽封北石侯；原越建成侯敖封開陵侯；還有一位降漢的越將多軍（姓多名軍）封無錫侯。其實，漢軍入閩並沒有打過什麽激烈的戰役，閩粵國更多還是亡於內訌。
當初淮南王劉安反對和閩越國開戰時曾經爲如何善後擔憂，漢武帝於是把閩粵人集體遷徙到江淮之間。這是越人第三次北遷。
閩粵國亡，存國92年。越繇王居股受封為東城侯，為朝廷的藩臣。閩粵國亡，閩粵城毀。除了遷徙到江淮之間的之外其他閩粵人四散。一部漢化，一部遁入南嶺深山，一部轉到日本及越南等地。 
古粵城
閩粵王城遺址
東城門
南越偏安 劉徹滅了閩粵之後，接著要順勢控制南越，劉徹先後派了鄱陽令唐蒙和中大夫莊助“諭南越”，要趙胡親自入朝謝恩。 唐蒙到南越後，趙胡磨磨蹭蹭沒有明確表態。跟著莊助又下番禺，趙胡覺得挨不過去了，只好頓首叩謝：“天子爲臣興兵誅閩越，臣死無以報德！”表示願從速入朝見天子。 但是一轉身，以呂嘉爲首的一班大臣馬上力諫趙胡萬萬不可去長安，趙胡更怕入朝不安全，於是在莊助返朝時，推說自己有病，遣太子趙嬰齊跟著去長安，作爲人質。這以後趙胡一直稱病，始終沒有入朝見漢天子。可是，南越國並沒有因此就逃脫被滅亡的命運。 漢武帝時的中原和漢初已大不相同，經過70多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國力強盛，武帝有精力對付那些地處邊陲的小國了。 對於開邊，劉徹有著濃厚的興趣。閩粵和南越對峙時，他就想一舉解決這兩股割據勢力。閩粵直接受制於漢王朝後，南越國東南門戶大開。漢武帝又封唐蒙爲中郎將，唐蒙一番恩威並施，夜郎及其附近的小部落紛紛歸漢。南越國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 接著漢武帝又在長安西南開鑿昆明池，建造樓船訓練水軍，準備好攻打南越國的兵力。但這時北方匈奴累犯邊關，給漢王朝造成很大威脅，於是劉徹決定先對付匈奴。如此一來，南越國又得以偏安一隅。 漢族之始 匈奴是漢王朝的宿敵，從劉邦建立西漢時起就經常出兵南下侵擾，漢朝廷只得以和親政策委曲求全，每年奉獻大量財物。如今漢王朝國力強盛，武帝更是一代雄主，豈甘受制於人？因此漢王朝下定決心與匈奴一決高低。西元前133年夏，劉徹興兵征討匈奴。這是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僅元狩四年那一仗，漢軍就出動了10萬精騎，數十萬步兵。漢匈戰爭一直打了20餘年，匈奴軍隊損失了20多萬兵力，超過其總人口的一半。終於，匈奴大敗遠遁，漢朝在西域取代了匈奴的地位，勢力擴充西達蔥嶺。自此漢王朝威名遠揚，南方越人也“漢化”成“泛漢族”，連同華夏族形成人口最多數並開始自稱爲“漢族”。 |
江淮長沙與客話的關係
江淮方言與客話
閩粵人貴族等曾經集體一次北遷江西，二次遷徙到江淮之間，歷史上南越國與長沙國領土的“犬牙相入”都涉及到客家話的淵源。
今天江淮官話以安徽的合肥話爲代表，其語音特點：n和l不分，en和eng不分，in和ing不分。語法上普通話的選擇疑問詞，如“你去不去？”在境內說成“你可去？”
合肥方言不僅“雞”、“資”不分，連“地”和“自”、“題”和“瓷”、“洗”和“死”也讀音相似。
由於語音不清，往往會發生誤會。以前有一則笑話，說的是兩位合肥人出差外地，住進一家旅社的同一房間。晚間在洗臉時相互謙讓：“老兄先洗”，“閣下先洗”，“你先洗，你洗了我才洗”，幾句話中“洗”字都說成“死”字。恰被茶房在屋外聽見，以爲他倆在尋短見，慌得破門而入，方才發現是聽錯了話音。因此，過去每逢春節，合肥人爲了忌諱，便改稱“洗臉”爲“淨面”，或叫“抹臉”。否則，大年期間，全家老少“你死”、“我死”地叫個不休，實在太不吉利。
在合肥方言中，還有許多辭彙的含義與衆不同。例如，指人“說謊”叫“屁磨”，說人“胡鬧”稱“搞髒”，稱贊人“能幹”爲“停當”，譏人“肮髒”曰“拾弄”；以及稱“有趣”爲“得味”，謂“閒談”爲“呱淡”，說“接吻”爲“疼嘴”，講“稀罕”爲“缺井”，“開玩笑”爲“逗猴”，“脾氣怪”爲“精味”，“是誰”爲“哈個”，“什麽東西”爲“哄東西”，不在乎、無所謂、大包大攬多種意思都說成“好大事”，等等。
以上我們從江淮官話的代表合肥話中，並沒有找到和客家話及閩南福佬話有太多的關聯。
長沙方言與客話
湖南爲古三苗、百濮與揚越之地。春秋、戰國屬楚。秦朝設黔中、長沙兩郡。西漢時屬荊州，轄武陵郡、桂陽郡、零陵郡和長沙國。三國時屬吳國荊州。西晉時期分屬荊州和廣州；東晉時分屬荊州、湖州、江州。南朝宋、齊、梁時分屬荊州、郢州、湘州，南朝陳時分屬荊州、沅州。隋統一全國後，在湖南設有長沙、武陵、沅陵、澧陽、巴陵、衡山、桂陽、零陵等八郡。唐代分屬山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黔州都督府。五代十國時期，馬殷據湖南，建立楚國，國都爲長沙府。
今天的長沙，既是古三苗國分佈與活動的重要地域。傳說，以堯舜爲首的華夏部落曾與三苗發生過長期的戰爭，多次打敗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遷徒，成爲後來“荊蠻”、“長沙蠻”和湖南境內以及雲貴苗、瑤、侗各民族的祖先。
長沙方言除了全濁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這一主要特點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長沙方言的鼻尾韻有前移的趨勢，如[n]變爲[-n]，[-n]變爲鼻化。不過，鼻化韻如山、攝、開、口、四等先韻，聽起來有點像弱鼻化，又有點像弱鼻尾，表明這種前移變化還未完成。
二是長沙方言還保留入聲，自成一調，但無塞尾。
三是長沙方言與其他湘方言一樣，只有子尾，沒有兒尾，而且子尾非常豐富。普通話的兒尾，長沙話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不帶兒尾、子尾的，長沙話也往往加上子尾。這也是它的主要特點之一，如，禾線子(稻穗子)、淩杠子(冰錐兒)、紙條子(紙條)、麻雀子、螞蟻子、桌子、椅子等等。
四是長沙方言表完成態不用“了”，也不用“啦”，而用“噠”。如：吃噠(吃啦)、走噠(走啦)、好噠(好了)等等。
五是長沙方言表肯定不用“是”，而用語氣詞“嗯嘍”。如：“這是你家？”“嗯嘍!”“你去過？”“嗯嘍!”
六是長沙方言因仍在受普通話的影響，至今還在變化，如，以前的長沙話有尖團之分，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之分，現在這些差別基本消失了。
七是長沙方言中一些詞的讀音保留了古音的讀法。如，長沙話念 “蚊子”的“蚊”和“浮起”的“浮”及“甫”字，是念重唇音，“蚊”字念成(mëng)；“浮起”念成( báo)；“甫”念成(bü)。這些都是古代的讀法，是古音。古代設有清唇音，“蚊”、“律”、“甫”三字都念重唇音，長沙話在漢語後來的演變中，一直保留了重唇音的讀法，因此保留了這三個字的古音。
另外長沙話的副詞，其數量和表現力要比普通話的副詞豐富得多。像：
冰(pìn)冷的 刮(guà)白的 桕(jiù)酸的
嫩(nèn)白的 墨(mò)黑的 噴(pën)臭的浸(jìn)甜的 勁(jìn)鹹的 貢(gèn)綠的 繃(pën)硬的等等，表現的都是普通話“很”的意思，但上列長沙話表現的就顯得比“很”的程度更深，深到一種誇張的程度。
又如，長沙話中有許多有音無字的詞：
pâ(把) [~是]：特意
kä(咖)[~死他]：掐死他
lâo(老)[~藥]：毒藥
cè(冊)[~菜]：擇菜
wò(臥)[~人]：燙人
miè(滅)[~黑]：很黑
wä(哇)[~苦]：很苦
gë(給)[~起]：藏起
等等，這些詞是長沙話中特有的，既增強了長沙話的表現力，又形成了長沙話的地域色彩。
另外，長沙方言區域內出現不同的語言現象。如寧鄉話，喜歡在一些句尾加“地”(相同“的”)：“寧鄉地”“浸甜地”；長沙縣麻林橋地區卻喜歡在一些句尾加“隔”(也相同“的”)：“麻林橋隔”。“ 嗯是隔”(意爲不是的)。還有居住在瀏陽18個山區鄉的20多萬客家鄉親，他們既能說長沙話，也能講地道的客家話，這些都是長沙方言區域內的特殊現象。
以上如果排除代用漢字和音變問題，長沙方言表現比普通話“很”的意思誇張的程度，和客家話是相同的。如冰(pìn)冷的，客家話叫“冷冰冰”；刮(guà)白的，客家話叫“白刮刮”；桕(jiù)酸的，客家話叫“酸桕桕”；嫩(nèn)白的，客家話叫“白嫩嫩”；墨(mò)黑的，客家話叫“黑墨”；噴(pën)臭的，客家話叫“臭噴噴”；浸(jìn)甜的，客家話叫“甜浸浸”；勁(jìn)鹹的，客家話叫“鹹勁勁”；繃(pën)硬的，客家話叫“硬繃繃”。
另外，我們還可在下面的長沙方言詞彙中找到一些相關對應，列舉如下。
傲（ao）不錯、好
齒（chi）理會
珙（gong）形容顏色特別黃
樂（le）逗樂
綠（lou）恥笑、開玩笑
綿（mian）欺騙、蒙騙
呷（qia）吃 （注：對應閩南學佬語）
贏（ying）「虛詞」，如他忙的手腳不贏
咒（zou）用話噎人，如我不咒他兩句，他不知道我的厲害
安噠（an da）吹捧、安撫
搭幫（da bang）幸虧、多虧
辣利（la li）多嘴、能幹
長沙縣麻林橋地區喜歡在一些句尾加“隔”，客家話在一些句尾則加“介”。“港”，就是“說”的意思，這樣長沙方言和客家話兩者相關聯的就很多。因此筆者認為“荊蠻”、“長沙蠻”、“武陵蠻”和客家顯然有很大的關係。
又漢高祖分封無諸為閩粵王不久後又有兩次分封。其中一次是在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員織爲南海王，統轄汀、潮一帶；一次是在惠帝三年（西元前192年），立搖爲東海王，定都東甌（今浙江永嘉縣）。後來南海王國立國十五六年後就起兵造反，被淮南王長領兵鎮壓，南海王國投降，漢王朝將南海王國居民遷徙一空，全部趕到上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縣一帶。這是越人第一次北遷，筆者認為這些北遷的越人後來又陸陸續續回到現在閩粵贛大三角客家區，因此越王族的南海國和後來遷到江西上贛的他們應該就是今天客家人的先民。
也因此，客方言、贛方言很多學者歸為客贛方言一類。也因此，羅香林教授說客家人從北方遷來。沒錯，是從北方遷來，但不是從遙遠的北方，而只是從江西或和湖南有淵源而已，尤其是所謂的從江西遷來只能算是從江西遷回而已，不能丟掉越王族南海王國北遷江西上贛這一段。
從以上我們就可以說明客家族和客家話是最遲在周代就有的，而不是唐宋後忽然就形成一個講客家話的客家族來。
楚越遺風與客家文化的關係
楚越遺風與客家文化
（1）客家人栽培水稻的技術是百越文化。
（2）客家人市集謂之“墟”，“越之市曰墟”，說的就是古越人交易名稱和方式。
（3）客家婦女長期保持天足，且肩負著種種勞作的重任，這一風俗明顯是受古越族人的影響所致。 唐人劉禹錫有詩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廣東《龍川縣志》載：“人多蠻僚，婦人為市，男子坐家。”說的就是古越文化的一個表征。
（4）客家婦女喜歡“東頭帕”，既遮擋陽光，又作裝飾物，微風吹來，頭帕翻飛，別有一番情韻。 顯然，這是百越文化的結果。
（5）客家人愛吃狗肉（畬族不吃），客家人還愛吃水產，青蛙、泥鰍、鱔魚，蛤、鱉、蚌、 螺、小螃蟹，無所不食從不忌諱，並成為家中宴席的佐餐佳肴﹔客家人以蛇為珍品，老鼠也成為下酒好料……這些中原人視為可駭可怖之物，客家人彌足珍貴的美食。究其源，當系古越族人“啖生”遺風的流存。
（6）客家人死後所作的“齋”儀式，請“花車”送葬，最相信“風水”， 施行“撿骨二次葬”，宗教信仰“神鬼”駁雜，等等都是楚越“ 巫風”的流存，中原人死之後‘哀的根源來自於周公及孔孟學說的 封建禮教，楚人‘樂’的根源則來自原始的‘靈魂觀念’， 楚文化的喪俗出於他們“視死如歸極樂世界”的樂觀精神。
（7）客家人喜歡紅色，認為吉利，更喜歡鮮艷濃烈的花色。當係與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與火神的後裔，所以崇尚赤色，進而發展到喜愛所有鮮艷濃烈的色彩有關。
（8）客家語言深層，研究相信是南方漢語古越人語言， 客語“九腔十八調”更是“百越”特性，饒平話“年”發音“nen55”和吳語相同。
（9）西元前280年，無諸建立閩越王國，統治當時的福建，包涵現在的福州， 今福州人稱女人為“諸娘人”。據《福建通志•方言志》記載：“女呼諸娘，當謂無諸國之娘。因此，“無諸國”的姑娘便被稱為“諸娘”。 清初福建按察使周亮工，他從河南省來福州任職時， 聽到“諸娘”這個稱呼感到很特別，便在《閩小記》中說： “福州人呼婦女曰珠娘，其來舊矣。”《述異》上說，“諸娘”又稱為“珠娘” ，這是因為閩越族的風俗以“珠”為上等寶貝，如生女便視為掌上明珠， 故“諸娘”又有“珠娘”之稱。泉人“諸娘”，和客家人稱女人為“甫娘”， 討老婆為“討甫娘”應該是有相當關係的。
（10）今泉州諺語：“雨兒微微，買油來煎堆”。是古老女媧補天傳說“堆”有兩種：一是甜的麥堆，一是鹹的蠔堆（蚵仔煎）， 蚵仔煎隨移民傳到台灣成為美食。泉人“煎堆”，和客家人“煎粄”一樣，也有古老女媧補天傳說。
（11） 客家族譜在登錄上明顯是客家地區時才很清楚，前期則模糊，輩續也是後來編排的。 
亞洲24族群的系統發生樹
南海國考古
南海國
有關“南海國”的歷史，史籍記載很少，南武侯首領織爲國王，其封地北起九龍江，南至廣東的東部，包括閩南現漳州、閩西和廣東的潮梅等地，江西現贛州之東，其城址一直未被發現，目前經過考古發現位於閩西龍岩武平縣。專家們從武平縣境內目前發現的10處秦漢遺址、9處疑似與“南海國”有關的地名和其他有關資料來看，“南海國”都城遺址可能在武平縣境內。
武平縣在福建龍岩市，龍岩市位於福建省西南部，通稱閩西，與粵、贛兩省相鄰。武平夏、商時屬揚州之域。西周屬七閩地，東周稱越國地。秦屬閩中郡。漢時爲南海王織的封地。吳時改屬建安郡。晉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晉安郡，領八縣，其一曰新羅，武平爲新羅縣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置汀州，設南安（今平川鎮）、武平（今中山鄉）二鎮，隸長汀。南唐保太四年（946年），併南安、武平2鎮爲武平場，場治在武溪源（今中山鄉）。宋淳化五年（994年）升武平場爲武平縣。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汀州改爲路，隸福建行中書省。十八年（1281年）汀州路所屬6縣爲元世祖忽必烈女兒魯國公主囊加真的封地。十九年福建、江西二行中書省合併，置福建宣慰使司，武平隸之。明洪武元年（1368年），汀州路改稱汀州府。嘉靖十一年（1562年）五月，析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廣東之興甯程鄉部分地域置平遠縣，隸江西贛州。翌年正月，還上杭、武平、安遠三縣地域。清代，武平仍屬汀州府。
武平縣名稱的由來，清代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近於今之汀”。南武下面分別添上安、平兩字，遂成南安、武平。這就是“武平”二字的由來。
《漢書，高帝紀》載：“十二年冬，詔日：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全祖望《經史問答》以詔語織爲無諸之族，知南武地近於今之汀；以其所封爲南海，知其近於今之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淦，知其近於今之贛。
楊瀾《臨汀彙考》載：“今武平縣本長汀地。唐置州後，以本州西南境爲南安、武平二鎮。觀其命名之意，用南、武二字分析並舉，當是因其地爲漢南武侯所封也．宋升鎮爲縣，乃專以武平名之，而其地正在汀、潮、贛之間。全氏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之說，此其是矣。”按，蕉嶺丘逢甲亦自號“南武山人”，說明凡汀潮贛相連之境，都可以“南武”命名。見丘荷公《南武贅譚》按全祖望《經史問答》， 引漢書高帝十二年詔日：“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據詔文織當是無諸之族。南武之地，當在今汀、潮、贛之間。後南海王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邑人楊瀾曰：“志閩地者但知有無諸。全氏據漢書詔語，以織是無諸之族說，雖創而實確然”。則汀初爲無諸地，而織以其族爲南武侯，後立爲南海王，則爲織地矣。新唐書《地理志》，汀州臨汀郡。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兩州山峒，置治新羅。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開元二十一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虔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州避役百姓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溪以爲名。當漢之時，東甌閩粵反，皆徙江淮，而南海獨遷廬江，非以其地近於虔乎？今武平縣地在汀、潮、贛之間，蓋即當日南武侯地，而漢封之曰南海者也。 
龍岩市位置圖
武平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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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建 議
客家是一個跨越省份的族群，除了在閩、粵、贛大三角外，還有其他四川、廣西等地還有很多，可以說處處有客家。客家文化當然是一個漢化的文化，回溯北魏漢武帝在中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他原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鮮卑人，入主中原以後，為了鮮卑的後代，他毅然決然的徹底漢化，他雖然使鮮卑後代繼續享有在後來隋朝、唐朝的政權，並使得鮮卑文明，但他的做法卻使鮮卑失去了語言和文化，在歷史上的今天評價是兩極的。
台灣推動母語教學的今天，客家源流從單一的中原說到多元說，已經是一個潮流。自由的風氣與醫學鑑定及豐富的文獻考古資料，更讓我們接受客家原是南方越族後裔的事實。
身為一個客家人，有幸客家一路走來始終堅持，終於等到世界文明走向多元化的時代。老祖宗已不復追憶，唐、宋的先民也難以想像，不過他們在一路走向漢化的路上，採取了和北魏漢武帝不同的方法，它是在原來的語言和文化基礎上接受漢化，因此漢化的同時也保留了語言與文化。
在今天，我們的工作仍然是如此，讓我們和老祖先一樣，勇敢的張開雙臂迎向未來，客家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
本文篇幅較多，請分段分開授課，如果您需要更多其他的客家語言和文化資料，我們歡迎您來「饒平半山客」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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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設在桃園縣中平國小裡面，您也可以利用搜尋＞桃園縣中平國小＞教學單位＞科任老師＞許時烺＞進入。 感謝您的光臨！！
後 記 心 情
小時後到長大，一直到1997年在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的時候，都一直聽到客家人是中原人的說法。但是我的祖先是從廣東饒平山前鄉牛皮社遷到台灣的，牛皮社的「社」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因此吸引我很大的興趣，後來我又在清代饒平地圖上發現，整個饒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個一個的「社」，又發現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認為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問，於是寫文章投稿，先後在自立晚報和客家雜誌刊登，文章登出後我並將刊文郵寄到台灣和香港大陸各客家研究所，此後國內外客家學者開始漸漸對羅香林的客家源流有了不同的反應。
客家源流從單一中原說到多元，進而論述客家是南方越人後裔，是南方越人種「畬族」後裔，本文的引述相信可以提供您教學更完整的論述，非但如此，更希望你我共同傳達老祖宗「樂天知命進取」的精神，以導正客家在漢化中，誤入金錢物質過分的追求，方可慰老祖宗的苦心。
作者簡介
作者一： 鄧振麟
服務單位： 桃園縣中平國小
作者二： 許時烺
服務單位： 桃園縣中平國小
建議配合年級： 國小四年級
配合課程單元： 本位課程
作品介绍：長久以來，客家人都被認為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近年來又相繼有外人說、客居說、夏家說、河洛說等，透過文獻探討，追尋客家人的原鄉。
客家源流电子书：http://www.town-all.org.tw/93EBooks/inside_ee_detail21.asp?BID=227#TOP5
□杨建东 在总面积１万余平方公里的潮汕广袤土地上，能够称得上“古”的村庄，其可谓多如牛毛，如何稽考呢？近５年来，笔者走访过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和大北山下灰寨河畔几十个创建于清代以前的村庄，先后撰文数十篇、拍照片几百幅，并形成拙集《潮汕古村探源》，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唐、汉代以前的村庄仅存遗址，如普宁流沙镇马栅村东南的商周龟山遗址、揭东新亨镇九肚村晋代遗址、落水金狮遗址等等，已难以考查。以始祖祠为主要标志的潮汕古村，绝大多数创建于北宋至明、清年代，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研究其源流、人本、文化等，无疑对今天的城乡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潮汕的远古居民 潮汕的远古居民属越族，潮州古为闽越地，后为南越。土著先民为越族中的闽越人。潮汕一带以至粤东、闽南，至迟在隋代就出现僚人，称“蛮僚”，是百越的一支遗裔。同时与僚杂处的另一支遗裔是俚人，古籍往往将俚僚并称。民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汉化，已没有民族群体的存在。 畲族定居潮汕，虽然历史悠久，但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隋唐年间，瑶人的一支入粤东，自称“山客”，古称“民“或”畲民“。潮汕的畲族聚居于潮安县的凤凰山区，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两朝，揭阳、饶平、澄海、惠来诸县都有畲户，只是近代已被汉化。 中原文化早在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时期已向潮汕渗透。中原士民入潮，有史可考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４年）派兵平定百越，设立揭阳戍守区。在征讨百越的过程中，曾遣徙５０万大军定居南岭。西汉初年，汉武帝命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援助南越，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２０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武帝派兵平南越，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同‘越’）”。到了东晋和唐初，又有中原士民随着战乱和戍边而成批入潮汕定居，由于这些士民来自河套以东的山西等省，故迁入潮后称为“河佬”人。在唐末、宋末及元、明、清三代，相继有中原人南迁入潮，其中由福建辗转入潮汕的被称为“福佬”。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汉人，后来都统称“福佬”。而另一支从江西、嘉应（今梅州）辗转迁徙入潮、主要定居于大北山区和大南山区，这些居民操客家话。潮语区与客语区接壤的双语区接壤的，被称为“半山客”或“半福佬”。 古村落创始者的源流及入潮经历 我们在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大北山区灰寨河畔等３０多个创建于清康熙年以前的自然村或聚居群落行走，从走访的这些古村来看，先民（非群体）入潮的时间、原因及途径大体如下：（一）北宋时期，贬谪名人直接入潮定居。如揭阳市榕城区仙侨镇搓桥村始祖杨绘，原籍四川绵竹，于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中顺大夫、御史中丞，后被贬到安徽亳州，弃官归野，乘舟从海路下岭南，船入榕江仙桥河，恰遇一浮木挡舟，船停登岸，择地创居，以“仙槎”名，后称“槎桥”，迄今９３０多年矣！北宋大理寺少卿彭延年，江西庐陵（今吉安市）人，被贬来潮知潮州军州事（知州）。在任８年后被朝廷召回，晋升大理寺正卿。他自愿告老退隐海阳官溪都浦口村（今榕城区梅云厚洋村）。北宋兵部尚书袁琛，原籍浙江龙游县，元丰年间被贬来潮任潮州刺史，后朝廷召其回京复职。时年袁琛已６６岁，居海阳县云步乡（今属潮安县），其子袁熙迁揭阳渔湖都（今属揭阳市区）创长美村。 被贬谪的名人入潮，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潮汕，促进了潮汕的开发，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瑰宝。（二）南宋时期，来潮做官的中原士人，其本人或后代留在潮汕开基。如孙乙，原籍山东高邮县。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时是首任县令，他晚年随长子、三子居福建漳州，次子孙大美、四子孙大任世居吉帛（今市区京冈）。邢敦素，福建福清县人，于绍兴年间任广东提举使，其后裔在古邑揭阳县县治东侧凤围村创居。陈文隐，原籍福建莆田县，绍兴年间在揭阳县任职，“官揭阳县二尹，任满回闽”。其子陈十一郎在揭阳官溪都古溪（今榕城仙桥街道永东村、西岐村一带）立籍。（三）宋末及元明清三代，先民因避乱经福建辗转入潮。揭东县曲溪镇龙砂、港畔８村始祖江妆祖，原籍江西都昌县，是南宋丞相江万里的子孙，因江万里鼎力抗元以身殉国，其亲属为避元兵追杀，于元顺帝年间经福建入潮州，一支到今揭东县龙砂定居。揭东县锡场镇锡东、锡西、锡中３村始祖林南陇夫妻，因避兵祸，于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由福建莆田县涵头圩迁此。普宁市燎原镇泥沟村始祖张翠峰，因明初避战乱，从福建莆田县大菜园村迁入。（四）宋元明清时期，中原客家先民相继由江西入粤，经梅州再入潮汕定居。地处大北山区的揭西县灰寨镇，李氏居民的先祖李奎、李孟父子从河南归德州（今商丘）迁江西。因避元兵，李孟入闽，其裔孙又迁梅县。明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灰寨李姓始祖李崇源，从梅县龙牙（今隆文镇）迁揭阳县霖田都古竹溪村（今属揭西县），清初村庄被毁，劫后余 生者到该县龙路径等地重建家园。歧阳村杨姓上祖杨辂居庐陵（今吉安市），子杨云岫曾任唐代潮阳（潮州）太守，其子迁梅县开基。裔孙杨作霖自梅县西郊迁揭阳县霖田都南山约梅子角（今属揭西县），７世孙杨础臣于清康熙年间迁坡洋（今灰寨镇歧阳村）。（五）元明清各代，潮民为求发展，纷纷从聚居地向外迁徙创业。在潮汕本地区内移居的，如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沟南村许姓始祖许兆基，于元末明初从潮州开元巷迁此。揭阳市区新河村、沟口村始祖黄道美与广美村始祖黄凤溪，同期于元末明初从今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波美村迁来。揭西县灰寨镇桥上村始祖李赞文，由该县大溪镇大园村迁入。榕城区郭之奇故里（莲花心地）始祖郭诚，明末从梅云迁此。潮人以四海为家、自强不息和刻苦奋发的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内容提要
上古东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并非汉族，说的不是汉语，所以东南地区的汉语来自北方，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南方方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汉人，汉人迁徙到南方以后，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语言自身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各种印欧语大多通过居民迁徙形成，在印欧语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史观和谱系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汉语的方言史观，加上中国史书所载，南方在古代人烟稀少，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这就是第一种观点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笔者试图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论述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不同的语言史观会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例如，各种原始语的构拟，就是以谱系说作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语的问题。应该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一、东南地区居民的古代来源。
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汉族居民从北方迁来。按古代史书的记载，古代的南方人烟稀少，后来经过几次大的从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来，所以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北来的移民。潘悟云（1985）说：“前汉的汉族居民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南大部分还是人烟稀少未开发地区，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临海东）和冶县（今福州）两地有县级建置以外，几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杰（1992）也指出北方大规模汉族南迁的史实，同时据《禹贡》四卷十一期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一文制成会稽等古十三郡户口变化表：
年代 户数 占全国 人口数 占全国
元始二年（2） 635492 5%强 3062079 5%强
永和五年（140） 2043322 21%强 7409139 15%强
这一百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这种增加自然会归因为北来的移民。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叫作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数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少，我们举南越（粤）、闽越（粤）、瓯越为例。《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上书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这句话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数十万应该是有的。他在书中很看不起闽越，说：“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句话也是言过其实。武帝建元七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庭求救，如果闽越只有数千众，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当时，汉武帝准备遣兵帮助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汉书•严助传》，此处说闽越拥有数十万兵卒，是比较可靠的数字。吴王刘濞造反，说自己 “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汉书•吴王刘濞传》南越派出的三十万军队自然只是全国军队数目的一部分，可见赵佗自诩“带甲百万有馀”虽然言过其实，但是相去当不会太远。南越、闽越的甲卒都有数十万，甚至近百万，其全国人口当然都以百万计。吴王濞造反的时候，东瓯也派了军队到丹徒跟从他作战，兵力“可万余人”，东瓯国决不会把全国的兵力都派去帮刘濞作战，这“万余人”只不过是全国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虽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汉军到来，说明东瓯的兵力即使没有闽越那么多，但是与闽越的“数十万”相比不会差得太大，如此推测，东瓯国也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口。南越、闽越、东瓯只不过是百越中的三国，根据上面的分析其人口总量可能已经超过元始二年的306207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来，人口数会更多，如元鼎五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南越期间，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不降的人数估计不会少于此数，所以骆越人数也可能以百万计。如果再加上会稽、巴蜀、荆扬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当时江南的人口当远远超过上表中的数字。西汉末虽经过赤眉、铜马之乱，但是兵乱基本上发生在北方，所以武帝时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间不仅不会锐减，还应该会有增加，3062079之数是很值得怀疑的。
东瓯、东越、闽越三国都被武帝内迁，史书说“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但是郑张尚芳（1993）认为被内迁的只不过是王国的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实际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遗民。《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 《宋书•州郡志》：“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汉代的都尉是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可见以上三国内迁后的浙江仍然是非汉族居民占主体，而且势力很大，逼得都尉府连连内迁。南部都尉开始设在冶，即现在的建安，后迁到章安，即现在的台州东，阳朔元年又迁到鄞，在今奉化县东，最后迁到句章，今宁波慈溪县西南。一直到东汉，这些地区的越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汉王朝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还派骠骑将军大肆镇压。到三国的时候，内陆还是越人的势力。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献戎十万”，其中四万编入军队《三国志•诸葛恪传》，丹阳的山越总数自然在十万以上。丹阳还是接近金陵的地区，更偏远的地方山越人数会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万户”聚居在安勒山；毛甘“万户”聚居在林历山《三国志•贺齐传》。在建安郡，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各率“万户”，分别聚居在汉兴县各地。吴五“六千户”聚居在大潭；邹临“六千户”聚居在盖竹《三国志•贺齐传》。根据文献上有记载具体数目字的统计，在孙吴的军队中，有九万一千余名的山越人，晋灭吴时孙吴军队有二十三万人，加上那些没有具体列出数字的人数，孙吴的军队中至少有半数是由山越人充当的叶国庆、辛土成 1982。按这个数字推测，山越的总人数在孙吴的版图内应该占大部分。正因为如此，吴国官员必须靠“浮海”才能从会稽到永宁、东冶。《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正可印证三国时代的东南各地还是百越人的居住区。
移民运动确实会改变江南一些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类型已经属于北方而不属于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区的居民仍然属于南方类型，与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些地区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记录和户籍变化情况不一致。当遗传学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遗传学的证据，因为文献材料可以有另样的解释，例如，对于文献记载的移民情况和江南户口的变化，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古代根据在册户籍统计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统计之内的，还有许多佃户依附于庄主，户籍也没有反映出来。上面所分析的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江南的实际人数与史料所记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县建置在上古江南的许多地区确实是一片空白，但这并不说明这里没有居民，只不过是汉族的统治集团还没有把行政管辖权扩大到这些地方而已，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住着非汉族居民，难以把他们置于行政管理范围，一般只设都尉、侯官加以控制。
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个时期的增长，还要考虑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长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结果。如汉代人口从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长到7409139，138年内增长1.4倍，好像是一个大数目，实际上年增长率仅0.6%。古代虽然医疗设施比较差，人的寿命较短，但是生育率则比现代高，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0.6%的自然增长率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汉与汉以前，百越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林惠祥（1958）确认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有段石锛，其分布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勾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见“东夷”就是“东海”的意思。夏族几次对东夷用兵，是引起东夷南迁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氏对蚩尤的用兵，后来周公镇压东国之乱，灭奄、蒲姑，“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篇》）。奄、蒲姑都属于东夷集团，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越绝书》记吴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冢，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迁以后所建。这就像会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会“封泰山，禅会稽”，一部分东夷人南迁至越地，也把山名带到越地。吕思勉认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郑张尚芳（1990）考证了两个山东的古地名，说明山东古地名有越语特征。《左传•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据杜注，夫于在“济南於陵县西北”，故城在今山东长山县。“於”“于”二字古来通用，“夫于”相当“於陵”。《左传•桓公十一年》“公会宋公于夫锺”，夫锺在今山东宁阳县北境，北齐改置平原县，隋以县东南有龚岳城，改名龚丘县。“锺”“龚”皆锺韵三等字，“龚”见母，从“龙”声，古音*，“锺”，章母古音*，二音极相近，故“夫锺”相当于“龚丘”。夫于改名於陵、夫锺改名龚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过把语序按汉语语法倒置过来而已。“夫”古音*，正跟今侗台语的“石山”相对当：
壮 布依 泰文 傣雅 仫佬 侗 佯黄 普标
岩石 山崖 石 岩石 石
山东和江苏的夷人与江南的百越同源，秦以后他们虽然汉化了，但是在血统上还与江南一致。后来中原地区大量移民到这些地方去，才改变他们的血统构成，就像现代的上海人基因变作北方类型了。但是，在两汉到南北朝这段时间，甚至一直到唐宋，这些地区的居民在血统上也许还属于南方类型，这段时间到江南来的北方移民，有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是来自这些地区。比较现代的江淮官话与吴语，江淮官话显然就是官话化了的吴语，也就是说古代江淮地区与江南的吴地一样，也都说吴语。这种猜测如果不错的话，史书上所载吴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东、苏北的移民大概不会改变吴地居民的基因类型。
二、南方方言的形成过程。
古代越人说的什么话，有很多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古侗台语。如游汝杰（1982）通过量词的几个功能比较，讨论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语底层。韦庆稳（1982）通过对《说苑》中“越人歌”的解读以及对《越绝书》中几个百越语词的考证，认为百越语属于侗台语。其中最重要的是郑张尚芳的工作。他把《越人歌》和《越绝书》中勾践“维甲令”的上古拟音与泰文作了比较，并作了解读（郑张尚芳 1991，1998），他还对几个古吴越地名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的语义可从侗台语找到解释（郑张尚芳 1990）。语言地理分布也能说明百越语与侗台语的关系。Haudricourt曾经论述过缩气音（implosive）、分布于中印半岛，是一个地域性的语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音不只是侗台语专有，而且还分布于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安微、江西、浙江、江苏，这正与百越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潘悟云（1995）指出汉语中“人”义和作第一人称的“侬”是百越语的底层词，它的分布也同样是百越文化圈：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广东。
那么这些古代的百越语怎么会演变为现代的汉语南方方言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北方的汉族移民把汉语带到南方，逐渐取代了那里的土著语言，并且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自身的语言变化，演变为现代的东南诸方言。根据这种观点，南方方言自然就是从中原的汉语分化出来，所以西方的谱系理论也能适用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语言史观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会有许多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等等，但是没有一家是成功的。这种观点自然以汉族移民在数量上超越土著居民为前提，但是上文的讨论已经说明，实际上的情况是土著居民在数量上超过移民。即使在移民总数超过土著的情况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上海移民与上海方言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去重构历史的真貌。上海的外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上海原来的居民，其中苏北的移民特别多，但是这些移民是分批陆续到来的。据我们调查，这些落户上海的苏北人，在家中说苏北话，在社会上说上海话，往往带上苏北腔。但是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话的环境中长大，会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并没有带上苏北腔。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代已经完全融入上海话的语言社团。这些陆续迁入的苏北人在总体数量上虽然已经超过原来的上海人，但是他们却陆陆续续地被上海人所同化。外地移民的母语也可能会影响到上海话，例如宁波移民把“阿拉”带进上海话，苏州移民把“侬阿是学生？”的句式带进上海话，但是上海话的总体格局却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们再来想像一幅发生在古代东南的语言接触情景。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小股的汉人也开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镇，比如会稽、吴、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长，如吴太伯、南越的赵佗等。百越族要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文化，必须学习汉语。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而是一种混合语式的汉语，在语音、语序上都留有百越的特征，也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随着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混合语式的汉语中百越成分越来越少。此外，长期的双语现象，使百越语自身也吸收越来越多的汉语成分，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里奥尔式的汉语，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绝书•吴内传》记录勾践向越民发布的“维甲令”，进行备战动员，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合语材料。郑张尚芳（1998）曾对它作过解读。下面是“维甲令”全文，根据郑张尚芳的意见把原文与注解分开。加粗字体为原文，六号字为注解。
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莱“莱”，野也，致之於单“单”者，堵也。
其中“习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汉语，“夷、莱、单、须虑”是百越语，《越绝书》用“海、野、堵、船”对百越语加以解释。“修内[纳]矛”是汉语，“赤鸡稽繇”是百越语，意思是“将要修理刀矛”，估计是“维甲令”的原来注解。“维甲令”向越民发布，说了一句汉语以后，怕一般的百越人听不懂，又用百越语说一次。“越人谓‘人[入]铩’也”则是《越绝书》作者对它的注释。 “方舟航”是汉语，百越语就是“买仪尘”，意思是“扬眉吐气地航行前进”，《越绝书》用 “往如江也”注释。“亟怒”是汉语，“纷纷”是百越语，与泰语的fun怒气冲冲，怒火中烧相对应。“士”是汉语，“击高文”是百越语，意思是精神振奋，步伐坚定。郑张尚芳通过与泰文的比较对以上百越语词作出解读，具体的比较可参看郑张尚芳（1998）。
通过对“维甲令”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勾践时代，越国说的还是百越语，但是在首都会稽，已经借入许多汉语成分，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公文用语中已经开始大量地运用汉语，包括汉语的语词和句式。“维甲令”是对越国百姓的动员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够懂的百越语，这种百越语已经混有许多汉语成分。但是这种百越语汉人肯定是听不懂的，当他们与汉人通话的时候，用的一定是汉语，不过一定带有百越语的特征。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语中，汉语成分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维甲令”中的汉语部分，还要加一句百越语，使一般的老百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人的语言中，汉语的成分也已经不少了，这从“越人歌”可以窥见一斑。根据郑张尚芳的解读，“越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摇船，“踰”=“喻”知晓，了解，应该是汉语成分。
在现代南方方言中，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百越语的底层词，下面几个百越词来自温州话（郑张尚芳 1993）：
酒坛子，温州说“埕”，龙州壮语说2。
鸡虱，温州说ji31，来宾壮语说2(北)、2(南)。
袼褙、贴 ，温州都说“迫”7，壮语说7，侗语贴说9'。
田野，温州说“垟”2<2，傣语平野说2
鸟啄物，温州说“咄”7 (与“夺”白读同韵)，来自古代的*7。武鸣壮语说7。
抚摩，温州说4，泰文也说4，全同。
辱骂，温州说“讠贯”5<5，泰文作1。
稻子开花，温州说“浪花”61<，武鸣壮语开花即叫 。
抛、甩，温州说7，折合成中古音应为晓母质韵合口字，本字考为“扌穴”，《广韵》于笔切，《广雅》：“投也”。云母可归匣，温州的声母仅清浊不同。此字在南方方言分布得很广，都表现为清声母，如泰顺蛮讲，青田，上海话。拉珈也正说7
大锅，温州说2<2，侗语作1，临高说1。
柚子，温州说1<1，侗语说2
不过以上的例子也不一定全是百越语词的遗留，像武鸣壮语的 就是汉语的借词“放花”*>*。但是，温州话61的来源不直接来自汉语，而来自古百越语中的汉语借词。
此外，温州话中还有许多找不到来历的语词，也有可能是古百越语留下来的，只不过与现代的侗台语失去联系而已。有过南方方言田野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语词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别是单音节动词。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3）所例举的上海话单音动词中， 虽然有不少字有汉语的来源，但是还有不少字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来源根据的。如液体急速地从小洞里射出说1，轻轻擦过说1。这两个词也存在于温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别是帮母宵韵或萧韵，溪母庚韵或耕韵。但是在古代的韵书和字书中找不到在音义上可以与它们对应的字。诚然，在古文献中找不到，并不等于在古代汉语中就不存在，也许它们存在于某个古代汉语方言的口语，只不过在文献中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在与所有北方方言作过穷尽性的语词比较以前，我们不敢说它们一定没有汉语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哪个北方方言或古文献中有它们的来历。所以它们有非汉语来源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即使在《集韵》之类的书中找到它们的本字，也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汉语。例如，吴闽语中读作泥母通摄的“人”义的词，本字考为“侬”，南北朝的许多文献中已有它的记录。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汉语文献中找不到它的根据，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一个百越底层词，它只流行于百越文化区，“侬”只是后来造出来的一个方言字。这些专为某些方言中有音无字的方言词造出来的方言字被《集韵》一类韵书、字书所收录，有许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层词，不可能在汉语中找到来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这些词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一致的现象，它们一般不会是文化词，也很少是核心词，大多是动植物名称、单音节动词之类，属于基本词汇，但是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话1和1，是基本词，但是出现频率不高，一整天的谈话中可以不出现它们，它们常常还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词来代替。这种语词的分布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想像一下古代百越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人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惰性，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这些百越人学习汉语有两类语词是必须要学习的。一是文化词，这些文化词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百越人要学习汉人的文化、技术，这些文化词是非学不可的。一是核心词，没有这些核心词他们就无法与汉人交谈。至于有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基本词，他们在与汉人的交谈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办法避开它们，就像上海人与北京人谈话可以用“轻轻擦过”来代替这个词，但是在上海人的语言心理上，用来表示“轻轻擦过”的意义更准确和方便，所以这个词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如果反过来，认为汉语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其中的一些百越底层词是他们向百越人学的，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些汉族人为什么专挑这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词语学习。
支持新的语言史观的另一证据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语语音特征的遗留。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缩气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代百越语的语音特征。那么这种古老的特征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是北方汉族移民到南方以后受当地土著影响产生的呢，还是当地土著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从自己的母语中遗留下来的？让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当代的语言接触情况。在现代有缩气音的方言区，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们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因为受当地话的影响，把自己母语中的-、-改读作-、-的。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往往会把普通话的-、-发成-、-。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语言学习的惰性在起作用：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在北京话中没有-、-和-、-的对立，-、-的音色与-、-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发成-、-，还能听得懂，并不妨碍交际。青田方言有-、-而没有-、-，既然可以把北京话的-、-发成-、-，那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语言共时研究的时候，区别性特征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作历时研究的时候，特别是追溯语言的古代来源的时候，非区别性特征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非区别性特征因为不辨义，不妨碍交际，所以往往能长时期地保持不变。百越文化区的缩气音特征，正说明这些地区的汉语方言是百越人学习汉语的结果。
与语音特征相类似的还有百越语语序特征的遗留。在南方方言中，我们会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现的语序，例如，“你先走”说成“你走先”，这也恰恰是侗台语的语序，所以这种特殊的语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语遗留下来的。我们在有这种语序的温州作过调查，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说自己母语的时候，会受温州话的影响出现这种语序。而温州人则往往用这种语序说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古代百越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保留了百越语中这种特殊的语序。
三、新的语言史观导至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汉语的南方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新语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发展模型可以图解如下：
语言分化模型
语言接触、混合而形成新语言的模型
西方历史比较法完全是以第一种语言发展模型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比较的语言从同一母语发展而来；第二，这些语言从母语分化出来以后，互相之间没有影响。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每一个节点（node）只有一个入口。但是第二种发展模型则不一样，现代的东南汉语不是从同一母语分化出来，而是两种母语的混合结果。每一种方言形成以后，还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入口。印欧各语言也并不都是纵向分化的结果，它们也受到横向的其他语言的影响，如英语中也在些词来自拉丁语、法语。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多多少少带有其他语言来的借词。但是英语的主体部分还是英语本身的，把其他语言的成分去除以后，就可以与其他的日耳曼语言进行历史比较了。但是汉语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是接连不断的，影响的最终结果导至语言性质的变换，从原来侗台类的语言变成了汉语。横向影响构成了南方方言的自身，如果把这些横向影响去除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对汉语南方方言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历史比较法构拟东南汉语方言的原始语，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汉语南方方言的历史研究必须有以下新的内容和方法。
1、以历史层次构拟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南方方言的原始语是什么呢？因为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来源，顺着节点的线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汉语，也可能通向古百越语。更重要的是，根据南方方言的语言发展模型，是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原始语的。南方方言从百越时代一直到现代，不断接受北方汉语的影响，每一次影响都会留下历史层次。我们只有把历史层次分好以后，才能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运用历史比较法。例如我们有100个闽语方言，而且已经把每一个方言的上古层次和中古层次都区分出来了，于是我们可以对这100个方言的中古层次进行历史比较，但是根据中古层次比较构拟出来的是这个方言的中古面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构拟出这些方言的上古层次面貌。所以，对南方方言这种类型的语言，只能运用历史层次分析，以后在每一个层次内部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出各个层次的历史面貌。
2、历史层次分析法。
语言中的历史层次很像地层结构，地球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自己的地层，叠加在前一个时代的地层之上。中原地区的方言在每一个时代也都会在南方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历史层次。地质学家可以根据各个地层的地貌、化古来推测古代某个时期的气候、生态、动植物，等等。语言学家们也可以根据各个历史层次来研究古代某个时期中原地区的语言状况。例如，歌韵字在温州方言中有（饿）、（破）、（呵）、（可）等读音，因为它们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原传入，把这些读音连起来，就反映歌韵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史：>>>。
中原汉语 汉 ——→唐——→宋——→元
温州方言
（饿） （破）（呵）（可）
方言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历史层次，是由于同一个方言内部演变速度不一致而产生的词汇扩散现象。青田海溪方言的“奶”在以下几个词中有不同的读音：“奶皮”乳房，“吃奶奶”，“奶娘”。“吃奶奶”中第一个“奶”是的促声化。“奶娘”一词最文语化，“奶奶”一词最具俗语的色彩，所以它们的变化速度不一样，越是口语的词，越是稳定，变化速度也最慢。“奶”的这三个形式正反映了青田佳韵的演变历史：>>。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方言中这类不同读音不能算是历史层次。实际上，把它们的名称叫作什么并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弄清它们的性质。笔者认为不妨也把它们算作历史层次，它们毕竟也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外积型历史层次，后者叫作内衍型历史层次。外积型的历史层次可以用来对外来影响的语言进行古音构拟，内衍型历史层次可以用来进行构拟方言内部的演变历史。至今，历史语言学用来构拟古音的办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历史层次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方法——历史层次分析法。
参考文献
林惠祥 （1958）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人段石锛，《考古学报》第3期
潘悟云 （1985）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温州师专学报》第四期
韦庆稳 （1982）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汝杰 （1982）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2期
叶国庆、辛土成 （1982）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1990）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第6期
郑张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东方语学报》(CLAO)20卷2期冬季号，巴黎。译文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孙琳、石锋译）
郑张尚芳（1993） 《温州市方言志•总论》（稿），温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郑张尚芳（1998）《吴越文化通志•古越语章，吴语方言章》（董楚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条件所限，本文的图片和大量的特殊符号无发显示出来。如要看原文，
请来电邮：xjwuxi@126.com ）
http://bbs.culstudies.com/print.asp?TOPIC_ID=3701&FORUM_ID=77&CAT_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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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 | |
| 张学勤 颜越虎 2003-9-22
今年夏天，12名学者冒着酷暑在浙、闽、桂、粤、琼五省区追寻古老的越文化。在22天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接触了大量越文化的活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越文化遗址，其间，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台湾与祖国大陆，文脉相承，地脉相连，血脉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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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冼夫人的军事才能 |
陈冬青 |
| 关键词：冼夫人研究 |
| 综观古今，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又都是杰出的军事家，比如历代开国帝皇，割据一方的豪强势力等，他们往往通过军事的手段和行动来达到或保证其政治上的目标。冼夫人也不例外。冼夫人是高凉俚族人，其家世为南越首领，至冼夫人，更“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①成为岭南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冼夫人的一生富有军事传奇色彩，她坚持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先后多次平息岭南各地及对中央王朝的叛乱，并在三朝更迭之际，能够“怀集百越”，并以所辖岭南各郡归附，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立下汗马功劳，对岭南地区的稳定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冼夫人之所以能够确立其在岭南的领导地位，为岭南的稳定和发展建立万世不朽的政治功勋，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外，主观上的原因也是一个重要保证。那就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才能。 《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这说明战争是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政治活动的必要手段。冼夫人所处的时代，历经南朝梁、陈及隋三朝，是一个变革动荡的年代。冼夫人管辖统治的岭南，却能保持和平、稳定、团结与发展，这与冼夫人多次反对分裂割据、平息各类叛乱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反，高州刺史李迁仕乘机拥兵割据，冼夫人领兵袭破之；陈太建元年（569）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冼夫人“发兵拒境”，迎陈将章昭达，内外夹攻，平息了欧阳纥的叛乱；隋开皇十年（590），番禺俚帅王仲宣反，一些俚人首领也响应，冼夫人先后派其孙冯暄、冯盎出讨，击斩叛军主将陈佛智，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王仲宣。②所以，冼夫人首先就是一位才能非凡的军事家。 冼夫人虽不如历代名将那样，有军事言论或著作传世，我们不能直接窥见冼夫人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质，但据史书考证，冼夫人绝对不失为一位用兵如神的战略战术家。《隋书》“谯国夫人传”载：“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史书的记载可见，冼夫人从小便是一位通晓兵略，并能统率部众，行军作战的统帅。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其首领地位是世袭继承的。冼夫人有兄冼挺，按理应由其兄承袭南越首领之职，但冼夫人却承继了此位，并且号令一方，万众归附，这正是由于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压服诸越”之故。明人谢肇涮在其《五杂俎》里也说：“高凉冼氏，以一蛮女而能抚循部落，统驭三军，怀辑百越……有马援、韦叡所不敢望者。”（注：马援是东汉名将、韦叡是南朝梁名将）对冼夫人的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冼夫人“统驭三军”之才又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结合有关史实作如下分析。 一、具备清醒冷静的头脑，敏锐准确的判断力，这是冼夫人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的保证。 孙子论为将之道，需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③，并把“智”放在首要位置。“智”即是指准确的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除天时、地利之处，还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战争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从战略上分析形势，找出对策，是战争统帅的首要任务。决策的正误直接关系战争的结果。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必能综观全局，洞悉态势，即所谓“知己知彼”，作出相应的决策，方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根据《谯国夫人传》的记载，侯景反，兵围台城（南朝中央政府所在，今南京），广州都督征兵救援，高州刺史李迁仕也属应征之列，但他称病不去，一面却派人传召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冯宝见召欲往，冼夫人急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并进一步分析说，“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迫君兵众，此意可见”，③当时李迁仕任高州刺史，手握重兵，此人素有野心，遇侯景作乱，竟敢拒不救援，反意已见。因高凉太守对其颇有牵制威胁，李迁仕便想诱骗冯宝，或一同造反，或留为人质。冼夫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李迁仕的所作所为，断定李迁仕必然谋反，并一眼便看穿了李迁仕传召冯宝的奸谋，最后作出“以观其势”的对策，这使冼夫人在以后的维护统一，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一下子便处于主动地位。侯景作反，天下已乱，李迁仕也乘机扩张势力，随时准备拥兵割据，在此严峻形势下，如何维护岭南的稳定，冼夫人并不盲动，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以后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充分显示了一名军事领袖的“智”才。 二、具备丰富的用兵策略，这是冼夫人克敌制胜，保境安民的关键。 战争的胜败，关键在于战争策略的运用，古代兵家对此多有论述。三国时诸葛亮曾论“用兵之道，先定其谋”④，南宋名将岳飞也说过，“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⑤。《谯国夫人传》说冼夫人“多筹略”，清电白知县特克星阿《题冼庙诗》也有云：“女子能兵惯出奇”，历史事实也证明，冼夫人深通兵法，善用谋略。李迁仕兴兵造反，冼夫人身为南越首领，不齿李迁仕所为，起兵协助朝廷平叛。当李迁仕遣主帅杜平虏进军南康后，冼夫人立即看到，杜平虏是叛军主帅，已率主力与官军相拒，一定不及返回，李迁仕在高州已无多大兵力，不能有甚作为，宜乘虚破之。于是教冯宝“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⑥然后冼夫人亲自率领精兵，乔装成送礼的人员，担着货物，暗藏兵刃，来到李迁仕营下，李迁仕果然不加防备，冼氏兵马突然发难，一举而攻进营内，叛军仓皇败走，李迁仕逃往宁都，冼夫人率军追击，与陈霸先会师赣石，擒杀了李迁仕，叛乱遂告平息。《孙子兵法》“计篇”有云：“卑而骄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冼夫人运用的正是此策。“卑辞厚礼”，令李迁仕产生轻敌情绪，不加设防，一举而破之。清陈淮《冼夫人庙》诗有句：“卸甲争归陈武帝，挥戈潜袭李高州”（《高州府志》艺文卷），所描绘的正是冼夫人巧施妙计，大破李迁仕的事迹。在战争实践中，冼夫人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运用，这是她取得平叛斗争胜利，保障地方安宁的关键。 三、治胜于战的军事思想，这是冼夫人“怀集百越”的军事基础。 古代兵家有论：名将用兵，不在乎兵之所失，在乎安民、爱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战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某一方的胜负，相反是为了消灭战争，获得和平。从这个意义来说，战争是消极的，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采用的手段。《孙子兵法》也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冼夫人同样认识到这一点。在她的军事素质中多处表现出“治胜于战”的思想。岭南是百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汉在岭南设置郡县后，一些交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逐步实现了封建化或越人汉化，但冼夫人所处的粤西地处僻远，生产力发展较慢，直至隋代，仍保留有奴隶制和原始部落，各部族“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恃在山险，不用王法”⑦，且“好相攻击”⑧。冼夫人身为南越首领，是怎样令各部落止平干戈，达到其领导权威的？靠的就是“治胜于战”。 一方面，她十分注意施行仁义之举，以达到安抚各部，令其归顺的目的。所以，“诸蛮皆服其信义”。⑨其兄冼挺，恃强常侵掠旁郡，冼夫人每每加以劝阻，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⑩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死后，岭南大乱，各部族纷纷发生战乱，冼夫人及时对各州进行安抚，于是“数州晏然”。○11隋朝开皇年间，番禺俚帅王仲宣谋反，一些部落、州郡首领响应。在平定了王仲宣的叛乱之后，“夫人亲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抚诸州”，○12不但不追究这些州郡首领的反叛之罪，相反还“令统其部落”，○13这些首领都深感夫人和朝廷恩德，发誓不再反叛，于是“领表遂定”。○14冼夫人此举，堪比诸葛“七擒孟获”之功。 另一方面，冼夫人也十分注意从严治军。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其《将苑》中说，“师出以律，失律则凶”。这是说一支军队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否则定会吃败仗。古今将帅都十分重视从严治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冼夫人也不例外。对待下属，冼夫人向来都严格要求和训练他们，倘有违法，必从严治之，尤其是对待自己的亲属，冼夫人从不姑息。据《谯国夫人传》记载，冼夫人十分注意“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属，无所舍纵”。冼夫人因此深得部众尊敬，所以号令三军，莫有不从。王仲宣造反时，兵困隋将韦洸于广州，冼夫人派孙子冯暄率军往救，冯暄与叛军将领陈佛智平素友好，因念私情而延误进军时间，冼夫人“知之大怒，遗使执暄，系于州”。○15为了严明军纪，冼夫人不惜大义灭亲，把自己心爱的孙子下于狱中。冼夫人此举深得军心。后冯盎领兵出讨，众官兵上下同心，鼓勇向前，击斩陈佛智，进军南海，大败王仲宣。冼夫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历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治军严明，令必行，行必果，也是关键之一。 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造就了一代女杰冼夫人。她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所作出的维护统一，坚持团结的历史功勋是巨大而明显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的深远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政治上的作为离不开军事上的作为，政治上的成就离不开军事上的支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便是高度的概括。正是由于冼夫人的卓越非凡的军事智慧和素质，在战争中克敌制胜或不战而屈之，牢牢占据军事上的主动地位，才得以保证她在政治领域充分施展才华，成就其历史功勋。 注释： ○1、○2、○6、○8、○10、○11、○12、○13、○14、○15均出自《隋书•谯国夫人传》。 ○3《孙子兵法》•《计篇》。 ○4出自诸葛亮《将苑》，笔者转引。 ○5笔者转引。 ○7《太平御览》卷七八五。 ○9《资治通鉴》。 |
合浦北海与海上丝绸之路
刘明贤
前 言
曾有人散布“北海是文化沙漠”的怪论，其实是无知者的胡言，狂妄者的乱语。北海合浦不但不是文化沙漠，而且其文化源远流长，其古代异常辉煌。
影响中国最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三大文化摇篮中，百越文化极有影响的一部分就发生在古合浦。可以说古合浦文化是中国蓝色文化乃是世界蓝色文化的最早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其
发生和发展持续了数千年至近万年。
中国远古时期就有中央黄帝和南方炎帝言和结盟、帝尧派人“南抚交趾”和帝舜亲自到苍梧、南海“南抚交趾”的中原与南方三大交往。奠定了合浦经济文化的南北结合特色，也让合浦的珍珠名震中原，形成古合浦发展的历史动力，造就了史前的“越人大迁徙”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必然。
由于南北结合的特色形成了发展古合浦的历史动力，尤其是发现了珍珠的商业价值，促使这里成为繁荣的古代“海疆第一富庶之地”。又由于“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强大内联力，又促进了该地区与海外的联系和交易，从而探索、开通和发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章 辉煌的古合浦
一、古合浦的概念
古合浦郡辖5县，包括今两广27个县市。地域达数万平方公里。古合浦县包括今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钦州、防城和陆川、博白、玉林、容县、北流、横县、邕宁以及广东廉江共十四个县市。
由于这数万平方公里的郡和l4个县市的县的概念，当今琼州海峡至防城北仓河口乃至越南部份海域的整个北部湾绝大部份岸线和海域都在古合浦的范围内，都是古合浦港区。也由于这个概念，古合浦拥有桂东南钦州，灵山、浦北、玉林、博白等地的发达古代稻耕文化区域。
一句话，古合浦县就是当今的环北部湾地区。
二、古合浦县靠近距今约100万年的古人类发源地百色盆地。古合浦县内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其遍布全县的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品种齐全的石器和印纹陶器。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史记载的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2600多万年的进化期和从古猿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再进到“完全形成的人”的三个阶段。最早发现的四足行走林栖动物“埃及古猿”距今约2800万年，而能够直立的“森林古猿”距今约2000万年，相距800万年之遥。从“森林古猿”到“完全形成的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三阶段)中的“能人”又经历了l820万年之遥。“非洲‘能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180万年”①，而“直立人”是在距今大约150万年前出现的，在中国发现的‘蓝田人’、‘北京人’，印尼的‘瓜哇人’就属于‘直立人’阶段”①，而“‘智人’是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左右，中国有‘丁村人’、‘长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①。
古合浦县附近的百色盆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更新世文化遗存，“大致与陕西公王岭蓝田人的时代相当，距今大约l00万年--73万年”②，因此，“百色人”是“智人”乃至“直立人”阶段的人类祖先。“假若超越‘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框架假设，那就不排除人类早期起源于东亚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包括出产早期旧石器的百色盆地”③。
百色盆地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不仅证明，远在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珠江水系、沿岸生息繁衍，而且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③，同时，“百色旧石器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将科学采样的标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试，得出最权威的年代数据。为距今80万年前”④更是权威的科研结论。
与百色盆地同在广西又相距不远的古合浦地区当然受到百色人的影响，在古合浦县范围内，“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大约在距今二、三万年前就开始有人类生活”⑤，“在灵山县马鞍山东胜岩，发现了距今1万至2万年前的‘灵山人’古人类化石”⑥。“灵山人”古人类化石“共发现15件”⑤，出自“灵山县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⑤等3处洞穴，“时代属更新世晚期”⑤，这是确凿证实的古合浦旧石器时期的文化辉煌。由于“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桂南环北部湾地区是远古人类频繁活动的区域之一”⑥，从旧石器时代转入距今l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以后，古合浦县频繁活动的古人类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址传至今天，计有47处以上，专家统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很多，几乎遍布环北部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共计l 78处。其中(古合浦县属)有邕宁8处，防城9处．钦州4处，北海l处，合浦2处，浦北7处，灵山7处，横县8处，容县l处……”⑤。其实，据我所知，还不止这47处，因为各县市的统计数字均超出此数，其中“浦北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山岗遗址18处”⑦。
古合浦县上述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沙坡、牛屎环塘、顶狮山、杯较山、亚菩山、钟秀山、犀牛脚、马兰咀、芭蕉墩、亚陆江、杨义岭、西津、秋江、江口、大寺和那丽独料等处。其中“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古合浦港区域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遗物散布面积达9万平方米”⑧。“在犀牛脚镇发现了距今8000年至l万年的贝丘遗址”⑥，“顶狮山文化延续的时间，大约为距今9000一一7000年”⑨、“合浦县牛屎环塘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钦州市芭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等，约距今9000一6000年前”⑩。“在石塘镇钟秀山发现距今5000一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⑤。“在那丽镇和大寺镇，发现了距今4000一5000年的原始居民点遗址”⑥。有专家还明确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 ?。上述专家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距今2万年到四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古合浦地区确是远古人类历代相传、频繁活动的区域。
古合浦地区的远古人类不但活动频繁，而且留传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品种齐全、分期明确、遗物丰富。“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为洞穴，岩厦、河傍台地、山坡、海滨遗址等几大类”⑥。东胜岩、葡地岩和洪窟洞等是洞穴遗址；浦北有岩厦遗址；“顶狮山遗址是河旁贝丘遗址”⑤；“独料遗址属山坡遗址”⑤；“亚菩山遗址、马兰咀山遗址属海滨贝丘遗址”⑤，五种品种齐全。而古合浦县新石器时期的早、中、晚分期遗存明确又有特色，“早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山遗址一期文化、杯较山和亚菩山贝丘遗址为代表”⑤。“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砂绳纹陶”⑤；“中期文化遗存以顶狮山二三期文化、横县江口遗址为代表。中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以磨制石器为主，仍有少量打制石器”⑤；“晚期文化遗存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⑤。
遗物丰富首推独料遗址。“钦州市那丽镇独料村大石铲遗址中出土了1100余件石器，包括斧、锛、凿、铲、锄、犁、镰、镞、刀、锤、磨棒、磨盘和国内最早的橄榄核及男性生殖器崇拜物‘陶祖’等”⑩。其出土的磨制石器中，“石斧、锛、锄、铲、镰、刀等农具，分别用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疏松土壤、耕耘收割。同时还有磨盘、杵、磨棒等加工工具”⑤。而且“独料遗址文化层发现了六个柱洞，其中三个柱洞底部发现了石质柱础，柱洞周围有火坑与灰坑遗存。原挖掘者认为‘这些柱洞可能为房屋建筑遗址’。这可能为‘窝棚’式建筑”⑤。
由于“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③，又由于古合浦郡内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异常频繁同时又是百越诸族的活动区域，造就了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原与南方的三大交往。也为史前壮举“越人大迁徙”奠定了基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一大交往是“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的鼻祖。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⑿，而且把南方炎帝摆在中央黄帝之前。炎帝代表的“南方”是哪里?当然可泛指江南或湖广大地，但代表南方丙丁火红色的红土地、红水河的广西尤其是百色盆地应当与此更有关系。
中原与南方的第二大交往是帝尧派人与岭南交趾人的联系。《墨子·节用》有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覃乃昌等人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考察与研究》亦载道：“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包括环北部湾地区(注：古合浦地区)在内的岭南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居民有了交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三大交往是帝舜亲自“南巡狩”，到了“南海苍梧”，并且“崩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少问篇》载道：“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亦明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还有名家杜甫、李纲、王祐的诗句：“为谒苍梧庙，看云哭九嶷”、“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南海苍梧万里遥，重华遗迹在山椒”、“常诵苍梧云起愁，那知理楫此间游，重华一去不复返，惟望九嶷空白头”均可作证，而在此基础而出现了史前的壮举“越人大迁徙”并从古合浦港区始发到东南亚就不奇怪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山东拔齿人及其他百越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岛” ⒀，说明合浦的先人参与这场“越人大迁徙”的史前壮举并有“在无文字记载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各地的远洋航线”⒀的古代辉煌。
三、古合浦的先民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古代原始农业，又以合浦古越语最先与中原汉语各种方言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及渐进融合而创造了相关的粤语语系和廉州话。
“‘那’在壮语中即水田。冠‘那’字的地名遍布华南和东南亚地区‘那’字地名是稻作文明起源的鲜明印记”⑩，而“环北部湾地区古代居民是‘那’文化即稻作文化的创造者之一”⑩。冠“那”字地名遍布古合浦地区，著名的“三那”之一的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1100多件石器农具和加工工具就是古合浦创造稻作文化的铁证。
古合浦的中部和东北部的博白，玉林、浦北、灵山一带，历代均是稻作基地，其“周边地区都发现有史前稻谷实物”⒁。“东边英德市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出土原始人工栽培水稻硅质体，其年代在12000年前” ⒁，“北部的道县寿雁镇玉蟾岩出土普通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的谷壳，其年代距今约10000年” ⒁，“其西北部的资源具晓锦遗址也发现12000多粒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实物，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 ⒁……，另外，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篇》记载：“各国专家公认：云南是稻谷的发源和演化变异中心。最早种植稻谷的农民是居住在云南的百越民族。并且找出稻谷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路线是：沿澜沧江、怒江、红河向东向南传至珠江流域的闽粤、江浙的吴越和越南的雉越……”。这就进一步证实作为与云南百越民族同是百越诸族的古合浦先民在创造古代稻作文化的年代和传播稻作文化的途径等方面的亲密关系，也证实了古合浦地域是这条“稻谷之路”的必由之路段而起着重要作用，并因而繁荣的史实。因此．合浦要筹运稻谷种子经这条又叫“稻谷之路”的航线到世界各地去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从合浦始发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因称为“稻谷之路”而成为古合浦地区是古代稻作文化的创造地域的反证。
由于“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和“周王朝亦与合浦的骆族保持着联系”⒁，同时，“商周时期，中原人己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而“自殷周以后，(合浦的)玳瑁、海贝和珍珠等一起，一直是吸引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土特产”⑩及收运贡品的需要，中原汉语与古合浦的越语就发生相互译说、交流、使用的影响，此种影响之初当然可以追溯到尧即位98年的公元前2357年至公元前2259年期间，这就是粤语语系从古越语开始演变的开始。
然而，史籍及专家论述，“战国时期，楚国南侵岭南，兼并苍梧等地，楚语最早影响到古越语” ?。而“秦汉时期，大量中原人来到岭南地区，这是中原汉语影响越语之始” ⒁。“东汉至三国时期，徙民大量迁入令南，是两广越族开始汉化的时期，是粤语孕育时期” 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两广相对稳定，中原和东方汉人大批南下两广、加快了两广越人的汉化步伐。这时期两广越语与中原汉语，东方吴语、闽语发生全面融合” ⒁。“唐代时，粤语进入稳定阶段” ⒁。，而合浦的廉州话就是东汉时马援班师途经合浦时留下十余名士兵，“操当时中原话，以后成为合浦话，称为马留话”⒂，因而是中原话的直接变种。
四、先秦到秦汉时期，合浦的先民们继承和发扬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稳步进入青铜器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环北部湾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 ⒃。“合浦县清水江，曾发现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情况”⑩就是明证。而古合浦县内的今合浦、浦北、钦州、陆川、容县、北流、横县等地均发现有先秦时期即青铜时代的青铜器或印纹硬陶传世至今，其中“在浦北、容县出土的羊角钮铜钟颇有特色。官垌大岭脚出土的四件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应是战国时代遗物”⒃，属商到西周的有……陆川乌石铜罍1件(春秋)，横县那旭铜钟1件(西周)，北流甬钟(西周)等” ⒃。另外，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印纹硬陶在今合浦、浦北、钦州、北流、容县等地都有发现”⒃……。上述史实，印证了古合浦的先人们在先秦时期继承和发展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稳步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仓吾’一词的记载”⒅，而且“商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这里值得注意的“仓吾即是苍梧，苍梧是壮族先民在桂东南地区最早的族称”⒁。从“仓吾大地”或“苍梧大地”到具体苍梧县的“苍梧”，从“仓吾”即“苍梧”到“苍梧”是壮族“族称”，说明叫“苍梧”的县名或区域名的地名是从壮族的“族称”转化而成的，即从族称到地名。然而，又有史书的不同论点值得我们注意：《逸周书·王会解》有“仓吾裴翠”之载，亦有“仓吾，亦蛮也”之解。《汉书音义》载有“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之说。这里明显可见，“仓吾”不但是地名和族称，而且应是人名，不然这“亦蛮也”，“越中王”作何解释?!
从上可见,“仓吾”到“苍梧”应是“人名”(越中王。越人中最有影响之人)到“壮族族称”，再到“地名”的进化过程。，也由此可见， “仓吾”应在三大南北交往中是有关系，有作为的人。因此，“周王朝也与北部湾地区的骆越族保持着联系”⒁。然而，引起中原王朝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不但是人际交往，而且是合浦独特的珍珠以及海贝、大海龟、象牙等名贵土特产品(即贡品)。 “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⒄。
正因为合浦历代出产珍珠，所以， “先有珠”就能向中原“引来丝”，加上“越人大迁徙”拓通的太平洋航线及其后的延伸，造就了古合浦坚实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
五、“越俗以珠为宝”
合浦珍珠名贯中外“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⒆。自古即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 “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⒄，因此，史家纷纷对合浦的“南珠”有所记载。早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载，而早在南北朝早期的南朝梁人任昉的《述异记》更明确载道： “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搜神记》也明说： “吴王夫差女名玉，陪葬有径寸明珠”。《列仙传》亦载道： “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金买下一颗使吕后想象而追求不到的‘四寸大珠’。”《幽明录》写汉武帝，亦有“河渚得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之说……。
为何有“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之公论呢?而且连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明载： “中国珠必产雷廉二地”呢?又为何“南海珍珠产量居中国之冠，合浦珍珠产量又居南海之冠”呢?其原因之一是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古合浦境内；其原因之二是“越俗以珠为宝”，很早就发现了珍珠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原因之三是“会稽珠贩”和合浦古代“客民”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并造就了南珠文化，从而神化和拔高了合浦珍珠的绝对价值。
《南珠春秋》载道： “南珠七大古珠池，除钦州与越南边界一个外，主产南珠的‘雷廉珠池’含廉州五池，雷州一池共6池”。因为钦州与越南交界处古时也属合浦地界，因此，应该说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合浦。该书还进一步指出： “廉州杨梅，断网、青婴，平江，乌坭五池，雷州乐民一池”。这就不明而喻的得出了合浦珍珠产量多的特殊优势。
《南越志》说“珠有九品”。直径五分至一寸上下的为“大品”，“珰珠”亦属珍品。还有“走盘珠、“滑珠”、“精珠”、“八百子”、“正一千”、“糙珠”、“药珠”……。合浦珍珠不但珍品多，有“径寸明珠”，“三寸大珠”，“四寸大珠”，亦有“大而稍扁”的“明珰”、“以漆园盘掷下，连跳起不定者佳”更甚至“置之平地，终日不停”的走盘珠。而且普遍具备“光、重、圆、大”即光泽精洁晶莹，耀目半透，珠质坚实凝重，珠形圆整浑称又颗粒硕大的四大特色，七分以上为“珍”，八分以上为“宝”的“七珍八宝”又多产于此，故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这就造就了合浦南珠质量好的特殊优势。
越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合浦古港区的“水行而山处，以舟为本，以楫为马，行若飘行，去则难从”⒇的水上越人，很早就发现了珍珠、贝壳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2万年前的古合浦灵山人就会食用和玩弄“介壳”。“灵山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三处洞穴发现人类化石，还有蜗牛、螺蛳和蚌等软体动物介壳”⑩，这里的“介壳”中就有“蚌”，蚌产珍珠，这就不排除古合浦人于2万年前即发现珍珠的可能性。到了距今9 0 0 0年至6000年以前的古合浦邕宁顶蛳山遗址， “其文化遗物有骨器，蚌器”⑩。而且进一步指明“有石饼、石环、蚌刀、蚌匕、蚌饰等” ⑩，而同时期的合浦牛屎环圹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还有钦州芭蕉墩遗址， “这些遗址出土有骨器，蚌器，骨器有骨锥，穿孔骨饼，蚌器有蚌环等”⑩，同时期的遗址中“种类有乌蛳、田螺、丽蚌”⑩、 “种类包括牡蛎、文蛤和魁蛤等”⑩……，这些九千至六千年前的蚌饰、蚌环、丽蚌等蚌器己经是珍珠的副产品了。
史家明载珍珠列为贡品的时间是“商周时期”，距今近4000年。“商周时期，环北部湾地区(即古合浦)出产的珍珠，大海龟和象牙被列为贡品”⑩。《逸周书·王会解》亦明载： “正南瓯、邓、桂一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茵，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茵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珠玑”就是珍珠。而且“古人很早就知道珍珠有圆形和不规则形状两种，把圆的叫珠，不规则形状叫玑”⑩．这就证明古合浦越人早在近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甚至远古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就已把珍珠列为贡品(这也许就是尧舜“南抚交趾”的目的之一)。当然，古越人发现珍珠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是在此之前的蚌饰时代甚至发现蚌的旧石器时代了。由于发现早，早成名，形成品牌，就造就了合浦珍珠早成名，成名牌的特殊优势。
“会稽”与“合浦珠市”结下不解之缘，珍珠造就的合浦富裕“客民”也是合浦南珠成名早，成品牌的因素之一。“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有珠贾向宫廷兜售美珠”⒆就是明证。“市列珠玑南北商贾荟萃的江吴都会” 、“交州采访使石崇，用来买妾的明珠是从合浦珠市所得”⒆，还有造就合浦盛世的东汉太守“会稽人孟尝”亦都与此有关。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过着与中原商贾一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贸易致富” ⒆，“其中当然以珠玑为为打入中原市场的‘拳头产品’了” ⒆，除了从“合浦珠市”到“会稽珠贩”转运到“江吴都会”到“向宫廷兜售”以外，广州也是让合浦南珠出名的一个中间市场，《广东新语》就有“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的记载。由于“合浦珠市”、“五羊之市”、“江吴都会”、“向宫廷兜售”等一系列成熟而成行的珠市，造就了合浦南珠成商行、成品牌、销路广的特殊优势。至有“三寸大珠”、“四寸大珠”、“明耀绝世”的“河诸得大珠”，“以珠为襦”、“饰冠”、“车帘”、“金玉珠玑比乎身”之荣，更甚者是慈禧太后的葬品珍珠，“陪葬的珍珠共用26400颗，其中凤冠上一颗重200克，大若鸡蛋；口含一颗光色熠熠的夜明珠，亦同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⒆。
除了上述的产量多，质量好，发现早，早成名，成品牌，成商行和销路广的特殊优势以外，会炒作(会宣传)也是南珠出名的原因。商业的炒作造就了商业文化，珍珠的宣传和美化便创立了珍珠文化。由合浦越人的先民和古汉墓的主人们拓展的合浦珍珠购销业得以数千年历久不衰是因为同样得益于他们造就的珍珠文化。
一颗“径数寸，明耀绝世”的大珍珠从珠民手中转到“客民”(珠贩)手里，珠民得到的是一定数量或大量的粮食、土布及陶瓷，这颗大珍珠在珠民眼中是可以活命和温饱很长一段时间的“好货”。这件“好货”到了小商贩手里便属于“九品之首”的“大品”。可以从大商家手里换来大量中原上等丝绸而获利百倍。然而这颗难得的“大品”到了“识货”的大商家手里并经过“神化”后，就会变成“南海龙王的镇海之宝”、“南海龙王的三公主小白龙在千年古蚌精腹中炼成的有灵性的夜明珠”或“南海女神化成的夜光珠”，成了独一无二的“神物”。这样可居的“奇货”当然会在高官巨贾中引起争奇斗富的角逐并进而贡献给皇帝得以邀功取宠了。此珠亦理所当然的变得“价值连城”并达到“到了都城，一颗珍珠的价值贵到连富豪也买不起” ⒆的经济目的。此类珠的巨额利润的得来靠的就是“珍珠文化”。
随着一颗颗各具特色的大珍珠在炒作中升值，那神化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传说和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去，越传越广。民间传说《珠还合浦》说的是“夜明珠传奇”、“孟太守盛世”和“梅岭飞珠”这三部份内容以及从天上斗到南海，从海底再斗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庭这三种斗争形式的“珍珠三还合浦”的故事。说的是王母娘娘的侍从“三仙女”与玉帝的小儿子子关王子在御花园幽会，被“蛤蟆仙”告密而贬下南海化为白龙又几乎被“蛤蟆仙”贬化的海怪喷墨毒死。但她勇敢地走通了一条生不如死、白龙化珠、仙岛学艺、魔窟探险、夜明护海、成为夜明珠的道路，掌握了杀怪必备的三件宝，与子关王子投胎转世成的珠民“双剑合一”杀死了海怪，不服气的海怪灵魂飞进皇宫借尸还魂成了太监，挑动贵妃索珠而让皇帝下令采捕已成为南海女神的夜明珠，又引出一阵阵珠池血泪行动及夜明珠辅佐孟太守赢得“珠乡盛世”和“珠国回迁”的胜利，以及夜明珠被迫公开现身化珠又最终“梅岭飞珠”返回合浦，并天雷击毙海怪的美丽神话故事。
《珠还合浦》展现了南珠“眼内走珠”的神奇药力。塑造了美好的人、仙群体，刻画了奇特的群丑形象。细腻地描述了“童子祭海”、“人仙共庆”、“梅岭相会”、“珠国迁徙”、“夜明护海”及“化珠献身”等柔情奇趣。又多浪头地推出“万里献珠”，“追捕海生”、“斗杀海怪”、“珠池血泪”、“梅岭飞珠”等险事惊情。反映了世上总是美好多于丑恶，正义始终战胜邪恶的真理以及忠贞爱情的魅力。
珍珠的传说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完美，加之颗颗神秘大珍珠与种种民间传说的对号入座和江湖寻觅而变得极神秘又更值钱，必然引发一代又一代豪富们的再争夺，至使南珠文化得以传播，珍珠购销业得以发展，中国的“珠还合浦”成语亦誉满全球。
六、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把合浦造就成“海疆第一富庶之地”。
由于合浦的珍珠长期名震中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南方与中原的交往，造就了南疆尤其是古合浦区域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和商路畅通。就中，中原换珠之物叉以丝绸为首。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载：“我国自从黄帝时代开始养蚕，至今5000年”。《史记》亦明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发明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妇女，故神州处处誉称嫘祖为“先蚕娘娘”。
“累病的嫘祖身边几位女子上山为她采摘野果，在一片桑树林中带回一批雪白的小果，结果根本咬不动也没啥味道。用水煮沸还是咬不动，却有不少细丝缠在不经意搅动的细木捧上。此事引起极其聪明的嫘祖的注意，她细细察看后又带病到桑树林中考究，终于弄清这种白色果子是一条条口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并非树上结的果子。嫘祖把此事向黄帝作了详述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所有的桑树林。从此，人们在嫘祖的带领下进行栽桑养蚕……”（21），中国丝绸这种誉满全球尤为欧洲贵族向往的贵重商品就在神州大地上发明和完善推广了。由于“山东是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供货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22），而“长安是货物的集聚地”（22），这种中原换取合浦珍珠的主要产品丝绸才得以南运合浦，再从合浦运向西洋，到印度再转运到欧非各国去。至使“古埃及女王姑娄巴、罗马统治者凯撒及其宫廷能够得到中国丝锦袍服，而中国也由此得到海西琉璃，香药和幻人(魔术师)”（23）。同时也促使罗马商人因国人纷纷购买中国丝绸而“从埃及的红海古港迈奥霍穆扬帆出海，每年发船百余艘，远航印度洋，东抵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锡兰岛”（23）并“在印度港口，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人们互易货物”（23），然后，“罗马商人则将丝绸之物运往红海港口，再用驼队驮运到尼罗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和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西端联结了起来”（23）。这就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原丝绸运集合浦出海前，“秦军水道”是合浦与中原通商的关键道路。
“早在秦朝，沟通长江水系和北部湾水系以后，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展和繁荣”⑧，这条“秦军水道”是“从中原出发，进湘江，过灵渠、入漓江、进桂江、接西江、入北流江、过桂门关，进南流江抵合浦”⑧的，它的作用除了军事目的外就是“据史料记载，合浦的丝绸业和珍珠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⑧。因此，“合浦历来以出产珍珠为名，在汉之前已是一个经济比较富庶，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稠密的集市”（24）。大量的珍珠销售到中原，不但换回了大量的丝绸产品，而且引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合浦最早生产蚕丝在北部地区(今浦北县)，以天然树蚕即木蚕为主，由于桑蚕获利大，后来合浦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遍种桑养蚕”⑧。中原的大量丝绸商品和合浦本地的丝绸产品不可能在合浦可以消费完毕，必须找出路寻销路，这就与早年开辟的远洋航线不谋而合，而且，“汉代出口物资可经这条水道(即秦军水道)汇集到合浦港，然后经海上运往东南亚各国，远至罗马等地；而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浦停泊，进口商品再沿着这条水道输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25），并且，“这条水道也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使臣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25）。据浦北县博物馆老馆长黄宗业先生介绍，合浦最早生产蚕丝是在今六万山的平睦一带，后发展到东汉时的合浦郡治旧州及其附近的常乐一带。再因郡治南迁长沙场而发展到石康一片。这就是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也因此强有力的联系，造就了合浦成为“海疆第一富庶之地”⒄
好多哦，没能看完。有时间再看吧。太多了,应该进行必要的浓缩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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