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刹（1929--1984）男，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人。曾用笔名泪眼、南风、新浪。父亲黄秀峰参加过1929年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赤卫队，母亲黄妹亭是著名的民间歌手，这使黄勇刹自幼受到民歌的熏陶，背诵不少壮族民歌。从幼年到青年几乎年年参加歌圩，从歌本或歌手的常和里，学到不少好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唤起他对民额的潜在意识，陆续发表采风文章，后调到柳州市文联任秘书长，奉命参加《刘三姐》的采风和创作活动，是广西彩调剧团《刘三姐》创作组的执笔者之一。《刘三姐》中许多精彩的唱段就出自黄勇刹之手。1962年调广西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组组长，从事民歌研究和翻译整理工作，曾翻译壮族民间长诗《嘹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歌王传》等，理论著作有《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等。身前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哭 勇 刹
──写在黄勇刹同志逝世15周年
杨亮才
一
勇刹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在熟人圈里，谁都知道，我和勇刹是好朋友。按理他死了我应该写篇文章悼念他。可是我没有写，一个字也没有写。说实在的，我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没有话说，只是写不出来。我也曾试过几次，但一提起笔，心里就难过得很，以至不能不放下笔──我实在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欲哭无泪，欲写无字，这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事情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勇刹走的那天的情景。
1984年12月27日早上，出版社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勇刹死了。我说不会，昨晚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呢！这纯属谣言。可我还是放心不下，立即给京西宾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韦其麟。他说陆地同志正要我给你打电话呢，勇刹已经去世了，你快来吧。我脑子里像击中一棒，难道这是真的！我像疯了似的，立即跑到京西宾馆。这一切都是事实，勇刹确实死了，而且是死于心肌梗塞。我的天！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心脏病，只知道他有点胃病，因为他经常带着饼干，疼了就吃两块。他自己也常向我夸口，说他好就好在能吃能睡，身体好，没有住过医院。我说我也是。他还说有点小病不要紧，只要没有器质性的病就好。原来他是把心脏病错误地当成了胃病，结果铸成大错。如果他早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及早预防，随身带点硝酸甘油之类的药品（不带饼干），犯病时含一片，或静静躺着，不急于上医院，也许就没有这个事，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勇刹是来开第四次作代会的。又因他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协理事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所以由我们四家和广西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治丧小组，具体处理善后事宜。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冯牧主持下，全体与会者为黄勇刹同志不幸逝世默哀。
12月31日下午，有关文艺团体和勇刹在京生前好友，在复兴医院为勇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见他身穿蓝哔叽中山服，静静地躺在床上，似醒未醒，似说无声，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
我哭勇刹，哭他《歌海漫记》只写了半部，《采风的脚印》还没走完；哭他《嘹歌·唱离乱》刚唱开头，《歌王传》大作尚未收尾；我哭以后《刘三姐》对歌找谁对，“三月三”歌圩上哪里去找你*。
我也哭蓝鸿恩，哭他在巨痛中还拿着“广西各民族文学史”审读，哭他带病还为广西民间文学事业奔波。
我也哭莎红，哭他得了不治之症，还坚持创作，坚持下乡……
他们几位好容易才盼来新时期，好像花儿才张开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怎么能不让人哭呢？
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端、默默无闻工作而又默默无闻地离开我的广西文友。
二
我和勇刹是1962年认识的。那年他33岁，我29岁。他刚从柳州调南宁，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组长。我当时任《民间文学》编辑，去广西组稿。我到他家里拜访他，我们一见如故。正好那天他刚从乡下采风回来，满载而归，还带回不少甘蔗。他递给我一节甘蔗说：“很典（甜他读典），快吃！”一会儿，他就手舞足蹈，唱起歌来。我想这人真有意思。我的家乡也有歌唱传统，但在家里是不能唱的。广西比我家乡更开放，或说更原始。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都有说不完的话。从此我们便成了朋友。
朋友贵在知心。谭嗣同对“朋友”二字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在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的，就是朋友。”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和勇刹大概也是属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那种朋友。
我和勇刹认识到他逝世这20多年中，我们频繁来往，书信不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我们每年几乎都要见一两次面，不是他到北京，就是我去广西。我们两个都是全国文联委员，那时文联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读书会，实际上是让大家离开繁忙的工作岗位，去休息几天，散散心。这是主持文联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一番好意。事前我们两人都互通消息，然后他在广西报名，我在北京报名，争取同去一个地方。记得去庐山，去北戴河，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勇刹喜欢钓鱼，到哪里他都带着自制的渔具。我说庐山有什么鱼可钓？他说你不晓得，庐山有一种鱼叫石鱼，非常好吃。果然有一天他钓回来不少小鱼。我们请伙房帮忙烹了，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餐。那时庐山伙食不好，每天南瓜粉条，没有味，好容易有一顿鱼吃，也算是小小的伙食改善呢！
勇刹钓鱼跟他写作一样，常常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在庐山钓鱼，常常不回来吃午饭，让我吃过饭后给他捎个馒头，他一边钓鱼，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馒头，这就是他的生活。他告诉我，钓鱼很好，思想集中，正好构思。他说，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钓鱼时“写”出来的，我信。
勇刹生活非常简朴，他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被诗歌占去了。从我认识他起，我没有见过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不是蓝褂子，就是白衬衫。吃也很随便，一碗面条就打发了。他到北京开文代会，总觉得会上的伙食太好，油腻大，过一两天他就说，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于是我俩就到我家，煮一锅面条，放很多辣椒，吃得满头大汗，每次他都说我做的饭好吃。
我到广西，他也很少让我去吃宴席，倒是经常带我去吃“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为什么叫“老友面”，我不知道。勇刹常带我去，是因其名或是因面好吃，我也不得而知。但我觉得这种面确实好吃。“老友面”，并非虚语。
有一次，我和勇刹从北戴河赶去延边开会，那次可节省了，我和他都喜欢吃老玉米，我们在北戴河花四毛钱买了四个老玉米，一路吃到延边，别的不花什么钱，他很高兴！
他是一个工作狂，绰号“拼命三郎”。他主持广西民研会工作，又要主编广西大型文学刊物《三月三》和歌谣学会的《山歌报》，每天忙得很，可他总要抽出时间搞创作。他的许多著作，如壮族民间长诗《莫一大王》（壮文本）、《嘹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诗集《中国有个太阳城》，民歌理论著作《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壮族民歌概论》、《歌王传》，都是他在行政工作之余挤时间写出来的。他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就常常"失踪"，一个人躲在一个地方，十天半月不出来。人们就说："黄勇刹失踪了。"对于勇刹的写作情况，蓝怀昌在《小屋的沉思》中写道：
"1979年夏天，也是一个子夜，你在这小屋里，淌着汗珠子，修订《歌海漫记》。小桌子上放着半塑料袋的炒黄豆。写得疲倦了，写得胃隐隐作痛了，左手往塑料带里一伸，抓几粒黄豆往嘴里送，又继续写下去。我看见你了，心里酸楚楚的。你是一个壮族的著名作家，你不想喝杯牛奶吗？你不想吃点蛋糕吗？……你对生活要求很低很低。饿了嘛，抓两把玉米粉放在口盅里，用冷水搅拌，然后放在你自己生的煤炉上煮，变成米糊了，这便是中餐，便是夜餐。多少个白天和晚上，你便是这么渡过的。"
还有一位同志告诉我："1981年夏天，南宁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黄坚持伏案写作。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弄胃病，有时从睡梦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歇一会儿，又接着干了。他压根儿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大家都知道，黄勇刹是个大忙人。他成天忙，除了他协会的工作外，还要忙着创作，还要忙着给初学民间文学的同志看稿、改稿，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家，但他乐此不疲。他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直到现在全广西民间文学工作者仍在怀念他的领导和帮助。
勇刹性格随和，为人正派，胸怀坦荡，平易近人，他和谁都谈得来。谈得高兴时，他索性脱去鞋袜，光着脚在地上走，或者蹲在凳子上，高谈阔论。他有捷才，出口成章，大多为民歌民谣或笑话，逗得人几乎喷饭。
他性格比较外向，有时外向到无遮无拦的程度。他敢想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脱口而出，这样他也得罪了一些人。他太直了。俗云："直如弦，死道边。"因此他很难升迁。不如他的人都上去了，可他就是上不去。他心情能舒畅吗？不过听说后来是要提拔他了，让他当什么语委副主任，文件都下来了，正要向他宣布，可他已经到了天国，无法接受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世间就有如此怪事！
不过勇刹性格中也有柔和的一面。他随遇而安。他不怕穿小鞋，不怕打击报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这很不易。
记不得是哪一本古书里说的，君子有"三不朽"："最上为立德，其次为立言，再次为立功。"用现在的话说，立德就是做人，立言就是做学问，立功就是做事。勇刹无论从做人，到做学问，到做事，都是好样的。他是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榜样。
三
他只活了55岁。对于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来说，这正是一个出成果的年龄。可是"好人不寿"，他太短寿了。风华正茂竟作古，老泪纵横问苍穹：老天何以如此不公。
勇刹和我是有缘的。在他逝世前两天，鬼使神差，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写道："生要连来死要连，我俩相交到百年，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这本是一首情歌，但他移花接木，把它用在这里，难道他有预感么？
我不讲迷信，也不信什么天堂地狱，什么阴间。人死后就变成灰，回归自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有些事却让人很难理解。比如勇刹去世那天，即12月27日，晚上9点钟，他突然来电话说："我已到北京了，在民族学院，你快来吧。"我说："时间太晚了，明天行吗？"他说："不行，一定要今天来。"于是我去了，我俩一块在陶立璠家吃的饭。饭后快十一点了，我们赶紧返回。到了动物园，他说今天光顾说话，没有吃好，让我给他买二两粮票的饼干。我买了。然后我们分手，他奔京西宾馆，我奔弘通巷。没想到，这分手竟成了我们永别。
又比如，他平时出差，老伴黄月清问他，去哪儿？去多久？他都不耐烦。可这一次，他特别乖巧，说他去七天，最多十天，让老伴给他准备10斤粮票。果然十天后，他的骨灰运回南宁，全家惨然。
勇刹骨灰运回南宁时，我因工作离不开，未能护送。但勇刹骨灰安放后不久，我便因公到了南宁。蓝鸿恩到车站接我。他问我先去哪？我说先去看勇刹。我们便驱车直奔革命陵园。我在勇刹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骨灰盒上掸了掸灰尘，然后才去住所。我不知道现在勇刹的骨灰安葬没有，如果已经入土的话应该在他的坟头植一棵树，因为他是喜欢绿色的。他常说，生命之树常青。他生前还常常喜欢用树叶来吹奏各种歌曲。如果有树，他摘取树叶就方便了。
当晚广西舞蹈家杨保愿（侗族史诗《茫茫道时嘉》整理者）拉我到他家吃饭。席间他拿出一瓶茅台酒。他说这瓶酒本来是等勇刹回来喝的。可是他回不来了。你是勇刹的好朋友，你来了，我们就把它喝了。吃饭的一共三个人，但桌上摆了四个杯子。每喝一巡，主人都说，勇刹喝，然后把他那杯酒洒在地上，好像勇刹还活着一样。不过这只是他与他灵魂的对话。这样直至终席。我心里酸溜溜的。你说这顿饭怎么吃呀！
不过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勇刹和当地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关系。据说勇刹骨灰回南宁那天，也没有组织，但是大家自发地到车站来迎接他的骨灰。来的人很多，把车站都挤满了。然后人们又在文联礼堂设立灵堂，用全猪全羊来举行祭奠。勇刹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而他死后却得到如此高的礼遇。这是很多人都不能得到的。
勇刹，你安息吧！
四
勇刹说："工作变来变去，但我对民歌的爱好是不变的。"他还常常借用一首民歌来明志："年三十晚换灯火，鸟换绒毛鱼换鳞，皇帝换朝官换印，我俩永世不变心。"（我俩指的是他与民歌）勇刹原来不是搞民间文学的，而是搞政法工作。他做过法官、检察官。后来发现他有文学天赋，才把他调到桂剧团来。后来又到彩调团。他真行。他到剧团后，和他人合作，创作歌剧《刘三姐》，一炮打响。但是过去人们只知道《刘三姐》，却很少有人知道黄勇刹是《刘三姐》的主要作者之一。实际上黄勇刹在创作歌剧《刘三姐》上有很大的功劳。如果要评功摆好的话，正像《沙家浜》的作者之一汪曾祺一样，他应该记头功。
歌剧《刘三姐》的创作是成功的。《刘三姐》原是流传在广东广西一带的民间传说。1958年，《刘三姐》创作组在广西柳州地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深入民间采访，足迹遍及半个广西，收集了两万多首民歌和大量的故事传说。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由黄勇刹、包玉堂、牛秀等分头执笔，于1959年写出了彩调剧《刘三姐》。1960年广西自治区举行全区《刘三姐》会演。会后创作组以彩调剧《刘三姐》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地剧团演出的长处，创作了歌剧《刘三姐》。
歌剧《刘三姐》中最精彩的几场戏都是黄勇刹执笔写的。
如《对歌》。地主莫怀仁强迫刘三姐成婚，刘三姐提出"摆歌台"对歌，他们赢了就嫁给他。莫怀仁请来了三个秀才和刘三姐对歌。刘三姐知道莫请的是陶、李、罗三个秀才时，便脱口讽刺唱道："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开花，姓罗不见锣鼓响，三个蠢材哪里来。"
陶秀才：牛角不长不过界，马尾不长不扫街，我若不是画眉鸟，怎敢飞往这里来。
刘三姐：你是山中画眉鸟，我是游山打猎人，利剑扣在弓弦上，叫你有翅难飞行。
李秀才：没有肚才我不来，千里乘船上歌台，腹内藏书千万卷，叫你呜呼又哀哉！
刘三姐：死读诗书也白费，你会腾云我会飞，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
罗秀才：你莫恶来你莫恶，你歌哪有我歌多，不信你到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
刘三姐：不懂唱歌你莫来，看你也是无肚才，唱歌从来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运来。
陶秀才：你莫狂来你莫狂，孔子面前卖文章，麻雀怎与凤凰比，种田哪比读书郎？
刘三姐：真好笑，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若不把五谷种，要你饿得硬条条。
……
这样一直唱下去，使得三个秀才狼狈不堪，丑态百出，最后逃之夭夭。
刘三姐胜了。歌剧《刘三姐》通过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歌词太美了，民歌味太浓了，"浓得化不开"。这与时下流行的某些歌词，简直无法相比。这样的歌词谁写得出！我过去也读过一些仿民歌体的诗，但都没有勇刹写得像，写得传神。这使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勇刹的仿民歌体诗写得太好了，简直是刘禹锡再世。
勇刹能写出这样的诗，绝不是偶然的。是他深入生活，勤奋地向民歌学习，向民间歌手学习的结果。
勇刹出生于广西田阳农村，那里是有名的民歌之乡。那地方很穷，但是人们都喜欢唱山歌。勇刹自幼就受民歌的熏陶。他的父亲是老赤卫队员，母亲是民歌手。"因此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那坚强的性格，而心灵里则埋藏下母亲给他的情怀。他的眼睛里藏不得半点灰尘，他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蓝鸿恩语）
民歌是人民的心声。黄勇刹说："民歌起源于劳动。假如没有划船的劳动，就没有"你拿竹篙我拿桨，随你撑到哪条河"的民歌；假如没有打鱼打柴的劳动，就没有"打鱼不得不收网，打柴不断不收刀"；假如没有打猎的劳动，就没有"因为想喝虎骨酒，敢把老虎当作猫"的民歌；假如没有犁田耙地的劳动，就没有"犁嘴犁出千条路，耙齿耙出万朵花"的民歌；假如没有木匠的劳动，就没有"打铁不怕火星冒，革命不怕杀人刀"的民歌；假如没有编织的劳动，就没有"砍竹织帽又织罗，织罗装谷又装歌"的民歌。"他还常说："是谁绣出花世界，劳动人民手一双。"可见勇刹对劳动人民是充满感情的。
贾芝同志说："他（指勇刹）去采风有两重身份：其一，他是一个诗人，着眼于为发展诗歌创作而采风；其二，他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为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而努力采壮族之风。"是这样的。民歌与诗风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勇刹既爱民歌，也爱新诗。他曾说："我是不薄新诗爱民歌和不薄民歌爱新诗的。"勇刹非常重视采风，他一年下去好几次，特别每年"三月三"歌圩上，必然要出现他的身影。水有源树有根。勇刹的根就在人民群众之中。人们称黄勇刹是歌圩之子。像这样虚心向群众学习，向民歌手学习的人，在民间文学工作者中，黄勇刹走后，恐怕就没有人了。
最后请让我用勇刹的《我与民间文学》一文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文章。他说："对民间文学家来说，采风是终生要坚持的重要课程。其课程可远至天涯海角、边关古寨，也可以近在街头巷尾、院内院外。凡是人民的家乡，都是采风的课堂。……假如要我说一句感受性的话嘛，我只能说，全靠几十年如一日的采风。采风似乎使我变成了民歌资料的仓库；采风使我感受到每一首民歌的真正分量；采风使我似乎能把民间文学的课本读懂能用；采风使我的研究领域得到不断开拓和扩大；采风使我的朋友遍天下……"
勇刹走了，他留下的，是那一行行采风的脚印，那一页页珍贵的采风经验，也留下那一首首欢歌和悲歌。
勇刹走了，不少人跟着走了，他们都是走得那么急，那么早，他们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思考……
注：《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嘹歌·唱离乱》、《歌王转》、《刘三姐》均为黄勇刹先生的代表作。
摘自 ： 中 国 民 俗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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