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之“陡”语源新考
摘要：通过对灵渠的上的“陡门”的语言学考证，证明了“斗”和“陡”是壮侗语中*tu (汉语：门)的汉语音译，“斗门”和“陡门”是壮语借词，弄清了灵渠别名“陡河”的原本含义，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了“陡门”是壮侗语先民的伟大创造。文章还论述了岭南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原汉语言之间的的“对话”和文化交流。
关键词：陡 陡门 岭南与中原 语言“对话”
一、 陡与陡河
2000多年前，秦始皇攻打岭南，派遣史禄修建了世界历史上一项具有伟大意义的水利工程——灵渠。灵渠的设计思想，是把湘水南调，通过灵渠进入漓江，以通航道，横渡越城岭。灵渠的修通，打通了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与湘江乃至长江的水路交通，使秦军援兵及各种军用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抵岭南，最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灵渠的修建对推动国家的统一，促进岭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灵渠，亦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灵渠是由秦堤、铧嘴、陡门、大小天平石堤以及南北两渠构成的水利工程，其整体构思设计举世闻名，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其主体构成之一陡门，还被世界大坝委员会称为“世界船闸之父”。灵渠具有“浅、狭、曲、急”的特点，在渠道上设陡门以提升水位，保证过往船只的通行。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关于陡门作用的记载：“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斗”和“陡”均是同音互用的字 。灵渠上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六个陡门，其数目各个年代各有不同。灵渠因“陡”而得“陡河”之名。
然而明清到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广泛称之为“陡河”，而多于现在通常说的“灵渠”。在灵渠上设的闸门为何称之为陡门，陡门的专门管理人员叫“陡军”或“陡夫”的原因何在，灵渠曾经广泛用过的“陡河”一名为何意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合理可靠的解释。
二、语言学上的新证
关于“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属皆从斗，当口切。”《现代汉语词典》中有“斗，同‘陡’”的解释。斗一般做量词用，灵渠上有南陡口、北陡口、大蚂拐陡、黄泥陡、大弯陡等，从构词方法上看来不符合常理。这也与宋代王象之《重修灵渠记》中记录“（唐）刺史鱼孟威以石为堤，互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意义不符合。有的甚至把灵渠称为“陡河”，是由于灵渠“陡峭”而得名，那更是望文生义，荒谬可笑。
笔者在查阅关于灵渠的相关古代文献中，无意发现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发现这样的记载：“……渠绕兴安，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之，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之妙，无如灵渠者。” “舟入一斗”说明“斗”即为现在的船闸之意， “土人但谓之斗”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斗”这一说法，是来自土人的称呼。范成大乃汉人，入岭南蛮夷之地，不通当地土人的语言，便用汉字记下了同音相似的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同在《桂海虞衡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范成大关于土俗字（即今天依然存在于民间的古壮字）的记载：“俗字，边远俗陋，牒讼券约，用土俗书，桂林诸邑亦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 （音矮），不长也-----（音稳）坐于门中稳也。……磡（音勘），山石之岩窟也。閂（音 ）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余阅讼牒二年，习见之。”这说明范成大对当时民间土人的语言和文字还是有一定的关注的。所以对灵渠渠道上的船闸也留下了“土人但谓之斗”的记载，毋庸质疑，“斗”是土人对船闸的称呼。“陡”是后人对同音字的异写。
岭南乃古时西瓯、骆越人之居住地，他们是壮侗语民族的先民，根据范成大对土俗字的描述，其所说的“土人但谓之斗”中的土人应指的是原住的壮侗语族先民，甚至可以说是壮族先民。那么，“斗”应该是壮侗语先民对灵渠渠道上“船闸之门”的称呼的汉语记音了。让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
斗，当口切，中古音韵地位是端母、侯韵、开口，一等、上声、在流摄，拟音为*tu
再看一些壮侗语民族对“门”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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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柳江） |
布依语 |
侗语 |
仫佬语 |
毛南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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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7tu1 |
tu1 |
to1 |
tou1 |
tu1 |
通过语音上的比较，很显然，“斗”的古音与壮侗语民族对“门”的称呼的读音极其相近，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指的内涵意义也是一致的——门或者闸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斗”或“陡”即是门的意思，“斗门”和“陡门”属于汉语借字中的“音加义”类型，就像我们习惯称为英语的card卡片，称car为卡车一样。“斗”和“陡”是壮侗语的译音，加上“门”这一汉语的本身的意义。如此，“陡军”和“陡夫”也就相当与现在通俗的说法的“门卫”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因“陡门”而得名的“陡河”一名称的真正意思了，称“陡河”因渠道陡峭而得名的荒谬说法不攻自破。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语言的内容，忠实的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① 从文化语言学的意义上来说，源自壮侗语民族的词汇的陡门——“世界船闸之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壮侗语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伟大发明创造。北宋李师中《重修灵渠记》记载：“自秦迄今千余年，强民力为堤，为陡门，以制水于石上”。从古代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此外，地处广西临桂县的相思埭，也因其河道上设有陡门，也称临桂陡河，它东连漓江，西汇白石水而接柳江，也有“东西陡河”的说法，在运河的分水塘附近还有因陡门而命名的村落，根据调查，村民的祖先是驻守的陡卒，村落的形成与陡卒的聚居有关。通过上述的分析，“东西陡河”名称的由来和意义也十分清楚了。
三、岭南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原语言的“对话”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大师罗常培说过：“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儿。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为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②同样，汉语从壮侗语中借字也符合上述规律。“陡门”和“陡河”这样的糅合词汇便是汉族文化与壮侗语民族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留下的证据，而我们从这个词汇本身也可以看出汉族与壮侗语民族在历史上的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交流，而且深入到了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并最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有个性的多元一体”。③
秦始皇修灵渠，拉开了汉族进入岭南的序幕，也是汉族与岭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上的开始。其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
第一，汉文典籍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岭南少数民族历史记载。我们现今仍然可以在浩瀚的典籍中找到诸多关于岭南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的记载，包括“陡门”、“郎火”（族长）、“提陀”（老百姓）等等这些用汉语记录下来的反映壮侗语民族历史的语言片段。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无文字或记录不完整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雏形，可以让我们少数民族的了解自身和他民族，获得文化自觉.。壮学著名专家覃乃昌研究员根据广泛分布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冠以汉字“那”（壮语：水田）字的地名构建了“那”文化圈论，即：在“那”文化圈中生活的主要是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族群，包括中国的壮、布依、傣、侗、水、毛南、黎，泰国的泰，老挝的老，越南的岱、侬，缅甸的掸等民族以及印度的阿萨姆邦的阿含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征是：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④这也是得益于古今汉文史料中详细记载的“那”地名而做出的语言学上的思考。
第二，古壮字。岭南地区早期文字本源字和刻画字属古越族的早期文字体系的一部分，具有地方特色。在秦兼并岭南以后，汉文化的传播，在“书同文”的文化背景下，壮族先民创造的早期文字符号未能得到发展便趋于萎缩。自唐宋以来，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一些识汉字的壮族文人，模仿汉字的形式，借助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而仿造了壮族民间文字——古壮字，在汉文古籍中，称之为“土俗书”、“土俗字”。根据统计，古壮字中，汉借字约占70%，自造字约占30%，因此古壮字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字体系，属于借字为主、自造字为辅的混合型文字。这也是汉族语言文字和壮族语言文字“对话”而呈现出来的一大文化奇观。在古壮字产生1000多年以来，在民间中曾一度广泛传播应用，对壮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播和保存起过重要作用，也极大促进壮汉民族之间的融合。⑤
第三、自秦借灵渠入岭南后，历代汉族因各种原因纷纷涌入岭南地区，按汉语方言来划分，分为西南官话、粤语（白话）、客家话、平话、桂北湘方言、闽方言。操不同方言的汉族进入岭南后，使岭南的语言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语言中嵌入了汉语的的成分，出现了“汉化”的土著人；而汉语也逐渐“岭南化”，出现了“土著化”的汉人。语言之间的相互包容、吸收与认同，也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上相互包容、吸收与认同的表现。不仅如此，汉族的进入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生产技术，与岭南的土著民族同处在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相互学习，共同生产，相互通婚，一同开发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岭南珠江流域文明。
帕墨在《现代语言学》中说过：“从语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来。这恰好像考古学家从陶器、装饰器和兵器的分布可以推出结论来一样”。⑥本文从灵渠的“陡门”看汉语和壮侗语等少数民族语之间的互动“对话”关系，希望作此小文，也是如此的目的。
参考书目：
1、唐兆民 《灵渠文献粹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注释：
①、邵敬敏主编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②、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③、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8
④、覃乃昌 《‘那’文化圈论》 《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⑤、覃圣敏主编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⑥转引自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研究得很细，不错的一篇小论文。不过由点及面，风险很大，不容易啊。
如果完全不跟外界接触，只会变成标本，很难有继续变革的契机。
即使没有开通灵渠、甚至没有中原势力进入岭南，假如在发展中落后于周边地区，也同样会被其他力量进入。只不过未必通过武力罢了。假使在独立发展中能强盛于周边地区，那么岭南的文化也完全有可能以武力侵入周边地区、甚至中原，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文化的交融。
以上只是两种脱离客观事实背景的假设而已。
关键是：世界的历史，无不是在碰撞与交融中演进的。没有碰撞，就没有交融；没有交融，就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只剩下死亡。动静皆在永恒的循环。
楼上，一个文明的自然发展，并不代表这个文明是一个封闭和排斥的发展过程。
秦之前的岭南地区，一直存在着与周边楚、滇、甚至周的交流与撞对。
秦军的入侵，只是代表了一种强势，并不代表被秦军征服的瓯骆文明是落后或者说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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