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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吴文化
所谓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 所谓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志、道德良心等等。也就是人的神气、活力，人的志气，人质的因素。毛泽东指出：“人是要点精神的”，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
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家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而民族又是由姓氏组合的。中华优秀文化，是各民族和各姓氏共同建树的。
吴文化是氏族文化，也称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著名教育家张其昀先生说“东南文化，不在苏杭，不在京镇，在无锡之梅里。” 吴文化的前身，是古老的民族文化，是陕西“蛮民”从中原迁徙至长江三角洲所带来的中源先进文化和江南地域“土著夷民”之风俗融合而产生的氏族文化。 泰伯、仲雍两兄弟是吴文化的缔造者。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两兄弟为遂父志、同心结伴，别姬易吴，三让周姬天下，从歧山周原出发，路遥遥，川条条，翻山涉水，披荆斩棘，不远数千公里来到长江三角洲的荒芜地带。他俩在这里以棚为窝，断发纹身，随乡入俗，与“土著”人打成一片，开荒立国。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变荒芜为良田，变穷为富，变小为大，变落后为先进。所创业迹，有目共睹，千口皆碑，留下了不可埋没的丰功伟绩。时过百多年，圣人孔子看到泰伯的丰功伟业之后，感动至极，拍案惊呼：“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天得而称焉。”这就是：泰伯三以天下让，谓之至德，老百姓心服口服完全赞成如此盛赞。中国史学之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赞为世家第一。东汉吴郡太守糜豹，在吴如胜首创吴氏宗谱序言中赞泰伯：“德与天地同其高厚，名与日月同其光明”。后来又有人赞云：“德让两家天下，功辟万古江南”。这就是历史和人们对泰伯至德精神的赞颂和评价。评价的高度，达到绝无仅有，天高仰止。
泰伯的至德精神，可概括为“谦让开拓”四个字。这四个字尤如磐石成为吴文化的基础，她象一颗明珠，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发源于无锡梅里。泰伯至德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泰伯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家庭影响和中原文化的熏陶有关，因此，研究吴文化的雏形，应追溯到古公亶父和中原文化。
吴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前面谈到，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几个人或几代人可以创造的。文化的发展也同历史一样。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水平上面，只要有吴氏存在，吴文化的发展就不会停止。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代接一代地创造、更新下去。
吴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自泰伯立国以来，吴国二十一世、二十五位君王，至夫差失国，时历六百多年的古吴春秋。从荒芜地带，变成美丽富饶的江南；吴国从小到大，发展到争霸中原的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吴人辉煌业绩，而且有季札至贤延陵高风。但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夫差被胜利冲昏头脑，迷于酒色，轻信奸细，陷害忠臣，致使失国。
吴国陨落之后，吴人大难临头，隐姓埋名，南下百越，北上齐鲁，大江南北，四散逃亡，甚至漂洋过海，进入异国他乡，进行历史性的大迁徙、大流亡。但吴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谦让开拓的至德精神，赋予吴氏子孙以强大的生命力，使他们在国亡家破之后，向四方拓展，然后重新倔起，并发展到今天欣欣向荣之局面，成为中华民族之大姓。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泰伯的至德精神，在吴氏历史上屡显光辉。如泰伯十九世孙季札，避位延陵，成为至德第三人；泰伯二十八世孙长沙王吴芮，立德传位，五代封王，九代封侯；泰伯六十九世孙后蜀驸马吴宣，为避孟知样继嗣蜀主，携妻公主从四川阂州出发跨越长江，潜逃江西抚州传世繁衍，后传十八孙，七十七个曾孙，三百六下五个玄孙，繁衍闽粤各个省吴氏，称为江南吴氏始祖。浙闽吴氏祖先吴翥，生前受观察府屡次召以署吏，不应。同样是至德精神的体现，这些都说明传承至德精神，后继有人。 吴人在历史上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成千上万的英才人物，名留青史者数不胜数，《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汇编的历代名人更是洋洋大观。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吴广，与陈胜发动同行成卒九百起义，建立张楚政权，任假王。战国时期的吴起，在楚国变法，名留千古，所著兵书传留后世，惠及今人。吴芮为汉初长沙王，传国最久，五代封王，九代封侯，保境安民，功在湖南，两千年后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展示出长沙国的灿烂文明，使世界为之惊叹。吴玠、吴磷两兄弟，南宋时抗金保国，功在中华。被人们称为菇神的南宋吴三公（名吴星），精心实践栽培技艺，成为世界香菇栽培创始人和中国香菇文化的奠基人，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蛋白质来源，为菇民开辟了谋生的道路，使香菇生产成为现代全球性的产业。明朝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博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和好评。当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检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女）以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等，都在方方面面、各自工作岗位为中华文明作出不可埋没的贡献。正如吴郡太守糜豹所说的“文与山川同其悠久”。
编篡《中华吴氏大统宗谱》（下称统谱），开发出大量的吴文化内容。吴文化是氏族文化，统谱的大量资料来源于锡谱（《吴氏大统宗谱》）和古今中外的各个家族宗谱。就其中序言而语，自东汉开始，收集历代序言上千篇，其中选登的就有三四百篇。其中有前人的文化遗产，也有现代佳著，其范围之广和历史之长久都是罕见的。这些序言，出自帝王将相、贤人达官、名人志士和普通百姓之手。他们以吴人的事实，出自肺腑之言书写吴氏历史和赞颂吴人的丰功伟绩。这些难能可贵的著作，蕴藏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吴文化的精髓。
统谱收集了大量的题词、诗词和楹联。其中有东汉恒帝、康熙、乾隆和当代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历史诗人和古今中外名人，以律诗格调和传统对联形式，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我们祖先的丰功伟绩。这些题词、诗词、楹联可曰吴文化的瑰宝。同样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统谱编排的源流世系，自黄帝姬氏至泰伯吴姓后裔，将近一百四十代。自源流到各个支系，构成系统的吴氏千万人的纲络，就象一棵大树或一条大河，枝枝叶叶，涛涛不绝，“树发千枝归一本，川流万水同一源”。《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是一部活生生的生命史、血缘史，是吴氏血缘文化的产物。
统谱还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如泰伯生前用过的水井图片，挖掘河流图片、泰伯、仲雍、季札庙墓图片、季札和夫差生前用过的宝剑以及吴人绘画作品等等。这些文物是祖先从事生产活动遗留下来的轨迹。观看之后，对祖先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之感，留传至今，十分珍贵，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吴文化发展到浙西南山区，成为中国香菇文化。泰伯八十世孙吴昱，尊称吴三公，被1988年于香港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应用微生物会议，公认为香菇栽培创始人，同时，认定香菇源自中国浙江省龙泉、庆元、景宁三县交界的龙岩村。因此，吴三公不仅是世界香菇栽培始祖，而且是香菇文化的奠基人（缔造者）。
吴三公缔造的浙江省龙庆景三县菇民文化，代表着中国的香菇文化。香菇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代代菇民在为生存而与自然的斗争中，顺应其规律而产生的，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一种区域经济文化。这种文化以吴三公创造的“砍花法”栽培技术为核心，由此延伸而产生为其服务的菇民组织、菇民法权、菇民信奉，群体语言、特殊技巧等等，进而发展到香菇的食用文化、药用文化。经过文人墨客的描述以后，又产生大量的诗词文化。这使香菇文化的含义远远超出菇民的范围，而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现在香菇生产成为全球性产业，其文化内涵更为精深广泛。龙泉吴氏统谱编委写有专题《香菇文化》上报统谱编委，因此不再阐述。 总之，吴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述不甚述，有待吴氏子孙代代探索研究。
蛮民带来的先进文化
北某人看到陕西蛮民的字眼，如获至宝
是啊
少数无锡人不顾历史事实，顽固地宣传“吴文化无锡梅里说”，考古铁证早已推翻古代的文人穿凿附会的传说，但这些人还在标榜高人一等。
无锡梅村除了传说之外，一件像样的实物都没有出土过，相反安徽马鞍山，仪征，南京，丹阳等地倒是有遗迹遗物出土，看似是吴的大城。
史记说“泰伯奔荆蛮”，在一些人的嘴里就变成“泰伯奔吴”，而且是在“梅里”。历史考古和其它学科共同证明，整个太湖流域在春秋早期都是“越人”，吴国的历史，就是东进的历史，其早期的民众是苗瑶系统的“荆蛮”和商族的东夷人。吴王寿梦时代才扎根无锡，但当时的“吴人”在“湖熟文化”以东进入太湖流域西北部后，由于人数少于土著“越人”，实际上已经越化，吴文化不再独立。阖闾占据的苏州，实际上是座孤城，它的郊外都是“越人”，姑苏城东门常年不开，原因是东门外也是土著越人，怕他们进来捣乱。
从寿梦到夫差亡，吴在太湖流域中心地带不过百年，而且吴人急剧越化；吴亡后，吴人散入百越，吴人不再独立，更无吴文化，实际是越文化。
永嘉南渡后，汉越杂处，古汉语改变了古越语的侗台语属性，使吴语转向藏缅特性，但至今没有完全消灭。
吴越文化本来是一个整体，但不知为何，无锡和苏州莫名其妙地争夺“吴文化正宗”的头衔，并把浙江称作“越文化”。我看不出今日“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阖闾占据的苏州，实际上是座孤城，它的郊外都是“越人”，姑苏城东门常年不开，原因是东门外也是土著越人，怕他们进来捣乱。
说这话有证据吗？苏州东门不开是真的，那还有北门，西门和南门呢，那里也有越人吗？
http://yuzx.com/w/article/h-02-04.html
漢代的吳越文化
作者：董楚平《杭州師範學院學報》
過去，研究吳越文化，人們都把精力集中於先秦時期，那只是狹義的吳越文化。廣義的吳越文化，應包括古今。作為廣義的吳越文化，漢代是文化轉型的關鍵階段，非著力研究不可。
先秦時期的吳越文化，雖受華夏文化的深度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夷越文化，是中國諸少數民族文化中最發達的一支。漢代的吳越文化，則是中國主流文化——漢族文化的一個區域型。吳越文化的這一轉型過程，開始於楚威王敗越，劇變於秦皇、漢武時期。這段時期，吳越地區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與中原人先後進入吳越，由於主導人口與基本居民發生變換，使吳越文化的民族性隨之激變。文化轉型的趨向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依次展開的。到西漢中後期，皖南、寧鎮、太湖平原、寧紹平原已基本漢化。到六朝時期，浙江南部地區也由北向南漸次完成漢化。
一.中原人入主吳越
公元前222年，秦滅越。次年，秦統一中國，分全國為36郡。吳越地區設會稽與鄣二郡。會稽郡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嶺、牛頭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陽江流域以東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漢時曾擴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猶在，轄境約當蘇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將鄣郡更名為丹陽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縣官員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擔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統治地位。例如後來的東吳四大姓之一的吳縣陸氏家族，原為中原世族，西漢時陸烈被委任為吳縣令，子孫發展成為「江東大族」。東漢的陸續、陸康、陸績，東吳第三任丞相陸遜及其孫陸機、陸雲，皆為吳縣陸氏家族中的名人。
東漢時山陰名人鄭弘，其祖父本是齊國臨淄望族，漢武帝徙強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將第三個兒子移居山陰，遂發展成為會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遠祖從軍有功，西漢時封於山陰陽亭（今紹興市境）。
秦漢以後，越族後裔成為吳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顧氏。鄭樵《通志·氏族略二》說：「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顧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則一。因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統，夏越本同源。吳郡顧氏也是東吳四大姓之一，顧雍在東吳任丞相19年，任職時間最長。其祖先顧綜，東漢明帝時人，曾任御史大夫、尚書令。西晉滅吳後，陸機、陸雲與顧雍之孫顧榮同入洛陽，被當時人稱為「三俊」。八王之亂時，二陸身亡，顧榮返吳。晉室南渡後，吳郡顧氏與陸氏是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吳郡顧氏仍顯赫不衰。
進入吳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軍隊外，還有大量下層貧民。如西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漢書·武帝紀》）。據王鳴盛估計，這次遷入會稽郡的關東貧民，約為14萬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補越人遷出後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都實行「強幹弱枝」政策，遷天下豪富強族於京師，關中片面繁榮，東南落後停滯。《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西漢末年，群雄並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為主。余英時長篇論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列有《兩漢之際各地豪傑起事表》，共列起事武裝88支，起事地點88處，大多在黃河流域，陝西、河南、山東因經濟發達，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為頻繁，武裝最為密集。長江流域的武裝起事，自四川、湘北，最東止於安徽廬江與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裝起事最南止於臨淮（江蘇盱眙）。會稽郡未占一支。這說明到西漢末年，太湖與錢塘江流域人煙還很稀少，士族勢力薄弱。這種情況，使太湖、錢塘江流域在兩漢之際的戰亂年代，成為中原人士的一個避難處所。
二.東漢時期的初步發展與進一步漢化
東漢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為會稽都尉。《後漢書·循吏列傳·任延》云：「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王充《論衡·自紀篇》記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歲就學時，「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會稽教育已頗發達。 這些都是東漢初年情況。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東漢政府將會稽郡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吳郡治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長興、吳興、天目山以東，建德以下的錢塘江兩岸。會稽郡治所在山陰（今紹興），轄浙江以東之地。太湖、錢塘江流域由一郡分為二郡，說明到東漢時期，這裡的人口增加了。
《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僅嚴助、朱買臣、鄭吉三人，嚴與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吳人，鄭吉是會稽人。《後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有23人，其中，錢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陰、上虞、余姚一線。
到東漢時期，太湖、錢塘江流域不再是「無千金之家」的荒涼之地。
從西漢到東漢，吳越地區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並不很快。西漢時期，太湖、錢塘江地區稱會稽郡，有223038戶，1032604人。東漢時期，這裡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其中吳郡有164164戶，700782人；會稽郡有123090戶，481196人。兩郡合計共有287254戶，1181978人。經歷200多年的和平發展，只增加64216戶，149374人。戶的增長率是28.3%，人口的增長率是14.5%。這200多年的吳越地區情況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中原遭戰爭嚴重破壞，人口外流；吳越地區和平發展，人口內流。經200多年的和平發展，人口只增長14.5%，除去原有戶口的自然增長數，外來的戶口不會很多。
查現有東漢資料，沒有發現像西漢武帝元狩四年那樣，由政府組織遷徙中原貧民充實吳越地區的記錄。因為這時中原戶口大減，急需充實。
上引《後漢書·任延列傳》說：「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這條資料說明，兩漢之際確有中原士人避亂會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後，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層分子還是要返「還中土」的。留下來的大多是下層人民。因為當時的吳越地區條件尚差，對中原中上層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東漢時期吳郡與會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漢時期或西漢以前已經住在吳越地區。《後漢書》列傳所列23人，沒有一個是西漢末年避難而來的。
沒有寫入《後漢書》列傳的富春孫氏，是「孫武之後」，可算是最早進入吳越的華夏家族之一。中原孫氏是春秋時期陳國公子完的後裔。公元前672年，陳完因內亂逃奔齊國，後改稱田完。陳、田古字通。孫武的祖父田書，因伐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孫武帶著《兵書》13篇來到吳國，公元前512年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幫助吳軍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於富春，遂為富春孫氏。」
西漢末年因世亂而進入吳越的北方士人，後又留居吳越而成為南方土著士族者，當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資料，北方士人因避難來吳越，最後留下的，似乎只見一人。《晉書·儒林列傳》記載：「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其先桎（應為金旁）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還可以找到一些類似資料，例如，嘉泰《吳興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間《吳興丘氏碑》記載：烏程丘氏，本是齊魯世族，丘俊持節安撫江淮，因王莽篡權，遂留江南，居烏程。子孫繁衍，成為吳興郡一大顯族，漢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
總之，太湖、錢塘江地區的種族大換班，到西漢中期已基本完成。東漢時期的戶口增加，文化進步，基本上屬本地區的自然增長與自身發展，主要不是依靠外來人口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湧入，這一點與後來的六朝時期根本不同。
以上說的是太湖、錢塘江地區。浙江南部地區開發很慢，只在西漢時增設一個回浦縣（今臨海），東漢時增設一個永寧縣（今溫州）。三國時，許靖致曹操書，說自己曾離開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三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三國誌·蜀書·許靖傳》）其言可能過甚，不過，會稽郡雖轄有浙南、福建，漢人可能只住在縣治附近，廣大鄉野，尚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亂、晉室南渡後，這種情況才基本改觀。
除浙南以外，還有個「山越」問題。「山越」是江東地區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稱，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於今皖、浙、贛三省交界的山區。秦漢時期，中原漢人入主吳會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區，沒有對漢人構成威脅。到三國時期，孫吳建都建業（今南京），丹陽郡一帶的山越就成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荊州的第一塊絆腳石，故勢在必除。孫策時，江東山越較大的割據勢力已全被孫氏所擊潰，剩下的是依山阻險，抵抗孫氏的豪強武裝。孫權加速步伐，「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三國誌·吳主傳》），側重在丹陽、豫章、廬陵、會稽、鄱陽諸郡交界一帶。孫策、孫權每鎮撫一地，即建郡縣以治之，並編入軍隊。如討平黟、歙一帶的山越後，分黟、歙之地，以六縣為新都郡，派名將賀齊坐鎮其地。這是浙西、皖南開發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後裔，兩漢時期就已存在，到東吳時期，因對漢人政權構成威脅，而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孫吳政權討平山越，設縣管轄，編入軍隊，使山越迅速漢化。
三.文化轉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到西漢中期，太湖、錢塘江流域已基本實現種族大換班，主要居民與主導民族已由漢族取代越族，該地區的文化面貌也就為之大變，即漢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學文化上的主要標誌印紋陶，從此在該地區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樂器也在該地區悄然隱退，而大量出現於廣州的南越王墓中。「斷髮文身」等古越人的習俗也不再見諸載籍。除了這些以外，文化轉型主要還表現於以下四個方面。
1.漢語代替越語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體現於語言上。先秦時期，長江下游分屬於吳、越二國。公元前473年，越滅吳，長江下游盡歸越國。吳越二國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東夷人，民間語言基本上是古越語。古越語屬古侗台語，與中原、楚國的華夏語不同。楚國境內也有越人，他們是楚國的少數民族，而在吳越二國，越人是主要民族。
吳國王室是周族後裔，應該能說華夏語，但入境隨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語特徵，應該同時能操古越語。猶滿清皇族入關後，既能說滿話，又學會說漢語。越國王室是夏族後裔，從山東遷來。而夏王室與南方越族本有血緣關係。「先是『禹為越後』，然後是『越為禹後』」。
古越語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為勾、姑、無、夫、余、諸等。勾字古屬侯韻，姑、夫、無、余、諸皆屬魚韻。侯韻與魚韻是鄰韻，古可旁轉，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遷，給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與越古音都屬魚韻。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無餘』，也屬魚韻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後來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壽』、『不揚』。『不』也是古越語發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婁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後祀』（《史記·陳杞世家》）。婁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婁古侯韻，與勾同部。《春秋經》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顯是古越語人名。」
由於越國王室與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關係，所以越國王室比吳國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敗越」後，楚人開始自西而東、自北而南進入「故吳地」。楚人給吳越地區帶來最初的華夏語影響。楚語是華夏語的南方方言，後來的吳語，有楚方言基礎，時至現代，吳語與老湘語還有許多共同之處。
秦代與西漢時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吳越，華夏語成為吳越地區的官方語言，並逐漸深入民間。但古越語在民間仍殘留相當時間。西漢晚期揚雄著《方言》，所記吳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語詞彙。
吳越地區的華夏語，經東漢至西晉的三四百年演變，形成一種漢語方言：「吳語」。《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導），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雲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南齊書·王敬則傳》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慇勤周悉。」
這些「吳語」皆指當時吳地的漢語方言，與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話略異。但都屬華夏語（漢語），與先秦吳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傳》哀公十二年，衛出公被禁於吳，獲釋後，「衛侯歸，效夷言。」西晉杜預注云：「夷言，吳語。」謹按，杜注欠確。《左傳》「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語。杜預是西晉人，當時所說的「吳語」，指吳地的漢語方言。古越語（「夷言」）與「吳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吳越春秋》記載不少所謂吳越時期的詩歌，用的是漢語，文從字順，毫無古越語痕跡。這些詩歌是漢代人創作，好比現代人編古代歷史劇。
秦漢以後，見於載籍的吳會地區人名，已不見勾踐、夫差、者旨於賜、不壽等古越語痕跡。但是古越語的地名仍保留下來，姑蘇、無錫、蕪湖、句（音勾）容、餘杭、於潛、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種的水果，現在，浙江、福建、台灣以及西南地區的漢人稱柚為「拋」，「拋」是古越語遺存。吳語有古越語的零星遺存，但就整體而言，它已是漢語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語的嬗變延續。
總之，秦漢以後的吳越文化，其民族性發生根本變化，文化的基本形態由越族文化變為漢族文化，語言由越語變為漢語。
2.由尚武變為崇文
《漢書·地理志下》說：「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這段話常被人們稱引，說漢代的吳越民風仍與東週一樣，尚武驍悍；並據此認為，直到永嘉之亂，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舉改變吳越文化的尚武特點。此說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也與人類學、民族學原理相悖。
評說吳越文化的特徵，應以吳、會平原為準。例如，上引《漢書·地理志》評說先秦的吳越風習，就以身居吳、會平原的「吳、粵之君」為其代表。說漢代的吳越風習，也應以吳、會平原為準，否則就沒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時間段上，應以民族大換班基本完成以後，即西漢中後期、尤其是東漢時期為準。查古代文獻資料，在這樣的時間段與這樣的地理範圍內，很難發現吳越之民還「好勇」如前、「輕死易發」的事實。
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吳越地區幾乎是唯一的淨土。東漢末年，唯勾章人許昌起事，當年即被孫堅削平。此後，孫堅並沒有在「輕死易發」（？）的故土聚眾割據，而是北上角逐。《三國誌·吳書·魯肅傳》注引吳書云：「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試想：「其民」「輕死易發」的地方，怎能一再成為亂世中的「樂土」？
文獻資料與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的冶金業，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以劍等兵哭最為精緻，到了漢代，則以銅鏡為代表。西漢的丹陽郡，東漢的吳郡與會稽郡，是全國銅鏡的著名產地，質量居全國前列。劍是凶器，鏡是美容器具，冶金業的代表性產品由劍變為鏡，從一個側面反映吳越文化的特點已由尚武變為崇文。《漢書·地理志》說漢代的吳越之民仍「喜用劍」，而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所出的漢代鐵劍並不比別處多，也不比別處精，與東周時期的吳越銅劍根本無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劍」，以舊成見窺測新形勢，其言有失據之嫌。
3.文學與子學
轉型後的吳越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它與其它地區的漢文化比較，一開始就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下面以西漢的文學與東漢的子學為例，略見其端倪。
西漢初，見於正史的吳越士人，僅有嚴忌一人。忌本姓莊，《漢書》為避東漢明帝之諱而改為嚴。據《漢書·鄒陽傳》記載，嚴忌與鄒陽、枚乘「皆以文辯著名」。初依吳王劉濞，後來，劉濞與景帝矛盾激化，他們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東漢王逸編撰的《楚辭章句》一書，有嚴忌《哀時命》一篇，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漢代吳越第一篇文學作品。
漢武帝時，會稽郡有嚴助、朱買臣位列九卿。據《漢書》本傳記載，嚴助與朱買臣都是「吳人」。據《漢書·嚴助傳》雲，吳人嚴蔥奇也得武帝「親幸」。
上述四人，皆長於辭賦。《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夫子（嚴忌）賦二十四篇」、「常侍郎莊蔥奇賦十一篇、莊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漢書·地理志》說：「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他們在經學方面成就不顯，《漢書·藝文志》僅記有「《莊助》四篇」，歸為「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吳越士人，西漢時期以辭賦見稱於世，東漢時期，則以子學最為所重。
盧雲先生根據東漢時期各地區所出的書籍種數、《後漢書》列傳人數，以及五經博士、三公九卿、從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貫分佈，這五類數字，製成「東漢時代的文化發達區域」圖。與「豫兗青徐司地區」、「三輔地區」、「巴蜀地區」相比，吳會地區經學書籍所佔比例最小，而子學書籍比例特大，佔到52%。吳會地區的子學著作不但數量特大，而且質量特高，漢代最重要的子學著作莫過於王充的《論衡》，它就出在吳會地區。
4.養生與隱逸吳越地區遠離國家的政治中心，戰爭較少，又有長江、錢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觀火的好地方。這裡土地肥美，氣候宜人，只要家有薄產，可以靜心做你的學問，玩你的藝術與科技。因此，經學不顯，子學發達，文藝與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後二千年間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在漢代就已顯露出來。這樣的地理環境，也是修身養生、藏匿隱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複雜的養生術莫如煉丹術。世界煉丹史上第一部理論著作《周易參同契》就產生於東漢時期會稽上虞人魏伯陽之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負盛名的煉丹家兼醫藥學家幾乎全出於吳越地區。
「光武無寸土，子陵有釣台」。漢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隱士嚴子陵就出在東漢初年的吳越。《後漢書·逸民列傳》記載：「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披羊裘釣澤中。」劉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陽，他還是不肯做官。劉秀與他「共臥」，他竟敢把腿壓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後，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今子陵釣台距江面約70米，使人有「放長線釣大魚」之感。不過從釣台仰望，高山插雲，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臨其境，確能喜憂俱忘，寵辱不驚。遙思之陵當年，垂釣處一定貼近江面，一定是後人把釣台越築越高。看來，釣台的確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陽城清靜得多，是修身養性的好地方。此後，吳越地區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當北方遊牧民族血洗中原時，這裡尤其成為紅塵中的一片綠蔭。這片綠蔭在東漢時就已長成，並不是永嘉之亂以後北方難民從血海中移植過來。
「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中國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這使他們失去獨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獨立，必須生活獨立。吳越地區的文人生活獨立的可能性較大，這使他們可能不學或少學直接為「帝王家」服務的經學，而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寫的那樣。《儒林外史》正是產生在吳越地區。從嚴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條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兩千年不絕如縷，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
常州以北已不是吴地文化了,北方方言(淮北支)已替代了吴方言.
因而苏南地区也不全是纯吴文化地而这点,在苏南百姓中也认可的.
关于吴地起源说,从经经发展后苏州和无锡一直争论不止,一开始无锡先重视,保护和开发了泰伯庙.
而苏州的泰伯后人也呼吁政府开发重修泰伯庙(已了菜场).政府也开始重视.
争吴地起源是经济发展引起的,谁得到就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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