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作者：龙西江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网 点击数：1466 更新时间：2006-2-13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
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藏文略）、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藏文略），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藏文略）(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关键词]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嘉”(夏)部落；夏王朝；藏汉民族；共同渊源
笔者于1995年发表了《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一文。同年读到多识教授于1993年和199a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连载论文。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笔者以为多识教授的研究将藏汉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亲缘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在仔细研读多识教授的论文和其他藏汉古籍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又有所进展，下面论述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Y—DNA染色体、藏汉古籍文献中关于藏汉同源的证据
王闿运《尚书笺》的《康诰》篇释“肇造我区夏”句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这里的“西夷”应是指西羌。多识先生指出：“藏语称汉人为‘嘉’（藏文略），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此说很有道理。《集韵》：‘夏，举下切，音贾。’《释名》：夏，‘假’也。(辞海)释，夏：1、中国之人也。2、大也。’这与藏语的含义完全相同，如‘嘉木’(‘夏人’即汉人)，‘嘉兰木’(大路)。一个民族对另二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公元前1786一前2205)藏汉民族已有交往。”
藏族这个称呼出现有数十年，在此之前称为“蕃”（藏文略）。学界考“蕃”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1)古代藏族宗教“苯”（藏文略）的音变。
2)源自青海唐古拉山脉一带的发羌，发和“蕃”古音近。
3)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说：“拉萨一带，古称‘博’（藏文略），今为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统称”。[ii]
4)吐蕃王族源出西南夷濮，即“蕃”源自“濮”。[iii]
5)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蕃”源自古羌人中的“僰”，僰人从上古就分布在河湟、横断山区到云南一线。“僰”亦有学者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的民族，古代四川宜宾称“僰道”。“蕃”、“僰”古音近，含义也一致，都是“白人”的意思。笔者认为，从古文献上分析，“蕃”是松赞干布所在的山南雅隆部落的自称。因此，需要研究山南雅砻河谷蕃部落的来源。
1980年以来藏学界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是源自西藏土著居民，与青海河湟一带的西羌，以及今四川藏区的各个藏族先民的古羌部落没有关系，更与中原和内地没有关系。但我们查阅大量藏汉古籍文献后认为这种看法实难成立。
出现这种看法，是与当时西藏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相关联，依据是新发现的拉萨附近的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器皿带有较多的地方特色：但他们却忽略了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间的明显联系。[iv]关于西藏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属性，笔者认为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苏秉寄等人的定性是科学的。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纲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v]
另外，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vi]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已经有了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中报道了上海复且大学生命院及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通过DNA的研究，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因此，金力教授等的研究结果是：原始藏缅群体在五千年前离开黄河故乡。
他们在题为《Y染色体单倍型揭示指向喜马拉雅山的史前迁移》的论文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概括起来说，关于汉藏群体的起源和流布问题，在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上的遗传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有趣的图景：汉藏群体的祖先最初来自东亚的南部。大约2万年至4万年前，Y染色体带有M122C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关于汉藏群体最初定居的精确地理位置仍然是未知数。大约l万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出现，新石墨文化在这个地区得到蓬勃发展。汉藏语系的两个子系的分离在大约5000至6000年以前。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称作原始藏缅群体的人们，离开了他们在分河的故乡，向西然后又向南远行，指向了喜马拉雅的居住地。原始藏缅群体的这次远古迁徙，可能是沿着被称为“藏缅走廊”的路线进行的，这是从东南进入喜马拉雅地区最经常使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从黄河上游地区开始，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雅，Baric分布继续向南运动，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喜马拉雅南部地区，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北部云南的人口。
接下来，经过了可能来自中亚或西南、西北利亚的一个YAP+的群体的混合后，Bodic分支进入了喜马拉雅地区并且最终扩展到西藏。Burmese-lolo和karen两个分支则向南行进进入到西北、西南，并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最终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藏群体的深族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著名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此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的研究都证实，在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解释：7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和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语言学家们都认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多个。[vii]
下面以分子遗传学进行解释：金力教授的合作者即云南大学遗传研究中心主任肖春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是大炮，那么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就是精确制导导弹。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人类基因组(DNA)中存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这些序列的突变是近乎中性的。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基因组以惊人的稳定速率积累着这类突变，比较研究相应的DNA区段的变异速率和序列间差异，可以获取无比丰富的进化信息，为人类起源、进化和人群的迁移提供遗传学证明。
肖教授介绍说，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问题上，对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遗传标记的研究是目前公认的最理想的工具。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细胞中的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人的每个个体细胞中含有46条染色体，在女性为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X性染色体；在男性则是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Y性染色体。Y染色体仅为男性才有的。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其他染色体都来自父母两方面，并随机进行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认，只有Y—DNA完完全全来自父亲。再通俗些说，如果两个男人共有一个远古的男性祖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Y—DNA就应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肖教授又讲，Y—DNA也会有变化，但其序列 改变是由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突变率很低并且能够稳定地遗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Y—DNA可以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金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的DNA样品，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西藏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瓶颈效应。由此我们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viii]
他们的结论是：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不论从哪个学科、哪个层面上分析，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ix]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西藏考古的情况。
迄今为止，西藏经研究者初步断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格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x]但西藏这些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的，缺乏原生地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的形制、制造技术断定：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因此，从考古学的背景上讲，西藏喜马拉雅地区只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是在4000至5000年以前。具体讲，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上限是距今4655±100年；而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晚于卡若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是3700至4000多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与金力教授等利用分子遗传学所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而昌都卡若遗址又与青海黄河上游的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迁徙痕迹是十分清晰的。
现在国内公认的夏王朝的起始年代约是公元前2205年(或2070年)；即距今约4205年或4070年。如若考虑到先夏(三代以前理念中的中国)的巨型部落联盟时期，那么距今至少约5000多年。
这5000多年刚好是金力教授等依据分子遗传学Y—DNA上的证据，判断出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离开黄河上游故乡，向西然后向南，指向喜马拉雅地区迁徙的起始时间。
在有了上述考古学、语言学和Y—DNA分子遗传学的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使用古汉藏史籍进行近距离对勘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藏汉古籍文献的对勘比较，以研究藏汉同源的中华民族上古历史，因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如多识教授在其《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文中已经做了的工作那样，我们将沿着黄河上游的甘肃、陕西以及青海河湟地区、玉树、果洛、析支河首，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和西藏腹地大面积进行上古和中古藏汉氏族，部落、姓氏及各方面的全面比较研究，以探求藏汉民族真实的历史亲缘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藏语称汉人为“嘉”（藏文略），“嘉”同“夏”，是夏的转音。根据笔者1987年在四川木里县的调查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民改时语言学家的调查报告，木里县的藏族支系普米人称汉族为“夏”，发音很准。笔者随马帮在木里县境内行走了三个半月，对普米人进行了大量调查，其调查所得对本文的论证十分重要。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兼论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世界“民族”问题及未来》一文中已部分披露，现转载如下：
木里县北部是自称为“噶米”的藏族人居住，中部和南部是一种自称为“普米”的人居住，其中部和南部还有纳西族和少量苗族居住。“噶米”、“噶”是自称，“米”是“人”的意思。从藏文文献看，噶族人是“矮人”六部落之一，是木族的外甥。噶族人是由一个木族女子所生，是组成藏族的一个主要部落。噶族人分布很广，在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藏区的理塘县和木里县北部均有分布。木里县北部的噶米藏族很自傲，因为他们高大勇敢，他们对中部和南部的普米人很看不起，不认为普米是藏族。“普米”之“普”是自称，意思是“白色”，“米”是“人”的意思。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看，木里县普米族的上层(主要指干部)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但广大下层的普米群众都认为普米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藏族。木里县境内的普米人和云南省宁蒗县的普米人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宁蒗普米人被识别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我国56个民族之一，而木里县境内的普米族被划为了藏族。木里县境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院木里寺是全县最大的寺院，是宗喀巴的弟子到木里普米人处传教后由普米人兴建的。木里土司八尔家是普米族人，在西藏被称为“木里杰布”，意即“木里王”。普米人是木里地方最早的土著居民。噶米是后来从北部迁到木里来的。木里寺和土司八尔家族曾在西藏上层和三大寺里很有地位和名气。
据国际著名的藏语言专家胡坦教授讲：“木里北部的噶米是操藏语康巴方言的藏族。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差不多”。普米是指“白人”的意思，而卫藏等地人也称自已是“拍(蕃)米”，也是“白人”之意。“普”和“拍”发音几乎一样。我们知道康方言与拉萨话区别是很大的，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却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到拉萨时，一些足不出户的拉萨人认为康巴人不是藏人，他们狭隘地认为，只有拉萨人或卫藏人才是真正的藏族，而在木里操康方言的噶米人却认为操与拉萨语非常相近的普米语的普米人不是藏族。这些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上是非常有趣的(如上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的研究证实，在周代的汉语与7世纪的古藏语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下面我们将介绍的普米古歌《我们的故乡在嘉朗(纳)》等中透露出普米人与汉民族先祖夏王朝间惊人的密切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和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种种偏见，而却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要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首先要了解现代藏人和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藏羌关系，不了解‘羌’是古代藏族的名称，在藏族的族源上产生了种种说法，完全忽略了从大量的藏汉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中足以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了解藏汉历史亲缘关系时首先了解藏羌关系非常重要。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便一目了然了：根据笔者多年自己对藏汉文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确认‘藏’和‘羌’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并由此进一步得出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结论。”[xi]
汉藏同源是汉唐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结论。笔者曾讲：“多识老师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巨匠，例如王国维的弟子，已故教授，甲骨文专家，中国古代史专家，原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先生，还有已故古藏史学家任乃强老先生，还有写《羌族史》的冉光荣先生、李绍明先生、周锡银先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以来依据大量藏汉文献的证据，得出的一个长期的结论。现在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xii]
上个世纪80年代，郭元兴先生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雀经》和古波斯文经籍等进行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而此处又正是古支那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地理方位。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完全是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xiii]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时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xiv]与上古汉文文献记载完全勘合。
而周绍良先生对郭元兴的评价是：“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的西藏、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们的重视。”[xv]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人中原建立的。《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关于炎帝，《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虫乔（两字合一）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根据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绒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xvi]这正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
多识教授指出：在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记述的“年”图腾共有七种：1、人身羱头的年陶杰瓦；2、人身公鸡头的年藏托杰；3、人身狼头的年喀羌杰；4、人身蛇头的年喀祝本；5、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6、人身虎头的年达托杰；7、人身猴头的年折达瓦。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与炎帝的形象完全相当。[xvii]
多识先生还认为：炎帝是藏族“年”（藏文略）人祖先。炎帝的“炎”的含义，一是炎热——火德；二是姓氏，如《列子殷汤篇》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字的古渎音与“念”、“年”相同，读nian，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仍保持着“炎”字古读音即发“炎”为“念”或‘年’。《辞海》释“年”说“姓也”；齐太公后有“年氏”，《路史》、《明史·年寓传》云“本姓严”，后讹为“年”。这足以证明。严”、“年”同音，由此也可以得知“炎”、“年”同音。藏文（藏文略）可的意思：一是动物名“羱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叫（藏文略）（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等义，如（藏文略）；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藏文略）(年国和松巴国)。[xviii]
《藏汉大辞典》对念或年(藏文略)的解释相当全面准确，其谓“（藏文），为盘羊；西藏古代一氏族名；妖厉；能使人畜遭受瘟疫的一类凶恶地神名。”“念”或“年”正是以羊为图腾的部落，即羌人。羌，《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并声”。《山海经·西次三经》载：从积石山、崇吾之山、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到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积石山即藏族称的阿尼玛卿山(意为母亲山)山系，位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与青海省的河湟地区毗邻。这些山系从青海省的东部一直延伸到西藏腹地，其山神皆人面羊身。根据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在青海地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巫师处得知青海省境内各山系的许多山神其形象都是人面羊身。这印证了《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是西羌人的图腾。而青海省东部的汉藏交接处是西羌人和夏王朝的起源地之一。
就西藏地区而言，多识先生指出：“如‘年(盘羊)’，种的图腾神山中的主要两座神山就在西藏。一座是坐落在西藏中部纳木错南边的念青唐古拉雪山；一座是横贯西藏中部，西起当雄，东至昌都八宿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除此之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一座称为“阿弥年前”的大山。在年(念)神系列中牦牛图腾的神山在西藏山南琼结县境雅砻江地区，号称‘雅拉香波’”[xix]
从《五部遗教·神鬼部》中我们得知以羊为总图腾的西羌，还有以鸡(鸟)、狼(犬)、蛇(龙)、牦牛、虎、猴等为子图腾的各种氏族部落。
夏禹帝，据《史记·六过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徐中舒先生讲：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落在黄河上游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石纽之所在《括地志》中曰：“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县的石鼓乡。因为这里是大禹的出生地，羌人对此地非常敬畏。
徐中舒先生在为(羌族史)作序中指出：“魏晋之际常璩作《华阳国志》，他说汶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松理茂地区)，有一块方百里的刳儿坪，就是大禹诞生的圣地，羌人相戒不敢在这里居牧，羌中有过失之 人逃避其内，便没有人敢去追捕。三年之后为人所得，大家也要予以原宥。我们如从民俗学考察这个圣地的来源，就是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国时期也不至于有人能拿出证据来说他不对。”
从上述古文献的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青陕的黄土高原上，进而发展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西藏的旧石器和细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西北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细石器文化在欧洲、非洲和中亚都有，但分布于我国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的细石器与它们却不一样。在石料选择、形制特征技术上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基本相同，自成体系。考古学家认为，我国的这种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就见到了细石器。经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十万年前。更后，如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距今一万八千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xx]甘肃、青海、宁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距今十万年以上，并源于华北地区。
西北的新石器时期遗存以发现大量彩陶为特征。这些彩陶文化尤以甘肃仰韶彩陶文化为代表。甘肃仰韶彩陶文化受中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是在与中原地区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是中原地区与其他西北地区文化联系的中介。
甘肃发现的彩陶文化大体可分属三个系统：一是秦安大地湾文化(前仰韶文化)；二是仰韶文化；三是马家窑文化。秦安大地湾文化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主要分布于渭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大约是六七千年前的遗迹，以河南渑池仰韶村命名，其分布十分广阔，主要在中原地区，甘肃境内则主要发现在甘肃东部和东北部的泾渭流域；马家窑文化又称甘肃仰韶文化，较中原仰韶文化晚，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洮河)湟流域，具体讲是“以河湟为中心，东起渭水流域的天水；西至青海省南、河西走廊的武威；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会宁；南达四川汶川县的广大区域。”[xxi]这三种彩陶文化虽时代不同，但时代上相互嬗递，地域上有重叠，文化内涵上有相当继承关系，例如“马家窑类型遗存的主要特征确是承袭了许多沟——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中期、晚期类型)的因素”。[xxii]
马家窑文化以后，甘肃还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这些文化系统遗存的分布是逐步向西。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仍在洮河流域，陇东亦少量发现，而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的遗存则逐渐西移，遍布于青海和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的文化类型仍有其特殊性，如以湟中县卡约村命名的卡约文化就是一种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订齐家文化在西部的发展形成了卡约文化；在东部的发展即形成了寺洼文化。
考古学界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汉族先民的遗存，而齐家文化以后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例如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则被认为是古代羌民族的遗存，[xxiii]例如张广立先生就认为：马家窑文化就其文化性质和根本内涵来看，应属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但它的半山、马厂类型出有“被发覆面”的彩塑人头像彩陶壶，以及马家窑类型中有骨灰罐出土，这对以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羌族的形成，特别是对羌族披发、火葬等习俗的形成，显然不无影响，至少是有着密切的文化沿袭和影响关系。[xxiv]
笔者认为在上古羌与华夏是一体，只在三四千年以后才分开出来，而且西羌是汉民族的西部文化和血缘的源头，自可称为羌系的华夏集团或华夏系统中的羌民族。
二、西藏诸羌、蕃通过河湟甘陕之羌夏与中原夏商周三代及汉唐诸羌夏汉间建立其血缘、文化等紧密纽带关系
成就黄帝的姬水，学术界大多考订在陕西的渭水；而炎帝所居的姜水在嘉陵江上游的两支流即白龙江、白水江一带。一南一北，两族居地非常靠近，累世通婚。刘起钎先生指出：“整个西羌区域内，可基本以渭水向西北斜接洮、湟一线，为氐、羌二者的粗略分界线。渭以北迄河西走廊大抵为古代氐族区域，渭以南的陇西、青海以迄川、藏大抵为古代羌族区域。至于氐族区域有时也称羌。则是沿用其族的共名，因氐原属羌的一种……”[xxv]华夏文明是从这一西羌区域发源的。
夏是羌人，汉文史籍并不讳言。下面讨论夏与羌的关系。在《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告诫成王曰：“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人不降服。”足见夏朝的开创者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夏朝的部族主要是羌人，夏与羌的联合及战争亦是经常的，正如吐蕃是在兼并了羌人象雄和女国苏毗而发展起来的，夏也是兼并群羌之中发展起来的。从夏禹至桀17帝共14世，据《竹书纪年》载共472年，即公元前2072年至前1600年。
夏王朝的472年中，主要是依靠西部的群羌为后方向东部及中原发展的，当然主要面临与东部夷人的战争。因而大量羌人和夏的方国，例如昆吾、韦、顾等迁往东方，以拱卫夏王朝。
以夏为中心的羌人部族从黄河上游不仅东进中原，也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徙。向西到青海、新疆，向西南则通过青海进入西藏，南则经过横断山区进入四川＼云南，再通过长江流域进入两湖地区。
《尚书》和《禹贡》中记录了夏禹修路治水的事件：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即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山)开始，到达龙门山，再向南经华山向东到底柱山，向东到孟津，经洛水到达黄河。从嶓冢山开始向东疏导汉水；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从鸟鼠洞穴开始疏导渭水；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等。上述地区大都处在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和陕西，有一些地带已经非常靠近西藏的东北区域。总之黄河和长江上游是西羌的中心地区；《禹贡》中记录有大禹沿九条山脉修筑贡道(道路)的历史，其中第五条：“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在甘肃、青海交界处，位于阿尼玛卿山的北侧，海拔4000多米。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太华山又名华山，在今陕西华明县西南，古称西岳。(禹贡)又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贡谬、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千沔，入于渭，乱于河。”(桓、桓水即白水)，《水经注》：“白水自西倾山，流注汉水。。今名白龙江。这里正是炎帝族的姜水，是炎帝族的世居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梁州，岷山、嶓冢山治理之后，沱水、潜水也已经疏通了。峨嵋山、蒙山治理后，和水一带的民众也取得了治理的功效。这一带的土是疏松的黑土……这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镂，以及做箭镟的石头和磬、熊、马熊、狐狸、野猫。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进贡的船只从潜水，然后离船上岸陆行，再进入沔水，进到渭水，最后横渡渭水到黄河。”梁州和西倾山来的贡物，是要送到今山西西南部的夏都去的。据史籍记载和我们的实地考察，西倾山应该是夏、商、周三代育良马的地方，是提供战马(河曲马)的主要区域，当然是由西羌为其提供。
问题在于《禹贡》的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基本上是真实的，至于这些贡道在夏代存在的时间有多久问题上，我认为，夏强盛之时这些贡道可能是畅通的，贡物也能源源不断地送来，但夏内部一旦有问题即一有内乱，地方部族的势力就会阻断贡道。因此，即使在夏代此贡道畅通的时日不会太久，或许依据夏的势力之消胀而时断时通。
公元前1600年，商朝推翻了夏朝。徐中舒先生指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自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方向逃亡……”[xxvi]夏虞从中原向西方的逃亡，只能是逃向自己在西方的祖居地，去依附炎黄在那里的遗族。而西土炎黄族的遗子们还在往西慢慢迁徙。
汤灭商后，夏族的分布格局是：许多夏人走不了，大量留在了中原，一些反抗者被征服后成为商人的奴隶。夏人王族中的核心部逃往西土祖居地，去依附那里的亲族——昆仑的黄帝旧族西王母国，还有牛图腾国的炎帝故族。而这些亲族由于受到商灭夏的冲击，也正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徙。至于昆仑、轩辕氏、西主母的所在地，后面再讨论。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主政权。(竹书纪年)曰：“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xxvii]葱岭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也经常来商都朝贺。西戎，氐、羌都向殷商臣服。羌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诗·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当时，羌的疆域广大，北面和鬼方、吕方为邻，东面有沘(河南陕县)、吴、易、雀、犬、周等国，东南近缶和蜀，大体说，占据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xxviii]向东已达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一带。[xxix]
《羌族史》认为：从现有的甲骨文资料分析，当时的羌人可能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北羌”；二为“马羌”，商对羌地的“方国”或部落，称之为“羌方”。商朝对邻近臣属的部落，常常依据他们原来之名号，给予侯、伯等爵位。如封井方为井伯，犬方为犬侯，虎方为虎侯，羌方被封为羌伯。[xxx]羌在商朝方国中的地位颇高，有的卜辞把它作为“四邦方”之一。
羌对商是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因而与商王朝战争频繁且历时最久的就是羌方。商朝对羌用兵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方国。如武丁时曾一次凋集一万三千余名之众：《周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xxxi]《后汉书·西羌传》亦载：“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这说明羌的势力很盛。商在战争中大量捕获羌人做奴隶，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作为祭祀神鬼和宗庙的人性。
卜辞记录：“龙其执羌?”(乙。3017)”龙来氐羌?”(河。626)是龙将被俘羌人赠送给商王朝。龙与羌靠近，商王朝曾对两者一并用兵，“贞，口弗其口羌龙?”(铁。105．3)从之看，龙应是西羌中的一支。
夏朝时周族活动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其首领不窑为夏朝农官。夏末致乱，不窑弃官，率族人“奔戎狄之间”。[xxxii]其迁居地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周族在不窑之孙公刘时开始兴旺，又东迁至豳(陕西旬邑县)。从公刘至古公亶父凡十代周人都住豳地。殷商时期周族已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人最初以游牧为主，后转为农业。传周人先妣名姜姬，是姜部落之女，因野外踏了“巨人足迹”，遂生一子，以为不祥，曾欲丢弃，其后乃名曰“弃”。他好耕农，为尧农师，封于有邰，号曰后稷，姓姬氏。周人的农业是在受到姜人的积极影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迳直把姜螈也作为周人的始祖。这里明显有母系社会的因素和观念。
《诗·绵》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岐山位于渭水河谷，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很好的农业区，使周人的农业得以发展，而姜水即在岐山东南。周、姜毗邻，又娶姜女为妻，后称太姜，周和姜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古公（檀去木字）父受到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族人和亲近奴隶迁居岐山周原。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者，都扶老携幼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古公在周原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并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了足以翦灭大国商的地步。
周人在岐山取得划时代进步的原因之一是周得以与母族姜人相邻，姜是周人的主要依靠力量，故相互结合为婚姻联盟。周王累世娶姜女为后，一直继续到周王朝的没落时期。这种关系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长时期起着支配性作用。季历时周日渐强盛，商王不得不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周势力继续扩大，文王时不仅保持了西伯名号，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
西周王朝是由姬姜两族合力建立的，从文献中看出，这互为婚姻的氏族是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形成了。姬姜两族的渊源，在《尚书》诰词中周人称自己是夏人，例如，《康诰》：“肇造我区夏。”《立政》：“我有夏、式商受命”。姬是黄帝族的姓；姜是炎帝族的姓，有共工、四岳、邰、伯夷等。《国语·周语下》曰：“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半民人也”。《左传·哀公九年》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又(说文·邑都)曰：“伯夷父生西岳(系四岳之讹)，西岳生先龙，先龙始生氐姜，乞姓。”刘起舒先生指出：从文献上看，姬姜的族系渊源，已循夏禹、四岳两族历黄帝、炎帝两族，再追溯到少典、有虫乔两族了。再追溯更远，就是古代的氐羌族。[xxxiii]
周羌灭商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商实行包抄而逐步完成的。周本是羌人中的核心部族和方国，与羌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以羌人区域作为周的大后方，取得了充足的人力、物力等后备，使周在渭水流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周通过艰苦努力，终于战胜并驱逐了鬼方在晋南的各支系，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直接威胁商王朝的安全。同时。周人又利用渭水河谷南褒斜通江、汉、巴蜀的有利条件，大举向东南一线扩展。王季时，周人在江汉流域建立了许多姬姓小国，其势力远及吴越地区，并与东夷建立了联系，对商形成了夹击之势。周、羌联盟广泛团结了商朝以外的各族力量，终于形成了灭商的条件。
公元前1046年春，周武王率西方八国：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的军队，“率兵车三万乘，虎贲三千人，甲土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xxxiv]《牧誓》中武王对八国士兵表示敬意和慰问时称：“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啊!很远西土之人。”这支克商联军中羌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顾颉刚先生考：此八国中羌、微、卢在渭水及河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xxxv]笔者认为，顾先生此考可能只正确了一半，另一半后议。
出身西羌的周人灭商统治中原后，除分封周姓姬的诸侯国如鲁、晋、郑、卫等外，也大封其母族姜姓的诸侯国，如齐、许、申，吕等，其中齐封在山东，许、申、吕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在整个周代姬姓国与姜姓国仍屡世通婚不绝，直到周亡。姜姓势力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十分显著。例如在西方羌人中的姜姓申侯国仍是强有力的，河南南阳戍守之申国乃是其分迁的一部分。(国语·郑语)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缯与西戎方将德申”。说明西戎和缯都要受申侯节制。周幽王时，因嬖爱褒姒而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废申后及原太子宜臼，引起申后之父申侯的强烈不满，遂联合缯及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并在申侯主持下，共立宜臼，称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即位，东迁洛阳。西周告终，东周开始。由周、姜内部纷争，周的统治更加削弱。
刘起钎先生指出：“由此，姬姜两族就成为统治华夏大地的周王朝的两个主族。直到东周以后……主宰华夏大地的姬姜两族才逐渐势衰。”[xxxvi]
现在谈姜氏戎。本炎帝、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等同为姜姓。所以称为戎者，极可能是未入中原而生活在戎区的姜姓的一支，故曰姜氏戎。《帝王世纪》引《传》曰。大禹出西羌”。章炳麟先生(序种姓)指出“羌即姜”。而姜为四岳之后，四岳是九州之戎的一种。所以，《潜夫论·五德志》称禹为“戎禹”。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指出：禹最初是九州之戎全族的宗神。九州之戎实际上是西方戎族的总名，他们的居住地九州是中国西半部的一个大地名，其境大抵西从今陕甘二省交界处起，北由陇山，南抵秦岭，东达嵩山，而以晋境为其主体。[xxxvii]《左传·昭四年》载此九州地境：当时楚向晋求霸，晋侯以晋国有九州之险和冀北之马可恃，而不肯妥协。从《春秋·左传》中看到九州之戎处在晋地者有骊戎、条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北戎、茅戎、东山泉之戎、允姓之戎、姜氏戎等。因此，刘起舒先生赘出：“春秋时，华夏族的晋人和戎人还这样交错地杂居于晋境，那么先夏时期，这里的戎人和夏人杂居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关于姜姓的“四岳”族之得名，顾颉刚指出：因其最初居在四岳山即陇县的吴岳群山。后来晋南也有太岳山，是四岳族随九州桩戎居晋境移来原山名，后来更演变成国的四岳、五岳。而与禹有不可分割关系的九州也演变成禹划天下的九州，禹也由戎之宗神演化为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周代建立的姜姓诸封国还有纪(今山东寿光)、向(安徽怀远)、州(山东安丘)、鄣(山东东平)、厉(湖北随县)。地域上分布很广，确实起到了屏藩周室的作用。
西周后期，同为四岳之后的姜氏戎活动于今山西介休一带，并与周王朝发生战争。《国语·周语》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之战，王师覆灭，周王仅以身免，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说明此时的姜氏戎是非常强盛的部落集团。
东周以后，属姜氏戎系统的伊雒之戎、陆浑之戎(阴戎)等乘西周之亡而东进，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公元前660年，号公败犬戎于渭油。渭油在今华阴县，此时戎狄已进入关中。公元前658年，号公败戎于桑田(今陕县)，戎狄继续东进。公元前649年，扬拒、泉皋、伊雒之戎伐京师人王城，横行中原。
一些大国主动将陆浑之戎大量向内地迁徙。(左传)载：公元前640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至今为陆浑县也。”伊川在今河南嵩县一带。
姜氏戎、陆浑戎或阴戎均来自瓜州，瓜州一说在敦煌，近人考瓜州是四岳九州所在地，今陕西风翔县一带。
东周以后，以羌主体的诸戎大量涌入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除甘肃的渭首有狄、豸原、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外，分布在陕西和河南的陕西风翔有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骊戎，河南伊洛间(洛阳县西南)有扬拒戎、泉皋戎(后为姜氏戎所灭)、嵩县有陆浑戎(又称姜氏戎、阴戎及九州戎)、颖首以西(临汝县西南)有蛮氏戎(又称茅戎)，山东戎州(曹县)有已氐戎。这些羌人与诸夏各国互相冲突和盟会，逐渐为晋、楚、秦所融合。例如，公元前585年晋率伊雒、陆浑之戎伐宋；公元前559年姜氏之戎参加中原诸国会盟；公元前525年晋灭陆浑之戎；公元前445年秦厉公伐义渠，虏其王。
藏史专家黄奋生先生指出：“秦人本出身羌人，在西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公元前884年?)为周室养马有功，被封给一小块土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当了周室的附庸。”“秦”字可能由“羌”字变音而来。“秦”字从“禾”，大抵在非子的时候秦部落已进到农业经济，加上受周人文化的影响，逐渐变成了华夏族系的一员。[xxxviii]秦人传说中的祖先胥轩被称为“戎胥轩”，至中淆时“在西戎，保西垂”，[xxxix]西垂在今天水以南，古代为西戎地。秦族统治者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曾共同为西戎之共主，周宣王时西戎杀秦仲，秦始与戎不和。后来秦逐渐东迁且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成为诺夏之一。[xl]最近考古学界在甘肃天水西部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秦祖先的墓地，证明秦人出身于群羌。[xli]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伐邽(今甘肃天水县)、冀戎(今甘肃甘谷县)，秦的势力扩展到全部渭水流域。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得到羌人由余部落的协助，向西开地千里，西戎八国臣服于秦。其时，“自陇以西有绵诸(甘肃天水)、绲戎(陕西风翔)、翟(甘肃临洮)、豸原(甘肃陇西)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秦之北)、大荔(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平凉)、晌衍(今宁夏宁武)之戎。”[xlii]都成为秦的附庸。公元前461年秦厉王灭大荔羌国。公元前444年秦攻甘肃东部义渠国，俘其王阉。到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72年，秦昭王起兵灭义渠王国，设置陇西、北地、上郡。
《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弋爱剑者，秦厉王(公元前477年——前444年)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爱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爱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黄河、赐支河、湟河)间。，诸羌见爱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爱剑尝为奴隶，古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锅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午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午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侯，北郤众狄，筑长城以为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爱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这里提到“发羌”，涉及到了吐蕃的由来(族源)。我国学术界有不少人持吐蕃源于“发羌”说，例如，顾颉刚、姚微元、方国瑜、贡乔泽登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例如，1988年格勒博在《中国藏学》上发表有《藏族源子发羌的几点质疑》，格勒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现简要概述如下：汉文和藏文史籍文献没有明载吐蕃源于发羌。而持同意者的依据是：“蕃”与“发”近音；两者居地和发生发展的时间都很近。因而，判断吐蕃源于“发羌”。发羌的来源依据汉文文献是爰剑曾孙忍的季父印于。秦献公初立，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这就到达了青海省西部果洛、玉树一带，甚至也到达了西藏的东北部一带。时间在前381—361年左右。(后汉书·西羌传)中还有一段史料：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年)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后霸率领3万人马与迷唐羌首领作战，“迷唐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这段文字证实了发羌在西藏东北和青海西部，但这个位置距吐蕃发祥的山南雅砻河谷还有几千公里之遥。或许持吐蕃源于发羌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代民族的迁徙不可能全部进入史籍记载，没有能进入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亦不在少数，漏载的东西更是不可胜记。
格勒博土指出，唐代史家在《通典·边防典》中记述吐蕃时云：“不知有国之所由”。五代后晋的刘晌在《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宋代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虽然提到“发羌”在黄河源头及以西之事，但并没有把“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而是慎重地指出：“前史不载口数”，而宋代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中却未提及吐蕃是“发羌”之裔的问题，相反提出了“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于是同一朝的两部史籍中出现了显然不同的观点。
从上述古文献中，有一点是基本可以搞清楚的：“发羌”是豸原戎，“豸原”是“盘羊”，即羊作图腾崇拜的羌人部落。
但是讨论到此，要完全否定吐蕃不是源于“发羌”还没有决定性的硬证据，因为历史琉载的东西太多，吐蕃源于“发羌”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格勒博士进一步指出，“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来看，藏族的先民很早以来就和许多古羌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千里青藏高原上。”
下面首先介绍隋唐时期出现于史书上的古羌人部落。
(1)“苏毗”藏语中称“森波”或“孙波”，正如《新唐书·苏毗传》所云：“号孙波”。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纪篇记载；苏毗部落早在吐蕃始祖赞普鹘提悉补野时代，就居住在吐蕃周围，到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塞时代，苏毗与吐蕃东西为邻。南北对峙，来往频繁，而且所据地域甚阔，按王忠先生考证：苏毗最强盛时之地域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南，西接印度，东北伸入青海玉树自治州一带。几乎包括了藏族的大部分地区(笔者注：苏毗是母系社会之女国)。
(2)“羊同。有大小羊同之分，是以游牧经济为业的一支古代羌人部落。《唐会要·大羊同国条》说：“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议之盛，乃谴使朝贡。”
(3)党项羌。据《新唐书·党项传》说:“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即突厥)，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
(4)后有分布在横断山区的“附国”、“嘉良夷”等。“附国”当在金沙江流域，“嘉良夷”当在雅砻江流域。
(5)另外，今天地处川、滇、藏之间的康藏高原，隋唐时称“西山”，这里有众多大小不等羌人部落，习惯上称西山诸羌，其中“西山八国”出现较早，所谓“八国”即哥邻国、南水国、逋租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白狗国。
(6)除上面所述隋唐时期古羌人之外，早在两汉时期青藏高原东部(今甘孜、阿坝)还有“白狼羌”和“耗牛羌”等。从格勒博士的上述引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吐蕃处于群羌包围中，可以说吐蕃也肯定是羌人。近年来，有个别学者就连吐蕃出自羌这一传统学术观点都不肯承认，即学术上走极端，不承认基本的藏汉文史料事实。
宋代欧阳修等在《新唐书·吐蕃传》中曰:“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徨、江、山民间……”这一判断，是依据宋以前大量史籍文献的分析做出的，应该说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叙述秦汉时滇、川、青地区羌人情况:
秦汉时，氐(羌)族分布在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亦即巴郡南郡蛮和板循蛮，又称廪郡蛮和賨人。另外，云南北境至大渡河、岷江流域有氐族。《史记》载其分布:西自桐师(云南永昌)以东，北至叶榆(云南大理县东北)，有嶲(四川西昌)和昆明(云南大理)两部落，其特点是编发游牧，无君长。在嶲东北，有十几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以徙(四川天全)和节都(四川汉源)两部落最大。他们有的游牧，有的定居，都在蜀地西部。在冉駹东北，又有十几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白马(甘肃成县)部落最大，都是氐人。
嶲、徙、笮、冉駹之氏，都在汉代耗牛羌的范围，他们与耗牛羌不同，但也有可能后来其中一些成了耗牛羌的支系。该耗牛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是青海古羌人爰剑之后代。
当时西北羌人的分布是:住在甘肃祁连山一带的是小月氏，受匈奴所迫，大月氏已迁至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阿姆河(黑水)流域。住在青海惶水流域及黄河上游的是先零羌和烧当羌等各大部落，其中先零羌是中国非常古老的羌人部落。这里涉及到了西王母国。郭元兴先生指出:黄帝娶于西陵氏，后世以为即先零羌。西陵、先零都是se-rib的译音。se-rib是西藏古语“女国”之意。郭元兴进一步指出:“五十年代意大利学者图齐亲赴尼泊尔考察，发现不少资料，证明尼泊尔以北有suvarnagotra(金氏),strirajya(女王国),shan-shun(羊同、象雄)、suvarnabhumi(金地)、cinabhumi(支那地)等异名”。[ii]近年敦煌资料和藏族苯教的史料渐出，使我们大开眼界，拨开了不少迷雾疑云。从敦煌藏文史料中我们知道其地名为se-rib或zrid的部族，与唐史中的“悉立”对上号了。当然，“悉立”也可以是stri(rajya)即女王国的译音。尤其重要的是，苯教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象雄的古疆域，它远不是我们从唐史中了解到的地处吐蕃西部一隅的群落，而是应包括青海南部以及康、藏全部，其西境远到中亚吐火罗的大片地区。据苯教《阎浮州境释》一书所说，象雄可分里、中、外三部。中部在冈底斯山西一日程之外，这正是《新唐书》卷221上所说米具波“南三千里女国”的位置。外部之东北达安多，即今青海省海南和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里部达冈底斯山西(实为西北)三月程之外的par-jig,bha-dag-shah和bha-lag一带。[iii]
汉代先零羌居青海省大榆谷(今青海贵德、尖扎一带)，兵力甚强，经常与汉王朝和烧当羌冲突，后来势渐削弱。两汉以后的汉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先零羌的记载。多识教授指出:“汉代‘先零’羌之‘先零’音同silang liang，在吐蕃十二属国中就有先零国，其王称‘先酋赤彭’。西宁的藏语名称si lang，有可能与‘先零羌’有关”。[iv]这里我们得知汉文文献中已经消失的部落，所以，藏汉史籍的对勘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知道，一个部落或民族在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其实它极可能迁徙别处或在距原居住地不远的地方存在着。西王母的情况亦是如此。自黄帝迄周穆王的十多个世纪，内地中央与西王母的官方联系史不绝书。公元前10世纪中叶，周穆王刚去西方拜见西王母，然后马上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自此双方联系断绝。极可能犬戎蔽断了西王母与内地中央的通道。犬戎与西王母很有可能是亲族，这就迫使西王母更多地向西、西南和南边发展和迁徙了。因此，5个世纪后《国语》的作者慨叹道:“自是荒服者不至”，表示了极大的愤惋之情。周穆王伐犬戎之地就在青海河徨地区，犬戎中一部分被周穆王强迫迁往东方。因此，此段考证的结论是:西王母国自公元前10世纪后不再见于汉文文献中，这并不意味西王母已不存在了，实际上其近在咫尺，即它就是几百公里以外的青海西南部和西藏东北部的苏毗女国和象雄。本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西王母国。2个世纪以后的公元前770年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缯及犬戎杀周幽王，申侯主持立其外甥前太子宜臼为周平王，使西周灭亡，也算犬戎复了仇吧!
烧当羌为无弋爰剑之后代，“世居河北大充谷(今青海贵德西)，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楠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掩击先零、卑楠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富，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v]烧当羌一度极盛，使东汉王朝对其非常关注。多识先生指出:“烧当羌之‘烧’音so，意为‘水桶’，根据汉文献记载烧当羌在青海大榆谷，而正好在青海湖东南有高山称a ma so dgu(九桶神母)。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古时有‘鸥鸦城’(徨源城)，‘烧当’的‘当’音sdong(一千)，‘千桶’(烧当)，表示部落大，人口众多，与湖名‘赤烧’(鸥鸽)相吻合。”[vi]青海湖在上古汉文古籍中称“西海”，为西王母居地。关于“鸥鸭”《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曰“又西二百二十里，日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鸦，其名曰鸥”。这是一部落的鸟图腾。《逸周书·王会》曰:“氐羌以莺鸟”，是讲古羌用莺鸟向周王室进贡。
钟羌在烧当羌之南。《水经注》日“大榆谷、小榆谷北迷唐、钟存所居也。”《西羌传·集解》说“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大致活动在洮河上游的临洮一带。《西羌传》称:“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万”。多识先生指出:“钟存”音brang tsan，吐蕃十二属国有“钟存”，其王称“钟酋公南木”。[vii]《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在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日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笔者认为，长沙之山、不周之山、钟山均在青海境内。
甘、青羌区还有许多羌人部落姓氏，黄抵、当煎、三姐、卑楠、黄牛等，多识先生指出:“‘当煎’(sdong chen),‘三姐’(xiang jel),‘卑浦’(ba snam),‘黄牛’(va tsang)这类姓氏在甘肃藏区仍多见。”[viii]
新疆南部的羌人有蜡羌、西夜、蒲黎、依耐、无雷等部落。多识先生指出:“‘婼羌’为藏语gnub，如‘婼地九部’和婼桑吉义西。‘雷’或‘无雷’音同glei,贤者喜宴》称‘雷隅’”。[ix]皆为藏族古姓。
两汉时，住嘉陵江上游羌水流域(甘南、川北)的是白马羌(即《汉书》所指的白马氏)和参狼羌等部落。
西晋以后，氐羌民族在西北等地建立过不少地方政权。例如351年武都参狼种氐人符氏建立前秦，曾一度统治中国北部，并与东晋夺天下;建于385年的后凉为甘肃秦安县氐人吕光所建;后秦(386年)为甘肃陇西县烧当羌之后裔姚裴所建;317年杨氏建仇池国，其为甘肃成县白马氐的后裔，立国76年;前蜀李氏是巴氐糜郡蛮的后裔，秦时用赛钱缴赋，故又称贵人，汉末大乱，从巴西宕渠(四川渠县东北)迁居汉中杨车坂，称杨车巴。这些氐羌政权曾带大量氐羌民众进入内地，后来逐渐与当地汉族融合。
两汉中央政权也曾两次大规模迁徙氐羌人民进人中原和内地，这些人口都与汉族融合。
汉代在西羌地区的行政建置，以汉武帝列置四郡为其开端。初置酒泉郡，稍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同时，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护校尉，以统治西羌地区。
汉代活动于西南地区的羌人主要有耗牛羌、白马羌、参狼羌等部落。耗牛羌最初多分布在沈黎郡(郡治今四川汉源县青溪)，并专有耗牛县之建置。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入蜀郡，置蜀郡西部都尉，设有都尉二人，一居耗牛主缴外羌，一居青衣主汉人。因耗牛县与若水(雅砻江)不远，故《汉书·地理志》曰:耗牛县附近有“鲜水出徽外，南下若水;若水亦出徽外，南至定乍人混”。耗牛羌南达今冕宁、盐源等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安宁河流域及雅碧江下游置越渴郡，因而《后汉书·西羌传》又称耗牛羌为越禹羌。
越嶲羌中有“大牛种封离”。大牛种封离可能是耗牛羌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史》认为:西北的钟羌有“良封”，先零羌有“封煎”，从父子联名制之俗推断，不能排除有渊源关系。
这里曾发生过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耗牛羌以西有白狼、槃木、唐菆等羌人部落共百余个。《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汉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邓峡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键为郡，椽田恭，与之习押，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三首歌就是有名的《白狼歌》。[x]关于白狼的位置，童恩正先生曾在四川巴塘藏区搞考古调查时，就有当地人指出的一处城址废墟，传说是白狼王的宫殿遗址。巴塘隔金沙江就是西藏昌都地区。白狼的活动地域到达巴塘和昌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槃木，有学者认为是纳西族。常征先生则认为:“槃木即槃族和木族。槃族全名曰槃于，《魏书》作‘槃越’，《北史》作‘薄延’，‘薄’为省称，是先秦云南僰人、越人西迁今那加山以西印度阿萨姆邦及孟加拉地区合并而成的部落。木，前已言之，今门巴族前身，时在今西藏米林、隆子县间。而白狼王唐敢建牙，其北侧在今泽当县……白狼羌即白兰羌。”[xi]也有学者认为:白狼、槃木、唐菆等部居住在坟山郡(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以西，其部落应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xii]如白狼即是白兰，其地应在大金川河上游。
看来白狼和槃木曾一度统治过很大区域和很多部落人口(六百多万)。依笔者看来:这倒很像是牦牛羌中由一尚白的部族与一尚黑的部族的联合政权。木指纳西族或门巴族、象雄都是可以的。这表明，至少汉初，吕都以东或以西地区己进入中原政权管辖范围。
后汉复建西域都护也是在永平十七年。旋因焉耆、龟兹(今库车)叛杀都护陈睦，章帝废都护，弃西域。和帝永元三年，班超定西域五十国，当时地处中北印度广大地域的月氏人贵霜王，使其副王谢率大军7万来攻，为班超所破，饥穷日且没，谴使乞和，“愿得生归”，班超资其粮谷纵之还国，贵霜王畏威怀德，请为汉养。同年，其旁蒙奇(今阿富汗蒙季)、难兜(今克什米尔之南特)、兜勒(今印度北部德腊东)亦隶都护。此时青海群羌领于护羌校尉，滇西、越北为永昌郡辖区。越国归汉后，领有其西恒河中上游及印度河流域的贵霜王又附汉，阿里地区以西的蒙奇等三国与新疆、中亚等同隶于西域都护府，“位于金沙江以西的西藏全区安得不为汉土?!”[xiii]
多识先生指出:“‘笮都’(bradi)、‘槃木’(pan mi)、‘唐菆’(tang zei)都是藏族古姓。”[xiv]
三、青藏高原占藏人之占象雄(占昆仑)、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从文献上看，夏时西北轩辕之国、西王母国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尧“自涉流沙……西见王母，训及大夏”(见《新书·修正语》);“舜之时，西王母来献自玉官”(见《风俗通·太平广记》);大禹曾“学于西王母”;汤灭夏，虞夏二族相继迁逃西方族居地。这个虞，刘起针先生认为是姜姓的四岳之族。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商面临对羌作战，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大量出现“马羌”，多识先生指出，吐蕃以前藏地曾先后出现“十个王朝”，其中第七个是“马桑”王朝。“马桑”即“马羌”，“桑”同“羌”。“马桑”和“马姜”是藏文ma sbyang一词的方言读音差别。《藏族古代史》中说“羌人出于马桑种”，“马桑是人种始祖”。汉文殷商甲骨文中有关“马桑”的时代最晚也在商周之间。[xv]“马”在藏语中意为“天空”,藏文苯教文献常把“马”和“象雄”联在一起称“马象雄”,意为“天神的后裔象雄”(按郭元兴先生主张:象雄即古轩辕国)。
多识先生还指出:在甲骨文卜辞中有“羌酋”、“羌方”、“羞方”、“穗方”和“自方”等名称。“酋”是藏语jeiw,即“首领”之义，“方”古音“邦”，是藏语bon(官)，“自方”是藏语bon bo，是“长官”之意。“羞”和“穗”都是姓氏。
殷商卜辞记载:“龙其执羌”、“龙来氐羌”。龙与羌居地靠近，龙应是羌人的一种。商人曾一并对他们用兵。多识先生指出:藏地曾先后出现的十个王朝中第八个就是卢(龙)王朝。[xvi]
商王武丁伐西羌、鬼方3年乃克。《周易》云：“高宗伐鬼方”。周灭商时，周人用很大力量才胜并驱逐鬼方，进而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屏障。多识先生指出:《周易》中所谓高宗伐“鬼方”的“鬼”音同“nguei”，吐蕃十八部中就有“鬼”部。吐蕃前藏地十个王朝中第六个是鬼部。[xvii]公元前1046年，周来伐商时，周人率领的西土八国为:庸、蜀、羌、茅、微、彭、濮、卢。顾先生考:羌、微、卢在渭水及江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庸在战国时已到达湖北竹山县境，在楚国旁边，汉时为上庸县。蜀是四川的古称，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遗址举世闻名，被认为是蜀人的遗迹。茅被认为是羌人中的一支，茅戎在战国时居山西平陆县，茅的另一部分被认为留在四川西部横断山区之羌藏区域。卢在战国时期已到达湖北省南漳境，卢在藏语中是水族和龙族的意思。关于彭，《四川古代史稿》中讲:“居住在汉水中游之巴国，彭人是其主要居民，而宗姬（注:周人）则是其统治者。”[xviii]
《四川古代史稿》还指出:“《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说……”这个随同武王伐封的“巴师”无疑是责人，责賨人的活动中心虽说是阆中渝水，而其活动范围应当更广。《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賨城传说在今渠县东北。百阳县南境曾出土“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云阳也当是古賨人活动地区，可以认为，賨人大约活动在川东的长江以北地区。而在这一地域内古代有不少水、地都用“彭”字命名:《汉书·理志》阆中有“彭道鱼池”、“彭道将池”;《水经注·沔水》有彭溪自今城曰北至紫阳注入汉水;同书《江水》载有彭水经今开县、百阳南注长江。这些“彭”字应是这些地区住有彭人的反映。有的学者一认为“賨”名起于汉世，未称賨前即称彭。[xix]
西藏拉萨也有带“彭”字的地区，即今上彭波地区。这两者有无关系?笔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西藏称“卫”的古氏族或部落居住在彭波地区。《新唐书·吐蕃传》载: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进封賨王，赐晌蕃渥。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所以封驸马都尉;西海是指青海湖以西的广大地区;至于封賨王，如果不知道上述史料，不知道“賨”与“彭”的关系，恐怕是不好理解的。[xx]唐朝和五代的史官中尽管有人证吐蕃“其种落莫知所出也”，但也不是全都不知道，不然怎么会进封賨王?史官不拿出意见方案，高宗是没法封的。
多识先生指出:“周武王伐封的羌部联军中有‘茅部’，‘茅’音同rmu。《藏族古代史》称‘人种始祖雅布拉德舟与天女结合，生羱察(gnian ca)九子，与茅女结合，生茅察(rmu ca)九子(‘察’是藏语外甥之意)。’商周之际的羌部‘庸’同gyuang ,‘微同swei，‘卢’同glu,《山海经》:‘氏羌乞姓’，‘乞’同ku，以上这些都是藏族历史上很普遍的姓氏。”[xxi]
豸原即羱，意为盘羊，又称“年”神，年神既是羌人的羊图腾，又是羌人的总图腾，其在羌人的概念里暗含大神之意。《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起俗币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这表明吐蕃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的。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西豸原戎。“忍季父中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忍季父中所率的朝玉树、西藏方向迁徙的发羌极可能是豸原戎(羊图腾)，因此，吐蕃是发羌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多识先生指出:“及‘忍’子‘研’立(‘研’、‘年’队甘方言发音相同)。秦雄强时，威服羌戎……‘研’至豪健(藏语‘年’也有凶猛、豪健之意),故羌中号其‘研种’。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爰剑’家族是‘豸原戎”,即年人的一部分‘研种’就是‘年种’,由此又可以推断出爰剑的‘爰’与‘豸原戎’的‘豸原’属同字,是种姓。”[xxii]这更证明发羌是豸原戎。
从前面的引文中我们已得知,华夏是从陕西、甘肃、山西境内的羌人区域九州和冀中发展升华而来的。其留在陕、甘原地的与华夏有紧密血缘联系的旧部羌人称为九州之戎。冀戎(今甘肃甘谷县东)、郅戎(今甘肃天水)、绲戎(今陕西凤翔)、翟戎(今甘肃临洮)、豸原戎(今甘肃临洮)、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一部迁居陕西凤翔县境)、骊戎(陕西临潼县)。这些羌部在汉代以后的汉文文献中不再有记载,一般认为他们已消亡,但在唐代藏文文献对他们仍有记载。多识先生指出“汉时‘冀戎’之冀音同gi,在吐蕃十二国中就有冀国,其王称‘冀酋莫宝’‘绲戎’;之‘绲’音同goang,如吐蕃十二国中的‘绲隅’,其王称‘绲酋格尔宝’,翟在今甘肃临洮(见《羌族史》,这个‘翟(drue)人’,很可能和‘卓尼’藏人有关。”[xxiii]
关于义渠羌,汉文史籍记载很清楚：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年,秦灭义渠国。但实际上其遗族已逃亡西藏,并在那里重新立国。多识先生指出“《后汉书·西羌传》称‘义渠,大丽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在商代已有义渠的踪迹，《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伐义渠’。‘义渠’的渠是藏语河流的意思,对此藏学家任乃强作过解释。与‘义’同音的字在藏文中有gyis或gyu。《贤者喜宴》援引古资料称吐蕃时期蕃地十二国和四十二国中就有‘义国’，说‘在义冒六地,有义酋喀尔巴’。称‘义渠’的河流共有三处,一是阿里北部新疆境内的叶儿羌河(gyis giang),一是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的gyu qu(玉曲),一是果洛的义曲。羌蕃习俗中以山、水、地名称部落姓氏者居多，‘义渠’以水取名符合羌蕃习俗。对‘义渠’的习俗，《墨子·节葬下》的一段话很重要,说‘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登遐’是‘升天’(sdang gxags)之义,至今仍保留在藏语中。”[xxiv]
夏与姜姓四岳本出于氐羌的同一血缘，只由于创造了较高的文化,才与仍处于游牧的氐羌母族区别开来。九州之戎即羌氐戎,为四岳之后,包括陆浑戎和阴戎,他们是夏人留在青、甘、陕的同族及晚进中原者。周王封其姜姓母族齐在山东,许、申、吕在许昌、南昌一带,其中留在西北未进中原的姜姓申国依然是强有力者。申侯联合受其节制的犬戎和缯杀幽王,灭西周。在西方,秦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共为西戎共主。这里西戎一般指犬戎,它在西羌中起过很大作用。犬戎为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苗犬戎是黄帝后裔,是构成西羌的根本部族之一。所以《尚书·尧典》等曰:“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等语,是说尧舜族把三苗族打败后,大部分赶向南方,一部分迁到西北的三危(李贤注:三危山在敦煌县东南)。《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有苗民,当即指此。从《西羌传》知道由他们形成了西羌族。[xxv]
犬戎曾阻断了周王室与西王母的联系;秦与申的联盟也因西戎(犬戎)杀秦仲而被破坏。申(sprel)在藏语中有猕猴之意。藏历七月即是申月,意为猴月。这样我们得知四岳之后的姜姓申国是以猕猴为图腾的。《汉藏史集》称:吐蕃之人源自猴与魔女,故讲阿巴支达之语言,内部四族即东氏、冬氏、塞氏、穆氏等为雅垄河谷吐蕃祖先。在西藏山南雅垄河谷有吐蕃祖先神猴居住的山洞。吴均先生指出“在西北地区的藏族中,关于神猴的居住地,还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青海兴海县(海南州)大河坝河流域智噶尔拜宗(意为白岩猴堡)是神猴居住之地,其地还有一系列与西藏雅垄地区相对应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同时《隋书》载,位于甘南地区属党项羌种之宕昌羌等也自称为猕猴种……汉文史料中西羌居住的三河之一析支河,认为即是大河坝河,而发羌的住地就在析支河首一带。因此,智噶尔拜宗的白岩猴堡及其传说是否与发羌有联系,也值得探索。”[xxvi]
再者《北史·党项传》载“党项羌……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据《新唐书·党项传》曰:党项“其地古析支也。”
现在我们探索西王母和昆仑的位置及去向。
《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川,弱水即西。泾属渭汭,漆沮即从,泮水攸同……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这里记叙禹治理九州的功绩,译作白话文是“黑水(指怒江)到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张掖河)疏通以后,向西流去,泾河流入渭河以后,两条河水合在一起,漆沮已经会合洛水流入黄河,泮水也向北流入渭河同渭河会合……这里的贡物是美玉、美石和珠宝。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山名,在陕西韩城县东北)、西河(龙门在黄河的西岸这一段),与从渭河逆流而上的船只会合在渭河以北。织皮的百姓定居在昆仑、析支、渠搜三座山下,西戎各族都安定顺从了。”
按照羌藏习俗:氏族部落取名,一般依据山名、河流的名字而得名或取名。《禹贡》中还有一段话:“织皮(王鸣盛注:西戎之国也)、西倾、因桓(桓水,即白水,今名白龙江)是来。”意思是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这就让我们清楚织皮距离西倾山不远,而前面已考证西倾山在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北侧。再看析支,即析支河首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因此,昆仑应在此不远处了。一般认为昆仑在青海省西部,渠搜在陕西,它与氐羌有族源关系。《华阳国志》又称在西南夷中“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似乎说明他们与昆明族有共同的族源关系,而昆明人也是很早以前南下氐羌的一支。
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其东南有高山名叫“九桶神母”,说明青海湖边曾存在过女国,而且春秋战国时的烧当羌与女国可能存在关系。这一女国肯定是西王母国,正好与昆仑毗邻或就是一回事。那么,西王母国和昆仑如若迁徙,她(他)们只能去两个方向:一则从青海向西去新疆;一则向西南去西藏。
夏王朝是尚黑的(现在陕西、甘肃农村不少汉族农民穿黑衣服,崇尚黑颜色)。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有不少河流是用黑河、黑水命名的。由牦牛羌发展而来的彝、纳西、僳僳等民族均有尚黑习俗,古称“乌蛮”。因此,牦牛羌及其后裔所居之地留下了许多以“黑”为山水之名的遗迹,例如,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等在彝语和纳西语中均有黑水之意。这些民族的自称也有“黑”之意。今天的藏族里面也有崇黑的支系,例如,四川大小金川的嘉绒藏族就尚黑。据笔者研究,古藏人“穆”的象雄支系是尚黑的。苯教由古藏人的穆族人所创立,最初的苯教徒穿黑衣服,被称为黑教。藏族苯教的创始人什巴辛饶(或称辛饶米保)是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建者。纳西族的王族也姓“穆”,是穆族人。
四川阿坝地区的松潘草地上有一条河叫黑河,此地为川、甘、青三省交界处,阿尼玛卿山(积石山)和西倾山在此交汇,该河流经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发源于阿尼玛卿山。地接青海玉树的西藏那曲地区也称为黑河，“那”在藏语中是“黑”的意思，“曲”是“水”或“河流”的意思。
如此之多的黑河、黑水,尤其是西藏东北部的黑河和四川松潘的黑河之名称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是夏王朝在甘肃、青海的亲族西王母国(苏毗女国)、昆仑轩辕国(古象雄国、支那国是尚黑的)南下西藏和四川阿坝地区所带来的江河名。
徐中舒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一部分羌人还停留在母系社会,他们建立了许多女国;在战国时代有西王母,在唐代有东女、苏毗。吐蕃兴起以后,征服了苏毗,苏毗就由母系转为父系。只有在四川、云南之间的东女后裔——纳西族还保留了母系社会,实行望门居的阿注婚。母系社会在中国延续之久、分布之广,都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西方学者过去没有接触到这些资料,摩尔根《古代社会》里没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也没有……尤其是母系社会的存在,在我们过去的知识领域还是一件不十分具体清楚的事情。”[xxvii]
现在,从青海格尔木到五道渠之间的青藏公路处有一山口叫昆仑山口,说明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史地学家对昆仑位置的把握,尤其是对从青海绵延到新疆的昆仑山脉的命名是正确的。昆仑山脉的命名说明了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多识先生指出:“如藏族的古姓中有‘嘉’这个姓，如前所述‘嘉’是‘夏’的古读音，是代表汉人。《格萨尔王传》中的大将‘嘉察夏格尔’的‘嘉察’二字就是‘汉人外甥’的意思，直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汉人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xxviii]笔者一认为，藏族古姓“嘉”是由昆仑(古象雄)、西王母(苏毗)从青海西南迁到西藏去的。
孙林、保罗指出:“玛象雄在晚期文献中指阿里地区，但在早期文献中其所指范围应包括野如西北一带，甚至直接与藏东相关联。”[xxix]晏春少认为：苯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才让太认为：据苯教文献的传统说法，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著名苯教学者朵桑坦贝见参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par zig)、巴达先(bha dagshin)和巴拉(bha lag)一带。在这儿的甲巴聂查城的遗墟中有座山，山由密尊的形象自然形成。木里山拉(mi lus bsam legs)在此建巴却城(rgyal mkhar ba chod)，并在该城修法灵验，将一块仿佛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半空中，不让它落地。后来人们用土石方垒了个基座，把这块巨石托在半空中(笔者按:这正是《山海经》中描述的‘悬圃’之昆仑，是西王母和黄帝轩辕的下宫，苯教的传说与《山海经》的记载是相符的))。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小三十二个部族，如今已被外族占领(似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居巴南夸的修炼地隆银城。这里还是象雄国王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国统治(笔者按：这里正是郭儿兴先生所考证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阿里、新疆和田之间，是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古支那国，也就是藏文中的象雄和西女国。考古上，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石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受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考古映实了郭兴儿先生依据上古文献所作出的结论)。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也叫孙巴精雪(sum pa gyim shod)。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这是现在的安多上部(mdo stod)地区,绝大部分信仰苯教……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即今西藏丁青一带。嘉二十五族即今青海玉树一带。”[xxx]
这里的孙巴精雪(sum pa gyim shod)应是孙波,即苏毗女国。请注意,这里出现了“嘉”(rgya),即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现在我们来看黄奋生先生的考证“西藏冈底斯山以北,羌塘南部的天湖附近及怒江上游地区的是羊同(即象雄)。散居在羌塘北部,聚居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流域,而以玉树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的是苏毗(又称孙波)。与苏毗同族的两个女系中心部落:一个是西女国(历史上把它混称为东女国),住在阿里西部和印度河上游的拉达克、列城一带;一个是东女国(吐蕃称它为康国),住在西康西部澜沧江和怒江中游,大抵当今昌都、察雅、类乌齐、八宿、察瓦龙、盐井、门空、贡觉,北至隆庆,西至丹达山一带地区,而以现在昌都为中心。住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上游牦牛河一带的是多弥…… 散居在四川茂州和岷山西岸诸山一带的是西山八国(弱水、悉董、清远、咄霸、哥邻、逋租、南水以及后来逃此的东女和白狗的一部的总称)”[xxxi]
从黄奋生的考证中我们知道,苏毗女国是以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那么,苏毗与嘉二十五族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应是一种亲族或同族的关系。关于象雄和苏毗的关系,晏春元讲“象雄是女国王族之名”。笔者认为,象雄和苏毗女国曾有非常紧密的世代婚姻关系。
黄奋生在《藏族史略》中讲“传说朗日松赞(吐蕃松赞干布的父亲——引者)的开疆拓土,其结果占有卫(前藏)、藏(后藏)、阿里、工布、拉里、波密(后三地在西康西部)、甲得(在西康北部及青海南部,即玉树和三十九族一带)等地方。”[xxxii]这让我们清楚了“甲得”这个地理概念的范围。
格勒在其博士论文中讲“外象雄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和甲得二十五族(rgya-sde-nyer-inga),其位置在上安多(mdo-stod)地区，可能是指今西藏东北部的霍尔三十九族(亦即《卫藏通志》卷十五‘三十九族’)和那曲安多八部，其先民在隋唐时可能是象雄属部。”[xxxiii]
我们看到才让太的“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和此处的甲得二十五族(rgya-sde-nyer-inga),拼法完全一致。我们知道在藏文中rgya是指汉人,因此玉树北嘉二十五族就是指玉树汉人(夏人)二十五族。这就是前面多识先生指出的“如藏族古姓中有‘嘉’这个姓……直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汉人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
在被吐蕃征服以前,苏毗女国曾长期统治拉萨河流域。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本记》载:墀伦赞时期,象雄的琼波·色苏孜(khyuang po pung sad zu tse)“割藏蕃小王玛尔门首级,以藏蕃二万户来献。”[xxxiv](注:藏蕃即附国)于是藏蕃之地遂为象雄的琼波氏所占据。据《世界广述》记载,琼波之地在今西藏的丁青(gtin chen),而丁青正是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地区,属甲得(rgya sde)之地。{李敬洵考:“嘉绒土司发祥的琼波,就是khyuang po,清代称为琼波,其地在今西藏的丁青,属三十九族。嘉绒土司的传说,亦称琼波有三十九族。”[xxxv]二者是一致的。
嘉绒瓦寺土司之起源及其有关传说认为,现在的嘉绒藏族来自拉萨西北约18日程的琼波。传说该地在远古时有三十九族,人口很多,因地贫瘠而迁至嘉绒等地。据杨正刚布考证,这个琼波最早在今后藏南木林境内的襄曲河流域,这里也称苏毗(朗地)吉木雪(苯教中心地带之一),后来迁入安多上部地区,即丁青三十九族地区,然后再迁今大金川的嘉绒地区。
从大量藏文史料中我们得知,在吐蕃镇压苯教时大量的苯教徒通过丁青的琼波逃往到大小金川的嘉绒地区。
由于嘉绒与丁青三十九族之甲得(rgya sde)地区有如此的渊源,使得我们完全可以说:嘉绒的嘉rgyal字也是甲rgya字,是指嘉(夏、汉)族。
《西藏王统记》载“达日宁塞之子,即朗日松赞。朗日在位时,自汉地引入医术与历算。征服甲rgya与吐谷浑。自北方得盐。”翻译者刘立千先生在其注释261上对“甲”解释到“甲:可以作‘汉族’解《智者喜筵》作‘塔伊甲’,即边地汉族。可能是居住在与青海相邻近的地区的一种民族。石泰安《耶约与西夏》一文中说‘甲’有时是指散居在甘青河陇一带的,汉族后代,或具有汉族的成份的人,或者是弥约人。至今沙洲一带还有‘甲德’(汉人区)这样的名称。”[xxxvi]刘立千先生的推测其大方向是对的,但他显然不知道,这个“甲”不仅是青海玉树的嘉二十五族和丁青三十九族地区的“甲德”(rgya sde),而且是象雄(夏)、苏毗女国(西王母)之“甲”或“嘉”。
前面我们提到的留在西北的四岳之裔的羌氐戎申国(申为猕猴之意)与秦通婚结盟,同为西戎共主,后来与秦交恶后,向西走。与之似乎有关系的是在西藏北部有一个叫申扎的地名,还有一条发源于格仁错湖的申扎藏布河,按藏羌习俗,部落是依山水起名的,因此,这里很可能曾有一个叫申扎的部落,而这里又属象雄的腹地。申扎的西部有文部,文部地方的当惹雍错湖畔有古象雄国宫殿的遗址废墟。这个申扎是否与象雄有关?
提到羌氐戎,这里还有一段史料,329年吐谷浑之子吐延被昂城羌酋姜聪刺杀。昂城就是rma grom,其地在果洛以北的黄河附近。这说明4世纪的青海羌人中还有姜姓。
《汉藏史集》载“在杰多日龙赞以前,各王都与神和龙的姑娘共居。”《汉藏史集》和《西藏王臣记》载:仲年德如娶了一个达布地区的龙族女子为妃。笔者以为:吐蕃王娶的是达布地区的龙女,那么达布地区就应有龙族存在。《汉藏史集》又载“汉地之人源自龙,故讲那噶支达龙的语言……吐蕃之人源于猴与岩魔女,故讲阿巴支达魔之语言。”因为苏毗和象雄是夏人的同族,因此,笔者在苏毗人群中寻找与龙(即卢)有关系的姓氏,以求突破。苏毗的旧姓中有娘(myang)氏、韦(sbal)氏、农(snon)氏。
其中韦(sbal)字的藏文原意为:一是穴、坑、洞;二是蛙、蟾蜍。这就是“卢”族，也是龙的意思。我们认为,吐蕃杰多日龙赞以前的诸王都是以天神和龙族之女为妃,也就是杰多日龙赞以前的吐蕃诸王就是与苏毗女国的大臣韦氏家族累世通婚的,而且韦氏在苏毗内部应该是有势力的族系。达布地区的龙族也应该是韦氏族系的成员。
陈庆英先生在其未发表的手稿《关于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中说“《汉藏史集》明确指出藏族先民中的韦氏和达氏是在汉藏交界的地区,也即是汉文史籍所说的西羌地区。”另“韦和达在汉藏交界之地,占据了当地的达岱贡玛。”[xxxvii]笔者以为,不仅韦和达是从汉藏交界处过来的,而且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国)和吐蕃都是从汉藏交界处迁徙而来的。
《汉藏史集》说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仲年德乌曾和苏毗一苯教巫师之妻名叫嘉毛嘉江 (rgya mo rgya lcam)者相识,生一子是达日年色的长兄。这个嘉毛嘉江是个汉族妇女,很多研究者以为是从内地娶来的汉女,其实她很可能是从玉树和丁青的嘉得地区娶来的“汉族女子”。
嘉绒地区还有一件事:清代顺治年间穆坪土司卉为女土司,她向清廷朝贡时,打一面黄旗,上书“西良女王奉旨朝贡。”[xxxviii]这种传统显然是历史上传下来的,说明嘉绒上层很清楚自己是西王母国的后裔,是夏王朝的同族。
另外在怒江北部贡山一带有自称为龙的一个古老群体,即与今日独龙族的先民有关。独龙族居住在独龙江河谷,也是古代南下的一支羌人后裔。
关于吐蕃的来源,笔者认为它与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一样也是从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而来,吐蕃也是夏人的部族,并长期与苏毗、象雄中的一些部落通婚。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反映了一个事实“穆”(象雄)和“恰”(吐蕃)的联姻是在“远古之初”开始的。“穆”的文明要高于“恰”。另外,古代在今西宁附近宗喀地方有穆苏(mu-zu)家族;在今四川丹巴县东北有一嘉绒苯教神山叫穆多山(mu-rdo);在西宁河下游有一条河叫穆日河(dmu-ri-chu)。所有这些似乎说明“穆”氏族的最初地理位置应在今青海东北部和川西高原一带。
陈宗祥先生提出：随周灭商的西方八国中可分为尚黑和尚白的两大羌人族群。《修邓太尉祠碑》上提到黑羌、白羌,还有青羌、紫羌、黑白水羌。多识先生指出“马桑董”是一个很大的氏族,格萨尔王就出:生在董氏家族。在藏籍《烛董之战》中说董有五种:青董、黄董、黑董、紫董(也称红董)、花董(也称白董)(笔者按:在汉文文献中董姓是养龙的;藏文文献中将格萨尔王的母亲视作白龙之女),这与汉文史料记载的诸羌情况相符。“烛”是牦牛的通称，“雅”是“公牦牛”之称。《烛董大战》中说：烛人分黑烛、白烛、混合烛三种,有18个种姓,18个大部,12个王国,其势力曾扩展到“黄河之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的记述《资治通鉴》称“越嶲为牦牛夷。”越嶲是yag drug(六牦牛部)的音译。长江上游通天河古称“牦牛河”,金沙江或长江在藏语中称“烛曲”,藏族“烛人”祖先就居住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古“越嶲”和“雅州”的位置也正好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中间川、滇交接处,藏族古老民歌中有“烛人曾占三峡地”之句。纳西族和普米藏族都源于古代牦牛羌。纳西族尚黑,应属“黑烛”(黑牦牛部落);普米藏族尚白,应属“白烛”(白牦牛部落)。据藏文史书载:吐蕃第一代赞普是从天上下降到人间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范文澜先生认为“六牦牛部”当即在越嶲一带游牧的羌人部落，“六牦牛部不知何时进入西藏”。笔者,认为,吐蕃也应为白牦牛部,藏文资料表明,年神系统的“雅拉香波神”是西藏山南雅垄地区的地方神,莲花生大师进藏时雅拉香波现原身——一头白牦牛。格勒博士指出: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西藏昌都一带,沿横断山脉发现了一批连成一片的石棺葬,其时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作者是氐羌人,这些氐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就从甘、青一带南下,沿横断山区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其中牦牛羌与藏族先民有联系。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六牦牛部”进入西藏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其迁徙路线为:甘、青→阿坝→雅安、宝兴→汉源→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金沙江流域→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上—芒康(西藏)→向西过怒江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上述地区均有石棺葬出土。[xxxix]
1987年6月,笔者在四川木里县依吉乡阿壹小队问85岁的普米藏族案几(巫师)让阻。询问普米藏族最早的居地在何处?让阻回答:普米一直和纳西族住在一起,也一起从西北方向的理塘、稻城迁到木里地方来的。7月,笔者又在木里县宁朗乡采访80岁的冬里·杜基次尔,是普米藏族老人,他说:普米族、纳西族和汉族是三兄弟,我们的故乡在嘉朗(汉地)。6月,笔者在木里县依吉乡于基素村专访60岁的普米族巫师扎拉,他在门上和纸做的条幅上画有十三只各种不同的鸟和虎、豹、熊、狼、狮等。他讲,这十三只鸟代表普米古代十三代祖先,这些鸟是做瓜打(法事)用的,用意是求祖先保佑我们。而这些虎、豹、熊、狼、狮等的作用则是古代普米的祖先到东方很远的地方去当兵打仗而未能返乡(指战死,回不了故乡),于是就用这些野兽去把祖先的灵魂招唤回来。这一传说有助于我们读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所谓“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的记载。“使虎豹熊罴”不是说驯服了虎、豹、熊、罴,而是指姜,姓齐国巫师通过法术能驱使虎、豹、熊、罴的魂魄,来保佑姜姓齐国人。也就是说虎、豹、熊、罴是姜姓齐人各部落的图腾保护神。与之相关联的是,古代普米人的部落也以虎、豹、熊、狮等为其图腾保护神,并传说曾用这些虎、豹、狮等把战死在东方的普米人的灵魂载回来。《竹书记年》载:西土八国是驱赶虎、豹、熊等参战的。这说明八国的军队里有以虎、豹、熊、罴为图腾的部落将士。从之看,普米人的祖先有可能参加过灭商的战争。
普米巫师扎拉认为：普米是南方人。他还说：东方人有3排高,西方人和北方人有5排高,我们普米人只有1排高。前面已经提到普米人的自称与吐蕃完全一致,普米语与拉萨语非常相似。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记载：当“恰”的使者来到“穆”地时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小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xl]当穆王对他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且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己所认同。“穆”人的体格与“恰”比普遍要高大。
这个情况在今天木里县境内也能看到,南边的普米人个子矮小,而北边穆的外甥噶米(尚白的人群)的身材普遍要高大。今天西藏的情况也是这样,日喀则、拉萨、山南等藏族的身体普遍要矮小些,而藏东昌都等地藏族的身材普遍要高大。至于那个“黄羊般大的小马”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名的笮马,是一种山地马,其身材矮小,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行走。与笮马相对应的是高大的青海河曲马,是中国最好的战马,属草地马。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笮人,也是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笮人就应是西方八国中的濮国人,与濮人相关的还有僰僚人。《礼记·王制》曰:“西方曰僰。”四川宜宾在汉代称为“僰道”。笔者理解人应为羌化了的身材较为矮小的南方类型的人种。西汉以前白族称为僰(bo),直到东汉时还有一部分僰人与羌人居于湟中,僰是羌人的一个南方化的支系。濮是一个巨大的族系,人口非常众多,西南地区出现的春秋战国时石棺葬,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濮人的遗迹。古代濮人分布在横断山脉的南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楚国底层民族中有许多是濮人。先夏在黄河上游形成夏王朝时有从寒冷的北方下来的尚黑的人群,例如黄帝族;有从中部地区来的尚红的炎帝族群;有从南方长江流域上来的尚白的原始濮、类型的人群。
夏朝是尚黑的,因为黄帝族是尚黑的;商朝是尚白的,因为商人内部有许多是来自南方的尚白的底层民族;周朝是尚红的,因为炎帝的姜氏人群中有许多是尚红的。
让藏史专家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格勒博士指出“藏族称印度为‘嘉噶’(rgya-dkar,直译其:有‘白汉人’之意)。据《白史》解释藏族之所以称印度人为‘白汉人’与印度人喜穿白色的服饰有关。汉族古尚黑。《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代祭祀的太庙是黑色‘玄堂’《路史·后记·夏后氏》);祭器(也是黑色‘黑染其外’《韩非子·十过》)。迄今汉族发源地的华北农民普遍穿黑色的棉袄、棉裤。因此,,藏族自古称汉族为‘嘉朗’(rgya-nag),有‘黑汉人’之意”。[xli]
藏史专家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称印度为“汉”(rgya)?称印度“白色”可以理解,而称其为“汉”则不能理解了!笔者认为,只要知道中国的殷商王朝是尚白,以及其部落主要是中国南方尚白的众多民族人群的话就可以理解。中国南方身材较矮小的尚白的人群,尤其是、濮系统人群早在8000年前就从云南、四川通过缅甸、泰国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和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不久前在印度北部山区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xlii]
下面我们引证一段郭元兴先生的研究,从中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藏族要称印度为“白汉人”。郭先生讲“就在上述阿山(Assam)地区,在玄奘游学印:度时,其地有个名叫Kamarupa的国家,国王名童子王，热情地迎请礼奉中国这位高僧。不久王玄策也到这个国家,童子王请他回国后把《老子》译成梵文送去。这个翻译任务以后由玄奘完成。童子王当时告诉王玄策‘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我们从《大史诗》、《往世书》和戒日王的宫庭诗人天王(Divakara)的长诗Harsa-Carita中得知,童子王的这位先人名Bhagadatta,他是毗纽天(Visnu)的猪化身(Varaha)与地母所生之子Naraka的儿子。这个Bhagadatta曾率支那人(Cina)、吉罗多人(Kirata)参加莫诃婆罗多大战,帮助Kaurava一方。这个传说与赤水两岸的三苗国和 头国的内在联系太明显了。 头与Bhagadatta不是可以互为转音吗?更妙的是,近代学者在Gilgit考古发现其地6世纪时Shahi王家的一个世系表(JRAS,1944,5页),其始祖也名Bhagadatta,学者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曾说《穆传》之‘剞闾’,即在轩辕之国(即鄄韩氏)之东。实际上,它也应是《大荒北经》末之‘牛黎之国’‘牛’,古音疑之切,唐代译咒语就是用‘疑’纽,之字译梵语ga部之音的。此国即《海外北经》之柔利国、留利国。‘凝、泥、日、来’纽之语音转化是正常的。此国当然在轩辕之国东方。《大荒北经》在牛黎之国前述及‘有人为翼,名曰苗民。颛顼生 头,头生苗民。’《海外南经》也说 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有翼自然能飞。《山海经》上这西北、东南两处的 头苗民之国可以说已被传统史料和考古资料完全证实了。这种巧合可算得是天衣无缝了吧!”[xliii]
这就是说,远古中国人进入印度北部地区远比公元二千纪的时候“雅利安”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印度要早得多。藏族称印度为“白汉”,就是指远古进入印度北部的这部分中国上古居民。后来才成为对整个印度的统称。
古代汉族可分黑汉(北方)、白汉(南方),羌人也分黑羌、白羌、紫羌等,藏族自己不也分黑藏(嘉绒、苏毗、象雄)、白藏(吐蕃、普米、噶米)吗!这正说明藏汉民族是一体的。
原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汉藏同源早已定论 不过绝大多数藏人是不承认的
北胡南越是正确的，武夷山南岭之南的汉人与其他地方有明显差异，
至于江浙湘赣一带的和北方就差异很小 几近没什么差异了 其实北方系汉人的胡人血缘最多也不过10%
前些日子，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是中国主要少民中和汉人血缘关系最近的是藏族
而不是以前猜测的苗族 满族， 不是到有无权威性
汉人的血缘有差别，却又在父系上保持着高度的一统，母系差别甚大
母系差别大，可能是因为汉族与外族通婚的原因吧。北方母系融入了胡人的血缘，南方当然是越人了。但正像齐鲁风所说的，“汉人的血缘有差别，却又在父系上保持着高度的一统”。我不是基因学家，汉族父系中的血缘我想至少有大部分是羌人血统。这要有待专业工作者的检验，我想这也是不远的将来所能办到的。
这篇文章看完后，北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不是与你的观点相左？
如果為之父系及母系呢？難道數代延續是男的其實都可能是母系乎？
”母系”的延續就不需靠其”父系”乎？
某些基因是父系Y所特有
某些基因是母系X所特有
找样本，统计就可以得出结果的
Y染色体只有男性有,也只继承父亲的,看一个族群血缘关系的继承看Y颜色体最准确
北方漢人男子南下 造就了世界最大種族
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發現，漢人男子從北方南下，和南方種族通婚，造就了現在有十一億六千萬人口的世 界最大種族---漢族。
復旦大學研究了中國十七個聚落，八百七十一個人的染色體以後發現，這些漢人血液裡的Y染色體都相當 一致，但是腺粒體差別卻很大。Y染色體是男性才有的，因此，研究人員推測，現在大家知道的漢族多半 是﹝北方漢族﹞或是﹝北方漢族﹞男性往南遷徙，和﹝南方漢族女性﹞或是﹝南方外族女性﹞通婚留下 來的後代。
研究人員還說，漢族男性從兩千年前開始往南移動，跨過長江，進入西南、南部及東南。漢人這兩千年 的三次大遷徙分別在魏晉南北朝，唐朝及元朝等三個時代。研究人員說，中原漢人男性往南遷徙改變了 中國南方的遺傳基因，造就了今天的漢族。
基因研究揭示汉族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内因
基因研究认为11.6亿的汉族人口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历史上以男性为主的汉族 人口南迁。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我国的汉族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的11.6亿的人口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同种同文化民 族，主要得益于中国历史上以男性为主的由北向南大规模移民。
中国人在传统上一直认为，汉族最早是发源自远古时期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而其后文化和人口影响才 逐步传播扩散至南方的广大地区。但是人口数目发展如此之巨，这其中又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单 纯的人口流动，还是简单的文化输出，使得汉语、宗教信仰和各种价值观在不同种族和区域的静态社会 居住群体中从北向南逐步流传开来。国内科学家们近日通过基因研究手段，进一步揭开了数千年来汉民 族逐步演变的历程。
上海复旦大学科研人员李进(音译)领导该科研小组，对来自国内17个不同地区的871个被访者进行血液试 样采集。在试验检测中，研究人员主要针对血样中两种特殊基因载体展开分析，这其中一种是只有男性 才有的Y染色体，另一种则是只有女性人群才有的某特殊变异线粒体DNA。
试验结果显示，众多Y染色体中的基因序列之间差异微小，而在变异线粒体的DNA序列中却存在着巨大的 差异。这一发现使得汉民族的血缘身世立刻显得非常清晰，研究人员认为一定是最初来自中国北方地区 的男性移民决定了如此特殊的汉族基因结构。
研究人员表示，在历史上作为民族和文化天然分界的长江，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汉族祖先基因结构的 分界线。但是2000年前，来自北方的男性移民则跨过长江大量进入南方地区繁衍声息。随着时代的进一 步变迁，这些移民或是他们的后裔们更是不断地扩张，大量人口陆续迁入中国西南、东南各地，甚至最 终登上了南方隔海相望的海南岛。
李进的研究小组认为，基因分析得出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分支持了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因为有大 量史书记录称当年由于中国北方地区饱受饥荒和战乱的袭扰，大量北方汉族人口不断向南方各地区迁徙 。在过去2000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明确史籍记载的就曾先后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徙热 潮，其中分别发生在公元265－316年、公元618年－907年和1127年－1279年，而其它时期的人口南迁数 量则相对较少。
研究人员在近日出版权威学术期刊——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上撰文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文中称 ：“此次的遗传学研究结果与史书记载不谋而合。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大量汉族移民彻底改变了南方地 区汉民族的基因遗传机构，与之相应的就是人口统计学上的汉族人口和文化的扩张。”同时，随着来自 中国北方汉族、南方汉族以及南方本地原著民的种族融合和基因交流，由此才共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民 族与众不同的遗传构成。
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李辉，他研究出上海和浙江的26%的男性带有越族特有基因。我想，女性肯定不会更少。上海郊区是吴人，越人，北人（不知道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各三成左右。
沪浙26%什么概念？上海人口（市区去掉一半新移民）800多万，浙江4600万，合计5400万，乘以26%，大约1400万。要是再加上其它省的成分，数量绝对超过壮族了。
楼上的算法没有意义啊,
满人已经融合了部分汉人,现在不带有汉人血统的满人是不存在的,能够去按照血统比例计算吗?把那部分汉人再抠出来? 已经融合了,何必再去深究呢
我的疑問就是，既然北人南下父系佔優的話，那即使是女性也好，根據血統都應該是北人的父系耶，那南人的母系之中的父系又是怎樣來的呢？從更南部移民來的乎？
應用明白我的問題吧？
借用阴暗面的话,就是:我更相信科学，他们收集样本的范围过于窄小。不能反映汉族人和藏族人体质现状的真实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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