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闐(Khotan)，即今和田耶。
于闐人是最後被回鶻化的土著種族吧？有說于闐人屬塞種，即東伊朗語族，也有指跟龜茲人、焉耆人及樓蘭人同屬吐火羅種，總之都是屬於白種人耶。
回鶻人進入新疆的一支逐一征服南疆綠州各白種人國家，就只剩下于闐耶。
于闐乃於宋朝期間亡於黑汗王朝而被突厥化耶。
維吾爾人的白種成份，主要都是來自被征服的南疆綠州土著吧？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217.html
張廣達、榮新江（著）
《于闐史叢考》
上海書店，1993年年12月版
目 錄
饒宗頤：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于闐史叢考序(1)
和田、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 (14)
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繫問題 (32)
敦煌文書P 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 (59)
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71)
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98)
《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 (140)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 (155)
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 (191)
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 (212)
于闐佛寺志 (280)
于闐研究論著目錄 (298)
後記 (354)
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
――于闐史叢考序――
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為《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為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士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頭溝（Murtuq）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Av．之gari-，梵語之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vasuta-，即其一例
。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精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為“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即龍堆，說者謂即樓蘭故地；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黄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214）。姜賴之虛，被稱為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Halaf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650—620年，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
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號完全相同。而“□”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Halaf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
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B. Henning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亦由Guti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Tukri（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與Tukri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
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為即Tochari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
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Mitanni）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aika-相當於梵文的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Hurrian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
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1400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羌、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有獁、騽、□、□、□、□、□、□等等，騽字見《說文》，“一曰□馬黃脊”。□可讀為驪，卜辭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貞：王……于□，□□’。“于馬［方］……□□（沿）’（《合集》36836）。□□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字如讀為曉母之學（粤語），則“□□’可能是梵語Haya的對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為日御，Haya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曰。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 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為之，源於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Mitanni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aśśa，意為馬，和瓦罕語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為asa-，正與于闐語aśśa為同一語源。
4．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餞’，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鼐：《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為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 下同。Lugal 即king）
巴此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伹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士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横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
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Hūna，實有二音。去na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黄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為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
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為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
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為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為胡，見P. T. 1263藏漢對照字彙，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
至十三世紀，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昔。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為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217.html
張廣達、榮新江（著）
《于闐史叢考》
上海書店，1993年年12月版
目 錄
饒宗頤：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于闐史叢考序(1)
和田、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 (14)
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繫問題 (32)
敦煌文書P 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 (59)
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71)
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98)
《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 (140)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 (155)
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 (191)
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 (212)
于闐佛寺志 (280)
于闐研究論著目錄 (298)
後記 (354)
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
――于闐史叢考序――
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為《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為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士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頭溝（Murtuq）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Av．之gari-，梵語之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vasuta-，即其一例。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精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為“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即龍堆，說者謂即樓蘭故地；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黄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214）。姜賴之虛，被稱為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Halaf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650—620年，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號完全相同。而“□”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Halaf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B. Henning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亦由Guti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Tukri（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與Tukri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為即Tochari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Mitanni）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aika-相當於梵文的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Hurrian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1400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羌、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有獁、騽、□、□、□、□、□、□等等，騽字見《說文》，“一曰□馬黃脊”。□可讀為驪，卜辭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貞：王……于□，□□’。“于馬［方］……□□（沿）’（《合集》36836）。□□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字如讀為曉母之學（粤語），則“□□’可能是梵語Haya的對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為日御，Haya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曰。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 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為之，源於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Mitanni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aśśa，意為馬，和瓦罕語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為asa-，正與于闐語aśśa為同一語源。
4．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餞’，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鼐：《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為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 下同。Lugal 即king）
巴此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伹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士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横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Hūna，實有二音。去na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黄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為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為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為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為胡，見P. T. 1263藏漢對照字彙，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至十三世紀，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昔。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為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與Hrw
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為高加索人，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
周原甲骨H. 11.2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釋蟲，讀為崇伯，是不對的：虫應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為懷姓九宗，史稱“陸終娶鬼方氏女”，他們是鬼方之族，
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人所共悉。虫、虺與懷、隗都與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為Hor的遊牧民族。Hor 系藏文寫法，在P.T. 216號《藏漢對照字匯》中，對回紇人稱Hor，但在P. 2762中則以Dru-gu稱回紇人，最早記載見於662年。
有人謂Hor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說宜改譯為畏兀兒。
我則認為Hor，實在應是“胡”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Hrw在《聖經》上稱為Horite。
Hurrian（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為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Qxus）和藥殺水（Jaxartes R.）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米丹尼語言的影嚮向西擴展至奥倫特河谷（Orontes Valley），更東至尼尼微（Nineveh）。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從她的異邦喀斯特（Kassite）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業的成長與繁榮。
馬的訓練法影嚮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Bogás-Köy村遺址）
所出的文書，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Hurrian在埃及文獻原稱為：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Mari區域所見的稱Hur-lili。我認為Hrw, Hur即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
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于闐亦不能例外，他們的錢幣即用馬作為標幟。匈奴所以自稱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Hrw, Hut之名。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相傳為黄帝所遂（《史記·五帝紀》：“北遂葷粥，合符釜山”）。《史記·匈奴傳》：“唐虞以士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詩》言“薄伐玁狁”，不□簋作“□□”，□即允，字從女。《左傳》：“允姓之姦”，“允姓”自是□允之省稱。多友鼎記“玁狁放□，廣伐京□”“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塲很重要的戰役。匈奴、玁狁的種別異名很多，《詩經·緜》：“混夷駾矣”，混夷即緄戎。《匈奴傳》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顏師古《漢書》注：“混，夷也”。按混、緄亦可能是Hur（Hrw）的對昔。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青海，東至河北平原，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分散為若干部落，到了漢代還保留着“秦胡”的稱謂。
Hrw在Amarna信件中稱為Hurrū-he．或Hurwū-he。他處或稱Hurri, Hurra，意義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種與瓜州之戎
塞種（Saka）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在位，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的Behistam碑文。漢代記載塞種更為具體。《漢書·西域傳》：“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國皆故塞種也”。從希臘史家之說，知波斯人泛稱之為“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區，Scythian語言有Ossetic者，今日仍為人所使用。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已為史家共認之事實。
《左傳》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穎，周王責讓之，謂“先王居檮杌（凶人）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誘以俱來”。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即是此事。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赐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十分詳細。結合《左傳》這三條材料，細心勘校，實在是同一樁事。楊氏《左傳注》把允姓與姜姓分為二姓，指杜注誤混，其說不確，因彼等同為晉惠公所徙之戎，不應強分為二。《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用由余之計伐諸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晉惠公攜姜戎東遷，即在是時。襄十四年傳云：
（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傳：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可見同屬瓜州之戎，雖一稱姜戎氏，一稱允姓，仍是一事。
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追逐，遂往葱嶺南奔”。他認為允姓即是塞種，必有根據。《水經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說本《漢書·西域傳》）。徐松《補注》引顏師古注塞種即釋種。《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徒，即塞姓也。荀濟之說，徐松引用之。《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經注》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說以為允姓是Asii（希羅多德作Issedone）的對譯，塞人有四種屬，其中Asii和Tochari即允姓和大夏（《塞種史研究》）。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帶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種，尚無確證。《詩經》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即秦穆時的緄戎，不成問題：“混夷”和Hrw對音頗合。姜戎之祖吾離，如果是種族名，似可把“吾離”視爲“胡里”Hurri的對譯。Mitanni文件說明Hur王國在歐、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時代與殷中葉相當。“胡”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時即取自Hrw的王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人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為姜戎舊地，亦得被目為胡之大國。我這一說，也許比較視胡作為匈奴廣泛的異稱，更為近實。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似乎更加貼切了。
餘 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
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後 記
位於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和闐，古稱于闐，在十一世紀突厥化以前，居民操一種中古伊朗語，即于闐語。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綠洲王國，她曾在東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過去，由於解讀研究于闐文獻的伊朗語專家大多不諳漢文，而熟悉漢文材料的中亞史學者又難以接觸中古伊朗語文獻，因此，于闐的歷史在中亞史家筆下往往輕描淡寫，幾筆帶過。然而，我們認為，對於像于闐這樣的中亞王國做細緻的個案考察，是推動中亞研究的進步，深入闡釋西域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環節。
1980年，我們開始以敦煌漢文文書為基礎，參照歐美學者數十年來研究于闐文獻的成果，探討于闐歷史。1982年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報告――《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雖然現在看來有些結論不免粗疏，但卻受到海內外中亞史、敦煌學和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並被譯成法文，發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上。感謝法國突厥學家J. Hamilton教授和日本伊朗語學者熊本裕博士，他們針對我們的論述的商榷文章，推動了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此後，我們有機會先後游學歐洲和日本，較為系統全面地收集了國外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并與一些學者如H.W. Bailey, R. E. Emmerick, J. Hami1ton, 熊本裕等先生，就有關問題交換了看法。舆此同時，我們還系統地收集了漢、藏及其它文獻中的于闐史料，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伊斯蘭時代以前的整個于闐歷史和文化。1988－1989年發表的《關於和闐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和《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是我們系統探討于闐語文獻年代的姊妹篇，同時也是整理唐宋時代于闐史料的基礎性工作。與此相關聯的文章還有《和闐、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敦煌文書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諸文。此外，收入本集的《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是對有關于闐瑞像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全面整理，並借以探討晚期于闐佛教思想。《于闐佛寺誌》一文，則是從佛寺的角度來看于闐的佛教史。而《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是用文獻史料，印證考古研究的結果。
與豐富的于闐歷史文化內涵相比，我們的工作是初步的，今後尚有許多課題有待我們去努力研究。近日欣聞，聖彼得堡藏有242件于闐語世俗文書，這接近了今天已知的于闐語文書三百件的數量。在這242件文書中，118件較大，124件為小片，這批文書尚待拚接，其中20件完整，98件為碎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書出于人們已知的傑謝鎮（Gayseta），村正也是斯略（Sidaki）。聞Emmerick教授已有該批文書的複印件，其中不少件上有漢文，我們對傑謝鎮、斯略留下的文獻所做的研究，因而需做大大的補充。
我們借此機會，咸謝以下學者對我們這項研究給予的鼓勵和幫助，他（她）們是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鄧廣銘教授、周一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英國劍橋大學Harold Walter Bailey教授、德國漢堡大學Annemarie von Gabain教授、Ronald E. Emmerick教授、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熊本裕博士、荷蘭萊頓大學Eric Zürcher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James Gernet教授、高等實驗研究院Michel Soymié教授、James Hamilton教授、Jean-Pierre Drège教授、法國科研中心吳其昱先生、法國國立圖書館Monique Cohen夫人、Hé1èn Vetch女士、英國圖書館Frances Wood博士、Beth Mickillop博士、新疆社會科學院殷晴先生、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美國哈佛大學Prods Oktor Skjaervø博士以及已故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Mark J. Dresden教授、匈牙利科學院Geza Uray教授等。我們還要衷心咸謝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同志們，他們不計名利，為學術專著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 者
1992．7．10
餘 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後 記
位於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和闐，古稱于闐，在十一世紀突厥化以前，居民操一種中古伊朗語，即于闐語。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綠洲王國，她曾在東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過去，由於解讀研究于闐文獻的伊朗語專家大多不諳漢文，而熟悉漢文材料的中亞史學者又難以接觸中古伊朗語文獻，因此，于闐的歷史在中亞史家筆下往往輕描淡寫，幾筆帶過。然而，我們認為，對於像于闐這樣的中亞王國做細緻的個案考察，是推動中亞研究的進步，深入闡釋西域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環節。
1980年，我們開始以敦煌漢文文書為基礎，參照歐美學者數十年來研究于闐文獻的成果，探討于闐歷史。1982年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報告――《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雖然現在看來有些結論不免粗疏，但卻受到海內外中亞史、敦煌學和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並被譯成法文，發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上。感謝法國突厥學家J. Hamilton教授和日本伊朗語學者熊本裕博士，他們針對我們的論述的商榷文章，推動了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此後，我們有機會先後游學歐洲和日本，較為系統全面地收集了國外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并與一些學者如H.W. Bailey, R. E. Emmerick, J. Hami1ton, 熊本裕等先生，就有關問題交換了看法。舆此同時，我們還系統地收集了漢、藏及其它文獻中的于闐史料，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伊斯蘭時代以前的整個于闐歷史和文化。1988－1989年發表的《關於和闐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和《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是我們系統探討于闐語文獻年代的姊妹篇，同時也是整理唐宋時代于闐史料的基礎性工作。與此相關聯的文章還有《和闐、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敦煌文書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諸文。此外，收入本集的《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是對有關于闐瑞像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全面整理，並借以探討晚期于闐佛教思想。《于闐佛寺誌》一文，則是從佛寺的角度來看于闐的佛教史。而《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是用文獻史料，印證考古研究的結果。
與豐富的于闐歷史文化內涵相比，我們的工作是初步的，今後尚有許多課題有待我們去努力研究。近日欣聞，聖彼得堡藏有242件于闐語世俗文書，這接近了今天已知的于闐語文書三百件的數量。在這242件文書中，118件較大，124件為小片，這批文書尚待拚接，其中20件完整，98件為碎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書出于人們已知的傑謝鎮（Gayseta），村正也是斯略（Sidaki）。聞Emmerick教授已有該批文書的複印件，其中不少件上有漢文，我們對傑謝鎮、斯略留下的文獻所做的研究，因而需做大大的補充。
我們借此機會，咸謝以下學者對我們這項研究給予的鼓勵和幫助，他（她）們是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鄧廣銘教授、周一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英國劍橋大學Harold Walter Bailey教授、德國漢堡大學Annemarie von Gabain教授、Ronald E. Emmerick教授、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熊本裕博士、荷蘭萊頓大學Eric Zürcher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James Gernet教授、高等實驗研究院Michel Soymié教授、James Hamilton教授、Jean-Pierre Drège教授、法國科研中心吳其昱先生、法國國立圖書館Monique Cohen夫人、Hé1èn Vetch女士、英國圖書館Frances Wood博士、Beth Mickillop博士、新疆社會科學院殷晴先生、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美國哈佛大學Prods Oktor Skjaervø博士以及已故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Mark J. Dresden教授、匈牙利科學院Geza Uray教授等。我們還要衷心咸謝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同志們，他們不計名利，為學術專著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 者
1992．7．10
http://www.tianshannet.com/GB/channel791/792/799/815/200507/07/168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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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龟兹神韵 捕捉龟兹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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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古国名，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丘慈、邱兹、丘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 、新和6县市。都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古城)。西汉时隶属于匈奴。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龟兹服从于汉。神爵二年(前60)，汉廷在龟兹东乌垒城设西域都护。王莽时重又隶属于匈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使班超经营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通。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龟兹降汉。汉以班超为都护，居龟兹它乾城。但因与中原交通被阻，西域都护撤回。终汉之世，龟兹叛服不常。魏晋时，龟兹遣使入贡。其后，先后顺属前凉、前秦、北凉。又向北魏遣使朝献。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为柔然部控制。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哒。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隋代时，龟兹臣属于北方西突厥汗国。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曾遣使入朝。唐初，龟兹与唐有交往，但仍附属于突厥。贞观十八年(644)，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连兵相拒。二十一年，唐兵进击龟兹。翌年擒 其国王、权相，唐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显庆三年(658）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由于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唐被迫多次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才恢复四镇 ，此后约百年间，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故龟兹王城又称作安西。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前后为吐蕃攻占。 840年后，龟兹进入西州回鹘势力范围，人种也逐渐回鹘化。随着黑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今新疆、中亚建立的封建王朝)的强盛，大概在11世纪末 ，龟兹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什噶尔汗，皈依伊斯兰教。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入清版图，定名库车。龟兹地区气候温热，盛产麻、麦、葡萄、梨、桃等；出良马、封牛；山中有矿，故黄金、铜、铁等冶铸业闻名西域；又因处在丝绸之路干线上，中转贸易发达，龟兹锦尤负盛名。在伊斯兰化以前，一直以佛教为国教，是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龟兹乐从前秦吕光西征时传入河西，再入中原。隋乐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上龟兹三部。入唐后，龟兹乐又编为十部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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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龟兹神韵 捕捉龟兹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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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古国名，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丘慈、邱兹、丘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 、新和6县市。都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古城)。西汉时隶属于匈奴。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龟兹服从于汉。神爵二年(前60)，汉廷在龟兹东乌垒城设西域都护。王莽时重又隶属于匈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使班超经营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通。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龟兹降汉。汉以班超为都护，居龟兹它乾城。但因与中原交通被阻，西域都护撤回。终汉之世，龟兹叛服不常。魏晋时，龟兹遣使入贡。其后，先后顺属前凉、前秦、北凉。又向北魏遣使朝献。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为柔然部控制。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哒。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隋代时，龟兹臣属于北方西突厥汗国。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曾遣使入朝。唐初，龟兹与唐有交往，但仍附属于突厥。贞观十八年(644)，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连兵相拒。二十一年，唐兵进击龟兹。翌年擒 其国王、权相，唐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显庆三年(658）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由于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唐被迫多次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才恢复四镇 ，此后约百年间，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故龟兹王城又称作安西。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前后为吐蕃攻占。 840年后，龟兹进入西州回鹘势力范围，人种也逐渐回鹘化。随着黑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今新疆、中亚建立的封建王朝)的强盛，大概在11世纪末 ，龟兹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什噶尔汗，皈依伊斯兰教。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入清版图，定名库车。龟兹地区气候温热，盛产麻、麦、葡萄、梨、桃等；出良马、封牛；山中有矿，故黄金、铜、铁等冶铸业闻名西域；又因处在丝绸之路干线上，中转贸易发达，龟兹锦尤负盛名。在伊斯兰化以前，一直以佛教为国教，是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龟兹乐从前秦吕光西征时传入河西，再入中原。隋乐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上龟兹三部。入唐后，龟兹乐又编为十部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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