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羌族,主要聚居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阿坝州松潘、黑水等,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平武县,贵州省江口县、石阡县,甘肃南部,四川西南,云南部分地区,现有人口约31万(据第5次人口普查)。今天的羌族是古代羌族人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与藏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哈尼族、普米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历史上的羌族,其居住范围比现在的羌族广得多,实力也强得多。许多有名的历史人物是羌人,如以治理黄河名留青史的大禹是羌人(史记:“禹兴于羌”);“姜”、“羌”同义,姜子牙姜太公也是羌人,等等。古羌人与华夏有着许多关系。其势力范围也曾到达陕西中部,现在陕西有许多带“姜”的地名,这些地方皆是古代羌人居住地。 羌族自称“日麦(四川话发音mei,入声)”、“麦”、“尔咩”、“尔玛”,书面多用“日麦”与“尔玛”,意为“本地人”、“人民”,“日”为发语词,无实意,“麦”或“玛”为实词。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有声调,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韵尾。南部方言有雁门、龙溪、绵池、蒲溪、木卡、桃坪等6种土语;北部方言有镇平、曲谷、回龙、黑虎、渭门、维古、茨木林、麻窝、芦花等9种土语。现在,南部方言地区通用羌汉两种语言,在公路沿线,除了老年人、壮年人还能说羌语外,青少年中会讲羌语的的已日渐减少。北部方言地区和偏僻山区,羌语还广泛使用。 岷江、湔江上游地区羌族因与汉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他们很早就用汉文记事,通用汉文。但是羌族历史上曾有过文字。早在远古的时期,羌人就曾有过文字创造。一些古文字学者研究认为,发现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这种刻画符号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以及青海柳弯、甘肃马厂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都有发现,并认为有些刻在后来的甲骨文和金文中还能找到,大体可以释读。一些彝学专家认为,许多刻符均能用古彝文释读,它与古彝文有直接渊源关系,是一种以表音为特征的音节文字。古代羌人在寻找不受时空限制的交际手段中,在大夏王元昊的大力主张下还创造和使用过西夏文字。遗憾的是,现在鲜有学者能释读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根据西夏语 ( 据许多专家研究论证,党项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 ) 的本质特点而创制的,自称“蕃文”或“蕃书”,属表意文字类型,有六千余字,分篆书、楷书、行书、草书几种字体。字体构造规律,有单纯字和合成字两类。其中又以会意合成和音意合成字最多,占西夏文字总量的 80% 左右。省形和省声现象比较普遍,极少象形字和指事字。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制定出来,既是党项羌民族富于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此后,西夏文书告示,一律用新文字书写。《西夏书事》卷十二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浩牒尽易蕃书。”“并特设“蕃学院”,以培养西夏文人才。”从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看,不仅种类繁多,且内容十分丰富,有各种官私应用文书,有学术价值很高的法律、历史、文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有多种类型的字典、辞书,有一大批译自汉文的儒学经典和兵书要籍,有众多佛经……等等,反映出西夏当时的文化事业已相当繁荣。 |
黃帝就是羌人耶,東夷的商人歧視羌人,羌人要充當奴隸,甚至用活人來祭祀耶。
當黃帝後人的周人,戎狄的一支,推翻商朝之後,採取分離東夷的政策,把周人分封到商朝時期東夷人的地方,好像齊、魯、燕、趙等等。
大禹是夏人,屬於南方系統,可能是越人耶。
应该说河南东部有部分地区曾经是东夷几个部族的分布区,东夷的族属有百越说、通古斯说、藏缅说等,“古亚细亚说”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现代所说的古亚细亚人是分布在西伯利亚的Eskimo-Aleut Family的若干部落,阁下是怎样考证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呢?
商和周都是华夏族,这点在史籍上记载的很清楚,现代人对甲骨文的研究也证实了商和周都是汉语族的分支。
按照语言谱系,羌族和汉族具有比较语言学上的同源关系,但是终究不是同一民族,汉族的早期部落和“古羌”并没有直接关系,二者分离至少有5000年以上。
現在還存在的古亞細亞人包括楚科奇人、堪察加人、阿留申人及尼赫夫人等,古亞細亞人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耶,不代表他們屬於同一系統。
古代東夷包括殷商、淮夷、徐戎及齊魯先民等,也包括古朝鮮人,即半島北部的貉人等,跟通古斯系的肅慎族群不同耶。
商人乃東方集團,最早接受中原文明的東夷一支,故成為華夏其中一個源頭耶。
當周人得天下之後,商遺民曾經聯同其他東夷部落企圖作反耶。
所屬古羌系,只是說明黃帝一系跟羌人同源耶,周人出自黃帝的姬姓,亦屬羌種。
至於夏人的真正族屬則仍然是個謎耶。
黃帝就是羌人耶,東夷的商人歧視羌人,羌人要充當奴隸,甚至用活人來祭祀耶。
當黃帝後人的周人,戎狄的一支,推翻商朝之後,採取分離東夷的政策,把周人分封到商朝時期東夷人的地方,好像齊、魯、燕、趙等等。
大禹是夏人,屬於南方系統,可能是越人耶。
大禹是正宗的羌人.
应该说河南东部有部分地区曾经是东夷几个部族的分布区,东夷的族属有百越说、通古斯说、藏缅说等,“古亚细亚说”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现代所说的古亚细亚人是分布在西伯利亚的Eskimo-Aleut Family的若干部落,阁下是怎样考证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呢?
商和周都是华夏族,这点在史籍上记载的很清楚,现代人对甲骨文的研究也证实了商和周都是汉语族的分支。
按照语言谱系,羌族和汉族具有比较语言学上的同源关系,但是终究不是同一民族,汉族的早期部落和“古羌”并没有直接关系,二者分离至少有5000年以上。
所谓东夷西夏是先秦史的常识。傅斯年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理论可以获得今天考古学的印证。他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古史大体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反映的事实,就是夏夷交胜,其中以地理为准,太行山作界,东方属夷,西方属夏。
“ 禹兴于西羌”补证——从考古新发现看夏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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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7 林向
前几年笔者在《‘禹兴于西羌’新证》(《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 年)中曾对夏羌关系作了一点新的探讨。文中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虽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其主导的文化因素都与陕甘间的陕西龙山文化双厣类型及刘家文化的姜戎墓葬所继承,羌戎墓地有白石崇拜与披发等古羌
习俗。姜羌本系一族,因此“既然夏文化与姜戎文化有着渊源关系,那么太史公采用‘禹兴于西羌’的古老传说,就不是凿空而是持之有故了。它透露出来的重要历史信息是:以禹代表的西羌(姜戎)文化与晋南豫北原有的文化(唐?虞?)相结合,构成华夏文化的主干,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当时比较简单,对与羌族有关的氐族所创立的古蜀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的许多相通之处,没有可能展开,其实这更可以作为“禹兴于西羌”的有力佐证。现在根据新考古发现与认识,对夏蜀关系作如下的探讨,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夏蜀同祖”的考析方
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在史载的夏墟——豫西北、晋西南一带寻访。1952年在河南登封玉村找到一种比龙山文化晚、又早于殷商文化的遣存,在上述地分布较多,1959年偃师二里头遣址发掘后,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在后来的发现与研究中分歧较大,目前削繁就简可分两大类:"、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龙山文化属于五帝时代;2、二里头文化分为早、晚,早期为龙山文化、晚期等于夏文化,晚期归入商文化。(参见《中国考古学年鉴·夏商周时期考古》1991——1995年)考古学上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又称早期蜀)文化”是八十年代广汉三星堆城址的发掘后才被学术界接受的。五十年代发掘的以东周船棺葬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沿用了四十年代卫聚贤行生根据传世品命名的“巴蜀文化”(《说文》碱卷7期,1942年)。三星堆文化比它早,故称古蜀文化。虽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有分歧,但三星堆遣址有:龙山、夏商、殷商、西周等各时代的遣存是没有疑义的。九十年代后期,成都平原发现龙山至夏代的古城群,它们是直接与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早期属于五帝时代,晚其则进入夏代纪年,我们所讨论的夏禹正处于“宝墩文化”时段中间(参见拙著:《古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寻根》1997年4
期)。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交流;大量的或基本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族的亲缘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二里头文化与宝墩——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因素。
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碳十四测定年代(校正)约为公元前1900——1600年。可分为早晚两期,其共同特征是: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骨器和蚌器,如斧、锛、凿、铲、刀等。陶器以砂质与泥质灰陶、灰褐陶为多,器形以鼎、深腹罐为主要炊具,封口盂、花边罐、大口尊、平底盆、澄滤器、三足盘、觚、爵、 等为常见,也有圆腹罐、高邻罐、高柄豆、瓮等。青铜器有刀、锥、铃、镂空牌,晚期出土铜戈、戚、钺、觚等。晚期还发现大型台基式宫殿建设。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墓有二层台、朱砂、漆皮和人殉。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分别为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但没有发现城垣遣迹,只在晋东南下冯遣址发现“回?字形双圈环壕聚落(参见《中国考古·夏代文化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我们认为三星堆遣址的第一与第二期之间,即先蜀——古蜀文化,处于青铜文化初始阶段的前后,碳十四测定年代(校正)约为公元前1700年之前。由于广汉三星堆一、二期之间有缺环,只得另外找寻。最新发现成都郊县的宝墩文化可分为四期,其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已超出夏代纪年,姑且不论,其三、四期虽尚未公布年代数据,经分析可与三星堆二期一脉相接,后者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00年,正好相当于夏文化这一段。宝墩文化的特征是;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为主,有斧、锛、凿、铲、刀等。陶器以夹砂与泥质陶为多。器形以花边罐、深腹罐为主
要炊具。大口尊、平底盆、圆腹罐、高领罐、短柄豆、壶等为常见。还没有发现青铜器,但从三星堆文化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来看,应该已有铜器了。还未发现大中型墓葬,但已有城池,其三、四期是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两遗址为代表的。鱼凫城的城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古城城垣呈长方
形,面积约31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二期的都江堰芒城与三期的崇州双河古城,都是“回”字形的双圈城垣(江章华等:《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4期)。
成都平原的宝缴文化是1995年后才新发现的,目前的工作还不多,犹待深入。即使如比,我们已能看出它与二里头文化的相近之处;时代相当、社会发展相近、器物群相似,尤其是陶器的相似意味着考古学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宝墩文化后期看成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支成都平原的地区性文化未尝不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曾将二里头文化时期划分为四区、六支同的青铜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漳河辉卫型遗存。山东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甘青地区的
火烧沟文化(见〈华夏考古》1991年2期)。当初李伯谦先生不可能知道1995年才发现的宝墩文化。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增加过去,成为第五区的第七支,即: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我们发现前面区与、、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的比 与区之间要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间地理上相去甚远,而文化面貌如此相近,此间存在着文化载体上族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宝墩文化的城址已发现的有6座: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 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时代跨虞、夏之时,亦正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入”(《孟子》)。大禹说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三过家门而不久。大禹治水或曰从岷江开始的,《舆地广记》30:“《禹贡》岷山在西北,欲谓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作为岷江中游最大的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夏禹来此治过水,也不是不可能,成都平原曾屡遭洪灾是肯定的。成都平原古城群的发现,当是那段洪灾的佐证。相传“夏鲧作城”。先师徐中舒先生指出:“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姜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他认为城有三大功能。防洪的必要设施;防御侵袭的屏障;“高大的城墉作为联盟大酋长的标帜”(《巴蜀文化续论》1960年)。这是我们在分析成都平原古城的功能时要综合考虑的。这里地势低洼,筑防洪肯定要首先考虑的。对此,另有学者详作研究、此不赘言。
宝墩文化是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中间并无间断。广汉三星遗址已知为古蜀文明的都城。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化。那么,把宝墩文化看成是古蜀文化的初期,或是先蜀文化又有什么不可呢?!我们可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分为三世:蚕丛、柏灌为开国之世,进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酋邦),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乃其遗迹。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末期虞夏之际到大禹开创的夏代。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标志是以三星堆都城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圈的形成。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到周初。鳖令为扩展之世,当时巴人受楚迫西进,与蜀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传
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新都马家出土“邵之食鼎”的木椁墓,被认为是荆人鳖令之后,开明世某王的陵墓是有道理的。相当于中原西周至东周(参见拙著,刊《寻根》1997年4期)。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曾正确指出;“传说中的世系显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九十年代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前辈们的科学论断。晋常璩《华阳阵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蜀山氏之女,生于高阳,是为帝喾(应作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为焉。”近代文学家都有怀疑和否定。五十年代,针对疑古史家的否定,先师徐中舒先生指出:“秦灭蜀前,蜀的历史,现在保存于《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中……是历代相传的旧说”。(《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先
师蒙文通先生也引西汉褚少孙说来指证常志之说:“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已称述得来。”《以蜀史的问题》1959年)。
可见,夏蜀同祖问题既可用“两重证据法”来证明,确是有案可查,是无须怀疑的了。
二、“大禹是龙”与三星堆铜树
夏禹的历史伟绩在治水,就与上古神话传说中会弄水的神龙——“句龙”和“应龙”挂上钩了;或者说大禹在古人的眼里本是一条会治水的龙。《山海经·海内经》“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22:“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黄龙就是禹了。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说;“‘句龙’即是‘禹’字义的引伸。‘禹’是有足的虫类,据近人考
证,确是龙螭之属。”(《鲧禹的传说》1973年)杨宽先生说: “禹和句龙既一神,禹与应龙又是一神,……禹和句龙的功绩在治水,而应龙也能蓄水,……其实神龙就是禹的本身呀!禹在神话里本是从上天降到下土来的,应龙也一样的从上天降到下土,本来天地有着相通的道路,神人可以来往的,自从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禹始终在下土做社神,做着‘恤功于民’的事业’(《古史辨》七上杨宽序1940年)。神话传说本是古代历史的影子,“大禹是龙”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古之后人把祖先异化为神物,并不是抹黑,而是顶礼膜拜,这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物中得到印证。
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甚多,尤以举世无双的青铜树为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残件很多,树根、干、叶、果铺满坑底,与海贝、玉石礼器、鸟蛇饰件相混。据清点约有 ’ 株以上,有的树枝上裹有金箔,二号树根的底盘三方有三个神巫跪守,可见这些神树是古代蜀人最神圣的崇拜物。其中修复的一号铜树最
大,残高384公分(树巅无法复原);树根立在三叉架的圆盘基座上,座上纹饰是云气缭绕;树干粗壮挺拔,分节有四道圆箍插接;树干上树枝三层,每层三枝,树桠上有萼托卵(栾)形果,两垂一串,在串果上各站一勾嚎大鸟,生动地表现展翅前后的一瞬间;在垂直果的萼托旁有镂孔如罗网状的宽大叶片,叶片下缘
有三个小吼,可悬挂三叉铜丝圆架,架下有各不相同的小悬饰,如天空星辰的圆牌、或如海洋扇贝的直棱牌号。最引人注目的是树木表面有一巨龙蜿蜒而降。龙头抬起在下,龙尾高翘在上,后半部已残;龙头长方形,似两根肉须,怒目定睛,龇牙裂嘴;龙躯细长,呈绳索状虬曲;龙足更奇特,如人的张肱曲肘,有龙
爪和伸手的人掌,粗短的拇指与细长的四指分开;龙身还有些分支断残不清,至少有一只上长的是牙璋(《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商代蜀人秘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文物社1994年)。
青铜树的性质,笔者研究认为是蜀地神话中的“建木”(见《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根据的是《山海经》(袁珂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海内南经》:“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名为黄蛇,其叶如罗(网),其实如栾(卵)其木若区(剌榆树,其名曰建木。”《海内经》:(九丘)有木,青叶茎,玄华黄实,名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属(枝回),下有九枸(根盘错为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过(上下于天),黄帝所为(造作),”可见其来头不小,法力很大。又 《淮南子·堕乡》:“建木在都广(应作广都,指成都平原),众帝所目上下,日中光影,呼而影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而下。”另外一些铜树中间可能有“若木”在内。
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所述建木的特征与三星堆铜树相吻合,笔者关于“建木”的推断至今认定不误。但其中有两点今天可作补正;其一,今本《海内经》说建木“百仞无枝”,似文句有错乱,因与下文“上有九属,下有九枸”不符合。或可说成树干中段有百仞是无支的,树顶上是有九根弯曲的技桠的,
两说均可。前有学者以“百仞无枝”来否定它是“建木”,是出于误解。其二,《海内南经》“引之有皮,若缨、黄蛇,”郭璞云:“言牵之皮张如冠缨及黄蛇状也”,故袁校本将缨与黄蛇断开。笔者对照三星零铜树细味此文,以为应作另解。“引”此处不作“牵引”而作“在前”解,还有“伸长”义,(见《经籍复诂》42)。“有皮”既作“树皮”讲,也作“表面”解,如“皮相”。“缨”,在此可作“绳索”,或“缠绕”讲,(见《文选》谢灵运《述祖德》注)。“蛇”乃“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 (见 《洪范五行传》注)。因此,依据见此句可作新解:“引之有皮(伸展在树皮表面上的),若缨黄蛇(是绳索状缠绕的无角黄龙)”。若拙见不诬,则三星堆一号铜树上的巨龙,也是“建木”的应有之物,这条龙就是大禹化身的神龙。
由此可见;三星堆一号铜树之所以如此崇高,供奉在庙堂受人膜拜,是因为在蜀人心目中,那株供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建木,乃其远祖黄帝所创建,大有灵验。“西蜀天漏”,成都平原屡遭水患,他们盼整善于治水的祖神夏禹,化作黄龙从天沿树而下,来保佑蜀地子孙能永享丰年。这大概是古代蜀人
的原始宗教思维所能设想的最佳依托了。当然,神话归神话,宗教归宗教,当夏禹的远房子孙后代杜宇遭如《蜀王本纪》说的:“若尧之洪水”的危难关头时,会治水的夏禹的形象因失去灵验,被埋入地下;而会治水的同样是夏禹的远房子孙后代荆人鳖令,因此取得政权,建立了开明王朝(参见《蜀酒探原》。)
龙既是大禹的化身,二里头夏文化有不少龙的形象,如一头两身、两头一身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无角、细长身,作龙蛇像(见《考古》1965年5期图版三)。有同志认为夏族的图腾是“交龙”,是有道理的。(邹后曦:《夏族“交龙”图腾说》,《巴渝文化》期重庆出版社1989年)。所以,在与夏有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里,龙的形象也同样显赫引人注目。(以下图象均见三星堆一、二号坑简报,刊《文物》1987年10期与1989年 5期)三星堆二号坑里与铜树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形饰片2件,如标本(K2:203)龙的细长身躯已残,怒目咧嘴,似无角。另有3件蛇,如标本(K2:87)三角形蛇头上昂,也是怒目嘴牙,尾残,身上布满菱形纹和云雷纹,华贵神秘,不是一般的蛇,笔者以为应是龙头。
同坑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大型立人像(K2:149、150)连座通高260厘米,突出巨大的双手所握物,作奉献状,当为主祭人,群巫之长,他的衣袍上的主体花纹正是四条飞龙,最明白的是这些龙都有人手形的龙爪,不过它是握成拳头的。当需要祈求大禹神龙的护佑时,就能看到“手”的符号出现。如在同坑出土“祭山图牙璋”(K4:201附4或称边璋,不妥)的图景来看,在群巫致祭的山关,有8只从天而降的巨手握拳,用拇指紧压大山。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知道它的含义就是:大禹神龙的神力镇山川,进一步推论,东周巴蜀文化的图徽上有许多“手”纹,及与手的组合图象和“手心”纹,其数量之多不可胜计,过去学者作过种种猜测,终觉不妥。现在恍然大悟“手”就是大禹神龙威力的法符。至于“心”笔者也倾向于是“龙(蛇)头的意符,你看它与二里头的龙头图象有多相似。由此可见与夏禹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巴蜀文化,对大禹神龙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一号坑也出土龙的图像。如爬龙柱形器(K1:36),其实是一杖头,它与金杖(K1:1)同出,很可能是一根权杖的两个部份。杖头圆雕一全龙,顺杖爬上顶,后脚和尾巴拖在杖壁,上身与前脚已撑在杖顶,龙头昂起,怒目张牙。十分威风凛凛,龙有长耳,有小角一对,下颌有山羊胡子一小撮。总观全景,
这是一条长着羊头的神龙。龙的形象或说象猪、象鳄等等。而此龙则象羊,透露出与众不同的羊种民族的神龙传说。羌、姜从羊,相传禹兴于西羌。如此看来,这正是禹兴于西羌的大禹的亲族——蜀王所有的羊头龙金权杖!
总而言之,从考古文化来印证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是很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这儿只是抛砖引玉,以文会友、求教于诸方家。
林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释“黄帝”》(唐善纯 刘镜华)
中国人都喜欢称自已是“炎黄子孙”,炎是炎帝,黄是黄帝。据郭沫若考证,黄帝原本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由于他战胜了蚩尤(古夷人首领)、炎帝(古羌人首领),故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见《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表明,所谓狄,是阿尔泰语系tcngri的音译,意为天。匈奴人、东胡人及以后的突厥人、蒙古人、满族人都是他们的后裔。阿尔泰语各族有崇拜天的习俗。匈奴单于经常以“天地所生”、“天之骄子”自诩;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皇帝圣旨上必称“长生天”,都是这种习俗的反映。“狄”字后未与“未开化”成同义语,那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
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是对的,不过更正确的说法应该为“炎黄蚩的子孙”。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中国古代的黄河下游,住的是夷人(夷,意为海边人);羌人住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羌,西方牧羊人);狄人住在蒙古高原上。蚩尤打败炎帝族的共工,接着炎帝联合黄帝战胜了蚩尤,然后黄帝再战胜炎帝,夷、羌、狄三者融合,形成了华夏族。没有融合的狄形成了现代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没有融合的夷其中一部分形成了现代的苗瑶语族各民族,另一部分形成了现代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壮族、傣族等);没有融合的羌形成了现代的藏缅语族各民族(藏族、彝族等)。今天的汉族实际上是由夷、羌、狄融合而成的,汉族与藏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等都是兄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为了言之有据,我们就从黄帝的名字谈起。
先说“黄”。“黄”并不是黄色的意思。如果把黄帝之“黄”与黄种人、黄土、黄河之“黄”或皇帝之“皇”联系在一起,那就错了。《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从田,◆(古文光)声。”但在甲骨文中却写作●,是一张展开的野兽的皮,头、腹、腿俱在。“田”字、“光”字皆无从说起。《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汉代人,他没有见过甲骨文,所以作了“地之色也”的臆断。现在我们知道,黄的本义是指展开的“兽皮”。黄字上古读“匣阳”切,音值为﹟,与蒙古语﹟(脖子上的皮毛),●(稀有的皮毛),突厥语●(熟毛皮,皮子),中世纪突厥语﹟(皮吊斗),贝加尔语●(裤子)对比,可以看出:“黄”与阿尔泰语系中的“n●”读音相近,意义相通。黄帝之“黄”原义即为兽皮。《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带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白虎通·号》:“黄帝有天下,号有熊。”由此可知黄帝为北方游牧民族中以熊为图腾的部落首领,他的名字叫“黄”,意为兽皮。
帝在甲骨文宁写作●,像横七竖八的一堆木柴,准备点燃。点燃木柴是为了祭天。木柴燃烧时火光熊熊.象征天神之威灵,象征天神之威灵,所以帝的本义就是“天神”(左民安《汉字例话》第180页)。但这个字为什么会读di?郭沫若认为可能与巴比伦字●有关,一是形似,二是音同(巴比伦读di-gir),三是都有天神和人王二义(《郭木若全集·历史编·1》第324页)。中国甲骨文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产生。从卜辞十二辰的起源与安得生对彩陶的推断可以看出,巴比伦和中国古代确有交通的痕迹。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先知诺亚曾派他的儿子到北方和东北方,后裔中有一个叫乌古思的,被尊为所有突厥人的祖先。乌古思有六个儿子,长子名坤(kun,意为日),学者们认为这kun即为突厥语kon的音译,意为太阳,与“匈奴”的读音一致(萧兵《楚辞与神话》第507页)。史载匈奴确有“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的习俗。从地下发掘的文物表明,匈奴人高鼻深目,属白色人种无疑,可见古汉语中的“帝”字,是由戎秋人带到中国来的。狄人的首领“黄”可以称帝,羌人的首领“炎”可以称帝,真正的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土著、夷人的首领“蚩尤”却从未称帝,多少也透露出“帝”字不是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土特产。
下面探讨一下黄帝的“号”。
《史记·五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司马贞索隐引皇常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汉书·古今人表》颜师古注引张晏曰:“(黄))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大车左右两木直而平者谓之辕,小车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谓之辀,故亦曰轩辕,谓其穹隆而高也。”这些对黄帝之号的解释相当含糊,又相互矛盾,让人生疑。而《山海经·西山经》将“轩辕”写作“轩猿”,看来该词是个音译词。千百年来一直把黄帝当作汉族人的祖先,所以注释家们只好在汉语的范园里打转转,虽处处碰壁也无可奈何。但一当我们跳出这个圈子,到阿尔泰语里去看一看.“轩辕”之谜立即迎刃而解。轩,上古读“晓元”切,音值为xiwan;辕,上古读“匣元” 切,音值为◆iwan,两个字并在一起,应读xa◆◆an。试将这一音值与突厥语qaz◆an(皇帝)、蒙古语qagan(可汗)、xagan(皇帝,合汗,匣罕,哈罕)、通古斯语 kan(国王,汗)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完全相对应。故“轩辕”者,合汗也,匣罕也,可汗也,哈罕也,皇帝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常见的阿尔泰语称号。
xan即◆an,音译作汗或罕,本义为高,至高无上。可汗、合汗、匣罕、哈罕是“汗”上加“汗”而成的词,即“汗上加汗”之意。汗犹言“诸侯王”,可汗、匣罕、合汗、哈罕犹言天子王(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4页)。《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又《海外西经》:“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他们为什么害伯“轩转之台”或“轩辕之丘”呢?原来那是合汗(大王)所在的地方呀!神话传说轩辕氏活了800多岁,这毫不奇怪。因为轩转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号,父传子,子传孙,子孙相传,与活了2100多岁的“皇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至1911年博仪撤销皇帝称号)相比,轩辕氏的年纪还不算大呢。
黄帝其实并不一定有其人,多半为一个氏族之名称,后发展为一个较强大的部落,再先后战胜蚩尤、炎帝,又与夷、羌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因而古代才把“黄帝”神化,将北方许多氏族部落的想象祖先集中到所谓“黄帝”一人头上,进而变成整个中华民族之祖先,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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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106—108页
現在還存在的古亞細亞人包括楚科奇人、堪察加人、阿留申人及尼赫夫人等,古亞細亞人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耶,不代表他們屬於同一系統。
古代東夷包括殷商、淮夷、徐戎及齊魯先民等,也包括古朝鮮人,即半島北部的貉人等,跟通古斯系的肅慎族群不同耶。
商人乃東方集團,最早接受中原文明的東夷一支,故成為華夏其中一個源頭耶。
當周人得天下之後,商遺民曾經聯同其他東夷部落企圖作反耶。
所屬古羌系,只是說明黃帝一系跟羌人同源耶,周人出自黃帝的姬姓,亦屬羌種。
至於夏人的真正族屬則仍然是個謎耶。
现代所谓的古亚细亚语系就是一系列语言面貌较原始、词汇繁复、语法上多属于多式综合语特征的语言的总称。不过讲了许多,我还是没有能够看出您是怎样确定商人属于“古亚细亚人”的。
现代所谓的古亚细亚语系就是一系列语言面貌较原始、词汇繁复、语法上多属于多式综合语特征的语言的总称。不过讲了许多,我还是没有能够看出您是怎样确定商人属于“古亚细亚人”的。
商人跟其他東夷集團一樣,不像有阿爾泰系的通古斯痕跡耶,跟古朝鮮人一樣,應屬古亞細亞人耶,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測耶,不過根據風俗,商人跟夏人及羌種的周人不同耶。。
商人跟其他東夷集團一樣,不像有阿爾泰系的通古斯痕跡耶,跟古朝鮮人一樣,應屬古亞細亞人耶,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測耶,不過根據風俗,商人跟夏人及羌種的周人不同耶。。
古朝鲜人是古亚细亚人?又是奇论了。朝鲜人已经基本能确认是阿尔泰人,我不知您说的是多“古”的朝鲜人?因为按照现在的某种说法,在阿尔泰人迁徙前的东北亚土著,也即是《泰唔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上所划分的“旧蒙古种人”,和现在的澳大利亚土著、阿伊努人是亲戚,其实就是棕色人种,不过那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远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和商更没有关系。
商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上记载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类型,您如何解释?当然语音可能有区别,但是语法都是典型汉语族的单音节孤立语,语序也是SVO为基本语序的。前面的帖子说过,东夷是什么族属没有定论。我的观点是:山东的莱夷很可能是比华夏族早东迁的汉语族或者藏缅语族成员,其间含有部分百越成分,而山东以南的淮夷是以百越人为主。
古朝鲜人是古亚细亚人?又是奇论了。朝鲜人已经基本能确认是阿尔泰人,我不知您说的是多“古”的朝鲜人?因为按照现在的某种说法,在阿尔泰人迁徙前的东北亚土著,也即是《泰唔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上所划分的“旧蒙古种人”,和现在的澳大利亚土著、阿伊努人是亲戚,其实就是棕色人种,不过那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远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和商更没有关系。
商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上记载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类型,您如何解释?当然语音可能有区别,但是语法都是典型汉语族的单音节孤立语,语序也是SVO为基本语序的。前面的帖子说过,东夷是什么族属没有定论。我的观点是:山东的莱夷很可能是比华夏族早东迁的汉语族或者藏缅语族成员,其间含有部分百越成分,而山东以南的淮夷是以百越人为主。
谁说朝鲜人确认是阿尔泰人了?不就是语法近似吗?但是同源词呢?能找到吗 ?判断一种语言的亲属,主要就是同源词而不是语法。
商代使用汉语其实也很简单,历史上很多民族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例子很多。
古朝鲜人是古亚细亚人?又是奇论了。朝鲜人已经基本能确认是阿尔泰人,我不知您说的是多“古”的朝鲜人?因为按照现在的某种说法,在阿尔泰人迁徙前的东北亚土著,也即是《泰唔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上所划分的“旧蒙古种人”,和现在的澳大利亚土著、阿伊努人是亲戚,其实就是棕色人种,不过那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远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和商更没有关系。
商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上记载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类型,您如何解释?当然语音可能有区别,但是语法都是典型汉语族的单音节孤立语,语序也是SVO为基本语序的。前面的帖子说过,东夷是什么族属没有定论。我的观点是:山东的莱夷很可能是比华夏族早东迁的汉语族或者藏缅语族成员,其间含有部分百越成分,而山东以南的淮夷是以百越人为主。
古代朝鮮人跟商人及其他東夷同屬古亞細亞人,不一定屬同一種族耶,而南部韓人或許乃百越種。
後來的高句麗人屬阿爾泰系就沒有疑問耶。
澳洲土著屬尼格羅人種耶,而阿努伊人也有尼格羅人種特徵,只是蒙古人種特徵較多耶。
南方蒙古人種很多有尼格羅人種成份耶。
商人及周人入主中原,文字當然有一定的共同性,至於是否屬於同一類型,你知道乎?
百越人乃亞種,東夷屬於其中一個來源,形成吳人耶,至於其他的,就不敢置評耶。
回楼主的话;
现代羌族与古羌族没直接关系,和西夏的党项有关
现代羌族怎么和古羌没有关系呢?党项羌是哪来的?他们都是古羌族的后裔,只不过在几千年中有了与外族融合的过程。炎帝是羌人是毋庸置疑的,夏人现在存在分歧,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我想还是想信古史记载,因为越来越多的神话和传说为考古所证明。西方人一直不承认有夏,现在二里头文化被发现了,说明古史不谬。至于蚩尤,现在也有最新观点认为他是炎帝的分支,也是古羌。只是后来逃到了河南山东地区,与当地的东夷文化融合,具有了东夷文化的特征。
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何时变成了白种人?西方史书记载,匈奴王阿提拉是典型的东方人种,根本不是白种人,在经历了几百的融合后,阿提拉还顽强地表现出东方黄色人种的特点,说明匈奴是白种人的结论是个谬论。
黄帝是游牧部落的首领,但也同样是古羌人,怎么成了戎狄?越人是夏的后裔,对这个观点有不同看法,北姑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越人是东夷后裔。
不管怎么说,华夏(秦统一以前)是由古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融合而成的结论是对的。
现代羌族和古羌有传承关系,只是古羌很小的一支,无非在名字上继承了
羌人的历史主要应该由汉藏两族继承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16.htm
楚人由蛮夷而认同于华夏
楚,芈姓。得姓始祖季连,出于祝融集团。前已叙述这是一个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部落融合形成的新的部落集团,而炎、黄在其中占优势。《国语·郑语》讲到祝融八姓的苗裔,说他们“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季连的父名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女子名女嬇(媿)氏,“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②。鬼方为羌人中的强族③。芈姓的母系出于鬼方嬇(媿)姓④,父系为祝融集团陆终⑤。“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⑥。因为祝融集团本身是一个有多重来源融合而成的集团,其苗裔又分化非常明显,所以历来对楚人起源于何方众说纷纭⑦,本书不拟详考。
楚人的直系祖先是周文王时的鬻熊。《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是在丹江下游“丹浙之会”处,即河南淅川县境⑧。他投顺于周文王,为文王火师,“周封为楚祖”。他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与祝融同列⑨。楚国的国君大都冠熊氏。至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①。按当时礼制,子男五十里。熊绎受封似较鬻熊地位有所提高,但《国语·晋语》八追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还是火师一类职事,未能与诸侯同列。楚灵王对熊绎受封的地位仍耿耿于怀,他认为他的先王熊绎与齐、卫、晋、鲁四国受封之君同样在周康王时供职于王室,而四国受封时“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分,王其与我乎?”②《史记》说楚灵王所指是“齐、晋、鲁、卫其封皆有宝器,我独无”③。实际上楚国在熊绎时“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④。召陵之盟,管仲责楚“尔贡苞茅不入”⑤,楚也承认这是他的过错。熊绎受封大体还属“蛮夷荒服”之列,周封之于楚蛮,楚“王事天子”而已。
自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前10世纪之交)至前223年楚国灭亡共7个多世纪,是以楚公族为核心,楚人由蛮夷而融合于华夏的历史过程。大体经历如下阶段:
熊绎至蚡冒历15君约300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⑥。仍居丹阳,未营都邑,其活动中心大概已南进到荆、唯二山间。其间熊绎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趁周室已衰微,南向“江上楚蛮”地区,伐庸(湖北省竹山县一带);又伐扬粤,征服江汉平原中部,扬水以东以南的越人,一直到鄂(湖北鄂州市境)。熊渠宣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⑦,立其三子,长子康为句亶王(湖北省江陵县境),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大约为湖北省秭归县)⑧。其势力已发展到古三苗的中心地带。
自楚武王至穆王(前740—前614)一个半世纪为楚初兴而自立于诸侯之列的时期。楚武王熊通杀侄自立,一方面“启濮”向濮人地区扩张。同时伐随,于其三十五年(前706),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增吾号”⑨。至其三十七年,因周王不肯增其爵号,自立为武王。自此经武、文、成、穆四王伐蔡、灭邓等,势力达于周之南境,而“汉阳诸姬”都被楚吞灭,南方较强大的随国,实亦楚之属国。其间武王已营郢,前689年(文王元年)迁于郢(湖北省宜城县境)⑩。前659年(成王十三年)始与中原诸侯会盟,称楚,成王十六年与齐桓公等有召陵之盟,虽仍被中原当作蛮夷,实际上已列于诸侯之林,为诸夏所重视。
自庄王至平王(前613—前516)近一个世纪,为晋楚争霸的世纪。楚庄王(前613—前591)号为五霸之一。这一时期,是楚由蛮夷转而为华夏的关键时期。
楚昭王(前515—前489)以后,楚国东受逼于吴;至战国中晚叶,西受逼于秦。然而春秋晚叶,楚为地方最大的诸侯;战国时期,更南向扩地至湘中、黔中,楚将庄入滇、王滇;东灭越,并有吴、越旧地;北向扩地至泗上进而灭鲁,至于泰山地区,中原已达今河南南部,成为“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①,“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②的大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南部中国。
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③而被楚所灭的诸侯国家与部落,大约有六七十之多④,其中“汉阳诸姬”、蒋、蔡、陈等为西周所封诸夏;彭、庸、濮、微、卢等参加过周武伐纣之役,春秋时仍为蛮夷之国;江、英、六、舒等为东夷、淮夷,此外还与晋灭陆浑之戎,又灭越。楚所吞灭者几乎包括春秋时所称南蛮与东夷的大部分、戎狄中的一部分和大量诸夏旧国。到战国晚叶,他们在楚人这个大熔炉中,已融合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华夏。虽其文化、经济都与北方化华夏有明显的地区特点,称为“南楚北夏”,而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此外,楚国境内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将在南蛮专节中叙述。
楚国认同为华夏,与其领土扩张过程中,不断有华夏国家的人民加入有关
楚國文化仍然被中原人士歧視耶,反秦盟主項羽,被中原人士譏笑”沐猴而冠”耶。
劉邦居地本乃東夷地,曾先後受齊國及吳國所統治耶,後來成為楚國的一部份耶,劉邦的宗族也楚化而成為楚人耶。
被歧视只是分裂时代的事情,没有阻碍华夏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民族的統一是後來的事情耶,至於在秦末,中原人仍然沒有單一民族的概念,歧視楚人耶。
各路抗秦大軍之中,楚軍最為強大,也是中原人士所不爽的耶。
从楚人反秦,到楚汉争霸,已经完全变质耶
刘邦反以中原自命,当然后来的汉廷对楚文化中原文化都很重视
沛公劉邦本來乃秦的順民耶,只是後來被迫上台的耶,身邊一個呂后,一個韓信,都是奸人耶。
最後劉邦得天下,要對付一班出生入死的兄弟耶。
漢室當然重視楚文化耶,劉邦就是楚人嘛,不過是楚化的邊民,不如楚貴族項羽般正宗耶。
漢服就是演變自楚服,色較樸素,不如中原的華麗耶。
中原华服 与 楚服 同出一系
汉代,武帝时期开始服装改制,逐渐没有那么华丽。
汉服发展上千年,华丽与否要看哪个时代,南朝与唐末的非常华丽,
而宋明时代的就非常朴素,但仍不失飘逸洒脱之风耶
http://www.cc.org.cn/old/wencui/oldwencui/zhuanti/0711ADBJ04.htm
从物质生活管窥楚文化 |
姚伟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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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认同华夏就要穿 宽袍大袖的衣服, 当然不否定楚人的衣服有自己特色,南冠 词语并不陌生耶
楚国在吞并大量华夏小国和吴越一带之后,国力极其强大,中原诸侯韩、赵、魏、齐,单个的根本不是其对手,如果不是楚王昏庸,或许统一中国的就是楚国,但后来统治汉朝的也是楚人出身。
汉廷的先世本楚人,或许也是导致楚人与中原最终融合的原意之一
楚服跟中原服當然有互相影響耶,朝鮮半島及高句麗服裝也同樣受影響耶,跟認同華夏沒有關係耶。
楚最強時曾經足以跟中原抗衡耶,可以滅掉北方中原,只是後來衰落,被秦滅掉耶。
劉邦是楚化的邊民,好楚辭,不過對楚的強烈認同肯定不如貴族項羽耶。
漢民族的融合,主要是漢大一統的政治因素,文化等只是次要耶。
没有文化的融合,民族融合无从谈起
朝鲜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服饰,只是以中华边缘自居,自称小中华
近代以来逐渐整理出自己民族风格的服装
http://ms1.fhsh.tp.edu.tw/~linghsun/oldbook1/1073.doc
東漢初年,南越再叛。光武帝遣馬援往討,平定交阯。馬援為東漢名將,有「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的豪氣。他在交阯,把中國建造城邑、穿渠灌溉的技術,介紹給越人,助其漢化;又將當地不合理的法律,奏請朝廷修正,使越人遵守。此後終東漢之世,南越未再發生變故。
据说现在的羌语和藏语一样,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阿尔泰语。
据说现在的羌语和藏语一样,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阿尔泰语。
藏语、羌语、缅语同属汉藏语系,学术上早有定论,更类似于阿尔泰语纯属扯谈。
据说现在的羌语和藏语一样,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阿尔泰语。
藏语、羌语、缅语同属汉藏语系,学术上早有定论,更类似于阿尔泰语纯属扯谈。
语言起源于非洲
语言起源于非洲
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还是详细的说明某一方面与阿尔泰语相似的情况吧。
语言起源于非洲
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还是详细的说明某一方面与阿尔泰语相似的情况吧。
我曾看过相关的文章资料,具体的一时记不起来了,,遗憾!
水,藏语chu,突厥语su,现代汉语sui,但是上古构拟是qh'lji。
还有点人话
还有点人话
充什么大尾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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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什么大尾巴狼
小民族在大民族面前什么都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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