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壮族吗 - 僚人家园 - Powered by Discuz!

「韋」姓有五個源頭，最早的一個可追溯到商代，是以封國的名稱做姓的。

以國為姓
「韋」姓的始祖叫元哲。夏朝少康帝時，元哲受封於豕韋（今河南省滑縣），建立了韋國，當時稱為「豕韋氏」。到了商朝，湯王滅了「豕韋氏」國，韋國的王族四處逃難，約定以原來的國名「韋」為姓。這就是「韋」作為姓的開始。

韓信之子改姓韋
韓信是劉邦的大將，曾幫助劉邦建立漢朝。後來他因謀反被斬，誅三族。他的親信蒯通把韓信的兒子藏在南粵（今天的廣東和廣西），並且把「韓」字的左半邊刪去，變成「韋」字，以此為姓，藉以避難。韓信的後人於是成為韋氏的一個源頭。

疏勒國的姓氏
根據《漢書》記載，西漢時中國西北部有個小國，叫做疏勒國（在今新疆省喀什市附近），國民便有姓韋的。

受帝王賜姓為韋
唐中宗的皇后姓韋。她掌握大權，因此「韋」姓成為皇帝賞賜大臣的姓氏之一。受賜大臣的後代沿用「韋」姓，便成為韋氏的另一個分支。

民族成份是根据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来进行辩别的，不是根据姓氏。楼主祖上是有可能是壮族的，但经过多年的同化，已经完全汉化，已不具备壮族的特征，所以不能认定是壮族。

其实汉族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融合了各少数民族而发展壮大的，当然也有汉族到了广西而被少数民族同化的，这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本人的祖上就是在宋朝时从北方汉族地区移居广西的，子孙后代被同化成了壮族，完全具备了壮族人的特征，所以本人也不能算是汉族。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12-29 16:42:09的发言：

http://www.chinalane.org/peop006/bookstore/name/00000950.html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6-3-14 8:34:02的发言：

这条不可信。

改姓有出於避禍的，如漢初韓信被呂后所殺，其子逃往南粵，改姓韋;司馬遷受腐刑，其子司馬臨改姓馮、司馬觀改姓同，隱居鄉野。還有避諱改姓的，宋代名臣文彥博，其祖先本姓敬，為了避後晉高祖石敬塘諱，才改姓文;姓敬的人又有改姓苟的。後晉僅十一年而亡，有些敬姓的後代恢復了舊姓，有些則不恢復。

　　韋：韋姓由“豕韋”這個復姓變化而來，上古夏朝有大彭國，君主將一個忠元哲的孫子封到“豕韋”，建立了韋國，并以韋為姓，后公族子孫去字，以韋為姓。另一支是秦末劉邦手下大將韓信后代，因韓信曾避難廣西，為掩人耳目，取韓半邊韋姓。歷代先人如：韋應物。

你就算搜索到再多同样的说法，其实也都是同一个来源：某些韦姓家谱。这些家谱之间也是互相抄袭，原本就是靠不住的。

据我对粤西族谱的调查，粤西的族谱，没有一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其大体情形是这样：迁来粤西的时间上限是宋代，明代是多数，迁来的地点或说是福建省，或说是南雄玑珠巷……就是没有说是隋唐间的本地土豪大族。

再看看粤西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情形亦与粤西差不多，宋之前的土著豪族亦找不到踪影。就是那里的蛋民族谱亦说自己是来自于南雄珠玑巷，还笑别人从珠玑巷南下时不像他们那样有船坐，要赶路，因而走到小脚趾分叉，而他们没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

广东省的是这样，如果把眼光再放广一些，去看省外广西的族谱，亦会发现，广西的情形与广东的相似。“农(侬)氏早在唐宋间即是壮族的大姓之一，称侬峒，人多势强。宋皇佑间，族人随其首领侬智高反宋，后为宋将狄青所败，改侬为农，农姓应为正牌壮人无疑，但在某些农氏家谱之中，竟有‘先祖随狄(青)自山东南来’之类的说法。农姓壮人先于狄青‘征蛮’而存在，何以后于狄青而南来?实在谬误离奇。韦姓亦是壮族大姓之一，遍居于桂西各地，然其家谱也和汉代的名将韩信攀亲，说韦姓出于韩信之后，因韩信被他人诬告谋反，为吕后所杀，其族人（或说韩子）出逃至广西落户，为求性命计，遂隐去韩字左边，取韦为姓。‘韦姓韩裔’之说谬误亦多，仅以人口繁衍之速度而言，若以韩信之一二后人，决无可能造成人口如此众多的韦姓壮人。其他如莫、黄等壮族大姓，早在唐宋时期，即分别掘起于桂西北、桂西南一带，人数众多，势力亦盛。然而在后代编就的莫、黄家谱中也多伪称其先祖为来自内地各省者。另外，据正史、野史、方志及家谱、族谱的记载，广西土司官中的岑氏、李氏、许氏、莫氏、黄氏等，竟无一家可列为土著壮人，这当然与史实相左。”（见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岭南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的族谱能反映上面这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据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

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

很长时间以来，崔、卢、王、谢是以前的大户，一直被列为一等。在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崔氏仍是第一，唐太宗看后很生气，认为崔姓早已衰弱，李氏贵为天子还怎还比不上崔姓？于是重修，李氏为第一，皇后望族长孙为第二，崔氏为第三。这一方面体现族谱在唐以前的权威性，其曾连皇帝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唐代，族谱受到大的冲击。

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了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以后著的族谱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岭南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是岭南族谱的一个普遍现象。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些是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隋唐时的古越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悲感。

一直以年，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冯盎至隋和杨广谈话时，已被杨广称作“蛮夷”，冯智戴在未央宫吟诗时，已被唐太宗称作“越”，（见《新唐书•冯盎传》）唐宰相许敬宗嫁女给冯子游时，已被认为嫁女给“蛮夷”（见《新唐书•许敬宗传》。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部分越化，但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这是因为，改土官为流官前，地方上的社会力量是越强汉弱，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汉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很大程度上，这种征剿镇压是古越族人之间的争夺战，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没有实质的冲击，只是另换一位首领罢了。改土官为流官后，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已是汉强越弱了，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况的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人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猺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广西“狼兵”。这差役等体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人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因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第三，在教育制度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教育制度角度排诉岭南少数民族。于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

在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下，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誉为目的，以“脱离军籍”为幸，以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的冼氏等岭南古越族后裔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这已是当时文人的积习），便说自己也是中原大族了。试想，当时哪村编本说自己是“人如禽兽”，没有科举资格的古越族后裔的族谱，那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编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最终使岭南没一家的族谱说自己是古越族人，这是岭南族谱的一大通病。

当时的情形大致这样——在宋代，修族谱开禁，符合条件的达官显贵为提高本族的地位，私家修了族谱，如苏轼、欧阳修等人。一百几十年后，又有许多后起的苏姓、欧姓大族，其“发达”后，为使自己家族“合法化”，亦要修族谱，在并不清楚自己家史的情况下，在富人喜欢炫耀的虚荣心的作崇下，便与一些名人家族攀亲，已衰弱的名人家族无论承认与否，几十年后，这事便成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族谱之风越来越盛，攀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弱势家族，为不被欺负，使自己“合法化”，亦加入名人后裔之后（如高州大坡谢氏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出现天下同姓者大多是宋之前历史名人的后裔的现象。如王姓大多与王安石有关，苏姓大多与苏轼有关，而周姓大多与周敦儒有关等等。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的千百万的人，似乎都绝了后。而事实上，这些人之中，许多并不是名人后裔，有不少实是汉化的古越人后裔。而没有现成族谱可攀亲的广东冼姓和广西农姓等岭南大姓，也曲曲折折地与中原华胄攀亲。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其错误我下文有分析），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农姓不承认自己与北宋壮族英雄侬智高有关系，去掉单人旁说自己姓“农”不是姓“侬”，来自于山东，祖先是随耿青平定侬智高而来广西的；广西壮族大姓韦姓亦不甘心落后，说自己是汉名将韩信之后，避难到广西而去掉“韩”字一半改姓为韦。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脱离军籍”，为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这目的而造假的现像，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总是中原血统，认为族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摘自《寻根认祖——姓氏总论》（气象出版社1999年版，李吉编著）：

在壮语中，将姓称为“栏”，即房屋的意思。表明壮族“姓”的本义是指生活在同一间大房屋里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称号。

壮族早期的先民没有姓氏，是古代“百越”的一个分支。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陀，虽然已有赵姓，但他是由河北真定迁入壮区的中原人士。另据多种姓氏辞典对“韦姓”的解释，有一支韦姓出自韩姓，是汉代功臣韩信被杀后，萧何暗中将其子孙送往南粤（今广西、广东一带），韩信子孙为避祸，以韩字半边“韦”字为姓。这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士迁居壮区的又一例证，说明壮族与汉族交往由来已久。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壮族姓氏是《新唐书》中的“列传·南蛮”：“西原蛮（即壮族古代称谓），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天宝初，黄氏疆（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可见当时已有黄氏、宁氏、韦氏、周氏、侬氏等大姓。习惯上把这些大姓聚族而居的区域，以“洞”命名，分别称作“黄洞”、“侬洞”、“吴洞”等等。反映了这些姓氏与氏族部落组织的密切关系。

据壮族民间传说，其先民原来没有姓氏，各部落首领在一个叫江岩的地方集会，商定姓氏。因主持人势力强大，被推为首领，以“黄”（皇帝）为姓。其余养黄牛的，就以“莫”（黄牛）为姓；会猎鸟的以“陆”（鸟）为姓。大家都因有了姓而高兴。但当时为大家杀牛做饭之人，却因未得姓而发怒，以刀担击砧板愤愤不平。主持人见状，灵机一动，就以“岑”（砧板）给他为姓。

壮族部分姓氏与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如：农姓，汉语是指农耕种植，而壮语却是森林或树林浓密的意思；即指住在森林里的人；甘姓，汉语是甜的意思，壮语却是岩洞的意思，谭姓，汉语中是谈的意思，壮语却是指水塘，意指住在水边的人们。

前述“莫”，汉语中是“无”，“不”的意思，而壮语中却指黄牛，意为养牛人。蓝姓，汉语中指颜色，壮语中却指用竹或藤编织的篮子，可能其祖先擅长于篮筐纺织。巫姓，可能与为人驱邪祈祷的巫术有关。

壮族先民与其它民族一样，也曾经经历过原始的氏族社会，故而部分姓氏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如龙姓，即源于对古代蛟龙（鳄鱼）的崇拜；麻姓，在壮语中是狗的意思，源于对狗图腾的敬仰。狗在古代壮族中有很崇高的地位，可能与西南各族传说中的神犬盘瓠有关。此外如陆姓，壮语中为鸟，与鸟的崇拜相关。

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壮族统属于“百越”，秦汉时期，就有汉族移民迁居壮族地区。如前述南越王赵佗，即因战乱入居壮族地区，必然会对壮族姓氏文化产生一定影响。现今壮族中的部分汉姓，即是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有些壮族姓氏与汉姓相同，但从读音和词义上考察，却有很大差别。如前述“莫姓”（黄牛）、“陆姓”（鸟）、“麻姓”（狗）、“黄姓”（皇帝）等，即是成例。

当今壮族，以黄、韦、侬、莫、岑为大姓，多为历代部落首领土官世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免遭世人对“蛮夷”的歧视，在其所修族谱、家谱或其它传记中，多攀附内地迁来的汉族或功臣名将为自己的祖先。将祖籍说成是来自中原内地。如泗城岑氏，称其先祖岑仲淑是浙江余杭人，宋时随狄青平定侬智高，以功封镇其地。再如南丹州莫氏土官，在唐开宝七年（974年）即自称节度使。遣牙校陈绍现奉表修贡，请求内附。《宋史》、《明史》、《舆地胜纪》中，均有明确记载，但南丹莫氏土官家谱、碑刻与传说中，却称自己的始祖是莫伟勋，为宋代狄青部将，随来广西。

李吉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壮族姓氏的来源，但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

1. 所谓“集会赐姓”不过是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传说中提到的“莫”（黄牛）、“陆”（鸟）、“岑”（砧板）等姓氏来源实际上可以归到后文中的“以原始图腾为姓”或“以职业技艺为姓”。

2. 文章末尾提到了黄、韦、侬、莫、岑等壮族大姓在家谱中“攀附内地迁来的汉族或功臣名将，将祖籍说成是来自中原内地”的情况，前文提到韦姓源自韩信时却认为“这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士迁居壮区的又一例证，说明壮族与汉族交往由来已久。”这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文中引用的《新唐书》已经说明韦姓是兴起于广容之南，邕桂之西的“西原蛮”。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6-3-14 20:43:50的发言：

你就算搜索到再多同样的说法，其实也都是同一个来源：某些韦姓家谱。这些家谱之间也是互相抄袭，原本就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