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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嘉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深圳大学文学院演讲（2002.12.05）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學術演講（2003.03.08）
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李葆嘉
引 言：中国语言文化史研究模式的重建
东亚华夏，为拥有5000年乃至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考古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随着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的起源”或“汉语的祖先”这一挡不住的诱惑再次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从8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历史语言学。1985年夏，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汉语音韵学和藏语研讨班，购得《汉藏语言概论》等。美国语言学家P . K . 白保罗40年代提出、80年代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的“澳泰语系假说”，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对于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震动极大。登上长城的时候，面对关内的农耕和关外的游牧，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之间思索着“万里长城”的历史含义，遥想华夏汉语的起源和演变。从那以后，在研究广韵学和上古音的同时阅读民族语言学论着。1987年看到竟成先生论及古代汉语和阿尔泰语相似性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1988年读到格勒先生论述距今六千年前考古文化学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三大历史传说氏族系统、东亚－南洋三大语言系统——在脑海中冥然贯通。1989年草成《试论原始华夏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初步提出“东亚三大太古语系说”和“原始华夏语混成说”。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991年从《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L .沙加尔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的报导，邢公畹对沙加尔的述评使大陆学者了解到“汉语南岛语同源说”的最新论证。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和一些古音学家开始从“澳泰语系假说”的论争转向“汉藏语和南岛语同源关系”的讨论，与之同时“汉语的祖先”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的热点课题。
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索。十几年来，首先立足于以音韵为本而贯通文字训诂，再打通古今汉语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进而力图融会贯通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神话传说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学术思想史等相关科学。以“大视野、全方位、重探索”的宏观立场，采取语言文化史的溯源沿流、跨学科成果的融会贯通、史实和史论互渗的研究方法，相继提出一系列观点。1993年写成《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以“混成发生”补正了桥本万太郎的“推移”说。1994年秋写成《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对当前通行的四个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瑞典]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美国]普林斯顿方言逆推型模式、[美国]张琨时空二维差异型模式、[日本]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逐一剖析，阐述了“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1995年写成近5万字的《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力求贯通考古学、历史学、传说学、人种学、民族学与历史语言学诸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背景将新模式概括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通过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重建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1999年又完成了《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提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农耕经济型语区、游牧经济型语系的四分法，试图从世界文化背景上进一步阐释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语言的关系类型和演变模式。
十多年来，已经发表的相关论着是：
1.《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提纲）》,《语言学通讯》1990-1～2合刊。
2.《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1）《东南文化》1995-2。
3.《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
4.《论华夏汉语的混成发生和推移演变》，韩国《中国人文科学》1994-12。又题为《天问：华夏汉语祖先安在》，台北《国文天地》1995--117。
5.《论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南京社会科学》1995-6。
6.《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日本《中国语研究》1996-38。
7.《高本汉直线型模式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3。
9.《普林斯顿方言逆推模式述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1。
9.《张琨时空二维研究模式述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
10.《论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及相关问题》，《云梦学刊》1995-4。
11.《论汉语史研究的“混成发生·推移发展” 模式》，《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1。
12.《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1）《语文研究》1995-4。
13.《吐火罗语文与早期汉译佛经文本——与季羡林先生商榷》，《语言研究》1998年长春汉语音韵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探索》（第一作者），《语言研究》1999－1。
15.《现代语言起源的化石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思考》，（1）《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
16.《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南京音系说》，《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公司2000年。
17.《奚琴、嵇亲、胡琴音义考论》（（第一作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
18.《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4月。
19.《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20.《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
21.《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22.《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一、现代语言的起源和东方语言的史前
人类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人科动物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语言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交流符号起源”和“现代语言起源”。现代人类，是指我们这些具有意识表现力、艺术想象力和语言交际力的人类；现代语言，是指我们所使用的有声分节语言。
（一）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
依据分子生物学，即对现代人类的基因研究，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如下：
1．12万年前：现代人类的女性共祖出现 美国威尔逊小组通过不同种族胎盘线粒体DNA的遗传研究，推定现代人类源自一个共同女祖。“夏娃理论”蕴涵了现代语言起源的远古同源论。
2．10万年前：现代人类完全直立及咽腔成熟 英国与荷兰科学家通过检查提供平衡感的内耳机制，发现1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才是直立步行的灵长类动物。完全直立行走才有可能在促成咽腔的成熟，为现代语言的形成提供生理条件。
3．10万年后：现代人类的神经系统成熟 美国神经生理学家认为，1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神经生理状况和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在这以后，前语言在某一方面的预先适应与大脑进化到关键体积的相一致，神经生理状况的成熟才导致了语言的产生。
4．10万年前：现代人类进入中东地区 在非、亚、欧信道的卡夫塞洞等，发现了大量距今10万年的新人化石，现代人类的始祖已踏上了向欧亚大陆迁徙的不归路，逐步取代了欧亚地区的原生人种。中东地区在1万年前最早出现新石器革命。中东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又是城市出现、国家形成、宗教萌发和文字创制的最早地区。
5．5.9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男性体质成熟 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除了存在一位现代人最近的母系共祖，还必定存在一个所有现代人最近的父系“焦点祖先”。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推断人类最近的男性始祖生活在5.9万年前，现代人男性体质成熟比女性晚若6万年。在进化过程中，Y染色体的组成经过多次变化，以选择生殖能力最强的组合。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生男婴的发育程度平均比初生女婴晚4—6周。男性体质的成熟标志着现代人体质的最终成熟，成熟的现代语言可能出现在这以后。
6．4.5万年前：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进入欧洲 在欧洲，至今没有发现超过3.5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英国科学家根据线粒体DNA特征的分组结果，推测现时欧洲人99%是由4.5万年前迁入欧洲的7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的。现时非洲人分属三个线粒体DNA家族， 欧洲女性祖先与其中的一个关系密切。另一些科学家在欧洲的不同地点，对100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发现欧洲现时人可归纳为10个基因部族，而其中的80%来自大约4万年前的同一男性祖先。在2.4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开始时，欧洲人已散居到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一带。这项研究显示，4万年前抵达欧洲的一位男性猎人，他的子孙逐步繁衍并不断迁徙最终占据了欧洲大陆。考古研究表明，在3.5万年前的西欧，土著尼人与新人共存期间长达2－1万年。199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宣称，对尼人化石中基因的分析结果，支持非洲人迁徙到欧洲取代了当地人种的假说。早先的欧洲新人是黑皮肤，其后裔在3万年前白化。
7．3万年前：现代东亚人的祖先源于非洲 中美合作研究，利用以30个遗传标志为对象的基因分析，获得了中国28个人口群落的遗传详情，与全球其它11个人口群落比较的结果是遗传基因大致相同。另外，通过对涵盖东亚、东南亚、大洋州、西伯利亚和中亚的163个人群的12，12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所有样本上都发现了突变位点M168G。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志。这是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根据东亚大陆没有发现距今10-3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以及东亚－东南亚采集的2000份样本基因无一例是当地原人的后裔，可以推定当地原人在7.5－1.5万年之间的冰川期灭绝了。从世界人类演变史来看，100万年前发生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原人的祖先曾从非洲迁到中东、欧洲和东亚，进化为当地古人。只有最近一次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的新人，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基因证据并不支持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可能，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在3万年左右到达东方，逐步取代了当地的原居人种。
8．人口迁徙留下人类基因的生态变异 美国塞莱拉公司与国家卫生总署宣布，根据基因草图，他们一致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物学概念，基因图谱并未显示任何种族差异。我们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徙和进化而来。区别不同种族的常用特征，如肤色、目色和鼻宽，是由千分之一的外表基因控制的。这些基因变异是为了适应环境带来的压力，而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交能力却是由数千个基因决定的。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99%以上的基因密码是相同的，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在相同基因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男性基因研究，发现生态环境的改变引起的某些基因变异，依据这些推定几万年来人类的迁徙时间和路线。
可以推定。现代人的有声分节语言成熟于距今4—3万年之际，在最近的一次冰河期结束的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严冬的洞穴中走出来，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灿烂春光，相继叩开了“文化”和“文明”的大门。
（二）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构想
距近4－3万年左右，新人从中东出发，经过伊朗高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大陆。北支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进入黄河流域与大漠南北，然后继续向北，乃至经过白令海峡路桥进入北美，逐步演化为东亚种群—北亚种群—北极种群—印地安种群。其中东亚种群在黄河流域，北亚种群在大漠南北。南支从印度次大陆，经由东南亚再进入珠江和长江流域，而后演化为达罗毗荼种群—南亚种群—巴布亚种群—澳大利亚种群，
东亚大陆南部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分化为西南支南亚（孟高）语群和东北支江淮（南岛）语群。在恒河—湄公河—珠江流域的西南支，扩展到长江中游。后分化为蒙达、孟高棉和苗瑶语群。在长江流域下游的东北支，扩展到淮河流域，北迁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成为东夷语群。留居在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则成为百越（侗台）语群。南迁海岛的则成为印尼—南岛语群。黄河中上游的东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形成藏缅语群，后来分为三支：黄河中上游的北支成为氐羌语；进入缅甸的南支成为缅甸语；由川康进入西藏的西南支成为喜马拉雅语。留居大漠和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成为阿尔泰语群。
中国居民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但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0.29～0.54，南方人群0.03～0.25）；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0.08～0.39，南方人群0.46～0.81）。其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语言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作为基本词汇，南部叫水流为“江”（孟高棉语），而北部叫“河”（阿尔泰语）；作为句法结构，南部顺行结构(VO，NA) ，而北部逆行（OV，AN），但粘着结构却是其共同原始特征。
［未完待续］
李葆嘉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下）
深圳大学文学院演讲（2002.12.05）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學術演講（2003.03.08）
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李葆嘉
三、秦汉以后汉语的推移发展
（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
农耕世界以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文明为主，生活富裕而精神保守；游牧世界以流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文明为主，生活艰难而勇于开拓。两个文明带一经形成，冲突就频繁发生。进入金属时期以后，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成果而向农耕世界发动的进攻，两种文明接触、冲突、交融的旧世界交响曲开始循环往复地演奏。当某个游牧民族在强大头领的率领下统一起来之时，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就来临了。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并且还可能换用了语言。当农耕世界恢复平静、民族融合渐趋完成之时，战争的乌云又在山那边重新聚集，一场新的民族战争又在孕育之中。征服、迁徙、融合、再征服、再迁徙、再融合……成为古代民族接触史的主旋律。与之相应，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亦成为古代语言史的交响乐。在东亚大陆，对于进踞农耕世界的征服者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者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是语主的嬗变。从而使语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语主的变化。
秦汉以后，在北方先后兴起的游牧民族，有汉代的匈奴、丁零，魏晋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南宋的女真，此后是蒙古和满洲。尽管中原汉人以征战、长城、联姻、册封、任用、内迁等一系列方式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文明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前221）到清帝皇冠落地（1911）的2132年间，北方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境长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的326年统治。其中尤以近古时期，从辽、金、元到满清的北方民族政权连绵不绝，造成了中国历史和汉语演变的复杂画卷。
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尽管中原王朝修筑起万里长城，但是并未能够遏制文明的冲突。“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1.作为文化古迹，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2.作为统治形态，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3.作为政治目的，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4.作为战争结果，中国历史上的“马其诺防线”；5.作为文化象征，中原文明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象征。北方民族只要向中原发动进攻，战马的铁蹄一定会跨越万里长城。即使明朝将京师迁往北京，即使再怎样加固万里长城，也无法防范汉人自己打开山海关。就是吴三桂不献关，腐朽的明王朝也已无法阻止勃发的满清入关。因此长城既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象征，也不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是一座废墟。
由于东亚大陆生态圈的南耕北牧特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秦汉以后，以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盛唐之末的“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靖康之难”为三大高潮，北方游族的入主中原引发了中原汉族居民的屡次大规模南迁，导致中原汉语一分而二。民族融合，又导致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人的换用汉语，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夷越化或夷越族的语言转型。在汉文化和汉族日益辐射和壮大的同时，汉语在对周边语言“汉语化”的历史性进程中也就开始异化汉语本身。
（二）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历史大变迁
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历程。西方称中国为Cina源于“秦”的对音， 而中原民族自称“汉”则始于汉朝。 虽然中国境内的语言复杂，但从周代开始就已形成一种在官场和文学中使用的主导语言。周秦“雅言”，西汉“通语”，东汉魏晋为“洛语”，南朝为“吴音”，隋唐为“汉音”或“秦音”，宋元为“正音”或“雅音”，明清为“官话”。在22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汉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实现了一次次变迁，呈现出西安音→汴洛音（洛阳标准）→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汴京标准）→南京音的周而复始的迁徙轨迹。东汉、魏晋的汴洛话是周代镐京（西安）话在中原的后裔，南朝建康（南京）话又是魏晋洛下话在江淮的发展。至于本世纪逐渐上升为主导音系的北京话，则是明初迁往北平的江淮话的演变，现代北京话是明代江淮话在北方阿尔泰化的后裔。
1.主导语言的第一次大变迁
西周（约前1066—前771）以镐京（西安）为“宗周”，王族或王畿语言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雅言，随着分封宗亲、礼制教化和文学典籍，雅言也就流播到各地。周公为控制东方，在中原建洛邑为“成周”，迁王畿之众驻守，镐京雅言东传中原洛邑。东周（前770—前256年）平王迁都洛邑，雅言再次东迁。秦始皇“书同文”，以秦文为规范即以秦音为正音。刘氏王室虽为楚人，但西汉（前206—后25）建都长安，其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必然承袭周秦王畿雅言，逐步演变“通语”。
东汉（25—220）都洛阳，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转而为洛阳语音。汉晋之间虽有三国鼎立，但曹魏（220—265年）一直以中原为中心统治中国北部，不久又一统西晋（265—317年），相沿建都于河洛。在河洛建都前后历时近300年之久，从而形成了魏晋文学标准音“洛生咏”或“晋语”。
东汉末年，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在晋室内乱之机攻陷洛阳，造成永嘉之乱。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汉人向潮水般越淮渡江，相继南渡人口约为90万，其中侨寓今江苏和安徽境内的占南渡人口一半。东晋建都建康（南京），建康盛行“洛生咏”，在江淮一带设置侨州，洛音流播于江淮。官吏对士人说洛语，对庶人用吴语。到了刘宋时期，洛语在江南上流社会已经普及。人口与文化的交融，导致了吴越语的汉语化或汉语的吴越化局面的出现。“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为秦汉以来中原语言之一大巨变。经过宋齐梁陈，源于中原而兴于江东的江南文化日益成熟，形成了源于中原洛阳而在江东建康有所发展的新的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中古金陵语音系统。隋初统一中国，遂有长安论韵。汉化鲜卑人陆法言编撰《切韵》，以维护金陵、洛下之正音余绪。所谓“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金陵为南而洛阳为北；金陵为今而洛阳为古。日本“吴音”，就是奈良时代到7世纪输入的六朝语音。
从秦和西汉的长安音，到东汉、魏和西晋的洛阳音，再到东晋南朝的金陵音，由此形成了历时800年之久(前206—后600年)的上古至中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洛阳→金陵的“横折型”大变迁。
2.主导语言的第二次大变迁
隋（581—618）唐（618—907）相继建都长安（今西安），以洛阳为东都，主导语言基础音系难免西移，“秦音”或“汉音”逐渐成为唐代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天宝年间(742-755)，元庭坚更—反“时俗共重，以为典则”的《切韵》，直以秦音撰成《韵英》。时人斥责陆氏《切韵》为“吴楚之音”。当时日本遣唐学生和僧人，将长安方言“汉音”带回日本，有“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之说。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北方战火纷飞，中原居民被迫南迁。唐亡以后，五代（907—960）相继建都汴洛。北宋（960—1127）统一以后，建都汴京（开封）。在书面语中颁行官韵，以“设教崇文，悬科取士”，通行口语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由长安回归汴洛，形成了宋元明称之为的“宋音”、“雅音”或“中州音”。
契丹在唐末五代兴起，建立了与北宋对峙的辽国（907—1125）。后女真建立金国（1115—1234），灭辽以后进攻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陷落，金人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引发中原居民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时汴洛“宋音”主要迁往两处。一处是临安一带。杭州话因周围为吴语区，虽保留中原汉语的一些特点而终究为吴语同化。一处是以南京、扬州等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当时迁进几十万中原居民。因江淮语在六朝时已被中原汉语覆盖且处于吴语北部边缘，因此迁往江淮的“宋音”相对纯正地得以保存。南宋（1127—1279）时期，日本镰仓时代由江南输入的汉字音称之为“宋音”，即指由中原迁往江南的汴洛语音。
女真人在接受了农耕经济和汉文化过程中换用了汉语。金亡以后，中原女真人与汉人融合。元蒙古（1279—1368）宣布蒙古语为“国语”和八思巴字为“国字”，对汉语言文化并不提倡。元亡明（1368—1644）兴，留居汴洛的中原之音，历金元近300年统治，已非中原旧音；而迁往临安为吴语所包围的汴梁宋音亦已“南浸吴越”；唯有江淮之间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壹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宋以降，“中原”已从地理概念演变成为“文化传统”概念。所谓元明的“中原正音”实指保留在江淮语中的前朝“宋音”，并进一步成为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日本江户时代传入的汉语“唐话”，主要学习南京口音。“唐话”、“官话”便成为明清南京话的专称。
从隋唐的长安音，到北宋的汴洛音，经由南宋与金对峙、元蒙古统治的周折，再到明代官话南京音，由此完成了历时近900余年之久（600—1468年）的中古至近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汴洛→南京的又一次“横折型”大变迁。这种近乎八、九百一次的大循环，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征服战争密切相关，而北方民族的进攻又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周期有关。牧草的生长有丰歉之别，如果雨水充沛则牧草丰茂，马羊肥壮，牧民也就自得其乐；倘若天气干旱则牧草稀少，马羊瘦弱，牧民生活艰难，就会四处掠夺。轻则“南下牧马”，重则“逐鹿中原”。这种与自然气候变化的周期，引发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周期性的变化冲突，最终导致了中原汉语基础音系的周期性循环变化，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从一元格局向二元格局的嬗变。
［未完待续］
既然华夏语是混成发生的，所以就不可能追溯到最原始的“纯正”华夏语，所以也就无法定量地衡量客家话是华夏语异化到何种程度的产物了。换句话说，汉语（华夏语）其实就是个大杂烩，并无所谓正统，假设梅州由于历史的机缘做了中国的首都，那客家话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中国的国语了。
另外以我对方言的粗浅认识，从能够听懂的程度来看，客家话比粤、闽方言更接近于北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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