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是云南省的古老居民,但傣族族称“傣”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依其自称“tai2”而正式定名的。在历史上,傣族族称不断变化。在汉晋时期称为“滇越”或“掸”,也有史书称作“僚”、“鸠僚”或“骆”。到唐宋时期,樊绰《蛮书》等史籍称之为“金齿”、“银齿”、“黑齿”、“绣脚”、“绣面”或“茫蛮”、“白衣”。元明时期仍称“金齿”、“白衣”,也写作“白夷”、“伯夷”,有的史书写作“●夷”,此名称常与白族先民“●人”混淆。到清代以后,则称为“摆夷”、“摆衣”。这些名称除“越”字应是本族自称之外,其他都是他称,常常是外人根据其形体装饰或服饰特点称呼的,这多少带有一点民族隔阂和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痕迹。如今以本民族的自称来命名,正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
傣族先民“滇越”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与当时福建的闽越,广州的南越,广西及越南北部的西瓯越和骆越,两广的扬越,皖南及赣湘东部的山越,浙江的大越、于越和瓯越,同称“百越”或“百粤”。滇越作为古越人的一支,与其他越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种水稻,习水性,烧制印纹陶器,住干栏式建筑,有断发文身之俗等,这些都为后代傣族所继承。但滇越还有一点是其他越人所没有的,那就是其地产象。
到东汉时期,出现有“掸”人的称呼,在《后汉书》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皆有记载,其中所记的“掸国”,也就是滇越。不过,掸人当时分布区域很广,而且在其中心地区已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被东汉王朝承认为一个王国,其经济文化也已相当发达。这些东汉时代的掸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我国傣族的先民。东汉之后,滇越或掸等族名不再见于史乘,魏晋以来有关云南之“僚”、“鸠僚”、“骆”、“濮”等记载,大体上都是滇越或掸人的后裔,也就是今天傣族的先民。在东汉至唐宋之间700-800年,史书上对僚人的记载十分丰富,其习俗如以长幼次第称呼所生男女,住干栏,以长者为王,不能远相统摄,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嚼食,鼻饮,铸铜为器等等,至今仍多遗留于傣族生活之中。凡此种种说明,秦汉之后的数百年间,傣族先民被冠以僚、骆及其他族名,作为滇越的后裔,继续繁衍生息,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
侗族自称Gaeml(音干)的原意是用树枝、木桩等障碍物把居住点围起来。“干”又含有山中小平地之意。后来演变为住在“干”中之人,并逐渐成为这些人的社会组织的名称。
他称“侗族”的“侗”是从“洞”或“峒”发展来的。“洞”或“峒”是隋唐文献中对黔湘桂边境羁縻州所属地区的称呼。在宋代成为羁縻州所辖属的一级行政单位。后来逐渐演变成对侗族的专称。
侗族是从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来的。秦汉时期称为骆越。魏晋南北朝之后被泛称为僚。僚和骆越一样,包括很多部族,分布也很广,几乎遍及中国的西南各省。唐宋时期,“僚”开始分化。侗族从僚人中分离出来,大概在公元十世纪的宋代。南宋时官居五溪地区之地的朱辅所著的《溪蛮丛笑》中第一次把侗族先民与这一地区众多民族中独立出来,称为“仡伶”。同时代的《老学庵笔记》、朱熹《记三苗》中,则记为“伶”。清代顾炎武把侗——僚——越的关系用一条线串起来。
毛南族的民族源流,以往很少人研究,目前学术界以及在毛南族群众中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外来说,认为毛南族的祖先是分别从湖南、山东、福建等地,因作官、避难或经商而来到广西毛南地方的。二是土著说,认为现在毛南族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居住,毛南族是由当地的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但也融合有外来的民族成分在内。
毛南族的先民,秦汉时为古“百越”族的一支“骆越”人;隋唐时被称为“僚”人的一部分;宋元从“僚”分流,与侗水语组诸民族被统称为“伶人”;明清时,由“伶人”的一支同一些外族结合衍成毛南族。他们自称为“哀南”(单称)和“窘南”(众称),即“毛南人”的意思。1956年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专家调查识别,确认为“毛难族”。1986年国务院应毛南族人民的请求,定为“毛南族”。
社会历史为变迁唐代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史称“三南”及其周围广大地区为“蛮地”。唐贞观13年(公元639年),封建王朝于该地设环州,辖八县,“三南”隶属于其中的思恩县。其后,它所属的州、府、乡有些变更。1953年,思恩县与宜北县合为环江县,先后归属广西宜山、柳州、河池地区。今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毛南族滞留在原始公社社会时间很长,迟至明末清初才完全解体,进入封建社会。1949年她同全国兄弟民族一起,共同进入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布依族的族称族源
历史上对布依族的他称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仅1949年以前就有“仲家”、夷族、“夷家”、“水家”、“水户”、“土家”、“本地”、“沙人”等,文献上则多称“仲家”。1953年,国家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和自称,统一称“布依族”。
布依族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虫息、繁衍在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是贵州的一个土著民族。秦汉以前分布在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的“骆越”支系,与布依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战国晚期到西汉,今贵州南部,以南、北盘江为中心,出现了“夜郎国”,布依族先民是“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汉以后,布依族地区被称为“僚”或“俚”。
唐代布依族地区被称“蛮”。宋、元以后,布依族地区领主经济逐渐发展,封建领地称“蕃”,领主称为“蕃主”。宋初“诸蕃以龙氏为宗,称为西南蕃主”,分为八大部落分支,其地包括今贵州安龙、罗甸、册亨、兴义、镇宁、贵阳等县(市)。
元代布依族以“仲家”之称见于史籍。《元史地理志》有“栖求(今长顺)等处仲家蛮”的记载。明、清史籍则称布依族为“仲苗”、“仲蛮”、“青仲”或“仲家”。从清代到民国,布依族除被称“仲家”外,尚有“夷族”、“夷家”、“水家”、“水户”、“土边”、“土人”、“本地”、“沙人”等,文献上则称“仲家”。
总之,布依族是世居贵州的一个古老民族,是从古越人的骆越支系及其后的僚人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融入了古濮人的成分,在后来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汉族以其他民族的一些成分,逐步形成了今天人数众多的布依族。另一方面,布依族也有融合于其他民族的。
黎族的族称族源
黎族的族称,有泛称、他称和自称三种。
(1)泛称。泛称,即指古代对海南岛上诸少数民族的广泛称呼。常见于我国史籍中,如:周时称为“骆越”,秦时称为“西瓯”,汉时称为“越人”,西汉时继称为“骆越”,东汉时改称为“里”、“蛮”,隋时则“俚”、“僚”并称,唐时普遍沿袭称为“俚”、“僚”,清时称为“真粤人”。
(2)他称。黎族的他称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夷黎、遐黎、霞黎、夏黎、三差黎(即“三星黎)、四差黎(即“四星黎)、乾脚黎、俚黎、吔黎、侾黎、花脚黎(即“下脚黎”)生黎、熟黎、大厂黎、小厂黎、岐黎、穿裙黎、大鬃黎(即“光鬃黎)、小鬃黎、德透黎、本地黎、吔人、黎岐、生岐、熟岐、文昌黎(李村、荔枝莫寨村、马岭寨脚村、买陂村和下寨苦藤村等三十五处,均属文昌黎)、临高黎、儋州黎、乐会黎、昌化黎、万州黎、陵水黎、崖州黎和感恩黎等。
(3)自称。黎族自称有赛(黎语“hlai[Φai53]”的音译),侾(黎语“has[ha11]”的音译)、杞(也写作“岐”。“gheis[gei11]”或“heis[hei11]语音近译)、润(亦写“运”。黎语“dzun[Zun53]”的语音近译)和美孚(黎语“moifau[mi53far53]”的语音近译)等五种。其中,“赛”之称呼最为普遍,几乎所有的黎族在对外交往时,都以“赛”为自称。“赛”在保亭黎族苗自治县的加茂地工有“hlais[Фai11]”和“tais[thai11]”两种读音;在三亚市马岭、田独等地区读作“dhai[dai53]”。不论是“tais[thai11]”还是“dhai[dai53]”,都是黎族自称“hlai[фai53]在不同地区的语音演变。
族源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地分布着百越族群,“自交趾到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其中的骆越分布于今广东之西南部(含雷州半岛)、广西之南部、越南之北部,以及海南岛。《汉书·贾捐之传》径称海南岛中的居民为骆越之人。上述地区的骆越人不仅在考古学上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在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文化等方面有亲缘关系与相似之处。
黎族民间流传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如洪水漫天为灾、兄妹结为夫妻、雷神摄蛇卵产子等民间故事传说等等,与百姓后裔壮侗语族其他诸族流传的故事颇为相似。
至于岭南百越诸支(南越、骆越、西瓯)的后裔俚僚等,其活动盛期相当于东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活动地域包括两广、越南北部及海南岛,出现了不少的跨地数州乃至十数州的渠师酋豪。其中跨踞高凉等十数州的俚帅冼氏与冯氏,从南朝梁陈至唐,曾经统治海南儋耳千余峒及崖州、临振等州县的俚、吔(歧)人民。至今海南岛有冼夫人庙,每年二月十二日的“闹军坡节”便是纪念冼夫人的。冼夫人为俚帅,与黎族有渊源关系。
仡佬族的族称族源
仡佬族,从汉文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她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濮人、僚人、仡佬族三个历史发展时期。
濮人是我国古代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庞大族群,又称“卜”或“百濮”。据史书载,早在殷商时期,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中南广大地域。其中,仡佬族与生活于以贵州为中心的濮人的渊源关系最为直接。并分别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在今贵州一带建立了牂牁国和夜郎国。东汉时期,濮人在史书上被称为濮、僚或濮僚并称。魏晋以后,濮称消失,以僚专称。隋、唐时期,僚人经过长期发展,居住于黔北地区的僚人逐渐形成为仡佬族的直接先民“仡僚”。“仡僚”名称最早见于隋黄《武陵记》。其后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也有记载。据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解:“僚”作为部落称谓当读作“佬”,说明仡佬是从“僚人”中演化而来的。到明代的有关著作,更明确地记载了仡佬和僚人之间的承袭关系。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说,“仡佬,一曰僚”,在《行边纪闻》中又说“仡佬”,一曰仡僚”;《嘉靖图经》中也说“仡佬,古称僚”。清代,有关仡佬族的记载在《贵州通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书和贵州各地方志中,更是“无处无之”。关于仡佬族与古代濮人僚人的这种族属渊源,在今天的民族传说、仡佬族今天分布的地域以及仡佬族的生活习俗都能找到依据。总之,仡佬族是从古代濮人、僚人中经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
壮族源于西瓯、骆越人,是原著民族,这在不少的古籍中已有记载。据《元和郡县图志》及《旧唐书·地理志》载,郁江流域的贵州(今贵港市)、潘州(今广东高州县)为“古西瓯、骆越地”,也就是古西瓯、骆越的居住区。《旧唐书·地理志》邕州宣化县条还载:“驩水在县北,本牁牂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曰温水,古骆越地也。”可见骆越人居住在郁江流域。用族名来命河水名,这是壮人的习俗。而宋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中则把“土人”和“古骆越人”联系起来,说“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就是说,钦州的“土人”,就是古代的骆越人。
从生活习俗、语言歌词来看,壮族与百越族人均相同。古代越族“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一直到1949年以前,壮族人还在建筑使用上面住人,下面放畜的所谓“干栏”房屋。古代越人尚铜鼓,有鼓者称都老;而壮族地区至今出土的铜鼓已有500多面,是全国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且壮人都以铜鼓为文娱乐器。古越人“断发文身”;壮人此俗到唐代还在流行,有些偏僻的山村,到1949年前,还有“文身”之俗,古代越人信仰“鸡卜”;近代壮族民间巫术还有鸡卜,以定吉凶祸福。古越人歌词与现代壮人的山歌亦相同。如作于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汉·刘向:《说苑》,)这首歌的歌词与壮族山歌一样,都是用词序和虚词来造句,并且主、谓、宾、定、状等成分的位置与现代壮语相同;原歌的长短句歌式,现在在广西东兰、天峨、上林等地还有流行。《越人歌》的作者是一位爱唱歌的船家姑娘。壮女亦爱唱山歌,以歌代言。生活习俗以及歌的相同,也说明了壮族来源于我国南方的古代越人的西瓯、骆越族。
另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些外来的民族同化融合于壮族,同时也有一些壮人同化成了汉民族。
壮族族称,历代称谓有所不同。商周时称为“濮”,壮人自称亦为“布”。“濮”、“布”是同音异写。秦汉时期称为西瓯、骆越、乌浒人。“西瓯”始见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的“蛮夷中,西有西瓯”之句。而“骆越”则见于《汉书·贾捐之传》的“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俗,相习以鼻饮”,和《马援传》的“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乌浒”是继西瓯、骆越之后的称谓,是瓯骆族的后裔之名。隋唐时称为“俚”、“僚”。当时俚、僚人岭南处处都有,他们活动的地方数千里,有的史书把俚、僚说成是一个民族,同一的族称。宋代称为僮。“僮”始见于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的“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句,明代称为俍人、俍民,当时俍人、俍民在广西占有一半之多。
壮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名称,但这些名称的族源是同一的。1949年以后,把居住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讲僮语(母语)的称为僮族。1965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将“僮”改为“壮”,自此,僮族统一称为壮族。
壮族人自称为布侬、布土、布越、布壮、布依、布陇、布曼、布僚、布傣、布沙等共20多种。这些不同的自称,今在壮乡民间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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