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广州美在花城比赛的冠军和亚军——都是楚人 - 僚人家园

　　湖南省面积为二十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六百多万。湖南省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主要聚居在湘西、湘南一带。

　　从我国汉语的分布来看，湖南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地区。湖南方言包括湘方言、西南官话、赣方言、客家方言，另外，还有湘南土话、乡话这一些尚未确定归属的方言。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许多人既能说本民族语言，又能用汉语方言进行交际。

　　湘方言（也叫湘语）是湖南省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在湖南省分布地域最广，它主要分布在湘江、资江流域的40个市县。在湖南地区，湘方言使用的人口约3085万，占全国人口的3.2%。根据其内部差异，湘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片：

　　1、长益片：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宁乡、望城、湘阴、汨罗、益阳、沅江、桃江、南县，以及岳阳、安乡、安化、浏阳、平江等市县的部分地区，衡阳、衡东、衡南、衡山也可划入此片。该片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一般读成不送气清音。例如：

　　在普通话中，例①读作送气清音，例②读作不送气清音。在长益片中，例例①和例②都读作不送气清音，如长沙话"排"[pai

伢子，鄙人认为这个词就是判断是否楚人标准，湖北没有地方不说伢字的．

湖南有个字大约是受广东影响，＂崽＂字，湖北人比较少说这个字，湖南人说的多．

但是我一直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话长沙话湘潭话湖北人听着是很亲切的．

湖南的意思我不清楚，不过在广东，称呼某人某某仔是很平常的，有很亲切善意的意思在里面。

另，梅县的县城话也是讲“mao”的，但梅县的乡下就是讲“mou”的，估计来了是梅县松口人。

我籍贯梅县三角镇，我们村是说“mo"的，唐仔是问的广东白话，我只是告诉他白话发音而已。

我觉得不正确，在四川某些地方，确实是湖北人后裔占了多数，但别忘了，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客家也不少。

那为什么四川话是以湖北话而不是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客家为基调呢？？

湖南长沙话和湘潭话里面的“崽”最基本的意思是指：父亲的儿子

和广东的“仔”用法不一样，对应广东话“仔”，在湖南话里面叫做某某“伢子”，有些地方也叫某某“宝”。

现在来说，“崽”已经变成长沙话中的一个表达强烈感叹的语气词，比如说：

湖北話本身不是也受北方話的影響而被歸類為西南官話的嗎？

就好像東北情況一樣，東北以山東移民為主，不過東北人並沒有認為他們等同山東人耶，四川人可有認同他們等同湖北人呢？

有四川人說明祖籍湖南，他當然絕對不會認同自己是湖北人耶。

你認為湖南人及湖北人是屬於同一個族群又還是不同的族群呢？是否同是源出楚人就不用談了，只說現在耶。

我不知道，估计是因为湖北妹子太漂亮，其他地方的家伙为了取悦芳心，放弃自己家乡话，改说四川话了吧！

我也说不清楚，我不知道“同一个族群”应该具备哪些相同点。

我没有在湖北生活过，具体不是很清楚，反正湖北话能完全听懂，湖北人也大多能听懂长沙话，湖南著名相声演员大兵现在找的一个搭档就是湖北人，叫做赵卫国，他们两个人在湖北演出的时候，大兵是说长沙话的。

湖北人也不吃饺子啊，相对而言，湖南人比湖北人更能更爱吃辣椒．

湖南人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湖北人最接近，没有哪个个地方的人比湖南人更接近湖北人了，四川人也比不了啊，呵呵．

四川在明朝的先民应该是陕西人，张献忠杀人后，湖北人大量进入，人数很多，湖北话成为强势语言，但是还是融合了很多陕西话，比如＂女孩子＂叫＂女娃＂，很多叠音词，比如＂担担＂＂棒棒＂，有儿话音，等等，这都是陕西话的元素，而且陕西话和湖北话相去并不太远，所以就融和成现在的四川话，但是有的地方的四川话也融合了客家话，湖南话等等所以四川话里也有方言，但是基调是一样的，就是湖北话，这也说明张献忠并没有完全杀光当地的四川人，历史记录是有夸张的．

我只去过湖北宜昌，当地话更象湖北话，但当地人喜欢讲普通话，在商店时，那些服务员都同我讲普通话的，我仍然同她们讲四川话，但她们坚持用普通话回答我，我不得已，只好使用普通话来与他们交流了。如果我长的象四川民工的话，估计那些服务员愿意和我讲本地话了。

宜昌人在鄙人看来，不算典型的湖北人，九头鸟里他们排不上对啊。

他们的语言在我们看来更接近四川话，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他们说的更接近湖北话，哈哈，英雄所见不同啊。

四川民工普遍黑瘦矮小而且邋遢，就这么回事。我也是四川的。

楚人入湘和楚越民族的杂居

　　商周之前，活动于长沙一带的是三苗部落。《战国策·魏策》记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彭蠡即今鄱阳湖。左彭蠡，右洞庭，其范围在今湖南、江西的北部。
　　越族是三苗后裔的一支，商周时期开始盛兴起来。但有关越族的记载至春秋时期才出现。《吕氏春秋·恃君》说：“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鸡兜之国，多无君。”这是史籍中有关越族的最早的记载。杨、汉以南，即今湖北房县杨子及汉水以南，敝凯、诸夫、风余靡、阳禺、欢兜等，据何光岳先生考证，该为南方之部落、民族，除阳禺外，余者都曾在湖南地区居住。百越是指越族的种属很多，当时分布汉水下游以南至湘江流域一带，甚至布于长江以南各地，即所谓“自交耻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自江以南皆称越。”百越大的分支和分布情况大概为：扬越，约分布于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地区；夔越，约分布于楚国西部的今湖北西部至四川东部地区；于越，约分布于楚国东部的浙江沿海一带；干越，约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苏南至江西一带。另外，在福建一带的称闽越，广东的称南越，广西的称骆越等等。长沙当时是属于扬越分布的范围。
　　当时的越人尚处在一种部落社会组织时期，有聚居群居，但没定居，“多无君”，据《左传·文公十六年》：“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孔颍达疏《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清人顾栋高所著《春秋大事表·四裔》南昌表引言说：“故其时蛮夷之在今湖南境者，……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以上文献中担到的蛮、濮，都是指居住于江南的人民，其中包括越人，或者就是指越人，如《史记索隐》与：“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
　　根据湖南地区考古发现的资料，商周时期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已是楚人活动的范围。沅水中上游“古文化创造者的族属”主要是濮。湘江中上游的土著居民当为百越的一部分，“大概不出南越和西瓯这两支。”湘水和资水下游商周时期土著居民，则“很可能是三苗后裔东方越族的一支。”因此，商周时期，南方的濮、越民族的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还是有一定区别，应为两个不同集团的部落居民。不过他们留下的遗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这些发现都较为零星，既无堆积丰富的遗址，也无数量较多的墓葬群，更没发现城址。可见无论濮、越，都处在一种“无君”、“离居”和“各以邑落自聚”的社会状态。虽然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濮、越、蛮、夷等，很可能互相混同，但当时长沙地区居民的这种社会状态可由此略窥一斑。
　　长沙地区商周时期以越人为主体的社会状况，从春秋晚期开始，随着楚人向南扩张，被逐渐破坏。长沙以北的湘阴晒网声曾经发现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遗址，出土的陶鬲、罐、钵、豆等与湘西北地区西周末至春秋初楚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物十分相似，时代也应相当；在其相距不远的汩罗有春秋早期的附庸于楚的古罗国故城遗址。1986年，岳阳筻口发掘一座春秋中期楚国贵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铜礼器，铜盏内有“恿儿自作铸其盏盂”的铭文。据《汉书·地理志》，春秋初年，楚文王曾将在湖北枝江的罗子国迁到湘北地区。又《史记·楚世家》记载：“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乐尔南方夷越之敌，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成王元年为公元前671年，镇南方夷越之乱，到了湘北地区恐怕是没问题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一致，使史实更令人可信。
　　楚人进入长沙的时间，历史典籍中找不到确切的记载，但比文字资料更有说服力的实物，却通过考古人员的辛勤劳动不断重见天日，这些实物证明，“地方五千，带甲百万”的春秋霸国并没在湘北地区驻足，很快就进入了湘中地区。
　　1951年，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为首组织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队，在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等处发掘古墓葬160余座，其中楚墓70多座。从此开始至今40多年来，在长沙共发掘楚墓约3000座，其中年代可以早到春秋晚期的将近百分之十。据统计，1951年至1963年共发掘约1400座楚墓中，早期墓葬约140座。这些早期墓葬规模都很小，随葬品主要是日用陶器，有鬲、壶、罐、缶本等，也有不少铜剑和铁削、锄等工具。较典型的有：1952年由已故著名考古学家顾铁符先生发掘的龙洞坡（今烈士公园南大门处）826号墓，随葬品除陶鬲、壶、缶本外，还有铜剑、铜素镜、铁刮刀；1976年修建长沙火车新站时，发掘的杨家山65号墓，墓长2.36米，宽0.81米，出土陶鬲、壶、缶本外，还有铜格钢剑、铁刮刀、铸铁小鼎，其中的钢剑经中南工业大学钢铁教研组作金相分析，为组织较均匀的中碳钢所制。陶鬲是早期楚墓具有代表性的日用炊器，这些墓葬的主人无疑是楚人开发江南的先驱者，他们用钢剑、铁锄、铁削等武器和工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开发长沙而长眠异乡。
　　早期入湘开发长沙的楚人中，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浏城桥1号墓的主人。该墓位于建湘南路与浏正街交界的西北角，今浏城桥百货商店处，1971年修人防工程时发现并发掘。墓坑口长8.65米，宽7米，4级台阶，至底部坑长5.84米、宽3.97米，深7米，一椁二棺，另有殉葬棺一具。随葬物262件。有铜制和陶制礼器，乐器、车马器，漆木器等，兵器戈、矛、剑、戟、弓、箭、箭、盾牌齐全，戈、戟柄长3米有余，保存完好。这是在长沙发现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楚人墓葬，其使用人殉的现象也是在长沙楚墓中所独见的。根据棺椁和随葬物考证，墓葬年代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早期，墓主人为楚国大夫一级的官员，应是当时进入长沙楚人的首领。其以一方统帅之权威，占有了离住邑最近的山头为茔。真要感谢这位楚国的大夫，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研究长沙地方史的资料。
　　楚人进入长沙以后，并没将当地土著的越人赶尽杀绝，而是融洽相处，共同开发长沙。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楚和越本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楚越同姓同祖，《史记·楚世家》说：“季连，姓，楚其后也。”《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又说：“越为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姓夔越。'”其次，楚越还有亲缘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楚昭王的一妾也是越女，并生下楚惠王熊章。此外，楚越地域相近，习俗也有相同之处，《汉书·地理志》说：“粤（越）与楚接境，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另一方面，早期进入长沙的楚人数量有限，需要利用当地人共同开发和保护这一方土地。通过对长沙出土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春秋晚期到战国，长沙楚墓中有不少楚越文化因素共存现象，反映了当时两族人民和平共处的社会状况。1956年发掘的沙湖桥36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随葬物中既有楚式陶鬲，又有一印纹硬陶罐置于腰坑之中，墓葬设置腰坑和鲺纹硬陶罐都是典型的越人风格，而陶鬲则是典型的楚炊器。1982年，在1972年发掘的浏城桥1号墓附近又发掘了5座墓葬，时代基本相同，其中4座为典型的楚墓，而另1座不但方向和规模与其他明显不同，随葬物中也仅1件刻划陶罐和1件越式铜鼎，为典型的越人葬俗。1983年在长沙东郊张公岭一个墓地发掘了近100座楚墓，其中资料丰富，线索清晰，不但证明楚越两族共同融洽生活，而且共同守卫长沙，这一墓地中楚越杂处的现象反映得最为充分，特别有意义的是还表现出一种当地土著居民受楚人的影响而产生文化渐变的现象。
　　由于楚越两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长沙一带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其在楚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不断提高，预示着楚南重镇千年古城即将诞生。（频道责编/刘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