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以下引自《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一卷22 页：
“……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进一步证明南诏，大理都不是由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由白族，彝族建立的国家。”
以下引自《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一卷22 页：
“……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进一步证明南诏，大理都不是由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由白族，彝族建立的国家。”
http://www.lit.nagoya-u.ac.jp/~maruha/kanseki/xintangshu222a.html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
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鄕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厓瞼亦曰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
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瞼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為弓，不筯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靑，白斿；雉翣二；有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麽，亦曰九麽。妃曰進武。信麽出，亦建八旗，絳斿。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為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蔱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犂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尨以來，有譜次可考。舍尨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閤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閤未有子時，以閤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閤，遂不改。
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幷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人册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閤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衞，拜鴻臚卿，恩賜良異。
七載，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伽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
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伽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
大曆十四年，閤羅鳳卒，以鳳伽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為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
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幷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垻；一侵黎、雅，叩邛郲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衞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顚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
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巂州破，為所虜。閤羅鳳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敎子弟，得箠搒，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曰：
異牟尋世為唐臣，曩縁張虔陀志在呑侮，中使者至，不為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駡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忍也。
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衞，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呑聲無訴。此四難忍也。
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且贈皋黄金、丹砂。皋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為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
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閤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叚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
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
明年夏六月，册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郞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鑁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韒。執矛千人衞，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册使南向，乃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衞，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屛，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虎珀、氎、紡絲、象、犀、越睒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幷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卽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厓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
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睒、斂尋睒。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
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旣失邆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號劍羌。
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頮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
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鮓、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靑布短袴，露骭，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為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象纔如牛，養以耕。
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褒州，有首領為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
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尚同漢服。
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邆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巂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為虜所脅，反為我患。」請皋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皋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巂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
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巂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鄀羅為都統，遣尚乞力、欺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皋相聞，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巂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巂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為吐蕃鄕導，欲先擊之。皋報「巂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顒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顒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係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旣煎讓律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按兵巂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妄熱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巂州，患未艾，常為兩頭蠻挾唐為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荐飢，方葬贊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賷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巂州以絕南詔。皋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斂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皋曰：「虜聲取巂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虜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http://www.lit.nagoya-u.ac.jp/~maruha/kanseki/xintangshu222a.html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
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鄕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厓瞼亦曰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
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瞼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為弓，不筯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靑，白斿；雉翣二；有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麽，亦曰九麽。妃曰進武。信麽出，亦建八旗，絳斿。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為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蔱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犂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尨以來，有譜次可考。舍尨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閤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閤未有子時，以閤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閤，遂不改。
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幷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人册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閤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衞，拜鴻臚卿，恩賜良異。
七載，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伽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
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伽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
大曆十四年，閤羅鳳卒，以鳳伽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為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
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幷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垻；一侵黎、雅，叩邛郲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衞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顚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
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巂州破，為所虜。閤羅鳳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敎子弟，得箠搒，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曰：
異牟尋世為唐臣，曩縁張虔陀志在呑侮，中使者至，不為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駡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忍也。
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衞，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呑聲無訴。此四難忍也。
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且贈皋黄金、丹砂。皋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為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
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閤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叚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
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
明年夏六月，册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郞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鑁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韒。執矛千人衞，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册使南向，乃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衞，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屛，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虎珀、氎、紡絲、象、犀、越睒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幷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卽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厓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
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睒、斂尋睒。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
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旣失邆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號劍羌。
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頮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
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鮓、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靑布短袴，露骭，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為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象纔如牛，養以耕。
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褒州，有首領為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
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尚同漢服。
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邆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巂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為虜所脅，反為我患。」請皋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皋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巂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
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巂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鄀羅為都統，遣尚乞力、欺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皋相聞，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巂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巂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為吐蕃鄕導，欲先擊之。皋報「巂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顒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顒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係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旣煎讓律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按兵巂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妄熱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巂州，患未艾，常為兩頭蠻挾唐為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荐飢，方葬贊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賷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巂州以絕南詔。皋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斂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皋曰：「虜聲取巂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虜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南詔……夷語王為「詔」。……
南僚-傣泰的语言，正好是称“王”为“诏”，南壮文拼写为zauj [tsau 3]。如果这里的“夷语”指的是古白族语或者古彝族语，那看来藏缅语族的这个词与南僚-傣泰也正好相同了。
南詔……夷語王為「詔」。……
南僚-傣泰的语言，正好是称“王”为“诏”，南壮文拼写为zauj [tsau 3]。如果这里的“夷语”指的是古白族语或者古彝族语，那看来藏缅语族的这个词与南僚-傣泰也正好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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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蛮、白蛮等族
一、乌蛮
乌蛮是中古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中的一支。它是从汉、晋时期被称为叟（嶲）、昆明的部落群体中分衍出来的。叟、昆明是属于上古时期的氐羌系统，最早居住在甘、青高原，过着“随畜迁徒无常处”⑦的游牧生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他们逐渐分化，四处迁徙。其中的一支向南翻越大雪山和祁连山脉，遍布到川西北至滇东北、滇西北的广阔区域里。《华阳国志》把氏羌泛称为“夷人”或“夷种”，“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族，因其人口众多，分布面积最广（今云南、贵州和川西南），故称“大种”；而叟族人口较少，分布面积较窄，故称为“小种”。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西南夷，司马迁受命到这个地区考察，写了一篇《西南夷列传》，说分布在桐师（今四川省保山市），叶榆（今云南省大理）一带的嶲、昆明部落，依然过着逐水草而居，没有君长的游牧文化生活；分布在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县）一带的部落，有的已经以农业为主，有的则农牧兼营，农业不占主导地位。⑧另外一些分布在邛都与筰都（今四川省西昌与雅安）连接地带的部落，却处于“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⑨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
叟、昆明族既共同出自氐羌系统又相互交错杂居在一起，不断地融合和分化，到唐朝初年，其中的大部分即组成为“乌蛮”。乌蛮的种类繁多，其中有卢鹿蛮、独锦蛮、长褌蛮、粟粟蛮、磨些蛮等等。除粟粟蛮、磨些蛮以外，其它都是构成现代彝族先民集团的主要成分。“乌”即“黑”，彝族称黑为“诺”，汉语取其意而称之为“乌蛮”。
乌蛮又分东、北、西三部分。
东部“乌蛮”，主要聚居在今滇东北、滇东和黔西，南达滇越边境。他们基本上就是南诏统一云南之前的“东爨乌蛮”。当时他们“散居林谷”，各部落组织之间处于一种分散对立状态，互不统属。
672年（咸亨三年），东部“乌蛮”中的“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唐朝设置殷、总、敦3排（今云南省昭通和四川省宜宾一带）对他们进行管理。南诏统一云南地区后，设置了拓东节度（今云南省昆明市）、石城郡（今云南省曲靖市）、通海都督府（今云南省通海县）等机构，更强化了对东部“乌蛮”的统治。
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和滇东北、黔西一带。共有7个部落：即阿竽路（今云南省东川市）、阿猛（今云南省昭通市）、夔山（今云南省大关、镇雄）、卢、鹿（今云南省宣威及贵州省水西）、磨弥敛（今云南省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省兴义、普安）和勿邓（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这些部落“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髯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①百户以上的大部落设“大鬼主”，百户以下的小部落设“小鬼主”，②说明各部落内部已出现了管理雏型，但经济仍是很落后的。
西部“乌蛮”，主要分布在今洱海周围地带。唐朝初年，他们逐渐发展形成为六个部落，即史书上称的“六诏”：蒙舍诏、蒙嶲诏、邆赕诏、施浪诏、浪穹诏、越析诏。除越析诏后来发展成纳西族先民的一部分外，其它五个诏都是分布在今滇西地区的彝族先民。在各地区的“乌蛮”部落中，以西部“乌蛮”的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先进，当时，南诏始祖细奴罗不仅“耕于巍山”，“部众日盛”。还进入了用铸铁制造工具的“铁器时代”。③铁质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西部“乌蛮”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标志。
二、白蛮
“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它由汉、晋时期的僰人演变而来，僰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僰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今四川省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五尺道”是西南夷勾通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古代交通大动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其间。沿途皆有僰人居住。《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由于僰族同来自内地的汉族之间，相互交往较密切，吸收了较高的汉族文化，在当时的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被冠以“仁”和“人道”之称，如西汉末年，朱提郡（今云南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达到了同汉族相接近的水平。
《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所谓“爨”，是指当地统治者的大姓，即爨氏家族。在南北朝以前，爨氏家族是戍边屯垦的汉族移民中的大姓，就是从汉族官僚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豪强势力。据《通典》记载：“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爨氏在移入“西南夷”地区之后，便和当地的“夷帅”雍闿、孟获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在省晋时期大姓，夷帅们的兼并斗争中，爨氏又压倒了其它势力，独霸一方。成为南中地区的“蛮夷”之主。《蛮书》卷四说：“在石城（今云南曲靖）、昆川（今云南省昆明市）、曲轭（今云南省马龙县）、晋宁、喻献（今云南省澄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省禄丰县），谓之西爨。”西爨聚居的这个区域，地多平坝，宜于农耕，正是秦、汉之际僰族生活的中心，也是汉族移民与僰族相结合、共同活动和开发的中心。到了唐朝初年，这些迁人的汉族移民与内地的汉族逐渐失去联系。而融合于当地僰族之中。因此这一带地方就自然形成了爨氏统治区内“白蛮”成分为主的聚居点，即西爨白蛮。它正是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人口而形成的。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四川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滇中地区）、威楚（云南省楚雄）、大理、永昌（云南省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①这部分僰人，是指洱海周围地区，以杨、赵、李、董等姓为代表的“白蛮”。它们与西爨白蛮属同一民族。
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东部爨氏“白蛮”中的贵族及其部曲、亲兵被迁往滇西洱海地区，以防止他们在原地进行叛乱割据。在不断发展中，滇西“白蛮”人口逐渐增多，而在南诏统治政权的上层，“白蛮”又居多数，他们直接控制南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天宝年间，唐朝3次对南诏用兵，损失近“二十万众”。这些人除一部分战死外，大部分当了俘虏，在洱海地区落户，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后来南诏又几次进攻西川，“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②。这数万名汉族子女、工技，也加入滇西的“白蛮”之中。于是，“白蛮”的经济、文化中心，便从滇池周围转移到洱海地区，使滇西白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迅速。
三、和蛮
“和蛮”是现代哈尼族的先民。《蛮书》卷八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这里的“和”，为山腰之意；“蛮”则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含有歧视之意。“和蛮”就是指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到唐朝初年，才出现这一称谓，它是由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和蛮”与“乌蛮”、“白蛮”信仰同一种宗教，首领皆称“鬼主”。656年，“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伺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栋附显一道，向唐“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③
“和蛮”又称“窝泥”、“禾泥”、“斡泥”、“倭泥”等，实为“哈尼”的同音异写。它们主要分布在滇南的今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与“乌蛮”、“白蛮”、“蒲蛮”等杂居在一起。南诏、大理国时，先后在“和蛮”居住的地区设置政权机构进行统治。东部的“和蛮”归通海都督府管辖，下设教化部、铁容甸部、思陀部、伴溪部、七溪部。这5部除教化部在今文山州外，其余4部均在今红河州。西部的“和蛮”，则归开南节度（今云南省景东）管辖。①
唐朝初年，东西两部分的“和蛮”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公社，土地归村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统治各个村社的分别是“大鬼主”和“小鬼主”，过着封闭式的壁垒生活，经济发展缓慢，整个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四、磨些蛮
“磨些蛮”是现代纳西族的先民。汉、晋时期，它称为“摩沙夷”，到了唐代才称“磨些蛮”。“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②。铁桥即今云南丽江县境。昆池等川，则在今四川省的盐源县和盐边县。这一分布情况，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
大约在南北朝年间，一部分“磨些夷”南迁至今云南省宾川县境内，建立了越析诏。“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今云南省宾川），旧越析州也”。③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南诏兼并了越析诏，南迁的这部分磨些人又被迫向北迁回盐源、盐边一带。“磨些夷”居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④说明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否则，不可能达到每个家庭都有羊群。其“俗好饮酒”，酒为粮食酿造，这也说明他们的农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居住在各地的“磨些蛮”，因自然环境不同，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差异。元、明、清时期，有的磨些人“依江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⑤以林寨为单位，受酋长统领，部落界限仍未打破；有的磨些人“善劲弩骑射，勤俭治生，饮食蔬薄”，①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有的磨些人“男薙头辫发，妇人戴毡笠，衣与僰人同”。②受到白族较深的影响；有的磨些人。“近城池，其性淳朴。男女悉以棉布、麻布为衣，种莜稗以资生，卖枋板以为业”，③“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④他们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发展程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尤其在“改土归流”之后，丽江一带的磨些人直接同汉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其经济文化生活已与汉族趋于一致。此外，磨些人也很擅长手工制造，“能制坚甲利刃”。⑤他们所造铁剑，锋利无比，“所指无不洞”；所制牦牛尾帽，“非矢镐所能穿”。⑥以上情况，一直延续至近代。
五、金齿、茫蛮
“金齿”、“茫蛮”是现代傣族的先民。它们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滇越、掸、“鸠僚”，“鸠僚”是从秦、汉之际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从汉、晋至南诏、大理国时期，“鸠僚，是今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南部和红河自治州南部一带傣族的先民；西部永昌郡内的鸠僚，是今云南省德宏自治州至西双版纳自治州一带傣族的先民。东部的鸠僚，又称为“白衣”、“棠魔蛮”。史籍记载：“邕州（今广西南宁）南江（今广西右江）之外，有白衣、九道等道名”；⑦“安南国……西有陆路通白衣蛮”。（11）“白衣”的称呼是何含义，一说可能因为他们着白色衣服而得名，又说它或许是古代“百越”的音转。而无论怎么说，“白衣”是它称，不是自称。“棠魔”则是“傣勐”的对音。“傣勐”是傣族中的一部分。据说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最早建立村寨的人，都自称“傣勐”。（12）因而“棠魔”不是它称。
“棠魔蛮，去安南管林内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45），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易）牛马，每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⑩这段历史记录，反映了“棠魔蛮”擅长于饲养牛马。牛马多了，不但可用来耕作（南方饲养的大牲畜，主要用于农耕），剩余的还用来同汉人交易。只是由于安南都护府官吏们的苛暴盘剥和不等价的交换，才使“棠魔”中断了同他们的贸易关系。
西部的金齿，茫蛮等也不是本民族的自称，而是它称。《蛮书》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傣族地区盛产槟榔，傣族人喜食槟榔，久而久之，牙齿被槟榔染黑，而被称为“黑齿蛮”。所谓“以漆漆其齿”，显然是不正确的。傣族的男子，喜欢用金、银饰齿。作为美与富的象征。他们居住在永昌和开南节度管辖区域内，相当于今云南保山南部，临沧西部、东部，德宏的大部和思茅地区。这些地方除有金齿、茫蛮居住外，还有其它“杂类”如“朴子蛮”、“寻传蛮”、“望蛮”、“和蛮”等等。在这些相互杂居的古代民族中，“金齿”、“茫蛮”住在平坝，其它民族住在山区。“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楼居，无城郭……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以耕田，仍烧其粪”。（这里的“茫诏”，为“诏茫”之误。诏茫即近代傣族中的“召勐”——头人。他们管辖着一定的区域。
金齿、茫蛮居住的区域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水利灌溉十分方便。从古代起，他们便散居于河流溪谷沿岸，开拓和发展了水稻种植业。这从他们大量驯象，“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①的描写中，也得到了证实。又从他们能把金、银冶炼成薄片，用以装饰牙齿的事例中，证实了手工业的生产也比较发达。他们还能把当地盛产的木棉编织成“娑罗笼段”，汉称“白叠”或“桐华布”，再进一步加工成“五色娑罗笼”，男女通穿。这种情况几乎遍及每户农家。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述各地区的部落中都已出现剥削阶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
六、朴子蛮、望蛮
“朴子蛮”是现代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望蛮”是现代佤族的先民。他们都是从汉、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由同种而衍变为不同的民族。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②这就是说，在今日云南省的思茅、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德宏等地区（州），都是“朴子蛮”与其它民族共同杂居之处。在南诏国时期，阁罗凤“西开寻传”，征服了“朴子蛮”等各个部落，使其归入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直到大理国时期未曾改变。
“朴子蛮，勇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袄。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③这说明在“朴子蛮”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已出现了纺织手工业，并且有了一定的农业。据说他们很善于种植木棉和茶树，今德宏、西双版纳山区尚有一千多年的古老茶树即他们所栽。④另一方面，他们仍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没有食器，仅以芭蕉叶遮身。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他们分布面广，部落众多，生活环境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显然不平衡的缘故。
前文提到，“望蛮”即佤族。“望”与“佤”为同音异写。“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⑤“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⑥这是“望蛮”分布的具体区域。所谓“望蛮外喻部落”，简称叫“望外喻”，居住在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西北，就是今腾冲县一带。据史书记载，当时他们是一个较大的部落，人口较多，分布面积较广。所谓“望苴子蛮”，是南诏从“望蛮”中征调来的军队。“苴子”在这里用来称呼勇士或士兵。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以西，即今临沧地区的阿佤山区。这些士兵善使弓矢长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南诏统治阶级每次对外征战，其大军将必用“望苴子”冲锋陷阵。
“望蛮”的经济文化生活，大抵与“朴子蛮”的发展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全唐文》卷八○二，高骈“回云南牒”。
③《全唐文》卷八二七，牛丛“报坦绰书”。
④同上。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梁书》卷三四，张缵传，第500页
③《杜少陵集》卷二二。
④《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莫徭歌》。
⑤《刘宾客文集》卷二五，《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⑥《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蛮子歌》。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第5274页。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20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载“赵磨”，《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赵酋摩”，疑为赵姓酋长名摩之误。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19页。
③同上。
④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①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②《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26页。
③《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④《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六○，本，第4214页。
⑤《新唐书·韦丹传》卷一九七，第18册，第5629页。
⑥《新唐书·孔戣传》卷一六三，第5009页。
⑦《旧唐书·王睃传》卷九三，第92985页。
①《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31页。
②《新唐书·徐早传》卷一四三，第4694、4695页。
③《宋史·蛮夷三》卷四九五，第14215页。
④《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⑤蒋廷瑜，《粤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5～185页。
⑥《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⑦同上。
⑧《隋书·谯国夫人传》卷人○，第1800页。
⑨同上书，第1801页。
①《史记》卷一。
②《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③《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
②《南诏源流纪要》。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①李京：《云南志略》。
②《新唐书·南蛮传中》卷二二二，第6282页。
③同上书，第6322页
④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⑤向达：《蛮书校庄》卷四。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三。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李京：《云南志略》。
④（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司略·种人附》。
⑤（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志》。
⑥（乾隆）《永北府志》卷二五，《北胜州土州同所属夷人种类》。
⑦（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⑩《桂海虞衡志》。
（11）《岭外代答》卷二。
（1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29—230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⑤同①
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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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蛮、白蛮等族
一、乌蛮
乌蛮是中古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中的一支。它是从汉、晋时期被称为叟（嶲）、昆明的部落群体中分衍出来的。叟、昆明是属于上古时期的氐羌系统，最早居住在甘、青高原，过着“随畜迁徒无常处”⑦的游牧生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他们逐渐分化，四处迁徙。其中的一支向南翻越大雪山和祁连山脉，遍布到川西北至滇东北、滇西北的广阔区域里。《华阳国志》把氏羌泛称为“夷人”或“夷种”，“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族，因其人口众多，分布面积最广（今云南、贵州和川西南），故称“大种”；而叟族人口较少，分布面积较窄，故称为“小种”。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西南夷，司马迁受命到这个地区考察，写了一篇《西南夷列传》，说分布在桐师（今四川省保山市），叶榆（今云南省大理）一带的嶲、昆明部落，依然过着逐水草而居，没有君长的游牧文化生活；分布在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县）一带的部落，有的已经以农业为主，有的则农牧兼营，农业不占主导地位。⑧另外一些分布在邛都与筰都（今四川省西昌与雅安）连接地带的部落，却处于“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⑨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
叟、昆明族既共同出自氐羌系统又相互交错杂居在一起，不断地融合和分化，到唐朝初年，其中的大部分即组成为“乌蛮”。乌蛮的种类繁多，其中有卢鹿蛮、独锦蛮、长褌蛮、粟粟蛮、磨些蛮等等。除粟粟蛮、磨些蛮以外，其它都是构成现代彝族先民集团的主要成分。“乌”即“黑”，彝族称黑为“诺”，汉语取其意而称之为“乌蛮”。
乌蛮又分东、北、西三部分。
东部“乌蛮”，主要聚居在今滇东北、滇东和黔西，南达滇越边境。他们基本上就是南诏统一云南之前的“东爨乌蛮”。当时他们“散居林谷”，各部落组织之间处于一种分散对立状态，互不统属。
672年（咸亨三年），东部“乌蛮”中的“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唐朝设置殷、总、敦3排（今云南省昭通和四川省宜宾一带）对他们进行管理。南诏统一云南地区后，设置了拓东节度（今云南省昆明市）、石城郡（今云南省曲靖市）、通海都督府（今云南省通海县）等机构，更强化了对东部“乌蛮”的统治。
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和滇东北、黔西一带。共有7个部落：即阿竽路（今云南省东川市）、阿猛（今云南省昭通市）、夔山（今云南省大关、镇雄）、卢、鹿（今云南省宣威及贵州省水西）、磨弥敛（今云南省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省兴义、普安）和勿邓（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这些部落“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髯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①百户以上的大部落设“大鬼主”，百户以下的小部落设“小鬼主”，②说明各部落内部已出现了管理雏型，但经济仍是很落后的。
西部“乌蛮”，主要分布在今洱海周围地带。唐朝初年，他们逐渐发展形成为六个部落，即史书上称的“六诏”：蒙舍诏、蒙嶲诏、邆赕诏、施浪诏、浪穹诏、越析诏。除越析诏后来发展成纳西族先民的一部分外，其它五个诏都是分布在今滇西地区的彝族先民。在各地区的“乌蛮”部落中，以西部“乌蛮”的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先进，当时，南诏始祖细奴罗不仅“耕于巍山”，“部众日盛”。还进入了用铸铁制造工具的“铁器时代”。③铁质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西部“乌蛮”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标志。
二、白蛮
“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它由汉、晋时期的僰人演变而来，僰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僰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今四川省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五尺道”是西南夷勾通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古代交通大动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其间。沿途皆有僰人居住。《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由于僰族同来自内地的汉族之间，相互交往较密切，吸收了较高的汉族文化，在当时的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被冠以“仁”和“人道”之称，如西汉末年，朱提郡（今云南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达到了同汉族相接近的水平。
《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所谓“爨”，是指当地统治者的大姓，即爨氏家族。在南北朝以前，爨氏家族是戍边屯垦的汉族移民中的大姓，就是从汉族官僚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豪强势力。据《通典》记载：“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爨氏在移入“西南夷”地区之后，便和当地的“夷帅”雍闿、孟获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在省晋时期大姓，夷帅们的兼并斗争中，爨氏又压倒了其它势力，独霸一方。成为南中地区的“蛮夷”之主。《蛮书》卷四说：“在石城（今云南曲靖）、昆川（今云南省昆明市）、曲轭（今云南省马龙县）、晋宁、喻献（今云南省澄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省禄丰县），谓之西爨。”西爨聚居的这个区域，地多平坝，宜于农耕，正是秦、汉之际僰族生活的中心，也是汉族移民与僰族相结合、共同活动和开发的中心。到了唐朝初年，这些迁人的汉族移民与内地的汉族逐渐失去联系。而融合于当地僰族之中。因此这一带地方就自然形成了爨氏统治区内“白蛮”成分为主的聚居点，即西爨白蛮。它正是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人口而形成的。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四川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滇中地区）、威楚（云南省楚雄）、大理、永昌（云南省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①这部分僰人，是指洱海周围地区，以杨、赵、李、董等姓为代表的“白蛮”。它们与西爨白蛮属同一民族。
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东部爨氏“白蛮”中的贵族及其部曲、亲兵被迁往滇西洱海地区，以防止他们在原地进行叛乱割据。在不断发展中，滇西“白蛮”人口逐渐增多，而在南诏统治政权的上层，“白蛮”又居多数，他们直接控制南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天宝年间，唐朝3次对南诏用兵，损失近“二十万众”。这些人除一部分战死外，大部分当了俘虏，在洱海地区落户，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后来南诏又几次进攻西川，“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②。这数万名汉族子女、工技，也加入滇西的“白蛮”之中。于是，“白蛮”的经济、文化中心，便从滇池周围转移到洱海地区，使滇西白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迅速。
三、和蛮
“和蛮”是现代哈尼族的先民。《蛮书》卷八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这里的“和”，为山腰之意；“蛮”则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含有歧视之意。“和蛮”就是指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到唐朝初年，才出现这一称谓，它是由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和蛮”与“乌蛮”、“白蛮”信仰同一种宗教，首领皆称“鬼主”。656年，“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伺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栋附显一道，向唐“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③
“和蛮”又称“窝泥”、“禾泥”、“斡泥”、“倭泥”等，实为“哈尼”的同音异写。它们主要分布在滇南的今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与“乌蛮”、“白蛮”、“蒲蛮”等杂居在一起。南诏、大理国时，先后在“和蛮”居住的地区设置政权机构进行统治。东部的“和蛮”归通海都督府管辖，下设教化部、铁容甸部、思陀部、伴溪部、七溪部。这5部除教化部在今文山州外，其余4部均在今红河州。西部的“和蛮”，则归开南节度（今云南省景东）管辖。①
唐朝初年，东西两部分的“和蛮”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公社，土地归村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统治各个村社的分别是“大鬼主”和“小鬼主”，过着封闭式的壁垒生活，经济发展缓慢，整个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四、磨些蛮
“磨些蛮”是现代纳西族的先民。汉、晋时期，它称为“摩沙夷”，到了唐代才称“磨些蛮”。“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②。铁桥即今云南丽江县境。昆池等川，则在今四川省的盐源县和盐边县。这一分布情况，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
大约在南北朝年间，一部分“磨些夷”南迁至今云南省宾川县境内，建立了越析诏。“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今云南省宾川），旧越析州也”。③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南诏兼并了越析诏，南迁的这部分磨些人又被迫向北迁回盐源、盐边一带。“磨些夷”居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④说明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否则，不可能达到每个家庭都有羊群。其“俗好饮酒”，酒为粮食酿造，这也说明他们的农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居住在各地的“磨些蛮”，因自然环境不同，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差异。元、明、清时期，有的磨些人“依江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⑤以林寨为单位，受酋长统领，部落界限仍未打破；有的磨些人“善劲弩骑射，勤俭治生，饮食蔬薄”，①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有的磨些人“男薙头辫发，妇人戴毡笠，衣与僰人同”。②受到白族较深的影响；有的磨些人。“近城池，其性淳朴。男女悉以棉布、麻布为衣，种莜稗以资生，卖枋板以为业”，③“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④他们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发展程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尤其在“改土归流”之后，丽江一带的磨些人直接同汉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其经济文化生活已与汉族趋于一致。此外，磨些人也很擅长手工制造，“能制坚甲利刃”。⑤他们所造铁剑，锋利无比，“所指无不洞”；所制牦牛尾帽，“非矢镐所能穿”。⑥以上情况，一直延续至近代。
五、金齿、茫蛮
“金齿”、“茫蛮”是现代傣族的先民。它们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滇越、掸、“鸠僚”，“鸠僚”是从秦、汉之际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从汉、晋至南诏、大理国时期，“鸠僚，是今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南部和红河自治州南部一带傣族的先民；西部永昌郡内的鸠僚，是今云南省德宏自治州至西双版纳自治州一带傣族的先民。东部的鸠僚，又称为“白衣”、“棠魔蛮”。史籍记载：“邕州（今广西南宁）南江（今广西右江）之外，有白衣、九道等道名”；⑦“安南国……西有陆路通白衣蛮”。（11）“白衣”的称呼是何含义，一说可能因为他们着白色衣服而得名，又说它或许是古代“百越”的音转。而无论怎么说，“白衣”是它称，不是自称。“棠魔”则是“傣勐”的对音。“傣勐”是傣族中的一部分。据说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最早建立村寨的人，都自称“傣勐”。（12）因而“棠魔”不是它称。
“棠魔蛮，去安南管林内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45），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易）牛马，每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⑩这段历史记录，反映了“棠魔蛮”擅长于饲养牛马。牛马多了，不但可用来耕作（南方饲养的大牲畜，主要用于农耕），剩余的还用来同汉人交易。只是由于安南都护府官吏们的苛暴盘剥和不等价的交换，才使“棠魔”中断了同他们的贸易关系。
西部的金齿，茫蛮等也不是本民族的自称，而是它称。《蛮书》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傣族地区盛产槟榔，傣族人喜食槟榔，久而久之，牙齿被槟榔染黑，而被称为“黑齿蛮”。所谓“以漆漆其齿”，显然是不正确的。傣族的男子，喜欢用金、银饰齿。作为美与富的象征。他们居住在永昌和开南节度管辖区域内，相当于今云南保山南部，临沧西部、东部，德宏的大部和思茅地区。这些地方除有金齿、茫蛮居住外，还有其它“杂类”如“朴子蛮”、“寻传蛮”、“望蛮”、“和蛮”等等。在这些相互杂居的古代民族中，“金齿”、“茫蛮”住在平坝，其它民族住在山区。“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楼居，无城郭……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以耕田，仍烧其粪”。（这里的“茫诏”，为“诏茫”之误。诏茫即近代傣族中的“召勐”——头人。他们管辖着一定的区域。
金齿、茫蛮居住的区域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水利灌溉十分方便。从古代起，他们便散居于河流溪谷沿岸，开拓和发展了水稻种植业。这从他们大量驯象，“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①的描写中，也得到了证实。又从他们能把金、银冶炼成薄片，用以装饰牙齿的事例中，证实了手工业的生产也比较发达。他们还能把当地盛产的木棉编织成“娑罗笼段”，汉称“白叠”或“桐华布”，再进一步加工成“五色娑罗笼”，男女通穿。这种情况几乎遍及每户农家。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述各地区的部落中都已出现剥削阶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
六、朴子蛮、望蛮
“朴子蛮”是现代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望蛮”是现代佤族的先民。他们都是从汉、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由同种而衍变为不同的民族。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②这就是说，在今日云南省的思茅、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德宏等地区（州），都是“朴子蛮”与其它民族共同杂居之处。在南诏国时期，阁罗凤“西开寻传”，征服了“朴子蛮”等各个部落，使其归入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直到大理国时期未曾改变。
“朴子蛮，勇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袄。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③这说明在“朴子蛮”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已出现了纺织手工业，并且有了一定的农业。据说他们很善于种植木棉和茶树，今德宏、西双版纳山区尚有一千多年的古老茶树即他们所栽。④另一方面，他们仍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没有食器，仅以芭蕉叶遮身。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他们分布面广，部落众多，生活环境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显然不平衡的缘故。
前文提到，“望蛮”即佤族。“望”与“佤”为同音异写。“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⑤“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⑥这是“望蛮”分布的具体区域。所谓“望蛮外喻部落”，简称叫“望外喻”，居住在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西北，就是今腾冲县一带。据史书记载，当时他们是一个较大的部落，人口较多，分布面积较广。所谓“望苴子蛮”，是南诏从“望蛮”中征调来的军队。“苴子”在这里用来称呼勇士或士兵。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以西，即今临沧地区的阿佤山区。这些士兵善使弓矢长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南诏统治阶级每次对外征战，其大军将必用“望苴子”冲锋陷阵。
“望蛮”的经济文化生活，大抵与“朴子蛮”的发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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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全唐文》卷八○二，高骈“回云南牒”。
③《全唐文》卷八二七，牛丛“报坦绰书”。
④同上。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梁书》卷三四，张缵传，第500页
③《杜少陵集》卷二二。
④《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莫徭歌》。
⑤《刘宾客文集》卷二五，《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⑥《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蛮子歌》。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第5274页。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20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载“赵磨”，《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赵酋摩”，疑为赵姓酋长名摩之误。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19页。
③同上。
④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①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②《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26页。
③《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④《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六○，本，第4214页。
⑤《新唐书·韦丹传》卷一九七，第18册，第5629页。
⑥《新唐书·孔戣传》卷一六三，第5009页。
⑦《旧唐书·王睃传》卷九三，第92985页。
①《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31页。
②《新唐书·徐早传》卷一四三，第4694、4695页。
③《宋史·蛮夷三》卷四九五，第14215页。
④《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⑤蒋廷瑜，《粤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5～185页。
⑥《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⑦同上。
⑧《隋书·谯国夫人传》卷人○，第1800页。
⑨同上书，第1801页。
①《史记》卷一。
②《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③《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
②《南诏源流纪要》。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①李京：《云南志略》。
②《新唐书·南蛮传中》卷二二二，第6282页。
③同上书，第6322页
④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⑤向达：《蛮书校庄》卷四。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三。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李京：《云南志略》。
④（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司略·种人附》。
⑤（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志》。
⑥（乾隆）《永北府志》卷二五，《北胜州土州同所属夷人种类》。
⑦（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⑩《桂海虞衡志》。
（11）《岭外代答》卷二。
（1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29—230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⑤同①
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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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
在公元7至9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由彝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南诏国政权，②南诏国传世13代，③历经274年之久，它与吐蕃政权同为唐帝国版图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强大的政权，基本上与唐帝国相始终。由于南诏国地处西南极边，与唐、吐蕃为邻，处于唐、吐蕃之间，因此在唐帝国的西南边疆形成了唐、诏、蕃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纷争局面，成为公元7至9世纪西南各族历史发展的主线，西南各民族皆在南诏国的统治下继续发展。
第一节 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一、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
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各民族地方势力群雄争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面。早在魏晋时期，被称为南中或南宁州的“大姓”和“夷帅”发展很快（第三编第四章已详述），到4世纪初（东晋初年）南中大姓势力曾一度受到东晋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的严重打击而衰落一时，但此后“大姓”、“夷帅”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爨氏“大姓”集团。爨氏便趁机盘踞宁州，只在形式上仍对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实际是在地方闭关自守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到公元6至7世纪（隋末唐初），爨氏已形成为两股强大的地方势力，称为“两爨蛮”，即“东爨”和“西爨”，于是爨氏便称王于一方，“土民爨瓒窃据一方，国家（北周）遥授刺史”，爨瓒之子爨震袭职后，更是“臣礼多亏”。④爨氏势力所占据的地区“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①爨氏的强大已对统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6世纪末任益州总管的梁睿就曾两次上书北周大丞相杨坚，建议征伐爨氏豪酋势力，但当时北周还没有力量去经营南中地区。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这时打破南中爨氏割据，改变南中地区纷争的状况已势在必行，于是隋王朝派兵开通到西南的道路，接着又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还在南中地区设置恭州（今云南省昭通市）、协州（今云南省彝良县）、样州（贵州省境）。此时割据宁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归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为昆州（今云南省昆明市附近）刺史。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隋朝派到南宁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满，“（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②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贵族势力便起来反抗。隋朝为了彻底消除爨氏割据势力，于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派遣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爨翫的叛乱。隋军自西宁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自晴岭川（云南省永仁县），经弄栋（云南省姚安县），次大勃弄（云南省祥云县）、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度西二河，入渠滥川（云南省昆阳县），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爨翫投降。但是由于史万岁受贿，没有给予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第2年爨翫复起反抗，隋朝再派杨武通率兵前往镇压，俘虏了爨翫及其子爨宏达等，并将他们押解长安。经过这两次大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统治区域缩小到原建宁、晋宁2郡地，但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势力。
公元7世纪初（唐初），南中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洱海一带六诏争相崛起；滇东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内部也很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各部更是经常互相进行掠夺性战争。这就严重影响了南中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生产生活的安定，这一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成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后，便立即着手“开南中”的工作。唐朝首先释放了爨翫（这时已死）的儿子爨宏达，并将其送回云南，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以“诱诸部”④归附，于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纷纷归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领地范围内广者设州，狭者设县，任命这些上层为刺史、县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更积极开展对西南各部族的招抚，然后广设羁縻州县，从621年到649（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了104个羁縻州县。为了进一步开发南中，679年（调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北部的戌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宜宾市）、东北部的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彭水县）相配合，从四面向西南民族地区推进。
对滇西洱海地区唐王朝也积极进行开拓，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区的姚安一带设立云南郡，以此为据点，招诱西洱河地区六诏中乌蛮上层，任命他们为羁縻州具的刺史、县令。到664年，唐王朝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进一步加紧对洱海地区的控制。然而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也在那里“兵戈相防”，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兼并邻部的领土，实际上姚州都督府并未起到控制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称霸滇东和唐初经营南中时，滇西洱海地区的“河蛮”和“乌蛮”势力亦逐渐发展壮大。公元6至7世纪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的许多河蛮部落，大小数百个，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有数十种姓氏，其中杨、赵、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这些河蛮无大君长，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
在西洱河地区除众多的分散的河蛮村社外，还有更多的乌蛮部落与河蛮相互交错聚居，特别是得海西南地区山谷中有很多的乌蛮部落，这些乌蛮部落是南诏建国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区的河蛮、乌蛮，由于他们地处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的影响较少，并有从滇池、滇东因战祸而迁往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直接促进了洱海各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河蛮有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有了历法，社会组织已进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农村公社阶段。经济上农业较发展，农作物有稻、粟、麦等，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能畜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①这些都为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六诏的兴起和蒙舍诏（南诏）势力的增强
6世末7世纪初（隋末唐初），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洱海地区的乌蛮各部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6个强大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和4个势力较小的奴隶主集团，文献称为“六诏”或“八诏”。即《蛮书》所记载的“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关于六诏史事自《蛮书》以后有很多文献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云：“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嶲诏、浪穹诏、越析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②
六诏的分布区域是：
蒙嶲诏，在巍山县北至漾濞江一带，故又称为漾备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浪穹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一带；
邆（邓）睒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之间；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魏山县南，位居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由磨些（纳西）族组成的外，其余五诏皆为乌蛮，即汉晋时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来的，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在洱海地区还有4个势力较弱的统治集团，他们是石桥诏（在今云南省下关市一带），以石桥城而得名；石和诏（在今云南省大理市风仪镇一带）；白崖诏（在今弥渡县红崖盆地）；剑川诏（在今云南省剑川县）。这4个统治集团比之六诏其势力要弱小得多。
六诏的势力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大致相当，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较强，蒙舍诏比之二诏稍弱。但自7世纪初以后，蒙舍诏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六诏中的最强大者。
蒙舍诏（南诏）起源于巍山，许多史志皆记载蒙舍诏的始祖为舍龙（又名龙伽独），明代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说：“舍龙自哀牢将奴罗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舍龙是为避仇家自哀牢迁居蒙舍川后才开始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的。③
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在巍山的开发，其势力迅速增长，迫使当时蒙舍川地区的白子国①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不得不将王位禅让给细奴罗，拥载细奴罗为王。张乐进求还以女妻细奴罗，并“举国逊之”。②这样以和平禅让与和亲的方式，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与张乐进求为首的白蛮（河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终于成为巍山南部的最高统治者、蒙舍诏的大酋长。蒙舍诏自细奴罗后，又历经罗盛、盛罗皮、皮罗阁几世的艰苦创业，蒙舍诏日渐强盛起来，终于在8世纪初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政权。
三、南诏国的建立
当7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县），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乌蛮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们，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则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朝秦暮楚于唐、蕃之间，形成洱海地区的一些乌蛮贵族们“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①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集团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奴隶主集团来完成统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②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③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永徽四年（653）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734—737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罗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734年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省凤仪县），皮罗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省下关市），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上关），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罗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罗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罗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罗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嶲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嶲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罗阁便以“推恩嶲利”④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嶲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罗阁在“效命”、“输忠”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罗阁统一六诏的“功绩”，于是唐朝便对皮罗阁进行加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罗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⑤唐朝对皮罗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四、南诏国的对外扩张
唐朝扶植南诏统一六诏的目的是企图借南诏的力量抵御吐蕃，以保证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但是南诏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南诏在力量薄弱时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对唐朝百般恭顺，及至完成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力量壮大之后，南诏乌蛮奴隶主们的扩张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对其邻境进行了不断地、大规模的战争。
南诏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滇东两爨地区。8世纪中叶，滇东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部的经济已很繁盛，部落人口众多，“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对这片肥沃丰饶之地南诏早有夺取之意。正当南诏意欲得到两爨之地时，发生了滇东爨氏的反唐斗争，为南诏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
746—747年，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便加紧在滇东开辟“步头路”，修筑安宁城，企图在滇东爨区建立起统治据点。但是唐朝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滇东诸爨领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孙希庄、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镇压，同时唐朝又决定征调南诏兵配合行动，窥伺滇东爨区已久的南诏王皮罗阁便立即率兵东进。在唐、诏大兵压境之下，滇东诸爨恐惧，内部开始分裂。皮罗阁便利用诸爨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挑起诸爨内部的纷争，最后乘机尽灭诸爨领主，占有了滇东两爨地区。
748年（天宝七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南诏王，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白蛮将领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诸爨领主和爨区白蛮20余万人西迁保山一带，并将唐朝的势力也挤出滇东，从而完全控制了滇东爨区。
南诏占领滇东爨区后，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残暴统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⑥引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阁罗凤也不能忍受唐朝越来越严厉的控制。为了完全摆脱唐朝的控制，于是阁罗凤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杀了云南郡太守张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伸通、侍御史剑南留后李窗率兵4次征讨南诏，唐兵皆被南诏击败，唐诏关系破裂，阁罗凤北臣吐蕃，与吐蕃结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诏、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诏与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会同以下归南诏所有。唐朝从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为南诏继续向北扩张扫清了障碍。
南诏在攻下姚、嶲州后，解除了唐朝北来的压力，接着便发动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扩张战争。
762年（宝应元年）冬天，阁罗凤亲率大军西开寻传，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等民族地区，其军队西达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一带，将众多的部落和民族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
南诏利用与吐蕃结盟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日趋严重，最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①因此南诏王异牟寻转而寻求与唐和好，于794年（贞元十年）唐、诏在点苍山重新立盟和好，这就又一次给南诏统治者带来继续对外扩张的机会。
唐、诏再次结盟后，南诏便立即向吐蕃出兵，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夺取了铁桥等16座城池，占领了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
795年（贞元十一年）又麾军东向，攻下了长期被吐蕃控制的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统辖了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西的部分地区，将其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南诏在北攻吐蕃之后，又调兵南下，向今西双版纳地区发展，征服了茫蛮中的茫天连、茫吐薅、茫盛恐、茫鲊、黑齿等十部及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许多部落，将其南部疆界推向女王国（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以北。
8世纪末9世纪初，是南诏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而此期间唐朝势力又日趋衰落，这就为南诏继续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于是南诏不断发动了对唐朝边境的扩张战争。
816年（元和十一年）南诏出兵攻唐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边境。
822年（长庆二年）派兵攻入黔中，将其势力向贵州境内发展。
854年（大中八年）南诏趁安南都护府经略使李琢贪暴失民心之机②，派大军将段酋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占领了安南都护府北七馆洞地及棠魔蛮等地①。860年以后，南诏向唐朝边境的军事扩张更为频繁，“咸通以来，蛮（南诏）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②860至874年南诏曾两次进兵安南都护府和邕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这些地区的一部分或长或短时间内成为南诏的统治范围。
南诏经过皮罗阁到世隆期间的不断扩张，南诏最强盛时的疆域已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①。南诏已成为唐朝西南边境强大的政权。
五、南诏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作为这个多民族集合体的统治机构——南诏政权，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行政上的长官往往同时又是军事首领。南诏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中央政权机构：
南诏政权的最高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王室世系属于原蒙舍诏的蒙氏贵族，南诏王“坐东向……王自称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卿、尔也”。②南诏国的都城最初设在太和城（今大理县太和村），至异牟寻时迁往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
南诏宫廷内协助南诏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军将，清平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选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③清平官中推选出的内算官权力最大，有如唐制的中书令，掌握机密，有权代国王判押处理大事。两副内算官辅助内算官行使权力。还有“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判”。④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下发的公事文书，皆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下达执行。
大军将是最高武职军衔，其中有12人的官阶与清平官同列，参与南诏王的议事活动，主管军事。“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尤殊者，得除授清平官”⑤。大军将以军事任务为主，同时也兼管中央、地方行政。
南诏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长传达南诏王的指令，属于南诏王的亲信。还有羽仪长8人，系南诏王的侍从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南诏国中央政权的国务行政机构是六曹，曹长分别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每曹设曹长1人，主持外司公务。六曹是：兵曹（主兵）、户曹（主户籍）、客曹（主礼宾外交），刑曹（主刑法）、工曹（主官人）、仓曹（主财政）。⑥南诏的六曹是仿效唐朝州府的六曹制度稍加改变而设置的。南诏中期以后又将六曹改为“九爽”，⑦“爽犹言省也”，是唐朝中央官署“省”的音译。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业），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九爽官员均由清平官或酋望、大军将兼任。⑧九爽与六曹相比增设了慈、厥、禾三爽，这是9世纪以降根据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统治机构所作的相应的变动。此后南诏国的一切政令皆通过九爽下达而执行。
地方政权机构：
南诏的地方政权机构，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民族情况的复杂，故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设的政权机构并不一致，大体是以洱海为中心，在全国设十睑、六节度、①二都督。
南诏在其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设“十睑”，“夷语睑若州”，即如唐的州。十睑是：云南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云南驿）；白崖睑，亦称勃弄睑（治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品澹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邓川睑（治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蒙舍睑（治今云南省巍山县）；大厘睑，亦称史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喜州）；苴芋睑，亦称阳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蒙秦睑（治今漾濞）；矣和睑（今洱海东北）；赵州睑（治今云南省下关市凤仪）。②十睑在南诏的疆域中只占极小部分，但其地位却十分重要，这里有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城和大厘城、龙尾城、龙口城、邓川城、白崖城等重要城镇。这里还是南诏的发详地，是其统治西南各民族的根据地，又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十睑地由南诏王直接管辖，作为南诏国统治的根据地。
南诏在十睑之外，又在全境设六节度、二都督。六节度是：弄栋（治今云南省姚安县），永昌（治今云南省保山县），银生（治今云南省景东县），剑川（治今云南省剑川县），拓东（治今云南省昆明市），丽水（在今伊洛瓦底上游两岸）。二都督是：会川（治今四川省会理县），通海（治今云南省通海县）。③节度和都督同是仿唐制，是在唐朝都督府、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节度设节度使为最高长官，都督有一名最高军事长官，均由大军将兼任，由南诏王直接任命。节度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权又具有军事权，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南诏国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④南诏军队的数额并不固定，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增减，《蛮书》说“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779年（大历十四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边境一战却出动大军20万，863年（咸通四年）南诏进兵安南都护府时兵力达10万之多，可见南诏兵员数额变化之大。
南诏军队分为3种。一是乡兵，这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是村社的壮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组成的，每到农闲时对乡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年11—12月份，还要检查训练的情况。二是常备军，是从乡兵中选出的优秀者，因此大多能征善战，是南诏军队的核心。三是境内各民族部落武装，是从各民族中征调来的，也是南诏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各民族兵士骁勇善战，每战必使其充任前驱。
南诏军队的最高统帅为南诏王，军事编制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西南北4个军，每军置一将，统率1千人或500人。⑤统帅4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编之军也多少不等，所以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的区别。“每岁十一、十二月农田收获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⑥出兵征战，以2500人为一营，每兵士携带粮米1斗5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由于担心粮尽，因而求胜心切，使南诏军队虽强但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南诏军队的致命弱点。同时南诏规定军行出境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这种无后勤供应专靠劫掠的军队，对战地的破坏极为严重，因此所到之处必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南诏后期又不断频繁地发动这类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南诏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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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和影响，南诏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其政治发展的同时也有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南诏的奴隶制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南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南诏统治的区域广大，境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部落，各民族和部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有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受中原先进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了封建经济的因素，如滇池、洱海地区的部分民族有封建经济的萌芽；有的边远地区或高山地区的民族则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有的民族又处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有关记载南诏社会经济的文献史料来看，南诏经济从总体来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占着主导的地位。
在南诏统治区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奴隶归南诏王所有，即属于南诏奴隶主统治集团占有。南诏统治者在其统一六诏及其以后的扩张中，采取了残酷的以武力夺取各部落土地的手段，强迫各部族人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使之完全丧失土地，尔后将土地收归南诏政权所有，再将这些土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即许多庄园，每一区（庄园）直径大约15公里，“疆畛连延或三十里”。⑦归所在地的城、镇政权官吏经营，地方官吏再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监守”催促强迫佃人（奴隶）进行劳动生产。①佃人们在“监守”严密的监督下进行生产，产品“收刈已毕，蛮官（田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②农户（佃人）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佃人）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余者全部岿奴隶主集团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南诏佃人制——奴隶生产关系。③
南诏社会内部划分为奴隶主与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劳动者——奴隶，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奴役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
南诏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南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早在南诏始祖细奴罗时便“耕于巍山之麓”，就已经从畜牧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了。南诏农业广泛使用奴隶生产。奴隶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南诏统治者以强制手段迁徙的各部族人民，使他们离开原来世代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变成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生产奴隶，这种奴隶的数量很大。据文献记载，746年（天宝五年）南诏占领西爨（滇池地区）后，一次就强迫迁徒20万户白蛮于永昌（今云南省大理州和保山地区），①然后又将东爨乌蛮迁至西爨地区。
794年（贞元十年）迁弄栋（今云南省姚安县）白蛮于永昌城。同年又迁河蛮于滇东北和拓东。
832年（大和六年）又强掳骠国（缅甸）百姓3000至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还将成千上万的汉裳、施蛮、顺蛮、扑子蛮等族人民迁到滇池地区成为生产奴隶。据文献记载统计，南诏这种迁徙移民配隶的各族人口不少于100万。②这种大规模的移民配隶措施是南诏统治集团加强其统治和解决奴隶劳动人手的一种手段，南诏将各部族互相迁徙的结果使他们处于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境地，然后将他们重新组织在新地区的奴隶生产之中，成为南诏农业上的主要劳动人手。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还有其更深的意义。从政治上看，南诏将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20万户迁到滇西，这就有利于南诏政权对两爨地区的直接统治，又将与统治者同一族属的“东爨乌蛮”移入西爨地区，从而又巩固了对滇东北地区的统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西爨地区先进的白蛮迁居比较落后的滇西地区，促进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使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转向洱海地区，洱海地区便成为南诏、大理政权50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滇东比较落后的乌蛮移居到滇池周围农业较发展的地区，也使滇东乌蛮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进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促进了滇东乌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③
二是战争中掳掠的战俘或其它各族人民。南诏曾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天宝年间和南诏王劝丰祐时战争更为频繁。在战争中被南诏俘虏的汉族人口数量极大，被俘的汉族人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唐兵进攻西洱河时兵败溃散被俘的，另一种是南诏军队进攻内地掳掠来的汉族人口。751—754年（天宝十年至十三年）唐将鲜于仲通、李宓两次进兵南诏，败于西洱河，全军覆没。④前后两次战争唐军损失军队20万人，其中除一部分战死外，其余大部分被南诏俘虏后作为奴隶。⑤756年（至德元年）南诏进兵寓州，此次俘掠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虏”，连西沪县令郑回也被俘。⑥所俘汉族人口之多可想而知。829年（大和三年）起，南诏三次攻入成都，仅829年一次“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①俘掠的人口数量也是很大的。832年（大和六年）进攻骠国，俘虏3000人。835年（大和九年）攻破弥臣国，又俘获3000人。858—866年南诏军队攻入广西、黔中等地，先后俘掠10万余人。②
三是通过买卖而来的各族人口。买卖人口也是南诏奴隶来源之一。713年（开元元年）南诏攻陷姚州，姚州都督汉族判官郭仲翔被俘为奴隶后，曾先后被转卖4次，经10年最后被其友吴保安重金赎归，吴在回嶲州时又从云南购买女奴隶10人。③9世纪中叶，喻士珍任嶲州刺史时，就专门掳掠今凉山西部的两林、东蛮人口卖与南诏为奴隶，④说明南诏及附近地区奴隶买卖之盛行。
南诏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所获得奴隶的数量相当之大，总计在150—200万左右，⑤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南诏境内自由民的人数。这些奴隶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南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南诏所实行的授田制中大量使用奴隶生产。按规定南诏的上官（大奴隶主）授田40双（每双合5市亩），上户授田30双，中户、下户各有差降。50000016_382_9⑥上官、上户得到如此多的土地，决非一家劳动力所能耕种，这些上官上户的土地必然使用奴隶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奴隶主们支持南诏王进行对外掠夺战争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奴隶，以补充奴隶劳动的不足。
南诏的手工业也使用奴隶劳动，南诏将奴隶组织在纺织手工业中，奴隶们织的丝绫锦绢，“蛮（奴隶）及家口不许为衣服”⑦，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只给奴隶少许极粗糙的残次品为衣。
829年（大和三年）从成都掠来的数万工匠和“巧儿女工”也被组织于奴隶手工业劳动之中。南诏的采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将成批掠来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隶配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835年（大和九年）将从弥臣国掠夺来的三千人“配丽水淘金”，“河睒蛮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⑧所得的产品“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⑨南诏在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中同样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南诏修建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时大都用奴隶充当劳动力。⑩在修筑大釐城、阳苴■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和佛教寺、塔时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更有甚者是南诏统治者为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如著名的南诏五华楼，这些宫廷建筑无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和泪。①事实说明奴隶劳动已成为南诏社会生产的基础，南诏奴隶制的特点完全表现出来了。
二、南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②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粳田稻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③。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④也就是《新唐书·南诏传》所记的“犁田以一（应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乃至今日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作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睒”被称为神驹。马的饲养不仅在野外放牧，还修建了马厩，采用槽枥喂养，一槽有马数百匹。⑤南诏还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⑥养鹿也是南诏畜牧业的一部分。
南诏的园艺种植也很发达。《蛮书》卷九说：“南俗务田农菜圃。”《南诏德化碑》还专门提到“园林之业”。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南诏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河黎勒、椰子、甘桔、甘蔗、橙、柚、梨、杏等。
南诏还有柘蚕养殖和茶树种植业。南诏不养桑蚕而养拓蚕，“蛮地无桑，悉养柘”，“食蚕以柘”，村邑人家所种柘林多者数顷，柘林树干高数丈，初蚕在2月出，3月中出茧，⑦所抽之丝织锦绢极为精致。南诏的茶叶生产主要在银生城界诸山，即南诏银生节度之地，今云南省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统治者所饮之茶全部来自银生产地，⑧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普洱茶。
南诏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南诏手工业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著称。丽水（伊洛瓦底江）、长傍、藤充（腾冲）出金，所产片金大者重达1斛至2斛，小者也有三两五两。会同川（今西川省会理东）产银，诺睒川（今四川省黎溪县境内）出锡⑨。南诏的金银制造业已有一定的规模，统治者、贵族使用的器皿、装饰品、妇女的首饰、高级官吏佩带的锦带，大多为金银制品，还有用黄金铸成的纯金佛像。南诏的冶铜业很兴旺，所炼之铜大多用于制作佛像和铜钟。丰祐时在重修崇圣寺三塔时就用4万余斤铜铸造佛像1万余尊。崇圣寺有建极（世隆年号）十二年（871）铸造的铜钟，此钟直径丈余，厚一尺，钟声可传80里。铸造这样的巨钟工艺要求很高，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冶铸作坊和一定数量的工匠，这口钟大约是官营作坊或大奴隶主作坊的产品。⑩南诏的冶铁技术很高，南诏军队大部分进攻性武器皆为铁制品或钢制品，最著名的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铎鞘出丽水，状如刀乾残刃，装以金穹铁簜，其锋利是“所指无不洞”，铎鞘尤受南诏王的器重，每次征战都必佩铎鞘。锋鞘分为6种：绿婆摩求、亏云孚、铎芤、铎摩那、同锋、朱苛。①郁刀是仅次于铎鞘的兵器，有其绝妙的锻造秘方，要用毒药、虫、鱼之类，淬以白马血，经1O数年乃成，刀刃有巨毒，中人肌肤者立死。②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时刻不离身的武器，造剑之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③，显然是炼铁成钢的钢制品。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南诏剑中以浪人诏剑最为锋利，故称浪剑，南诏王所佩即为浪剑，已传六七代了。④南诏冶铁技术水平还可以从南诏时所建金沙江铁索桥和“南诏铁柱”的铸造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高3.30米，圆周长1.05米，铸于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由于铁柱太高，无法一次铸成，分5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在一起。⑤
南诏制造枪、矛、甲胄、弓箭等技术也较高。南诏枪、箭多用斑竹制造，斑竹产于蒙舍诏白崖山谷之中，实心，圆而紧密、柔细，弹性好，具有轻便结实的特点。⑥南诏的纺织业以丝织品为主。柘蚕抽丝，精者纺丝绫，亦用之织锦和绢，其纺丝染色后成为上服。所织之锦，纹颇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绣，南诏王、清平官的礼服上皆刺有锦绣。南诏纺织业在大和三年（829）以后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其原因是南诏将这些有技术的汉族工匠与南诏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传授了先进的纺织刺绣技术，促进了南诏纺织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能织过去不能织的绫罗产品，而且此后“南诏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⑦，其纺织技术水平已和内地一样了。南诏纺织业中还有木棉织品，南诏的银生和丽水两节度各族人民收集娑罗树子（木棉树）破壳取其中白如柳絮的纤维纺为丝，织成方幅，男女都用以做衣服，称为笼段或娑罗笼段，⑧这种木棉织品是在汉晋时期桐华布的基础发展而来的。
南诏的煮盐业十分发达，盐的品种很多，安宁、沪南、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剑川、丽水、银生城（今云南省景谷县）南部都有盐井。安宁郎井盐尤为著名，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只准南诏王一家食用。⑨煮盐之法和内地一样。由于盐井众多，南诏还设官管理盐业事务，制定了煮盐、销售的法令，“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⑩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生产部门的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的增加，使南诏的贸易开始活跃，在南诏后期还专门设置“禾爽”管理贸易。南诏在国内主要是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贸易，在国外主要是与东南亚乃至远及波斯、大秦都有商品交易。南诏通往国外的商业交通线有4条：第1条是经银生城（景谷）到昆仑（缅甸南部），再到阇婆（今爪哇）、勃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等地；第2条是自拓东经晋宁、通海、龙武、古涌步到交趾（今越南）；第3条是由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过怒江到诸葛亮城（今云南省龙陵县境怒江坝），再往南经乐城（今云南省芒市）入骠国（今缅甸），向西至印度；第4条是由诸葛亮城往西经腾冲、弥城（今云南省莲山西北）到丽水城渡丽水至安西城（今缅甸孟拱），再渡弥诺江（亲敦江）到印度。①南诏还出现了许多大商业城镇，主要有阳苴■城、大釐城、柘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永昌城、铁桥城（今云南省丽江塔城）、银生城。交换的商品有腾冲、丽水所产的生金，永昌的琥珀、麝香，丽水、长傍、银生的食盐。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藤■、孟滩竹、野桑木及各种畜产品。“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黄金既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又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亦用缯帛和贝为货币，一缯相当于贝10枚，称为“幂”或“觅”。②大釐城是南诏境内的贸易中心，铁桥城是与吐蕃交换畜产品的地方，拓东是与贵州、广西和交趾往来贸易的通道，银生城和永昌城是与东南亚和海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③在这些商业城镇中有许多本地商人和内地、海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有的内地商人到南诏边境丽水节度（今云南省德宏、腾冲及其以西地）等地经商留恋不归者，他们用歌谣道出其原因：“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睒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赚钱的好时机而不愿离去）。”④
三、南诏的文化艺术
文字南诏文字受汉文字的影响很深，在南诏官方文书中皆使用汉字。唐武后圣历元年（698）所立的安宁《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俗字体，如冈（罔）、■（闭）等。⑤具有典型性的《南诏德化碑》通体全是唐代汉字，且辞藻华丽，颇具唐风。在佛教传入南诏后使用汉字更为普遍，著名的《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是反映南诏历史的国史画卷，秘藏王宫内供王室成员观看的，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字，画卷外的补充说明文字卷亦用汉字。
南诏还使用白文记事。白文即用汉字记白蛮语音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白文多用在有字砖瓦上，在云南大理地区许多古城遗址中都出土了刻有这种白文的有字瓦，如有字瓦上的“官诺”，汉意为“官制的”，又如“买诺”，汉意为“购买的”。⑥还有用白文（僰文）写成的《白（僰）古通记》。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在南诏以后的大理及元、明、清各代由于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白文就更少使用了。
文学艺术南诏的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南诏时期由于与内地联系的增多，加之汉族移民不断进入南诏境内，汉族文学在南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南诏大理时期洱海民族之文学见于纪录者，大都受中国（内地）文学的影响”。⑦南诏文学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之书。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尝读儒书”。①唐西沪令郑回被阁罗凤“甚爱重之”，令教子弟，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儒学，因此“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②南诏还遣送统治者的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前后延续50年，就学者多达上千人。③这些就学于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大大丰富了南诏的文学艺术，涌现出许多诗人和文人，南诏不少的诗文流传到唐朝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文人，南诏王寻阁劝即是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被千古流传，其诗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南诏王），翊卫类夔契，伊昔今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④此诗颇具唐诗风格。南诏官员中也有不少的诗人，布燮（清平官）段义宗的诗歌广为流传，例如《题大慈寺芍药》中的名句“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和《题三学经楼》中的“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都是佳作。还有世隆时的清平官董成的诗《怀乡》：“沪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这首诗的唐诗风格突出，被收录在《全唐诗》中。清平官赵叔达的诗也很有名。清平官杨奇鲲的诗不仅意境新颖，而且颇具唐诗韵味，如收入《全唐诗》中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它充分反映出南诏诗歌的高水平。⑤
南诏散文的造诣也较高。其优秀佳作有唐大中初年南诏质问唐为何减少就学成都子弟人数的呈词，其中的“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很是精彩，就连唐朝接呈的官员开读后都有“开缄捧读，词藻斐然”的感叹。⑥还有流传极广的《南诏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辞藻典雅，文字高洁流畅，跌岩生姿，一气呵成，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风。
建筑南诏建筑以佛教寺塔和宫殿建筑艺术水平最高。寺塔之建筑在开元至天宝年间最盛行。洱海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南诏建筑材料有字砖瓦约50余种，大都刻有砖瓦匠人的姓名或官窑名称。⑦寺塔中以崇圣寺三塔最为著称，此塔建于唐开元年间。寺基方3.5公里，有塔3座，房屋890间，佛像1万1千4百尊。大塔（又称千寻塔）有16层，高69.13米，是中国古塔层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塔，塔基为正方形，全用砖砌成，西面开有塔门，由门可进入塔内。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顶。塔身东、西正中各有佛龛，内供石佛一尊。塔顶有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和莲花座组成，宝顶为铜铸，呈葫芦形。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鹏鸟。①崇圣寺和三塔在劝丰祐时曾重修，据记载重修的三塔，大塔16层，高61.6米，旁二塔各高24.3米，砌塔工匠为徐正、史端，木匠是娇奴、和苴、李宜，用工778141个，花去金银布帛绫罗缎锦价值金43054斤，历时8年才竣工。②《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三塔的造型很似唐代西安的小雁塔，这是受唐内地建筑艺术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建筑的特点，是内地和南诏各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结晶。除崇圣寺外，著名的寺塔还有罗次寺，此寺用银5干两铸佛像；又建东寺塔，高50米，西寺塔，高24.3米；另有妙应寺、白城寺等，③都是宏伟壮观，技术精巧的建筑物。
南诏的宫殿建筑华丽壮观。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南诏王大衙门建筑技术最高。宫殿楼高6.7米，甃以青石为磴，楼前广场1平方公里，南北城门相对。从楼下行300步方到第二重门，门屋5间，又有两门楼相对，各有膀。从二重门行200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风墙。再行100余步到大厅，皆高3—4米，大厅两旁“重屋别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是小厅，小厅后即南诏王的住宅。宫殿建有客馆，馆前有亭，亭临方池，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④如此复杂的建筑反映了南诏建筑水平之高，此类建筑在南诏还有不少，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主，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喜洲）居民众多，是南诏王的避暑之地；龙尾城（今云南省下关市）“萦抱点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⑤还有“五华楼”，是南诏王会见西南夷16国君长之地，楼广1.7公里，高33.4米，上可容纳万人，其规模更为宏大。
雕刻绘画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南诏石刻艺术的精品，分布在剑川石宝山的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3个地点，共有17窟，造像139尊，碑碣5通，造像题记和其它题记44则。造像内容一是佛教题材，有如来佛、观音、天王、大力士等；二是世俗题材，如南诏王、清平官、僧人等。⑥石窟艺术风格受到敦煌、藏族、南亚文化风格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南诏文化与汉族、藏族、南亚文化交流的结晶。
南诏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之中，此画成于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内容描绘了当时记述的南诏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片断，从巍山祭铁柱始至中兴二年的史实，神话及佛教传入的故事，图文并茂，是一幅既具有绘画艺术又具有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被誉为“南诏瑰宝”。
音乐舞蹈南诏时期的音乐舞蹈丰富多采，尤以南诏的宫廷音乐为最。宫廷音乐是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内地和东南亚音乐而形成的。东南亚的“骠国乐”首先传入南诏，而后由南诏传入唐朝的长安。⑦南诏宫廷中还流行中原王朝所赐的“龟兹乐”。南诏自己的宫廷音乐“夷中歌曲”，曾经过四川节度使韦皋的整理后更名为“南诏奉圣乐”，并进献唐王朝在长安的宫廷演出。南诏的乐曲还有“天南滇越俗歌”，这是由云南民歌经加工而成的官府音乐。还有“盖罗缝”、“赞普子”、“菩萨蛮”等乐曲。
南诏为乐曲伴奏的乐器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筚篥、铙、铎、钲和铜鼓等⑧。
南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俗歌”、“俗舞”，最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乐器伴舞，这就是桂馥《滇游续笔》所说的：“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踏地而歌”的踏歌，很受民间男女青年的欢迎。
宗教南诏的宗教信仰是多样的，《南诏德化碑》说：“开三教，宾四门”，正是南即鬼教，多尚巫鬼，各部落的宗教和政治首领合而为一，称为鬼主，大小鬼主都是各大小部落的统治者。
唐朝中期佛教传入南诏，并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劝龙晟曾用三千两黄金铸佛3尊，到劝丰祐时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南诏的许多寺塔和佛像都在这时兴建或重建，到隆舜时建了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教之盛行可想而知，以至于佛教在云南是“家知户到”，皆以佛教为首务，佛教已完全成为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了。
在南诏后期另一种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地区白蛮中发展起来了。在多数白蛮居住的村子都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的是自然神，如苍山神、龙母、洱海神；有的则是图腾或祖先崇拜神，如白马、白骆驼、细奴罗、郑回、柏节夫人。①这种“本主”信仰一直传到近代甚至现在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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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是唐朝西南边境的一个强大地方势力，它对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唐书·突厥传序》曾记载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云南即南诏，南诏又是在唐朝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诏唐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相互间恩怨和战，前后经历南诏13代王，近300年，在13个王中有10个王被唐朝加封，友好关系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和战争也不断出现。战与和的交替往往又与诏、唐的国力、统治者双方利益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最终造成诏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观诏唐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5个时期。
一、南诏统一六诏前的和好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至第3代王盛罗皮时，是南诏利用其远离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胁的有利条件，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
蒙舍诏（南诏）在唐初云南六诏中，最早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势力初入云南时，洱海地区蒙嶲等五诏受吐蕃势力的控制，弃唐附蕃以保存自己，并不时与吐蕃联合攻唐，独南诏附于唐，“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②。公元653年（永徽四年）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遣其子罗盛入唐朝贡，唐朝授奴罗为巍山刺史，并赐以锦袍。③南诏和唐朝第1次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654年（永徽五年）唐朝出兵征讨归附吐蕃的蒙嶲诏蒙敛，南诏积极出兵援助唐朝，打败了蒙敛。此后细奴罗又在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④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674年（上元元年）细奴罗卒，其子罗盛立为南诏第2代王。罗盛在武后时遣使入朝，赐锦袍金带归。后姚州蛮叛唐归吐蕃，唐御史李知古奉命征讨，由于知古残酷地“诛豪杰，掠子女，蛮怨引吐蕃攻杀知古，于是姚嶲路绝”。而“盛炎（罗盛）独奉唐正朔”。①南诏在六诏最南不受吐蕃的直接影响，因而继续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并在援助唐朝攻击亲吐蕃的部落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712年（先天元年）盛罗皮即位为第3代南诏王。
713年（开元元年），唐朝授盛罗皮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②714年（开元二年）盛罗皮派史臣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③盛罗皮又立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④不仅保持与唐朝的臣属关系，而且开始学习唐朝内地的文化，为诏唐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与唐友好关系的前期
这一时期从南诏统一六诏至750年（天宝九年）止。这是唐朝、南诏互相间都需要借用对方力量的时期，尽管双方的目的各异，不过友好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使诏唐友好达到了第1次高潮。
728年（开元十六年），皮罗阁即南诏王位，成为南诏第4代王。此时洱海及云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吐蕃势力咄咄逼人，洱海地区各诏除南诏和蒙嶲诏外其余皆为吐蕃所控制，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势力向南发展，采取了支持和联合南诏对付吐蕃的办法。于是737年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打败了河蛮各部占领了太和城等地，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乘胜进军，打败了吐蕃南下势力，灭了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解除了吐蕃对唐朝云南边境的威胁。鉴于皮罗阁的功绩，唐玄宗李隆基立即“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⑤并对皮罗阁的功绩和忠诚作了充分的肯定：“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⑥皮罗阁“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⑦唐朝还不断加封皮罗阁的子孙。
738年唐授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右领军卫大将军，743年（天宝二年）迁阎罗凤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又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军，744年加阁罗凤为上柱国；746年（天宝五年）皮罗阁之孙凤伽异入唐，授伽异为鸿胪少卿，妻以宗室女。①皮罗阁还数次遣使入唐，加强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此时的诏唐关系，对唐朝来说已达到它遏制吐蕃南下的目的，对南诏来说完成了它依靠唐朝的支持统一六诏的目的，因而这时诏唐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又隐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将会发生。
三、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
南诏统一六诏并与唐王朝友好往来是符合南诏与中原人民的愿望的，有利于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结盟友好的目的，统治者另有企图。南诏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后，仍处在唐蕃两强之间，还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任何一强，因此只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南诏又有吞并两爨扩大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这就必然和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在皮罗阁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②。
748年（天宝七年）阁罗凤即南诏王位成为第5代王。此时唐朝仍对阁罗凤及其子弟进行加封，748年唐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凤袭封云南王，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伽异为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③凤弟诚节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东刺史，弟成进授双视州刺史。④阁罗凤亦不断派遣使臣入朝，表面上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是南诏要向东西爨地区发展，而唐朝又不愿让南诏插足两爨地区，并采取了巩固两爨地区统治的措施，各自相异的目的很快显示出双方的矛盾。不过此时南诏统治者只是在两爨问题上与唐朝的目的相异，绝无背唐之意，因为这时南诏若没有唐朝的支持还不可能抵御吐蕃势力。但是此时唐朝廷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加之唐边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将南诏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年（天宝八年）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种狂妄无能边臣的把持下，使诏唐关系恶化。张虔陀首先挑起南诏内部的权力之争，利用阁罗凤是皮罗阁的继子，在王位继承上企图以皮罗阁的嫡子诚节替代，以此打击阁罗凤。
750年（天宝九年）阁罗凤路过云南郡（姚安）谒见张虔陀遭到张下属的辱骂，又侮辱同来的阁罗凤妻女和索要财物，甚至反诬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将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阁罗凤又得知鲜于仲通率兵8万进军云南，终于逼反了阁罗凤。
750年阁罗凤在愤怒之下，采用先发制人之法，先出兵围攻姚州，杀了张虔陀，接着出兵占领了唐在云南的羁縻州县32个，并在后来所建《南诏德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6条罪状：一是勾结唐朝宿敌吐蕃，企图灭我南诏；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诚节继承王位，离间我南诏；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对付我南诏；四是凡与我罪（仇）者皆授官，凡与我善者皆遭压制，企图贬抑我南诏；五是筑城、练兵，密谋袭我南诏；六是苛捐杂税，军粮倍征，苛求无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诏。⑤它表白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鲜于仲通于751年（天宝十年）率大军进驻云南曲靖。阁罗凤本意并不愿与唐决裂，因此当闻唐大军抵曲靖时，即赴沪南谢罪，愿送还俘掠，赔偿损失，请求罢兵，但遭到鲜于仲通的拒绝，唐军继续分3路进兵，阁罗凤在安宁再伸“衷悃”，鲜于仲通仍不接受。后阁罗凤又派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见亡，在得恩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⑥。再次恳请与唐罢兵和好。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⑦鲜于仲通始终自持兵众，屡加拒绝，并率兵进逼洱海。阁罗凤在唐大兵压境之下，求救于吐蕃，并请归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击唐兵，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1次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南诏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①（兄弟之国）。诏唐关系断绝。
唐军全军覆没后，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杨竟然掩盖鲜于仲通败绩，以胜利向朝廷告捷，并在中原“分捕北地人为兵”，继续备战，于754年（天宝十三年）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7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李宓“沉江而死”，②唐军又全军覆没，第2次天宝战争又以唐朝的惨败告终。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③，军资大耗，国力大伤，终于在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无力顾及南诏。诏蕃联兵很快夺取了唐嶲州、会同（会理）、台登（沪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川西，对成都形成威胁。诏唐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况之中。
两次天宝战争是唐朝政策的错误和唐边臣的昏庸无能造成的，南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诏仍时时顾念过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想今后与唐恢复和好，故在天宝第2次战争后，南诏收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并“立碑大书唐天宝战亡士卒之墓”。④事隔多年后，阁罗凤还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记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⑤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后世与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诏唐关系恶化以后，南诏阁罗凤一方面受吐蕃征调役使参予了一系列对唐朝的战争，协助吐蕃占领了唐边境的一些地方，掠夺了这些地区的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充实了南诏的国力，使南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阁罗凤又集中力量从事统一云南的活动。
762年（宝应元年）“西开寻传”，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年置安宁城监，向贵州、川西地区发展。
765年（永泰元年）筑拓东城，经营滇池地区，接着又向南深入，设立银生府。于是整个今云南之地被南诏所统一。
四、重新和好和时期
这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780年（唐建中元年，南诏异牟寻见龙二年）至828年（唐大和二年，南诏劝丰祐保和五年）。
779年（大历十四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成为第6代王。吐蕃、南诏合兵20万分3道进攻四川，妄图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将李晟精兵打败，把蕃诏联军赶到大渡河以南。南诏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但吐蕃将此役的失败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税、劳役剥削。⑥此时异牟寻深感背唐附善的苦处，开始了弃善归唐的计划。清平官郑回又力劝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郑回说：“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①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有了重新归唐之心，但又不敢公开对抗吐蕃，因而只在暗中谋划。
贞元间唐朝鉴于诏蕃联盟的威胁，开始调整边疆政策。唐德宗在公元787年（贞元三年）接纳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②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云南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唐、诏、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矛盾，诏、蕃联合对唐朝有着严重的威胁，而诏蕃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胁必先拆散诏蕃联盟，而南诏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付吐蕃，这就使诏唐重新联合成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抚蛮有威惠”，在韦皋的积极活动下使诏唐重新和好得以实现。
韦皋在得知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首先采用了进一步激化诏蕃矛盾的策略，离间诏蕃关系，使吐蕃对南诏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进驻会川，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质，并想废除南诏蒙氏的统治，而以施浪诏代之。为此异牟寻更加愤怒，归唐意志更坚。韦皋又不失时机地显示唐朝的军事实力，派兵进攻吐蕃，俘吐蕃大将乞藏遮遮，使异牟寻最后下了归唐的决心。789年（贞元五年）异牟寻遣乌蛮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等至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处，以示友好，③这是诏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793年（贞元九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太和眉各持给韦皋书信分3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④使者各身带绢书一封，金镂盒一具，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义：绵为柔软之物，以示对唐柔服，不敢再从中生梗；当归者，应当归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献丹心；金，表示归顺之意如金石之坚。⑤异牟寻在致韦皋的书信中诉说了受吐蕃凌辱的“四忍”，“四难忍”，表示从此后“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①韦皋将南诏使臣送到长安，朝廷赐书抚慰，接受了南诏和好的请求。
794年（贞元十年），韦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时至羊苴■城，宣读唐朝诏书，异牟寻受命，令其子寻阁劝和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誓文中请“天、地、水三官”为证，盟誓完毕将誓文一式4份：一份进献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内府库。②誓文还明确表示南诏与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结和好，南诏绝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点苍山会盟后，异牟寻实现了他的诺言，与韦皋合兵攻破剑川三浪和裳人、施蛮、顺蛮、磨蛮等地，破吐蕃于神川，收复铁桥等16城归唐域。异牟寻还遣其弟凑罗栋领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朝，献地图、铎槊、浪人剑及吐蕃所赐印八颗。于是韦皋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公元795年（贞元十一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唐朝将此次册封视为朝廷大事，不仅册封使团庞大，而且还专门铸造银窠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还为册封使团开通了石门道，③沿途为使团设立行馆驿站，骚人墨客还赋诗选文为袁滋等人壮行。南诏欢迎朝廷使臣也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异牟寻先派曹长、同伦判官9人与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带24匹好马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6人沿途视事。当袁滋等人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欠舍川（镇南境）、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等处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热烈欢迎。袁滋一行入龙尾城（下关）客馆，异牟寻派其叔阿思带好马200匹来迎。④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先遣克蒙细罗勿等以良马60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铎夹路阵排队20余里出迎。继后在城外道路两旁排列马步军队，歌舞乐队，仪仗队。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率侍卫千人，大象12头引道，带着其子寻阁劝亲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⑤在太和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异牟寻言词诚恳地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⑥并出示唐朝廷赐其父凤伽异的银平脱马头盘2个和还活着的笛工、歌女2人，⑦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袁滋归唐时，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随袁滋入朝谢天子和进献南诏土产珍宝。又令大军将王各直等护送，还派丁夫300人挑担食物，一直送到石门。异牟寻结束了附蕃背唐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诏唐之间50年之久的矛盾冲突，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并将诏唐友好关系推向第2次高潮。诏唐友好关系的恢复，加强了南诏的地位，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交往，有利于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
五、诏唐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即南诏王这。牟寻卒时唐朝廷停朝三日，并派遣谏议大夫段仲平为册立南诏王和吊祭使，册寻阁劝袭封南诏王，赐元和金印，诏唐关系还十分友好。但此后由于南诏幼主继位，内部权力争夺，权臣当权，改变了南诏与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诏唐关系进入了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寻阁劝即位为第7代南诏王，但不幸于次年卒，其子劝龙晟即位为第8代南诏王，唐朝亦册龙晟袭南诏王，但龙晟“淫虐失道，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⑧嵯巅扶植年仅15岁的劝利（龙晟弟）为南诏第9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封劝利为南诏王。长庆三年（823）劝利卒，弟劝丰祐立为第10代南诏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①为南诏王，丰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谢天子。丰祐仍一心向唐，“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②但从829年（大和三年）开始诏唐关系骤变，由于幼子继位，王权落入权臣王嵯巅之手，王嵯巅开始改变异牟寻以来与唐友好的政策，撕毁和好盟约。嵯巅率领南诏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军惨败，损失重大。但嵯巅仍顾虑唐军的反击，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书唐朝廷求和，“明年（831）上表请罪”。③王嵯巅也“自陈请罪，兼疏（杜）元颖过失……自后赋贡不断”，④并归还从成都掠夺的西川民4000于唐。唐朝此时也不愿与南诏决裂，更无足够兵力对付南诏，因而一方面允许南诏求和，一方面整顿西川边防。南诏此后也“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⑤诏唐在对峙中共存，彼此还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好，南诏仍采用和战相兼的策略，一面进攻唐地，一面又遣使谢罪求和。
858年（大中十二年），南诏利用安南混乱之机，出兵攻陷安南。859年丰祐卒，世隆即位为第11代南诏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庙讳，唐朝不册封，世隆益致怨，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又出兵攻占乌蛮、僰、爨之地。又由于西川节度使杜悰改变了韦皋联合南诏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扰蛮中，致使世隆断绝朝贡，⑥不断出兵击唐。自860年（咸通元年）至874年（乾符元年），南诏曾“两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节度使时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书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诏释董成，并召到京师便殿接见后送还。
869年（咸通十年），世隆派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恩，并遣还所掠西川民3000人，但遭到唐朝定边节度使李师望的拒绝，杀了南诏使者，这又激怒了世隆，转而进攻唐朝。876年（乾符三年），世隆进兵西川失败，又遣使诣西川节度使高骈请和，再遭拒绝，世隆更怒，自是南诏见唐使者不下拜，关系愈加紧张。
877年（乾符四年），世隆卒，隆舜继为南诏第12代王。由于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对唐用兵50余年，使南诏疲弊和内部矛盾加深，隆舜愿求和于唐，于877年（乾符四年），遣段■室诣岭南节度使辛谠请修好，唐许之。879年隆舜又遣使于唐求和亲，唐以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妻隆舜。
885年（光启元年），隆舜派赵隆眉等3谋巨入唐迎安化长公主，唐臣反目杀了隆眉等3人，南诏自此后一蹶不振。⑦这时唐朝内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诏唐关系也就在各自的覆灭中结束了。
六、诏唐经济文化关系
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关系也是诏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诏唐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是通过双方使臣的朝贡和回赐来进行的。在异牟寻时期（778—808）是诏唐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诏将自己产品中最珍贵的铎鞘、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角、越睒马等向唐朝入贡。⑧唐朝则以内地的金、银、锦、缎等物品回赐，这样的来往很多。无疑这每一次朝贡与回赐都是诏唐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有大批掌握了内地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进入南诏境内，对南诏境内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文化上，南诏尤其重视学习汉文化，唐朝也积极将儒学传入南诏。唐西沪县令郑回被俘后，阁罗凤就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后“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阁劝）。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①郑回为南诏造就了几代具有汉族文化的统治者，其功卓越。阁罗凤等人是“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说他的“先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②。且“异牟寻颇知书（通汉文），有才智”。③丰祐更是“慕中国（汉文化）不肯连父名”。④隆舜时，唐使者至南诏，便“遣使者间客（唐使）《春秋》大义”。⑤南诏统治者如此倾慕唐文化，其余学习汉文化的人就更为普遍了。贞元后的50余年间，南诏曾先后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⑥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唐朝承担，以至后来“军府颇厌廪给”，西川节度使杜悰曾奏请减少就学人数，引起了丰祐的不满。在这些就学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识分子，《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说：“保和（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就是一例。这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薰陶，归来后传播了汉族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也积极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唐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礼乐，习孔子之诗书”。⑦牛丛也有“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的论述。⑧实际上这就是诏唐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音乐也和唐朝音乐有过交流。凤伽异入宿卫唐，在其归国时，唐朝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2部并笛工、歌女。①800年（贞元十六年）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曾在长安宫廷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到中印半岛上一些国家，802年（贞元十八年）骠国（缅甸）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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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册府无龟》卷九七六，第11467页下。
③《王统世系明鉴》，第193页；《智者喜筵》第7品，第140—第141页。
④《西藏王臣记》，第77页。
①关于南诏由谁建立的问题学术界认识有分歧，有的认为是彝族建立的，有的则认为是白族或其它民族所建，多数人认为是以彝族为主建立的多民族集合体政权。
②南诏世系各书记载不一，多数文献记载舍龙为第1世至舜化贞共13世，但《资治通鉴》、《云南志略》、《滇载记》缺第1世舍龙。详见向达《蛮书校注》附录3。
③《隋书·梁睿传》卷三七，第1126页。
④《新唐书·两爨蛮》卷二二二下，第6315页。
①《隋书·韦冲传》卷四七，第1270页。
②《隋书·史万岁传》卷五三，第1355页。
③《新唐书·两爨蛮》卷二二二下，第6315页。
①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云南史料丛刊》22辑，第7页。
②六诏名称各史书记载有异，《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据窦滂《云南别录》记作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漾备、越澹六诏。又有将越析诏称作磨些诏。
①南诏始祖舍龙耕于巍山的情况，详见《滇史》、《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滇载记》、《南诏野史》等文献。
②《南诏野史》记为“白子国”或“建宁国”，《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记为“云南诏国”。
③有关“白子国”主禅让事，详见《南诏野史》、《滇考》、万历《云南通志·白国始末》等文献。
④张九龄：《曲江集》卷六，“敕吐蕃赞普书”。
⑤向达：《蛮书校注》卷五，第120页。
⑥《南诏德化碑》，载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16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三，第57页。
②皮罗阁之诸子受封情况是：阁罗凤被封为阳瓜州刺史，诚节封为蒙舍州刺史，崇（崇光）封为江东（江东州或河东州）刺史，成进封为双祝州刺史，详见《蛮书》卷三。
①《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1页。
②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记载，异牟寻请求与唐朝和好给韦皋的信中言，南诏对吐蕃的控制已到“四忍”、“四难忍”的地步。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记载：“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部护府。”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第107页。
③《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下，第6292页。
④《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7页。
⑤同上书，第6267页。
⑥同上书，第6267页：向达《蛮书校注》卷九，第221页。
⑦向达：《蛮书校注》卷九，第222页。
⑧同上书，第221、222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九，第221，第222页。
②南诏后期曾增设“督爽”主管牛、马、仓廪等，因而九爽加督爽实为十爽，但一般只提前九爽。
③《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8页。
④南诏所设节度《新唐书》记为6节度：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蛮书》记为8节度：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开南、银生、铁侨。两书所记不同，实际是云南即弄栋，宁北即剑川，镇西即丽水，开南、银生为同一节度，铁桥后废，实为6节度。
⑤《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9页。
⑥同上书，第6268、6269页。
⑦同上。
①《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8页。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九，第226页。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3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3页。
②同上。
③佃人制关系到南诏社会性质的问题，因此对佃人制认识不一，有人认为佃人制是奴隶性质的，有人认为佃人制是封建性质的。参见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织和奴隶制度》、李嘉瑞《试论南诏的社会性质》，载《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第3期。
④《新唐书·两爨蛮》卷二二二下，第6316页。
⑤《云南简史》，第79页。
⑥同上。
①《旧唐书》卷九，第225页；《旧唐书》卷一九七，第5281页。
②关于两次战争唐兵数字各书记载有异，天宝十年战争《旧唐书·本纪》记为6万人，《旧唐书·杨国忠传》记为8万人。天宝十二年战争《旧唐书·杨国忠传》记为7万人，《旧唐书·南诏蛮》记为10余万人，《蛮书》记为20万众。
③《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
④《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2页。
⑤《彝族简史》，第79页。
⑥《新唐书·吴保安传》卷一九一，第5509页；《太平广记》卷一六六引《纪闻》。
⑦《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4页。
⑧《云南简史》，第79页。
⑨《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8页。
⑩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4页。
①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载《云南史料丛刊》22辑。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4页。
③胡蔚：《南诏野史》“劝丰祐”，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48—103页。
④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载《云南史料丛刊》22辑。
⑤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1页。
⑥同上书，第79页。
⑦同上。
⑧同上书，第201—204页。
⑨同上。
⑩同上书，第173页；《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9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90页。
②同上书，第199、200页。
③李昆声等：《南诏史活》、第97页。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204、205页。
⑤同上书，《续博物志》卷九。
⑥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⑦同上。
⑧陈润圃：《南诏铁柱辩正》，载《文物》1982年第6期。
⑨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74页。
⑩《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2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83页。
②同上；《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69页。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第190页。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一○。
⑤《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0页。
⑥《云南简史》，第82页。
⑦向达：《蛮书校注》卷二，第41页。
①《王仁求碑》，载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14页。
②李昆声等：《南诏史话》、汪宁生：《云南考古》、赵衍荪：《关于白文及白文的研究》，载《大理文化》1982年第1期。
③《南诏野史会证》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316页，云南大学历史系油印本。
④《南诏德化碑》，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云南大学历史系油印本。
⑤《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
⑥《孙樵集》卷三“田将军边事”；王谠《唐语林》卷二，均见《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318—319页。
⑦《玉溪编事》，载《云南史料丛刊》28辑。
①《云南简史》；李昆声等；《南诏史话》。
②王谠：《唐语林》卷二，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319页。
③《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284页。
④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⑤《南诏野史笺证》，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109—110页。
⑥同上书，第99～102页。
⑦向达：《蛮书校注》卷五，第110页。
⑧同上书，第116—118页。
①黄如英：《石钟山石窟》，载《文物》1981年第8期。
②《新唐书·骠国传》卷二二二下，第6308页。
③李昆声等：《南诏史话》，第104页。
④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3章。
①《南诏德化碑》，载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16页。
②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122页；《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0页。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三，第68页。
④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181、195页。
⑤同上。
⑥李京：《云南志略》，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195页。
⑦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181、195页。
①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202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册封第二。
③同上。
④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202、203页。
⑤《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0页。
⑥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233页。
⑦陈思坤：《南诏与中原五朝的臣属关系》，载《大理文化》1980年第8期。
①《南诏德化碑》，载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17页。
②同上。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记三二，第6907页。
④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234—23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①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辑，第235页。
②《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1页。
③《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2页。
④《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2页。
⑤《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2页。
①《旧唐书·韦皋传》卷四○，第3823页。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三，第76页；《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记五○，第7547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记五○，第7547页。
④《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3页。
⑤《南诏野史会证》，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49页。
⑥石门道在盐津豆沙关，尚存贞元袁滋摩崖刻石。参见李昆声等：《南诏史话》，第60页。
⑦陈思坤：《南诏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载《大理文化》1980年第8期。
⑧同上。
①《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4、6275页。
②同上。
③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87页。
④《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1、628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唐会要》卷九九。
⑧《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2页。
①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168页。
②同上书，第250页。
③《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5页。
④《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
⑤《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3页；《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中，第6281、6291页。
⑥《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5281页。
⑦《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3页，卷二二二中，第6281、6291页。
⑧《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第6273页，卷二二二下，第6281、6291页。
①《孙樵集》卷三，“田将军边事”，转引《云南史料丛刊》31辑，第318页。
过去的资料都普遍说“滇越”是傣-泰族群的祖先，而且数度写入地方的历史教科书，由于傣-泰族群是百越集团已经是定论了，而“滇越”当中有一个越字，其分布又与现在的傣泰族群分布地区接近，因此大家对此似乎都深信不疑。
但是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中以何平先生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一书提出的观点为代表。该书在第一章就以“‘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为标题，直接了当地指出“‘滇越’并不是傣族或者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与傣掸民族的历史没有关系”。其论据主要是从《史记》对“滇越”的唯一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余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进行推敲，说明“滇越”其实与“滇”无关，也与“越”无涉及。具体的论证过程比较长，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转载了。
我个人认为，何平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除了他从相关的史书记载里进行对比论证，其结论过程比较严谨之外，还有该书的第四章《傣－泰民族起源再探》所探讨的内容，虽然何平先生在书中较少应用到壮－泰比较的成果，但是其对傣泰发源的结论与近年来壮泰对比研究的最新成果相符，即“壮、傣、泰民族同源且其发源地均在岭南的论断颇有说服力”，“谢远章先生关于东南亚和云南的傣－泰民族是在1000多年前才从我国南方迁徙过去的论断似乎更有道理”，这些都可以反证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宋之前的秦汉时期的滇越，是不太有可能是现代傣泰民族的祖先之一的。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40.htm
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 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王滇的地区，“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50000016_290_10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所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即循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入滇即循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俊、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后代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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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础。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⑥（译文：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后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根据音韵学对汉字上古音的构拟，把《越人歌》中每一汉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与有关的壮语词一一对照，发现它与壮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①据对古越地的现代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为古越语的成分至今还十分明显。②林惠祥先生还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胶着而成。③表明古代百越语是一种带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语言。
根据古越人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印纹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的符号或文字④，其中以江西省清江县吴越遗址发现的最为丰富⑤，这种符号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后，在焙烧或上釉前刻画上去的，笔法草率急就，刚劲有力。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中的图形符号。但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装饰性线条外，多数符号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释读的，有的尚难辨认，⑥有人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仅发现了表示族徽或制作标记的单字，而且还研究了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句子⑦。说明它们不是原始的图形符号，而已是记事表意的文字。
散布于今福建省华安县汰内乡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经过调查分析，亦均普遍认为不是图画，而是古代的图像文字。并作了内容释读的试探，（11）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⑨“以入水，蛟龙不害也”⑩，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①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②，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③，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约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50000016_311_8⑤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⑥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能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⑦，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11）。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12）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14）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史载，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据林惠祥先生研究，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二省到山东省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吴国国都在今苏州市，东临大海，西滨大湖。闽越、东瓯、南越亦均临海而居，河湖水上与海上的交通均比较发达。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不同地区先后建立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方政权，王位世系均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反映了父系家庭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夫从妻居的残余和原始群婚的遗俗，现代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习俗，应是上述古越人婚姻习俗的残存。古越人断发文身，或者椎髻箕踞，关于“断发”与“椎髻”的情况，有人认为是越人地区同时并存的发式，①也有人认为是因地而异，不同族系的不同发式。例如南越与西瓯、骆越可能为椎髻之民，而吴、越、闽、瓯之越，则皆为断发之人。②以发式的差异区别华夏与越人的不同，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记载较多。现代海南岛黎族，台湾岛高山族，在不久前都还保留了这种遗俗，③并有如果妇女不经文身，死后不得祖先认同的传说。在江苏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泽、福建省闽候县、广东省增城县、佛山市等地的遗址发掘中，均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表明古越人有着打牙的习俗。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长，皆有拔去上齿各一枚的习俗。《太平寰宇记》亦载川西南夷僚子女长大后，要拔去上齿及犬齿各一。贵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的鸟浒人在婚嫁以后，亦有凿去前一齿的习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所以要凿去门齿以利灌药之说。④可见凿齿习俗，在从越人直到僚、乌浒人中均比较流行。其后，贵州等地甚至还有“打牙仡佬”的名称出现。
越人崇拜鬼神，信鸡卜，在后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还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后，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两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将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横木上的悬棺葬。此种葬式在我国东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琉球等地均有所发现，⑤福建省崇安县白岩出土的船棺用两根大圆木分为底与盖两部分刳成，上盖半圆形，内刳空，状如船篷；底呈梭状，内为长方形尸柩。因棺底部首尾经加工微微翘起，使船形十分逼真，远望状如在水上行走的船只，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尽”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入滇的时间，《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隆《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东周至南宋)
东周灵王十四年 (公元前568年)
据传根仑、根兰以南卯江河谷为中心，建立部落组织。
东周威烈王二年 (公元前424年)
南卯江畔的傣族先民，开始进入部落时期。
东周灵王五年 (公元前364年)
据传，傣族“国王”统一各部落，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建都喊萨(今瑞丽喊沙)。国号“勐卯果占壁”，俗称“勐卯王国”。
西汉武帝元狩年间 (公元前122～前117年)
汉武帝遣使求通身毒道，为昆明之属所阻，终莫得通。但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是时，“勐卯国”勃兴。
东晋永和四至十年 (公元348—354年)
《华阳国志》载：哀牢地有南里，南涪之名。其地特产翡翠、孔雀。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 (公元364年)
南卯江(今瑞丽江)傣族部落首领召武定通过战争，统一了这一地区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建都城于雷允(今瑞丽弄岛镇雷允)。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公元638年)
为勐卯傣族“萨戛历”(亦称“祖葛历”或“小历”)纪元之始。
唐玄宗先天二年 (公元713年)
藤弯(今腾冲)城南勐卯地有些乐城(今瑞丽姐勒)，又西有拔熬河城。
唐宗宝应元年 (公元762年)
“等贺相”(南诏)封混等为勐卯王，并率部分皇亲国威工匠、百姓和卫队护送混等夫妇回勐卯就职视事，命在等贺修建工宫和王城。
唐德宗贞元十年 (公元794年)
有芒冒部(为勐卯之谐音)，在南卯江畔居住，楼居，元城廓，青衣布裤，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俗养象耕田，烧其粪。
同年，南诏王派兵取越赕，置软化府，在勐卯设些乐城(今姐勒)。
唐文宗大和八年 (公元834年)
混等卒，在位72年。召混鲁继承王位，仍建都等贺。
五代后梁乾化四年 (公元914年)
召混鲁去世，召混来继承王位。
五代后汉乾佑三年 (公元950年)
召混来去世，无子继承王位，村寨事务，由“陶曼”、“陶勐”主持。
五代后周显德元年 (公元954年)
陶勐岛列和陶勐岛罕弟兄，从勐熙勐翰迎奉十三位官种回兴威首府勐独。公元955年混岛昂仑被分往勐卯主事，管理勐卯等地区。
五代后周显擅二年 (公元955年)
混岛雅鲁回家乡勐卯垦殖开拓。
北宋至和三年 (公元1056年)
蒲甘王洛拉塔到等贺相京城迎佛牙。返回路过勐卯时，混岛雅鲁将孙女佐曼腊公主嫁洛拉塔为妃。
南宋淳熙三年 (公元1176年)
雅鲁家族最后—个“召”王去世，无子嗣继承，众臣齐集商议，到允相城求官，召弄派芳罕到勐卯为王。勐卯果占壁时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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