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历史这样的学科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了（Foucalt 1969）。民族史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搜集和查询历史文献资料，并在这些文献所叙述的事情的基础上构建起一条民族发展的（单线）进化性脉络。这些建构起来的民族史，满足于历代文献的只言片语的叙述，而没有对文献资料提出足够的质疑；力图在历代正史的文字资料中理出一条细小的支流，在历史文献的只言片语间组构连续性的民族单线发展模式，从不充分考虑各种文献记载中的同一民族指称是否一定都指向同一某个民族，也不非常在乎文献所记载的事情是否是作者的道听途闻或者一厢情愿。
有的民族在事实上形成较晚，而民族史研究却热衷于用现代话语的现代语义范畴去笼络久远的文献资料，把民族起源往深远处追溯；没有文献记载了，便发挥想象力，凭着有限的考古资料努力去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朦朦胧胧，神秘莫测，仿佛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起源。于是，各民族史几乎清一色地从原始社会开始叙述起，仿佛只有这样方显"史"研究得有深度。事实上，这已经是缺乏常识地把民族起源等同于人类起源了。
在起源点"确定"后，民族史便沿着发展进化的单向经线连续性叙述下来。其叙述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然而，叙述过程却"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苏秉琦1996），文献资料也便被对号入座的论证性地描述民族发展经历原始社会（母系到父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本身也是丰富多彩。所以，我们必须质疑在各类文献间构建起来的民族发展史的连续性的可能性和单线性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长期以来自鸣得意的民族史叙述框架。
----节选自胡不飞:<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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