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黄种人真的是黑白混血,那么黄种人的孩子会有一定的概率反祖为看上去全白或全黑的,我们有这种现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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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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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早期人类活动回归生物性，因而推测黑人白人的分化原因和过程，并为黄人产生埋下伏笔；
2、推测黄种人由黑白混血而成（符合走出非洲理论）；
3、在前两条的基础上，把早期的主要族群按一定逻辑性串起来，特别是把四个不知来源而互相接近的族群和中华联系起来，以期有个早期世界的清晰脉络；
一、人种研究概览
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族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种－语言－基因，如果加上文化和地理，就构成了族群研究的五大手段。人种研究可以说是最早也最薄弱的一环，一方面人种太泛泛，很多不同的族群都掩盖在相同的人种之下，另一方面，人种的交融混合、分化分离使得有时背离族群的分野，特别是大量中间类型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分界。但细想一下，语言和基因研究何尝不也是如此呢？事实上，真正阻碍人种研究的是它一贯的恶名，特别是早期的人种判别基于非常不具代表性的肤色和明显的歧视色彩，几乎把人种研究推入了伪科学。
按目前被多数学者接受的人种分类方法，全人类分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亚洲的黑种人也被称为棕种人。当然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和大量中间类型。（本文沿用黄白黑三色人种的名称是为了叙述方便）
首先澄清人种与气候的关系，早期人类赤身露体，生存能力较低下，即完全“靠天吃饭”，此时气候会对人种产生明显的影响，即气候和地形将决定早期人类和种群的分布，这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后期人类拥有各种与气候对抗的措施，能自己生产食物，此时分化出的各族群的外貌变化方式较分散，随机因素、审美因素等也直接影响人种的变迁。所谓后期，没有一个完全的分界，大概数万年的范围。
黄种人的外貌特征分化程度是三大人种中最小的，说明形成较晚，这一点已经被基因学证实。黄种人大概出现于三-四万年前，此前白种人和黑种人已经走出非洲数万年，广布于欧亚大陆。其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北白南黑、东稀西密。（当年的这一分布至今仍留有遗迹：现今北亚的最东端仍有白种人土著，印度南端和大洋洲仍有黑棕种人土著。中国出土的一些旧石器晚期遗骨有白、棕种人特点，石器风格明显分为南北两种，早期文物上的人形装饰也体现了其它人种的部分特征。）
本文将多次提到优秀人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人种间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各人种有各自优势，有各自的优势生存环境。一度被贬低的非洲黑人在爆发力和耐力、音乐和肢体协调性上具有优势，不光是便于原始环境的生存，在注重精神消费的今天，善于音乐舞蹈体育都是巨大的生存优势。本文的优秀多指在当时环境下的生存与竞争下的强者。通常乱世中，体魄与智慧更重要；太平盛世下，智慧则为主导；除此之外，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等因素也是决定谁是胜者的重要砝码。再看黄种人：后起的黄种人四方扩散，曾占据整个世界一半的面积，原东亚的白、棕种人几乎绝迹，中国人独自创造了傲视欧亚非大陆达两千年的文明……黄种人之优秀毋庸置疑。关于为何中国近500年失去文明领袖地位直至惨败参见拙作《为什么古代欧洲发展快于古代中国？》
二、人种差别的客观原因
由于黑白人种分化时期较早，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这两个群体分化主要由气候决定，即这种分化更类似于动物的物种分化。
从十几万年前开始，智人已经达到食物链的顶端。作为类比，我们先看看另一个食物链顶端的陆地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号称林中之王的虎分布极广，从寒带针叶林到热带雨林都有虎，且属同一个种，它们不畏寒热但不适应草原；同样，号称草原之王的狮不愿进入森林，只能生活在草原。显然，对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来说，森林和草原差别更甚于气温的差别。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种族分化很可能是为了分别适应森林和草原：白种人肤色发色较浅，在光亮干燥的荒野不易被发现，头发较直、鼻梁高挺（鹰式面容）利于野外奔跑，眼眶深陷抵御刺眼阳光，薄嘴唇和发达的体毛保持水分；黑种人肤色发色较深，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不易被发现，身材较小、柔韧性好利于攀爬躲闪。可以想像一下，一个白人在浓密的森林或一个黑人在白热的旷野是多么醒目。早期欧亚人的地域分布的确证实了这一点：白种人生活在空旷的中东和中亚东欧，黑种人在南方森林地带迁移。
现在对不同人种特征的正确解释很杂，包括寒冷和炎热、高原和低地、干旱和潮湿、季节差别、昼夜差别等确实都会影响人类的外形和构造。由于以上气候因素经常交叉组合形成诸多类型的气候条件，在这些分隔下产生的外貌差别是多样的，即会形成多样的群体。但现在各群体基本上分属于主要的三大群体。浅色头发、浅色皮肤、高鼻梁、深眼窝、薄嘴唇搭配在一起，黑色卷发、深色皮肤、厚嘴唇搭配在一起，这些特征并没有按照不同气候组合而穿插组合。比较合适的解释是，这些特征起源于早期的一次大的分化。
“黑人深肤色是为了转化紫外线保护皮肤”是西方一个古老的观点，起因于皮肤会晒黑的特性。但是，与维生素D发生关联的是近紫外，不但无害反而有益；与皮肤癌发生关联的是远紫外，且两极更强烈，在臭氧洞形成之前也是如此。黑色素产生的最大体质性效果是吸收日光而产热，鉴于酷热比紫外线严重得多，黑人恐怕更不需要黑色素。人类早期进化必定更关注吃与被吃的生存问题，紫外线和温度应该较次要。
目前对欧洲人的鼻型有一个解释，说用来加温吸入的空气，说的有道理。但同样是为了抵御严寒，应该把五官安排得更平坦、头型更圆（况且圆头型对脑容量大有好处），比如北极狐耳朵小、头部而长得肉乎。另外，我没有发现对白人浅色头发的合理解释。
从生物学来讲，动物的物种分化必须要有某种分隔，比如直接的地理分隔或气候分隔等。人类各支脉之所以没有变成真正的不同的种，是因为早期导致分化的分隔被打破，因为人类的适应能力增强了，比如，保护色的特点最早可能是被标枪和弓箭技术所弱化。在人类发展的后期，不同的人种融合形成一系列中间类型，且中间类型不断扩展，所以各人种间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一般来说，由于基因的变化，一个群体的外貌趋向多样化，但审美心理和优胜劣汰又把不同外貌归于一致化，在这一聚散过程中，各群体逐渐产生了区别于其祖先的特征。对于一个混血部落，较优秀的血统总能占据审美心理和优胜劣汰的优势，进而整个部落发生外貌特征的“优族化”，这将是黄种人在东亚快速扩展的一种动力。另外，通常少数异族人的混入总会遭到审美心理的排斥，发达文明的榜样作用有时候会扭转这些排斥。但是，严格的婚姻制度将阻碍审美心理产生的外貌一致化效果，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夫妻制，一夫一妻制。
三、黄种人走出非洲
先介绍一点背景材料：目前基因科学的研究把人类起源锁定到非洲，整个欧亚大陆的现代人都是十几万年前东非的古代智人种的后裔，我们所说的三色人种并不是三个“种”，而是同一个人种“智人”在不同地域分化出的亚种群体。此前在欧亚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如北京猿人，是更早期走出非洲的人种，不是我们的祖先，但和我们祖先有没有少量混血目前还没有定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基因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基因研究的结论不是“很可能”、它的论据也不是“相似”。好比亲子鉴定，说孩子有99.99%的可能性是某人的，几乎一锤定音，相貌、性格、身高等等通通靠边站。
那么黄种人是如何走出非洲的呢？从黄种人产生于三-四万年前，又是走出非洲的一支，很多人直接在地图上查找这条连接东非和东亚的漫长旅途。其实这是对基因研究的误解，我们所说的走出非洲是指我们是15万年前非洲智人的后裔，并不是说在三-四万年前仍在非洲。鉴于当时整个欧亚非大陆都有大量人类活动，非洲大陆已不具备产生新智人种的必然性，黄种人在欧亚大陆产生完全符合走出非洲的理论。下文用定型一词代替产生，以免误解。
那我们再看看黄种人是否真在欧亚大陆定型呢？
①从基因学上，黄种人与欧亚大陆的其它人类有着区别于多数非洲人的共同古老突变，因此更大可能是，黄种人是早期欧亚移民的一部分。当然；不排除混入非洲新来的少量血统，因为基因学已证明非洲新混血影响着亚欧人群，即多次走出非洲；另外也有可能部分欧亚人类回迁非洲。
②从概率来讲，从非洲连续走出白黄两支优于土著且非常特异的种族的说法有些牵强，基因变异需要长年积累。
③我们知道，原始部落的迁移总是要在沿途留下一些族群或至少混血，除非经过太贫瘠的地区。只有较晚期的游牧迁移和非常晚期的航海迁移才能快速跨越远距离。事实是，西部世界和印度半岛没有黄种人留下的印记，包括人种、基因、语言三方面都没有。三大印记中最难以磨灭的是语言印记，目前几乎所有明确的迁移都会在沿途人群的语言中留下印记，或者把词汇融入当地，或者在偏远村落留下特殊方言。简单起见，下文我们把没留下印记的大跨度迁移称为“跳跃式迁移”。
四、黑白混血
既然黄种人有较大可能起源于欧亚大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黄种人很可能起源于黑白混血，因为混血有可能形成组合的体貌特征，会组合出更好的适应能力，便于此后在东亚扩张。
黄种人体貌特征特异性在三大人种中最小，这些特异性分四类：①介于黑白之间，如肤色、鼻型、嘴唇宽度等；②与黑白之一相同，如黑发、黑眼睛、颌部平缩等；③在黑白的部分人群中存在，如直发、少体毛、铲形门齿、眼裂等；④属于程度性特点，可在相貌略奇特的黑白人中找到，也可由特化过程产生，如小眼、高颧骨、平脸型等；真正与黑白人种完全不同的特征几乎没有。与黄种人不同，白黑两色人种各自有很多极其特殊的特征。
如果说黄种人独立从黑人或白人中进化出来，进化的动力是什么？黄种人头发和皮肤黑白分明，从生物角度来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自然界色彩分明的物种通常是警戒毒性或炫耀雄健，这些显然不符合黄种人的特点。只能说黄种人产生时的人类已经发展出很强的对抗自然环境的智能和技巧。此时，气候条件已不是进化的主动力，审美因素将限制群体进化的速度，毕竟太怪异的外观难以被大众接受。那么黄种人明显区别于棕人或白人的特征很难解释。
那么黄种人在何处混血而成？当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区存在混血：东亚和伊朗高原。从基因来看，三-四万年前伊朗高原两侧白棕人口较多，种群也古老，所以是基因混杂地区，有着产生新人种的巨大基因库；而东亚人口稀少、新种群基因单一。从文化分布来说，含闪始祖、印欧始祖和古印度始祖在伊朗高原高密度交织，缺少保护色的黄种人能获得较多的生存技巧。
中亚和附近地区一直都是黄种人起源的热门地区，这一地区具有全欧亚大陆最高的遗传多样性（特别是乌兹别克人群），也就是说这里是从西向东迁移的不绝源泉，较符合普遍认为的极地黄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来源。
五、基因学解释
目前一些基因研究倾向于认为黄种人从东南亚和稍北的云贵高原北迁东亚，因为南部的黄种人有着更复杂的基因组成，越往北则越单一化，说明了古老的迁移方向——自南向北。但同样是基因研究证明，现代黄种人和澳洲、印度的远古居民棕种人有明显基因差异，即不是棕人土著的后裔。如果说黄种人来自远处，东南亚只是一个驻足点，同样有跳跃式迁移的麻烦：从远方跳跃到东南亚、从东南亚跳跃到北极（因为印第安人是最早分出的黄种人）。那么黄种人起源于伊朗高原的说法如何与这些基因学结论相容呢？
１、现在的基因研究结果能有多种解释。
我们从基因分析只能准确得到两大信息：不同群体间的亲缘远近、分离的大致时间。而族群变迁还需要知道分离的地点、谁保留母族特点、谁是年轻的新群体，这就需要详尽的基因分析并综合其它研究方法。
先看一例，一个古老群体向空白区域缓慢迁移，沿途留下的居民基因会越来越单一；反之，一个年轻群体向已生活着古老群体的地区快速驱赶扩张，沿途留下的居民基因会越来越复杂多样。所以马来人种北迁和棕人北迁＋黄人南扩两种说法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基因分布。
实际情况更复杂，地形曲折、穿插迁移、各族群多次分化、融合、交流，将使得基因研究有时候很难直接给出细致的族群分化关系。
２、父系社会会使Y基因反常纯化，即基因的亚当式作用有时候会被放大到误导研究。
比如，假设亚当来自一个偏远小部落，加入并依靠特殊贡献领导着某个古老的父系大部落，他的直系子孙并不多，但他们掌握了部落的领导权，拥有更多的繁殖机会，子女成活率高，致使每代人来自亚当的Y基因比重都增加，最后达100％，我们测此族Y基因会得出结论此族很年轻，且是那个小部落的后裔。
在同一部落内，这种亚当式作用将更明显。在非父系社会也仍然存在，只是较缓慢，我们真正的亚当——在东非的父系始祖，比母系始祖夏娃晚很多正是这一原因。(一个简单的证据，在无婚姻关系的群体中，一位优秀的男性可以生育数十上百个后代，一位优秀的女性最多就生育十几个后代)
在现在的基因研究中，经常发现少数部族的基因学归属和语言学归属相异，即发生了Y基因更替。族系间尚且如此，族系内、部落内更是经常发生，因此基因分析难以确定小范围内的迁移方向。
再者，Y基因的反常纯化过程能被政治因素所强化，在我国古代早期的男权社会下，朝代更迭后裂土封侯、派遣亲缘贵族分治九州，少数血统的人们拥有土地和特权。鉴于当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多妻制度，少数当权阶层拥有比普通民众高很多的生育机会和成活率，并逐代扩张其单一的Y基因。这在姓氏学上有一个证据，中国北方人相同姓氏普遍聚居，且很多聚居能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印证，有关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封地、封爵、上任、甚至贬官，而不是开荒，可见本地姓氏因为政治因素消失了。Y基因被政治因素纯化的现象肯定存在，但对中国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难以推测。我们有一些明确的历史记载，周王分封的诸侯形成各小城邦，汉代法律规定刘姓每代男子分割父代土地，炎黄时期也很可能有一次大的父系纯化过程。我们有基因学证据表明藏族的基因体系比北方汉族复杂，这与小股进入无人区的民族基因往往单一矛盾。当时南方多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山寨互相隔绝、汉族人口少，故能保持Y基因的多样化。从以上推测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基因研究方法，即Y基因与姓氏相结合，或许能找到大的家族体系？
东南亚起源说有两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印第安始祖为什么不在沿途气候条件好的大河流域定居？汉藏始祖为什么不沿着熟悉的海岸迁移？
六、苏美尔文明及其相近族群
在西亚两河流域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民族，即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3500年建立起本行星的第一个文明。苏美尔人有两项重大发明，即冶炼铜和楔形文字，划出了全人类文明和野蛮的界线。苏美尔人燃起的人类第一座文明的灯塔，照亮了20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尼罗河地区的含闪部落、印度河地区的古印度部落、爱琴海地区的印欧部落，依次催生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冶铁技术也在这个辐射圈内发明）。
说苏美尔从从天而降是因为他与附近的各部落都无关，既不属于东方的古印度族群（现居印度南部），也不属于西方的含闪族群或北方较远的印欧族群。现在我们发现，他们与遥远的中华有着同源性。他们的语言与汉语接近，楔形文字和中国汉字关系密切。另外，西部世界只有苏美尔人居住区的现代居民，即伊拉克人，常出现炎黄子孙独特的婴儿青斑。语言和基因是最强有力的证据，其它方面，如历法、习俗、文化等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苏美尔与中华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留下的文字记载称他们为“黑发人”，表明他们和本地人有明显的种族区别，发现的遗骨显示他们比白人略矮、头型略圆。巧合太多就不再是巧合，目前西方学者大多持苏美尔来自东方某地的观点。
可惜苏美尔文明很快就消散了，他们的居住区地处含闪部落的包围之中，无地势可据守。牧民骑着骆驼机动性强，善于掠夺，垂涎于富足的苏美尔文明区，致使苏美尔文明逐渐被含闪人侵占，苏美尔文化也就逐渐消亡融入巴比伦文化之中。
苏美尔和中华的亲缘关系，是对中华起源于伊朗高原的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这和苏美尔人来自东方形成一个证据链条。
在和苏美尔相邻的早期人类族群中，还有三个群体和苏美尔一样不属于周边各大语系，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和苏美尔有同源的可能。他们分别是伊朗高原以埃兰人为代表的土著、小亚细亚的土著哈梯人、爱琴海的土著克里特人。
我们有①中华和苏美尔同源的证据，②有苏美尔、伊朗高原等四个群体同源且来源特殊的证据，③黄种人定型于伊朗高原的论证，④中华来自西方的证据，⑤苏美尔来自东方的证据，⑥这几个群体在地理上基本上直接接触；我们可以大致搭出黄种人起源过程的一个框架。
郝戬 haojian@yahoo.com 于2005.5.26北京 已贴多个论坛 作者授权自由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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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过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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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种人产生前的黑白世界
大约十万年以前，智人都生活在人类发源地非洲，外形和现在的非洲人差不多，他们已经能同时适应森林和草原，但外形和体质更符合热带森林生存的需要。由于适应能力强，他们逐渐向四周扩展。我们知道，黑人在旷野不易生存，难以直接从陆路进入亚洲。但有小部分黑人依靠较好的捕鱼和贝类等技巧，沿着海岸向亚洲迁移（已获证实），经过广阔的中东荒野时，失去了森林的狩猎和采摘食物保障，勉强以海产度日，一直迁移到南亚东部的热带森林地区，人口增长，逐渐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森林。
在中东荒野上的迁徙过程中，偶然产生了更适宜当地生活的白种人。最初可能只是半白化的黑人，其生存能力大大强于亲族，几乎立即成为荒原的主宰，并进化成现代白人的形象。非洲虽然也有适宜旷野的种群，但比起白种人来差距是明显的。
黑人和白人各自在他们适宜的环境下生存，由于地形分隔、习性相异，两者相安无事。在这里，我并不是说白人无法生存于森林、黑人无法生存于草原。而是说，一方面，他们在适宜生存的地区以外人口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在两者同时存在时，因进入对方领地难以生存而被天然分隔。
两大人种进入越来越多的无人区，因不同的地域条件和随机因素，产生了一些新的细微差别。白人以地中海、黑海、高加索、里海为界分化成两部分，北支是印欧人的祖先，南支是含闪人的祖先。再往东零星散布着一些小群体，至于此时有无白人穿过白令海峡尚需考证。和其它哺乳动物一样，北方较冷地区的白人身材更高大。棕人分布于南亚森林地带，并进入了东南亚，向东的澳洲和向北的中国南部也零星散布着一些小群体。于是整个亚欧非大陆由白种人和黑(棕)种人二分天下，以撒哈拉-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一线为界，白种人在北、黑种人在南。西部世界人口密集，但两人种相安无事；遥远的东部世界人口稀少，不同人种的接触更少。
二、黄种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在黑人白人分界线上，混血偶尔发生。西部世界的西亚、中亚、南亚人类密集，伊朗高原正是三个群体两个人种分界的中心位置，这里荒野和森林交错分布，混血最为频繁。但混血儿对森林和草原的适应能力不及特化了的父母，所以数万年以来没有产生任何大的混血群体。
随着黑人白人分别进化，各自智力得到发展。因为两者思考目的不同、头型不同、更因为有不同的随机因素，所以智力发展的方式略有不同。事实上，白人的南北两支各自都不一样。这时候，新的混血有可能集中各优势基因：来自白人的锐利进取和来自黑人的复杂多样。经过大自然的筛选、高原干旱气候的考验，最后剩下的黄种人始祖成了混血的幸运儿。黄种人头发和皮肤黑白分明，从生物角度来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自然界色彩分明的物种通常是警戒毒性或炫耀雄健，这些显然不符合黄种人的特点，况且黄种人的体质条件在三大人种中最差。唯一的解释是，从黄种人开始，外貌、颜色、体质对生存来说已经成为很次要的因素，他们完全能用智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确，英国一个研究机构测得，现代全球智商最高的群体是东亚中北部的黄种人（和犹太人）。注1：当时的黄种人和现在的东方人的外貌是有差别的，因为小群体迁徙会有所特化。但他们毕竟远比其它人种更象我们。注2：智力条件的进化是不平衡的，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还包括，同为白人的印欧强于含闪人，而含闪人中犹太群体又强于印欧群体中最强的北欧群体。
新生的黄种人说一种类似汉语的语言，我们且称之为汉苏人。当汉苏人逐渐成熟壮大，形成适应高原生活的习性：有限的水源迫使他们围绕着小股的河流且以植物为主食，河流的分散、食物的分散使他们总是小群体分散生活，注重家庭而不是族群，不易形成大的部落。他们了解到植物对水源的依赖，获得一些对水源的有效利用的能力，为未来在大河流域灌溉打下基础；遍布的干燥草木使他们有更好的用火条件，聚集在水源附近的汉苏人发现一些湿泥在烘烤或日晒下的硬化特性，为未来使用砖、陶打下基础。补注：种植文化和农业不同，并非一定要和定居联系起来，从最初保护可食植物，到协助其繁殖，不需要太高深的文化传承，况且古人类有着惊人的野生动植物知识，他们以此为生。
汉苏人扎稳脚跟后，开始向四周扩展。高原分布的异族极少，所以很快，他们控制了广阔贫瘠的伊朗高原，并向西北方向邻接的小亚细亚高地开拓。以此，印欧人和含闪人被完全隔开。此时，汉苏人的四周只有两种地形，一是难以逾越的海洋和喜马拉雅、二是被外族密集占据的旷野和森林，但外族隔绝了汉苏人迁移之路：一方面，高原生活供养的人口少，且汉苏人不能凝聚成强大的集团，小股迁出总是被同化或消灭；另一方面，黄种人在这些地区不再是优秀人种，白人象狮群一样强悍而团结协调，手持标枪在野外狩猎、争夺猎场牧场，几乎令黄种人望而生畏；在浓密而危机四伏的森林，太需要丰富的经验、灵敏的反应和攀爬技能，成熟思考几乎无用武之地，高大树木遮挡阳光，熟悉的食物来源也大成问题。
三大人种按自然环境被井然分开，白色的草原狮、黑色的森林虎、黄色的高原鹰。或许这片高原是中国长城的原型？
其实汉苏人不是完全被隔离，他们可以占据波斯湾和地中海的某些隔绝的沿海低地；也可以有极少量的人口分布到东北方向的帕米尔高原，并借助一些山口进入东亚；从海上迁移也是一种选择，但可以到达区域的几乎全被异族占据——除了紧邻小亚细亚的爱琴海上的小岛。
三、西亚黄种人的兴衰
以上过程延续了三万多年，直到大约6000年前，汉苏人迎来了幸运的春天。此时伊朗高原下面的两河流域下游有一大片沼泽，白人很少在沼泽上活动。汉苏人进入这片沼泽有两条路线：安全的路线是从波斯湾上的沿海低地渡海进入，快速路线是直接从陆地穿过含闪人狭长的牧猎区。无论如何，他们到达了这片肥沃潮湿的土地，史称苏美尔人。新移民人口激增，有实力抵御含闪人的进攻和同化，并吸收了含闪人的一些先进文化，越来越强大，很快成为汉苏人的文化和人口的中心。由于发现了铜的冶炼方法，至5500年前建立起伟大的苏美尔帝国，开创了人类文明。
在西北方向，克里特岛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汉苏人很早就从小亚细亚的沿海低地渡海来到这里，经历新石器后建立起第一个海上文明，即克里特文明，古希腊（属印欧人）的最早源头。
高原故地的汉苏人仍然只能保持散居的习性，基本上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只有伊朗高原西南的卡伦河属于苏美尔的一个邦国埃兰。（另，高原中部有较小的古城）
到了4000年前，汉苏人进入黑暗时期。文明的进步和交流大大提高了西亚各民族的生存和战斗能力：白人能大规模居住高原，且战争天平向进攻方倾斜。苏美尔无法抗衡属含闪人的巴比伦人的侵略，被灭亡，再也没有复兴；高原地区一直靠地形作保障，没有像样的国家和军队，也纷纷覆灭：伊朗高原的汉苏人，包括埃兰人，被南迁的印欧人占据同化，形成波斯人；小亚细亚的汉苏人，即哈梯人，被属印欧人的涅西特人同化，形成赫梯人；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覆灭比前三个地区晚数百年，原因未知，被北方迁入的属印欧人的阿卡亚人等占据。考古发现，所有替代者都有着明显区别于原居民的尚武精神，这正是高原人被覆灭的深层原因。
此后，巴比伦人续写了辉煌的文明，波斯人建立第一个大帝国，赫梯人发明冶铁改变了世界格局……，汉苏人在西亚已完全灰飞烟灭，现在是否还留有遗迹？边远地区，如高加索、高原西部等，或许还留有4000年前语言的村落；干燥的高原或许还能找到早期的干尸以提取DNA……
四、东亚定居
再回到一、两万年前的高原，跨过帕米尔是汉苏人离开重重包围的唯一出路。他们进入东亚后向四周扩散，主体沿气候不太恶劣的南线进入黄河流域，对历经艰险的他们来说无异于到了天堂，于是定居于此形成汉藏部落。其它移民与土著混合，在汉藏部落周围融合形成至少四个混血部落。另外，有一支黄种人部落更早分出而独立迁移，往东北方向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补注：为什么说汉藏部落是正统的汉苏人后裔？因为与苏美尔语言相似的是汉藏语系，还因为汉藏部落的位置最符合迁移主线。
在黄种人到达东亚之前，异族虽然很少，但大多聚集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如北方草原的东南部有白人部落，南方从华东沿海湖沼到长江中部的云梦泽的弧形地带有棕人部落。大体上，黄种人中，沿黄河东迁沿海地区规模较大，穿过森林南迁长江流域的人数较少，所以，自东向西，按百越、苗瑶、百濮的顺序，各混血部落越来越多棕人血统。北方的混血部落也类似，可能曾产生过多个混血部落最后互相融合。
原土著熟悉本地的动植物、气候、地形，而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基因，两者地位相当，因此混血部落的语言多为融合后的新语言。多元文化的优势、适于本地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优越的自然环境，混血部落因而快速发展，很有可能一度超越黄河流域的汉藏部落。
五、早期的的发展
随后数千年，各黄种人部落蓬勃发展，人口增多、地域扩展。此时汉藏部落的发展尤其突出：处于各亲族中心地带的汉藏部落有文化交流和基因优势，强劲崛起，出现村庄和真正的农业，大概对应仰韶文化前的时段；
汉藏部落北方人口较多，对抗北方部落的入侵而发展出强有力的部落结构，进而出现部落内部的首领争夺，形成东西两个权力中心，即西戎和东夷的雏形。南部森林地带仍然散居着的汉藏部落为南蛮，大多情况南蛮只是散居的各群体统称，或许还包括异族的小群体。东夷向东迁移隔断百越和阿尔泰，成为各文化的交流中心；西戎与游牧民族接触广泛而更骁勇善战；南蛮缺乏统一的部落结构，但得益于气候优势而在农业上颇有成就。西戎和东夷分别对应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此时较纯黄种人血统的百越部落北部被东夷吞并，在南部即长江下游蓬勃发展，大概与河姆渡文化对应。
六、汉藏各民族的形成
同属汉藏部落的三个亲族在中原地区混战混血渐成华夏族。其间及尔后，华夏族向东依炎帝、商、齐之力吞东夷，向西依黄帝、周、秦之力吞西戎大部，向南依蚩尤、楚、吴之力吞南蛮。至最终统一，形成汉族，整整跨越了两千年。此后，汉族辉煌发展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西戎余部在西扩展，分布广阔，分化剧烈。数千年间，以古羌等部南下入藏甚至远达印度洋成藏羌缅各部，曾建西夏、吐蕃、缅甸等朝，其东部亦同化于秦楚及后各朝。语言学表明藏语比汉藏语系其它语言更接近于汉语，有可能是因为藏区几乎没有异族，故藏民是更纯正的西戎后裔，可见西戎外貌较中原粗犷。南蛮南部同化于楚吴，适汉族形成晚期，保留特异语言而成今湘吴方言，两方言有大量近似关系。
七、各混血亲族的发展
阿尔泰诸部落居北游牧于北亚广大草原，由白黄混血渐变为黄色人种。其各部族屡范中原，早期狄、胡，再为匈奴、鲜卑、突厥，后为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女真(清)。此即阿尔泰各部落大规模融入华夏的三个时期，一是上古混战或混盟至汉(参与形成汉民族)、二是五胡乱华至唐初、三是辽元和金清两支脉南侵。阿尔泰部落不善创造但善战嗜夺，屡屡西征而颠覆印欧各部、含闪各部，相反其眼前之中国不但得保中华本色，而且曾迫使其数个部落西迁，部分改变了中亚地区血统。日韩旁支以阿尔泰为源头，混东夷、吴蛮和南岛血统，并因隔绝略为特化。
百越部落习农定居，散布于华南、东南亚，其北方有来自汉族的同化压力。由于持续南迁，接受新的棕色血统而多保持棕黄混血的特性。其后，百越诸部落分化成两大群体，即侗泰部落与南岛部落，分别向西南和东南迁移（善渔的南岛部落以台湾为跳板出海）。北部的百越诸部落完全被汉族同化，致使闽粤方言融入了百越语言的元素。至今，侗泰部落有壮泰寮各大族，南岛部落占据大马来群岛乃至东西远洋。苗瑶部落被百越、楚吴及后各朝蚕食同化，仅余西南、东南山区之少数遗民，即今苗瑶畲各小族，其语言和人种都已被严重汉化。百濮虽然仍使用棕人语言，但其血统以黄人为主，现存于越柬等国，往西远至印度仍有原华南棕人近亲使用类似百濮的语言。
郝戬 haojian@yahoo.com 于2005.5.26北京 已贴多个论坛 作者授权自由转载
敬告诸位网友：本文主要推出的论点是一条线索，即白人形成原因和过程、黄人来源于黑白混血，西部世界的四个群体和中华同源。如果大家有对这条主线形成威胁的论据，非常欢迎共同讨论，最好发送到hjhj@sina.com。如果在其它方面有异议，也欢迎讨论，但我可能不会参与，因为很多东西本来就充满争议，我也不十分坚持我的叙述。
起终走不出“黄”的怪圈。
黄种人是不科学的人种名称。我的肤色可不是“黄”色的哦。
南部的黄种人有着更复杂的基因组成，越往北则越单一化，说明了古老的迁移方向——自南向北。——————————————————————————————————————————————————
北方战乱较多，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同样可以造成一些基因的消亡。
如果黄种人真的是黑白混血,那么黄种人的孩子会有一定的概率反祖为看上去全白或全黑的,我们有这种现象么?
有些劃分是靠語言的，所以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及芬蘭人等被歸類為黃種語族的，根本上黃種人的生理特徵已經沒有了，一些人不求甚解，就說他們是黃種人耶。
也有人跟我爭論，說蘇丹的阿拉伯人是白種人耶，實則上阿拉伯人不是一個民族，其內又分巴勒斯坦、貝督因人、德魯茲人、柏柏爾人、摩爾人等等，有黑有白，蘇丹的阿拉伯人全部都是黑種的，沒有白人。
如果黄种人真的是黑白混血,那么黄种人的孩子会有一定的概率反祖为看上去全白或全黑的,我们有这种现象么?
有啊！包青天不就是黑人吗？
有些劃分是靠語言的，所以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及芬蘭人等被歸類為黃種語族的，根本上黃種人的生理特徵已經沒有了，一些人不求甚解，就說他們是黃種人耶。
也有人跟我爭論，說蘇丹的阿拉伯人是白種人耶，實則上阿拉伯人不是一個民族，其內又分巴勒斯坦、貝督因人、德魯茲人、柏柏爾人、摩爾人等等，有黑有白，蘇丹的阿拉伯人全部都是黑種的，沒有白人。
你又胡说阿拉伯兄弟什么事？小心回族老大骂你坏分子哦！
是吗？我再不敢说客家人是纯种华夏族了。
你又胡说阿拉伯兄弟什么事？小心回族老大骂你坏分子哦！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110000/newsid_4117700/4117799.stm
而發生在蘇丹西部達爾福爾地區的災難則被聯合國稱為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達爾福爾危機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100多萬人逃離家園。儘管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呼籲交戰各方停止衝突，特別是呼籲蘇丹政府控制親政府民兵的行動，但衝突仍在繼續。許多人把發生在達爾福爾的危機看成是一場種族衝突，但是人權組織“非洲正義”成員德瓦爾認為，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這場衝突的種族因素被嚴重地誤解了。衝突一方是土著非洲黑人，另一方也是。其中一方被稱為阿拉伯人，但這是指貝都因人，而不是尼羅河、開羅或大馬士革文化意義上的阿拉伯人。但是，貝都因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在達爾福爾都是土生土長的。
是吗？我再不敢说客家人是纯种华夏族了。
華夏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古代的中華民族，多元合成的集合體，不要說血統，即使是語言、文字、文化，與及風俗等，都是各有不同的。
就說組成華夏族源頭的炎黃集團，炎帝及黃帝是兩個源頭，還有其他部落首領。
祖先能否多過一個呢？否則的話，炎及黃當中，肯定有一個不是祖先，甚至兩個都不是耶。
http://www.gznc.edu.cn/dxs/wenyi/quanqiuts/24.htm
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非洲诸民族决不是属于同一种族。仅撒哈拉以南地区就可发现各种种族，这些种族存在于整个历史阶段。不过，他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而且权威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一种种族的分类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对最少，它认为主要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他们操科伊桑语；（2）俾格米人，他们原先的语言不知道，因为他们接受了后来征服者的语言；（3）黑人，他们操尼日尔-刚果语；（4）高加索人，即卡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们操亚非语。这四大种族似乎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从那里，布须曼人向南迁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迁移到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移到西非，向西北迁移到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则向西北迁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东北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应再次强调，上述分类和迁移的情况，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已将当前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一个人站在苏伊士运河旁，面朝南和西南方向，那么，越往前走人的皮肤就越黑。人们一定、甚至笼统地把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或多或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种人；而当一个人朝南和西南方向走时，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几内亚沿海地区或刚果森林里，黑种人居支配地位。不过，没有一条能标在地图上的明确"界线"，或者说，无法在部落之间（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作出区分，声称一个部落明显属于高加索种人，另一部落属于黑种人。甚至在黑种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还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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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另一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力量，即伊斯兰教，加强了农业和冶铁水的影响。7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约9世纪时，伊斯兰教首先出现于苏丹西部诸商业中心。到13世纪时，它已成为当时大马里帝国的国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稳步传播。
伊斯兰教还在东非取得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立足点；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会。阿拉伯移民同班图妇女通婚，创造了一个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语言成为东非的混合语。在东非，他们仅以沿海飞地或岛屿为居留地，因为这里更安全，不受大陆部落的侵扰。伊斯兰教并不试图征服内地，所以，在东非与在北非和苏丹不同，伊斯兰教从未获得大块基地。
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也明显表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而来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据记载，大约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博尔努王国的国王海·伊得利斯·阿娄马曾说过："在宽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赐给苏丹的恩惠中，有难得的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这就是苏丹经济同国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商业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购买罗得西亚的象牙、奴隶、黄金和加丹加的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到13世纪时，其中两座城市基卢瓦岛和桑给巴尔，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铸造出大量的铜币。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曾于1513年访问廷巴克图，他发现，这一兴盛的学习状况应归功于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这里'廷巴克图'拥有大批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学者，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费用。各种手稿或书籍从巴伯里'北非'运到这里，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控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一权力服务的人。
即是指索馬里人？他們皮膚很黑，不過都屬於阿拉伯人。
http://www.nxnews.net/382/2004-8-4/20@45274.htm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渊源
宁夏新闻网 [ 2004-8-4 17:34:40 ]
如果伊斯兰教没有传人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并形成回族。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
回族人口在我国56个民族中居第四位。从回族的历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体，是由来自海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过某个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成的，不具备一般民族形成种族的单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种族、民族成份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种族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先后，这就构成了不同地区的回族在形成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认为大致形成于元代，但也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之后，实际上，在元代之前就已有了记载有关回族情况的大量史料。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伊斯兰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纽带和决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兰教没有传人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并形成回族。
（一）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侨居中国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据唐代《西域传》等史籍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估计更为频繁。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来中国，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与阿拉伯相比更为密切，其原因从地理上讲，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国。今天回族经堂语中许多词汇都是波斯语，这也证明了当时和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来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
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东伸，在葱岭以西与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了中亚各国灭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渐也皈信了伊斯兰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称“昭武九姓”，他们属于中亚锡尔、阿姆河流域间的9个小王国。所以说，在八九世纪来华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亚其他地区的人们，多数都是穆斯林。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海上香料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是出名的，当时书中所描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他们的一颗珠子就可以卖很多钱。10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药很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别统购的专卖品。阿拉伯人香药品的输人，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药物学的内容。而卖香料、卖药、卖珠宝，直至千年后，还是回族的传统行业。
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这些来华通商贸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国，但由于商业往来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这是当时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等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诸胡”，也曾留居在长安、洛阳等地。比如唐时沿丝绸之路经商来到长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归，并各以其国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为姓，世代繁衍，与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样、也就成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的《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一书中还记载了什叶派穆斯林大批进人中国的最早史实。大约在七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国内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这次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别是在北方一带，同时，中国穆斯林虽基本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细节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却有不少什叶派的残存印记，反映了当时迁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曾借过阿拉伯帝国的兵士帮助平叛。据史书记载：“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将收西京……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产水东下营。十月壬戍，收复东京（洛阳）。”叙利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卡米勒尔·雅德博士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也说，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哈里发请授，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组成的军队，在突厥人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王位，中国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与之相吻合的民间传说，有“回回巴巴”（爷爷），汉民娜娜（奶奶）”的说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汉通婚。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有些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据《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记载，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东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由此可见，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国的交往十分频繁，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并不少。
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通商贸易的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为增多。据我国史书记载，仅当时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达数十万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罗遏率其族百口，迁至海南岛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迁至广州。甚至还有130岁高龄的阿拉伯人无西忽卢华因“远慕皇化”而定居广州。为此，中国政府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的留居地称为“蕃坊”，允许与汉人通婚和携家眷来往。并设有“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务，主持宗教活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富盛甲一时”的巨商豪贾，反映了他们当时已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八九世纪时的长安，极有可能就有礼拜寺，广州扬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其游记中，对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这样记载：“其处有回族牧师（即教长）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长）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这些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断地来中国置产寓居或定居，与当地汉族和其他不同种族的人民和睦相处，婚亲交往，繁衍后代，成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 961年，小亚细亚人、禾文学家马依泽应邀来宋，参与修新历《应天历入任司天监，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历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经商、学习汉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内地作官，著书立传。783年，波斯人后裔骆元光率部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赐姓为李，更名元谅，官至陇局节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彦升考取了进士，曾轰动一时。唐末五代的诗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贩卖“蕃药”为业，李劲还著有《海药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曾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使达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寿教著有《小心泉学诗稿》传世，成为中国式文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先世为西域人，独创“米家山水”画技，书法苍劲有力，影响深远。
由于这些长期定居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内建立起了礼拜寺，并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记载了广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现在东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遗迹和广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也许是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国太久，对自己原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淡化趋势，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广州、泉州设蕃学，以对“蕾客”、“胡商”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及文化知识，类似今天回族各地办的阿语学校。所以说，这些出现在广州、长安、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实际上已具备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雏形，或者说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当时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仍是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数由于本身就具有汉族血统，所以往往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国等地仅仅作为自己的故国用自己祖先的国家，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亚独联体的陕甘回族（东干族）人一样，尽管目前传至四、五代，血缘也绝大多数是中原回族血统，但他们仍认为中国是故国，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现在所在的国家却是自己的祖国。这种状况在东南亚的华裔中更为普遍。因为在这些华裔中许多人已不会讲中国话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根在中国，但自己的国家却在东南亚，有的甚至自称是马来人或印尼人，只不过这种马来人或印尼人有中国血统罢了。所以说，从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实中我们可以这样初步认为，那些唐宋以来长期定居中国，在中国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当时的汉语，已具备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雏形或者说是早期的回族。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二）元代回国人的东迁和全国范围内回族的形成
在元代，回国人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当时还没信伊斯兰教的）的中亚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所以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来华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吉普赛人。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国商人就已进人蒙古高原，用中亚纺织品、粮食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有的回回人还效力于蒙古各部，成为拥有“答刺罕”称号的开国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遭受了无数折磨的回回人，人数多达数十万至二、三百万。在蒙宋战争中，许多回国将领建功立业，忽必烈即位后，因发生李硬事件，汉族军阀渐失信任，于是适宣、赛典赤·赡思了、阿合马等回回政治家、理财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战争中，回回将领战功卓著。由于当时大批回国人进人中原，在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户时，又正式立“回回户”，按照《中国回族大词典》的观点，这“标志着回回先民的‘藩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实际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载；“李沁知胡客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讼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归者。”可见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不过当时不叫回回，没有“回回户”罢了。到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户就达2953户，且多系富商大贾势要之家。
同时，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开，而元政府又在西域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减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险。从此，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的方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进人中国，盛况空前。尤其是突厥各族穆斯林移居中国西北，大部分城镇都有穆斯林定居的史实就曾被西方传教士卢布鲁克及稍后的马可波罗所目睹，而先前随蒙古军东来的中亚各族人（包括维吾尔族）也随战争而散居各地。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非穆斯林，在“回回”这个共同名称下，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份，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并在扬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散布着伊斯兰教徒。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记中也写道：“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区内有供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
在元代的回国人中，除了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外，还有一些非伊斯兰教徒也成为了当时回回人的一分子，融人了今天的回族。《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传》说：“（有）偶像教徒之儿童沦为回教徒奴婢，曾在其教中养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愿改从回教者。”《元史》卷二七说：叶至治二年（322年）十月人敕蒙古子女器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可见回国人中有不少的汉人和蒙古人成份。另外，回回人虽在原则上不和非伊斯兰教人通婚，但有时也对汉族进行片面通婚，即娶汉女而不婚汉男。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使得一定数量的汉人也融人回回人之中。在蒙古人因归信伊斯兰教而融人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难答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并潜心研究《古兰经》和攻读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继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辖地河西、关陇地区及所部蒙古军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广建清真寺，实施回国历，“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以8万计，为数就已相当可观了。除此，瓦刺部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其中不少人归附中原后而逐渐变为回回人。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属的兰田县发现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谱就表明，兰田黑姓祖先为蒙古人，后来归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回回人，融人回族，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爆发，黑姓回族的一支随白彦虎进人中亚，现在是独联体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围压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可见，在中原因回中，祖先为蒙古人的不会占少数。此外，北宋从印度孟买等地区来中国经商时侨居开封的犹太人，因其习俗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又以青布缠头，而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元代还把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加术速蛮回回”的）。蒙古西征时，征服了持波斯语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后多从军进人中原，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这些回回人显然不是穆斯林，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相当一部分也融人到了今天的回族当中，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成为穆斯林的更多。同时其他一些被称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袄教徒也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人种。比如“罗哩回回”，这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元代的“罗哩回回”大多来自波斯，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直到明代还将其称为“回国别种”，其中有的罗哩人也融人了回族。另有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来许多也迁居中国。而“昆仑回回”（即“黑回回”）则是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的称呼，其中也有一些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先民之一。另外，学术界还一致认为，维吾尔族仍有一部分在历史上成为了今天回族的先民。
元代回回的社会活动是以战争和农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人居中国的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人“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哈刺鲁军”、“阿儿浑军”等等，随战争而转战各地。无战争时他们便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 回回的社会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统一的安定局面，为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人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部分人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与别的民族杂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质在逐步形成。尽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从回国人被迫东迁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蒙古贵族对回回人的那种持强欺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了察合台所执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据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去强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许多实例，由于回国人严守伊斯兰教律，坚持礼拜前的沐浴、烙守《古兰经》和不用破腹法宰杀牲畜，从而屡屡遭受迫害，并引来杀身之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与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几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帮助朝廷治国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 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 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 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 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线”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另外，伊斯兰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的长老）等神职人员一样，都享有免役免税的待遇。尽管元代回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国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国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拼杀伯朱元漳部下的回国将士）。 由于回回人在色目人中占较大比例，所以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国人因战死、避难、隐姓埋名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国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传人中国，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汉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汉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与赵孟9顷齐名，其画和诗至今有存。还有元代回国诗人中最杰出者萨都刺，博经通史、历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学者赡思，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诸国文字、精历史典故、译著众多、著有《历代纪年纂要》的学者察罕，与关汉卿、贯云石齐名的散曲家马九皋、还有费费的书法、伯颜的著作、数贤、泰不华、沙班、伯笃鲁丁、买阎、吉雅漠丁的诗，了野夫的诗和画等，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回人中举人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业中从事建筑、编织、武器、皮革、制毡、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所以在这些领域回国人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丝织品和毡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织造的“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廷皇室缝制宴飨礼服“只孙服”所需衣料。回国人扎马刺了率领工匠织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织造的“回回剪绒毡”也被列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国人还从西方输人了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音乐，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曾制造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七种，并制有《万年历入元代观测天象的机构也以回国司天监和司天监同时设置。回回医药学在元太医院下，有三个机构，一个是广惠司，另外两个是大都回国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回回营养学家忽思慧撰成《饮膳正要朋卷，对饮食卫生、治疗及回回植物研究颇有价值。《元史·百官志》还记载了礼部仪凤司下有“常和署”的机构，“管领回回乐人”，乐队共分三队，由回国人用回回乐器来奏乐，用于宫廷祭飨、供奉及娱乐。在兵器方面，回国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成了抛石器械，即“回回炮”，重达150斤，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为此元政府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国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廷建筑均有杰出贡献，曾建造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来成为元朝阳都的开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学家亦思迭儿了对大都（今北京）的设计和建设，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国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不断融合其他种族、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汉文化影响，或因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汉姓、汉名，或用先祖姓氏中的一个字为姓者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随着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区的清真寺也不断建立，执掌教法的人称“哈的”，可以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财产纠纷，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城乡，因而伊斯兰教也扩及到了全国范围，这种大规模遍地开花般的伊斯兰教分布在唐宋时期是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回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从元代进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来回族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灾难
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时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而明代的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回族已不是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也不是归附了回回的汉人、蒙古人，而成为了一个有别于汉族，但又产生于汉文化圈之内，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共同体。给人的直观感觉是，今天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与明代几乎一脉相承。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个著名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科学地举出了民族形成的四个标准（或四个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照明代初年回族社会的现状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明代初年的回族与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较大的不同。首先，进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经过数代甚至十几代。数十代在中国本土上的繁衍生息，和与汉族的通婚，这时的回族已经有了与周围文化环境相一致的共同的通用的语言一夹杂着大量经堂语词汇的汉语，而元代初年进人中原的回国人，其共同语言由于种族的关系必定没有形成，或还不够稳定。其次，由于战争的需要，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往往没有固定的居住区域，被编人军营的回国人常常是随军而战，不战则农，流动性较大，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在发挥着作用，而到了明代初年，原有军垦的回回兵士已长期固定在了全国各地，并经过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已经形成了稳定 的居住区域，而长期经商的回国人也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居住区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样，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地理环境中，而是以一个或几个村子，一条或几条街道为共同的居住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必定有一个或几个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试想，如果回族当初没有这样遍及全国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共同的居住区域，（那怕这共同的居住区域仅仅是一条街甚至半条街，一个村子甚至半个村子人）那么回回人（或回族）很可能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古老名词了。这也就是今天在城市拆迁安置或村子迁移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回民区的建设，那么这个城市、乡村回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就会逐渐淡化的原因，这也是回族人民目前在城市拆迁安置和乡村迁移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权利。而这里的聚寺而居恰恰道出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即要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没有共同地域的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几乎没有可能，除非逐渐被周围大民族所同化（或融合）。再次，在共同的经济生活方面，元代初年的回回人相当一部分是随军的将士，他们受朝廷雇佣，没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而到了明代初年，回族人早已较稳定地居住在各地，同周围汉族一起繁衍生息，建立起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同时兼营手工业、牧业，且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并拥有了在伊斯兰教思想指导、影响下的自己的经济生活的特点，这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再其次，在回族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里的共同文化，针对回族而言，就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其核心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体的伊斯兰文化，其个性特色是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格，具体表现在以著名思想家王岱舆等人为首的汉文译著伊斯兰经籍活动的开展，初步确立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体系，这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进一步扎根。而这种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伊斯兰文化本身并不相冲突，而是一种调和和宽容的共存，比如说明代的清真寺尽管在建筑上更多的是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为主（其建筑形式从这时开始被基本固定下来），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则与阿拉伯式清真寺无丝毫差别。而元代的清真寺由于回国人的种族、固有文化不同，因而建筑风格既有阿拉伯式的，也有中国式的，还有简易式的，呈现出多元和不统一、不固定的特色，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而到了明代初年之后，由于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形成并已约定俗成，那么回回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则完全建立了起来，尽管这种心理素质的萌芽在唐宋时期穆斯林或早期回族中就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元代回回人的大量流人中原，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才在明代初年完全彻底地建立了起来。这是一种以宗教感情为基础和纽带，以弱小民族生存的现状为可能而形成的，因而这时的回族人已分不出其先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或汉族人了，因为他们已拥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能够共同认可的一系列严格的信仰、生活习惯、风俗礼仪，而这些都统统构成了回族人民共同的心理素质外化的基础和内容，于是“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费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如此等等，都是对回族共同心理素质外在表现的客观描述。而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程度不同，内涵也不尽一致，但却有着坚固的稳定性，至今不衰，她是构成回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因素。元代初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清真寺的广泛和极为普遍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而目前中国回族社会中新建的清真寺又开始以阿拉伯式为主，这说明现在的中国伊斯兰教已经迈入了国际化的轨道，回族已成为与国际穆斯林世界息息相通甚至步调一致的一员了），而回族风俗习惯的约定能够保存至今，也说明了一个新型民族共同体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在拥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回族的经堂教育兴起。这对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甚至是关乎民族兴亡、教门盛衰的巨大作用。因为要在大分散和与汉族杂居的现状中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不被同化（或融合人其关键是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教育体系。而经堂教育恰恰在这时自然而然地兴起，其创始人为十六世纪陕西咸阳的胡登洲，他早年研习儒学，后又朝觐麦加，成为了经汉兼通的伊斯兰教学者。虽然经堂教育起源于阿拉伯，但经堂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却是回族社会发展的必然，应当充分肯定，经堂教育体系的建立，对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一直沿续至今，久经不衰。诚然，古老的经堂教育还需注入新时代新鲜的血液，这也符合经堂教育的最初传统，所以笔者认为，经堂教育体系在中国穆斯林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其他。
由于时代是回族发展、壮大、定型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一是归附回回，包括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和东南亚回回，其中包括少量维吾尔族，比如英宗就曾先后迁移肃州“归属回回，实为维吾尔人）702人于浙江。而且今天在河南、湖南等许多地方都有当年的维吾尔人后裔，有的成了回族，二是寄住回回，是指侨居的外国穆斯林，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成员多达数百，有的贡事完毕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比如永乐间苏禄东王病逝山东德州，其子守坟，成为德州北营回民的先祖。三是还有许多因婚姻原因而成为回族的汉族人；这时的开封犹太人也因不食猪肉与回族习俗相似已有一部分开始融人回族。与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没有了优待身份，兴盛发达时期已过，明朝廷对回族的政策是高压，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当然从某方面讲也扩大了回族人口的数量）。但是明代也是与回族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朝代。这不仅仅因为回族民间有“十回保一朱”的传说，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来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赞”流传下来，再加上明皇室确有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另外，武宗还禁止百姓养猪，并在评论诸教时也说过：“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盖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二人对伊斯兰教评价颇高。再依据其他许多史料，有的中外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笔者认为，说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似乎很难站住脚，但说朱元璋和明王室与回族关系密切却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马皇后本人就是回族，而武宗也曾纳回回女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时代，回族人在皇宫内院的估计也不会只有一、两人，因而皇室家族个别人是否会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习俗甚至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许多史料疑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会，尤其是明皇室中确有较大影响。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并出现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鲜时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抗击蒙古的达云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礼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费，都以其杰出的成就显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档次和水平。回族官员除海瑞以外，还有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和清官孙继鲁。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在这时涌现。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著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著作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科技方面，回国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陈友、赵荣先后主持过京城一些建筑项目，回回炮则演变成“金眼回回”，并被封为“大将军”号。
由于明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肃州就出现过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义，正德年间，陕西回族曾举行过三次反抗斗争，嘉靖年间，甘肃会宁回族也给明政府以打击。尤其是明朝末年陕北绥德回族马守应，和张献忠、李自成举起义旗，成为李自成起义军“革左五营”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是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中杰出的回族将领，表现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时期。这一时期回族的发展呈现出清末以前的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积损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础上，回族人民在全国各地扎根、分布（清代进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青和云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为稠密。清代的回族经济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回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农耕方式与周围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乡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其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一应俱全，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况愈下之势，其中以抗击侵朝日军而战死朝鲜的爱国将领左宝贵最为著名；在鸦片战争中，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定海三总兵”之一郑国鸿和被誉为“奇男”的其子郑鼎臣；在八国联军人侵中国时，有抗击侵略军的总兵马福禄。文化上，汉文译著活动还在继续延深，经堂教育在全国普及，并出现了陕西、山东、云南三大学派，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学者以他们大量的著作对后世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另外，库不忍耶（一说产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获得广泛传播，一批宗教领袖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虽然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是还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学者，如丁拱辰、蒲松龄、马世俊、丁澎、孙鹏、蒋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以来，清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汉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以汉压回、以回治国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其中，未刺印、了国栋的甘州起义是反清运动的开始，苏四十三的循化起义和田五的石峰堡起义是反清运动的继续，还有贵州张凌翔、马河图、四川蓝朝鼎、蓝朝柱等人的起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杜文秀的云南起义和白彦虎等人的陕甘西北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对清朝的打击最为沉重，同时对回族社会的损失也 最为巨大，举世罕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回族人民刚直不阿，视死如归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为首的反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地进行倾族大屠杀的 丑恶罪行。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傈僳等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 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 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人口最为稠密”，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义的浓浓烈火，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纷纷投人到了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几乎完全摧毁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使河州、肃州、金积堡、西宁成为当时回民起义的四大根据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枪洋炮的剿杀和诱降下，轰轰烈烈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从华州起义到肃州被屠历时12年，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坚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义也历时12年，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孙玉宝、崔伟、甘肃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新疆妥得鳞、索焕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间上虽然没 有云南长，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个别的还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甘肃的回民由于有马占鳖的投降，可以说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过去丝绸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庄，经过“左屠户”的屠杀也无一幸免，其惨状由此可见一斑。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清军巢杀之恶毒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仅陕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说），改变甚至抹杀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倾族驱赶回族人民，专门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来的关中平原、银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会宁、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和径原、隆德等山区贫瘠之处的安置策略，直接影响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今天西北回族的贫困就是由于当年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还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所以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极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东干族。白彦虎东干族尊为“东干民族之父”。
尽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近现代以来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丝毫不逊色，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始终冲在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从影响上讲，近现代史上回族军阀及其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为新中国的建立回族人民的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名永载史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人民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各界群众纷纷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回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和传播，回族学逐渐兴起，中国共产党也率先在延安正式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从而为以后回族在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回族已被国家正式确认为跨国界民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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