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
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酆，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
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
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
《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
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
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
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
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
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
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
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欢迎光临 僚人家园 (http://bbs.rauz.net.cn/) | Powered by Discuz! 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