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静江军府通判黄应德《宜州铁城记》(碑在宜州古城峒摩崖上)中有云：
岭右自淳祐来，云南有鞑患，朝庭重我南鄙，移师戍之。今大帅宝文胡公，时以郎官转对上前，独谓谴戍，非经久之策，当如唐李德裕筹边故事，按山川道理，择险筑城，以扼其阻。
这段文字清楚如实地记录了大宋王朝构筑宜州铁城的原因及其作用。但文中所言献策筑城者“宝文胡公”为谁，很久以来都无法弄得清楚。十数年来，笔者遍检所能见到的广西地方旧志、文献亦未得其所。广西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宜州碑刻集》一书对此也云“胡公，不知何人，无考。”果真是这样吗？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一直是持存疑态度的。后来，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宜州铁城记》刻石刊刻于宋宝祐乙卯年（公元1255年），距今约有千载了，年代十分久远，其中的部分文字已经漫湮不可识读。据笔者估计，这种现象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这或许正是我们如今在有关的广西地方旧志、文献中看不到这部分文字的原因。显然，这些不可识读的文字，特别是文尾所缺损的21个文字，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在这里是不是就暗藏着关于“宝文胡公”的重要信息呢？这一直是放在笔者心头上的一件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道经苏杭，入市淘书，于旧书摊上觅得我国晚清著名金石学家陆增祥所编撰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一书。由书中李学勤所作《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序》可知，陆增祥为江苏太仓人，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庚戍科状元。陆增祥从政之余，领金石之学，为古今集金石学之大成者，著名的金石学家。除了《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外，他还写有《八琼室金石札记》四卷、《八琼室金石偶存》和《金石祛伪》等金石著作传世。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他曾受任庆远府知府。据笔者考评，他当是历任庆远知府中“学位”最高的一个。可惜的是，他在赴任途中，道经湖南，被巡抚疏留，在那里做了十余年的道员。否则，我们不难想象，宜州有可能甚至是广西的文化学术，定会如黄庭坚羁管宜州之时，再次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光绪五年（公元1850年）陆增祥由湖南返乡省墓，未曾料到的是，此行竟然一去不复返了，三年后他便卒于家中，终年六十七岁。陆增祥去世后，著名学者俞樾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由于他没有到任庆远府，所以在广西的地方旧志、文献中，我们是无法看到有关他的宦迹的文字记录的。关于他的详细情况，笔者将拟另文介绍。而令人更为惊喜和兴奋的是《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竟然收有《宜州铁城记》的全文。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上面所述的无法识读的21个文字。为了能够说明问题，兹将这部分文字全录如下：
……城其大可书者，伐柯匪斧，所以成侯之役者谁与。胡公名颖，字叔献，长沙人，文武伯也……
上引文字中，字下带着重号者，为《宜州铁城记》刻石所缺损的部分文字，而这段文字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则是完完整整的。由于《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的《宜州铁城记》，陆增祥是依据原碑拓片录下的，其准确性和真实性，绝对不会存在问题。所以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宝文胡公”即是“胡颖”无疑！顺带一句，古代没有摄影和复印技术，但发明了传拓技艺。正是这一技艺的发明，使很多古代的珍贵文献资料得以流传至今。另外传拓有许多摄影和复印技术所不能做到的地方。事实上一个真正的传拓高手，如近人马子云先生，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碑帖鉴定专家，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传拓高手，他可以将器物的整个形状，包括外形、内部和细微之处拓制无遗。在当今的文博工作者中象马子云先生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除了收录有《宜州铁城记》刻石之外，还收录了《宜州铁城颂》、宜州龙隐洞《张自明题诗》、《张自本题名》、《白云岩张自明题诗》和《方信孺题名》等五处刻石。在陆增祥之前的金石著作，如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由王昶编著的金石巨著《金石卒编》均未收录过宜州的碑石。就连“念碑刻题名千载如一日也”的汪森，在他编辑的《粤西丛载》一书对此也仅以“宜州碑记阙”五个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陆增祥于此是开了先河的。前面说过，陆增祥没有到任宜州，那么他是如何得到这些刻石拓片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为这些刻石所作的题跋中找出答案：
……是洞有王钜游山记，王挺、余靖、方信孺诸诗刻。信孺诗（关于此诗下文另有论及，笔者注），疑此题名之误。此四刻均失所採。张敏吾瑞治大令摄宰宜山，为予拓致之。其王钜诸刻，半已无存，存者亦曼患难与共未拓。宜山僻在边陲，罗致甚艰，得此差自喜焉。
——《方信孺题名跋》
……甲戍九月，海琴自桂旋湘，以《颂》文见诒，不见撰书人名，疑其失拓。越月，张敏吾又寄装本，《记》《颂》各一册，乃知《颂》后不列书撰人者，已见于《记》也……
——《宜州铁城颂跋》
从上面的这两段题跋中我们可以知道，陆增祥所得到的这些关于宜州的刻石拓片，都是由张敏吾（瑞治，可能是张敏吾的字，也可能瑞治是名而敏吾是字）和海琴传拓装裱后送给他的。前面我说过，《宜州铁城颂》刻石中不可识读的文字由来已久，而从《八琼室金石补正》所收《宜州铁城颂》文字的完整性来看，张敏吾和海琴先生绝对是一流的传拓高手，否则他们是不能将这部分不可识读的文字传拓出来的。特别的是他提及张敏吾曾在宜山做过官，从跋中“摄宰宜山”一句推断，他做的当是县官。但奇怪的是，在众多的地方旧志、文献中同样也没有看到有关他的文字记载，真是不知何故！而关于“海琴先生”则更是不知所踪。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看来只有留待今后或者知者补充了。除此之外，陆增祥还在有关的题跋中，更正了一些流传于著录中的错误，同时他自己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他在龙隐洞《张自明诗题跋》中云：
张自明，建昌人。嘉定中，以宜州教授摄州事。见《粤西文载》。尝建御书阁于城西。祷雨于灵潜庙。见《明统志》。字诚子。见清秀山水月洞题名。襄公者，余靖也。太史者，黄山谷也，尝知宜州。岩有山谷祠堂，《明统志》不载，但言有神祠而已。且以此诗属之方信孺，误矣。“孤”作“飞”，“地”作“处”，亦有小异。《广西通志·金石略》引《西事珥》云：“自明知宜州，一日集士民谓曰：‘吾将入关矣。’士民随之诣九龙山，入一洞，有石碑题云：‘宋刺史丹霞张公之墓。’公飘然而入，洞口渐合，今仅容一人侧身可进，其事近怪。”岳和声在《后骖鸾录》书中言尝亲至其地，见其蜕骨云。《通志·待访录》有张自明题“丹霞遗蜕”四字，在丹霞岩，今未见之。此诗云“道人先我著茅菴”盖有隐志焉。《西事珥》所言，恐有传会。
在这段跋中，他指出了《明统志》（即《大明一统志》）将张自明“南山山北北山南，一洞中分路口三。孤鹤叫云声自远，懒龙悭雨睡方酣。襄公淡墨留苍壁，太史高风拂翠岚。百尺岩前清绝地，道人垂先我著茅菴”一诗张冠李戴到方信孺头上的错误和文字上的小异。而且，就跋语所提供的信息来看，笔者估计《大明一统志》可能就是“张诗方著”的始作俑者。近来，见有文章说“张诗方著”这一错误，数百年来竟无人给以指出，就此看来这个结论在这里已经是不攻自破了。因为至少清代的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错误。另跋中所云“襄公淡墨”即余靖南山题诗。其诗曰：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此诗或云非余靖所作，如宋·谢枋德辑《千家诗》题为牧童所作。邑人韦甘睦先生在其编著的《宜州历代诗选》（中国县政年鉴社1999年8月第一版）一书中考为余靖所作，但我认为证据似乎不足。这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尚待进一步的考证。陆增祥在这段跋语中又说黄山谷“尝知宜州”，显然，他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众所周知，黄庭坚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即公元1104年）是因“获罪”而被“羁管宜州”而不是“尝知宜州”。此事多有文章论及，在此不提。陆增祥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但笔者认为，凭他的学力功力，或许这只是他的一个笔误吧。
而关于胡颖，《宋史》称他“自幼风神秀异，机警异常”，“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辞成文，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范（赵范）讨李全，檄颖入幕。颖常微服行于诸营，察从志乡归，必三鼓后全败。遣颖献俘于朝，以赏补官。五年（绍定），登进士第”。事见《宋史》卷416《胡颖传》，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细细一读。胡颖真是文武双全。怪不得黄应德在《宜州铁城记》中又将他称为“文武伯”了。那么黄应德为什么在《宜州铁城记》中又将他称作“宝文胡公”呢?经笔者检索《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悉知，“宝文”为北宋、南宋中央部门之殿阁名之一，即宝文阁。北宋设置的主要官职为待制（注意是“待制”而不是“侍制”。《宜州碑刻集》中所引为“侍制”有误。待制，官名。本为待皇帝之命以言事之意，非官名。汉代常令文学之士待诏于金马门，称为金门待诏。唐代有翰林待诏。宋代设置为官，于馆阁直学士之下置待制，如龙图阁待制等。明代仅在翰林院设有待诏六人，为从九品。清代仍有此官名，但已成空名。见《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直阁，从四品。南宋设置的主要官职为学士，正三品。是皇帝赐给大臣、近臣们的加衔，受者人则称之为“宝文某公”，多无实职。这即是黄应德在《宜州铁城记》中将胡颖称作“宝文胡公”的来由。
考《宋史·胡颖传》中并未言明胡颖有此加衔。关于这个问题，陆增祥也是大惑不解，他在《宜州铁城颂跋》中说道：“碑云‘时以郎官转对上前’，不言何职，《传》亦但云授京秩而已。其为宝文阁学士，《传》亦不载。”是不是黄应德给弄错了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因为《宜州铁城记》是黄应德受胡颖之命而作的，记中“宝文胡公应德记之”一句即是证据。说明胡颖和黄应德应当是十分熟悉的，至少是在谋构宜州铁城时有过从之谊。所以黄应德是绝对不会将胡颖的官衔给弄错的。其二，古人称呼别人的官衔时，是非常严格和注意的，绝对不能出错，更何况这是皇帝赐给的加衔。如果弄错或者乱给别人加上，这可是冒上、犯上之罪，是要被杀头的呀！黄应德是绝对不会干这等蠢事的。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宋史》的编撰者认为，这一加衔对于胡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有不足以抬高他的身份，而无也不会降低他的地位，所以就没有为他记上了。不知道这种猜测是不是能够成立。另外，明代张鸣凤（历官至应天府通判）所著的《桂故》，清代汪森（曾官桂林通判）所编辑的《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民国年间彭作桢所编撰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等书中都有关于胡颖的记载。距今最近的民国年间由广西统计局所编辑的《古今旅桂人名鉴》一书中也有关于“胡颖”的条目，现将此书中“胡颖”条目下的全部内容全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并飨读者：
胡颖，（别字）叔献，湖南湘潭人（前云长沙人，此云湘潭人，皆因湘潭旧属长沙。笔者注。），进士（第）。以广东经略安抚使移节广西，踵李曾伯后，在镇拓凿最盛，足称金汤。后延荆湖，总领财赋。临政善断，不畏强御，时人称之。
看来此公十分看重建筑防御工事对抗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但亲力亲为，而且更是乐此不疲。同时还是一个有远见的、出色的军事家和得到人民称颂的、正直的政治家。
文 / 如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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