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人家园
标题: 印度的少数民族情况 [打印本页] 作者: 季人 时间: 2005-4-27 12:26标题: 印度的少数民族情况摘自http://www.sis.pku.edu.cn/wanglian/mzwt/world/india/ethnic.htm
印度的少数民族情况
概述
印度在历史上屡遭异族入侵和占领，因此最早的土著民族遭灾受难，被迫逃到山区和森 林地带。由于那里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差，再加上一直受到各种剥削和压迫，致使他们各 方面较为落后，甚至处于原始状态。因此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他们为原始居民；有 的称他们为山区部落；有的称他们为森林部落；有的称他们为万物有灵部落；有的称他们为 落后部落；有的称他们为落后的印度教徒等等。所有这些叫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 同角度得出的结论。但是，从他们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来看，这些民族虽然在其所生活的地理 环境、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不少共同特点，但也有许多不同点，不管如何称呼他们 ，实际上，他们大多属于印度的古老民族。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才移居到了山区和森林地 带。他们属少数民族，现在还比较落后，处于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风俗千奇百怪， 在不同程度上还保持着原始文明。这对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条件。因此，自18 世纪中叶以来，印度的部落民一直引起印度国内外人类学家们的重视。这里主要谈谈其社会 结构和有关政策。
印度少数民族构成与特点
印度少数民族很多，有几百个。据1981年统计，共54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7.29%左右，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少不等，相差悬殊。人数最多的有贡德、桑塔尔、皮尔 、吴朗沃、孔德和蒙达等，人口在200万以上；人口最少的是安达曼人，只有几百人。少数 民族的分布不均，虽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但其中在9个邦少数民族的人数较多，人口超过1 0万，它们分别是：中央邦（824万人）、奥里萨邦（492万人）、比哈尔邦（473万人）、古 吉拉特邦（331万人）、拉贾斯坦邦（306万人）、安得拉邦（157万人）。这9个少数民族超 过3293万人，占印度少数民族总数的86.66%。此外，那加兰邦和梅加拉亚邦也是以少数民族 为主体的小邦，其人数分别占全邦人数的88.6%（52万）和80.48%（101万）。
由于印度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自然条件不同，以及一些其他原因，生产发展很不平 衡，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的谋生方式可分为以下6种类型。
（1）采集渔猎型
这类少数民族分布在印度各地，其中有柯钦的迦德尔人，泰米尔钠 德邦的马拉本特拉摩人、巴里扬人、巴尼扬人、伊普拉人、吉隆巴人、高亚人、贡达雷迪人 ，安得拉邦的金纠人、耶那迪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克达克利人，中央邦的克马尔人、白伽 人 、阿布其马利亚人，比哈尔邦的霍尔人、克利亚人、比尔吉亚人、帕拉西亚人和科尔瓦人， 北方邦的拉吉人，喀拉拉邦的卡达尔人、马拉潘塔兰人、阿兰丹人、库龙巴人和安达曼群岛 的昂吉人、杰拉瓦人、森蒂奈尔人、尼克里人、尚彭人等。这些民族至今还处在靠天然资源 维持生活的阶段，他们中绝大多数不懂农业，或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分许多群体，多数以家 庭为单位，有时狩猎也几家合作进行。住在小山林里的民族靠采集野果、野花、块茎、蜂蜜 、野菜谋生。同时也猎获野猪、猴类和野鸡等飞禽以及其他一些小动物。近年来，商 人们与他们有了较多联系，他们开始吃大米和穿衣服了。因此，其生活发生了变化。
（2）游牧型
一些少数民族主要靠游牧为生。主要有南印度尼尔吉利地区的多达人、 喜马偕尔邦的古贾尔人、北方邦的婆迪亚人等。他们几乎完全以放牧为业。靠吃牛奶、奶制 品、野菜、野果为生，有的也吃各种肉食。他们的放牧有固定的范围。夏季，全家带着 牲畜和家中的财产用具，到高山地区和森林地带放牧；冬季，再返回山下的平原地区过 冬。现在他们的放牧受到了一定限制，只能在森林局允许的地区放牧。
（3）刀耕火种农业型
印度有近5400多万少数民族，其中80%以上从事农业生产。但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不同，有的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耕地经常变动；有的采 用较先进的耕种方法，使用固定耕地。阿萨姆地区所说的秋摩或叫纠摩，奥里萨地区所说的 拉马、达哈、达里、包都、迦马纳、高孟、古里亚和各加尔杰斯，都是指这种经常更换的刀 耕火种的方法，在阿萨姆、蒂里普拉和曼尼普尔地区的洛哈尔、安加米那加和古喀人，孟加 拉的莫尔巴哈里亚人，比哈尔邦的阿苏尔人，奥里萨的沙奥拉和纠昂格人，北方邦的高拉瓦 以及中央邦的白伽人和贡德人中特别普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由于多采取伐林造田的办法，已严重危及到生态平衡和导致水土流失， 所以印度各邦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这种乱砍乱伐现象。
（4）固定耕作型
印度大部分少数民族已跨过了刀耕火种阶段，采用了固定耕作方法 ，如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的桑塔尔人、奥朗沃人、霍人，北方邦的塔鲁人、高拉瓦人，中央 邦的贡德人、皮尔人、皮拉拉人，拉贾斯坦邦的皮尔人，奥里萨和泰米尔纳德的沙奥拉人和 尼 尔吉利的巴达迦人等，这些民族在农业耕作和管理方面已相当进步。他们使用牛、犁、耙、 锄，犁田耙地，也用水渠和浇水灌溉了，因此，生活比较安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由于生产水平很低，大多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再加上高利贷商人对他们重利盘剥，所以 他们一般较穷。近年来，各邦政府为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利益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给无 地人分土地，还帮助他们解决耕牛、种子、农具、住房以及其他同生产和生活有关的问题 。
（5）劳工型
有些民族之所以从事劳工，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丧失了土地，生活无着落 ，或者因他们的住区附近有了工业。一些原来从事农业的民族现在为人打短工，当农业工人 或在工业部门当杂工。据统计，约五分之一的工人为农业工人。有的做季节工，有的在林场 、牧场、渔场、茶园或果园中工作，不少人在矿山、工厂、铁路、公路和建筑行业中干活。 在阿萨姆茶园做工的大多是从孟加拉、比哈尔、中央邦和奥里萨等邦来的桑塔尔人、奥朗沃 人、蒙达人、克里亚人、贡德人等，其中比哈尔邦的奥朗沃人最多。另外，在孟加拉、比 哈尔、中央邦、奥里萨、安得拉等邦工作的矿工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贾姆歇德普尔的塔塔钢 铁厂的工人几乎全是桑塔尔人和霍族人，中央邦的大部分锰矿工人是少数民族，比哈尔的云 母矿工中有上百万工人也是来自少数民族。
（6）民间艺人型
有些少数民族专靠卖艺谋生，他们以唱歌、跳舞、弹奏、杂耍、耍 蛇等为生，生活并不安定。如安得拉邦的帕尔丹人、奥贾人卖唱；多马拉人、比努卢人演杂 技；帕卢库姆古拉人、帕丁提高拉人和巴胡鲁帕人耍魔术；拉贾斯坦的卡尔拜里亚人耍蛇 ；北方邦的纳特人、萨陪拉人等以弹唱、跳舞等谋生。
少数民族政策
在英属印度时期，殖民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孤立和“保护”的政策，它把少数民族隔离 在 一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山地和岛屿，并划定特区加以隔离。与此同时，殖民政府也在土 地占有、使用森林资源以及财政拨款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殖民政 府妄 想通过这种政策使广大的少数民族远离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由于英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 策，少数民族继续处于落后、贫穷、孤立的状态。
印度独立后，为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宪法中做了有关 规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
（1）政治上给予一定的保护
在印度宪法条文中有多处提到对部落民的特别规定，如“废止实行‘不可接触’陋习” （第十七条），“对非部落民进入和定居部落民地区以及购置财产在法律上给予限制”（第 十九条第五 款 ），“由总统发布命令，公布表列部落名单，政府对表列部落予以保护”（第三百四十二 条）。“表 列种姓、表列部落有权要求在国家机关中工作，在中央的一级、二级职员中，为表列部落民 保留一定的职位”（第三百三十五条），“为部落民（和表列种姓、落后种姓）保留一定比 例的公职职 位”（第十六条和三百三十五条），“1990年1月25日以前给予部落民（和表列种姓）在国 会和邦议会中 的特别代表权”（第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三和三百三十四条），在国会人民院全部议席542 席中，有40席保留给表 列部落，在各邦议会3997议席中，有303席保留给表列部落。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这样 ，印度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废除宗教的、社会的、人种的差别，力图保护弱小部落民的利益， 使他们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
（2）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政府给予支援
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给予了多种支援。这种经济支援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有体现，而且逐年增加，并为少数 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有关方针和纲领。根据这个方针和纲领，在那些少数民族人数占所在地 区人口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邦和直辖区还要为少数民族制定补充计划。其目的是缩小少数民族 地区与其他民族地区之间在发展上的差距。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纲领中，为了发展经济，提 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还做了特别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重新分配土地，限制土地转让。印度独立以后，各种原因迫使一些少数民族丧失 了土地，失去了生活来源。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决定重新分配土地，把一些可耕的荒地分配 给他们开荒种植。70年代，各邦还修改了土地限额，把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少数 民族，并强调土地不能转让，以确保耕者有其田。邦政府还规定，禁止高利贷商人向少数民 族勒索土地（或牲畜），或以此还债。高利贷商人手里的借据必须经过邦政府的专门人员检 验后方为有效。通过上述措施，一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上得到了保障，对社会的安定也起到了 一定作用。
第二，帮助建立一些类似合作社的组织。先后成立了诸如农业、畜产等不同类型的合作 社。还成立了邦一级的少数民族的合作社，以组织联系邦内的各种合作社。这对促进农业资 金的流通，林产品的交换、销售以及活跃贷款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对这些 合 作社还不时给予经济补助，以利于发放贷款和其他工作的开展，这些措施对高利贷商人和债 主的剥削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第三，帮助少数民族进行开发和建设。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兴修水利、建设公路、推广 新的技术和耕作方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小规模的工业生产等。此外，还拨款为他们提供医 疗设备、开办医院、改善卫生条件，并帮助他们盖房、打井，解决居住、饮水等困难。
（3）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增加就业人数
印度基本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种姓、种族 等各种歧视，以期国民间平等发展，力图通过教育和就业等办法消除少数民族与其他社会集 团之间的差别。为此政府做了有关规定，据有关统计，在各五年计划中，少数民族教育是一 项重要内容，为此投资较大，有关教育的经费几乎占每个计划经费的一半。中央政府还特地 指示，在高等教育中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待，保留其入学名额不少于5%，在录取学生时， 对少数民族学生也比较照顾，如考分与其他学生相同，可优先录取，有时略低一点，也能录 取。邦政府对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免费，发放奖学金，开办寄宿学校，提供食宿和讲义 等。据统计，在高等学校注册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近年来不断增加。今天，无论在 普通大学，还是在名牌高等大学中都能看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学习。
把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就业结合起来。政府为解决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做过不少规定， 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中央和邦政府各部门工作的人员名额中给少数民族保留一定比例， 还为少数民族和低级种姓的人设立高等职位考核训练机构等。通过训练为少数民族创造就业 条件。在中央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中，由中央政府直接雇佣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保留7.5% 的 名额。为保证这些名额的落实，少数民族就业考试大多一次成功，对他们的要求一般放宽。 在晋级时，也规定为他们保留7．5%的名额。中央、邦政府的三、四等职员一般由地方录用 ， 在录用时，按照少数民族在各邦中所占人口比例来确定其名额。通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的 就业情况也有所变化。
民族政策事实评估
政府为改变少数民族状况，虽然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做了一些规定，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目前少数民族的处境并 非令人乐观。
(1)政治方面
国家机关中为表列部落民保留一定数量的职位，实际上，表列部落民在国家 机关中所占的职位低于所规定的数字。让部落民平等地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想法并不能完全 实现。有些警察和森林管理员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和凌辱仍十分惊人，殴打残害少数民族的事 件时有发生。对他们不是暗杀身亡，就是纵火烧死。据印度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专员署的报 告，已经申报的残害部落民的案件1976年为1065起，1977年增至为1138起，1978年又增加为 1632起，两年内增加了53%。其中问题严重的是中央邦（714起）、马哈拉施特拉邦（267起 ）、比哈尔邦（196起）和拉贾斯坦邦（184起）。
(2)经济方面
宪法规定“保护少数民族不受一切社会剥削与歧视”，“为确保少数民族土地 占有权和免受代理商的经济剥削而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这些规定很好，但有些地方未 能 很好落实。据北方邦和中央邦的有关调查，发现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照章办事。
近些年来，少数民族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并未完全停止过，时起时伏，形式多样。有的 抢劫农作物，有的袭击林业官员、焚烧仓库等等。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收回失去 的耕地以获得生活权利的呼声至今还很高。
(3)教育方面
少数民族教育有了发展和提高，但是和社会其他集团的差距并未缩小，初等 教育尤为落后。各邦、中央直辖区在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方面也存在差距。同时，少数民族 内部的差距也有日益扩大之势。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些规定和措施，均有不落实的情况。 如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英语或其他功课基础较差，或因种姓、种族歧视等原因未被录取， 或入学后又中途辍学。因此在校人数小于注册人数，甚至有些学校有名无实，不是处于半瘫 痪状态，就是干脆没有学生。校舍破乱不堪，教师不去上班，只拿部分工资，其余大部分工 资上交有关检查官员。因此，少数民族文化落后，文盲很多，据统计，文盲率占88.7%。
以上看出，印度独立以来，政府对少数民族在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和文化教育方 面做 了一些规定，给予了一定的保护和帮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得到了部落民的支持，但效果 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历史原因。这主要与英国统治和经济掠夺有关。英国统 治印度如此之久，其流毒很广很深。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印度的民族、宗教、种姓制度等错 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百般歧视，不断制造民族矛盾和 民 族对立，甚至残酷屠杀，以维护其在印度的统治。各行政机构对少数民族也非常歧视，如部 落民遭到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烧死，受害者无处伸冤；部落民财产被劫、土地被占，也 无人问津。少数民族忍无可忍，终于暴发了震惊世界的1855年桑塔尔人反英大起义。印度独 立初期，政府基本上沿袭英国对部落民的做法。后来，做了一些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法律规定，诸如部落民有土地占有权和受保护的权利等等，情况有所好转，但“歧视”问题并未因 此 而得到彻底解决，一些旧的习惯势力仍起作用，如上所述，至今仍有些行政机关如警察、法 院中的少数人因为受贿而不主持正义，对部落民的欺压和凌辱仍十分惊人，殴打残害部落民 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与历史上长期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分不开。
第二，政策上的问题。早在独立初期，尼赫鲁总理就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利问 题提出过一些较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不少人对此持反对 态度，后来被否定了，未能得到彻底落实。采取了同化政策，主张让少数民族了解文明社会 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同一切旧的“决裂”。尤其到了60年代，一些人企图用快速的社会和经 济 开发完成对少数民族的全部同化。后来，又用提高少数民族的福利办法来迫使少数民族与其 他民族结合在一起，甚至主张用印度教取代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以达到文化的一体化。尽 管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条款难以落实。基督教 传教士也闯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自己的文明和宗教，修教堂，办学校，迫使少数民族放弃 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印度教徒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结果，冲击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和传统的民间文化，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使一些少数民族“印度教化”，不少人 皈 依印度教，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皮尔人和桑塔尔人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是，他 们在印度教社会中，地位仍然很低，如同不可接触的种姓一样，甚至连最低级种姓的清道夫 都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了，经济状况更差了。印度教化影响的结果 ，童婚也大量出现了，嫁妆陋习也随着蔓延开来。
第三，有些政策不落实。有些政策是好的，但得不到落实，印度政府在各个五年计划中都 规定一笔用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福利事业的拨款，这种拨款已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 1956）的3.004亿卢比增加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69—1974）的17.27亿卢比和第五个 五年计划 （1974—1978）的29.619亿卢比。印度政府还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一种部落 地区附属 计划，在每一个部落超过人口总数50%的地区，制定这种旨在加强部落民地区建设的计划， 这 种计划的拨款投资由中央和各邦联合负责，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4—1978）中央政府的 拨款达到12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0—1985），这种拨款的指标为47亿卢比。但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拨款远远落后于原定指标，而且已经花费的资金又有一大部分为各级官 员、包工商和部落上层分子所侵吞。政府规定的对表列部落民在教育、就业和银行信贷等方 面的优惠对于大多数部落民来说犹如一纸空文。又如，以前印度政府以实现“发展农村纲要 ” 的名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搞过福利投资。实践证明，有些地方效果不大，因为这些钱也到了一 些地方官员手里。宪法规定，保护他们不受一切社会剥削与歧视，实际上贯彻不力。印度大 部分邦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据报道，“在这些邦内，那些被认为文明的民族都有占用少数 民族土地和财产的情况，并且对他们进行各种剥削，使一些土著人要么变成债务奴隶，要么 被迫流离失所。而土著人又不能及时受到政府的保护，警察和一些行政机关由于受贿而对地 方给予包庇，对土著人进行威胁”。虽然上级政府对土著人订有计划和规定，但下级有些部 门对计划落实不力，或者“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贿而中途停止”。 由于种种原因，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以上事实证明，印度独立以来，政府在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收获，但同时必须 看到，问题还存在。历史上的流毒很深，民族与宗教矛盾存在，教育还不发达。因 此尽管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改善少数民族状况做了些努力，但是要想使所有问题得到应有 的解决，却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的。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2:47http://www.jwb.com.cn/gb/content/2004-05/21/content_239555.htm
锡克教与印度教（附图）
锡克教男子穿着传统服装。
印度前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19日正式被印度总统卡拉姆任命为新一任总理。头戴围巾、满腮白胡、一身标准锡克教徒打扮的辛格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位信奉锡克教的总理。这让信教人数在印度属于极少数，而又堪称印度５种主要宗教之一的锡克教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锡克教产生于15世纪后期
印度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人种、宗教、语言博物馆”。有１０个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印度斯坦族占４６．３％，泰鲁固族占８．６％，孟加拉族占７．７％，泰米尔族占７．４％，还有其它民族。
印度教是第一大教，信奉者达到了人口的83%，其次为伊斯兰教（１２％），基督教（２.３％），锡克教（１.９％），佛教（０.８％）。而锡克教徒主要生活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锡克教尽管教徒不多，但从其教义、教规、寺庙以及教徒的穿戴都极具特色，是一门十分独特的宗教。
锡克教产生于15世纪后期，由鼻祖那纳克在印度旁遮普创建。锡克教提倡人人平等、友爱，强调现实，主张简化礼仪、朝拜圣地和积极入世，反对印度教的多神论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同时也反对偶像崇拜和男尊女卑。锡克教的经典是《阿迪·格兰特》。
“辛格”·“考尔”
锡克教徒十分敬重该教的首领和祖师，尊称他们为“古鲁”，即“师尊”。锡克教从鼻祖那纳克开始，先后有１０位师尊，之后的领导人不再获此称谓。从第六代师尊开始到第十代师尊，锡克教为了对抗莫卧尔王朝的压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组织。此后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锡克教徒就占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现在，印度军队中有15％的士兵为锡克教徒。
第十代师尊时期，男教徒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辛格”，意为“狮子”，女教徒的名字加上了“考尔”，意为“公主”。
锡克教的庙很有特点，一般为金庙，最著名的一座位于印度北部旁遮普邦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城，是座通体镏金的寺庙，由锡克教第五代祖师阿尔琼·德维兴建在阿姆利则城圣湖“琼浆玉液池”的中心小岛上。这座金庙规模宏大，金碧辉煌，被称为“锡克教圣冠上的宝石”，是锡克教徒心目中的圣地。
锡克男子必须做５件事
锡克教徒的着装和服饰一直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在许多国家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头裹长巾、胡子很长，一副英伟的男子气概的锡克教徒打扮，成了人们心中典型的“印度人”扮相。
锡克教第十代师尊要求成年的锡克教男子必须做５件事，即：蓄长发(Keshas)、加发梳（Kanga）、戴钢手镯（Kara）、佩短剑（Kirpan）和穿短衣裤（Kachcha）。这也就是锡克人著名的“五K”。这“五K”在锡克教中具有特殊含义。蓄长发是锡克教成年男教徒最重要的标志。他们认为，留长发是古代圣贤的习惯，因此，终生不得理去毛发。蓄长发、长须表示睿智、博学和大胆、勇猛。加发梳是为了保持头发的整洁，也可以促进心灵修炼。戴钢手镯是为了培养永恒、无限的锡克教精神，象征锡克教兄弟永远团结。佩短剑表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坚强信念，剑也是尚武精神的体现。穿短衣裤是为了区别于印度教徒穿着的长衫。不过，今天的锡克教男子平时很少穿短衣裤、佩短剑，但蓄发、加发梳、戴钢手镯仍然极为普遍，尤其是在梳好头发之后，再包上一条长长的头巾，成为锡克人的典型象征。
曾与印度教摩擦不断
此番信奉锡克教的辛格出任印度新总理，使人们不得不关注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的宗教矛盾。上世纪5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摩擦不断。1984年初，要在旁遮普邦建立“哈利斯坦国”的锡克教武装分子，以阿姆利则金庙为据点，同印度军队交战，引起全国局势紧张。当年6月20日，印度军队遵照英迪拉·甘地总理的命令，包围了金庙，并发动进攻，于翌日早晨占领了金庙。有报道说，在战斗中，约有1200人被打死。同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总理在首都新德里被身边的两名锡克教卫兵刺杀身亡。不过，进入90年代后，锡克教与印度教之间的矛盾一直趋于缓和。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2:48http://jczs.sina.com.cn/2004-03-08/1500186363.html
连载：印度总理英·甘地遭贴身侍卫刺杀身亡
坐落在德里南区的印度总理府，环境优雅，绿树成阴。1984年10月31日上午9点30分，“嘟……”住宅区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这是英迪拉的秘书打来的，告诉她接见客人的时间已经到了。原来一个由爱尔兰著名影星乌司蒂诺夫率领的爱尔兰电视小组，准备10时采访印度女总理。这个电视小组是专程来印度采访的，他们准备为甘地夫人拍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
英迪拉的父亲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1917年11月19日，当英迪拉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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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地时，他的祖父抱着这个漂亮的小孙女骄傲地说道：“我的这个女孩子可能会胜过一千个男孩！”果然，48年后，他的孙女真的成为拥有7亿多人口的大国——印度的第一个女总理。印度有着众多的民族和宗教，它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英迪拉曾作为尼赫鲁的女管家和秘书，列席了印度政府许多重要会议，经常跟随父亲出国访问，到过美国、苏联、法国、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见到了杜鲁门、丘吉尔、铁托、周恩来、纳赛尔等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这些得天独厚的机遇，大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政治和外交经验，为她登上总理宝座奠定了基础。加之她天资聪明、机敏，才得以出任印度第三任总理。她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一连使出三招，解决了困扰她父亲多年的三大难题：粮食问题、卢比贬值问题和旁遮普邦问题，充分显示出她的胆略和才华。
这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她原来准备取消与爱尔兰电视小组的会见，因为她的孙子和孙女在前几天的交通事故中受惊，而他们的父亲拉吉夫·甘地正在外地参加竞选活动未归。她想待在家里好好照应孙儿们，但最后还是决定接受采访。
67岁的女总理英·甘地穿着橙黄色的莎丽服，在贴身保镖、锡克族警官本特·辛格陪同下，前往总理府办公室。英·甘地的住宅坐落在总理府的东半部，办公室在西半部，两座建筑相距几十米，中间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雅致的花园，两部分之间是一丛丛矮灌木林，灌木林中央有一座布满藤葛的拱门。
离拱门只有三步了。英·甘地永远也不会想到，此时的她，正在跨入地狱的门槛。
本特·辛格叫了一声口令，拱门边的锡克卫兵萨特万特·辛格托起了冲锋枪，向总理行举枪礼。这是例行礼仪。英·甘地轻步越过了卫兵。这时本特·辛格突然加快了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超越了英迪拉。他猛然转过身来，从头巾内抓出一支左轮手枪，萨特万特·辛格也把刚竖起的冲锋枪平放，两支枪随即对准英迪拉。
“哒哒哒哒……”骤然而起的一阵枪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英迪拉神情痛苦地倒了下来，仰面躺在铺满砾石的小道上。鲜血泉涌般地喷射出来，洒在橙黄色的莎丽服上。
英迪拉身中16枪。
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行凶后，把枪扔在了地上，举起了双手，对听到枪声火速赶来的其他警卫说：“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现在你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了。”他们两人被押到警卫室内，本特·辛格突然扑向一个警卫，企图抢夺一支冲锋枪进行抵抗。萨特万特·辛格也同时从头巾中取出暗藏的匕首向旁边的警卫扑去。在场的警卫立即开枪还击。结果本特·辛格当场丧命，萨特万特·辛格也受了重伤，后来，萨特万特·辛格因谋杀罪被处绞刑。
与此同时，在总理办公室外等候甘地夫人的爱尔兰电视摄影队正在忙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他们驻足侧耳细听，乌斯蒂诺夫认为，总理府的花园怎么会有枪声？大概是爆竹声吧！但接着又是几声枪响和一阵喧闹，乌斯蒂诺夫这才断定确实是枪声。这位影星立即冲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跑去。当他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情景使他目瞪口呆：10点钟准备接受他们采访的英迪拉·甘地总理此时已倒在血泊中，她的大儿媳——索尼亚和几个卫兵正围着她的身边抢救。
甘地夫人的亲信助理达温也已赶到，在达温的指挥下，4个警卫扛起浑身是血的英迪拉，簇拥着跑向一辆白色的“大使”牌汽车。这是一辆印度出产的汽车，是英迪拉的专车，除了装有防弹装甲之外，还有防弹轮胎。警卫们小心地把英迪拉抬上车，索尼亚把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膝上，含着眼泪搂着。汽车飞快驶向附近的全印医学研究院，这是印度最现代化、设备最完善的医院。
一个由12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全力以赴，希望能创造奇迹。为了抢救英迪拉，他们给英迪拉接上人工呼吸器，为她取出身体内的16颗子弹，并不断地为她输血。由于伤口太多，血流如注，医院血库里的血很快就用完了，又向其他医院求救，前后共用去88瓶血液。
下午2点30分，医疗小组正式宣布了她的死讯。其实，英迪拉在送抵医学研究院之前就已经死去了。下午，电台开始播放哀乐。
根据事后的调查，这次血腥的刺杀事件是锡克教极端分子对英迪拉的报复，因为英迪拉前不久曾下令军队血洗锡克教的圣地——金庙，造成了几千名锡克教徒的死亡。
锡克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约占全印人口的2%。锡克教派出现于16世纪，创始人是那纳克。从1982年起，为了争取旁遮普邦的更大自治权，锡克人同政府发生矛盾。
这年的10月，锡克教主宾德兰瓦勒把位于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的金庙作为反政府的总部，储藏了大批军火。英迪拉·甘地总理曾多次同他们进行谈判，但均告失败。
1984年4月4日，英迪拉宣布旁遮普邦为“骚乱地区”，并调派大批军队进驻旁遮普邦。宾德兰瓦勒则在金庙的集会上号召锡克人“迎接这一挑战”，抗击政府军。6月2日至7日，印度政府派出几万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阿姆利则市的金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宾德兰瓦勒被迫自杀，几千名锡克教徒饮弹身亡。
金庙事件后，有人要暗杀总理的传言不胫而走。尽管情报人员警告说把锡克族士兵留在身边是很危险的，但英迪拉十分信任身边的几个锡克族警卫人员，认为他们是极为忠诚的人。英迪拉认为调走锡克族卫兵，有损于她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她说：“我一生都与危险相伴，你躺在床上死还是站着死，没有什么区别。”
英·甘地的锡克族卫兵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发誓要刺杀总理，为死去的兄弟姐妹报仇。他们打听到10月31日上午英迪拉要在总理府接见外国记者，决定在护卫她去总理府的途中行刺。
英迪拉被谋害后，在接下来的3天中，在印度80个城市里有约3000名锡克族人被杀害。(沈宪旦)
(节选自《总统车队突然爆炸——国际反恐故事集》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2:49http://novel.jschina.com.cn/hanyuwenxue/zhentwx/zhentanwenxue104.htm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案 用砍掉脑袋的办法治头痛
1977年 3月22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领导的国大党在大选中选票远远低 于人民党，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痛苦地宣布“尊重人民的裁决”，正式提出了辞呈。 人们评论：“英迪拉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华盖当头，次年底，英·甘地刚获得议员席位，便被人民党控制的议会开除，等 待她的是冰凉的手铐。面对逆境，她向一群哭哭啼啼的国大党的妇女党员平静地朗诵 道：
同我告别的时候，请祝我好运， 高高兴兴，眼中不藏一小滴泪， 留给我一个微笑，
我能挺过
所有我离开的日子。
时隔两年，1980年 1月，又到了全国大选的日子，“前度刘郎今又来”，英迪拉 在选民的欢呼和笑脸中，像年轻人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台去。她身着白色的 纱丽，额前一缕白发，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英迪拉的“商标”。她再一次执掌大权，登 上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的总理的宝座。为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刻，她甘冒风险，去与锡 克教极端派首领、被锡克教徒称为“旁遮普邦的霍梅尼”的宗教首领宾德兰瓦勒会面。
宾德兰瓦勒是锡克教的一名普通传教士，有信仰，有激情，像一切宗教首领一样， 他对教徒有着独特的魅力。他用一种有魔力的声音描述锡克教理想中的天堂，使教徒 们如痴如醉，甘愿赴死。他的信徒越来越多，几年间，他便成了一个能左右旁遮普邦 局势的关键人物。他的话，被当地的锡克教农民奉为“圣谕”。
锡克教内部有阿卡利党、锡克教极端派和“卡利斯坦独立国运动”等组织，斗争 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主张和平斗争，有的主张武装斗争，有的在国外建立“卡利斯 坦流亡政府”。他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但要求独立的大目标是一致的。
为了重新在大选中获胜、与锡克人的阿卡利党抗衡，也为了获得在旁遮普邦选举 的胜利、击败人民党，英·甘地违背了父亲尼赫鲁生前的至理名言——教派主义是威 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转而依赖于教派。
这条寓意深刻的名言，是在鲜血和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是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困扰其统治者的问题。稍有不慎，民族和宗教问题便可能变成一 个巨大的火药桶，从而炸毁这个国家。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10个以上， 独立后宪法上承认的语言便有15种；国内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 佛教等，居民中有80%以上。
印度独立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尤为激烈。穆斯林要求在穆斯林人口占80% 的西北印度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反 对，他们坚持“一党制的民族主义政策”。
1946年 8月16日，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宣布：这一天是穆斯林 建立巴基斯坦国的“直接行动日”。真纳发出了恐怖的誓言：“要么我们挑起分治， 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仇杀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中 展开。在加尔各答，三天之中便有5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10 万人逃离家园。动乱 和暴力迅速在印度各地蔓延，达卡、东孟加拉、比哈尔、孟买各地，大规模的民族仇 杀使双方拿起武器，毁灭国家、民族的战争一触即发。
英国新任总督蒙巴顿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不迅速采取行动， 一场内战将在我任职期间爆发。”他提出的方案是印巴分治。即：
(一)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国都获得自治地 位；
(二)在印巴分治前，解决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划界问题；
(三)印度立宪会议也一分为二，归属各自国家；
(四)授予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两个自治领中任何一个的权利，如果不愿加入，可以 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但得不到建立自治领的权利。
蒙巴顿决定：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印度独立；8月15日午夜巴基斯坦独立。把 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印度驱逐和屠 杀伊斯兰教徒；在达卡等地，伊斯兰教徒也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
由于印巴分治，两国难民一支向东流，一支向西流，而边界地区匪徒出没，到处 截杀，恰逢天降大雨、瘟疫四起，两国边界成为人间地狱。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 因教派仇杀而死亡的人数将近60万，约有1400万难民进行了离乡背井的大迁徙。
圣雄甘地震惊了，为了平息、停止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屠杀，78岁的甘地宣布： 如果印度教徒不停止暴行，不退出清真寺，他将绝食而死。甘地又说：“穆斯林和印 度教徒的罪恶同样是巨大的”，“他们甚至在印度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殿堂中诵读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甘地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巨大威望，终于使首都新德里恢复 了平静，印度教徒退出清真寺。但是，他惹恼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咒骂甘地 是印度教的“叛徒”，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他。
1948年 1月30日下午，一个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服务团”成员纳图拉姆· 戈森用枪顶住骨瘦如柴的甘地的赤裸的胸膛，连开三枪，甘地倒下了，口中仍呼：“ 罗摩!罗摩!”这是印度教的神名，印度教中罗摩派认为，只要对罗摩表示虔诚，并默 念他的名字，即可获得解脱。
甘地被害，举世震惊。印度政府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尼赫鲁总理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取缔了“民族服务团”等极端组织。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 仇杀终于平息。
尼赫鲁痛心疾首，指出：“教派主义是因甘地的牺牲而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 之一。”
英·甘地为了获取锡克教在旁遮普对她的支持，竟打出了宗教牌。她向宾德兰瓦 勒妥协，保证一旦掌权，便将全印度最富庶的旁遮普邦的行政管理权交给锡克人，并 撤走印度中央政府委派到该邦的所有印度教的官员。
宾德兰瓦勒有自己的野心和目的，他表面支持英·甘地上台，暗地乘机扩大，发 展自己的宗教势力。
英·甘地是世界上少数有魄力、果断、精明强干的女政治家之一。但是这一次， 她在做割肉饲虎的买卖，用自己的生命在赌一场危险的游戏。
英·甘地曾是锡克人的女皇
锡克教是16世纪以来流行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是从印度教衍生出来的一个教派。 “锡克”一词，源于梵文Sikha,意为“门徒”，因教徒自称为教祖的门徒而得名。该 教1469年由那纳克创立，教徒尊教祖那纳克是真正的祖师，奉《格兰特·沙哈卜》为 主要经典。其教义在印度教虔诚派的基础上，汲取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秘密主义因素， 主张业报轮回；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崇拜偶像和繁琐祭仪，提倡苦行和消极遁 世的态度；认为世上任何现象都是神力的最高表现，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种姓 分立和歧视妇女违背神意；个人只有将灵魂和神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脱。锡克教传至 第五祖古鲁(意为宗师)阿尔朱·马尔时，以阿姆利则为中心，将锡克人组成了一个宗 教团体。到了第十祖古鲁时，规定锡克教徒必须蓄长发、加发梳，上衣至膝，右手戴 手镯、佩剑，下着短裤。男教徒名字加“辛格”(Singh)，意为“狮子”；女教徒名 字加“考儿”(Kaur)，意为“公主”。19世纪英国人占领全印度后，锡克教受到很大 的破坏。
锡克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的旁遮普邦等地，近百年来，还传播到英、美、加拿大、 泰国和东非诸国。
印度的锡克教徒大多是旁遮普人，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好斗。英国人占领印度后， 印度军队中多是锡克人，被英国人称做“尚武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 军中22%为锡克人。
随着二战后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锡克教中有人提出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国家“卡 利斯坦国”的要求。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宣布实行印巴分治。 穆斯林国家的独立，无疑给锡克人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们中虽然也有众多的组织和 利益，但分离主义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主张锡克教成立卡利斯坦国，但根据宪法，锡 克教隶属印度教，法律不承认它为独立宗教，其教徒被称为“带胡子的印度教徒”， 因而独立的要求未能实现。
锡克人要求将他们所居住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二，即一个是锡克教为主的邦，另一 个是印度教为主的邦，遭到尼赫鲁总理的拒绝。
1966年，英·甘地上台不久，锡克教阿卡利党首领法泰赫·辛格宣布，如果政府 不同意把旁遮普邦分成两个邦，他将像甘地一样，进行和平抗议，并绝食而死。英迪 拉在锡克教的压力下被迫屈服了，同意以语言为基础，将旁遮普邦分为锡克教为主的 旁遮普和印度教为主的哈里亚纳两个邦，另将双方都想争取的原首府迪巴尔划归中央 管辖。
英迪拉的政策，引起了居住在旁遮普邦的极少数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愤怒，他们决 心给尼赫鲁的女儿、49岁的英迪拉·甘地一个下马威。极端分子放火活活烧死了三名 支持英迪拉的国大党党员，要制造一场大的动乱。 就在这个当口，南斯拉夫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达新德里。英·甘地在为贵宾举行 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便说到极端分子的暴行，她警告：“我眼里没有泪水， 但心中充满了愤怒……难道这一切就是千百万自由战士和烈士们为之奋斗的结果吗 ? 当暴力和教派纷争污染着整个气氛时，我怎能在会见外国贵宾时，高昂着头说印度是 一个伟大的国家呢 ?我虽然有很大的忍耐性和宽容性，但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必须 动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互相残杀。那些醉心于暴力的狂热教派、政党，正使国家蒙受巨 大的损失，他们不是真正的印度人，他们该受惩罚……” 英·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数十万人的热烈欢呼。她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于 是下令出动军队，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使锡克教与印度教的矛盾得到缓解，并获得 锡克教人的支持。
1980年，英·甘地在宾德兰瓦勒的支持下，取得了在旁遮普邦的胜利。宾德兰瓦 勒的势力大大扩充后，便招兵买马，在锡克族青年中招募失业者和对政府不满者，组 织成一支反政府的武装，并在阿姆利则的金庙中建立总部。
对于宾德兰瓦勒的得寸进尺的分离主义做法，英·甘地绞尽脑汁进行安抚。1982 年，在锡克教闹得很凶时，她宣布：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为“圣城”，禁止在金庙一 带出售酒、烟和肉。她要求军队和警察严守其父尼赫鲁的训令：“绝对禁止进入金庙。 ”她还根据锡克人的要求，在电台增加宣传锡克教的内容，下令释放锡克教政治犯。
但是英·甘地的每一次让步，只能换来宾德兰瓦勒更嚣张的气焰，使他变得愈来 愈桀骜不驯。1983年4月4日，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志愿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共有21人 死亡，200多人受伤；4月25日，一名在金庙外执行任务的高级警察被庙内飞出的枪弹 打死；10月6日，一群锡克教极端分子将六名印度教徒从公共汽车中拖出，殴打致死， 锡克人还纵火焚车。冲突的规模开始升级：1984年 1月，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大 规模冲突，有294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
5 月，有两名印度教政治家和一名新闻记者被锡克教徒殴打致死，凶手逃入金庙； 6月1日，一群锡克教徒冲出金庙，向在街上巡逻执勤的警察开枪，11名警察当场毙命。 警察缉凶时，凶手又逃进了金庙。金庙已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和罪恶的渊薮。
印度八个党派组成的反对联合阵线对英·甘地的政府施加压力，宣布说：如果英 ·甘地不采取行动制止旁遮普邦锡克教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八个党派将一致坚决要 求她辞去总理的职务。
血洗金庙的“蓝星”行动
英·甘地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她秘密召见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 辛格·达亚乐。用锡克族的将军，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蓝星”行动的血洗金庙的计划。 英·甘地最为头痛的，不是宾德兰瓦勒手下的千余名武装分子，而是金庙内万余名锡 克教徒，一旦行动开始，这些人也难逃厄运，但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不容许她再犹豫了。
5 月下旬，七万名政府军士兵包围了阿姆利则的金庙，坦克、大炮全对准金庙， 直升机终日在上空盘旋，军队调动频繁。一切举动，都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让金庙 内的锡克人放下武器，自觉地走出来。 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教徒们仿佛吃了迷魂药，除吟诵经书之外，便是修筑工事，垒 起沙包，在各制高点、要隘设置机枪阵地，大量的火箭筒、手榴弹、子弹源源不断运 送到各火力点，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
英·甘地政府努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决不屈服!除非印 度政府同意锡克教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否则战斗永不停止。”
从 5月30日到6月5日，整整七天了，双方剑拔弩张地僵持着。大家心里都清楚， 总爆发的最后时刻不会太远了。金庙顶上安放的四只大喇叭和政府军布置在金庙四周 的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对嚷了一天以后，终于安静下来。 太阳将要落山时，彩霞满天，金光万道，洒在阿姆利则市的金庙上面，光灿灿的， 令人眼花缭乱。
黄昏是那样的辉煌壮丽，天边一片血红。
横亘在阿姆利则市区阿里木查湖畔的金庙建筑群是锡克教最大的寺庙，由锡克教 第五代宗师阿尔朱创建，1589年奠基，1601年落成，寺顶和大门都是用金箔或镏金装 修而成，所以被人们称为金庙。庙里供奉着1604年收藏的锡克教经典《格兰特·沙哈 卜》。在几百年的沧桑岁月中，金庙几经毁废，又几经振兴。
教主宾德兰瓦勒留着整齐的须发，头上裹着十几英尺长的蓝色包布，身穿洁白的 道袍，像一头白色的猛狮。他用神的启示、用锡克教教义，召唤着聚在金庙内的上万 名和他的装束相同的勇猛无比的信徒和锡克教斗士。宾德兰瓦勒站在高处，双手平张 着，用他带有共鸣的声音在神殿中呼唤着：“锡克教的信徒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 !”台下便发出地动山摇的吼声：“——神是战无不胜的——”
宾德兰瓦勒在这巨大的回响中陶醉，飘飘然，认为自己和神在一起，自己就是神， 神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锡克教人几十年来前仆后继，理想就要在他的身上实现了， 一个锡克教的独立国家和天堂即将成为现实。
他从 5月中旬便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印度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辛格·达亚乐将 率七万大军包围神庙。
“军队不敢进入金庙。这是英·甘地父亲的遗训，作为女儿，她敢公然违反吗?” 宾德兰瓦勒摇摇头，自认为不可能。他藐视英·甘地这个老太婆，他们玩猫捉老鼠的 游戏也不是一天了，他十分熟悉对手的性格、手段和谋略：她的一只手向他摇动着胡 萝卜，另一只手则挥舞着大棒，伺机猛击对方。
1981年 9月21日，宾德兰瓦勒刚刚走出金庙，早已守候在金庙外的警察一拥而上， 捉小鸡般将他塞进警车。锡克教徒们见他们的教主被捕，疯狂地叫喊着，从四面八方 围了上来，将街道拥塞得水泄不通。双方推推搡搡，冲突起来，警察用警棍、催泪瓦 斯驱赶群众；锡克人便用石块、棍棒、弯弓进行还击。搏斗越来越激烈，警察的人数 增至3500余名，向愤怒而失去理智的人群开枪射击。大规模流血冲突结束后，马路上 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小溪一样流淌的鲜血。锡克人的包围终于被打破了，宾德兰 瓦勒被关进了监狱。警察们将锡克人的尸体抛上卡车，一车车拉到城外去焚化。当局 还调来十多辆消防车，用强大的高压水龙头拼命冲刷马路上的血迹，折腾了好几天。
政府逮捕宾德兰瓦勒的罪名是“随意开枪，杀死一名外国记者”。 在法庭上，宾德兰瓦勒为自己辩护说：那位外国记者违反锡克人的教规，用脚踩 了金庙的门槛。他说：“金庙的门槛是神圣的，任何人不能践踏，违反的人必须死。 用他的鲜血涂在金庙的门槛上，才能得到神灵的宽恕。”
法官宣布：宾德兰瓦勒犯有“杀人罪”，并宣布取缔锡克教暴力组织“全印锡克 教学生联合会”；锡克人居住的旁遮普邦宵禁两年；政府不经审讯，即可监禁锡克教 可疑的极端分子，监禁期可达两年；限制锡克人的新闻、言论自由。
第一个回合斗下来，宾德兰瓦勒好像处于下风。他高呼“神和锡克人在一起”的 口号，被押进阴森森的黑牢。但是，他只蹲了九天，便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迈步出狱。 原来，他手下的五名极端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客 机，机上有 170多名印度本国及外国乘客。劫机者以此要挟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宾 德兰瓦勒。
英·甘地想尽了各种营救旅客的方法，决定满足劫机者的要求：无罪释放宾德兰 瓦勒。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教徒们载歌载舞，像盛大的节日一样，抬着他游行。 宾德兰瓦勒重回金庙之后，立即着手购买各种武器，组织锡克人武装力量，亲自进行 严格挑选，将千余名有战斗经验和勇敢善斗的大胡子兵组织起来，进行各种训练，准 备用战斗的方式争取建立锡克人的国家。
英·甘地又笑容可掬了。经锡克教阿卡利党的领袖龙哥瓦尔从中斡旋，英·甘地 同意遵守从前的诺言：将印度的粮仓——旁遮普邦的全部行政管理权交给锡克人，承 认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并撤走印度教的所有官员。
反对党和印度教徒都抱怨英·甘地政府软弱无能，他们嘲笑地说：“英迪拉·甘 地总理老了，犹豫不决便是她衰老的标志，应拿出对付巴基斯坦的魄力来对付锡克族 极端分子。”
但是，英·甘地心里很明白，她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宾德兰瓦勒和一个金庙，这后 面站着一个优秀的民族。虽然这个民族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只有1500多万人，在 七亿多印度人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还不到2%，但是锡克人英勇善战，在印度的120 万军队中，锡克人便占了15.6万，有十几名优秀的将领。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安 全部门、机场、交通运输部门。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甚至现任总统宰尔·辛格也是锡 克人。
攻打金庙，意味着向锡克人开战，后果是什么 ?她投鼠忌器。尽管印度议会已赋 予她特权，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她可以在认为最合适的时机，命令军队迅速行动。然 而，她还在等待，希望宾德兰瓦勒能让步。
这是一个新的回合的较量。宾德兰瓦勒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让人转告英· 甘地：“政府必须同意锡克教成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将首都定在昌迪加尔，圣城为 阿姆利则。否则，从6月5日起，我将命令锡克人烧毁多余的粮库，禁止将一粒粮食运 出旁遮普邦，并且每天暗杀一位知名人士，直到政府让步为止。”
英·甘地拒绝咽下这杯苦酒。6月2日，她走进印度全国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 她警告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容忍分离主义分裂国家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个政 府能容忍恐怖分子杀害无辜人士的暴行。除非宾德兰瓦勒和叛乱分子放下武器，走出 金庙与政府谈判，否则，政府将对金庙内的武装分子实行毫不手软的打击!”
印度洋的海风是吹不到内陆的西北高原上的，英·甘地的讲话，同样被金庙内的 极端分子当成了耳边风。金庙外，政府军的大喇叭一次次反复播送政府的最后警告与 通牒。金庙里，宾德兰瓦勒却自信地认为：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战无不胜、攻无 不克的!9000余名锡克教徒和1000多名武装分子，同仇敌忾，决心抵抗到胜利为止。
宾德兰瓦勒缓缓地登上了金庙的最高处，在绚丽的晚霞中，他的白袍被映得血红 血红的。在晚风中飘动着。望着湖对面的政府军的坦克和大炮，他的嘴角上分明泛起 一丝嘲笑。他俯瞰金庙内外的沙包、工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天，英·甘地必会屈服。
6月6日凌晨，当残月挂在天边。东方泛起一丝鱼肚白时，阿里木查湖的对岸火光 一闪，一发炮弹凄厉地呼啸而来，在金庙大门前爆炸。
宾德兰瓦勒仇恨的脸愤怒的扭曲着，他高呼：“圣战开始了，锡克族男女老少都 要拿起武器，向异教徒们复仇，在血泊中建立一个全新的卡利斯坦国。神和我们在一 起。”
锡克教徒慌乱了一阵，终于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大地像地震般抖动着，政府军 的野战炮弹不断飞来，通往金庙的各个路口，都有匍匐前进的士兵，他们利用黎明前 的黑暗，努力朝金庙靠近。
双方激烈地交战着，各种曳光弹成串飞向对方，交织成网，像流星，如飞蝗，枪 声、炮声震耳欲聋。
天渐渐亮了，士兵们呐喊着冲向金庙，冲到了金庙外的广场上。庙里的锡克族战 士也不含糊，从沙包中、堡垒里和掩蔽所中猛烈地开火，政府军的士兵成了他们的靶 子，冲锋不久便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金庙前的广场上留下了十几具政府军士兵的尸 体。
坦克开始行动。炮塔转动开火，金庙墙上被打穿几个窟窿，机枪在疯狂的扫射着， 新的进攻又开始了。
宾德兰瓦勒好不后悔，有人曾劝他购买大炮，以对付政府军可能的进攻，但他拒 绝了。坦克的威力，使锡克人的抵抗显得无力。宾德兰瓦勒命令锡克战士扛出几个火 箭筒，瞄准坦克开火。一辆坦克的履带被击中起火，无法动弹，金庙内一片欢呼。一 次新的进攻，又被打退了。
宾德兰瓦勒巡视金庙各处，只见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妇 女们在紧急抢救伤员，老人和孩子们忙于运送子弹和手榴弹。库存的轻重机枪、火箭 筒都抬了出来。工事里、沙包上都有被打死的兄弟，他们被抬到圣殿内，身上、脸上 的血迹被擦去。宾德兰瓦勒为死去的人诵经祈祷。
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阿姆利则，金庙内外到处是血和火，隆隆的炮声中，新的进 攻又开始了。形势渐渐有利于政府军，政府军的攻势更加猛烈。锡克人抵抗逐渐减弱， 教徒的血淌到庙外，汩汩地流着，像一条条小溪。金庙内更多的教徒的尸体相互叠压 着，活着的人都捡起了枪，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神、为卡利斯坦国而献身。
开阔地的政府军士兵的尸体也在增多。活着的人躲到坦克后面，坦克终于“嘎嘎 ”开动了，进入到广场前，几辆坦克交替开火，终于压住了对方的火力。
政府军的大喇叭也响了，一遍又一遍敦促庙里的锡克教徒和宾德兰瓦勒向政府投 降。
宾德兰瓦勒的回答是：“不……决不放下武器，要么战死，要么复活 !”他操起 一支AK47型冲锋枪，全身疯狂愤怒地抖动着，对准政府军的坦克，叫着射出一梭子弹。
锡克教1000多名训练有素的战士终于抵挡不住数十倍于自己的政府军士兵的猛烈 进攻，死伤殆尽。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傍晚时分，政府军的坦克终于冲垮了金庙大 院的围墙。士兵们冲进金庙，与躲藏在各隐蔽处的锡克教徒逐点展开枪战。手榴弹到 处乱飞，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坦克喷着火，野战炮还在射击。庙内的尸体一层又 一层，锡克人的抵抗越来越微弱。
宾德兰瓦勒是锡克族的英雄，他是在激战中被打死的。当政府军士兵发现圣殿中 一个端着冲锋枪像发疯一样的人正是锡克教的教主时，十几枝枪不约而同瞄准了他。 他的身躯在密集的弹雨中猛然抽搐着，扔下了手中的枪。他死得很勇敢，有人数过， 他身上有72处伤口在冒血，手中还紧紧抓着《圣典》。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政府军终于冲进了金庙，250名锡克教徒死亡，90 余人受 伤，458人被俘；政府军阵亡59人，伤110余人。
锡克人的尸体被一卡车一卡车拉到城外，在大火中焚烧。
一切归于寂静时，锡克人的心被仇恨笼罩着。这是一个永远难消的仇恨。
冲锋枪声，从总理府传出
1972年 1月26日，英·甘地在国庆阅兵式上，乘坐苏制军用吉普车，检阅印度陆 海空三军仪仗队，在人民的眼中，她俨然是威风凛凛的女神杜尔加。( 杜尔加是位长 着10只手臂，每只手上都挥舞着刀剑的女神，她骑着一只猛虎，所向无敌。)
1984年 6月的一天，英·甘地依然坐着一辆苏制吉普车，来到了金庙前。硝烟尚 未散尽，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味，断坦残壁，弹洞犹存，圣殿之中，血迹斑斑。
身穿洁白纱丽的甘地夫人缓缓走下吉普车，努力收敛战神的形象，小心翼翼地来 到金庙前，脱掉脚上的鞋用一条白绸巾包住头，俯下身去，用右手掌心轻轻拂过门槛， 抹向额头。随后，她立起身，赤足迈过门槛，向圣殿走去。
她走到放着《圣典》桌前，双手合十，深深地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对军队进 攻金庙时死去的锡克族战士表示哀悼。甘地夫人的脸上挂着泪水，用哽咽的声音说： “我们并不反对任何宗教，相反，我们尊重一切宗教。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我们必须打击教派至上主义……”她说完下跪叩头，倒退着出了圣殿。
从电视转播中看甘地夫人谒庙的情形，的确令人感动，很多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英·甘地也发表讲话说：“军人进入金庙，不应当作为胜利来庆祝。” 金庙事件发生以后，印度各地的锡克教徒都披上了黑巾，以示哀悼。他们袭击警 察和印度教徒，聚众闹事，焚毁公共汽车。更多的锡克教寺庙中，挂起了建立“卡利 斯坦国”的标语和旗帜。紧接着是锡克族士兵开始叛乱，并有人要求印度总统宰尔· 辛格辞职。
目标渐渐对准了英·甘地。
6 月16日，英·甘地的亲信与合作者、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区国大党主席耶尔·辛 格在大街上的一家商店中被三名锡克族男子开枪打死。尸体旁用血写着“叛徒”二字。
6 月29日，锡克教“流亡政府”主席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在英国伦敦一家电台 中公然要求锡克人消灭英·甘地及其家人。
在比哈尔邦和其他四个邦，锡克族士兵发生兵变。愤怒的锡克族士兵冲进司令官 普里将军的住宅，开枪打死了将军，随即冲进军火库，抢劫了军械，驾驶几十辆军车 向阿姆利则进发。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锡克族士兵企图冲进圣克鲁斯机场，劫持飞机前往阿姆利则。
国家情报部门报告：有不少锡克人在国外组织敢死队，秘密潜入国内。一些锡克 族士兵也携枪支潜往首都，企图进行暗杀与恐怖活动。
血洗金庙的军队撤出后，锡克教极端分子又重新占领金庙，他们叫嚷着：“一个 宾德兰瓦勒倒下去，千万个宾德兰瓦勒站起来 !”政府军不得不重新占领金庙，驱逐 锡克族极端分子，后又将金庙还给五名专管锡克族庙宇的长老。
英·甘地总理到处“灭火”：她派军队包围和堵截叛乱的锡克士兵；前往各地演 讲，以求锡克族和印度教徒之间达成谅解。她还经常面对气势汹汹的锡克人的质问和 威胁。在奥立河邦的集会上，她正苦口婆心劝说锡克教与印度教和平共处时，被台下 乱哄哄的叫骂声打断。一块石头迎面飞来，正打在英迪拉的脸上，顿时鲜血流了下来， 她忍住痛，艰难而又坚定地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印度的统一与国家利 益，纵使我因为国效劳而死，我也感到光荣，我的每一滴血会使这个国家更加茁壮。”
这句话在不久后得到验证。
英·甘地总理讲到鲜血与死亡，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军队和警察加强了首都新 德里的警卫，通往总理府的赛夫琴路上布满了保安人员，并禁止汽车从那里通行。
总理府外面的警卫工作是严密的，而阴谋往往从内部发生，令人防不胜防。
锡克教极端分子盯上了总理府内的卫队，他们当中有长满络腮胡子的锡克族士兵。
印度前驻挪威大使馆代办哈林德·辛格秘密主持了谋杀甘地总理的行动。英·甘 地命令军队血洗金庙后，哈林德愤而辞职。在挪威寻求政治避难时，他将10万美元的 支票转交给了总理府卫队中的巡官本特·辛格，此人在总理府已干了10年，由一名普 通的卫兵，逐渐提升为巡官，深受英·甘地总理的信任。有人曾劝过总理，在血洗金 庙后，应撤换总理府卫队中的锡克兵，但被她拒绝了。她说：“没有理由因为别的原 因换掉这些忠心耿耿的人。”
本特·辛格又在卫队中找了一名锡克族的年轻士兵萨达万特·辛格，此人21岁， 进入总理府卫队才几个月，两人为了共同的复仇目标，充当了这起政治阴谋的杀手。 他们秘密谋划，找一个两人都值班的时机共同动手，做到万无一失。 1984年10月31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空气清新，朝霞透过浓密的菩提树树叶， 将朝晖洒向总理府大院中。
6 时整，英·甘地总理起床，梳洗后开始专心致志地做瑜伽，然后开始看当天的 报纸，仔细阅读主要新闻，特别注意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西部的活动。这一年是 英·甘地总理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很快便要开始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连任，拉吉夫 正在西孟加拉邦视察，与那里的国大党选民见面，为他的母亲进行竞选活动。
英·甘地总理没有和往常一样，去总理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却不能不和一位 早已约好的英国客人会见，这位客人便是著名记者、作家和导演彼得·乌斯丁诺夫。 约好的会见时间是 9时30分。英·甘地微笑着看着孙儿、孙女吃完早饭，去他们的母 亲那儿，此时已到了 9时18分了。她在镜子前略一修饰，镜里的容颜衰老而憔悴，只 有额前白发依然洁白、挺拔。
门开了，英·甘地安详地走了出来，走下台阶，沿着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径，向 总理府的花园走去，她将在花园中会见英国客人。这条小径不长，她天天在这里来回， 却没有想到，今天，在小径未到尽头时，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
死神已降临在英迪拉身旁。 本特·辛格跟在英迪拉身后，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内心还是一阵阵哆嗦，血 压升高，心脏猛烈地跳动着。他就要下手杀害一位与他朝夕相处的、深受人民尊敬的 人，心里很紧张、很矛盾，但是，为了锡克族的利益，又必须杀死眼前这位弱不禁风 的老人。他很希望这位老太太突然得急病死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自己的“ 复仇之剑”将她除掉。此时，他的帮手，萨达万特·辛格，正站在离小径不远的拱门 前。看到甘地总理一步步走近，他紧张地浑身是汗，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本特·辛格突然发出了口令，按规定，拱门前的卫兵必须向总理行举枪礼。萨达 万特·辛格机械地举起冲锋枪，但并没有伸直胳膊平举，却端枪到胸前，英迪拉像平 常一样，带着笑，向哨兵问好，在她的目光与萨达万特的目光相接的刹那，后者心虚 地垂下了双眼。这时，甘地夫人身后的本特·辛格狠狠地瞪了萨达万特一眼，暗暗骂 道：“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说时迟，那时快，本特·辛格跃到英迪拉的面前，从头巾中抽出一把左轮手枪， 猛扣扳机。英迪拉只来得及说一句话：“你疯了吗 ?”话音未落，英迪拉便倒在了地 上。
正在犹豫不决的萨达万特手中的冲锋枪也响了，向着倒在地上的英迪拉弱小的身 躯猛烈开火：“哒哒哒……”不过数十秒钟，很快，两人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了。
本特·辛格向闻声赶来的卫兵们大喊：“该干的我已干完了，来干你们所要干的 吧!”
卫兵们一拥而上，夺下了两名凶手的枪。但是，本特·辛格又扑向另一名士兵企 图夺枪，萨达万特·辛格也拔出匕首。枪声又响了。本特·辛格被乱枪打死，萨达万 特·辛格被打成重伤，再次被擒。
英·甘地躺在血泊之中，两眼无神地看着天空，再也听不见枪声和儿媳索尼亚撕 心裂肺的呼喊。一切的一切都像一片云，离她越来越远，她身上十几处伤口在向外喷 涌鲜血。
总理特别助理库马尔·达万命令四名警卫托起了英·甘地总理，把血流如注的身 躯抬进一辆总理专用的白色防弹轿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往数公里之外的全印医学科学 院。车内的索尼亚抱着婆婆的头，拼命呼唤着，英·甘地却没有任何反应。
急救室的大门打开了，十几名专家从四面八方跑向急救室，各种仪器设备陆续到 位，输氧、止血、输血、开刀。经检查，英·甘地全身共被击中16颗子弹，有 7颗击 中腹部并穿透，一颗擦着心脏，肺、肝、肾、肠都被打破。医生们发现，总理在到急 救室前已经死亡，诊断书上留下了这样的字迹：“无知觉、无脉搏，四肢冰冷，无血 压，瞳孔放大，无光感，呼吸停止，未听到心音。”
医生们还在努力，他们继续输血，从英·甘地的胸部和腹部取出剩余的子弹。下 午2时23分，医生们终于摘下了沾满鲜血的手套，宣布甘地总理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下午，全印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了所有节目，播音员沉痛地向全国、全世界宣 布：“英迪拉·甘地总理于10月31日上午9时20分在总理府遇刺；下午14时30分逝世。”
甘地夫人被刺三小时后，便有人打匿名电话给美联社驻新德里办事处，声称：“ 这是整个锡克族的行动。我们已经报了大仇，锡克族万岁。” 英·甘地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尼赫鲁纪念馆中。从11月1日上午7时开始，前来吊 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拉吉夫·甘地万分悲伤的从外地赶回，与内阁部长们轮流为英迪 拉守灵。
全印度笼罩在悲痛之中。印度教、伊斯兰教等教徒都为失去了英·甘地总理哭泣。
甘地夫人之死，震惊了世界。各国驻印度使馆官员、印度各界人士、甘地夫人生 前好友，纷纷前往尼赫鲁纪念馆灵堂，沉痛吊唁这位世界上优秀的女政治家、伟大女 性的不幸逝世。
世界各国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新德里，参加英·甘地总理的葬礼。14位总统、7 位副总统、25位总理、副总理、1位国务卿、8位外交部长、1 位王储不约而同地到达 印度。他们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 国副总理姚依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巴基斯坦总统齐亚· 哈克、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不丹国王旺楚克等。
11月 3日，这是一个值得印度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上午11时20分，各国领导人， 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内阁部长们，各邦邦长和首席部长。国大党、人民党等政党领 袖，陆海空三军最高长官，尼赫鲁家族的至亲好友等，齐集尼赫鲁纪念馆为英·甘地 总理送行。英·甘地的遗体被抬上门口停放的一辆苏制白色炮车。她的身上覆盖着红、 白、橙三色的印度国旗，周围还撒满了白色的花。英·甘地生于1917年11月19日，遇 害时离她67周岁的生日只差19天。她的遗容并不安详，眼圈青黑，尽管化了妆，还是 未能掩饰被刺时面部的伤痕。
12时30分，90名三军仪仗队队员将灵车牵引至大门口，再用军用大卡车牵引，在 3000名军官组成的护灵队的护送下，开往贾穆纳河畔的尚蒂瓦纳火葬场。印度总统、 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和英·甘地的亲属们分乘 100多辆国产的大使牌小桥车，缓缓行 驶在12公里长的马路上，路旁自发聚集着 100万人，为英·甘地送行。他们悲痛欲绝， 哭泣着，呼喊着将一把把的玫瑰花瓣撒向灵车。
下午 3时整，灵车缓缓开进了火葬场。这里曾是英·甘地的父亲尼赫鲁火葬的地 方，也是她心爱的小儿子桑贾伊火葬之处。
用砖垒成的长方形台子周围摆满了鲜花，高高的檀香木堆上，放置着英·甘地的 遗体。檀香木、奶油和香料，使尸体在焚烧时发出特殊的香味。下午 3时57分，拉吉 夫·甘地手持火把，法师开始诵经，他围着母亲的遗体绕了 7圈，用火把点燃了母亲 口中含着的檀香木球，火燃烧起来了，熊熊烈焰中，英·甘地渐渐身化青烟，飞向天 空。
拉吉夫·甘地泪如雨下，随着母亲的逝去，拉吉夫·甘地执政的时代开始了。英 迪拉·甘地的死，阻遏了锡克族人公开宣扬的种族独立运动的进程。印度教和锡克教 都不希望再有仇杀，不希望社会动乱，盼望有个安定团结、各种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拉吉夫·甘地成了安定、团结的象征。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2:53甘地夫人因為鎮壓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徒而被殺之後，她的兒子也因為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之虎游擊隊用兵而被人肉炸彈炸死。
斯里蘭卡邀請印度出兵，後來也要求印度收兵，不過被拉吉夫拒絕。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2:58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5/26/content_333976.htm
印度政治五十年
孙士海
50年前的1月26日印度颁布了共和国宪法并宣布这一天为共和国日。在这50年中，印度在社会、经济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议会民主制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政治体制。但显而易见的是，印度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和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政治的质量还不算高, 现代政治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使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诸多的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现代化的进程。
一、由政治稳定走向政治动荡
在近二、三十年中，印度社会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有的学者将之形容为“一个剧烈搅动翻腾中的印度（a churning India）” 。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导致90年代印度政坛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的根本原因。
（一）尼赫鲁时期的政治稳定
在尼赫鲁总理执政时期（1947-64），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这一时期印度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在独立后的前20年中，印度政坛上虽然存在着几十个政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向国大党的执政地位挑战。印度前三届人民院和各邦立法会议的选举结果表明了国大党一党统治地位的稳固性。在1952、1957和1962年的人民院大选中，国大党分别获得了议席总数的74.5%、74.5%和72.9%。在各邦的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分别获得了议席总数的68.2%、65.7%和58.37%。除印度共产党在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中获胜之外，国大党在其他所有的邦都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并处于执政地位。
国大党能够在印度政坛上长期保持一党统治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本世纪20年代初，国大党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开展“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把民族主义运动“从一个由出身上层、受过英国教育、彻底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圈子扩展成为一个受到广大中间阶层和小城镇支持的民众性运动” 。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国大党为赢得民族独立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使它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雄厚的政治资本。民族主义运动的遗产为国大党独立后掌握国家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50年代初期尽管党内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脱党现象，但总的来看，其下层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第二，提出了颇能吸引人心和鼓舞民众的国家意识形态。印度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把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高举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建立福利国家的旗帜。尼赫鲁时期实行的许多重大内外政策，如，不结盟政策、混合经济政策、自力更生政策以及“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在当时的印度，国大党的主张对它动员和吸引各个阶层选民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拥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国大党为动员民众，该党建立了从村、区、县市、省直至中央的各级党组织。这些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起着与政府机构平行的作用。30年代后期，英国殖民当局曾经在印度实行省级政府自治，国大党在一些省议会的选举中获胜并组织了政府。这在客观上给国大党提供了政府管理的实践机会并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独立以后，国大党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它的各级组织机构并使之在政权和民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四，国大党之所以取得成效和长期把持政权，并非仅仅是依靠尼赫鲁个人的超凡的政治魅力，“实际上是因为它能在实事求是地适应变化时很好地运用其能力，因为它在处理内部冲突时具有高度精练的技巧，更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做出决策的程序，可以集合党内意见极为分歧的各派追随者的要求” 。在国大党内外，尼赫鲁采取了避免极端和激进的“调和主义”政治，强调在制定重大国家政策时的意见一致。这种作法比较有效地抑制了党内的分裂和党外反对党势力的增长。
在尼赫鲁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保持了稳定，政府表现出较强的治理能力并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例如，解决了印巴分治带来的难民的安置问题。再如，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560多个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国的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外，政府还镇压了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迫使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采取了“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方式。
（二）国大党的历史性衰落
1967年的第四次大选是国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它已走上了盛极而衰的过程。在这届人民院选举中，国大党获得的席位下降到54.6%，仅以微弱多数保持了在中央的执政地位。在当年举行的各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也同样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它仅获得席位总数的48.6%，在17个邦中的8个邦失去了执政地位。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国大党仍能在中央和多数邦执政，但由其一党统治的局面已经动摇。到了90年代初期，尽管它仍是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能在中央保持执政地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强大和获得民众的拥护，而是因为反对党的力量依然弱小和分散。国大党在历次大选中得票率的变化清楚地表明了它的衰落趋势。在独立后的前三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平均得票率为46%；第四次到第八次大选的得票率平均为42%；第九次大选为39.5%；第十次大选中，尽管出现了拉·甘地被刺的同情浪潮，其得票率也只有36.5%；在1996年的第十一次大选中，它的得票率仅为29.7%。1998年和1999年举行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得票率进一步减少到25.8%和28.4%。
国大党的衰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该党自身。
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年代里，该党通过民众运动的形式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热情。它几乎动员了全国各种社会力量和各个阶层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国大党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独立以后，印度民族与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被民族斗争长期掩盖下的民族内部矛盾开始显现。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表现在国大党的外部，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该党的内部。尼赫鲁在世期间，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存在，但是尼赫鲁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尚能避免党内的分裂。尼赫鲁去世以后，国大党内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政见分歧加剧，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激化，最终导致了1969年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此后国大党又经历了多次分裂，元气大伤。70年代中期，英·甘地为了防止反对党对国大党权力的挑战而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大肆逮捕反对党领袖，停止实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取缔一些反对党以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些作法严重败坏了国大党的民主形象，“紧急状态”也因此被认为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最黑暗时期。自英·甘地执政以来，“国大党内个人专权和中央集权的作法使该党内部协商一致的纪律制度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另外，国大党在选举中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的作法大大削弱了各级党组织的作用，致使许多基层组织名存实亡。
国大党走向衰落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未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该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如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等，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实现，也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几十年过去，广大贫困民众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人心和政治号召力。此外，由于国家严重干预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官员中“寻租”现象普遍，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一切都使广大选民感到失望和不满，其社会基础不断削弱。一些传统上属于该党“选票银行”的阶层和集团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在选举中由国大党的支持者变成了竞争者。
（三）九十年代的政治动荡
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结果导致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其中6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了，最短的只执政了13天。1989年大选上台的V·P·辛格的新人民党政府只执政了11个月；继任的钱得拉·谢卡尔政府只执政了7个月。1991年大选上台的拉奥的国大党政府也是少数派政府，仅靠着小党的支持才得以勉强执政，1993年在人民院的信任案表决中仅以14席的微弱多数逃过了垮台的命运。1996年大选后，瓦杰帕伊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只执政了13天。随后，高达的联合阵线政府仅执政了10个多月；继任的古吉拉尔政府执政了不到一年。1988年大选，印度人民党靠着十几个小党的支持组织了联合政府，但执政仅13个月便由于全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退出联合政府而倒台。在1999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与13个小党组成全国民主联盟联合竞选才得以获得多数议席。组阁后，该党为防止重蹈复辙，将联合政府的盟党扩大到24个，这样即使有个别政党撤消对它的支持，联合政府也不至于垮台。在印度的多数邦内，也同中央一样出现了政治动荡和政府不稳的情况。例如在果阿，1990年至1998年之间共更换了4届政府，7个首席部长，而1961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只换过3个首席部长。
目前印度政坛上的政治力量比较分散，不仅很难再出现一党专政的局面，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各种政治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最后才能形成占有优势的两个或三个政党，而这只有在印度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实现，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印度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化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说，这种现象违背了尼赫鲁等政治家们主张世俗民族主义的愿望。早在1929年，尼赫鲁曾经讲到，“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 但是尼赫鲁的理想至今也没能实现，各种传统社会势力的集团意识反而得到了惊人的增强。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在国大党走向衰落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的2席猛增到1989年的86席和1991年的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八次到第十三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它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塞缪尔·亨亭顿认为，这种现象“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 。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
印度人民党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 。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该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主张显然迎合了印度当前的社会思潮，为该党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印度政治地区化的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上的印度始终处于外族入侵和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它几乎从未实现过国家的完全统一，因此也从未建立过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 英国殖民主义者声称统一了印度，但在约五分之二的领土上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以独立或半独立的形式林立于次大陆。长期的王国林立和地区政治势力割据不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意识、种族意识和语言意识，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各邦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政治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不亚于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作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许多代表地区种族主义势力的政党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目前，除了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奥里萨三个邦之外，其余所有的邦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地区性政党。在某些邦，如泰米尔那杜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党（BSP）、人民党（Janata Dal）、平等党（Samata Party）、印共和印共（马）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90年代以来的几次大选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的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
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坐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三）低种姓政治力量的觉醒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神学基础。虽然印度教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是印度教社会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传统职能减弱，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种姓的作用却在不断加强。由于种姓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们自然成为政治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印度著名的政治领袖 J·P·纳拉扬曾说过，“印度最大的政党是种姓” 。在许多情况下，政党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种姓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5% 。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左右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为了进行社会动员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它们把属于同一阶层，有着共同利益，但分属不同种姓的集团，甚至是非印度教的集团都结合在一起。这就使种姓逐渐具有了阶级的性质。与印度的传统社会相比，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现象。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它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有力的挑战。最后动摇并彻底埋葬这一丑陋制度的可能正是这支力量，不过这将是一个长期、缓慢和痛苦的过程。
三、社会—政治暴力问题突出
从独立至今，印度始终被种族、宗教和种姓问题深深困扰着，这些问题不仅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动乱和暴力冲突，而且威胁着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当今的印度，由种族、教派、种姓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暴力事件已日益成为比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一）种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
在印度的各种种族问题中，暴力冲突最严重是种族分离主义。６０年代中期，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那加人和米佐人先后掀起了反叛活动；７０年代末，该地区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萨姆人又爆发了种族暴乱；８０年代初期，西北部地区旁遮普邦锡克人的暴力冲突已经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人的暴力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到８０年代末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除此之外，印度还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部族骚乱，如廓尔克人和贾坎人（Jharkhand Movement），等等。这些种族或部族都向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提出过地方自治的要求，它们中的激进势力还打出了要求脱离印度，建立独立国家的旗帜。有的种族自治或种族分离主义运动经过政府的安抚或镇压表面上已经平息，但是种族问题与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相互联系，彻底解决非常困难。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在一定的时机下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冲突。目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东北部地区，一些种族或部族分离主义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印度不同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在印度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邦都发生过当地种族用暴力驱赶外来移民的运动。例如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越来越多的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使该邦的人口迅速增加，加剧了对就业及资源、特别是政府部门职务和土地的竞争。另外，大量的移民改变了该邦政治力量对比，使当地阿萨姆人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１９７９年大选前夕，阿萨姆邦爆发了大规模的驱赶外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种族骚乱和种族屠杀事件屡见不鲜。
（二）教派冲突
在印度这个多宗教的国度里，几乎存在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是起源于印度本土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犹太教以及巴哈依教则被看作外来的宗教。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特别被印度教的极端势力所不容，因为它们分别是外国征服和殖民统治的产物，而且其信徒大都是原来信奉印度教的改宗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但最为严重的是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印度独立后实行了世俗主义的建国原则。国大党政府对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穆斯林防止再度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选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穆斯林在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的境况，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就职的人数以及在国会和邦议会的议员比例都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和公开化要求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公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这反过来又在印度教徒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并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的高涨。
自７０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据统计，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１９７５年为２３８起，１９８０年为４２７起，到１９８５年时又增至５００起。教派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２７８人。 早先，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北印度，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南印度，而且越来越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过去，教派冲突一般仅限于城市，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１９８８年在全国４５２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８８个，到１９８９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１１０个。 暴力活动的烈度也在升级，比如，１９９２年在阿约迪亚寺庙被毁后爆发的全国性教派冲突中约有２０００人死亡，５５００人受伤，其中三分之二是穆斯林。
（三）种姓冲突
印度独立后，政府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制”，但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语地带，这种陋习依然盛行。在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与压迫。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加上高等种姓对低等种姓的经济剥削，高低种姓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这些暴力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以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安得拉邦最为严重。在比哈尔邦，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从１９７１年报道的第一起到１９９９年２月的最近一起，一共发生了５９起，有６００人被杀。其中，仅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之间就有３５起，死亡人数达到４００左右。 一些高种姓集团为了对付贫困农民组织的“夺地运动”和“抢收地主庄稼”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该邦，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极其严重的地步。随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暴力冲突可能会继续增加。
（四）社会－政治暴力的根源
印度的传统社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社会，但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更加突出，对政治、经济权力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宽容。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南亚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现实是暴力正在与日俱增。在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５０年中，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减弱并逐步走向暴力的社会—政治秩序。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暴力，种族集团和社会阶级越来越诉诸暴力的手段向国家表达它们的要求。”
印度社会—政治暴力冲突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其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性。在传统社会中，这种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老一代人将其看作是神灵的旨意和命运的安排。但是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政治下的广泛社会动员，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不断增强，政治需求也大为增加，传统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当政府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和要求时，社会中集聚的各种不满情绪便有可能爆发成宗教、种族、部族、种姓等不同集团社会之间的冲突，在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这些冲突便意味着社会—政治暴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虽然为消除贫困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１９９８年仍有４３％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７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几乎始终保持在３亿以上。自９０年代初印度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以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呈现出增加趋势。据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成员的估计，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贫困人口分别达到了３．４９亿和４．０６亿。 虽然贫困本身不是直接导致社会暴力的根源，但是如果贫困与经济剥削和经济的不平等直接有关，那么则易于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
印度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灌溉用水和渔业等资源）以及就业职位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其社会—政治暴力冲突的重要根源。印度人口从独立时的３．４亿增加现在的１０亿，但是就业机会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受过教育青年的失业问题，最易成为导致社会—政治暴力的因素。印度阿萨姆邦和旁遮普邦的种族冲突和分离主义的发生就与大批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印度农村，土地占有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７５％以上的农民仅占有２５％的耕地，而２％的大农户却占有全部耕地的２０％。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农民对土地的饥渴也在增长。不同种姓、不同阶级之间，当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或其他资源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屡有发生。
在城市，由于农村人口为寻找就业机会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只能生活在贫民窟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在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四个最大的城市，贫民窟的人口比例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４２％、４０％、３８％和３９％。估计目前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人口将已高达３２００万。 失业、贫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使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由于对前途感到绝望而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有的甚至成为反社会分子。在教派主义势力的煽动下，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很容易转变成宗教狂热，而且暴力色彩也更为严重。１９９２年阿约迪亚事件后发生的杀人、纵火、抢掠等大规模的暴乱几乎全都发生在大的城市中心。在城市化最快的苏拉特和孟买，骚乱的程度比其它城市更为严重。
四、对印度政治力的基本评价
独立后的印度的政治力毫无疑问要强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是与当今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相比，它显然又属于政治力较弱的国家。其政治力最突出的弱点是缺乏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凝聚力不强并不意味着国家将要走向分裂；社会政治动荡也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暴乱或暴力革命。由于受到党派利益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印度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但是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印度仍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对策决断能力。以下将对涉及印度政治力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制约因素
一个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族的凝聚力，而印度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却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１．历史的影响。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这块古老的土地虽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处于王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千百年来，民众只知道效忠于其所隶属的王国、种族、种姓或村落，几乎没有国家的观念。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深刻地认识到其历史传统在现代国家的建立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阻碍作用。现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贾斯旺特·辛格在其新著《保卫印度》一书中指出：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state ）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印度著名的战略家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讲到：“印度与中国大相径庭的是，国家从来就没有社会那样重要。我们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格言：‘谁又在乎是罗摩统治还是拉瓦纳 统治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要不推翻社会的架构就不在乎谁是统治者。…不管它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还是来自英国的基督教的女王，或是本土的印度教国王。” 印度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１９４７年独立之后，而历史传统却是一种经过千百年积淀形成的社会力量，直到如今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对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产生着影响。这使印度很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像其他大国那样成为民族凝聚力较强的国家。
２．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印度是一个由众多宗教、种姓、种族、部族和语言构成的异质性很强的国家。虽然80%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社会本身却缺乏宗教和政治上的凝聚力。这首先是因为印度教在信仰上没有一套完整的教义和统一的圣经，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号召力。其次，印度教在组织上非常松散，既没有层层领导机构的教会，也没有传教的教团。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宗教。再次，印度教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的教派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教徒在种族、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种族的差异性、宗教的排他性和种姓的等级性把社会分裂成一个个互相排斥、彼此对立的集团。在当今的印度，由于民主政治制度下选票政治的作用，社会的分裂性甚至得到了强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政府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能创建出一套能够整合和凝聚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尼赫鲁主张的世俗主义无疑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但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从尼赫鲁以来的总理们，没有真正将之应用于实践，而只是滥用世俗主义的概念来获得选票。”
（二）民主政治体制与政治稳定
印度独立以后，以国大党为首的政治集团大体上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雏形早在１９世纪中叶英王接管东印度公司以后就已经开始实行 ，印度的政治精英和官僚阶层对这种套政治制度既熟悉又欣赏。因此，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平移交政权的同时，印度的统治阶级也自然而然地承袭了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
从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民主政治一旦实行，除非它极大地损害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很难取消。
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发展来看，议会民主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由于统治者利用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在迄今已经举行的１３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印度政坛自８０年代末以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局面将会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但这种不稳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至于影响到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不会出现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和调和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此外，被英国人称为“钢铁骨架”的文官体制在国家出现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起到稳定作用。
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不民主和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选民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６０％。现在的５亿选民中，有３亿参加投票。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一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无疑对该国的政治力有着重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要符合国情。在印度，社会的发展显然落后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演变。议会民主制不是印度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产物，而是由一批出身上层、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上而下推行给社会的。一些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指出，印度的民主不过是少数政治精英送给民众的礼物，不是民众自身争取到的胜利成果。 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的传统结构没有得到大规模改造，社会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国家，民主政治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的弊端。政党纷争、政局动荡和政府效率不高都使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广泛的参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然而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国家在财富再分配能力上的局限性，这些被动员起来而又不能得到满足的集团便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政治上的动乱。当今的印度社会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可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然而政府“已经显露出治理能力危机的倾向” ，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常常表现得软弱无力。一位印度学者认为：“…议会体制对无控制的腐败、种姓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负有直接的责任。 ”
（三）种族分离主义与国家的统一
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即社会集团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就印度来说，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种族分离主义。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了印度的分裂，但事实上印度现在已经基本上渡过了国家分裂的最危险时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仍将面临种族分离主义的严重挑战，这无疑会削弱国家的团结和政治力，但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印度独立以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如建立世俗主义的国家政权、合并土邦、按种族—语言的原则划邦、对穆斯林实行安抚政策、允许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法律，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军队和一支全国统一管理的，在中央和地方上起到联结作用的文官队伍。印度历来有文官统治、军不干政的传统，军人和文官都不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这种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军队和文官对国家的效忠，对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不同，长期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印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印度独立后实行的许多内外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大多数国民对“印度民族”的认同。特别是独立后形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印度保持统一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个阶级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种族分离主义在印度仅仅是一个个的孤立现象，总是局限于个别地区而且不是少数种族中的主流力量，因此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一些种族和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上层分子一旦被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和得到政治权力之后，往往都放弃了分离主义的要求。大多数的地区政党虽然是地区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但它们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分裂国家，实际上许多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地区政党对国家的忠诚并不小于全国性政党。
第三，印度的社会结构虽然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但是其中又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载体就是印度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印度教不只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虽然种姓制度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相互隔绝，但种姓之间的冲突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尽管印度教社会内部宗派林立，但所有印度教徒在基本信仰方面又是一致的。尽管各种宗教和种族有着不同的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但是印度文化的长期熏陶使印度社会的主流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精神特质方面和生活习惯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基本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 “印度性”。正像尼赫鲁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印度人，无论他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何地，但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印度人，同样也被别人看作印度人。 正是这种民族特征的基本一致性对印度的统一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印度社会内部可能是“一盘散沙”，缺乏政治凝聚力，但对外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当今的印度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印度社会的多元性、分裂性和传统性决定了这种转变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过程。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之内，印度的国家与社会整合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使得它的政治力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显著的提高。（来源：本文载《当代亚太》2000年11期 2000-10-1）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3:00作者: 季人 时间: 2005-4-27 13:06掸族、 傣族、壮族同源的民族。作者: 黄连山 时间: 2005-4-27 13:11不知道阿萨姆邦的阿洪人的语言现状如何？
作者: 季人 时间: 2005-4-27 13:44摘自http://www.answers.com/topic/ahom-language
Ahom language
The Ahom language was spoken by the Ahom people who ruled most of Assam from the 13th century until the British occupation in 1838. The apex of Ahom rule was reached under King Rudra Singh (1696–1714).
The Ahom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originated in Yunna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y migrated into the south-east Asian peninsula and northern Myanmar.
Ahom is classified as Tai-Kadai, Kam-Tai, Be-Tai, Tai-Sek. It has its own script.
The Ahom language became extinct as a spoken language late 19th century. It is only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Modern Assamese is an Indo-Aryan language.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5:15迪馬薩族 和赫馬爾族都是印歐種乎？
阿萨姆语 (Assamese )属于印欧语系 。是印度 东北部阿萨姆邦（Assam）本土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该邦的官方语言 。在其它印度东北部诸如阿鲁纳恰尔邦 也有人说这种语。在不丹 和孟加拉国 有少部分的使用者。 此语有超过2000万的使用者。
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7 15:17作者: 冰天雪地 时间: 2005-4-28 09:02还有东北部靠近缅甸的那加兰邦的那加人。那加人与中国彝族接近，是印度独立呼声最高的少数民族。
印度东北部地区（就是靠近孟加拉国和缅甸以及中国西藏的那一块）是印度政府最大的心病。
作者: 上游傣 时间: 2005-4-28 09:54作者: 北姑 时间: 2005-4-28 10:04作者: hdf125 时间: 2005-6-26 15:10作者: zhr 时间: 2005-6-26 17:57作者: 南粤高凉仔 时间: 2005-6-26 21:14作者: 李诗歌 时间: 2005-11-6 05:01作者: gwangking 时间: 2006-11-18 13:19作者: 季人 时间: 2006-11-18 19:45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Ahom
AHOM, or Aham, a tribe of Shan descent inhabiting the Assam valley, and, prior to the invasion of the Burmes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dominant race in that country. The Ahoms, together with the Shans of Burma and Eastern China and the Siamese, were members of the Tai race. The name is believed to be a corruption of the word "A-sam," the latter part of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Shan" (properly "Sham") and with "Siam." Under their king Su-ka-pha they invaded Assam from the East in the year A.D. 1228, giving their name to the country. For a century and a half from 1228 the successors of Su-ka-pha appear to have ruled undisturbed over a small territory in Lakkimpur and Sibsagar districts. The extension of their power westward down the valley of the Brahmaputra was very gradual, and its success was by no means uniform. In the time of Aurangzeb the Ahom kings held sway over the entire Brahmaputra valley from Sadiya to near Goalpara, and from the skirts of the southern hills to the Bhutia frontier on the north. The dynasty attained the height of its power under Rudra Singh, who is said to have ascended the throne in 1695.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the power of the Ahoms began to decay, alike from internal dissensions and the pressure of outside invaders. The Burmese were called in to the assistance of one of the contending factions in 1810. Having once obtained a foothold in the country, they established their power over the entire valley and ruled with merciless barbarity, until they were expelled by the British in 1824-1825. In the census of 1901 the total Ahom population in Assam was returned at 178,049.
The Ahoms retaine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Assam peculiar to the Shan tribes, which may be briefly described as an organized system of personal service in lieu of taxation. Their religion was pagan, being quite distinct from Buddhism; but in Assam they gradually became Hinduized, and their kings finally adopted Hindu names and titles. They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in the beginning no heavenly bodies, air or earth, only water everywhere, over which at first hovered a formless Supreme Being called Pha. He took corporeal shape as a huge crab that lay floating, face upwards, upon the waters. In turn other animals took shape, the last being two golden spiders from whose excrement the earth gradually rose above the surrounding ocean. Pha then formed a female counterpart of himself, who laid four eggs, from which were hatched four sons. One of these was appointed to rule the earth, but died and became a spirit. His son also died and became the national household deity of the Ahoms. The origin of mankind is connected with a flood legend. The only survivors of the flood, and of the conflagration that followed it, were an old man and a pumpkin-seed. From the latter there grew a gigantic gourd. This was split open by a thunderbolt, the old man sacrificing himself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se who were inside, and from it there issued the progenitors of the present races of men, beasts, birds, fishes and plants. The kings claimed independent divine origin.
The religion and language have both died out, being only preserved by a few priests of the old cult; but even among them the tradi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language has been lost. The Ahoms had a considerable literature, much of which is still in existence. Their historic sense was very fully developed, and many priests and nobles maintained bia-ran jis (i.e. " stores of instruction for the ignorant"), or chronicles, which were carefully written up from time to time. A few of these have been translated, but as yet no European scholar possesses knowledge 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to study these valuable documents at first hand.
The Ahom language is the oldest member of the Tai branch of the Siamese-Chinese linguistic family of which we have any record. It bears much the same relationship to Siamese and Shan that Latin does to Italian. It is more nearly related to modern Siamese than to modern Shan, but possesses many groups of consonants which have become simplified in both. It is a language of the isolating class, in which every word is a monosyllable, and may be employed either as a noun or as a verb according to its context and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In the order of words, the genitive follows the noun it governs, and, as usual in such cases, the relations of time and place are indicated by prefixes, not by suffixes. The meanings of the monosyllables were differentiated, as in the other Tai languages and in Chinese, by a system of tones, but these were rarely indicated in writing, and the tradition regarding them is lost. The language had an alphabet of its own, which was clearly related to that of Burmese.
See E. A.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Calcutta, 1906). For the language see The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i. (Calcutta, 1906) (contains grammar and vocabulary); G. A. Grierson, "Notes on Ahom," in th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lvi., 1902, pp. 1 ff. (contains grammar and vocabulary, with specimens), and "An Ahom Cosmogony, with a translation and a vocabulary of the Ahom language,"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1904, pp. 181 ff. (G. A.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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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人 时间: 2006-11-18 21:52试翻译如下，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不吝指正。
阿霍姆人（ Ahom ），又称阿含人（ Aham ），是世代居住在阿萨姆山谷（ Assam valley ）中的掸人（ Shan ）部族，在 19 世纪初缅甸人（ the Burmese ）入侵之前曾是这一地区占优势地位的种群。阿霍姆人和缅甸及中国东部的掸人、暹罗人（ the Siamese ）同属泰族（ Tai race ）。他们的名称据信是“ A-sam ”一词的变异，其后半部分与“ Shan ”（掸，等同于 Sham ）和“ Siam ”（暹罗）一致。公元 1228 年，在苏卡帕（ Su-ka-pha ）国王的带领下，他们由东部侵入阿萨姆，以他们的名称为国家命名。公元 1228 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苏卡帕的继承者在拉金普（ Lakkimpur ）和西布萨噶 （ Sibsagar ）地区的小小疆域中维持着稳定的统治。他们的权力逐渐沿着雅鲁藏布峡谷（ the valley of the Brahmaputra ）向西延伸，而且其成果并非一成不变。在 Aurangzeb 的时代，阿霍姆的国王们控制了从萨地亚 （ Sadiya ）到靠近戈阿帕拉 （ Goalpara ）的整个雅鲁藏布峡谷，以及从环绕南部群山的地区到北部的布提亚（ Bhutia） 边境。在传说登基于 1695 年的 Rudra Singh 的统治下，王朝的权力到达顶峰。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由于国内纷争和外来入侵者的压迫，阿霍姆人的力量开始衰退。 1810 年，缅甸人被召来援助内讧的一方。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根基，他们便确立了覆盖整个峡谷的权力并推行残暴的统治，直到 1824-1825 年被英国人（ the British ）驱逐。在 1901 年的普查中，阿萨姆的阿霍姆人人口为 178,049 人。
阿霍姆人在阿萨姆保持着掸人特有的政体形式，概括而言就是以有组织的劳役体制代替课税。他们的信仰是特异的，与佛教截然不同；但在阿萨姆他们逐渐受到印度教的影响，国王们最终采用了印度化的名字和头衔。他们相信最初并没有天体、空气和土地，只有遍及各处的水，其上盘旋着被称为 Pha 的无形的创世者。他获得了巨大螃蟹般的形体，面孔朝上地漂浮在水面上。他的粪便成为逐渐上升并被海洋所环绕的大地，其他动物依次从中获得形体，最后是两只金色的蜘蛛。随后 Pha 创造了一位与他自己相似的女性，她下了四个蛋，从中孵出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被指定统治大地，却死去并变成精灵。他的儿子同样死去，并变成阿霍姆人的家庭守护神。人类的起源与大洪水的传说有关。在洪水及随后的大火中只有一位老人和一颗瓜籽幸存。瓜籽长成了巨大的葫芦，当它被雷电劈开时，老人为拯救里面的生命牺牲了自己。这就是现在人类、野兽、飞禽、鱼和植物的起源。国王们则被认为具有独立的神圣血统。
信仰和语言都已经逐渐消逝，只有少部分被一些旧信徒的祭司保留下来；即使在他们中间，语言的传统发音也消失了。阿霍姆人有相当可观的文献，其中很多依然存在。他们的历史认知是相当发达的，很多祭司和贵族保留了 bia-ran jis （例如“启蒙故事集”）或一次次被认真写下的历代史记。其中一部分已经被翻译，但仍然没有欧洲学者掌握足够的知识来研究这些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珍贵文献。
阿霍姆语是我们所知的汉泰语系（ Siamese-Chinese linguistic family ）台语支（ Tai branch ）中最古老的成员。它与泰语及掸语之间的关系就像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相对于现代掸语，它更接近现代泰语，但拥有很多组在泰语和掸语中都已经简化的辅音。它是一种孤立语，每个词都是单音节的，而且可以根据上下文及在句子中的位置被当成名词或动词使用。在词序上，所有格跟在所支配的名词后面，而且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与时间及地点的关联由前缀而非后缀体现。就像其他台语支语言和汉语那样，这种语言用音调来区分单音节词的不同含义，但在书写时却不加以区分，而且与此有关的传统已经遗失。阿霍姆语有自己的字母表，其字母表和缅甸语有明显的关联。
（参考文献略）
作者: 抚河源 时间: 2006-12-5 14:45印度的民族政策好吗?中国的少数民族要多发表评论,这有助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改善. 作者: lilang 时间: 2006-12-7 17:29印度有没有我们僚人啊？
问一下下
作者: 钦明文思 时间: 2006-12-28 23:33印度的民族政策？不太了解，只知道印度的民族流血冲突很多，好几任总理都是因为这个被干掉了。
说起来印度和印尼如果不是英国佬，根本不可能各自成为一个国家的，可如果不是英国佬的均势政策以及分而治之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冲突也不会有这么多的
作者: 山级公路 时间: 2007-2-26 23:10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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