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缩中的中原王朝：明朝 - 僚人家园

既然边疆领土没有用，那么清政府把那些土地割让出去就应该是合理的啰，把那些没用的领土割了不就“实际”了吗？

但你在批判清朝的时候，怎么又把清政府的割地作为一大罪状来提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搞错了吧！清政府割让新疆西藏蒙古我没有意见，不过他割让台湾琉球辽东我就有意见，那是汉地。

琉球的原住民是福建迁过去的，史书有记载的，台湾自古是中国之领土，不容分裂。

日本人之中，倭人的成份也有越人耶，是從吳越與及舟山群島一帶移居日本的，那日本人也是中國人乎？

台灣是中國領土沒有人會有異議的，不過就不是自古啦，而是康熙平定之後耶。

明、清时期，我国与亚洲、欧洲各国在乐舞的交流方面，日益频繁。在日本，明清乐舞曾风靡一时。明清允许琉球、泉州互市，史书记载琉球的察度王已向中国朝贡，琉球人尚汉学。1392年派人来北京国子监学习，此后继续不断。康熙五十八年，琉球人正议大夫杨联桂葬于通县张家湾，同年福建三十六姓移民到那霸久米村定居，传授航海和造船技术，同时带去中国《龙舞》和《狮子舞》，《大鼓凉伞》。《续文献通考》卷120载，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琉球宫中为陈侃使琉球举行宴会时令四夷童歌夷曲，为夷舞，以侑觞，伛偻曲折亦足以观。陈侃著有《使琉球录》。明、清两代自公元1404年至1866年460年间，有20次册封使乘御冠船（船头似冠形）从中国到达琉球。中国使节带去的乐舞，戏曲如《姜诗》、《王祥》、《风筝记》、《昭君和番》等，见明姚旅《露书》及《琉球人座乐并跃图》，后者保留有《风筝记》（清，李渔作）、《和番》、《借衣靴》和其他音乐舞蹈节目。

琉球人则为迎接中国使节而准备大型乐舞《御冠船踊》。清人徐葆光康熙六十年为册封琉球国使，著有《太平传信录》，他亲眼得见由玉城朝熏任总导演的节目，这些乐舞在琉球宫廷中秋宴和重阳宴上演出。先有老人歌谣舞蹈，次为着彩花衣服的童子舞。如《团扇曲》（六童舞）、《笠舞曲》（四童舞）、《兰花曲》（三童舞），总名为《太平歌》。其中《老人舞》、《团扇舞》、《笠舞》一直保存到现在。当时所演戏曲《鹤、龟二儿复父仇》，现在仍在上演，名为《二童敌讨》。

明、清与日本的乐舞交流由宫廷移向民间，明末魏之琰曾去日本长崎上京宫廷演唱明代流行歌曲，很快传到民间，受到热烈欢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日本芸香堂刊印了工尺谱。清代俗曲也传入日本，因而“明清乐”风行日本全国。像《九连环》等江苏民间歌舞也传入日本，歌词首句为：“看看兮，赐奴的九连环。”日本则改为《看看踊》，先由男性演出，后又改用女性来演（日本町田嘉章《日本歌谣的复原》）。后因歌舞为男女爱情内容而遭禁止。

明、清与高丽的乐舞交流也甚为频繁。明宫廷有《高丽国俳》，清则设《朝鲜国俳》，明景泰五年（1451年），朝鲜李朝文宗元年撰修《高丽史·乐志》，书中记载了中国传去的“唐乐”《献仙桃》、《五羊仙》、《抛球乐》、《莲花台》、《春莺啭》等。明弘治六年（1493年），朝鲜李朝成宗二十四年，音乐家成伣编《乐学轨范》，为《高丽史·乐志》的补充。清光绪十八年和二十六年（1892年、1901年），朝鲜李朝轨议厅又陆续刻了《进馔仪轨》和《进宴仪轨》两本大书，中朝乐舞交流具体节目赫然在目。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交好，海上则与琉球、朝鲜、日本交好。明代沙州（敦煌）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于洪武二十四年即派使臣来朝献名马和璞玉（《明史·西域传》）；远在撒马尔罕（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一带）的蒙古驸马帖木儿也派使臣来献马匹、骆驼、照世杯等，其后人母撒为蒙古可汗时还来献狮子，仅撒马尔罕就有27人不断来明王朝朝贡。因之，明宫廷的《九夷进宝队舞》和《胡人戏狮子》，都是有生活根据的。

台湾历史
中国有超过4千年的文字记载历史，而记载台湾岛的文献距今1700年，那是三国时期吴国人沈莹对东南沿海风土人情的记录，书名为《临海水土志》。公元7世纪隋朝政府派万余人渡海去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居岛上，成为大陆到台湾的又一批居民，虽然此前800余年，中国沿海百夷部落有人登岛，先后与该地波里尼西亚岛族人混血成为台湾土著。　　12、13世纪中国的宋朝和元朝已经在台湾岛链中的澎湖岛设立行政机构，将台湾岛纳入行政治辖和版图。14、15世纪中国沿海出现了有组织的海盗与政府对抗，郑氏家族一度占据台湾岛，成为海盗集团主力，后被政府招安成为明朝沿海贸易官员，扮演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贸易的中介角色。 17世纪初，荷兰海盗以欺骗手段登陆台湾，在台南港建立军事城堡，此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又用传教方式在台湾南部、北部的中国人居住地建立农场，殖民扩张。1662年郑成功率领明朝海军力量驱逐了荷兰殖民者，设立承天府，全面治理台湾岛。这种承天府的治理直到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变为福建省的一部分，1714年清政府派人到台湾测绘地图，以后一直将台湾岛视为“东南沿海七省之门户”。　　19世纪以后，列强以武力对东亚各国胁迫开关，中国、日本的海港城市先后遭到英国、美国舰队和登陆部队的侵略，其后中日两国采取“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军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自保。1871年，维新后的日本派出伪装成渔民的武装人员登上台湾岛东部，遭到土著居民抵抗，日本借机威逼清政府让出对硫球岛政权的保护权，并对台湾提出领土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后，为了巩固台湾岛防御，清政府增加对台湾岛的移民，并在1885年正式成立了台湾省，派出刘铭传治理台湾，刘任内铺设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条输电线路，建立了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电报局，台湾工商业兴盛，现代教育发达，成为当时清政府“洋务运动”中最为先进的一省，为台湾日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当时的记者报道，全省“哭声震天”，鸣罗罢市，清政府官员也纷纷留守原职，与当地驻军、民众一道拼死抵抗日本军队的占领，大陆东南沿海人民也出钱出力出人参加抗日斗争，以后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近60万台湾同胞因反抗日本占领，牺牲在日本的屠刀下和监狱中。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为了抵制日本殖民统治，林献堂代表的势力运用议会抗争方式争取做中国人的权力，而蒋渭水等知识分子和教师也用报纸和图书的中文写作和陈述中国历史，向台湾同胞弘扬中国人的意识。　　日本殖民统治者竭力建设台湾的目的，是让这个富庶岛屿充当它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扩张的跳板。日本统治期间从台湾掠夺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台湾工人工资仅仅是日本工人工资的七分之一，大量的木材、煤炭、矿产、钢铁、蔗糖、大米运往日本。日本甚至将台湾土著人视为野兽，使用铁丝网圈围其居住地，并使用迫击炮和毒气弹对其反抗进行种族灭绝。日本教育台湾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驯服的奴隶，日本人从来就不允许台湾人报考大学的政治、法律类，只能学工科和医科，成为日本人的工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台湾实施高压统治和类似希特勒纳粹文化的“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同胞改掉中国人姓名、放弃语言和效忠日本天皇及军国主义，而李登辉家族和辜敏宽家族就是日本政策的最好服从者和继承者。日本还征调大批台湾青年加入日本侵略大陆和东南亚的军队，甚至参与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及澎湖列岛依照中、美、英签署的《开罗宣言》和中、美、英、苏签署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归还中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当时在台湾的西方记者报道说，台湾岛到处是鞭炮和欢声笑语，到处张灯结彩，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自己又重新成为中国人，他们流着欢喜的泪水，祭告祖先亡灵，庆祝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近代以来，台湾同胞经历的历史和中国大陆同胞所经历的一样，都深受列强殖民侵略的苦痛，同时台湾同胞也与中国大陆一道艰苦地抗争，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在经历了历次战乱之苦后，两岸同胞都认识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分离的历史，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殖民的结果，完全是中国长期衰弱和内乱的结果。中国的统一，不仅是民族复兴的标志，更是两岸中国人走向全面现代化必须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明朝就是沒有對琉球進行移民或駐軍，故琉球沒有真的受明朝所控制，而明朝滅亡之後，琉球也承認清朝繼續明朝的正統性，向清廷朝貢耶。

[7月10日讯]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在古代曾被称为“夷洲”、“琉求”。据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称：夷洲在临海郡（即今浙江宁海往南一带）东南两千里，由此可以确知“夷洲”即今日台湾。《元史·琉求传》（二百十卷）中写道：“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可见，琉求即指台湾。历史上，“琉求”还被写作“流求”、“琉球”等。明代，台湾被称作“鸡笼”，并已开始使用“台湾”这一称呼。当时的“琉球”指现在的琉球群岛。在明代，琉球群岛不属日本，有自己的政权。详见《明史·鸡笼传》和《明史·琉球传》。　　三国时，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详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当时孙权的这支部队在台湾驻扎了一年时间，后因军士水土不服才返回大陆。详见《临海水土志》。这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政权统治及驻军记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宗主权属于中国。　　《隋书·流求传》载：公元６０７年、６１０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是中国军队第二次来到台湾。　　《元史·琉求传》载：元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冬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礼部员外朗，阮鉴金部员外朗，并给银符，往使琉求。这就是忽必烈派人到台湾宣抚的记录。　　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并课税。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　　明代，日本曾企图进攻“鸡笼”，琉求国派使者通知中国防备。《明史·琉求传》载：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台湾位于大陆与琉球之间，从这里可以看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是琉球的领土。　　明朝在澎湖驻军。《明史·兵三》中记载：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　　明朝中叶，福建巡抚黄承玄基于当时倭寇侵扰中国，提出要加强澎湖防卫，并随时察视台湾。当时台湾北部的居民主要居住在鸡笼和淡水两个渔港，为防御的重点。详见《明经世文编·黄承玄》。　　1603年，沈有容率军到台湾，驱逐倭寇。详见《东番记》。　　明末，盘踞在台湾的海盗郑芝龙降明。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郑芝龙从福建向台湾移民。郑芝龙是郑成功的父亲。详见《赐姓始末》，黄宗羲著。　　以上历史，都是台湾在被荷兰人侵占前的历史。荷兰政府不是统治台湾的第一个政府。早在三国，台湾就是东吴的统治下，说孙权到台湾当海盗毫无依据。孙权的部队从台湾带回原住民，并不能说明中国对台湾没有主权，也不是做海盗的依据。荷兰人才是入侵台湾。台湾的宗主权属于中国，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就连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城日记》中也说：“台湾原是中国皇帝的领土，是我们和中国签了协定，才可以在这里通商。这个协定并不是和中国政府签的，而是和驻福建的军方、衙门签的，是他们默许的。”正因为这个协定的不正规，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史书中看到这个“协定”的名称。　　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台湾在清代建省。

中國歷史資料也說明，古時確實有中原人士到過台灣，不過並沒有設行政區或控制，就好像漠北一樣。

在台灣留下血裔，即使已經成為中原人民也好，跟在朝鮮及日本的一樣，有甚麼問題呢？古時吳越也有人移居日本耶。

宋元跟明朝一樣，控制與及設立行政區的，都只是澎湖而已，台灣乃化外之地，所以明朝叫荷蘭人不要搞澎湖，到台灣耶。

東吳孫權到台灣抓壯丁，就好像高句麗在河北抓漢堡壯丁一樣，那東漢又是高句麗領土乎？

1622年荷蘭人首先來到澎湖，卻被中國的明朝驅逐。明王朝認為澎湖是王朝的領土，臺灣因為遠離中國，是化外之地，不屬於中國領土,所以准許荷蘭到臺灣。因此，1624年荷蘭人轉而佔據了臺灣（安平）。西班牙人看到荷蘭人佔據了安平，感到不安，唯恐西班牙的船隻，從菲律賓北上到日本的航線，會被荷蘭人切斷。所以，西班牙人乃在荷蘭占領臺灣之後的1626年，率軍佔領臺灣北部的基隆, 1629年再佔滬尾（淡水）。臺灣南部乃被荷蘭人佔領，北部被西班牙人佔領。這兩個國家，彼此之間互相爭奪海上霸權，荷蘭人最後在1642年趕走西班牙人，成為臺灣島上的唯一霸主。歐洲海權國家勢力的興起與衰微，也改變了整個臺灣的歸屬。

你的证据：“明王朝認為澎湖是王朝的領土，臺灣因為遠離中國，是化外之地，不屬於中國領土,所以准許荷蘭到臺灣。”不就某个三流教授私下的言论而已，论据不如我充分。我虽然不能找到原文，但显然更具有真实性。

荷蘭想在遠東建立基地，想佔領澎湖，被明朝海軍趕走，想佔領澳門又被葡國趕走，最後到台灣，為何明朝沒有任何行動包括口頭抗議呢？中國史書也沒有記載。因為明朝只是佔有澎湖，台灣不屬明土耶。當時琉球也向明朝貢耶。

顯示更具有真實性的，就是中國歷代王朝都不把台灣視為領土，若果不是施琅堅持而康熙出兵的話，說不定現在台灣已經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華人國家呢。

呵呵，阁下又在转移话题了。我说的是你有卖国思想，至于你有没有“资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不能因为你实际上卖不了国，就不去批评你头脑中的卖国思想吧。

毛主席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我只不过希望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已，这样，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拖累了，国土大未必就好，房子大了打扫卫生不也困难吗？日本，韩国都是小国，欧洲各国也是小国，但不是挺好吗？

朝鮮及越南沒有被中原大一統，那韓國人及越南人都很幸運乎？

当然幸运,实际上汉人也不想要他们,对汉人的中原王朝来说也是好事.

古人干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人应该向前看,鉴于汉人在民族地区地位低下,我当然知道这是中央政府为了所谓的大一统,所谓的民族团结,以牺牲汉人利益干的蠢事而已,不如给汉人和少数民族以实际的利益,比如少数民族地区完全自治,不过在汉人聚居区实行汉人自治,中央在民族地区保持强大的武力以保护汉人的生存权就可以了.

说的好，实际这也避免了汉人在民族地区二等公民的命运，特别还要支援建设落后地区，而汉人没有任何好处，汉人就是好面子而不注重实际利益。

当今世界上，完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已经很少了，即便是历来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欧洲各国，其实每个国家也都已经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族群长期定居了。民族融合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世界的普遍趋势。要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恐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吧。

国家的领土有多少是由历史决定的，跟“好不好”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国家的领土虽然很小，但我不会说它不好；同样，一些国家靠侵略扩张攫取了邻国大片土地，使自己的版图大为扩展，但我不会说它好。

如果阁下坚定地认为国土大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建议阁下去劝说俄罗斯和美国将它们在历史上侵吞的别国领土物归原主，这可将是大功劳、大贡献啊。

土耳其在三十年代，实行了召回在希腊的土耳其侨民，并要求境内的希腊人回到希腊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国内也减少了许多麻烦。

小国就一定富裕吗？非洲也有很多小国，它们可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哟。

此外，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比较富裕，是因为它们的国土面积较小吗？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近年来日本出现了对外扩张的趋势，而韩国人也孜孜以求地论证中国的东北是韩国的“领土”呢？难道日本人和韩国人过好日子过腻了，于是想通过扩大国土面积来使本国的富裕程度降低呢？

资产分为两种：优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经营国家就和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对于优良资产应该留下，而不良资产应该剥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甩开包袱，快速发展。

东北是满洲人杀戮汉人的赔偿，现在已是优良资产，没有抛弃的理由。蒙古国也应该向中国进行道歉和赔偿。

我国目前还不富裕，这主要是历史造成的，跟我国的国土面积没有关系。一些小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富裕，这与它们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跟它们的“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原来阁下看问题只顾表面现象，看到世界上有一些富裕的小国，就主观地认为国小一定民富啊。

汉、唐时的中国和当代的美国是“大国富民”的典型代表，不知阁下是否也很讨厌呢？

你不觉得汉族担负了太多的包袱吗？中国为了面子上的统一，宁肯汉人成为国内的二等公民，如果这样，这种面子撕破也好。

同意，跟国民的精神和国家的文化有关，汉是开拓的，唐开放，宋平等和平，相对而言，晋，元，清都有压迫和特权阶层存在，相比而言，元最差，清次之。元朝的特权阶层没有文化，清朝也有不少八旗子弟，晋虽有士族，但是文化各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

割让外东北当然不应该，那块地是很好的地，其他地方就无所谓了。

阁下不是希望“小国富民”吗，怎么对那块蛮荒之地那么有兴趣呢？再说，那里是你们所说的“野蛮民族”的摇篮，要那块土地岂不会破坏“汉地”的纯正？哈哈……

最后顺便问一下：您判断一块土地“好”或“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希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方，大概于19世纪20年代独立，其他巴尔干国家也相继与其后独立。

楚国曾经被秦帝国统治，按阁下的意思，身为楚人的在下是否有义务投身于“楚国独立运动”呢？

不過在法國殖民時期，卻有大量華人甘願當二等公民，移居越南耶。

在陳勝吳廣起義之後，反秦最積極的就是楚國人耶，楚國人劉邦都是撿項羽的便宜，最後建立了漢朝耶。

　　雅典最有特色的街区竟是外族统治时期的遗产，最有特色的饮食也来自那个“含羞受辱”的时代……

　　任何一个初次到访雅典的游客，一定会对城市布局的大而无当、交通之混乱、建筑之粗陋留下深刻印象。跟地中海的其他历史名城如罗马、开罗、伊斯坦布尔等相比，雅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存在一个完整、大规模、有历史特色的中世纪旧城，除了卫城和19世纪以来逐渐发掘出来的其他古希腊、罗马遗址外，拜占廷时代以后的中古遗迹在雅典很少见，而且全都湮没在难看的现代建筑中间，缺乏清晰的历史文脉。这种情形，决定了雅典无法像伊斯坦布尔、罗马那样，以整个旧城为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入册”的仅是一座卫城而已。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回顾雅典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雅典的黄金时期，当时雅典人口总数大概有25万，自由民的人数还远小于这个数目，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这样的规模算是比较适度的，符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城邦的基本要求———“自给自足，人人都生活在相互可望及之地”。　　其后，从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时代到罗马、拜占廷时期，雅典总的趋势是持续衰落，尤其是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之后，君士坦丁堡占据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位置；从15世纪拜占廷帝国灭亡至19世纪希腊独立，雅典受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400年之久，沦为一个地方小城。　　拜伦在1811年首次来到雅典，其时雅典仍处于土耳其治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一座嘉布遣会修道院下榻。海米吐斯山在我前方，卫城在我背后，右边是朱庇特神庙，左边是雅典城。”这里所说的雅典城，涵盖范围仅是卫城南麓面积不大的一片土耳其式街区，现在称作“普拉卡”。拜伦写下《哀希腊》时，雅典只有一万左右人口，其中希腊族占一半，四分之一是操希腊语的土耳其穆斯林，另外四分之一包括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非洲人和所谓“法兰克人”———西欧侨民。当时的雅典城以卫城山冈为中心，建有一道城墙，绕墙走一圈仅需45分钟。　　现在的普拉卡保留了奥斯曼时代的街道布局，道路弯曲狭窄，多是石板路面，不通汽车，倒很适合步行。普拉卡有第欧根尼路、色诺芬路、哈德良路和雪莱路，这些街名使人想起雅典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经历过的一些时代，以及经历过雅典的一些人。但谁能想到，这片雅典最有特色的街区竟是外族统治时期的遗产，雅典的一些特色饮食如旋转式烤肉、藤叶卷、土耳其咖啡，也是来自那个拜伦称之为“含羞受辱”的时代？

法国殖民时期华人在越南应是三等公民，法人一等，越南人二等。

但是当时移居越南的华人首先考虑生存，在越南可以过得比在当时的闽粤两省强，对于政治地位还顾不过来注重。

法國殖民時期在印支半島的華人，包括越南及柬埔寨的，都是僅次於法國人的二等公民，他們掌握了大部份的財富，直至越南人反抗法國殖民之後，形勢才改變了。